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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創作中，最能代表其現實主義特色的，是葉紹鈞(圣陶)的作品。 還在文學革命以前几年，葉紹鈞就寫過一些短篇(注：葉紹鈞在1914、1915年間寫的小說，有《窮愁》、《博徒之儿》、《姑惡》、《終南捷徑》、《飛絮沾泥錄》等。今《葉圣陶文集》第三卷中收有《窮愁》一篇)。据他自己所說，這是較多地接触外國文學、特別是受了華盛頓·歐文《見聞錄》影響的結果。這些小說，形式全用文言，題旨比較淺露；但它們以朴實嚴肅的態度，“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注：《未厭居習作·過去隨談》)，揭露黑暗現實而同情下層人民，已經顯示出為他后來的作品更加充分發展了的一些特點。步入新文學界以前就能在生活經驗和文字修養等方面有了一些准備，這是葉紹鈞不同于“五四”時期一般作家的地方。 葉紹鈞寫白話小說開始于一九一九年，正是作者進一步受了新思潮洗禮之后。《隔膜》、《火災》、《線下》這几個最初的短篇集中的作品，就都表現出鮮明的民主主義傾向。一部分作品直接描寫了下層社會里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的不幸遭遇：有終生過著牛馬生活的婦女(《一生》)，有遭受沉重租稅剝削的農民(《苦菜》、《曉行》)，也有家境貧困無力讀書的儿童(《小銅匠》)。作者在寫到他們時，雖然用的是朴素、平實的筆墨，卻流露著對被壓迫者的真摯同情。在《一個朋友》、《隔膜》、《外國旗》以及較后寫成的《遺腹子》等另一部分作品中，作者集中了人們習以為常的一些陳腐可笑、或至令人窒息的社會現象，尖銳諷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以及他們的庸俗、苟安、自私、冷漠、作偽、取巧、守舊等劣根性。作者后來曾經說過：“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學教育界(其實也是看待他當時接触到的社會生活——引者)，滿意的事情實在太少了。我又沒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滿意的事情改過來，……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來諷它一下的路上去。”(注：《未厭居習作·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正是這种對舊社會制度及其形形色色的分泌物采取“諷它一下”的態度，形成了葉紹鈞作品那种冷雋的色調。但葉紹鈞早年作品中也有一些并非冷雋地描寫客觀現實而是熱烈地表現主觀理想的。他把自己對于丑惡現象的不滿而又無能為力的心情，寄托在“愛”和“美”的空想上，這就使作品(如《春游》、《潛隱的愛》等)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顯露了較多的弱點。隨著作者對生活的理解逐漸加深，這种情況稍后就有了改變。 由于葉紹鈞早年曾經長期從事小學和中學教育工作，對當時教育界的情況以及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寫得最多也最成功的，還是取材于這一方面的作品。《飯》、《校長》、《潘先生在難中》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篇。它們的主人公雖然都有忍讓妥協、苟且偷安的弱點，仍有各自不同的鮮明個性。《飯》描寫了一個在流氓手中討生活的鄉村小學教員，他已經落到經常挨受饑餓威脅的境地。作者對這個屈辱地掙扎著活下去的“小人物”，除批評他的怯弱外，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校長》描寫了一個空有理想而又顧慮重重、不敢和舊勢力作正面斗爭的知識分子，真實地表現出了這個人物雖然知道前進方向卻缺乏實踐勇气的矛盾心理。在短篇的結尾處，作者只用了淡淡几筆，就恰到好處地點出了人物性格的根本特征。《潘先生在難中》是為人熟知的优秀短篇，它生動地刻划了處于軍閥混戰期間一個卑怯自私、隨遇而安的知識分子的形象。潘先生為了躲避戰爭的災難和失業的危險，千方百計适應著多變化的環境。稍遇危難，立即張皇失措；一旦有了暫時的安宁，馬上又忘其所以地高興起來，甚至為統治者寫起“功高岳牧”“威鎮東南”的大匾。他永遠在庸俗猥瑣的生活中打滾，求那“差堪自慰”的滿足，除了保存自己，別無原則。這种人是舊中國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的產物。作者的筆一直挖到了人物又酸又臭的靈魂深處，饒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征。這個短篇的成就，表明了作者對舊中國混亂傾軋局面下一般知識分子朝不保夕的生活遭際和卑瑣自私的苟安心理，有著深刻的了解。 “五卅”革命高潮推動著葉紹鈞，使他的作品在思想面貌上有了新的變化。《城中》、《未厭集》兩集里的一些短篇，說明作者已開始關注現實斗爭，并努力寫出若干新的人物。不同于《飯》、《校長》等早期作品中軟弱、妥協的知識分子形象，《抗爭》里的小學教員郭先生，已經被步具有了集体斗爭的意識。他所鼓動的聯合索薪之舉，雖然因反動當局的壓迫和知識分子本身的散漫動搖而歸于失敗，但他終于從勞動者身上照見了新的希望。《城中》里回鄉創辦中學的丁雨生，也是一個受過新思潮洗禮、敢于跟舊勢力斗爭、性格比較堅強的人物。《在民間》寫了一些受革命潮流影響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情形，為當時的時代風貌和知識分子動向攝下了几個側影。在一九二七年冬所寫的短篇《夜》里，作者通過一個女儿女婿都被殺害了的老婦人的感受，揭露了反動派屠殺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到作品結尾時，面對烈士遺孤，“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正暗示出普通人民革命意識的新覺醒。如果說，葉紹鈞早期作品主要是暴露批判了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那么，一九二五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僅在批判方面更為深透有力(如《一包東西》)，而且已經接触的歷史現實，有意識地攝取与時代斗爭有關的重大題材，刻划出斗爭性較強的新人形象。這里的進步是顯然的。 正是在作者思想認識有了進一步提高，生活和藝術的經驗有了較多的積累的情況下，一九二八年，葉紹鈞寫了長篇小說《倪煥之》，連載于當時的《教育雜志》上。 《倪煥之》真實地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歷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這些規模壯闊的革命運動曾經給予當時知識青年和巨大影響。主人公倪煥之，是個熱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敗后不少進步知識分子一樣，他最初把救國的“一切的希望懸于教育”，真誠地期待著用自己的“理想教育”來洗滌盡社會的黑暗污濁。他還憧憬著一种建立在共同事業基礎上的互助互愛的婚姻關系，愛慕和追求一個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然而，嚴酷的現實生活，破滅了倪煥之的許多不切實際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業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遠違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沒有瑣細的家庭事務中，對于前途、理想、教育、書本都不再有興趣(作者在這里實際上寫出了長期封建社會遺留下的習慣力量給予婦女以多么深重的影響)，這使倪煥之深深感到“有了一個妻子，但失去了一個戀人、一個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運動到來，大批倪煥之式的知識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樂山的影響下，作品主人公開始把視線從一個學校解脫出來，放眼“看社會大眾”，投身于社會改造活動。“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間，倪煥之更進而參加了緊紗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義性質的“教育救國”到后來轉向革命，倪煥之所經歷的這一道路在當時進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這种轉變畢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時代浪潮推涌著前進，卻還沒有使自己化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熱逆轉，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后，倪煥之并未象王樂山那樣堅持英勇斗爭，卻是脆弱地感到“太變幻了”，竟至悲觀失望，縱酒痛哭，怀著“什么時候會見到光明”的疑問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這种結局，實際上正是對一切不能与群眾真正結合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鞭打。 作者生活經驗的限制和思想認識上的弱點，自不免對作品發生影響。倪煥之轉向革命之后，反而缺少正面具体的描寫；革命者王樂山的形象，也相當模糊；這些都使長篇到第二十章以后顯得疏落無力，不如前半部針腳綿密。此外，作者在估計當時革命形勢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慮，也防礙了他對倪煥之臨終前的悲觀情緒作出更為有力的批判。盡管如此，長篇《倪煥之》仍不失為一部較好的作品。金佩璋這樣一個負荷著“傳統性格”的女性，能夠在丈夫死后“萌生著長征戰士整裝待發的勇气”，要“為自己，為社會”做一點事，雖然她的這种思想轉變過程未被細致描寫，卻也清楚地顯示了作者本身對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積极態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無論是進步而帶有較多自由主義色彩教育家蔣冰如，或者貪婪陰險的土豪劣紳蔣老虎，也都寫得面目清晰可辨。葉紹鈞曾在長篇初版本《自記》中說：“每一個人物，我都用嚴正的態度如實地寫，不敢存著玩弄心思。”《倪煥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較早出現的重要長篇，正是跟作者這种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分不開的。 此后，葉紹鈞還寫過一些短篇，收在《四三集》中。它們從各种角度反映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党統治區域內极度黑暗混亂的社會現實。這里有丰收成災(《多收了三五斗》)，愛國有罪(《一篇宣言》)，存款猶如押寶(《逃難》)，畢業即是失業(《“感同身受”》)，學校成了“學店”(《投資》)，留學生搖身一變而為巫師(《招魂》)：真是形形色色，無所不備。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各种光怪陸离的社會相，在這些作品里得到了生動的再現。題材較前廣闊，諷刺更為辛辣。雖然有時只是速寫，卻都保持了一定的藝術水平。 葉紹鈞的小說，具有朴實、冷雋、自然的風格。它們并沒有去刻意追求曲折情節或新奇形式，卻致力于再現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內心世界、精神面貌。描寫細致真切，很少主觀感興。作者自己的見解往往“寄托在不著文字的處所”(注：《葉圣陶選集·自序》，開明書店1951年7月初版《葉圣陶選集》第8頁)。短篇的結构大多謹嚴，講究點題、布局，因而能收到結尾洁俏、余意縈繞的效果。語言純淨洗練，沒有華麗的詞藻，也沒有隨便使用方言土語，卻都确切而富于表現力，同當時一些“怎么說就怎么寫”的作品相比，顯出了較高的成就。 作者的散文，大多輯入《未厭居習作》集。《沒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菁菜》諸篇，在鄉思离情的抒寫里，多少透露了“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識分子彷徨而又切實追求著的錯落的心境。《牽牛花》里那种無時不回旋向上的“生之力”的意想，給人以清新健美的感覺。《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注：載《小說月報》第16卷第7號)則控訴了中外反動派的血腥罪行。洁淨的語言表現著朴實的感情，构成了葉紹鈞散文的主要特點。作者早年也寫過一些新詩(見《雪朝》)，大多過于平實。《瀏河戰場》(注：載《小說月報》第15卷第11號)實寫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雖然頗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卻是長詩創作方面的較早嘗試。 葉紹鈞還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早寫童話的作家。早期童話集《稻草人》中，部分作品(如《小白船》、《芳儿的夢》等)曾為儿童描繪了一片超現實的“天真的樂園”，但更多的作品則是嚴肅地反映了社會現實。如《畫眉鳥》中可以看到階級社會的鮮明圖畫；《富翁》啟示讀者不可脫离体力勞動；《稻草人》一篇則描寫了舊中國農村人民的痛苦生活，為他們的悲慘境遇申訴。它們有助于啟發儿童思考各种社會現象，同情下層人民，但有時气氛過于低沉。后期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則顯然不同，集体主義和樂觀進取精神已貫穿在一些作品中。續安徒生童話而寫的《皇帝的新衣》，諷刺了統治者的殘暴和愚蠢。《蚕儿和媽蟻》提出了為誰勞動的問題。《古代英雄的石像》一篇，以隱喻手法揭示了輕視群眾的“英雄”的可悲下場以及人生所應彩取的切實態度。《四三集》中的《鳥言獸語》、《火車頭的經歷》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群眾政治斗爭。葉紹鈞前后期童話主題、題材方面的這些變化，正是作者隨著人民革命的發展而逐漸進步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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