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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

　　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党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相繼叛變革命。這時，中國共產党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動搖妥協傾向已經發展成為右傾机會主義路線，不敢依靠蓬勃展開的工農群眾運動，無力組織人民有效地回擊這突然的反革命襲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國民党新軍閥所實施的依然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反革命軍事專政。他們徹底投靠帝國主義，殘酷壓迫人民，執行“清党”政策，進行瘋狂的血腥屠殺。据不完全的統計，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被殺害的共產党員和革命人民即達一百万人以上。國內階級關系和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劇烈變化：民族資產階級附和了反革命，許多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也紛紛動搖和叛變。中國革命進入了由無產階級單獨領導，以農村武裝割据、實現土地革命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种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种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2頁)經過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創立了工農紅軍，在贛、閩、湘、鄂、豫等地區的農村開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分配土地給貧苦農民，發展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斗爭，粉碎了蔣介石國民党多次反革命軍事“圍剿”，使革命力量逐步壯大。在農村革命深入的同時，國民党統治區域內由中國共產党領導的文化革命，也獲得了深入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內，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影響不斷增長。進步書刊在革命失敗后最初几年白色恐怖极其嚴重的環境中，增加了出版數量，擴大了流通范圍。一九二九年前后，出現翻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的熱潮。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重要經典著作，如《資本論》(第一卷)、《反杜林論》、《費爾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當時譯為《費爾巴哈論》)、《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國家与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當時譯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帝國主義論》)、《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等，都有了中文譯本。一九三芳年起，許多革命知識分子在党的領導下先后成立左翼的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音樂家聯盟、新聞記者聯盟、電影員聯盟等組織(注：一說除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外，大多數尚系小組)，并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形成了文化革命的浩大聲勢。蔣介石法西斯政府為了配合軍事上的反革命“圍剿”，壓制革命文化運動，在文化教育領域內采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如頒布扼殺言論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圖書雜志審查辦法”，查禁書刊，封閉書店，逮捕、暗殺革命文化工作者等，同時又進行反動的文化思想宣傳：一九三芳年六月，指使御用文人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一九三四年十月，由CC分子主辦的“中國文化協會”出版《文化建設》月刊，并于次年一月十日，唆使一小撮反動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揚封建文化，以圖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蔣介石還親自出馬，從一九三四年二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運動”，大肆宣傳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蝕人民的革命意志。然而，國民党這些反革命文化“圍剿”的措施，在革命文化界的堅決回擊下，終至一敗涂地。這個時期里，一些買辦知識分子、封建知識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分子，出于階級本能，也相繼向革命文化界挑起論爭，先后有辯證唯物主義論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分期問題論戰、古史問題論戰以及文藝戰線上的多次論戰。他們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了國民党的文化“圍剿”，也同樣遭到革命文化界的有力駁斥，一一敗下陣去。結合著這些斗爭，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比較系統地批判了“五四”前后介紹到中國的五花八門的資產階級思潮和學說，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中擴大了陣地和影響，教育爭取了廣大的進步知識界。盡管國民党統治區白色恐怖彌漫，中國共產党在一切文化机构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但党還是領導了革命文化工作，堅持斗爭，粉碎國民党的文化“圍剿”，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蔣介石集團只能掌握軍權、政權、財權以及對出版物的控制權，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的領導權。
　　在整個左翼文化運動中，左翼文學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一九二八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便是這一運動的最初發端。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推動了很多作家革命化。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開始出現要求文學表現無產階級觀點、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呼聲。創造社文學主張的顯著變化，便是這种趨勢的鮮明的反映。大革命失敗后，劇烈的階級斗爭和新的革命形勢對文學藝術提出了新的要求。這時一部分參加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重新回到文學崗位上的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新自日本回國參加文學活動的青年作家如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等，以及一些原先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革命知識分子如錢杏村、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等，相繼集中到上海。他們對于文學工作不能适應現實的發展和斗爭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中國革命作家以推動和鼓舞。于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由蔣光赤、錢杏村等組成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
　　最早發表的郭沫若的《英雄樹》(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署名麥克昂)、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蔣光赤的《關于革命文學》(注：《太陽月刊》1928年2月號，署名蔣光慈)、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注：《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等文，從多方面闡述了有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主張。馮乃超、錢杏村、華漢(陽翰笙)等也分別撰文作了說明。他們根据文學作為上層建筑之一，總是隨社會經濟基礎和革命斗爭的變化而變化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出既然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者”，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便“不要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而是“歷史的內在的發展”的產物；又根据一切文學都有階級性、都為一定階級服務的原理，強調“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無產階級文學作為“階級的武器”，應該“為完成它主体階級的歷史的使命”而斗爭(注：李初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這些意見初步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產生的社會原因，也初步明确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根本性質和任務。倡導者們認為創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首要前提，在于革命作家确立無產階級立場和世界觀。他們要求大家“努力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努力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他們還指出，只有經過批判和斗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才能胜利開展。成仿吾認為：“必有批判的努力，舊的才能奧伏赫變至于新的——才有革命”(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創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文中“奧伏赫變”系德語Aufheben的音譯，意為“揚棄”)；同時革命作家也應進行自我批判，改變思想，“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有些倡導者還提出：“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即媒介，指語言——引者)接近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會思想和工農群眾的生活”(注：麥克昂(郭沫若)：《留聲机器的回音》，《文化批判》第3號，1928年3月15日)；“徒在理性方面承認革命，還不算完事，一定要對于革命有真切的實感，然后才能寫出革命的東西。”(注：蔣光慈(蔣光赤)：《關于革命文學》)創造社刊物上有的文章(如《無產階級的藝術論》)，還直接駁斥了托洛茨基在《文學与革命》一書中散布的無產階級文學根本不能成立之類的荒謬主張。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原理的思想運動。它适應于無產階級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在文學界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個新的口號，建樹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在大革命失敗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歷史轉折階段，正當知識界和文學界不少人對革命前途產生悲觀失望情緒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猶如在白色包圍的環境中樹起一杆鮮艷的紅旗，振奮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指出了前進的方向。后來成為左翼文學重要作者的殷夫、葉紫等人，都曾從這個運動中得到啟示和教育。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說明在最激進的作家中間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歷史使命。這是“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重大發展。正因為這樣，口號提出以后，很快便得到了兩個社團內外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在先后出版的《流沙》、《戰線》、《戈壁》、《洪荒》、《我們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東月刊》等雜志上，都曾展開熱烈的宣傳和討論，從而形成了盛大的聲勢。正象后來魯迅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但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不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面性、絕對性、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謂“自身就是革命”(注：蔣光赤：《現代中國文學与社會生活》，《太陽》月刊1928年1月號))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确的觀點。例如，一些文章夸大文藝的作用，宣揚文學可以“組織生活”、“創造生活”以及作家可以“超越時代”之類具有唯心傾向的說法；在強調文學是宣傳”時，忽視文藝的特征，忽視生活對創作的重要性，認為文學只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甚至公開聲稱要把藝術技巧“讓給昨日的文學家去努力”(注：以上引文分別見《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書評：〈英蘭的一生〉》、《〈同在黑暗的路上走〉附記》等文)；認為作家世界觀的改變就是從書本上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概念，以至把它看得過于容易，仿佛一夜之間就可完成這种轉變。這些錯誤和弱點，給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帶來了“左”傾幼稚病，也使倡導期的作品不僅在藝術上出現了嚴重的標語口號傾向，而且在內容上表露出明顯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色彩。
　　由于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問題認識不清楚，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時，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魯迅。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种革命的界限，將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都一概當作革命對象，聲稱“拜金主義派的群小是我們當前的敵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產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認為對魯迅、葉圣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注：以上引文分別見《桌子的跳舞》、《〈流沙〉創刊前言》、《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諸文)。之所以出現這种錯誤，除了教條式地搬用馬列主義詞句，對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缺少了解以外，同當時在党內占統治地位的瞿秋白路線以及日共福本和夫“左”傾路線的影響，也都有密切的關系。魯迅后來在分析創造社等發生錯誤的根源時曾說：“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机械的地運用了。”(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這個分析是很科學而切中肯綮的。
　　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等人發動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學陣營內部歷時一年有余的論爭。魯迅對于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持完全肯定的態度。在《文藝与革命》中，他明确表示：“一切文藝，是宣傳，……那么，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魯迅批評創造社、太陽社的，除革命形勢、革命對象等問題外，主要是他們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時离開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各各以意為之”(注：《三閒集·篇》)的地方。譬如，魯迅認為，創造社片面夸大“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注：《三閒集·文藝与革命》)，這是“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里去了”(注：《壁下譯叢·小引》)。他還反對倡導者們輕視生活、輕視技巧、“只挂招牌，不講貨色”等毛病，懇切地提出了革命文學“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注：《三閒集·文藝与革命》)這一勸告(盡管魯迅對“挂招牌”本身也有積极意義這一點有認識不足的方面)。魯迅強調文藝特征的不可忽視，指出：“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注：《三閒集·文藝与革命》)在《“醉眼”中的朦朧》、《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等文中，魯迅從階級實質上深刻剖析了創造社“方向轉換”而仍不免“有些朦朧”的原因，著重指出小資產階級作家思想改造的切實態度，在于“不怕批判自己”，而且“敢于明言”，“不要腦子里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無產階級！’”魯迅這些意見，是對無產階級文學倡導運動的极好的針砭。
　　創造社還同茅盾展開過爭論。茅盾在大革命失敗后，思想一度發生苦悶，創作中流露出消极情緒，文學主張上又比較強調表現小資產階級的痛苦，要求多為小資產階級讀者著想。他在《從牯岭到東京》等文中，批評了創造社作品存在標語口號的毛病，對革命文學倡導者的某些看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但他也認為革命文學的“主張是無可非議的”(注：《從牯岭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1928年10月)。創造社成員及時地批評了茅盾當時創作和理論主張中的不正确傾向，但認為茅盾的作品“對于無產階級是根本反對的”(注：克興：《小資產階級文藝理論之謬誤——評茅盾君底〈從牯岭到東京〉》，《創造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則又表現出了偏激的情緒。此外，創造社還同已經退社的郁達夫有過一些爭論；太陽社和創造社之間也為誰最早提倡革命文學的問題發生過爭執。這些爭論也都表露了文藝團体間的宗派情緒和門戶之見。
　　“新興階級的文藝思想，往往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注：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過程中發生的這些論爭，暴露了初學馬克思主義而世界觀尚未得到很好改造的革命作家思想上的許多弱點。正确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除了深入革命實踐以外，仍在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魯迅在論爭之初寫的雜文《扁》中，就已指出：“在文藝批評上要比眼力”，必須先挂起科學的文藝理論“那塊扁額”，“空空洞洞的爭，實在只有兩面自己心里明白”。從一九二八年夏天起，他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的翻譯介紹工作，“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注：《二心集·“硬譯”与“文學的階級性”》)。創造社作家也先后譯介了一批科學文藝論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較大規模的翻譯介紹，也是這次論爭的一個重大收獲。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從一開始起就受到形形色色反動文人的攻擊。“新月派”的紳士們標舉“健康”与“尊嚴”“兩大原則”，把革命文學稱為“功利派”、“偏激派”、“標語派”、“主義派”，說它“凌辱与侵襲”了“人生的尊嚴与健康”，因而叫囂自己“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爭”(注：《〈新月〉的態度》，《新月》月刊創刊號，1928年3月)。周作人認為把文學當作革命的工具，好比“念咒的妖法”，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無异于無聊文士之應制”(注：《文學的貴族性》(二)，《晨報副刊》1928年1月5日；《爆竹》，《語絲》周刊第4卷第9期，1928年2月27日)。侍桁誣蔑革命文學“毫無歷史的根据”(注：《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上)，《語絲》周刊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現代文化》等刊物上的一伙無政府主義者，則宣稱文藝必須由“自由人”來培植，提出什么“無階級的民眾文學”(注：見柳絮的《藝術的理論斗爭》和莫孟明的《革命文學評价》，均引自李何林編《中國文藝論戰》)。這些人打的旗號不同，販賣的全是資產階級的陳腐觀點，目的也都是反對文學為革命服務，想扼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這個新興的文學運動。這种情況引起了革命者的注意和警惕。就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展開激烈爭論的同時，創造社作家馮乃超、彭康、谷蔭(朱鏡我)等撰文駁斥了“新月派”之流的謬論。魯迅則繼《文學和出汗》、《盧梭和胃口》之后，又撰寫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等文，給他們以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對敵斗爭的形勢緊迫地要求左翼作家團結起來。党對參与內部論爭的雙方都做了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論爭基本結束。
　　一九二九年秋，党指示原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作家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員為基礎，成立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党指定創造社的馮乃超，与太陽社關系較好的沈端先(夏衍)，以及和魯迅合編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較早對魯迅有認識的馮雪峰等籌備這一工作。經過充分醞釀，一九三芳年二月十六日，魯迅、鄭伯奇、蔣光赤、馮乃超、彭康、馮雪峰、沈端先、錢杏村、柔石、洪靈菲、陽翰笙等十二人集會，檢查了原先的小集團主義、沒有很好掌握科學的批評方法与態度、放松了對于真正敵人的注意等缺點，指出今后應該努力揭露舊社會、舊思想，宣傳新社會的理想并促其實現，以及建設新的文藝理論。會上組成委員會，籌備成立左翼作家聯合組織的工作。
　　一九三芳年三月二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這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了革命文學跨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標志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党對于革命文藝事業領導的加強。出席成立會的有四十余人(當時加盟的五十余人，一部分因事沒有出席)。會上通過了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理論綱領宣布：
　　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獻給“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爭。
　　藝術如果以人類之悲喜哀樂為內容，我們的藝術不能不以無產階級在這黑暗的階級社會之“中世紀”里面所感覺的感情為內容。
　　因此，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注：載《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引文內“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作“又反對‘穩固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据當事人馮乃超回憶，應以“失掉社會地位”為准)
　　大會決定同國際左翼文藝運動發生聯系，同國內革命團体建立密切關系，成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等机构。大會討論了幫助新作家、培養工農作者、出版机關刊物等事項，為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作出了具体規划。大會還選出沈端先、馮乃超、錢杏村、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七人為常務委員。稍后，茅盾、周起應(周揚)相繼自日本回到國內，也分別參加了“左聯”的工作。
　　魯迅在“左聯”成立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他著重闡明左翼作家如果不和實際斗爭接触，只是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他指出這樣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當時不少革命作家深信自己已經無產階級化了，對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艱苦性理解不深或重視不足。魯迅的這些見解是最切實的諍言，其中包含的必須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建立和檢驗革命世界觀，更是十分深刻的思想。魯迅還說明作家決不能自以為高人一等，革命成功后理當格外受到优待。他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优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正确地說明了文學工作与勞動人民的關系，對于一些抱著個人幻想而參加革命文學運動的人是有益的針砭。此外，魯迅還分別闡述了“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戰線應該擴大”；“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等四個重要課題。長期以來，魯迅密切地注視著中國文藝界的變遷和十月革命后蘇聯作家思想的動向，并對這些現象作了深刻的分析。這篇講話系統地總結了他這些觀察剖析之所得，特別是總結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倡導時期的經驗教訓，針對當時存在的“左”的傾向，就建設革命文學的許多關鍵問題，提出精辟的意見，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和理論威力。它的重大意義，隨著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日益為人們所理解。魯迅是經歷了長期戰斗，“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注：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他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這篇講話，充分顯示了這一可貴特點。
　　“左聯”自成立后，陸續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爾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頭》、《北斗》、《文學月報》等刊物和秘密發行《文學導報》(創刊號名《前哨》)、《文學》(半月刊)等雜志，還改組或接辦了《大眾文藝》、《現代小說》、《文藝新聞》等期刊。至于由“左聯”成員出面主持編輯、出版的刊物，為數更多。“左聯”在北平和日本東京兩地設有分盟，在廣州、天津、武漢、南京等地成立小組(分盟和一些小組亦辦有刊物)，成員不斷增加，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藝青年。馮乃超曾撰文說明：只要是“能夠理解革命，理解社會變革的必然，而且積极地能替革命做工作”，“能夠在‘左聯’的旗幟下面，‘左聯’的綱領下面斗爭，他就是‘左聯’的同志”(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及“左聯”產生之歷史的意義》，《萌芽月刊》(改名《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可以看出，“左聯”正是在党領導下為了克服宗派情緒、廣泛開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它的出現對于中國現代革命文學的發展，具有特殊深遠的意義。
　　“左聯”的成立和活動，大大密切了文藝与革命的關系。它明确地宣布自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翼，同國民党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展開英勇的斗爭，使“五四”新文學的戰斗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左聯”執行了成立大會上通過的“參加革命諸團体”、“与各革命團体發生密切的關系”等決議，經常派代表參加各革命團体的活動。“左聯”還加入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成為它在中國的支部。從加入“左聯”之日起，“盟員差不多全体都有參加實際社會斗爭的決心”(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編輯后記》，1930年4月)。一些盟員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進步政治團体，更多成員從事工人運動，投身反蔣、反帝的實際革命斗爭。“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后，左翼作家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成立“中國著作家抗日會”，進行抗日反蔣宣傳。“左聯”的這些活動，宣傳了革命斗爭，擴大了革命影響。“左聯”鼓勵作家創作為革命現實服務的作品，一些刊物上還登載蘇區土地革命和反“圍剿”斗爭胜利的消息。為了使文藝作品更好地服務于革命斗爭，左翼作家開始探索文藝与群眾結合的道路，因而有了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和初步的創作實踐。
　　由于文藝工作具有很大的群眾性，也由于這一時期的革命文藝工作特別活躍，國民党反動派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迫害，也格外殘酷和險毒。就在“左聯”成立的那年秋天，左翼戲劇演員宗暉被殺于南京。翌年二月七日，左翼文化工作者李偉森(李求實)(注：李偉森不是“左聯”成員，追悼時因他与“左聯”關系密切，放在一起，后來習慣地稱“左聯”五烈士)和“左聯”成員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被暗害于上海龍華國民党警備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党特務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當場殺害詩人應修人。同年，作家洪靈菲被害于北平，詩人潘漠華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犧牲于天津獄中。各地作家和文藝青年被捕殺和監禁的，難以确切數計。魯迅長期被反動政府通緝，他的名字曾列在國民党特務的暗殺黑名單上。此外，國民党反動政府還查禁革命文藝作品，搗毀進步文藝机關等，僅一九三四年二月，就查禁文藝書籍近一百五十种，作品被國民党審查机關扣留、刪改者，更是不計其數。對進步文藝机關的破坏，自一九二九年二月查封創造社、一九三芳年四月查封藝術劇社之后，愈演愈烈，手段也愈來愈毒辣卑鄙。一九三三年國民党特務搗毀上海藝華影片公司，并恫嚇上海各電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漢、沈端先等編導的電影。湖風、北新、良友等書店也先后被封或被搗毀。在整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正象魯迅當時所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斗，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前哨》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25日)這正是“左聯”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最值得珍視的寶貴傳統。
　　“左聯”就是在這樣艱苦險惡的環境下，高舉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英勇戰斗并取得輝煌成就的。“左聯”通過有斗爭、有團結的方法，爭取了報館、書店以及別的文化机构中的成員，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在國民党反動派十分森嚴的文网統治下，“左聯”一些刊物常常變換名稱繼續出版。魯迅則發明了著名的“鑽网術”，体現了出色的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爭藝術。魯迅為“左聯”提出廣泛團結盡可能多的作家的任務，他說：“其實有一些人，即使并無大幫助，卻并不怀著惡意，目前決不是敵人，倘若疾聲厲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們的損失。”(注：致王志之，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書信集》1976年版下冊第1060頁)瞿秋白在滬養病期間(自一九三一年春夏至一九三四年初)，也曾密切地同魯迅合作，在文化文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注：中共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左聯”以魯迅為旗幟，根据“九一八”以后全國人民抗日反蔣情緒日益高漲的新形勢，采取頑強而靈活的工作方式，聯系和團結一些進步作家，使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部分地避免了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影響，鞏固擴大了自己的陣地。“左聯”原是初步克服無產階級文學倡導時期宗派主義情緒的產物。“左聯”成立后，雖然原先那种“左”的宗派情緒并未肅清，而且在王明路線占据統治地位后關門主義、宗派主義曾再度抬頭，但隨著抗日反蔣運動的高漲，“左聯”同廣大進步作家之間的聯系逐漸密切，統一戰線在一些方面有所擴大，戲劇界、電影界成績尤為顯著。這些工作，為后來愛國文藝工作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左聯”還重視理論批評工作，努力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開展了文藝戰線上兩條道路的斗爭。“左聯”一開始就特別重視文藝思想戰線上的批評和斗爭。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通過的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除有明顯的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外，也著重指出了在理論批評戰線上展開斗爭的必要性。這個時期里，革命作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克敵制胜的武器，先后跟“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動的文藝派別或錯誤的文藝主張作了斗爭。左翼作家在創作問題以及其他文藝問題的探索上，也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了比較系統的介紹和傳播。
　　与此同時，創作方面也獲得了出色的成就。在“五四”時期或稍后開始文學活動的作家，受到新的革命斗爭的洗禮，世界觀發生變化，作品的面貌也隨之有了改變。魯迅的雜感和歷史小說《故事新編》，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新的探索和進展，他的雜感在緊張的政治斗爭中更顯示了銳利的戰斗鋒芒和批判力量。茅盾的《子夜》和一些短篇，成為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蔣光赤也寫了《咆哮了的土地》等比較优秀的作品。在“左聯”的培養下，新的作家不斷涌現。他們大多是受到“五四”新思潮的沖激，逐步走上文學的道路，和“五四”新文學傳統有著深切的血緣關系。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興起以后，正式開始文學創作，給文壇帶來許多生气勃勃的作品。其中象張天翼、殷夫、葉紫、沙汀、艾蕪等人，成為當時或后來的重要作家。這個時期文學創作最顯著的變化，是出現了許多新的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和主題。革命者和工人群眾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爭，成為很多作家努力描寫的內容。作品中的這些革命者，或則在艱苦流亡的生活里堅持斗爭，或則被捕入獄，毫無懼色地面對著酷刑和死亡。反映工人生活的創作，著重揭露反動統治的罪惡和資本家的剝削，以及歌頌工人階級的反抗。隨著農村革命的深入，農村生活和斗爭的題材也逐漸進入作家的創作視野。不少作家原是來自農村，有的還參加過這些斗爭，有較深厚的生活基礎，因而在表現農村生活方面出現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它們以真實生動的藝術畫幅反映了農村貧困破產的景象，也顯示了廣大農民的覺醒和斗爭。此外，三十年代動蕩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學作品里有比較真實、集中的繪狀；“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反映人民抗日救亡要求的作品逐漸增多。所有這些作品，大多具有強烈的戰斗性、高昂的激情、充沛的樂觀主義精神，体現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左聯”時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也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點和錯誤。在政治上，無論是“左聯”決議或實際斗爭中常表現出“左”傾路線的一些不正确觀點，如不适當地強調“反右傾”、“反資產階級”，不注意利用公開的合法的斗爭方式，卻要在敵人力量強大的中心城市搞“飛行集會”、“節日游行”、“總同盟罷工”，甚至鼓吹“武裝暴動”，以致容易暴露自己，造成革命力量的損失；“九一八”后接受了“只有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武裝保衛蘇聯”之類脫离群眾的口號。在理論工作上，未能充分從中國社會和文學運動的實際出發，有生硬搬用外國做法的教條主義傾向。在組織工作上，把“左聯”看成政党一樣有嚴密紀律的組織，沒有盡可能多地團結爭取進步作家共同戰斗，表現了一定程度的關門主義毛病。在創作中，不少作品內容上有相當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缺少中國作風中國气派，有些作品還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點。盡管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魯迅曾在實際工作中提出過許多正确、深刻、中肯而切實的意見，有時卻不能被“左聯”一些成員較好地理解和接受。這些缺點和錯誤，在客觀上是由于反動派實施嚴酷的白色恐怖，陰隔了“左聯”和蘇區革命斗爭以及工農民群眾的聯系；而党內几次“左”傾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更給“左聯”工作帶來了消极的影響。在主觀上，則由于大多數革命作家雖然決心獻身于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卻還保留了不少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列宁說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無產階級運動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產生出來，就具有純粹的階級面貌，完整地出現在世界上，……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只有經過最先進的工人、所有覺悟工人的長期斗爭和艱苦工作，才能擺脫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的雜質、局限性、狹隘性和各种病態，從而鞏固起來。”(注：《俄國工人報刊的歷史》，《列宁全集》中譯本第20卷第248頁)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那些弱點，就主觀原因而言，就是革命作家思想感情上還殘存著的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雜質、局限性、狹隘性和各种病態”的產物。盡管如此，左翼文學運動在實踐中，對于某些缺點錯誤仍有不同程度的克服。“左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极光輝的篇章。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這是對于“左聯”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高度的歷史評价。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以外，還有受到它的積极影響、与之相互配合的革命的或者進步的民主主義作家的文學活動。這些作家沒有象“左聯”這樣共同的嚴密組織，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學運動，也沒有象前一個時期那樣，組成眾多的文學社團，各自提出鮮明的文學主張。他們往往由一些文學見解比較一致的作家，出版刊物，編輯叢書，由此集合一批文學好尚与之相近的作家，共同進行活動。他們先后出版了不少文藝雜志，其中著名的有《文學》(鄭振鐸、王統照等主編)、《文學季刊》(鄭振鐸等主編)、《文季月刊》(巴金、靳以主編)、《文叢》(靳以主編)等，其中以《文學》出版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此外，象“良友文學叢書”、“開明文學新刊”、生活書店的“創作文庫”以及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都編入和出版了許多优秀的作品，對文學事業作出了貢獻。在這些活動中，他們大多一方面受到反動勢力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另一方面，則得到“左聯”或其成員的真誠合作和大力幫助。這個時期里，他們寫了許多作品，也出現了象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老舍的《駱駝祥子》那樣杰出的作品。他們創作的內容多是暴露批判舊中國的黑暗現實，著重于抨擊上層社會的腐敗和墮落，刻划下層人民的不幸和苦難；有的作品還表達了對于光明未來的憧憬与追求。他們基本上都是小資產階級作家，在各方面都具有這一階級共同的弱點。由于一方面感受到反動統治的殘酷壓迫，一方面未能認清革命力量和前途，他們的不少作品往往調子比較低沉，气氛比較黯重，對于現實生活中革命主流和人民力量缺少有力的描寫；有的作品，在思想內容上還有明顯的錯誤。但總的說來，這些作家繼承了“五四”文學革命的戰斗傳統，又受到當時革命形勢發展的沖激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推動，思想和創作都在不斷摸索中提高。他們的作品，就其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就其所具有的社會意義而言，較之前一時期許多作品有了明顯的進展。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可靠同盟軍，他們的作品是我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和原來“左聯”成員更緊密地團結一致，并肩作戰，共同前進，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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