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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真的》
六場拱劇《假如我是真的》1 寫作于1979年夏。當時，上海曾發生過一起騙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搖撞騙的事件，騙子歸案后，其行徑在民眾中廣為流傳，并轉化為社會上對干部階層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的憤慨。劇作家沙葉新等便以這一事件為創作触發點，在藝術虛构和加工的基礎上編出了這個劇本，并發表在《戲劇藝術》雜志上，同時進行多次內部排演，听取意見，進行了多次修改。后在上海和北京舉行“內部上演”，即在有選擇的觀眾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國的許多城市相繼演出，同時又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如此直到1981年停演為止，在觀眾和讀者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該劇基本劇情是這樣的。農場知青李小璋本可以按政策上調回城，
但他的名額卻被一些干部子弟擠占。李的女友已回城當工人，且已有孕，但他們的婚事卻因李的不能回城而遭女方父母的反對。李在焦急無奈間偶爾在劇場門口听到話劇團趙團長、文化局孫局長和組織部錢處長的談話，便冒充中紀委“張老”的儿子張小理，并很快取得了上述三位的信任。因錢處長之夫市委書記吳某与“張老”是老戰友，“張小理”便住進了吳家。由于趙、錢、孫、吳都有求于這位張公子，故對他提出的要把“好友李小璋”從農場調回的事十分熱心，在吳書記違反“暫停上調”的規定親自批條后，農場鄭場長向中紀委舉報了此事，“張老”親往調查，揭穿了李的騙局。李在法庭上說：我錯就錯在是個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會是合法的。
這是一個相當精彩的社會諷刺劇， 劇作者巧妙地通過李小璋的行騙和被戳穿的過程，對干部中存在的特權現象予以無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体現了劇作者出色的喜劇才能。作家通過一系列的情節安排、戲劇手段和人物語言來達到強烈的諷刺效果。比如，一開始李小璋雖然有意行騙，卻并沒有一套完整的計划，甚至也沒有立即想到要通過詐騙來達到從農場調回城里的目的，他起初只是為了騙得兩張戲票。但一旦開始行動，他的騙局卻會連連成功，而且看來簡直是輕而易舉，更多的不是精心謀划，只要順水推舟就行了，關鍵是他已經掌握了特權階層的弱點和他們的交往原則、交往語言，這不僅反映了現實社會存在的特權特行是一种普遍現象，而且尖銳地揭示了以權謀私、相互利用的党內腐敗之風的危害性。作者還設計了一些精彩的細節增強諷刺和喜劇效果，一瓶由李小璋灌制的假茅台酒，在這個特權圈子里几經轉輾，最后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中。這一細節的設計，既符合現實主義戲劇道具設置的經典規范，即一個道具應該貫徹劇情的始終，又賦予道具巧妙的象征意味，可以說這瓶假酒就是特權人群的交往規范、交往語言和交往實質的集中体現，其中濃縮了丰富的喜劇因素和諷刺意味。另外，劇本還讓李小璋在騙局被揭穿后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他的一句辯護辭“假如我是真的”，道出了那种社會特權現象的實質，它的“無可否認”更增加了劇本的諷刺效果。
《假如我是真的》一劇，雖然是一出社會諷刺劇，它只是“把無价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但劇作者的用意顯然不僅于此。劇本開頭引用的一段話，很可以表明作者在此劇中的用意，它引自俄國諷刺劇作家果戈理在《劇院門前》的話：“難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為同一個目的服務？難道喜劇和悲劇不能表達同樣的崇高思想？難道剖析無恥之徒的心靈不有助于勾畫仁人志士的形象？難道所有這一切違法亂紀、丑行穢跡不能告訴我們法律、職責和正義該是何物？”這段話表明，作者提供的這面現實社會的哈哈鏡，不僅為了照出可笑和丑惡，還是為了反襯出崇高。在《假》劇中，作者顯然沒有為我們提供這一類的人物，雖然其中的“張老”和鄭場長是劇中僅有的兩個“正劇人物”，但作者顯然并未在他們身上賦予多少“崇高”因素。但如果把此劇和作者在不久后發表的《陳毅市長》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借剖析無恥之徒的心靈”以“勾畫仁人志士的形象”的用意，他是要從英雄的缺失中呼喚英雄，在對一些陷身于特權和私利的干部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呼喚理想的人民公仆。与那些直接塑造理想的改革者形象的文學作品相比，作者的用意可謂別出心裁。在戲劇手法上，劇作者也進行了富于新意的嘗試。作者巧妙地設計了“戲中戲”的開場，既把舞台和觀眾、劇情和現實作出乎意料的溝通，給人以形式上的新穎感，同時又与劇情巧妙地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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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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