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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紅軍現在已經西行到很遠的地方，陳毅再也無法知道他們到了哪里。 位于江西東南隅的五岭山脈在薄霧細雨中披上了春裝。從山頂上望去，陳毅的眼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崗岩的山脊不時從乳白色的云海中露出頭來。蒙蒙細雨下個不停，竹編的蓑衣難以抵擋久雨的浸透。透過輕紗般的霧幕，那綠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种滿了水稻的梯田隱約可見。屋頂上青煙繚繞，炊煙彌漫了那些簡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這是中國贛南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這种日子已經纏磨了人們不知多少歲月了。現在，在這個陰郁的下午，陳毅的一小股隊伍集合到了一起。這是紅軍開始長征時留下的一支武裝。放在腳旁的被裝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槍枝彈藥用蓑衣遮蓋著。他們正在等待命令，准備撤离。 紅軍在一九三四中十月十六日渡過于都河時，大約有三万人留了下來，其中有一万名傷員。現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這支武裝大部已被消滅。紅都瑞金以及于都、會昌相繼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成為記憶中的往事了。 事情一開始就如陳毅所擔心的那樣糟。當時正是晴朗的十月，周恩來到病房來看陳，讓他留下來。陳毅同政委項英之間一直存在著很大分歧，而項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陳的頂頭上司。項英不懂得，這支訓練很差的小股武裝——第二十四師和地方武裝的十個團以及正在康复中的傷員——是無法同蔣介石派去圍剿他們的十万大軍抗衡的。 蔣在南昌的一次會議上向他的部下發出訓令：絕不允許“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陳毅對項英說，“失敗就是失敗”，唯一的出路是進入山區。項英則斥之為“悲觀情緒”。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和陳毅共事多年的陳丕顯那時只有十九歲。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身著軍裝式樣的檄檄綠服裝，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帶來陳毅四個子女中的三個和我們交談。陳毅的這些子女現在都在當代中國發揮著積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陳毅長子陳昊蘇，現在是北京市副市長。陳丕顯說，他和陳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時。他是共青團領導人，長征開始時，上級要他留在中央蘇區，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時間里，就在陳毅身邊戰斗。 在留下以后應該怎么辦的問題上，他認為陳毅是對的，而項英是錯誤的。他對留下來的党的杰出領導人的命運极為關切。他記得見到過曾經是党的領導人的四十六歲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結核病，卻不得不用潮濕的木柴點火煮粥和雞蛋，作為新年晚餐。 “象瞿秋白這樣，怎么可能在游擊戰中幸存下來呢？”他激動地說。 政委項英似乎相信，紅軍將會很快贏得重大胜利，而他們將在新的蘇區同其他紅軍會合。他不讓人們准備應付即將到來的危机。 陳丕顯還記得到工農劇場看演出的往事。長征之前，劇場是李伯釗工作的地方，后來李伯釗同丈夫楊尚昆將軍一起參加了長征。在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她根据毛澤東的指示，同別人合作寫過一個劇本《為誰打仗為誰死》，她自己還寫了個劇本，叫《我們一定胜利》。陳丕顯看到的節目同往常一樣，是些民間舞蹈、話劇、獨唱、小合唱，如《胜利的炮聲》。這個劇場是個露天禮堂，盡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擋不住群眾帶著雨傘、草帽，披著蓑衣赶去看演出。 主力紅軍撤走后，這里的一座座城鎮落入了國民党手里。地主還鄉團到處屠殺，還建立了專門的反共組織—— “暗殺團”。地主們把農民攆出家門，說“看你這輩子還紅不紅”。 紅都瑞金原來只受到國民党小型炸彈的輕微破坏，而現在國民党軍隊把共產党使用過的建筑統統付之一炬。有共產党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處決。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 慘遭殺害的人難以胜數。瑞金全縣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減少的人并非都參加了紅軍。 一九八四年，我見到一位名叫鐘啟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歲老人。他嗜煙如命，非常健談，他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歲，有兩個女儿，三個儿子，八個孫子，四個曾孫，共十九口人。他說“這都是共產党給我的”。 長征開始后，鐘啟松留在紅色模范縣興國的長岡鄉。興國縣有很多人參加了紅軍。那些隱瞞不住与党有關系的人都逃進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們得到的指示說：決不要承認党員身分，只承認為共產党做了點雜事。如果承認了党員身分就要被殺頭。國民党回來大赦的時候，他們去投了案。他們得到宗族的擔保，每個人都承認為共產党做了一點事。宗族出人為每個人做保，一個保一個。如果离開了本縣，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擔保。由于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沒受到處罰。當然也有一些人因為被仇人出賣而受到了懲處，有些是交了惡運。留下的九千名紅軍戰士和党員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有些被公開處死，有些則是被國民党秘密殺害的。鐘在災難降臨的時候從興國逃到了山里，沒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沒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人了党。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來的紅軍損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陳毅和項英組織幸存的紅軍開展了游擊戰。他們兩人加上老共產党員賀昌組成了一個三人指揮部。他們帶著党政机關留下的人員，開到于都以南的仁鳳等候指示。同時把小股部隊派往山里。到二月的時候，陳毅和項英已被敵人包圍。他們大約有兩千名士兵和兩千名傷員。一天，陳丕顯听到一個干部在向部隊大聲訓話，說什么他們即將進行一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与國民党之間的決死戰斗”。陳認為，這簡直是荒謬絕倫。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開了一個干部會。會上，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宣布，“我們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大的轉變”。換句話說，要開展小股部隊的游擊戰爭。 陳丕顯看到了中央紅軍發來的兩份電報。第一份電報通報了遵義會議和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等人事變更的情況。第二份電報指示他們在“中央蘇區內外”開展游擊戰爭。 當小股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出發后，陳毅便著手處理棘手的傷員問題。傷員們都不想留下，但又無法跟上游擊隊的活動。陳毅召集地方干部和老鄉開了一個會。他十分激動地說：“把這些戰士帶回家吧。他們是我們大家的儿子。他們都很年輕，可以當你們的好儿子、好女婿。他們能給你們干活，你們家里會多一雙手，多一份勞力，也許還會多一個為你們報仇的人。”陳毅還沒講完，這些農民和傷員都已流出了眼淚，陳毅自己的眼睛也濕潤了。半天之內，傷員們都安置到了農民家里。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分散到廣大的鄉村里，每個人都帶上了几塊銀元，少許藥品和五斤鹽。在國民党封鎖區鹽是無价之寶。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余下的部隊集合了。大雨傾盆。在一間小茅屋里，報務員正設法同在貴州東部的中央紅軍取得聯系。項英仍然覺得他們的撤退必須經中央委員會批准。電台不停地呼叫，但是沒有回答。 最后，大部分部隊已經出發。大雨嘩嘩地下個不停，道路泥泞不堪，百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陳丕顯是和他的部隊，包括党政机關及第六獨立團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們在傍晚安全抵達里坊橋，在那儿吃了一頓飯，然后在黑暗中繼續前進。天上沒有月亮，他們成一路縱隊前進，穿過一道山谷，開始爬上一條狹窄的山路，這時候響起了槍聲。他們停止前進，槍聲消失了。原來是地主武裝的衛兵把他們當成了本地民團，向他們鳴槍致意。凌晨三點鐘他們到達大麻岭，在那儿休息了一下，用干糧充饑。他們預料拂曉時要打一仗，他們已作好了准備。 中午到達仁鳳，電台仍聯系不上。到了下午一點還聯系不上，天又下起雨來。賀昌決定不再等了。他帶上兩個營大約几百人開始突圍，但很快便陷入國民党的埋伏，部隊打散了。他們設法在石韓村重新集結，并渡過了會昌河。不久，部隊又被包圍，打了几個小時仍無法突圍。賀昌身負重傷。國民党士兵向他沖去，大叫“捉活的”。賀昌把槍對准了自己的腦袋，大聲呼喊“革命万歲”的口號，用最后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賀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曾同陳毅、周恩來及其他人共同戰斗過，他曾擔任党的中央委員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犧牲時年僅二十九歲。 指揮部仍在仁鳳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后終于聯系上了。他們發出了要求中央批准突圍計划的電報，大約在下午五點收到了回電。但是由于密碼已經更換，陳毅和項英誰也不懂，人們看著滿紙的密碼一籌莫展。他們把電文撓掉，命令報務員用油布把電台裹起來，埋在坑里。這份看不懂的密碼電文是三年中他們收到的中央紅軍的最后一次信息。” 陳毅曾向延安美軍觀察組屬下的外交官謝偉思說過，從那時起，“我們就象野獸一樣生活”。 當時，陳毅和項英的身体條件都不适宜打游擊。陳毅的傷口遠未愈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擔架上。項英是個近視眼，而且還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這支三百人的隊伍准備下山了。他們下山后几乎立即遭到了襲擊。當他們重新集合時只剩下了二百人。當晚他們又碰上一場戰斗。國民党飛机撤下傳單懸賞五万元捉拿陳毅和項英。他倆隨即決定帶著几個警衛悄悄突圍出去，這樣會減輕全隊人的壓力。 他們在山間密林中躲藏時，碰上一個打赤腳的人，此人骨瘦如柴，頭上戴一個又黑又贓的舊鋼盔。他是代英縣縣委書記，名叫曾紀財，一九二九年他見過陳毅。后來別人說他是“右傾机會主義分子”，斗爭了他，解除了他縣委書記的職務。他一直在鄉間流浪行乞，招討來的米放在那個鋼盔里煮飯吃。陳毅收留他做向導。他們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后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國民党殺光，只剩下老岳母，老人膽戰心惊地給了他們一些吃的。 一九八四年，擔任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六十多歲的劉建華，看起來象個商人，講起話來帶點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贛南游擊隊中還是個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們現在還是朋友和同志)。當危女士奉命于—九四一年去延安時，她把手槍留給了劉建華，說道：“如果你活著，我們再見面時，請把槍還給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來時，寫信給劉建華，劉回信說：“你活著，我也活著，但是你的槍和我的槍都找不回來了，它們都被叛徒搶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著，這證明党已經贏得了歷史性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劉建華還是個年輕的共青團員。中央蘇區尚未被敵人占領，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戰士一起，在李樂天指揮下到油山建立游擊根据地。這是坐落在江西和廣東交界處的一個林區。這個根据地的領導人還有楊尚奎。 劉記得陳毅和項英政委來到的情況。他們化裝躲過了國民党的大批巡邏隊，于三月九日抵達，身邊只有一個警衛員。 几天后的一個黃昏，幸存的人馬都到了。突圍時，整個部隊的損失是慘重的。他們分兩批到達，一支是由曾經領導過党政分支隊的相貌英俊的蔡會文率領，另一支由陳丕顯率領，只有八十人。 陳毅熱情地迎接這些疲憊的戰士。他自豪而談諧地說：“國民党吹噓說他們要在仁鳳把我們消滅，但是現在我們正在油山聊天。 劉伯堅是突圍時栖牲者之一，他是在蔡會文領導的部隊突圍時負傷被俘的。他騎的一匹白馬被擊中。正當他帶領一些人往山上沖擊時受了傷，好几個人去營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南部的大慶監獄，由蔣介石的“綏靖公署”審訊。然后給他帶上腳鐐游街。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義，年僅四十歲。犧牲前他作了一首詩：《帶鐐行》，詩中說道； 帶撩長街行， 志气愈軒昂。 拼作階下囚， 工農齊解放。 劉伯堅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零年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之一，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并在蘇聯學習過。象鄧小平一樣，党派他去“基督將軍”馮玉祥那里工作，他以秘密党員的身分，在第二十六路軍任職。宁都起義后，二十六路軍加入了共產党的隊伍，并成為最可靠的后衛第五軍團。劉本人成為第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同毛的關系，他几乎注定成為留下來的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杰出的作家、共產党的創始人之一，曾擔任党的總書記井在其最后几年曾是毛的親密朋友的瞿秋白，會同毛的長沙第一師范學校的老戰友、也是党的創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以及其他几個人，离開瑞金附近的藏身之處，動身去閩西，希望經過汕頭或廣州到上海或香港。瞿秋白當時二十六歲，在年輕的紅軍中算得上是個“長者”，何叔衡已經是六十一歲的高齡了。 一隊女同志与他們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古柏是長期支持毛的；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粱是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陸定一的夫人唐儀貞，陸是宣傳官員，參加了長征(唐就是給鄧小平炖雞的那位女士)；鐘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員；項英的夫人；還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員，名叫黃長嬌。 這些婦女的命運都很悲慘。周月林長期被指控為叛徒，要對何叔衡的犧牲負責。大概是在毛逝世之后，她才恢复了名譽。一九八五年她仍然健在。鐘亮的命運(也被指控為叛徒 )無人知曉。項英夫人也是如此。唐儀貞的命運最為悲慘。有人指控她向國民党出賣党的領導人，紅軍把她處決了，后來證明是錯案。黃長嬌盡管歷經磨難，仍然幸存下來了。 許多年來，何叔衡犧牲的情況一直是個謎。据說三月四日他產一支隊伍一起從仁鳳突圍，在去閩西的路上被消滅了。他保管党的經費、印章和文件。他宁可跳崖自盡，不愿被俘。他受了重傷，被兩名國民党士兵發現后槍殺了。 何叔衡的老友徐特立(原文如此，應為謝覺哉一一譯注)老人認為，何被生俘，在試圖逃跑時被衛兵擊斃。另一种說法是，何叔衡所在的游擊隊被敵人包圍，他沒有逃走，而是發誓說：“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然后，抽出手槍自殺了。 這些說法都不确實。事實是，何叔衡和瞿秋白都化裝成商人，并有人護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們在福建長汀縣水口城的小彭村吃早點時被人發現。由李玉率領的國民党十四團二營就駐扎在附近，派兵包圍了村子。何一行決定分散開來。在戰斗中他受了重傷，倒在稻田里，被兩個國民党士兵發現。當士兵們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時，何跳起來同他們扭打。其中一個士兵向他開了兩槍，把他打死。 瞿秋白躲過了那場劫難，但不久就和大部分人一同被捕了。敵人把他解往長汀監禁．并關了四個月之久，這期間國民党似乎一直在爭論如何處置他。他的身体十分虛弱。他不僅是有名的共產党人(盡管是已經下台的党的領導人)，而且是杰出的文化人。他在獄中撰寫的未完成的自傳《多余的話》中，的确把自己看成“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然而這不是很認真的文宇。雖然他在莫斯科度過多年，翻譯了許多俄國作品，撰寫了一部關于俄國的特寫《俄鄉紀程》，但他仍是共產党的主要成員。 他在牢房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煙，一杯接一杯地飲酒，思索著他的一生和中國的未來。在中國，有一段時間把他的《多余的話》說成是偽造的或者是篡改過的。這些說法看來都不确。他沒有背叛共產主義。他特別寫道：“說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是不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他寫下了一首詩．詩前附有簡略的序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 寒泉嗚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夕陽明滅亂 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斗寒泉听不同； 己忍伶傅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緣空。 詩剛作完，就來了一名衛兵把他帶到刑場去。他點燃了一支香煙，將一怀威士忌酒一飲而盡。他雖然身体虛弱，卻鎮定自若地走向刑場。當子彈射向他的胸膛時，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語高唱著國際歌。 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年方三十，在長征開始時也被留了下來。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澤覃帶領大約二十名游擊隊戰士离開于都以東的山區去閩西。他可能是向長汀進發。 他在离瑞金十英里的山區紅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夜。四月二少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澤覃囑咐一個戰士站崗警戒，注意可疑的跡象。誰知，這個哨兵找到一塊草地，躺下便睡著了。一隊國民党巡邏兵經過那里發現了他。他招供附近房子里有十來個人帶著槍，其中有毛澤覃。國民党兵立即包圍了這所房子。澤覃把其他人送出后門，自己擋住前門作掩護，擊斃了最先闖進來的敵人。可是一名國民党士兵從背后開槍射中了他。 毛澤覃死后，國民党大事喧嚷，報紙作了大量報道。他的尸体被送到瑞金示眾，報上登了許多照片。蔣介石傳令，特別嘉獎他的第二十四師師長。今天，澤覃犧牲時所在的村于以他的名字命名。那個漫不經心(或叛變)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沒有找到。 死者的名單就是革命運動的名人錄。長征時留在江西的人中間，犧牲的杰出共產党人比任何其他斗爭時期都要多。 古柏帶著一隊二十到三十名游擊隊員從廣東山區到湘南時，遇到國民党的巡邏隊而遭殺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犧牲的消息時，寫道：“我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繼其遺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粵贛邊區軍事領導人李才蓮也被殺害了，但是沒人知道是什么時候和怎樣遇害的。長沙第一師范學校的方維夏在贛西被殺。他是毛的岳父楊昌濟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師。 在反“羅明路線”過程中同鄧小平一起受到打擊的兩個人——毛澤覃和古柏，都留在蘇區，也都犧牲在游擊區。隨中央局一起來到中央蘇區的中央局秘書長顧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 死者和失蹤者的名單連綿不斷，永無盡頭。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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