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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改革開放政策下的社會与文學的責任 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党內确定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經濟和政治的改革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農村相繼實行聯產計酬和承包責任制，城市的經濟改革也進一步加快，改革便真正成為中國大地上的第一重大事件。于是，依仗著強大的社會思潮而日漸興盛起來的文學創作也就有了相應的新的歷史使命。在“五四”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本來就視“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正途，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悲慘歷史階段以后，執政党糾正“文革”錯誤、否定极左政治路線和制定一系列實現現代化的措施，使知識分子重新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時又激發起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他們看來，用文學來為社會、經濟、政治的改革推波助瀾，是義不容辭的。就社會思潮而言，“改革文學”是中國人在打碎精神迷夢之后的產物，這個剛從迷狂中惊醒過來的民族，需要知道它是否還有救，是否還能振興起來。政治家們已作出了明确的預言式答案：改革就是希望！与此同時，人們需要重构精神信仰，重建精神家園，重新樹立民族的自信心，這一切，似乎又成為文學工作的責任。 從文學史的經驗來看，“改革文學”似乎又重复了50年代國家政權利用文學創作來驗證一項尚未在社會實踐中充分展開其結局的政策的做法，改革事業本身是一項“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工作，文學家并不能超驗地預言其成功和胜利。但不同的是，50年代的文學家們僅僅是作為國家政策的喉舌來宣傳政策，而80年代的“改革文學”則表現出作家們對政治生活的強烈參与精神。他們不但堅定不移地宣傳改革政策的必要与必然，更注重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不利于改革的因素的批判，包括對來自執政党內的權利斗爭和社會腐敗風气的批判。 于是， 在文學走出“傷痕”之后，几乎在“反思文學”的同時，被稱為“改革文學”的思潮勃然興起，1983-1984 年間描寫社會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現，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創作高峰。如果從文學觀念和文學精神來看，“改革文學”的范圍相當廣泛：凡是反映這一時期各個領域的改革進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變化、人的心理和命運變化的文學作品，都在此列，讀者從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各階層精神風貌的急劇變化，体味其新舊歷史交替中的痛苦和歡樂。“改革文學”与之前的“傷痕”“反思”等文學思潮一樣，都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怀和政治熱情的直接体現，但又因為它在文學的發生和演變上仍延續了當代文學的一個傳統，即并非按照文學的自身規律，而是依仗著強大的時代“共名”而產生，所以，作品往往不自覺地充當了社會或民眾普遍情緒的代言人，它常常提出相當尖銳的政治、倫理或現實主題，引起一陣又一陣的“轟動”效應。這既成為作家們積极關注和貼近現實問題的酬勞与安慰，有時也難免成為供人指責的原由和把柄。 “改革文學”經歷過一個自我完善的發展過程。自1979年夏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厂長上任記》的脫穎而出，“改革文學”開始了它的發軔期，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揭示舊的經濟体制、极左政治路線影響与改革家的改革事業的矛盾沖突，并且預言了一個“只要改革，生產就能搞上去”的神話。《喬厂長上任記》就是這樣一部典型的“烏托邦”作品。它敘述了某重型机器厂經歷了十年動亂后，生產停頓，人心混亂，成了一個爛攤子，喬光朴赴命于危難之際，立下軍令狀當了厂長后，大刀闊斧地整頓隊伍，建立新的生產秩序和獎懲制度，激發了職工的工作熱情和主人公精神，很快改變了全厂的渙散狀態，扭轉了生產被動局面。這是最早的一篇自覺地“寫四化，寫四化的阻力，寫克服阻力的斗爭”的文學作品，它寫工厂卻突破了以往“車間文學”的模式，把眼光從車間、工厂放大到社會，揭示改革的困難、斗爭和已經出現的變革与轉机；它還著力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朴的英雄形象，寫他的堅毅剛強和困惑苦惱，寫他感情世界的波濤起伏和對待愛情的果敢態度，性格鮮明突出，有棱有角，這正好應和了變革時代的人們渴望雷厲風行的“英雄”的社會心理，一時間引起了讀者和批評家們的盛情贊揚。雖然蔣子龍后來還寫了反映改革浪潮中城市青年和津郊農民生活的小說如《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等，但其聲譽都未達到《喬厂長上任記》的程度，“喬厂長”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詞，之后的改革小說中，便出現了一個与“喬厂長”有血緣關系的“開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張鍥）、《跋涉者》（焦祖堯）、《禍起蕭牆》（水運憲）、《三千万》（柯云路）等。 与正面塑造時代英雄，鼓舞民眾信心相對應，另一些作家則在作品中對歷史因襲和現實問題而造成的种种社會弊端予以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呼喚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會秩序。劇作家沙葉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六場拱劇《假如我是真的》几乎与《喬厂長上任記》同時問世，卻正好從另一個側面呼應了社會思潮和民眾的這种期待心理。劇本以現實生活中的一起詐騙案為原型加以虛构改造，敘述了一個名為李小璋的插隊知青冒充高干子弟，斡旋于几個不同職務的干部之間，以非正當手段辦完回城的調動手續，終而被識破的故事。它的問世很快在全國引起了反響，也導致的一場激烈的爭論。客觀地說來，《假如我是真的》一劇及其作者的遭遇并不奇怪，因為在創作的一開始，作者就不是意在作品的文學和審美效果，而是以文學為工具，通過對現實事件的暴露，放大現實事件社會影響，以直接產生干預現實政治的效果。 与上述作家的用意不同，高曉聲則一直專注于對普通農民的物質与精神生活變動和滯后的觀察、思考和描繪。從《李順大造屋》到《漏斗戶主》，再到《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陳奐生出國》，作者旨在對普通農民在農村各個歷史時期的物質和精神變化作追蹤式的描寫。在他的筆下，既沒有叱吒風云、一呼百應的英雄，也沒有大奸大惡、刁鑽蠻橫的坏人，他所關注的始終是最廣大最普遍的農村小人物的命運，為他們生活境遇的改善而欣喜，也對他們身上因襲的落后精神因素予以細致的刻畫和溫情的嘲諷。和蔣子龍等作家的初期改革文學作品相比，高曉聲的創作更具有普通平民百姓，尤其是農民的質朴風格，他使我們看到在改革大潮的轟轟烈烈背后更遲緩、更嚴峻、也更博大的文化內涵。 至1981年底張洁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問世，改革文學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創作剖示了改革進程的繁難与艱辛，透射出政治經濟体制改革所帶來的社會結构的整体變化，特別是思想、道德和倫理觀念的變化。影響較大的有長篇小說《故土》（蘇叔陽）、《花園街五號》（李國文）、《男人的風格》（張賢亮）、《新星》（柯云路）及中篇小說《老人倉》（矯健）、《魯班的子孫》（王潤滋）、《秋天的憤怒》（張煒）、《腊月。正月》（賈平凹）等。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就是著重表現了處于變革中的農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的變化，以農村知青高加林的視角作深層的探索和思考。高加林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對事業和個人价值的追求，對愛情的選擇，都可以從中看出商品經濟觀念和現代意識觀念對傳統農村文化生活的沖擊，他的痛苦、迷茫和選擇，給處于同樣處境中的人們以啟示。 到1985年之后，作家們已不再滿足于僅僅表現一部分人的改革熱情或鐵腕行動，改革精神也更多地成為普通勞動者的自覺要求，存在于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情態之中，這些作品在題材的開拓上，更趨于生活化和多視角，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寫改革与人心世態、風俗習慣的變化，与前兩個時期相比，描寫改革已經很少那种理想主義的色彩，而是交織著多种矛盾和斗爭，具有更加強烈的悲劇性。其實從文學發展的整体來看，“改革文學”已無法涵蓋許多新的現象，或者說，對社會改革敏感和表現已經融入作家們的一般人生觀念和藝術想象之中，作為一种文學思潮和創作現象則已經結束。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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