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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在陰影的籠罩下開始長征的。那時他才三十歲。他被撤銷了軍政職務，受到了嚴厲的“斗爭”，被武裝看押和公開批判，連妻子也跟他离了婚。雖然這還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點，但确實也是一個低點。有關這—時期的某些傳說肯定是不真實的。看來沒有證据表明，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他真的被送去勞改了。他作為紅軍總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像數以干計的其他紅軍戰士一樣扛著自己的行裝、開始了長征。但他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佯，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裝備的挑夫中的一個。然而，這些都是有關鄧小平的早期典型情況的傳說。 遵義會議改變了鄧小平的低級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從政治上的底層上升到參与毛澤東的高層梯隊。 鄧小平降職后又東山再起的所有細節在參加長征的人的記憶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卻是毫無疑問的。 他支持毛澤東，但因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過苦頭。人們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鄧小平恰好就是這种人。他出身于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廣東常見的“客家人”，后來往北遷至四川，在重慶市北面約三十英里處的廣安縣的仕紳組織的地方保安隊中任隊長，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隊伍。鄧小平早年便离開了家，上了中學，接著在重慶上專科，准備去法國勤工儉學。十六歲時，他隨一批九十二名中國學生一起乘船去法國。 在巴黎，他先在雷諾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來在火車頭上當司爐。他錢很少，也沒有多少東西吃。他對楊尚昆將軍說：“每當我能買得起一塊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時．我總是感到很高興。”鄧小平認為，他身体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點)可能与他貧乏的飲食有關，因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輩子喜愛法國食品，特別是羊角面包。一九七四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討論經濟問題的特別大會，領到了三十元(約十六美元)的零用錢，他決定用來買羊角面包。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建議他在回國途中經過巴黎時再買，這樣國家時面包就比較新鮮。他采納了這個建議；他一下買了一百個羊角面包，帶回國送給周恩來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愛吃羊角面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在柬埔寨失敗后在北京待了很長時間，他有時就做上一頓法國飯菜贈送給鄧小平品嘗。在巴黎時，鄧小平學會了自己做飯，還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里的其他中國學生做飯。 他在一九三六年時對埃德加·斯諾說，他在國外的大部分時間是做工，而不是學習。他是從法國工人同伴那里學到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法國共產党，以后才加入由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青年創建的中國共產党旅歐支部的。在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亞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長一些，也在法國工作，他們兩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后的歲月中他們也常常見面。在那些日子里，鄧小平与周恩來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來創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中表現得很活躍。他散發傳單，到寫蜡板，干了很多工作。 鄧小平于一九二六年經過蒙古和宁夏回國，在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几個月。蔣介石的儿子蔣經國也在那里學習。后來鄧小平曾回憶說，蔣經國在這所大學里“學得不錯”。這所大學當時既面向國民党也面向中國共產党。回國之后，他在接近共產党的“基督教將軍”馮玉祥的部隊里工作了一段時期，還在西安附近為馮玉樣建立了一所軍事訓練學校。蔣介石在上海實行恐怖統治之后，鄧小平被派往武漢，接著又到上海轉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擔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這是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行政職務。 他在党內的第一項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廣西西南部去組織一次以所謂第七和第八軍為中心的大規模游擊戰，他被任命為政委。 鄧小平有使弟弟叫鄧墾，后來任武漢市市長，一九八四年時已退休。還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學研究所工作。他們的母親在孩子們幼年時便去世了，孩子們是由繼母扶養長大的。 第七和第八軍并非真正的滿員軍——充其量不過數千入。鑒于第八軍的基地在廣西和印度支那的邊境龍州，鄧執行這次使命時极其困難。為了前往該地，鄧不得不從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過了邊界到龍州。他得到了印支共產党地下組織的幫助，該地下組織正在龍州對面的印支邊境地區舉行起義。至于胡志明本人是否積极參与了這次作戰行動，不得而知。印支共產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馬廳舉行的一場足球賽期間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胡志明曾与中國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廣州開展地下活動。 鄧小平在第七軍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國共產党領導層斗爭的影響。他被撤銷了前委書記之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名叫鄧崗的人——人們有時把他与鄧小平混淆起來，鄧小平的真名是鄧斌(在法國時，人們知道他叫鄧希賢)。到第七軍奉命從廣西撤至湖南時，他又恢复了職務，但是第七軍只剩下很少一點點人馬了。它號稱有三個師。空架子的二十一師留在廣西；由韋拔群指揮。鄧指揮十九師，陳豪人指揮二十師，此時兩個師已分別改稱為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這倒比較符合實際。不久，鄧被派往上海向党的地下中央領導匯報廣西的情況。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抵達上海。 鄧小平在第七軍里至少已有兩次大起大落。后來，在毛逝世以后，他終于成為中國的領袖。有人問一位知情的中國人：鄧小平坦率而固執，這使他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党內糾紛，那么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 這位中國人說：“正因為如此，我們信得過他。” 當鄧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蘇區，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時，他陷入了困境。該縣正在搞“肅反”運動，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運動中搞的清洗運動之一。肅反運動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國的民族主義右翼分子成立了一個親國民党的組織，叫做AB團。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AB團是個無足輕重的小組織，不久就銷聲匿跡了。但許多年青的中國愛國分子都曾加入過AB團。 一九三零年，當許多中國青年從蘇聯回國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時，党的保衛人員就要他們交代過去曾參加過的組織。不少人說他們曾參加過AB團。一系列的主觀推斷和無端猜疑使得保衛人員相信AB團就是國民党企圖滲入共產党隊伍的特務組織，“AB”二字代表了“反布爾什維克”的縮略語。這一危險的胡謅尚未全面傳播開來，便發生了三四千名AB團嫌疑分子被逮捕，許多人被槍決的所謂富田事件。 由于國民党造謠說它有地下組織(實際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們對AB團的恐懼感。党的保衛人員采取逼供手段，使數百人無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團的成員。鄧小平接管瑞金時，在瑞金監獄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處決，沒有可靠的估計。但是大概不下數百人。 鄧小平制止了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對所有被關押的人進行詳細的審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職。如果發現他們濫用職權或犯了錯誤，則予以撤職。周恩來在一兩個月后抵達蘇區時，也支持采用同樣的辦法。在制止這种瘋狂行動的過程中，鄧小平得到了謝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協助。情況就是如此。在那里，殺人的現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稱為“隱藏在党內的故人”。所有這一切同二十多年以后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統治時期有著奇妙的相似之處，鄧小平在這個時期成了一個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樣，他最終制止了歇斯底里的發作，釋放了無辜的人。 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的時間不太長。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臨時中華蘇維埃政府”，瑞金成為其“紅色首都”。几個月之后——鄧已記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調离瑞金，去擔任不太重要的職務——會昌縣委書記，緊接著又兼任尋烏和安遠縣委的書記。這听起來相當不錯，實際上并非如此。這二個縣都是不久前才獲得部分解放的新區。當時紅軍并沒有占領這二個縣的縣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鄧小平的日子又不好過了。眾所周知，他是毛澤東的積极支持者。此時，博古及其反毛派開始接管中央蘇區，發起剝奪毛的剩余權力的運動。 鄧在一九八四年回憶說，他擔任三個縣委書記之職約半年之久。盡管鄧告誡他的同事們對于編寫和研究歷史必須精确，但他卻拒絕寫自己的回憶錄，也反對別人為他寫一部正式傳記的建議，這也許是因為他厭惡以毛為中心的個人崇拜。 那時的反毛運動是由党內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寫的。“布爾什維克”們不敢公開攻擊毛，而是采用中國政治中指桑罵槐的方法批評福建省委書記、毛的堅定支持者羅明。文章沒有提及鄧小平，但是誰都知道，鄧与羅明的觀點相同，并且都擁護毛澤東。 羅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職務。鄧小平被調至江西任省委宣傳部長。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紅色中華》上發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鄧的運動便公開了。洛甫公開點名，首先指責鄧小平是“羅明路線”的追隨者，被點名的第二個人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還有幫助鄧反對清除AB團歇斯底里運動的謝唯俊和長期支持毛澤東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職務。紅軍開始長征時，其中毛、古兩人被留下來，而且都喪了命。 此時，鄧被送到了紅軍的總政治部接受“批斗”。有關這次“批斗”的報道是相互矛盾的。斗爭絕不是溫良恭謙讓的。用暴力傷害肉体是司空見慣的事。挨斗的人被關押起來，顯然，鄧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雜志《斗爭》上發表羅邁 (李維漢 )的一篇文章，文章號召對鄧和“羅明路線”的其他追隨者進行“無情打擊和殘酷斗爭”。羅邁是党的組織局書記。他激烈要求對鄧進行處分。正是在這個時刻，鄧的夫人阿金(金維映)和鄧离婚，改嫁給高大英俊、深思熟慮的羅邁。這是否促使羅邁對鄧采取嚴厲的態度，無法證明。阿金是廣東人，人們記得她是一位頗具天資的女人。和鄧一樣，她在瑞金時是党的一位書記，而且据說有點個人主義。阿金和羅邁一起完成了長征，但他們在延安离了婚。 鄧小平被指責執行了一條“富農路線”，因為他主張沒收富農的土地分給窮人，而不去触動中農。他還認為應當在各縣保留地方武裝力量，而不應當象“布爾什維克們”所堅持的那樣，把所有的武裝都統一到中央指揮之下。他還支持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戰術。 鄧小平在被批斗時寫了兩三份檢查，承認他低估了“進攻路線”，但指控他的人對此還是不滿意。他堅持說：“我再沒有別的可說了。我說的都是實話。”說罷，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為此再費口舌了。 一天，在被衛兵押回禁閉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陸定一的妻子唐義貞。陸定一是蘇區宣傳部長。“文化革命”期間，紅衛兵曾把他打成重傷。 “我餓坏了，”鄧小平對她說，“肚子根本吃不飽。”她可怜他，花一塊銀元買了兩只雞。做好后，她給衛兵捎了個信，要他們把鄧小平帶到她的住所吃飯。鄧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閉室留著下頓吃。紅軍撤出蘇區時，唐義貞被迫留在蘇區。她的丈夫走完了長征，并幸存下來了。 鄧小平在被“批斗”期間的表現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現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認錯誤，但當他相信自己正确時，他就不肯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他支持毛澤東的戰略，在這一點上毫不動搖。 關于后來發生的事情，大約有六七种說法。一种說法是，他被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楊尚昆將軍說：“他被送到基層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最准确的一种說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遠的樂安縣南村區去當“巡視員”了。但似乎誰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視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認為那是個很低的職位。他在那里呆的時間很短，可能不超過十天。那是個游擊區，用軍史研究員閻景堂的話來說，共產党和國民党軍隊在這片無人地帶周旋，打得“難分難解”。瑞金有些人擔心“會出事”，所以又把他調了回來。 他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受傷的王稼樣。他擔任秘書長這一職務有兩三個月時間，后來据說他主動請求解除了這個職務，成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員。另一种說法是，根据鄧自己的請求：擔任紅軍机關報《紅星報》的編輯。但是，李一氓指出，長征期間，不可能發行《紅星報》，所以在總政治部鄧沒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軍。李一氓后來又糾正自己的說法，說他們每人分到一匹馬，實際上是騎馬行軍。 不論情況如何，在遵義會議，或在此之前不久，這些都發生了變化。鄧小平以《紅星報》編輯的身份出席了遵義會議。不過，据他回憶，在遵義會議前不久召開的黎平會議期間，他已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或按照劉英的說法，他擔任“中央直屬隊”的秘書長。 這個職務听起來很重要，實際上并非如此。根据現在的回憶推斷，秘書長的職責是整理會議記錄、整理文件、文件歸檔、收發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實上至今沒有發現鄧小平以秘書長署名的電報或文件。 鄧出席邀義會議的問題直到最近才成為歷史研究的問題。鄧自己記得是出席了會議，楊尚昆將軍親自進行過一次調查。楊出席了會議，但記不得鄧是否也在場。七十年代初，楊曾問過周恩來總理。周說鄧确實在場。后來，楊回憶起他看到鄧坐在一個角落里忙著記筆記——不是為了《紅星報》，就是因為他是秘書長才記筆記的。不管多么重要，這些筆記也象有關遵義會議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樣都丟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紅軍翻過雪山之后，毛命令后方机關所有人員都必須在前線擔任軍事職務。鄧小平去第一軍團領導政治宣傳工作，身材矮小的劉英接任秘書長，一直到紅軍到達陝北為止。紅軍到達陝北時，鄧患了某种傷寒病，病得很厲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無法工作。 沒有一個人象毛澤東那樣使鄧小平經歷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發脾气說，每次他講話，鄧就故意坐在屋里很遠的地方；鄧耳聾，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說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當周恩來身染重病時，他把鄧小平從文化大革命的煉獄中解脫出來，并熱情地稱他為“棉里藏針”，意思是鄧柔中有剛。毛還說，鄧“行方思圓”。 紅軍從遵義出發時，鄧已不在部隊的下層了。他有了自己的馬，而且從毛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務。但是，隨著鄧的時來運轉，另外一個人卻倒霉了。紅軍向西北方向開辟新的路線時，騎在馬背上的高高的李德已從紅軍最高指揮部里消失了。在遵義會議結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參加了林彪的第一軍團。用他自己的話說，要“通過在前線的親身体會，了解毛推崇備至的中國內戰戰術。”他的馬背上馱滿了從軍需官那里領來的特殊供應物品，這又招致了中國人的一陣臭罵，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隊了。三四天之后，他終于見到了林彪。他說，他受到了無禮的接待。不過，他還是收起了他最喜愛的娛樂——打扑克，開始研究毛的戰爭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長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扑克打發過去的。 當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并再次短暫停留時，翻譯伍修權來看望過李德。伍被任命為第三軍團副參謀長，上了前線。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來，也開始砸核桃。李德抬起頭來看了看他，說：“我們之間的關系是軍事關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在此之后的長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個旁觀者。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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