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第一節：生平和思想發展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一九一八年為《新青年》寫稿時開始使用的筆名。他生于浙江紹興一個逐漸沒落的士大夫家庭。時當鴉片戰爭后四十年，帝國主義者正以“堅甲利兵”進行不斷的侵略，腐敗墮落的清朝統治集團束手無策，節節退讓，中國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會的分化日趨激烈。魯迅年輕時受過詩書經傳的教育，他對民間藝術尤其是繪畫具有深切的愛好，稍長又喜歡雜覽，讀了許多野史筆記，這不僅培育了他研究歷史的興趣，同時也啟發了他對歷史形成比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獵的史籍中，他特別留心有關鄉邦先賢的富于反抗思想和愛國精神的文獻。魯迅的外祖母家住農村，他經常隨母探省，因而熟悉農村社會，并和農民保持著親密的聯系。外國資本的侵入和封建統治的腐敗加速了農村經濟的萎縮，農民身受壓迫，他們的貧窮和痛苦使魯迅怀著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變故，魯迅的祖父因科場案件系獄，父親又長期患病，“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注：《吶喊·自序》)。從十三歲到十七歲這几年，他經常出入于當舖和藥店。在被侮蔑、受歧視的環境里，魯迅感到社會的冷酷和勢利，通過切身的經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繼洋務運動之后，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進入高潮，魯迅就在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拋棄一般人認為是正路的讀書應試，進了洋務派創辦的江南水師學堂，隨后又轉入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課余愛讀《時務報》和《譯書匯編》(注：《時務報》由汪康年、梁啟超主辦，宣傳變法維新；《譯書匯編》由留日學生主辦，多介紹西方國家政治、哲學、經濟、法律各方面的主張，以后改名《政法學報》)，經常留意當時翻譯過來的科學和文藝的書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論》(注：嚴复譯。原著名稱為《進化与倫理》。)引起他很大的興趣，從這部書里初步接触進化論思想，根据“物競天擇”的規律聯想到祖國在競爭劇烈的世界上的命運。魯迅不滿于洋務派但求兵利甲堅的主張，在他看來，科學同時也是啟蒙的工具，科學的倡導應該和政治的改革結合起來，在風气閉塞的情況下，科學的倡導甚至可以成為政治改革的先導。
　　魯迅在礦路學堂畢業后，考取官費留學，于一九芳二年東渡日本，先在東京進了預備學校。東京是當時中國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動的中心，留學生中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反清愛國運動，介紹西方文明的書刊盛极一時。魯迅積极參加這些活動，和革命党人時有往還。剛滿二十一歲的他便有以身許國的志向，在一首短詩里抒寫了他的愛國主義的襟怀：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閽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軒轅。

　　十九世紀后期轟動世界的達爾文學說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無政府主義和尼采哲學也受到知識分子的贊賞。魯迅關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過日本學者的譯著研究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由于這一時期他的注意力還在科學方面，除了譯述愛國主義小說《斯巴達之魂》外，他先后介紹了居禮夫人新發現的鐳，研究了中國的地質和破產，翻譯了灌輸科學知識的小說，實踐其科學救國的心愿。預備學校畢業后，按照他在國內時的認識，“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注：《吶喊·自序》)，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紀錄日俄戰爭的幻燈畫片，其中有一個中國人据說是為沙皇的軍隊當偵察員，被日軍捉住殺頭，周圍站著看熱鬧的同樣是一群中國人，面對慘劇，神情麻木。魯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從日本的維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謂“國民性”問題。這個畫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覺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注：《吶喊·自序》)從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發，魯迅認為，醫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醫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藝是改變精神的利器，便決定中止學醫，改治文藝。改造“國民性”并不是魯迅個人獨有的想法，這是較為普遍地存在于當時先進知識分子中間啟蒙主義思想的表現。“國民性”是一個籠統一的概念，把社會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啟蒙主義者難免的弱點，但當群眾還沒有普遍覺醒的時候，這种思想仍然有它積极的意義。特別是作為一個作家，使文藝活動結合政治要求，將文學藝術的任務自覺地和啟發人民群眾的覺悟聯系起來，并且愿意盡畢生之力為之服務，在魯迅的整個生涯里，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起點。
　　一九芳六年，魯迅回到東京，計划創辦文藝雜志，多方搜集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准備將反抗壓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紹到國內，因而他的注意力側重于俄國、波蘭和巴爾干諸國家。根据几年來對文學藝術的接触，他非常喜愛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會現實的小說，受到果戈里、契訶夫、顯克微支等現實主義作家的影響；同時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注：《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竭力推崇浪漫主義作家拜倫、雪萊、雨果、海涅、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強暴的作品。擬議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終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沒有辦成。他便開始譯書，撰文。當時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魯迅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注：《且介亭雜文末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從他听講《說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團体光复會。
　　從一九芳七年起，魯迅一方面翻譯北歐和東歐的現實主義作品，這些作品作為部分的內容，收在一九芳九年先后出版的兩冊《域外小說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學生主辦的《河南》雜志上發表論文，其中最能代表他當時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魯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現實生活里。他既反對貴族地主洋務派的“競言武事”，“不根本之圖”，也不滿官僚集團維新派的主張“制造商估立憲國會”，對于新起的買辦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樣充滿了不信任和憎惡，認為他們倡導的只是假民主，“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僅了解几千年來封建主義的精神流毒，還看到剛剛繼起于東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弊害，“往者為本体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魯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為實踐任務，作為理論推理的出發點，并且根据上述認識，從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進化論，進化論給予魯迅的要求社會變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堅定地相信未來，不憚前驅。根据當時魯迅的觀點，進化就是發展，發展就是進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里，必須以同樣的熱情擁護和保衛一節新生的事物。他反對資本主義物質弊害的戕賊，要求“張靈明”，也不滿守舊群眾和習慣勢力的約束，倡議“排眾數”。他以個性主義為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長掃除障礙，說明個性主義和進化論在他的思想里是互相補充与互相發明的。
　　個性主義、個性解放在當時歐洲已經成為資產階級抵制新興力量的盾牌，魯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還承認這种個性主義和尼采學說的某些聯系，但在具体論述中，卻又說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對于資產階級平庸主義的攻擊，并在介紹拜倫力抗強權的時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強，而并頌強者”的反動本質。個性解放對于魯迅說來并不是最終的目的，他曾認為：“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他把個性解放當作達到民族解放乃至社會解放的途徑。盡管這仍然是一般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階級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數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都還看不見現實生活中群眾革命力量的中國，這种想法已經是相當激進的革命思想。不僅如此，在魯迅早期思想里，還散布著許多從進化論里引伸出來的朴素的辯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觀點，例如：“平和為物，不見于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外狀若宁，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注：《墳·摩羅詩力說》。)“所謂世界不直進，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狀，進退久之而達水裔，蓋誠言哉。”(注：《墳·科學史教篇》。)“凡論往古人文，加之軒輊，必取他种人与是相當之時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較量之，決論之出，期近正耳。”(注：《墳·科學史教篇》。)這些論點本身雖然都是個別的，但集合起來研究，足以說明魯迅在思想方法上已經具有可貴的科學的基礎，正是后來他的思想能夠不斷進取、不斷發展的條件和因素。
　　改變精神的文藝運動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應，魯迅于一九芳九年回國，先后在杭州、紹興任教。授課之余開始輯錄唐代以前的小說(《古小說鉤沉》)，編定古代有關會稽歷史地理的逸文(《會稽郡古書雜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出于強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鄉紹興積极參加宣傳活動。也就在這段時間里，根据生活實感寫下短篇《怀舊》，描繪了小鎮封建勢力在革命風聲中的种种動態。這雖是用文言寫的，卻是他的第一篇小說。臨時政府成立，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政府遷到北京。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沒有完成歷史的任務，清朝的帝制雖被推翻，帝國主義卻依舊虎視眈眈，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絲毫動搖，篡國复辟的風潮迭起。魯迅由失望轉入苦悶。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雖時或忿而戰斗，但更多的時間卻在沉思默想。公余不斷抄寫古書，輯錄金石碑貼，校訂《后漢書》(謝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進行探索。這些都成為他以后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的必要的准備。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沉睡的中國大地蠕蠕欲動。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接著爆發。在這個時期里，《新青年》雜志成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陣地。魯迅于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釗等一起參加《新青年》的編輯活動，陸續發表小說、論文和雜感。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刊登于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義宣戰的檄書，以文學的形式揭露“禮教吃人”的罪惡，在文學史上具有划時代的意義。魯迅接著又發表《孔乙己》、《藥》等短篇，集中力量從各個角度向封建傳統進攻，大大地激動了處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時期寫的論文《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對當時提出的婦女問題、青年問題、家庭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論證嚴密著稱。這些有力地表現時代思潮的小說和文章，不僅助長了轟轟烈烈的運動聲勢，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魯迅是五四運動中斗爭最徹底和影響最廣大的作家。
　　在當時整個進步思想界中，進化論還占著重要的地位。從魯迅的創作特別是雜感看來，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進化論為基礎的。進化論從唯物主義出發，承認生物界現象的相互聯系，肯定事物的發展一般都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复雜。這种學說的出現是唯物主義思想在自然科學方面重大的胜利。馬克思曾經稱達爾文的著作為“含有我們見解的自然史基礎的書”(注：《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頁，三聯書店1957年12月第1版)。但是，進化論卻不能越過自己的科學領域代替階級論來解釋社會斗爭。社會發展又有它本身的規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反動的社會爾文主義者就曾經利用自然進化現象說明社會發展規律，給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提供理論根据，認定以強凌弱是生存競爭的法則。進化論觀點雖然約束了魯迅的思想，但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根本不同，也沒有象《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樣強調“生存競爭”以鼓勵社會斗爭，甚至用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和杜威的實用主義曲解社會進化的意義。魯迅從斗爭的現實要求出發，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上，引伸了達爾文學說里辯證主義的核心：發展觀點和變革觀點。他反對封建禮教，抨擊國粹主義，詛咒“現在的屠殺者”，激烈地批評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現象，對中國社會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導青年前進。魯迅清楚地看到新舊之間的沖突，要求給予新生事物以應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兩种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种階級對立的事實往往為新舊沖突的現象所掩蔽，他還不能夠認識到在階級社會里，歷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階級的對立和斗爭，因而他的思想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复雜性：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已經歌頌了人民創造的“新世紀的曙光”(注：《熱風·“圣武”》)，另一方面到一九二三年還沒有擺脫對人民力量估計不足的弱點，認為“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注：《墳·娜拉走后怎樣》)。一方面散發著集体主義的思想光彩，主張“一分熱”和“一分光”應該心悅誠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陽”之中(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另一方面又還沒有完全突破個性主義的樊篱，不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話，并且有“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的疑懼。但是，由于魯迅怀著革命民主主義徹底變革現狀的要求，對于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具有清醒的認識，敢于直面現實，主張韌戰，主張“打落水狗”，這就使他的實踐始終具有深刻的社會斗爭的意義。
　　除了雜感，魯迅繼《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之后，又寫了二十几個短篇，先后結成《吶喊》、《彷徨》兩個小說集。這些小說，如他自己所說，是從“為人生”出發，表現了“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注：《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成為中國社會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一面鏡子。他比較集中地描寫了兩類人物：農民和知識分子。農民問題是魯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題，他以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深厚感情關注著他們的命運，和當時許多所謂“鄉土文學”里僅僅對農民表示同情不同，魯迅寫出了農民對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義的同時，也批判了農民本身的弱點(如阿Q和閏土)，他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愛姑)，在形象創造中蘊藏著為同類小說所沒有的向歷史控訴的深度。在他筆底的知識分子也和許多作品里風行一時的所謂苦悶的青年不一樣，魯迅刻划了知識分子欲起又落的心情，贊揚他們的斗爭，鞭撻他們的頹唐和動搖(《在酒樓上》、《孤獨者》)。在《傷逝》里，描寫了“五四”當時以個性解放為基礎的爭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肯定涓生和子君的結合，同時又給那种建立在個人幸福上的過于天真的追求以幻滅的結局。認為個性解放需要和經濟解放、社會解放結合起來，這就反映出魯迅這一時期對個性主義看法的改變和進展。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本質上是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思想，雖和無產階級思想存在著距离，然而由于魯迅對時代的敏銳的感覺，在五四運動三部分人組成的統一戰線中堅決地“与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听“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因此他始終站在被壓迫人民這一邊，從被壓迫人民的立場和角度觀察一切，分析一切，這樣他的作品不但高出于一般作家的水平，而且符合人民大眾和無產階級在這一歷史時期的革命要求，体現了他在無產階級思想影響下作為文化革命主將和旗手的杰出的作用。
　　“五四”高潮退后，資產階級右翼從統一戰線里分裂出去，許多知識分子感到新的彷徨和苦悶，魯迅一方面對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進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陣”(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的感覺。他戰斗著，同時又思索著和探求著。正如他稍后說的，“我的确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触剖我自己”(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除了《彷徨》里的一部分作品外，他又以散文詩《野草》記錄了這一時期的心情。“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注：《墳·寫在〈墳〉后面》。)他經常和青年往還，公余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校教課，編寫《中國小說史略》講稿；先后支持和組織了語絲社和未名社，出版《語絲》、《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編《國民新報》的文藝副刊，還編輯了專收譯文的《未名叢刊》和專收創作的《烏合叢書》与《未名新集》。“五卅”前后，他已經注意到了“用Marxism于文藝的研究”(注：《集外集拾遺·〈蘇俄的文藝論戰〉前記》)這一現象，還認為蘇聯的某些詩人，“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注：《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之二》)，說明這時魯迅已增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触和了解。一九二五年，他在當時任課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學潮中積极聲援學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對壘。次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又以實際行動參加群眾斗爭。在這兩次事件中，魯迅對主張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右翼展開激烈的論戰，揭去“現代評論派”歐化紳士們虛偽的面具，指出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正是幫凶的把戲。魯迅從群眾斗爭中看到年輕一代的勇敢和無畏，“屠伯們”的卑劣和凶殘，思想有了進一步的開展。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痛切地覺得：一般的斗爭方式不足以對付統治階級的暴戾，“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注：《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他已經突破進化論和啟蒙主義的某些局限，隱約地預感到：一個更猛烈的風暴——實際上也就是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階級斗爭就要到來了。
　　“三一八”后，魯迅受北洋政府通緝的威脅，于同年八月南下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他在廈門寫完了在北京時已經開始動筆的散文《朝花夕拾》，編定《漢文學史綱要》前十篇，并和青年們合作出版了文學刊物。當時大革命的形勢迅速發展，北伐正處在胜利階段，農民運動日益蓬勃興起。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里，對革命形勢表示了歡欣鼓舞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對南方革命的向往，經中國共產党提名，不久便應中山大學(由廣東大學改名)之聘，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抵達廣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務主任。他准備在文學上“与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注：《兩地書》六九)。到廣州后，他和党的組織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會學習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在同國民党右派進行的激烈斗爭中，魯迅思想上醞釀著一個巨大的飛躍。反映在《慶祝滬宁克复的那一邊》等文里的思想，標志著這一飛躍的即將開始。四月十二日，大資產階級篡奪胜利果實，實行反革命政變，廣州于“四一五”發生空前的屠殺，魯迅向學校當局要求營救被捕學生，沒有結果，憤而辭去一切職務。在這段時間里，他目睹了更多的血，更殘酷的殺戮和更英勇的犧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魯迅受到很大震動，原先循著進化論而進行的“思路因此轟毀”(注：《三閒集·序言》)。他徹底地拋棄了進化論，實現向共產主義的思想飛躍，并把這個叫做“事實的教訓”(注：《二心集·序言》)。二十多年來，他一直以文藝為武器，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尋求解放人民、拯救祖國的途徑，到此才發現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農群眾：“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注：《二心集·序言》)。這是魯迅在實踐中探索多年逐漸認識的結論。“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冊第997頁)，他轉換了自己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九月魯迅离開廣州，十月定居上海。曾應上海學生之請在各大學演講。一九二八年主編《語絲》半月刊，并与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從一九二九年起，又与柔石等組織朝花社，編譯《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時又印行《藝苑朝華》，介紹蘇聯和歐洲各國的版畫。在這段時間里，他因革命文學与創造社，太陽社展開論爭。論爭涉及文藝理論上許多問題，促使魯迅比較系統地讀了馬克思主義書籍，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時又介紹了蘇聯小說。通過翻譯和介紹，魯迅深刻地進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如他自己所說，“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注：《二心集·“硬譯”与“文學的階級性”》)，這樣就更加鞏固了他對現實的革命斗爭的認識。魯迅是“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冊第997頁)。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他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作過深刻的研究，積有丰富的斗爭經驗和生活經歷。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原來的知識在科學思想照耀下獲得了新的意義，煥發著新的光彩，反過來又深化了他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
　　一九三芳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這是中國共產党積极發動和直接領導的一個組織。魯迅列名發起人，并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左聯”在三十年代反文化“圍剿”斗爭中取得丰碩的戰果。這個組織以有魯迅這樣的旗手而大大地擴展了自己的影響：它團結進步作家，培養文學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擊退敵人，樹立起鮮明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除了“左聯”之外，魯迅還投入各种社會活動，先后加入中國共產党發起的革命互濟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戰同盟；對國民党的壓迫，帝國主義的暴行，多次和進步文化界一起發表宣言，提出抗議。其中著名的如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國民党殘殺青年作家的真相，一九三三年親自和宋慶齡等到德國駐滬領事館，遞交反對法西斯暴政抗議書，一九三六年又与文藝界同人發表為團結御侮和言論自由的宣言。國民党通緝他，威脅他，禁止他的書籍出版，刪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這一時期里，先后編輯了《萌芽》、《前哨》、《十字街頭》和《譯文》等公開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參加了《文學》和《太白》的編輯工作，領導了新興木刻運動。由于戰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勢需要他立刻起來抗爭，他不得不暫時放下久已想寫的著作和一度計划過的長篇，而以雜感為武器，在反文化“圍剿”中与國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戰。從一九三芳年起，他一共寫了八本雜感集，一本象雜感一樣同是“為現在抗爭”(注：《且介亭雜文·序言》)的根据故事和傳說而寫成的《故事新編》(其中三篇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前)，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直接的產物，既具有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為光輝的馬克思主義戰士的思想特點。魯迅确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注：《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以蔑視的態度對待一切反動派，他的作品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在最艱苦的生活和最險惡的環境中，不管國民党的天下是“冬夏”還是“春秋”，始終愛憎分明，与敵人頑強作戰，為人民勤懇工作，正如他一九三二年在一首《自嘲》詩里說的：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与春秋。

　　魯迅思想在這一時期更為成熟。他的通過創作實踐而形成的文藝見解有了比較系統的發展。針對“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种人”的論爭，他寫了大量文章，借此闡明文學藝術上許多根本問題，在充分的論證中滲透著深刻的階級分析的觀點。從他的內容丰富的雜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處處表現著深刻的集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魯迅的認識在許多方面都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顯示了惊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產党人建立了親密的革命友誼。一九三二年七月，陳賡將軍從革命根据地來滬養傷，魯迅曾与之親切會見。因為地下党的組織受到國民党特務的破坏，有一個時期，瞿秋白在魯迅家里避難，魯迅把他作為党的領導人尊重地相待，經常親切交談，并錄清人何瓦琴(注：何溱，字方谷，號瓦琴，浙江錢塘人。工金石篆刻，著有《益壽館吉金圖》。這副對聯是他集蘭亭禊貼的字，請鄞人徐時棟(字定宇，號柳泉，道光丙午舉人)書寫的，徐時棟极稱此聯，遂錄入所著《煙嶼樓筆記》中。魯迅于1933年2月購得《煙嶼樓讀書志》十六卷，《煙嶼樓筆記》八卷，乃轉錄這副對聯贈給瞿秋白)“集禊貼字”的聯句相贈：“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怀視之”，表現了他對党的深厚感情。正是在這种革命的共同基礎上，他們對創作問題、翻譯問題、雜感問題、文學史問題、文藝大眾化問題進行了討論和商榷，先后寫成文字，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實際動用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從這些論文里可以看出：魯迅善于根据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要求創造性地闡述現代文學的任務，說明他對党領導的革命有著透徹的理解，對党的正确路線存在著渾然無間的思想的契合。他對中國共產党表示無限崇敬，當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經過二万五千里長征，在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胜利地到達陝西省北部的時候，魯迅在和茅盾一起發出的賀電里說：“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魯迅對這一方針所包含的深刻內容作了認真的思考，表示堅決擁護，并抱著憤怒的心情嚴正地駁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污蔑。在答复他們的信里，魯迅再一次公開宣稱：“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從革命民主主義進到共產主義，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走了知識分子唯一能走和應走的正确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逝世于上海。他奮斗終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了革命文學事業，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正當革命遇到挫折的時候，他以實際行動投身到斗爭的最前列；正當小資產階級中一些上層分子紛紛叛离革命的時候，他公開宣告自己忠于共產主義的事業。環境愈險惡，斗爭愈堅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魯迅的一生，表現了中國人民臨危不懼、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質。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對魯迅作了最确切的評价，毛澤東同志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