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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筆者曾推測，馬的馴化為公元前二千紀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筆者還推測，公元前18世紀，一些操原始梵語的歐亞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亞。如果這次入侵确曾發生過，那么，入侵的歐亞混血部落僅給當地的農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跡。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動是驅使胡里人進入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喜克索人進入埃及的原動力，可以說，它對于區域文明間的相互關系則發揮了巨大的間接影響。正是這种民族大遷徙，以間接的方式推動地中海東部諸區域文明之間的關系趨于空前的活躍和密切。 諸區域文明中最早的樣本－蘇美爾文明并沒有長久、穩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約公元前四、三千紀之交，法老文明誕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紀的下半葉，小亞細亞、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現了一系列區域文明。不過，直到公元前18世紀，區域文明之間關系密切的唯一例證，是小亞細亞文明對蘇美爾－阿卡德文明中文化養料的大量吸收。事實上，小亞細亞文明已成為蘇美爾－阿卡德文明的附屬品。不過，如此程度的依賴關系實為罕見。蘇美爾對埃及的影響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際是顯而易見的，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法老文明的初創，但這种影響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個世紀的歷史演進中，創造了自己的模式，沿著自己開辟的航線不斷發展。 我們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紀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蘇美爾－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對方的存在，盡管它們版圖相接，領土交錯。蘇美爾－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關系顯得更為淡薄。蘇美爾－阿卡德文明遺址中發現的印度河印璽表明，早在大約公元前2500年，這兩個世界就存在著商業往來；但印度河文明的遺址中卻未發現任何受到蘇美爾影響的痕跡。在印度河流域，蘇美爾沒有象對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時期那樣留下明顯的烙印。地中海東部諸區域文明關系的隔絕狀態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8世紀，与公元前18－前13世紀這些文明之間關系的多樣性、密切性形成了鮮明對照。 在這5個世紀中，地中海東部軍事和政治上的領導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動才結束了地中海東部諸區域文明之間的隔絕狀態。這或許令人惊奇，因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遠不如蘇美爾－阿卡德文明顯得更具有外向性、擴張性。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當埃及遭到歷史上第一次蠻族的入侵并丟失了大片領土之后，它那傳統的內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戰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勵，使埃及人首先驅逐了外來侵略者，并緊追不舍，一直反擊到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戰爭策源地。但是，由于這一地區長期以來一直受到蘇美爾－阿卡德文明的輻射，因此，埃及人對异族侵略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強烈反應，導致了埃及人和他們正以武力相對的异族的文化發生了聯系。 公元前18世紀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倫人馴服地屈從于蠻族喀西特人的統治，向他們納貢繳稅。曾最早擺脫巴比倫宗主權的亞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蠻族米坦尼人的強權。巴比倫的喀西特帝國維持了几乎6個世紀，米坦尼王國對于亞述的統治或許維持了3個半世紀，終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約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開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們的擴張達到了頂峰，他們占領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為南、北兩個王國。所不同的是，在第二個“中間時期”中，北部的王國屬于异族血統；而在第一個“中間時期”，赫拉克利奧波利斯王國和底比斯王國均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級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猶如公元前21世紀歷史的再現，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國通過對北部王國的武力征服重新實現了埃及的政治統一。 大約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國土。完成統一大業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約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個多世紀（約公元前1575－前1308年）。從第十八王朝的創立到第二十王朝的滅亡，新王國歷時近5個世紀（約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當于古王國時期的一半，但几乎超過了中王國統治期的兩倍。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國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前文提及，在中王國時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將其版圖的南部邊界向南推進到塞姆奈（位于尼羅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爾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設立了一個遠离中心的貿易站。新王國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繼任者圖特摩斯一世（約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將埃及的南部邊界擴展到了納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這樣，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個尼羅河谷都納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圍。据碑文記載，圖特摩斯一世于繼位的次年宣稱，其領土的東北邊界已擴展到幼發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羅河谷的蠻族正處在埃及的統治之下，他們与埃及人的文化聯系是單向性的。庫什人全盤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沒有施加任何明顯的逆向文化影響。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國滅亡之前，埃及人對于現稱為努比亞的地區和尼羅河流域北部的蘇丹人始終保持著強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時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政治權威，無論從范圍上還是從強度上看，則總顯得飄搖不定，而且埃及統治者与亞洲臣民間的文化影響又呈雙向性。雙向交流的不斷擴大使埃及從亞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養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來的喜克索王國是否包括他們原來居住過的亞洲地區仍未可知。但有一點很明顯，當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國侵入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時，他們發現，這一地區已分裂為無數個政治上獨立的小邦國。埃及人在各戰略要塞設立了軍事据點，并派遣埃及人執掌各附屬國的政權。他們的統治是否穩定，往往取決于底比斯的帝國政府能否及時給予強有力的支持；但帝國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將直接統治強加于亞洲屬地的任何部分，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羅河谷居民采用的統治手法截然不同。亞洲文化對于新王國時期埃及社會的影響，部分是通過新王國的亞洲屬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產生的。這些移民中，有的是戰爭俘虜，有的則是自愿來到埃及以尋求經濟上的獲利机會。兩類移民帶來的信仰、風俗、習慣，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著無窮的魅力。埃及人因反擊亞洲入侵者的軍事征服所激發的仇外心理，并沒有為亞洲臣民的這种和平滲透所喚醒。 圖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建立了殖民統治。哈特謝普蘇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當權時，似乎中止了戰爭，因為她一直竭力阻撓共治者圖特摩斯三世掌握權力。女王去世不久，圖特摩斯三世就開始了武力征服。在他當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連續進行了12次遠征。最后的几次遠征中，他到達了幼發拉底河流域，發現了聳立于此的圖特摩斯一世紀念碑，并在旁邊又樹立了一塊自己的石碑，然后，強渡該河，迫使美索不達米亞的米坦尼王國承認了他的宗主權。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頓繼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統治達到了鼎盛時期。阿肯那頓時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這一地區的埃及政權漸趨衰弱，并且再也沒有完全興盛起來。 阿肯那頓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歷史上并非首例。從古王國解体到中王國創立的第一“中間時期”中曾發生過兩次革命。第六王朝時，各州帳紛紛自立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們又逐漸地服從于重建的中央集權政府。同時，第六王朝崩潰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權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間，曾發生過一次劇烈的社會革命。以上兩次革命的性質有所不同：一次屬于“制度”改革，即擺脫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屬于民眾暴動，即反抗現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間時期”的這兩次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它們都屬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層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頓的革命則是自上而下進行的。 阿肯那頓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他与政權內部宗教集團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輩基奧普斯（約公元前4－前3世紀在位）一樣，阿肯那頓就神學問題与祭司發生了激烈爭論。此時的祭司階層已發展得更加難以對付。基奧普斯的對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奧波利斯的祭司。自從底比斯成為重新統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為眾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創立者阿門內姆哈特一世當政時，阿蒙就已成為底比斯的地方神。圖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聯合為一個全埃及的宗教組織，由阿蒙－拉神的高級祭司管轄。 阿肯那頓向埃及社會中最主要的權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戰，使法老的法定絕對權威受到了實際考驗。如果阿肯那頓獲得民眾的支持，他也許會擊敗祭司集團；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級祭司挑戰時注意維護俄賽里斯神的地位，或許也會贏得成功，因為俄賽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滅，而永生不滅恰恰是埃及人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阿肯那頓的斗爭不是求得永生不滅，而是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張不僅威脅到祭司集團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眾心灰意冷。阿肯那頓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陽神（阿吞）僅僅是一個人的神。盡管這個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擁有強大的權力，也不足以戰胜龐大的宗教勢力，因為他們侍奉的眾神得到廣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頓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諸神的嘗試終告失敗，這并不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頓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跡。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觀，變得酷似阿肯那頓曾夢想材立為眾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頓曾創作了一首贊美阿吞的頌詩，稱它為宇宙万物生命的賜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贊美詩中也使這位傳統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頓將首都遷至新的城市。遷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國的法老從內肯－內科布順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創立者則把都城從底比斯遷至伊茲－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遠處）。第十八王朝創立者重新統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為王國的首都。阿肯那頓選擇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間的一個城市作為新都，命名為阿肯太頓（現稱特勒－埃爾－阿馬爾納）。他死后，這座新城市淪為荒蕪之地，都城遷回底比斯。确實，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邊境太近而于治國不利，帝國的疆界已沿尼羅河向南延伸到納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長久地享有作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權。來自東北方的壓力迫使帝國為了便于軍事行動而將首都繼續北遷，以致遠遠超過了阿肯太頓的城址。實際上，這种壓力在阿肯那頓當政時就已感覺到了。狂妄、保守的統帥霍倫希布（實際在位時間約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則在孟斐斯支配著整個帝國。到新王國終結前夕，軍事行動的大本營已經移到三角洲東北角的塔尼斯，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國首都阿瓦里斯的舊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頓的革命性影響不僅表現在宗教和政治領域，而且表現在文學、造型藝術等領域。文學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興的文字進行寫作，摒棄了繁复、過時的舊文字。這一革新的壽命要比他本人長得多。隨著星移斗轉，公元前14世紀出現的這种文字到該世紀末亦被拋棄。藝術方面，他崇尚自然主義，強調真實地反映生活——包括對他本人未加修飾的描寫。 阿肯那頓對自然主義的偏好或許受到了米諾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國時期埃及墓穴的壁畫中描繪了攜有手工制品的米諾斯人，他們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邁錫尼文化而不是米諾斯文化自身的產物，這表明埃及与同時代的愛琴海世界有著商業和文化上的聯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賦，阿肯那頓還為生存的時代和活動的空間所激勵。他統治下的埃及帝國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當然，這不能按字面含義理解為那种地理意義上的帝國，即擁有廣闊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義上的帝國，即它构成了一個富于多樣性的人類文化典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埃及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世界性帝國，与此同時，該帝國的一位統治者以第一個一神論者載入史冊。這不僅僅是巧合，阿肯那頓的一神論還是借助宗教形式表達出來的世界主義思想。他奉阿吞為整個宇宙之主，而不是一個地方神。除了埃及，他還在敘利亞和努比亞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廟，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 埃及成為世界性帝國的最初2個世紀中，在地中海東部沒有政治上的競爭者。蠻族喀西特帝國統治下的巴比倫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這個時代里，蘇美爾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詩主題通過阿卡德語言精煉成經典形式：吉爾伽美什尋求生命之樹的失敗；伊什塔爾（伊南那）下地獄；年輕的馬爾杜克消除混亂，使宇宙變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勳而成為蘇美爾－阿卡德諸神的首領。哪里講阿卡德語言，這些詩篇就在哪里流傳。當時，阿卡德語言已成為包括埃及帝國在內的地中海東部國際關系中的通用語言。在埃及政府一個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檔案館中，工作人員就使用帶有蘇美爾特征的阿卡德語言在泥板上進行書寫。這种語言還是埃及帝國政府与敘利亞、巴勒斯坦諸屬國聯絡的媒介。阿卡德語言的文化优勢可与埃及的軍事和政治优勢相媲美。 埃及帝國的軍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戰。自公元前1595年穆爾西利斯一世襲擊巴比倫以來，赫梯人始終處于休眠狀態。阿肯那頓時代，他們在蘇皮盧利烏馬斯（約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領導下又開始踏上戰爭之途。蘇皮盧利烏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來語的赫梯稱呼）的小亞細亞東南方鄰國一基祖瓦德納，擊敗了米坦尼，并以威脅利誘逼迫敘利亞北部的埃及附屬國轉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紀末期，蘇皮盧利烏馬斯的繼任者穆爾西利斯三世（約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亞細亞西部盧維人的阿爾薩瓦帝國，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稱雄。到公元前13世紀初，赫梯已成長為一個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國。拉美西斯二世（約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蘇皮盧利烏馬斯的孫子穆瓦塔利斯（約前1306－前1282年在位）為了爭奪敘利亞的控制權而訴諸戰爭。赫梯在大約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疊什戰役的胜利中未獲得什么實在的成果。交戰的兩個大國終于意識到雙方沒有力量再繼續打下去，因為他們感受到了正面臨著共同的敵人力量在不斷增長的威脅。所以，公元前1270年兩國訂立停戰協定瓜分了敘利亞。可惜，他們的醒悟為時已晚，東方的亞述坐收漁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勢力：邁錫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動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紀，亞述人一直征戰不休，最終為米坦尼人民族大遷徙的洪水淹沒。阿蘇魯巴利特一世（約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當政時，亞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黷武主義形象聞名于世，到處推行新的殘酷統治。阿達德－尼拉里一世（約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縵以色一世（約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過美索不達米亞侵入卡赫美士。圖庫爾蒂－尼努爾塔一世（約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領了巴比倫。然而，還未等亞述人向西越過幼發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紀開始的新一輪民族大遷徙的沖擊，匆忙回師防御。 愛琴海流域的米諾斯文明不僅從災難中恢复過來（這場災難發生于約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島上的宮殿毀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紀的第三至五世紀中趨于全盛。這段歷史被稱為中期米諾斯文化的第三階段和晚期米諾斯文化的第一階段。而希腊大陸的情形略有不同，約公元前1900年，蠻族的入侵無疑延緩了那里區域文明的誕生，不過或許正是這些蠻族帶來了希腊語言。在隨后3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克里特，這個未經戰亂騷扰的幸運之島，文化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大陸，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紀末16世紀初，大陸突然開始吸吮米諾斯文明的藝術乳汁。 這次吸吮經歷的時間如此之長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陸在文化上將為米諾斯社會完全同化，猶如公元前三千紀阿卡德為蘇美爾所同化一樣。然而，希腊大陸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鮮明個性，猶如小亞細亞吸收了蘇美爾和阿卡德足夠的文化養料而又維護了自己的形象一樣。大陸上的邁錫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邁錫尼是這一文明中最光輝奪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階段的米諾斯文明并肩發展。約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諾斯文明又一次從災難（約前1500年錫拉（桑托林）島火山的劇烈噴發）中幸存下來。火山噴發前夕，該島已為地震所扰。克里特島的東、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噴發（而非以前那場地震）的影響；但以后克里特（約公元前1480－前1450年）經受的災難更為嚴重。考古學證据表明，后來的這次災難是人為造成的。災難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諾索斯的宮殿為之廢棄，其他宮殿則被摧毀殆盡。在克諾索斯，災難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誕生，即所謂的晚期米諾斯文化第二階段。克里特島的其他地方沒有共享這一文化。從發現的廢棄兵器來判斷，地方性的克諾索斯文化具有濃厚的黷武主義色彩，這里的陶器則具有邁錫尼風格。考古學證据表明，大約公元前1480－前1450年，邁錫尼人侵占了克諾索斯并用它作為襲擊和搶劫米諾斯文明其他地區的軍事基地。 以上只是愛琴海地區居民在隨后3個世紀所遭受的一系列人為災難的開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諾索斯的宮殿可能又遭到來自大陸的邁錫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傳至古希腊時代的傳說有些許真實的話，那么就可以判斷，几乎与此同時或晚些時候，邁錫尼人的底比斯（此為希腊城市）宮殿在一次內戰中亦遭毀坏。盡管災難連綿，邁錫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紀依然走向繁榮。或許，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諾索斯的結果是一种自成音節的語音符號——即所謂的乙种線形文字，成了邁錫尼時代希腊語的表達方式。可以說，這是對克里特線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線形文字是米諾斯人發明的一种表達自己感情的語言符號，至今未能為人識讀。邁錫尼工匠的技藝完全具備了米諾斯前輩的水平。他們建造了許多“蜂房”式陵墓，在磚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術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紀，邁錫尼的國際貿易范圍相當廣泛，東至敘利亞北部沿海地區的烏加里特，西達西西里，南抵埃及。他們既從事貿易又不放棄搶劫，視哪种行為更能獲利而定。公元前13世紀，邁錫尼人的黷武主義更為變本加厲，他們對希腊東部的宮殿，例如，邁錫尼本身、阿爾戈利斯海灣的梯林斯以及雅典衛城，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加固，為要塞守衛者精心設計了一套供水系統以備要塞遭到圍困之需。這100年間，人為的災難頻頻光臨愛琴海東岸。約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為入侵者摧毀；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國陷入困境。赫梯人發現，傾覆可与之匹敵的阿爾薩瓦帝國并非難事，而對其領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卻顯得力不從心。赫梯在小亞細亞西部的統治遇到了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是當地居民的持續反抗，二是邁錫尼人的不斷侵襲。赫梯帝國，以及希腊大陸和克里特島的邁錫尼統治者都仿效蘇美爾－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雜的行政管理机构，這需要一定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來維持。可以推測，在小亞細亞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階層只是极少數，致使這种官僚机构變成了經濟基礎的沉重負擔，以至于如果不持續不斷的強化效率，官僚机构就會停止運轉。公元前13世紀的埃及与蘇美爾－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醞釀著新的風暴。印度的狀況暫時還不引人注目。考古學證据仍無法斷定印度河文明何時為操原始梵語的民族所征服。如果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紀來自歐亞大平原，那么，他們就應該象迅速席卷巴比倫和美索不達米亞那樣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過，也可能他們在尋找從烏滸河－藥殺水河流域跨越興都庫什山到達印度河流域的路線時，花費了若干世紀的時間。 中國的區域文明（被稱為商朝，別名殷）誕生于大約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晚期（即龍山黑陶階段）。与西南亞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國文明的興起沒有伴隨著定居地的變動。如同地中海東部一樣，中國的新石器文化依賴于降雨對農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勢相對較高的風化黃土地帶，包括甘肅、黃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東部的黃河与漢水、淮河間的廣大地區，這也正是龍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國文明的開拓者們并沒有開發河谷底部的沖積層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國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線1000年左右，蘇美爾和埃及類型的治水方式才成為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征。 東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并不象蘇美爾文明与前身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那樣有過明顯的斷層。不過，兩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類似的新趨勢。与蘇美爾一樣，中國由新石器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歷程，伴隨著統治集團与臣民階層財富和權利的嚴重分化。安陽（商朝的最后一個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烏爾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處，盡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擁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沖積層被開發成耕地推動了蘇美爾社會財富的不斷集聚，也使得极少數統治者能夠獲得窮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國社會也出現了同樣邪惡的趨勢，而整個社會經濟資源卻沒有任何同步的增長。 中國文明破曉之際，也曾出現過一系列創新，這使我們回憶起伴隨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誕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國也不例外，這些創新萌芽的突發性，似乎預示著那里的文明同樣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產生的，從而与蘇美爾文明顯著的自發進化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項突發性的創新就是馬拉戰車的使用。毋庸置疑，這是在公元前18世紀或稍后一些時候由歐亞大平原傳入中國商朝的。第二項創新是一种文字符號的應用，即中國商代文字的發明。它是中國古典文字的先驅。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樣，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蘇美爾文字的影響。當然，這种影響很可能既細微難辨又比較間接。中國文字還有一個特點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獨特風格，但文字的結构來自蘇美爾語，這种結构（對表意符號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邏輯又顯得笨拙）過于罕見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個不同的地點獨立發展成形的。中國古代文明初創時期的第三項突發性創新是青銅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擲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銅器的技藝也無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銅器就象其文字一樣，帶有典型的中國特色；青銅器皿設計精巧，顯示了高超的工藝。當然，我們可以想象，中國青銅器或許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過這种原型在今天已無跡可尋。但是，這一假設僅能解釋手工制作風格的源頭，而冶金技術的突然獲得則仍然是一個謎。 商代青銅器的构成元素中，錫的含量較高（17％）。距离黃河流域最近的錫、銅產地是馬來亞和云南；但熔合錫銅和鑄造合金制品的技術不可能由南方傳入黃河流域。東南亞最早的青銅器文化（稱之謂“東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會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紀的后半期。暫且不論銅錫合鑄技術來自何方，而此時的銅、錫卻早已輸入黃河流域為中國所用了。亞洲的熱帶地區很可能是中國商代的金屬來源地。因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經由歐亞太平原傳入中國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還含有一定的熱帶文化血統。中國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麥、谷子和水稻；飼養的畜類除了普通的家畜外，還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豬。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熱帶沼澤地區進化出來的；這一地區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沒有任何證据表明，從亞洲的熱帶地區到黃河流域的南方存在著一种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相類似的文化。從地理位置上看，距黃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不僅相距遙遠，而且為重山峻岭所隔絕。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東部和南部擴展到了印度那些現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麥）為主要農作物的地區，此點至今無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熱帶血統的淵源仍屬不解之謎。根据中國的傳說，如今地處中國境內的黃河流域以南的地區，更不必說越南境內，都僅僅是通過被漢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國北方移民的滲透。不可否認，這一傳說只是中國文化偏見的反映。公元19世紀，長江流域南部人跡罕至的高原地區發現了一些幸存下來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從而為我的結論提供了證据。此外，當代中國南疆与東南亞鄰國的交界地區還發現了其他幸存下來的原始民族。不過，最早培育出水稻、馴化了水牛的地區依然無法确定。 商文明在中國黃河流域崛起的同時，中美洲地區的文化開始步入早期“形成”階段。如果把農業的開創，而不是磨制石器技術的發明，視為新石器時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們就可以把這一時期与舊大陸的新石器時代同等對待。時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獵為生的“上古時代”，跨入一個新時代，即所謂“形成期”，人們已開始以農業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進化是哥倫布到達之前的美洲大陸居民獨自完成的。直到歐洲人橫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陸將玉米運回歐洲時，玉米的名字才為舊大陸所知。然而，在一种農作物的進化到以种植這种農作物為主要生計的經濟体制确立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种時間滯差，而舊大陸經濟史中則沒有這樣的時期。舊大陸由食物采集向以農業為生的轉變緊隨培育技術的獲得而迅速完成，沒有時間滯差的跡象。中美洲地區的時滯至少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歷史時代何以會有兩种不同的發展步調，令人迷惑不解。正是這种情形導致了哥倫布到達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經濟、技術上的相對落后。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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