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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日益壯大，左翼文藝運動的迅速發展，這固然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傳播，科學的真理為更多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所掌握；同時，也和廣大群眾在民族危机下不斷覺悟這种政治形勢的發展有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逼的武裝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在國民党反動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鼓勵下，日本侵略軍在短短几個月內，就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又發動了上海戰爭。上海停戰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以溥儀為傀儡，扮演了偽“滿洲國”的丑劇。一九三三年更進兵山海關，威脅平津，企圖控制華北各省。國民党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內”為煙幕，對外屈膝退讓，對內加緊鎮壓一切革命活動和愛國運動，并對革命根据地進行瘋狂的軍事“圍剿”。面臨著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左聯”在“九一八”后的第八天，就發表了《告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民眾的文化組織書》(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28日)，呼吁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接著又以《告無產階級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的青年》(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的公開信形式，號召革命文藝工作者以文藝為武器打擊侵略者，“同著工人的盒子炮和紅軍的梭標槍炮，奮勇的前進”。在同年十一月公布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中，把“在文學的領域內，加緊反帝國主義的工作”、“作家必須抓取反帝國主義的題材”等要求放在首要地位。盡管這些文告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革命任務的分析有不夠准确的地方，但反映了革命作家強烈的抗日救國要求。在全國抗日浪潮的推動和“左聯”的具体組織下，許多作家參加了抗日的宣傳活動，并積极創作以抗日為題材的作品。《文藝新聞》、《十字街頭》等刊物都以反帝抗日為主要內容。《文藝新聞》在“一二八”戰爭中出版了戰時特刊《烽火》，激勵上海軍民的斗志。不少革命作家加入“中國文化界反帝聯盟”組織，并起著核心的作用。隨著愛國浪潮的不斷擴展，在文壇上出現了各种服務于民族解放斗爭的文學口號：“革命戰爭的文學”(注：瞿秋白(發表時署名同人)：《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左聯”出版的小冊子《文學》，1932年3月)、“革命民族戰爭的大眾文學”(注：《文藝新聞》社評：《榴花的五月》，1932年5月2日)、“民族革命文學”(注：茅盾：《“五四”与民族革命文學》，《文藝新聞》，1932年5月2日)、“民族的革命戰爭文學”(注：丹仁(馮雪峰)：《民族革命戰爭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到一九三四年，周揚介紹了蘇聯的“國防文學”，并認為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今日”，“國防文學”就是“目前中國所最需要的”(注：《國防文學》(署名“企”)，《大晚報·火炬》，1934年10月27日)。這些口號雖沒有引起廣泛注意或者討論，卻共同地反映了革命作家要求抗日并用文學武器進行配合的強烈愿望。 一九三五年，包括日本軍閥在內的國際法西斯勢力日益猖獗，戰爭迫在眉睫，和平深受威脅，共產國際于八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季米特洛夫作了重要報告，提出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口號。在此影響下，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体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主張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個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因為紅軍尚在長征途中。同年十月，紅軍胜利地完成了長征的任務。十一月，工農民主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又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再一次主張成立統一戰線。在党的領導和號召下，全國抗日救國運動蓬勃發展。當國民党在日本武力訛詐下企圖進一步出賣華北時，以“一二九”運動為新起點，北平、上海以及全國各地出現了惊天動地的反帝抗日的風暴。 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的瓦窯堡舉行會議，決定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會后，毛澤東同志根据中央決議的精神，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极其深刻地闡明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對在抗日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作了完整系統的分析，著重地指出了共產党在統一戰線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說明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既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和革命急性病，又反對右傾机會主義。党和毛澤東同志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也促使統治階級內部在抗日問題上不斷分化。以工人、農民、紅軍和革命小資產階級為主力、包括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分子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在醞釀之中。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文化界統一戰線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在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先后成立，分別發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內戰、武裝全國民眾、保護愛國運動等政治主張，并號召全國文化界聯合起來，以各种實際行動，促進全國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 在群眾愛國浪潮不斷掀起的形勢下，許多不同階層、不同思想傾向的文藝工作者，一致表示了要在抗日旗幟下聯合起來的愿望，又一次紛紛提出“民族自衛文學”、“國防文學”、“救國文學”、“民族的革命文學運動”以及“非常時期的文學”等文學上團結抗日的口號。這時，已經失掉了和中央聯系的上海文藝界党組織的負責人，從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從共產國際的机關刊物《國際通訊》上，讀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報告《法西斯的進攻与共產國際的任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大會上的發言《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与共產党的策略》(即《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他們根据這些文件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正式提出“國防文學”作為文學運動的中心口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肖三給國內寫信，認為“普羅文學”的口號造成關門主義，提出解散“左聯”。這封信通過魯迅轉給了“左聯”党組織的領導人。魯迅認為，“左聯”不必解散，它可以作為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核心繼續存在；如要解散，亦應發表宣言。“左聯”的一些領導人出于种种考慮，未能充分尊重魯迅的意見，在一九三六年春解散了“左聯”，沒有發表宣言。但革命作家在總結左翼文學運動的歷史經驗時，一致肯定了提倡“普羅文學”以來的巨大成就。 由于“國防文學”口號反映了人民愛國的要求，提出后引起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重視。許多作家發表文章，初步闡述“國防文學”提出的現實基礎与精神實質，并相繼出現了“國防戲劇”、“國防詩歌”、“國防音樂”等口號。在創作上也有新的收獲。《文學》、《光明》、《文學界》等刊物上，陸續刊載和推荐了不少“國防文學”的作品，中國詩歌會還出版了“國防詩歌叢書”。 “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發表《評“國防文學”》、《再評“國防文學”》、《我們現在需要什么文學》等文，從“左”的觀點出發，抹煞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要求，否認在中國有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也反對文藝界在抗日旗幟下的聯合。他指責“國防文學”提倡者是“資產者的辯護士”，“陷在愛國主義的污池里面”(注：《我們現在需要什么文學》，《新東方》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29日)。當時從國際到國內，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對建立反帝統一戰線，誣蔑革命力量，徐行的觀點實際上附和了這种思潮，因此遭到革命作家的駁斥。周揚的《關于國防文學》、郭沫若的《國防·污池·煉獄》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條件下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作家團結起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說明革命作家的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指出徐行實質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批判徐行的過程中，“國防文學”的倡導者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主張。周揚在《現階段的文學》(注：《光明》第1卷第2號，1936年6月)一文中，簡約地回顧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學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作用，接著指出：“國防文學就是配合目前這個形勢而提出的一個文學上的口號。它要號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線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都來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同時，周揚認為，統一戰線內部“斗爭并未終熄”，“革命文學應當是救亡文藝中的主力”(注：《關于國防文學》，《文學界》創刊號，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國防文學”創作的基本內容發表了意見，他認為“這是喚起民眾對于國防注意產文學。這是暴露敵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學。這是排除一切自餒的屈伏的漢奸理論的文學。這是宣揚民眾救國熱情和英勇行為的文學”(注：《需要一個中心點》，《文學》第6卷第5號，19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認為“國防文學”的創作內容“應該是多樣的統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這儿應該包含著各种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于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倀的東西”(注：《國防·污池·煉獄》，《文學界》第1卷第2號，1936年7月)。“國防文學”主張者還著重地說明，這种文學同鼓吹反蘇反共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是尖銳對立的，而同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文學也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根据當時抗敵斗爭的任務，他們雖然強調創作抗日救國的文學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國防文學運動并不排斥不寫或少寫抗日題材但贊成抗日的作家。 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歷史轉折關頭，“國防文學”的某些倡導者還不能充分認識階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辯證關系，因而也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觀點。有的以“國防文學”口號划線，提出“國防文學的聯合戰線”(注：黃俞：《新的形勢和文學界的聯合戰線》，《文學界》第1卷第3號，1936年8月)；甚至斷定’從今以后，文藝界的各种复雜派別都要消滅了，剩下的至多只有兩派：一派是國防文藝，一派是漢奸文藝”(注：《文藝界的統一國防戰線》，《生活知識》第1卷第11期，1936年3月20日)。有的人看到民族矛盾上升而低估國內的階級矛盾，盲目樂觀地認為“這里沒有這樣的問題；誰統一了誰”(注：《論兩個口號》，《文學界》第1卷第3號)。也有人錯誤地提出：“普洛不應挂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注：徐懋庸致魯迅信)，“‘領導權’并不是誰所專有的，各派的斗士，應該在共同的目標下，共同負起領導的責任來”(注：新認識社同人：《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新認識》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馮雪峰奉党中央之命，從陝北革命根据地來到上海，他向魯迅傳達了瓦窯堡會議的精神。“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見”(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魯迅、茅盾、馮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本來，這個口號作為統一戰線中左翼文學的口號，可以与“國防文學”互相補充，并行不悖。雙方認識上的一些差异，也完全可以通過討論，逐步統一起來，推動文藝界抗日救亡的工作。可是，胡風首先以個人名義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注：《文學叢報》第3期，1936年6月1日)一文中提出這個口號。他既沒有正确解釋新口號的內容和說明這個口號產生的具体經過，又避而不談它与已經風行于文壇的“國防文學”的關系；字里行間，還存在著把兩個口號對立起來、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代替“國防文學”的意思。知道事情經過的芭盾當時就指出：“曾在魯迅先生處听得了這口號的胡風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來与‘國防文學’的口號對立”，“有意無意地曲解了魯迅先生的意思”(注：《關于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文學界》第1卷第3號，1936年8月10日)。魯迅也批評胡風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由于胡風的這种行動，也由于雙方認識不一致并有著宗派主義，終于爆發了兩個口號的激烈的論爭。 在兩個口与論爭中，魯迅先后發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文章，對文藝界的抗日救亡運動提出了精辟的意見。魯迅熱烈擁護中國共產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生動有力的駁斥了托派對党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攻擊和誣蔑。魯迅指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地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党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立場。”在這里，魯迅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一口號本身在文學意義上的不明了性，正确在說明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關系，而且針對左翼文學隊伍中有的人忽視、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錯誤，特別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意義。魯迅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標幟”的意見，批評了“國防文學”某些擁護者狹隘的小團体思想，也批評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某些擁護者在理論解釋上的關門主義觀點。他說：“文藝家的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与‘漢奸文學’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在魯迅看來，提出“國防文學的聯合戰線”或“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下聯合起來”，都是不正确的。 魯迅全面地解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与“國防文學”的關系，指出“國防文學”是“目前文學運動的具体口號之一”，這個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听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的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于抗日運動有利益”。至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內容”；它“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魯迅鄭重地指出，“國防文學”口號應當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并存”，他“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魯迅還建議不要“喊口號，爭正統”，“而在實做”，以便在共同目標下聯合起來。 魯迅關于兩個口號的正确解釋，得到許多作家包括提倡“國防文學”作家的擁護。茅盾認為，魯迅關于兩個口號“之非對立的而為相輔的”這种解釋，廓清了人們由于“二口號之糾紛所惹起的疑惑”(注：《關于〈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文學界》第1卷第2號，1936年7月10日)。茅盾主張：“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是現在左翼作家創作的口號！二、‘國防文學’是全國一切作家關系間的標幟！”(注：《關于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文學界》第1卷第3號，1936年8月10日) 兩個口號的對象、范圍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愛國的、共同對敵的口號。正因為如此，階級敵人對兩個口號雖然或歪曲，或利用，但都采取了反對的態度。他們說：“左翼作家所倡導的‘國防文學’，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与所謂‘人民陣線’，均系以宣傳抗敵為煙幕，以挑撥人民對政府發生惡感為手段，以鼓吹階級斗爭為目的，其毒害人心，為禍社會，良非淺鮮。”(注：《文學与民族精神之關系》，《浦聲周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 三十年代中期的這場爭論是革命作家內部的論爭，但當時卻形成了几乎對壘的形勢。《光明》、《文學界》等刊物主要發表“國防文學”口號的文章；《夜鶯》、《現實文學》等刊物主要發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文章。擁護“國防文學”口號的作家，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發表《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作家，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出現了“兩個陣容，一條戰線”的不正常的狀況。當時參与兩個口號論爭的文章很多，除論爭中心上海之外，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東京均有反響。根据對三百多种報刊的不完全統計，發表的有關文章達四百八十篇之多。論爭的問題除關于兩個口號的优劣外，還涉及到文學創作要不要以抗日為中心題材，要不要提倡進步的創作方法，如何團結中間階層作家，創作自由和批評態度等問題。 發生在新的歷史轉折關頭的這場論爭，擴大了文藝上抗日救亡運動的聲勢和影響，加深了作家對文藝為抗日斗爭服務的認識，宣傳了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進一步明确了文化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批判了“左”的宗派主義和開始出現的右傾苗頭，討論了文學運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促進了抗日救亡形勢下文藝創作的發展，因而具有明顯的積极作用。但是，正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論爭雙方的某些文章夾雜有無原則的意气之爭和小團体傾向，也不免分散了力量，影響了團結，妨礙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早日形成。很多文藝工作者和群眾感到兩個口號的基本精神沒有分歧，重要的是更快地以實際行動投入日益緊迫的抗日斗爭。他們希望早日結束革命文藝界內部的論爭，有的刊物上發出了“作家們！更進一步的握手吧”的呼聲，表示“希望參加兩個協會的會員們自動的起來做這种合并的活動”(注：《作家們！進一步的握手吧》，《永生》周刊第1卷第17期，1936年6月27日)。到了九月中旬，艾思奇等提出愛國主義的新啟蒙運動，要求兩個口號停止爭論，他進一步說明：“愛國主義的文化運動完全是民主主義的性質。并且要在民主主義的精神之下結合成文化上的聯合戰線。……這是急需要積极地做起來，而且需要五四時代以來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注：《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理論的論戰太多了，就未免會成為空洞的論爭”(注：《文學論爭所得的結果》，后收入《實踐与理論》)。不久，兩個口號的爭論，逐漸緩和下來。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葉紹鈞、謝冰心、周瘦鵑、包天笑等文藝界各方面代表人物共二十一人，聯合簽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与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注：《文學》第7卷第4期，1936年10月1日)這表明兩個口號論爭基本結束和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從而為后一階級更廣泛的團結抗日，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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