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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50－前950年間，舊大陸所有區域文明，從愛琴海流域的米諾斯和美索不達米亞到黃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蠻族的強烈沖擊，從而導致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擊退了的入侵者，最終仍以“和平滲透”的方式贏得了此前以武力無法獲取的地區。結果造成舊大陸區域文明版圖的巨大變動。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輕的文明為之毀滅，几個新的文明在兩次大劫難涉及不到的地理間隙中崛起于世。這次民族大遷徙的影響遠比公元前18世紀那次更富于革命性。 我們在埃及發現了有關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遷徙同時代的文獻記錄。此可謂獨一無二的證据。它指點了其他地區民族大遷徙緣由后果的迷津。愛琴海地區的考古學證据与埃及的文獻記錄比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屬于同時代的證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無言的。埃及的文獻提供了關于民族遷移日期和遷移民族名稱的信息，而這根本無法從愛琴海地區陶器的時序、人為毀滅的遺跡中推斷出來。對于遙遠的東方民族大遷徙的歷史，埃及文獻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樣明亮。 大約公元前1220年，利比亞人聯合了美舍韋舍以及其他柏柏爾民族，在5個“海上民族”的援助下，從西面襲擊了埃及并抵達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為法老邁爾奈普塔（約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擊潰。這不只是一場搶掠，甚至也不純是一次軍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嘗試，因為入侵者都帶著妻子儿女、家畜及他們的動產。作為5個被擊潰民族之一的盧卡人，肯定來自小亞細亞西南部；還有一支為亞該亞人，他們不是來自希腊大陸就是克里特島，至少有一支亞該亞人此時已在克里特島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其余3個“海上民族”是謝克勒什、沙爾丹和圖爾沙。大約500年后，這3個民族以西庫爾人、撒丁人和蒂爾塞諾伊人（埃特魯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現，而美舍韋舍人也以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現屬突尼斯的地區重露鋒芒。但是，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紀時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進行大規模遷徙的大本營，他們最終的定居點多半只是在企圖進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園的嘗試失敗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難之地。 在一篇紀念性的碑文中，邁爾奈普塔詳述了自己的軍事成就，不僅提到了擊敗利比亞人的輝煌成績，還記錄了一些珍貴的史實，如：“哈梯平安無事”；迦南遭到侵略，丟失了部分領土；以色列為蠻族洗劫；等等。這些記錄表明，邁爾奈普塔時代，赫梯帝國尚未傾覆，而且還投有企圖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戰協定中与埃及划分的敘利亞領土以外的地區。以色列的提及表明，從阿拉伯半島向新月沃土的民族遷移業已開始。此次遷移運動不僅把以色列和猶大部族帶入迦南，而且還將他們的閃米特語伙伴迦勒底人帶進蘇美爾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閃米特語民族阿拉米人流動的范圍更為廣泛，向北遠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東抵達亞述的西陲，東南到了底格里斯河東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間的地帶。 大約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約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兩次挫敗西方對于埃及的侵襲。這一次，柏柏爾人（利比亞人，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沒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從東北方單獨向埃及發起了進攻。他們仍是進行移民的嘗試而非為了劫掠，從愛琴海及其島嶼（或許這并不是他們的最初大本營）的軍事基地出發，水陸并進，穿過小亞細亞和敘利亞，循著這些地區的海岸，不停頓地出擊。他們推翻了赫梯帝國，不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區哈梯，還橫掃了小亞細亞西部的阿爾薩瓦、科迪（西里西亞東部？）、幼發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爾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亞（塞浦路斯）。然后，他們在阿莫爾－可能是位于原屬赫梯帝國的敘利亞領土南端的一個地區（与約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島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稱有關）－建立了一個新的根据地，繼續征戰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為保衛埃及在敘利亞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屬地只進行了一次抵抗。此時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許已經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對付“海上民族”的船隊，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約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東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戰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慘敗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爾出發，沿陸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們在埃及亞洲屬地的濱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來。公元前1191年，謝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樣出現在“海上民族”中間，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謝克勒什人、達努人（達瑙伊人）、吉克爾人（圖科爾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韋舍什人（尚不确定）。達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亞定居下來，吉克爾人在卡爾邁勒山南麓的多爾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則沿著巴勒斯坦濱海最南部的狹長地帶建立了5個城邦國家。 約公元前1220年被邁爾奈普塔擊退的遷移民族聯盟的首領為利比亞人，他的名字被記錄在埃及的文獻中。不僅如此，埃及的記載還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軍侵埃而為拉美西斯三世打敗的其他利比亞首領名字。摩西就是一個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傳說，正是他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出發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外約旦，這一事件成為以色列人征服敘利亞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終如愿以償。不過，即使有埃及文獻的記載，也無法确認摩西其人的歷史真實性。至少有兩個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現在公元前13世紀的埃及記載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結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縮寫詞。這兩個构成要素加上詞首往往是神的名字，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圖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傳說還稱，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論。如果這一傳說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稱是阿吞－摩斯，因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時代記錄下來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頓的刑律廢除之后，一個用太陽光盤混成的名字再也不會保證埃及任何國民免獲罪罰。然而，据以色列人傳說的描述，摩西在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轄范圍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個地區生活過一段時間。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設想，阿肯那頓的宗教在那一地區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傳說還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繪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華進行交流的使者。据說，耶和華的名字在以前并不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義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賜予者”，這些恰恰是阿吞的屬性。 以上分析說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經得到證實的利比亞人馬拉亞和麥什爾一樣，他們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時代人。即使摩西沒有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盡管傳說中關于摩西經歷的描述某些方面閃耀著明顯的傳奇色彩，但他的真實性仍未受到怀疑；因為許多真實存在的著名歷史人物都已逐漸成為民間的傳奇式英雄。例如，無人會怀疑居魯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創始人的真實性，但傳說中稱他幼年時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擺脫過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險。可見，居魯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經歷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國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領，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國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約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為兩個國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標志），一個仍以底比斯為首府，另一個則定都于三角洲東北部的塔尼斯。這里很可能是大約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執政以來的軍事行動中心。約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魯斯采購木材。在這個与埃及已有2000年貿易關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魯斯國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兩個政府關系比較友好）的相應貨物后才同意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樹木。 然而，埃及挫敗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軍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亞人通過“和平滲透”的漸進方式确立了對埃及的統治。約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雙重王冠，稱自己為“美舍韋舍之王”。我們無從知道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獲的戰俘后裔，還是后來在埃及政府默許下和平進入埃及的利比亞人子孫。無論如何，看來大約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韋舍人對法老政權實現了和平“接管”。利比亞人的軍隊与埃及祭司集團達成了默契，利比亞人尊重埃及4個神廟直轄州的自治權，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約自公元前1087年以來一直處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統治之下）外，還包括赫利奧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們三州分別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見，埃及最終屈服于蠻族的民族大遷徙。利比亞人嘗試武力征服時，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創，可終于在埃及祭司集團配合下，建立了對埃及的統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個軍人階層。在埃及，民族大遷徙的歷史為同時代的文獻所載。在其他地區，除了埃及文獻曾提及的以外，同時代的證据都是考古發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則都屬于追溯性的，來源于傳說；這些傳說往往經過數代人的口頭流傳才形成文字。愛琴海地區的傳說有許多方面与考古學證据不相符，從而產生了對傳說的質疑；但考古學證据也并不能為我們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愛琴海流域民族大遷徙的歷史留下了許多疑團，迄今為止，考古學證据仍無能為力。 一方面。考古學證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紀末，邁錫尼堅固宮殿的外圍郊區曾屢遭洗劫：約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衛城外，近錫尼所有宮殿都遇劫難；約前1150年邁錫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無法說明同一時期克里特或色薩利遇到的類似破坏和阿提卡東部、愛琴海諸島承受的厄運。愛奧尼亞也未能幸免，鄰近的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北隅成了難民的避難所，這些難民把祖先的邁錫尼文化帶到了那里。考古發掘材料顯示，公元前12世紀期間，邁錫尼難民曾連續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這与同時代的埃及文獻記載略有不同。文獻稱，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遷移運動，發端于愛琴海島嶼；他并不認為，這些島嶼本身是洗劫的目標，而是強調，塞浦路斯只是移民進軍埃及沿途搶劫的國家之一。 邁錫尼人曾摧毀了米諾斯文明，而如今邁錫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飽受涂炭。大約公元前1200年的劇變之后，愛琴海流域的文字失傳。一种自成音節的文字興起于塞浦路斯島，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愛琴海的線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島被用來傳播希腊語言，而希腊語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紀邁錫尼時代的希腊移民帶來的。當腓尼基字母引進島時，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來，直到公元前3世紀才結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歷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陸，愛琴海文字則為人們永久地忘卻了。時至公元20世紀的今天，人們發掘出了這些文字的原文，運用音節字的線形文字原文終獲識讀。然而，希腊在邁錫尼文明滅亡時喪失的文化財富決不僅僅只是文字；石工技術湮沒無聞，制燈行業無人問津，包金材料消聲匿跡，從米諾斯文明繼承下來的精美服裝式樣也已棄而無用。文化財富之源枯竭殆盡。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紀的居民點遺址判斷，邁錫尼的整個范圍內曾發生過人口急劇下降的現象，盡管由于難民的涌入而使個別地區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還未發現受到劫掠的地區為入侵者占領、難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證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獻所載，他們未曾停留便動身遠征，劫掠東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區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紀期間，伯羅奔尼撒的南部（麥西尼亞和拉科尼亞）似乎已完全淪為荒蕪之地；劫后余生的邁錫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繼此之后，一种具有鮮明特點的新興文明又開始萌生于那曾哺育過邁錫尼文明的大地。 考古發掘的材料證明，希腊移民對愛奧尼亞（位于小亞細盤西海岸的中部）的開拓始于公元前10世紀；但關于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達則無證可查，据后人追憶，他們是多里安人，其進行遷移的證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紀希腊語世界的方言分布圖。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對角線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魯斯到佐澤卡尼索斯群島以及東南方的小亞細亞大陸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區的兩邊當時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語的范圍。這种非多立斯方言無疑是由邁錫尼時代的希腊難民帶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亞流傳下來，因為這個伯羅奔尼撒的心髒地帶是一個天然的堡壘。公元前最后一千紀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實際上相當近似于運用乙种線形文字的邁錫尼時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東南方遷移絕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紀。這一地區雖經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邁錫尼時代的物質文明，并已為考古發掘的材料證實。不過，考古學的證据不能排除所謂多里安人的遷移運動早在公元前12世紀就已開始的可能性，蠻族入侵者也許因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質文明而使他們自身的痕跡消失了。 在愛琴海地區，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遷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眾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個文明民族的語言文字總是在不斷轉換過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愛琴海地區文字本身的失傳卻是一件無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為衡量這場浩劫影響程度的標志。小亞細亞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盡管赫梯帝國也象邁錫尼諸公國那樣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運。但其后繼者在敘利亞北部（赫梯人早已從埃及人手中奪得控制權）所建的城邦國家卻得以幸存。盡管他們不再用蘇美爾文字來表述阿卡德語和印歐語系的赫梯語，但這些赫梯遺民仍繼續使用盧維語的象形文字（這些文字發明于民族大遷徙以前的小亞細亞）。 赫梯帝國的傾覆意義深遠，具有世界性影響。它結束了以前關于制造鍛鐵技術傳播的禁令。鍛鐵猶如青銅般堅硬，這种技術可能發源于小亞細亞。當希腊人開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時，他們把此項發明歸功于一個傳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們居住在小亞細亞北部海岸。這里不屬于赫梯帝國的范圍，但赫梯人企圖壟斷這項發明，將其視為重要的國家机密。赫梯國王只是偶爾有選擇地將一些鐵制品贈予外國統治者；直到赫梯帝國滅亡時，外部世界仍把鐵看作珍稀金屬。 事實上，制造堅硬熟鐵武器和工具的技術比制造同樣硬度青銅器的技術更复雜，比例也更難以掌握。使用鐵的動机主要是由于鐵礦石几乎到處都可找到，可謂俯拾皆是（當然，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流域的沖積盆地是明顯的例外）。与鐵礦石比較，銅礦石就少得多，錫則更為稀有。既然青銅為銅錫合金，那么，制造青銅的基本條件就是必須能夠長距离地運送金屬鑄塊。這鼓勵了那些交通不暢的地區不斷嘗試以鐵來代替青銅。 以鐵取代青銅發生于愛琴海，那里經受了公元前12世紀的頻頻災難。既然愛琴海為小亞細亞之近鄰，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開始使用鐵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為奇了。以后的2個世紀中，鐵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業用金屬；但隨著交通狀況的逐步好轉，青銅又恢复了使用。這一時期，許多地方都是鐵与青銅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紀，埃及才以鐵取代銅作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而且，自從經歷了古王國解体后不久的那場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趨于保守。法老時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時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卻使用非合金銅制工具從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連對采用青銅也不感興趣。黃河流域雖与地中海東部的最早文明發源地相距遙遠，但中國人早在大約公元前15世紀就掌握了青銅器制造工藝，他們日益偏愛青銅制造業，而銅与錫的供應也源源不斷。或許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直到大約公元前4世紀中國才以鐵取代青銅作為制造業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紀的小亞細亞方言分布圖，顯示了一條色雷斯－弗里吉亞語言的入侵地帶，從西北向東南延伸，呈對角線形，与愛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區的分布相像。這里從前流行的語言（包括盧維語和赫梯語）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語言地帶的兩側，即敘利亞北部的赫梯語和小亞細亞西部的盧維語（包括呂基亞、卡里亞和呂底亞地區）。弗利吉亞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闖入小亞細亞，而不是來自愛琴海群島，他們不過是占領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間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語的希腊人的遷移時間一樣，他們的遷移從何時開始也無法從考古學證据中得到說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島向新月沃土的遷移運動，似乎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法老邁爾奈普塔時代結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亞述國王提革拉－帕拉薩一世（約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當政時，阿拉米人仍未對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北部构成太大壓力，這位國王還成功地進行過向地中海沿岸的遠征。 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遷徙并未使亞述遭受到嚴重打擊，不再象公元前18世紀那樣深受民族大遷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權；這一次，它卻保持了獨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遷徙中，“海上民族”沒有越過幼發拉底河；因為幼發拉底河与安蒂托羅斯和托羅斯山脈，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亞進軍亞述難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間的印度歷史是一個未知數。操原始梵語的入侵者也許早在250年前就已到達印度河流域并摧毀了印度河文明，也許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進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們很可能為身后歐亞大平原進發的民族遷徙大潮所推動才奔往印度。 黃河流域的商王朝為它以前的諸侯國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經典年表，時間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較慎重的估計，為公元前1027年，這也許更接近實際日期、周自黃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國北部平原地帶，也就是說，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國也許從這個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養料，此地經由歐亞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過，考古學證据無法說明周到底帶來了什么進步的文化創新。由商至周的政治變化沒有像希腊邁錫尼諸公國滅亡那樣導致文化發展鏈條的中斷。周似乎也是中國人；而且，毋庸置疑，他們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屬于中國文化范圍。文字和青銅器制造技術隨著政權的變換保存了下來并得以發展。 而且，朝代的變更似乎沒有引起中國社會政治結构任何直接的重大變化。代表商代政權特征的考古學證据不僅包括人工制品，還有名為甲骨文的文獻。安陽遺址的發現表明，該王朝在定都安陽時期為黃河流域的主要政權。根据傳說，安陽是商代5次遷都的最后一站。目前還沒有發現可与之比擬的同時代文化遺址，換句話說，即還沒有發現另外一個同樣規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權。据分析，往南大約100英里的鄭州遺址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處于敵人的威脅中，而且這种威脅确實存在過。 考古學證据未能說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領土范圍或它的政治影響范圍究竟有多大；但有一點很清楚，商王朝沒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實現中國政治統一后的中華帝國及其后繼帝國有著明顯的差异。統一了中國的諸侯國秦國國王贏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稱號，這是因為中國歷史從未出現過一個擁有整個中國文明覆蓋范圍的中央集權型帝國。商代政權組織則屬另外一种類型，与它的直接繼任者有著更多的共同點，而中國傳統的關于周王朝政權組織的描述則帶有追溯的性質。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場無可彌補的災難的打擊，從此逐漸衰弱下去。不過，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權直接統治的區域也很狹小。周政權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諸侯的盟主，這些諸侯約有七八十個，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与800年后秦始皇強加于中國社會的中央集權政体相比，周朝政權顯得比較脆弱，即使在開國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輩商朝政權的標准來衡量，周朝政權可能還算強大些。周人在他們的時代确實控制了中國社會，盡管沒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統治者或許僅僅運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鄰政權，而沒有使宗主國与其勢力范圍內的半獨立政權之間的關系趨向制度化。對于那些半獨立的政權，商王朝在不斷地進行威脅的同時，又怀有一种內在的恐懼。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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