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愛德華·H·弗蘭納里 《寬恕？！》一書講述的故事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難題：可以拒絕寬恕一個非常真誠地海改了的作惡者嗎？這個問題是從一個真實的故事中引發出來的。西蒙，本書的作者，二戰時期曾被關押在集中營；卡爾，一名党衛隊員，曾積极地參与了非常罪惡的軍事行動。當卡爾瀕臨死亡時，他悔悟了，他請求西蒙的寬恕，但是西蒙卻拒絕了他。 西蒙一言不發地從卡爾身邊走開了。通過這种方式，他拒絕了卡爾。不過顯然，問題沒有那么簡單。不久之后，阿瑟，也同樣被拘在集中營，他在責備西蒙時把話說得很明白： “你……，你也不要再討論這事了。抱怨和呻吟不會帶來什么好結果。要是我們能在集中營里活下去——我相信我們能活下去——，要是世界又恢复正常了，互相能把人當人了，到那時候有足夠的時間討論寬恕問題。到那時可以投票表示贊成或反對，到那時或許會有人因為你沒原諒他而不原諒你……不過不管怎么說，誰如果沒有我們這樣的体驗，誰就不能完全理解……” 阿瑟說得對。我也明白這一點。那一晚上，我睡得很香。 西蒙并沒有能睡得那么安宁。在故事快要結束時，我們發現他仍然被這些問題所困扰著。 他隨后的行動雄辯地證明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与猶疑。他決定拜訪卡爾的母親證明他的猶豫不定和負疚感。實際的會面更證明了這一點。他拒不講出卡爾所犯下的暴行，就好像是他自己做了這事似的。不難把這种猶豫躊躇看作是補贖。 最后我們來分析一下，從西蒙拒絕寬恕卡爾的行為中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 我非常理解西蒙拒絕寬恕卡爾這件事，但是我發現我無法為他辯護。我要得出這樣一個立場很不容易。因為任何一位忠于猶太一基督傳統的人，任何一位對屠殺，對納粹做出的野蠻行徑怀有恐懼之感的人，都不會在類似西蒙所面臨的痛苦窘境中那么容易就作出選擇。 要想充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認真考慮兩個基本因素：當時環境下心理的或情緒的一面与倫理的或宗教的一面。心理或情緒的因素非常重要，肯定會影響作出決定，然而當它們与倫理或宗教的原則發生嚴重沖突時，它們必須得為后者讓路。根据我的看法，在這一事件中，情況恰恰就應該是這樣的。永恒与千福之年應該超越短暫的一瞬和現世。 永遠應該寬恕真誠的悔改，這是猶太一基督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希伯來和基督教經卷中似乎有唯一的一個例外，《新約》中提及“反對圣靈的不可饒恕的罪過”。但這里指的是個人對上帝的排拒，因而就預先講明了与人類的寬恕問題無關。相反，正是在同一福音書中，我們讀到耶穌回答應該寬恕多少次的問題。應該是“7次”嗎？猶太傳說這么說道。基督的回答道：“70個7次”——這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無异于是說“永遠寬恕下去”。 西蒙默認了上述原則，盡管他沒那么直接承認。當談及那些興致勃勃地觀看納粹暴行的旁觀者時，他寫道：“當人類正在忍受這么駭人的屈辱時，有人卻只是一言不發地駐足旁觀，不做任何’的抗議，這難道不也是不道德的嗎？”袖手旁觀一名瀕死的納粹最后掙扎著尋求寬容，這不也正符合他對不人道行為的描述嗎？ 《寬恕？！》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西蒙是否有權利以全体猶太人的名義寬恕卡爾。在我看來，這問題是毫不相干的。這位瀕死的党衛隊員沒有要求他以全体猶太人的名義說話，因為他的悔悟与請求寬恕并不是針對對全体猶太人的傷害而發的，而是針對他所做的事情而發的。當時的環境气氛純粹是個人對個人的；所有猶太人說話的權利是公共的和司法上的問題，并不适用于當時的環境气氛。你可以進一步問：要是卡爾把寬恕的范圍擴展到整個集体，那就肯定會在這個幻象下滿足地死去，那樣的話，又會傷害到什么呢？ 《寬恕？！》中提出的最后一個問題是：在某些難以作出決定的環境下，倫理的和道德的基本原則是否可以有例外。可以一般性地給出兩种回答。一种看法是，傳統和宗教堅持的是基本教義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而是不可有例外的。另外也有一种看法否定上述看法。認為恰恰存在著相對的道德原則，可以依据個人和社會的需要与愿望發生一些變化。兩种立場起源于不同的宗教倫理与意識形態前提。這也恰好能解釋了為什么我們世俗社會在這些問題上很難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即便有一些看法一致，也很難達成完全一致。 在西蒙所處的困境下我會做什么？我會（我也确實希望）寬恕他。并且，作為一個堅定的信仰者，我會建議他請求上帝的寬恕，与上帝和睦。我也會充分利用環境，建議他為他的靈魂和那些因他的非人道行為而受害的靈魂祈禱，祈禱它們安息。 伊瓦·弗賴希納 西蒙·威森塔爾在故事的結尾邀請讀者和他交換角色：“問你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我該做些什么？’”我發現的确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兩次我都是屠殺事件的旁觀者——第一次，我不在場，第二次，我是一個非猶太人——再生動形象的想象，再深切的同情都不能使我哪怕稍稍接近地体驗到受害者与死的恐怖環境。威森塔爾講述這個极富戲劇性故事的高度技巧也難以彌合這個鴻溝。因此，我就只能就西蒙對那位瀕死的党衛隊員的期望所做的反應作出回應。 有人或許會說那是缺少反應，因為西蒙一言未發离開了房間。不過我覺得他自始至終一直有所反應：他允許那位党衛隊員握著他的手，盡管憎惡（間或是恐懼）驅使他离開房間，但是他還是一直坐在床邊，他還替那位將死的人赶走蒼蠅。西蒙不得不來，他別無選擇。但是他可以選擇走開而他并沒有走，他留下來听卡爾講述他想講的話。几年后，他到斯圖加特拜訪卡爾的母親，他決定不剝奪這位孤單的老母親對他“好”儿子的美好印象。在我看來，所有這些都是他做出的有意義的充滿人情味儿的反應。 而在他离開那個房間后，從那時起好多年內有好多次西蒙都在考慮一個問題，考慮他當時是否應該滿足卡爾的請求，寬恕卡爾。在我看來，問題不在于他是否應該寬恕，而在于他當時是否能去寬恕。他當時有權力去寬恕嗎？ 過去二十多年，我在開關于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問題的課時，我經常用《寬恕？！》一書作教材；它總是引起激烈的討論。有一個特點非常突出，几乎毫無例外，基督徒學生贊成寬恕，而猶太教學生認為西蒙沒有滿足那位瀕死的人的愿望，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這會得出什么推論？在回答寬恕問題時，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存在著根本差异嗎？可是，寬恕并不是基督徒的發明。我們的傳統有很多是從猶太教繼承過來的：充滿愛心，仁慈寬厚的上帝正熱切地等待著，他張開雙臂，歡迎回頭的罪人。這些文本來自圣經傳統——在很多處都可見到——，也同時反映在拉比的教義中。謹引用一例： 一個國王有一個儿子。有一次他們出發做百日旅行，國王的儿子和國王走岔了道。他的朋友對他說：“回到你父親那里去。”他說：“我不能。”于是他父親就捎了個口信儿給他：“請盡快回到我身邊，在以后的道路里我會和你在一起。”上帝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對我們說：“回到我身邊來，我會和你們在一起。” （帕西克塔拉巴提，引自哈里特·考夫曼《猶太教与社會正義》第29頁） 耶穌著名的“悔改的罪人”的比喻正是堅持了這個猶太教傳統。上帝寬恕人，唯一要求的就是人要真心悔改——teshuvah。基督教傳統和猶太教傳統都要求這樣一個“轉變”。沒有悔改，就不能寬恕。 如果是這樣，如果兩個傳統都相信有一個仁慈的上帝，如果二者都強調需要悔改，為什么我的學生還會有不同的反應呢？我把它歸結為兩個原因。 首先，我相信這是因為在基督徒中對耶穌的訓誡廣為流傳著一种誤解。人們常引用他在山上布道時對他的信徒的告誡：“轉過另一半臉來”。耶穌這里指的是針對“我”所做的錯事，他要“我”不要复仇。他沒有說，要是某人損害了我，第三個人也應該“轉過另一半臉來”，也不是說，要是針對另外一個人做錯了事，我就應該寬恕做錯事的人。換句話說，這個訓誡是說給我听的，是要我寬恕針對我所犯下的罪行。在主的祈禱中也傳達了同樣的意思：“寬恕我們犯下的罪過，一如我們寬恕對我們犯下罪過的人”（不是“寬恕那些對別人犯下罪過的人。”） 我相信基督徒——及醒悟過來的非基督徒——已經誤讀了這個文本，而且會繼續誤讀下去。他們把耶穌的訓誡解釋為我們應該寬恕任何人，寬恕每一個人，不論他們損害了誰。最重要的一點是耶穌針對“我”發起挑戰，要“我”寬恕針對“我”犯下的罪行（這本身就已經是個很了不起的挑戰了！）。沒有一個地方告訴過我們要我們寬恕對別人的損害。可是，在基督徒中廣泛流傳著這么一個印象，那就是，要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必須寬恕，老老實實地完全寬恕，不管罪惡是針對誰。 用到威森塔爾的故事里就是：卡爾請求西蒙寬恕他，兩年前，卡爾曾參与了對手無寸鐵無辜的猶太男女老少的殘暴屠殺，殺戮的一幕深刻在卡爾的腦海中，他深受著折磨，他無法平靜地死去。但是，我又要問了，西蒙可能滿足卡爾的請求嗎？我可以再次強調：不能。只有受害者才是有權利決定是否寬恕的人，但是他們死了，代死人行事非人力所能想象。 第二個原因可以歸結為我的學生對補贖或賠償概念的態度有別。我寫下這几行文字時，馬上就要到贖罪日，這是猶太教徒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很早我就從猶太朋友那里知道，要准備過贖罪日，最重要的是要回頭看看過去的一年，請求你有意無意傷害過的人寬恕你，并想辦法補贖你對他們的傷害。猶太人相信，只有在那時，或許他們才可以來到上帝面前，期望上帝的寬恕。因為，正如《密西拿》中所說： 冒犯上帝的罪，在贖罪日就可得到寬恕。冒犯鄰居的罪，在贖罪日得不到寬恕，直到和鄰居和好后才有可能被寬恕。 （約瑪，密西拿引自哈里特·考夫曼《猶太教与社會正義》第30頁）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在猶太教新年和贖罪日這段時間寫了40封信，寫給她認為她以某种方式傷害過的人。這是通向“悔改”的漫長過程，而在天主教那里經常以忏悔的形式完成。“向我們的神父訴說或者高呼‘圣哉馬麗亞’”——盡管這個傳統最早起源于補贖觀念，可是到了今天，連補贖的一點點痕跡也沒有了。 再回到故事中去：卡爾不能為他的罪惡贖罪，因為受害者已死。西蒙也不能以受害者的名義寬恕。在這里，讀一讀亞伯拉罕·赫舍爾的回應是十分有益的。 總結以上想法。西蒙或許可以對卡爾這么說：“我沒辦法寬恕你。因為我不能，也不敢以遇害的猶太人的名義說話。但是你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上帝是無限仁慈的，他只需要我們對我們的罪感到后悔。如果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既然你不可能補贖罪過，那就讓你自己去接受上帝的寬容吧。” 但是在那樣的環境下這樣要求西蒙是不是有些要求過多了？講述這個故事的人在那樣一個無力，恐怖，喪失希望，死亡時刻都會降臨的環境下，我們這樣去要求他是不是過于嚴苛了些？的确，我重讀故事時，我不僅被那位即將死去的人的苦惱所打動，也為他對于苦難，對于非人的環境，對于西蒙和其他猶太人的麻木態度所震惊。單純是召西蒙去他的房間就是對猶太人的懲罰——即便不是致他于死。可是卡爾堅持要見到“一個猶太人”——任何一個猶太人——他希望自己能安靜地死去。他自己的苦難完全遮蔽了猶太人的苦難——不是他參与殺害的猶太人，而是繼續活在他身邊的猶太人——是那些還活在集中營，居住區，像西蒙這樣的猶太人。 他在病床上感到很苦惱，這是完全可以理解，具有人情味儿的。不過我還要問一個問題：卡爾能不能去勸說他的党衛隊同伴，而不是召來一個貧弱，無力，不幸的猶太人到他的病床邊來。他能不能通過他的積极一些的行動去改善猶太人，起碼是一部分猶太人的命運？或許這樣的行動可以補贖他的罪過？ 馬太·福克斯 西蒙·威森塔爾是一個宣講真理的人，他撼動了我們的良心。和許多古老的拉比（包括耶穌）一樣，他沒有給我們講那么多對与錯的問題；相反，他把我們置于一個非常的境地，要我們用自己的良心去作出抉擇。因此我們應該好好感謝他。但是我們也要詛咒他——因為他發起了非常難于對付的挑戰。假如我們像他那樣在醫院里和一名瀕死的党衛隊員在一起，假如我們處在他那樣棘手的位置，我們會做什么？我們應該做什么？ 讓我們想一想他所處的環境。西蒙不知道他能活上一天，還是一周，還是一月。（事實上，他的好多朋友都沒能在集中營里活下來，他有89位近親也都死掉了）。而這位年輕的党衛隊員，還在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招呼一名猶太人去听他忏悔。他希望西蒙多少能幫助他從犯下的罪過中解脫一下。卡爾作為一名党衛隊員，他目睹了并參与了殘殺無辜的行動，他們把這些無辜的猶太人鎖在一間屋里，一把火燒掉。這樁罪惡讓卡爾感到發抖，夢魘折磨得他難以人睡，然而這決不是他唯一的罪惡。遠在那決定命運的前夜，遠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發生的慘案之前，他就多次參与了歇斯底里的瘋狂行動，把許多無辜的人送進了集中營，逼上了戰場。他沒對這些無法猜想到的無數罪惡行為表示悔悟，他沒想一想做為一名党衛隊員他已經做下了多少令人憎惡的虐待猶太人、反對猶太人的行為——他只是對一樁攪得他難以人睡的殘暴事件感到后悔。 作為一名充滿熱情的納粹，這位年輕人通過其他許多事件參与了殺害西蒙89位親戚的行動。的确，他只能對西蒙每日都要面臨死亡的集中營負部分責任。所以他在病榻前向西蒙做的忏海也是不完全的。這遠不是事情的全部。 當一名天主教徒忏悔罪過（這名党衛隊員是位誤人歧途的天主教徒）時，他不僅要講出全部事實，而且應經受補贖以證明他的懊惱与悔恨。在我看來西蒙應是一名最為理想的接受忏悔的人。他給予了卡爾他所唯一能給予的悔悟机會：沉默。卡爾至死良心上都一直在后悔著。西蒙沒有以一名猶太人的身份寬恕他——几百個人在那個房間里被一把火燒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營里死去了，他怎么能以哪怕是其中一個人的名義去寬恕呢？而西蒙卻以聆听忏悔的牧師的身份被召了去，去听這個人講出他的心里話。有些罪惡太大，就是牧師也難以寬恕。公開的悔改是必須的。這個人沒有机會公開悔改，不過他私下的悔改也值得考慮。讓他在無聲的真理照耀下死去，西蒙的決定是明智的。他一言未發，走了出去。西蒙保住了他的良心，那位年輕的士兵拯救了他的靈魂。他把自己的靈魂卸給了有可能是最好的一個人——不是一名為他那說不出口的罪惡提供廉价恩典的牧師，而是一位被他折磨得精疲力盡的受害者。 你可以把這稱作冷酷的愛，也可以把它稱作無情的同情。然而從道德上講，西蒙給予卡爾的是一個負責的、成熟的反應。沉默，与你的罪惡在一起。与黑暗在一起，有這么多你的受害者都靜靜地躺在那里。与你的良心在一起。与你的受害者在一起。与你的上帝在一起。根据我的印象，卡爾認識到了西蒙反應方式的力量，所以他才把他少得可怜的遺物作為感恩的禮物送給西蒙。而西蒙，再一次很明智地拒絕去碰它。 然而西蒙确實拿起了那人的手并把它握在手中。他确實替那位罪惡纏身的士兵赶走了扰人的蒼蠅。通過握手，西蒙作為人出場了。通過握手，驅使他在听了那么多駭人的事情后仍然留在房間里繼續所下去。傾听是他送出的禮物，傾听是他同情的表示。這一不尋常的舉動把兩個人聯接起來了。一個是那位年輕人，是個殺手，另一個是純粹由于出身而毫無道理被捕殺的人。兩人都是老一代人決定的犧牲品。然而一方是老一代病態觀點的行刑者，而另一個則是受刑者。這就是西蒙式的同情。留下來傾听，保持沉默，拒絕廉价地寬恕可惡的罪行。有些罪只有上帝才能寬恕，人類無法寬恕。沒有人要西蒙以上帝的名義寬恕。 在兩個年輕人之間似乎已經存在著一种神秘的寬容。的确，我不相信西蒙會拒絕履行針對這位瀕死的党衛隊員的天職。我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從許多方面看，自從西蒙活著走出集中營后，他畢生所從事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他在醫院病床前所從事的事情的一個繼續。可以相信，西蒙繼續到處尋找納粹，為的是讓他在病榻之前改宗，進行臨死前的忏悔。如果他不找到這些罪人，這些人就那么死去了，那么，不論是他們還是他們的受害者在來世都不得安息。沒有這一點記憶，正義就會死去。西蒙是為了這些党衛隊員，而又不僅僅是為了他們——他對他們充滿怜憫与同情。自從他開始追求正義后，他畢生都在滿怀同情地從事這件事。因為沒有同情就沒有公正。西蒙并不為他發現的凶手定罪；他把這事留給法院的法官。他只提供見證，證詞，證据。這些東西會證明他們的罪過。一如它們曾證明了卡爾的罪過。 在這場傾听真相的工作中，西蒙接受了卡爾留給他的工作。這是一場奇怪的交換，是兩人之間奇怪的聯系。注意到這一點是很令人感動的。西蒙在卡爾的病榻前側耳傾听；而卡爾卻給予了西蒙終生為之奮斗的使命。 另一件充滿同情的行動是西蒙一時下定決心決定去拜訪卡爾的母親。在那里，他和卡爾的聯接更加緊密了——他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了卡爾的面容，感受到了卡爾破碎的家庭的悲涼与痛苦。他一任卡爾母親繼續否認她儿子做出過惡事，這位母親相信她儿子是無辜的。這一舉動超越了正義，又是一件充滿同情心的舉動。他直覺感到講出真相對這位心已破碎的寡婦沒有任何好處。現在來做這件事已經太晚了。 然而正是卡爾母親對儿子所犯下的罪惡的否認构成了納粹恐怖行為的罪后之罪。有多少普通的德國市民——甚至是牧師主教——都多少知道一些正在發生的罪行，卻又一直在矢口否認？有意地無視事實就是一种罪惡。在這一個故事中，這樣的罪惡大得使大屠殺得以發生。西蒙對待卡爾的母親和對待她儿子一樣——他傾听了兩者的話，又都一言不發地走開了。每個人都應該在知道真相后死去，哪怕只是知道一部分真相。而西蒙的工作開始打破沉默，讓活著的人都充分了解發生的真相。而在做這一件工作時，他一直讓自己依國際公認的尺度充滿同情地去行動。 我相信這個故事能深深撼動我們。因為，和任何一件真實的道德故事一樣，它不但适用于昨天，同樣也适用于今天。人類對罪惡的承受能力不能僅依靠孤立的單個人的決定与行動。這個故事——一個完整的納粹故事——給我們提供了有關罪的共謀，對罪的疏忽以及對罪的否認等等赤裸裸的問題，促使我們對罪惡作出深入的思考。在新聞宣傳，政客和商業利益的驅動下，謊言和權力很容易就能到處擴散，到了那時，上述的罪惡就順理成章地在社會大眾身上發生。對罪惡進行否認會促使罪惡扎根成長——卡爾母親的行為正是這樣。直到今天，這种事仍在發生。當我們否認著罪犯的存在時，我們就是在与罪惡同謀，我們因此會扼殺掉我們的地球，使年輕人的心靈堆滿銹污。正像我們消費型的生活在浪費著森林、水、土壤与空气一樣，我們否認監獄的存在，我們就得同時建造監獄來容納因失望、失業而暴力犯罪的年輕人。我們對罪惡的抵賴与卡爾母親對罪惡的抵賴如何可能區別呢？在我們周圍以我們的名義發生著什么樣的罪惡呢？抵賴會比真理更重要？這些問題——這些常青不老的道德問題——正是西蒙的故事要告訴我們的。 寬恕与遺忘是兩件不同的行為。一個人必須寬恕——不是出于利他的動机，而是出于自由生活的需要——但是我們卻不應該忘記。西蒙沒有忘記——因此他贈送給了我們最好的禮物——一生都獻身于公正和同情。這是一种神一般的生活。他所講述的故事促使我們不要忘記。如果我們真的能記住的話，那么我們或許就選擇了超越死亡的生活。 馬克·古爾登 從好多方面看，《寬恕？！》都值得我們去注意。單就故事本身來講，它動人，憂傷，讓人惊駭。故事一步步展開，讀者越來越被它吸引。 故事講述了作者西蒙·威森塔爾早年生活的一次悲慘体驗。西蒙在令人難以忘怀的作品《凶手就在我們中間》一書中，披露了許多德國戰犯企圖逃避海改的實情。《寬恕？！》一書同樣非常打動人。而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提出了一個灼人的道德問題，逼使讀者依從自己的道德良心去回答。 這是一個有關寬恕的問題——而且是要寬恕約30年前犯下罪行的德國人。或許有人會說這個主題在今天稍嫌有些枯燥。因為有證据顯示，全世界正在合謀忘記那些令我們人類感到恥辱，對宗教和人性來說是一個戲弄的可怕的暴行，即便是它們還活生生地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每當我寫到或想到這些可怕的罪行時，我總是激情難抑，整個腦海都被這些真正的惡行所包繞。我忍不住要問一問自己，文明的人類真的建造了那么多巨大的复雜的焚尸室，要把成千上万的另一些人像臭虫一樣快速地消滅掉？ 普通的德國士兵難道真的遵命用連排机槍掃射站在巨大墳坑旁邊的活人，把他們打得千瘡百孔，堆積如山？ 德國人真的把96万多13歲以下的無辜小孩——這數目相當于10個溫布雷体育場所能包容的人數——送進了毒气室？ 當我們看到電影上那令人頭暈目眩的、堆積如山的、變了形的尸体時，我們的眼睛是在欺騙我們嗎？拜爾森，奧斯維辛，巴克瑙，特雷布林卡等集中營真的有那么多死人的骷髏嗎？這些重見天日的死尸難道一度就是像你我這樣的人嗎？ 回想這些事情無异于是把人置于一個難以承受的可怕的夢魘之中。人類的心智尚無力理解這么巨大的屠殺。可是，哎呀，它并不是夢魘。它令人恐怖地真實，在現今存在的大量文獻中都有對它的每一個細節的詳細記錄。 請想一想這么一個事例：最近在法蘭克福審判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事件時，對于死于集中營的受害者的确切人數產生了分歧。最后有證据顯示，440万男女老少（几乎是整個丹麥的人口）被送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最后在集中營解放時，只有6万多人還活著。這意味著被送進去的人中有98．5％的人都被德國人以各种方式消滅掉了。這种屠夫算術，這种大面積的死亡，使得任何一個人都不敢去想象。即便是屠殺老鼠，而不是屠殺人類，也無法有這么高的殺戮率。 你瞧，這就是戰爭結束時德國人應承擔的罪過，面對這种過失，他們整個國家沒有一點補贖的行動。早些時候經常有人問，做出這种事情的人——不管是積极參与還是消极順從——是否還能在這种非人道的惡果前生活。他們還敢抬起他們的頭面對文明社會嗎？該隱的標記是否永遠地留在了德國人的臉上，一如大衛之星紋在逃出了的受害者臂上，再也無法抹去了？ 這些問題只有時間才能回答，而且時間也确實回答了這些問題。因為事實上，還不到30年的時間，在整個歷史上給人類心靈帶來极大創傷的民族已經在世人面前恢复了其地位，它已經在非常自信，非常鎮靜地和友好的人們對話。事實上，美國總統已經在稱它為“我們忠誠的，可信的，值得尊敬的盟友”。 今天，人們已經不再討論對600万人的大屠殺了。他們甚至不再想讀到有關它的情況。有關該主題的書籍被人們輕蔑地稱作“集中營廢品”，自然也就不能再賣了。世界似乎已經同意“讓事情過去”，德國人比誰都更積极地推行“忘掉它”運動——不為任何別的原因，正如阿登那曾天真地提到，僅僅是為了“恢复我們的好名聲”。他們最近甚至試圖創制一部法律來阻止對納粹的審判，因為這种審判只能使有關毒气室，焚尸爐和嚴刑拷打的傳說長期流傳下去。 過去，人們對德國人所做下的惡行有一套心照不宣的一致叫法。如“大屠殺”，“最后行動”，“种族滅絕”等等。然而，多少年來，有人卻在偷偷修改這些叫法，代之以殺戮，屠殺和獸行。以掩蓋這些名稱本來具有的令人震惊的恐怖特征。我們一直在被提醒說，是納粹——一批從外層空間來的神秘的亞人類——干出了這些事。他們不邀自來，有很高的才智，馴服了地球上的國家，向地球上的人發布命令，而后者不敢，不能，也沒有抗命。顯然，活著的德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是納粹，甚至有人根本沒見過納粹，不管什么暴行發生，人們都會說這是在眾所周知的“希特勒紀元”或“希特勒時代”發生的。——這完全是人為想出來的集体托詞。 人類應該報快忘記這些由外來的凶手（誰也不曾認識他們）犯下的罪行（誰也不曾見過這些罪行），這又有什么可怪的？ 全部都忘掉或許不難，但是要全部寬恕恐怕還得要講上陳詞爛調之外的東西了。首先，我們得問一問自己，誰手上握有給予寬恕的權利？我們當然可以像牧師那樣說，怜憫与寬恕全屬于上帝，如果是這樣，所有的對話馬上就中斷了。或者我們可以引用詩人德雷頓的格言——“寬恕，屬于那些受傷害的人。”可是，很遺憾，在這個例子中，受傷害者（600万被殺戮而死的人）不能行使這一特權，他們連一丁點儿意見也不可能表達。 如果死去的人不能寬恕，活著的人就同樣不能。你怎么可能去寬恕一群公然燒死活人的怪物；以條頓人特有的虛飾与嚴謹，在公開場合舉行一定的儀式去寬恕他們。甚至我們能設想全能的主會赦免他們？然而正是這樣可怕的罪行成為《寬恕？！》提出的挑戰性的中心問題——威森塔爾有權利拒絕寬恕那位頒死的納粹嗎？你可以無視這個問題，可以躲避它，采取一种詭辯的一分為二的閃爍其辭的態度，然而基本問題還在那里——要是你處在威森塔爾的位置你會怎么做？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答案；這是一個單個個人所面臨的困境，需要個人來回答。 從個人來講，我會毫不猶豫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可以設想出這樣的解決辦法來：威森塔爾就要死了——就要不名譽地死掉并被人遺忘——他將成為這個瀕死的納粹和成千上万他這樣的人自豪地為之辯護為之奮戰的“觀念”和“標准”的直接犧牲品。我會問一問我自己，假如這位年輕的納粹還活著，或者，假如同時德國人贏得了這場戰爭，他會成為什么樣的一個人？我會試圖想象出胜利的德國人會賜予生活在他們政權下成百上千的新威森塔爾以基督式的同情。考慮到這些，我會一言不發地离開病床。同時我絕對敢肯定，現在，世上又少了一個納粹！ 漢斯·哈伯 閱讀《寬恕？！》，我心中非常激動。別的人讀你的故事肯定也是這樣一种心情。不過，你沒要我做文學批評，而是問我對寬恕問題的看法。我對你故事里沒明說的兩個問題特別感興趣：我們應該寬恕誰？什么時候我們應該寬恕？我猜想你确實寬恕了你稱作卡爾的那個人。不過我恐怕這樣的回答太簡單。我們不是上帝的一個控訴法庭。是他校正我們的審判，而不是我們校正他的審判。上帝的懲罰直接降臨到了這名党衛隊員的頭上，繞過了所有的人類法庭。人類懲罰的人仍可得到上帝的開釋；人所開釋的人上帝還可能懲罰他。但是上帝懲罰的人我們既不能開釋也不能加罪懲罰。尤其不能通過憎恨的方式懲罰他。他已經作出懲罰了的就脫离了我們的司法，即便是“愿靈安息”這樣的詞句也只是一种建議。我們可以希望一個人安靜地休息，但我們不能保證這一點。 馬上就面臨另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我們能夠寬恕別人，寬恕還在活著的凶手嗎？ 這里我們仍需要搞精确些。你說“我們”，你把“我們”理解為誰？如果你是指猶太人，指殉教的母親和父親，親戚和朋友，以及其他被殺害的人，那意思上就有了相當大的變化。凶手既不是可被寬恕的，也不是不可被寬恕的。受害者沒有這樣的道德要求。我總是怀疑在謀殺案中代表某個個人出現的被稱作顧問的角色。裁判某個凶手違反人性是人類自己的事。維克多·高蘭克茲，英國出版商，在戰后馬上把“寬恕”的字眼寫在了猶太人的旗子上，在我看來，這和猶太人從人類手上接過了复仇之劍一樣可疑。說到“我們”，我是指人類，而不只是指猶太人。 謀殺不可寬恕嗎？沒錯，這一點毫無疑問。一個人可以寬恕凶手嗎？這是和懲罰這樣复雜的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問題。希望懲罰凶手是出于正義的戒律。在凶手受到懲罰后希望去寬恕凶手是出于愛的戒律。你寫道，卡爾“并不生來就是凶手，也不希望以一個凶手的身份死去。”這与寬恕的問題有什么關系？二者是不相干的，不論在哪种意義上也都不是一個借口。在現實中誰也不生來就是凶手。生來就是凶手的是病理學上的例外——事實上，他們的行為要比生來就“健康”的人更能被原諒。耶穌十字架之死是人類自由選擇的一個象征。自己決定去做一個凶手要比非常的環境驅使他去成為一名罪犯要負更大的罪責。畢竟，很難說有誰想以一名凶手的身份死去，就是無神論者也害怕來世。 所以我們不能寬恕凶手——只要凶手還沒有贖罪，不管是我們陪審員還是最高法官都不能寬恕他。每一個社會——我重复一遍，每一個社會，都有一定的道德原則，最极端的贖罪的就是死刑。這就又把我帶到了另一個你沒有明說的問題：有酌情減輕凶手罪過的情況嗎？ 可以推斷，應該有酌情減罪的情況——否則一個一個地審判凶手就沒有意義了——所以我們應該認真考察這些情況。在一些段落里，尤其是在你和那位党衛隊員的母親談話的段落里，你描述了卡爾成為凶手的經過。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但又是很复雜的情況。人們不應該把寬恕問題与懲罰問題溫到一起。如果讓世間的法庭來審判卡爾，就會酌情考慮到他年輕，考慮到他所處的環境，考慮到時代，考慮到大气氛与戰爭背景。不過，在這個例子中，我們是從兩個不同的視角去做的。寬恕是精神上的事情，懲罰是法律上的事情。法庭判決要考慮酌情減罪的情況。這些情況會導致一個溫和的判決，但這決不意味著我們在寬恕凶手。賦予一個人自由意志，不僅是要他在做凶殘的事還是約束自己不去做之間進行選擇。賦予一個人自由意志還要人決定是順從正義還是拋棄正義。大赦一名未受懲罰的凶手是一种犯罪的同謀形式。它不是鼓勵寬恕，而是阻止了寬恕。 那么，誰又該是我們寬恕或复仇的對象呢？ 你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盡管你講述了那位党衛隊員及其受害者的故事，在開頭的時候是在控訴凶手，最后卻是把納粹体制作為罪犯放在了法庭上。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生了分歧。 對于我們所討論的制度，不存在寬恕的“問題”。制度所犯下的罪過是不可寬恕的。制度已經受到了審判，并且已經被摧毀。然而我們面臨的不是墨菲斯托菲里斯，而是浮士德。賄賂，雖然有一股長久存在的勢頭，但是如果沒有受賄者的合作，它就不可能存在。換句話說，受賄者不是賄賂者的犧牲品，而是他們的合作者。浮士德說了句“真是可怕的景象”！后就轉過身去，而魔鬼馬上替自己辯護說：“是你誠懇地把我邀請來的。你在我的領地上逗留了那么長時間……你滿怀熱情地想見到我，想听到我的聲音，想看到我的樣子……” 開的是浮士德公司，當然，如果你愿意的話，你也可以說是墨菲斯托菲里斯公司，他們之間是一种伙伴關系，就和希特勒与党衛隊員卡爾一樣。證据依賴于相反證据。邪惡的納粹制度并不腐蝕每一個人，而那些受到腐蝕的人中有很多沒做凶手。我不認為体制會成為減輕個人罪責的借口。瓦爾特·惠特曼說：“對于國家，或對于任何一個國家，或對于任何國家的任何一座城市，要堅決抵抗，而不要順從！”抵抗罪惡不是一件英雄行為而是一种責任。任何一個人，如果他認為他能把這世界上的邪惡本身也一同去掉，那他不過是夸大妄想的受害者，誰又能保證夸大妄想狂自身不包含著罪惡的因素呢？重要的是要增強對罪惡的抵抗力。 依我之見，這就真正存在一個寬恕問題，可能也正因此我們就回答了該寬恕誰以及什么時候寬恕的問題。 如果愛的原則与正義的原則仍是彼此分割而不是相互補充，那么人類就只停留在原地——停留在一個糟糕的境地中。從這個觀點看這個問題，你會發現，自從創世紀以來，在人類歷史上，愛与正義一直是互相反對著的。一段時間，正義是人類的理想，過了一段時間，愛又成了人類的理想。至于正義在愛中，愛在正義中這一神圣的觀念，人類已大方地交付給創世者。 寬恕是對上帝的模仿。懲罰也是對上帝的模仿。上帝以那樣一种方式去懲罰去寬恕，但是上帝從不仇恨。這是一种值得為之奮斗的道德觀念，但是人類恐怕達不到。 在《寬恕？！》結尾你寫道：“我知道許多人會理解我，贊成我對那位瀕死的党衛隊員的態度。不過我也知道許多人會譴責我，因為在一名悔過的凶手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拒絕讓他安心”。 這兩類讀者我都不是。在我看來，你是否寬恕了這名党衛隊凶手并不重要，因為神解除了他的生命并懲罰了他，也使你的良心免于做決定之苦。不過至少你不恨這位快死的凶手，這是一個開端。沒有正義的寬恕具有一种自我滿足的特點。沒有愛的正義是假裝有力量。 納粹制度犯下了最糟糕的罪行，這使得我們很難去寬恕。它使得我們走進了心靈的迷宮。我們必須找到走出迷宮的道路——不是為了凶手，而是為了我們自己。單單是愛并不能表明是寬恕，單單是正義也不能表明是懲罰，二者都不能引導我們走出迷宮。既要補贖罪過又要寬恕，這并不自相矛盾；假如一個人出于自由意志奪去了另一個人的生命，補贖罪過是寬恕的必要前提。与愛和正義一樣，贖罪与寬恕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達到無仇恨的愛。這是我們的目標；我看不出還有別的什么目標。 約西·克萊因·哈勒維 威森塔爾遇到了即將死去的卡爾，這事的發生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和判斷。假定我們有權利去評判威森塔爾這樣一個進過集中營的人，這种假定本身就顯出我們缺乏謙卑。這就好比一個沒有經歷過大屠殺的人，卻要譴責大屠殺的生還者，問他們為什么不暴力抵抗，為什么不，比如說，團結起來。威森塔爾和他的囚友討論是否寬恕卡爾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我們沒權利對他們作出評价。 然而我們卻獲允評判威森塔爾這位生還者。他和其他的生還者決定重新回到我們這個世界而不是索群獨居，他們也就同時承擔了通常的道德重負；自1945年以來，他們就得用和我們一樣的道德標准去衡量自己；他們在戰爭中所經受的磨難不能作為他們逃避審查他們戰后生活的避難所。 要回應威森塔爾的故事，我應該從我有權利開始的地方開始，從他1946年与卡爾的母親會面這個地方開始。在這個地方，在道德上是沒有什么含糊的。威森塔爾沒有告訴這位母親有關卡爾的真相，這位母親已經失去得太多，起碼也應該允許她為自己的儿子而感到驕傲。他沒讓自己利用這個机會在無辜者身上為自己复仇；不管“那里”發生了什么，在“這里”表現得凶殘是不公正的。拒絕寬恕是因為那個時間，那個地點，而不是因為我們自己。 這里所傳遞的信息讓我考慮了很長時間。盡管我生于戰后，我卻是一名竭力避免与德國人接触的猶太人。我拒絕拜會德國人，也拒絕買他們的商品。我遇到和我同年齡的德國人時，會帶著明顯憎惡的表情看著他們，看到他們狼狽不堪我會覺得非常高興。我希望把德國人——所有證明与這個罪惡的文化有染的德國人——從人類中驅逐出去。 后來，在1989年12月，我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到德國旅行。柏林牆剛剛出現了裂隙。在寒冷的夜晚，我夾在擁擠的人流中，沿著西柏林干道庫達姆大街緩緩前行。我很沮喪地被告知，耶路撒冷剛好處在六日戰爭后的几周：同樣是令人目眩的歡樂，同樣是不可思議的穿過警戒線的快樂感覺。我感到要躲避開德國人的慶祝，無疑是要我自己躲避掉人類共有的基本体驗，是把我從人類中放逐出去。 就是在那次旅行中，我參觀了西柏林的一個新教青年會，這個青年會的名字叫“梅爾鮑姆·赫斯”，是以一個死于大屠殺的德國猶太人的名字命名的。牆上有一張海報寫明了到波蘭的路線，幫助人們查找以前的集中營遺址；另一些海報支持各种自由主義的或激進的极右事業，從參加盟國到參加大赦國際或圣地諾陣線。你會感到死去的猶太人梅爾鮑姆統治著這里的一切，這些年輕人提出各种利他主義的政治觀念以紀念這位猶太人。 我問十几歲的年輕人，他們是否為他們作為一個德國人而感到驕傲。他們笑了起來。我又問柏林牆倒塌時他們是否感到激動？他們面面相覷。我又想起像他們這樣年紀的猶太年輕人對于他們國家的每一個胜利都充滿熱情，如營救面臨危險的海外猶太人，成功地打擊了恐怖主義頭目。而在這里我卻感到，他們不像是德國人，而像剛剛從大屠殺逃出來的人。梅爾鮑姆·赫斯的年輕人被大屠殺嚇坏了，他們不可能允許自己分享自己人民的慶典。然而我并沒有為他們的羞恥感而感到高興，我只感到針對罪惡而复仇的空虛。我事實上不希望讓過去扭曲了他們的現在，不希望讓奧斯維辛否定掉他們應得的自尊。 當然我并不認為德國人或猶太人應該忘掉過去。然而在柏。的經歷促使我主張德國人与猶太人間實現和解。威森塔爾對卡爾母親的姿態強化了我這种感覺，正像我們曾被要求記住埃及人一樣，經歷了一段時間后我們還必須超越他們。對威森塔爾這樣的生還者來說，要對一名党衛隊軍官的母親表現得寬容一些需要一定的道德勇气；對于我們其他人來說，合宜地對待年輕一代德國人需要的僅僅是道德常識。 阿瑟·赫茨伯格 這位瀕死士兵的個人身世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他的罪過。這位年輕人并非身不由己的成為納粹的，因為生養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他的父親一直不動搖地反對希特勒及其追隨者。他決定加入青年希特勒協會時，他母親沒表示什么异議，而他的父親則激烈反對。這位年輕人（當時他14歲）不但沒听，反而挑戰性地加入了党衛隊。直到他臨死時，他才記起他的父母曾教他往好處走。因為他知道，他們至少已經成功地消滅掉几乎所有的“歐洲猶太人，而還不能（像一些后來醒悟過來的納粹所做的那樣）快樂地投進墳墓。”當他确信他所選擇的凶手隊伍可以成功時，他就選擇了做惡。納粹政權确實允許“意志不堅”的士兵另做選擇。假如他留意到自己有那种沖動，他本可以避免親手犯下恐怖的罪行，但他卻選擇了屠殺無辜的百姓。即便他不完全肯定“低等民族”應該被消滅，他也确定知道這种“對人口的滅絕”會讓他從納粹体制的胜利中獲得特殊的好處。 在士兵床前那樣一個緊張時刻，西蒙·威森塔爾或許不記得了，《塔木德》曾有訓誡說，誰也沒權利犯殺人之罪，即便他知道不遵守這樣一條戒律會被殺掉。《塔木德》原文中有這樣一條解釋：“你怎么知道你的血要更尊貴？”這位瀕死的党衛隊員本該冒著喪失自己生命的危險，不去做一名种族主義凶手或一名職業殺手。他卻要一名猶太人——任意一名猶太人——到他的床前，為的是他能与他的受害者，与上帝言和。 威森塔爾什么也沒說，他做得非常對。這位党衛隊員所參与犯下的罪行已經超出了人類寬恕的限度，甚至上帝也寬恕不了，因為上帝自己也在受指控之列。 （根据《創世紀》篇的說法，）當上帝建議毀掉所多瑪与蛾摩拉，因為它們充滿罪惡時，亞伯拉罕抗議道：“難道上帝要把正義与邪惡一塊儿毀掉？”在《創世紀》的故事里，上帝只好說，如果在這個充滿邪惡的城市里能找到十個義人，他就放過他們。可是亞伯拉罕連這么小的數目也找不到。然而，在這篇与亞伯拉罕的對話中，塵世的正義的确贊成，即便是上帝，也應該公正行事；上帝接受了這個前提，同意他沒有權利破坏正義。如果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必須問一問亞伯拉罕所問的問題，在這些受害者中，有許多義人和善人，還有一百多万不知罪惡為何物的孩子。《創世紀》中“爭論”的事實表明，亞伯拉罕不能寬恕上帝意欲（或贊成）行這么大的殘酷之事。上帝或許會以這是他的工作作辯護：神的計划人是不能理解的。我不能忍受把這個爭論推演下去，說納粹是上帝設計出來的工具，幫助上帝完成人類不可知的計划。的确，如果沒有世上這一切對人類的謀殺，上帝本來還有權利得到他想得到的這世上的一切東西。有誰敢以站在大屠殺背后靜默不言的上帝的名義寬恕納粹及其幫凶？毫無疑問，作為一名過去的天主教徒，這位党衛隊士兵會認為悔改的話語可以使他得到神的赦免。或許，威森塔爾走后，他向某位牧師忏悔，牧師為他舉行了最后的儀式，保證他得到了神的寬恕。但是，曾經允許發生大屠殺事件的上帝過去不會有，現在也不會有足夠的威望去寬恕干過謀殺勾當的怪物。 另一方面，當西蒙·威森塔爾在戰爭結束數月后去斯圖加特拜訪死去的士兵的母親時，他沒有揭破她對她儿子抱有的幻想。威森塔爾是對的。他不是為了罪惡一事而去拜訪她。他遵守了圣經的訓誡，我們每一個人都因自己的罪而死，就是我們的孩子或我們的父母也不分擔我們的罪過。他不能把真相告訴這位母親，因為這樣做會毀了她。那樣的話，即便她還能活著，也只是作為一具軀体而活著。 這些想法并不只是來自于對威森塔爾所講述的動人故事的思考。我于1921年生于加利西亞的盧巴克佐，因為我全家人1926年遷居美國，我選過了大屠殺。我無法与我同一代的德國人及其衛星國的同伴和平相處，因為我同時代的這些人本來是可以拒絕加入納粹的，但是大多數人都高呼“希特勒”，直到他戰敗自殺。我還記得我自己的親戚——一位祖父，許多叔伯嬸姨和他們的孩子——我無法理解那些殺害他們的人，為什么因為他們是猶太人就應該把他們殺掉？有些人事后說對不起并感到羞恥，他們的罪行犯下就犯下了。我只是痛心有些人极力要“解釋”大屠殺。這些作品有時或許會充滿歷史洞見，甚至有非常精巧的神學解釋，但是它們都模糊并掩蓋了一個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么人，還有上帝，這么可怕地失敗了？西蒙·威森塔爾在這位党衛隊士兵的床前什么話也沒說，我們也只能保持沉默。 西奧多·M·海斯伯格 我是誰，居然敢給另一個宗教的人士提建議？要知道，他比我受過的苦難要更多，更不可思議。一般情況下我是不會去提出這樣的建議的。不過既然邀請我這么做，那我就只好這么做了。 我的整個直覺告訴我，應該寬恕。或許因為我是一個天主教牧師，我從事的是寬恕的事業。我一天几個小時地坐在告解室，寬恕每一位走進來的人。他們忏悔，他們表示歉疚。 我想上帝最能寬恕罪惡的人類。關于耶穌的最偉大的故事就是悔改的罪人的故事。我們能不能期望就像上帝就在我們中間一樣彼此寬恕？ 當然，在這里，罪惡很大。然而它仍然是有限的，而上帝的慈悲是無限的。 不管是誰為了什么事請求寬恕，我都會寬恕，因為上帝會寬恕。如果我曾受過這么多苦難，寬恕起來可能要困難得多，但是我希望我還會寬恕。不是從我個人的狹小立場出發，而是從全能的，無所不寬恕的上帝的代理人的角度來講。 亞伯拉罕·約書亞·赫舍爾 五十多年前，布里斯克地區的拉比在華沙登上一列火車回家。這位拉比是位非常著名的學者，并以他的溫文爾雅的性格而受人尊重。他身材稍稍高大一些，相貌并不出眾。他在車廂里找到了席位坐下。他周圍全是外出的商人，火車一開動，他們就開始玩牌。他們越玩情緒越激動。拉比遠遠地坐在一邊，聚精會神地思考問題。拉比冷淡的態度激怒了其他人，有一個人就建議讓拉比也一塊儿玩。拉比回答說他從來就不玩牌。過了一會儿，他們又受不了拉比的冷淡了，其中有一個人就對他說：“你要么來一塊儿玩，要么就离開這節儿車廂。”又過了一會儿，這人扯著拉比的衣領，把他推到了另一節車廂。后邊的几個小時里，拉比只好一直站著，他一直站到了目的地——布里斯克。 那位商人也是到布里斯克的。拉比一下車，就被歡迎他的人群圍了起來，人們爭相与他握手。“這人是誰？”那位商人問。“你不知道？這就是布里斯克著名的拉比。”那位商人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還不知道他冒犯了誰。他赶快擠到拉比面前，求拉比寬恕。拉比斷然拒絕了他的請求。回到賓館，商人的心一直踏實不下來。他去了拉比的家，獲准到了拉比的書房。“拉比，”他說道，“我并不富裕，不過我還是積蓄了三百多個盧布。要是您寬恕我的話，我就以行善的名義把它捐給您。”拉比只回答了一句：“不。” 那位商人焦急万分，他去了教堂尋求安慰，他把他的焦慮給教堂的人們說了后，他們都感到非常詫异。他們的拉比，這么溫文爾雅的一個人，怎么這么不寬恕人。他們建議他去找拉比的長子，把他父親令人吃惊的態度告訴給他。 拉比的儿子听完這事后，他非常不理解他父親為什么這么困執。他看這人非常焦急，就答應去和他父親商談這事。 根据猶太律法，儿子直接批評父親是不合适的。于是儿子進了父親的書房，和父親一般性地談起猶太律法，慢慢轉到寬恕問題上。當講到如果一個人3次請求寬恕，那就應該寬恕他時，儿子提到了正万分焦急的那位商人的名字。布里斯克的拉比就此回答說： “我不能寬恕他。因為他不知道我是誰。他冒犯的是一名普通人。就讓這位商人走到這位普通人面前請求他寬恕吧。” 沒有人能寬恕由別人犯下的罪行。因此，假定隨便一個活著的人都能就600万死去的人的苦難進行寬恕是不合情理的。 根据猶太教傳說，即使上帝自己也只能寬恕針對他而犯下的罪行，無權寬恕針對別人而犯下的罪行。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