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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接上回。卻說自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在解放戰爭的第二年度里，解放軍共殲敵152万人，斃俘國民党將級軍官174名，使國民党軍總數減至365万人，解放軍總數增至280万人，中共所占城市為586座，解放區人口已達1.6億。就全國戰局看，解放軍雖在總人數上還略少于國民党軍，但在其他方面無疑都強于國民党軍。 更令蔣介石憂心如焚、切齒痛恨的是，由于政治气候的蕭蕭暮雨，由于他的一意孤行，國民党內部又一次分裂了。 還在1946年5月，李濟深在重慶和馮玉祥、陳銘樞、朱蘊山等人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互相約定：如果蔣介石發動全國性的內戰，就聯合國民党內部可以聯合的力量，組織團体，開展反蔣斗爭。 6月下旬，蔣介石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為了鎮壓反內戰運動，又先后制造了“下關慘案”和“李聞慘案”。11月下旬，李濟深、朱蘊山等由南京到達上海，加緊反內戰反獨裁活動，受到國民党特務監視。 1947年2月，李濟深由上海秘密到達香港。他一面公開舉起反蔣旗幟，一面開始籌備建立組織。 3月，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辦事處代表相繼撤回延安。董必武將离南京時，朱蘊山赶往梅園新村和他見面。他對未蘊山說：“你可轉告任潮(李濟深字)先生，不要專靠武力，要注意政治旗幟。請你多幫助任潮先生及其他民主派同志，秘密赴港，分頭努力。” 5月4日，李濟深在港邀集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陳其援、李章達、鄧初民、陳此生、朱學范到他家中聚會，醞釀成立革命組織問題。最后，李濟深高興地宣布：“今天就是新組織籌備會成立之日，從今天起大家要用實際行動投入籌備工作。凡有志同道合的愛國之士，爭取他們參加到我們的行列中來，但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坏分子混入。” 7月，朱蘊山在上海得到張稚琴幫助，介紹認識了一個民航飛行員。于是，他化裝成飛行員親屬隨机到達香港。隨后，他先后和李濟深、何香凝等交換意見。他的任務是協助李濟深籌組革命組織，盡快把國民党民主派的力量聯合起來。他首先在香港成立了“民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南方執行部”和“民聯粵港澳總分會”。不久，“民聯、民促(中國國民党民主促進會)南方聯合執行部”又建立起來，實現了國民党內兩個民主派組織的初步聯合。 當時譚平山、柳亞子、郭春濤、陳銘樞等重要人物均在上海。李濟深、何香凝出面給他們寫信，委托朱蘊山專程赴滬。信中說：“國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領導，對內對外，緊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來港，共同籌策一切。詳情由蘊兄面報。” 這封信是寫在手掌大的一塊白綢巾上的，原准備由朱蘊山帶往上海，后得悉國民党特務正在上海多方嫂捕未蘊山，遂改請在港講法完畢、准備返滬的高僧巨贊法師，將此信帶到上海交給陳銘樞。10月，柳亞子、譚平山、陳銘樞等陸續到達香港。值得一提的是柳亞子看完信后藏在一個鏡框里，得以保存下來。鏡框正面是孫中山遺像，密信放在像片和鏡框背板中間。新中國成立后，它作為一件珍貴文物，收藏于中國革命博物館。 在籌備過程中，李濟深提出想請宋慶齡領銜。宋慶齡表示對此事完全贊成，愿作后盾，全力支持，但以不公開出面為好。 李濟深還打算請馮玉祥擔任新組織的領導，然而馮雖參与了最早的發起活動，此時卻正在美國考察。 經過一段時間的談話、協商，于11月31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正式推舉李濟深、何香凝為召集人，柳亞子、蔡廷偕、王葆真、鄧初民、張文、梅龔彬、朱蘊山、陳此生、朱學范為委員，柳亞子兼秘書長。組織名稱定為“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 在中共的幫助和宋慶齡的支持下，民革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堅尼地道52號正式宣告成立。出席代表90人。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賀電，通過了宣言等4個文件，同時選舉成立中央領導机构。大會公推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鑒于李濟深在國民党的資歷与聲望，大家一致認為他足以胜任領導民革之重任，遂推舉其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何香凝、馮玉樣、蔡廷鍇、譚平山等16人被選為常務委員。 李濟深在會上旗幟鮮明地說：“蔣介石言而無信，反复無常，這是我李濟深几十年親身經歷，毫不虛假的，我們只有各盡其力，走擁護共產党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條道路。” 這樣一來，蔣介石便陷入了內外交困、腹背受敵的境地。他苦惱万分，夜不能寐，任何安眠藥都無濟于事。從不沾酒、只喝白開水的他，現在每晚卻要飲一杯半威士忌，才稍能安眠片刻。這年寒冬的一個深夜，他在日記本上寫下了這樣一段“反省錄”，承認： “全國各戰場皆陷于劣勢被動之危境，榆林(陝西)、運城(山西)被圍日久，無兵增援；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動搖；加之，陳毅股匪威脅徐州(江蘇)，拆毀黃口(江蘇)至內黃(河南)鐵路，而后進逼徐、皖(安徽)；陳賡股匪竄扰豫西、南陽，襄陽震動；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風聲鶴唳之象；兩廣、湘、豫、浙閩伏匪蠢動，李濟深、馮玉祥且与之遙遙相應，公然宣告叛國，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 為了挽救垂危政局，蔣介石決定召集“行憲國大”，按照首屆國大制定的憲法，實行總統制，借以強調其合法地位，鞏固其集權統治。 1948年2月29日，“行憲國大”，即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于南京開場，其主要議程就是選舉總統、副總統。 總統的位置非蔣莫屬，這早在人們的意料之中。不料4月4日，蔣介石卻在國民党臨時中央會議上提出自己不參加總統競選，并說要把此職讓給北大校長胡适博士。消息傳出，國大頓時熱鬧起來。原來，早些時候司徒雷登表示美國的意思是讓胡适當總統：由文人學者任此虛職，以顯示國民党政府“致力于民主改革”，而蔣介石作為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仍掌握軍政實權，以全力“剿共”。既要權力又要名譽的蔣介石，對中華民國總統的頭銜豈肯輕易讓人？他將計就計，口頭上答應美國人的建議，表示不當總統，實際是作為權力斗爭的一种手段。因為一年多以前“制憲國大”通過的那部憲法，還缺少一條“在戡亂建國非常時期賦予總統處置非常事變的權力”。蔣介石素來專制獨裁，豈肯甘當傀儡，做林森第二？所以，他使出招數，以退為進。 果然，最善于体會蔣介石用心的張群對大家說：“并不是總裁不愿意當總統，而是依据憲法草案，總統是一個虛位元首，他不愿意處于有職無權的地位。如果能想法補救，規定特定期間，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的權力，他還是要當總統的。”經張群一說，國民党中常會大員們茅塞頓開，隨即推張群、陳立夫、陳布雷三人帶著這一條意見去見蔣介石。 4月17日，中常會決定，在憲法外增加臨時條款，授予總統“緊急處置權”。蔣介石心情暢快，親自到總統候選人討論會上講話。他先追述自己如何追隨先總理參加革命，如何誓師北伐，定都南京，削平內亂，領導抗戰胜利，最后激憤地說：“我是國民党員，以身許國，不計生死。我要完成總理遺志，對國民革命負責到底。我不做總統，誰做總統？” 4月19日，蔣介石登上了總統的寶座。 “行憲國大”的高峰，是競選副總統。圍繞競選，風波迭起，險象環生。 當時參加副總統競選的，有國民党內的李宗仁、孫科、于右任、程潛，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會賢達莫德惠。徐、莫參加競選，明眼人一看就知，這不過是民主的一种擺設。于、程雄心勃勃，志在一博，企圖僥幸取胜。而李、孫實力最雄厚，志在必得。 李宗仁對競選副總統十分積极。他對政治秘書程思遠說：“我并不想擁有這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虛名，只是想借此擺脫北平行轅主任這個職務。照我看來，東北和華北軍事是沒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開，我不知道將來如何得了，不是准備做俘虜，還有什么好的下場？” 程思遠問：“如果競選不成功，那怎么辦？” 李宗仁說：“那只好解甲歸田，不可能有別的打算。” 白崇禧原來是反對李宗仁競選的，還動員了黃旭初、黃紹閎、韋永成等先后勸阻。在白看來，李若競選不成將有失桂系面子，而且蔣介石剛讓他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所擁有兵權，指揮中原大軍，要是競選成功將破坏他与蔣的關系。然而李宗仁不听眾人勸阻，主意已定，不惜孤注一擲。事已至此，大家便都竭盡全力幫助李宗仁競選。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員都出動了，“一白二黃”(白祟禧、黃紹閎、黃旭初)及程思遠、韋永成、邱昌渭、夏威、李品仙等都為此使出了渾身解數，連夫人們也出動而大使外交手腕。競選中共用了1000多根金條，約合黃金1万兩，由廣西、安徽兩個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給。因為原任北平行轅主任的李宗仁這次率競選團來南京還沒有安家，當然就住在白崇禧公館里，接待賓客和召集桂系骨干商討重大問題。 白崇禧利用國防部長的身份，去對軍方施加影響，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職多年形成的關系，去各方活動，還利用“中國回教協會會長”身份，拉攏宁夏馬鴻逵和青海馬步芳。白夫人馬佩璋也去拉攏“二馬”的夫人，并到處請一些要員的夫人打麻將，進行內線活動。又在桂林造了一台榨米粉的小机器空運來南京配合競選活動，因而賓客可以在白公館里嘗到地地道道的桂林米粉。 李宗仁暗中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又有桂系朋友們的鼎力相助，更加信心倍增。為了拉選票，他和夫人郭德洁每日結伴跑旅社拜客，或臨開會時站立會堂門口和代表們握手，寒瞳打招呼，以示熱情和藹，平易近人，有民主風度。在黃紹豌舉行的一次招待代表的午宴上，他風趣地說：“我是軍人，不懂政治。今天來學習民主，好比一個鄉下小姑娘初次跑到城里來談戀愛，這是平生破題儿第—遭，沒有經驗，難免鬧笑話，丟人現眼。代表先生女士們都是我的‘大姐姐’，是‘情場’的過來人，經驗丰富，可千万不能見笑，還該多多指導幫助我這個‘小妹妹’逐漸熟悉起來才是。”在座的人都為之忍俊不禁，暗說：值得投他一票。 黃紹閎是李宗仁競選的參謀長和策划人，對競選不遺余力，出了許多妙計。 當時立法委員絕大多數是支持孫科的，因為孫科繼胡漢民后一直擔任立法院院長。黃紹閎經過分析，認為還是可以瓦解對方陣營的。因以前有些立法委員企圖策動孫科与蔣介石抗衡，借以擴大政治影響和推動民主改革。然而目前蔣、孫非但沒有反目，反而結成了“統一陣線”。孫科的出馬競選，也是蔣一力促成的，蔣許諾給孫科以財力和人力支持。很明顯，蔣的目的在于抬孫壓李，他不愿看到桂系勢力尾大不掉。洞悉內幕的黃紹閎于是找到立委譚惕吾、于振瀛，對他們說：“你們過去捧孫是為了反蔣，而現在各种跡象表明，蔣、孫正連為一体，如果孫科當選副總統，反而增加了蔣介石的力量，這不是停离了你們的初衷嗎？”譚、于二人与黃作竟夕之談，明了內情，并轉變了立場。以后不但把自己的選票投給李宗仁，而且奔走于陝西、山東代表間，為李拉了不少選票。一些立委在他們的游說之下，改變了態度。范予遂不但轉變了立場，還淚諫王法勤，而山東代表大都听命于元老王法勤。 最成功的一招是，在決選副總統的前三天，黃紹閎居然把支持孫科的CC系最頑固的堡壘——浙江代表團攻破了。黃曾在浙江任省主席10年，許多人与他熟悉。他利用這一优勢，頻頻走訪浙江代表。這些代表以為黃做過兩任省主席，也許還會做第三任，自然為巴結黃而投李的票。當時，李宗仁、孫科兩人旗鼓相當，浙江的選票因而成為最關鍵的籌碼。后來李宗仁當選副總統的當日，陳布雷懊惱不已，集合浙江代表臭罵一通，一時傳為笑柄。 正在競選活動緊鑼密鼓地進行的時候，忽然盛傳副總統候選人要由中央提名。原來這是蔣介石有意放風，如無大的反對風浪，就在國民党中常會上將李宗仁從候選人名單中剔除，只提孫科一人，而在中常會上一旦提出，李宗仁、黃紹閎連反對的机會都沒有，因為他們都不是中常委委員。 黃紹閎敏銳地感到，這是對方即將大動作的訊號。經過反复權衡，他決定給對方一個“當頭炮”：直截了當地反對由中央提名，使這一計划胎死腹中。 他未同李宗仁商量就直奔國民党中央党部，要找秘書長吳鐵城和組織部長陳立夫理論一番。恰巧兩人不在，副秘書長鄭彥芬接待了他。黃紹閎單刀直人，詰問外面哄傳副總統選舉由中央提名是否屬實。鄭說不知道。黃威脅說：“如果所傳非虛，廣西、安徽的國大代表就一体退出，不參加選舉，望轉告吳秘書長和陳部長。”隨即告辭出來，去找李宗仁。李正六神無主，聞言大喜，連聲說：“你的當頭炮狠及時，很及時！” 果然，次日一早，吳鐵城、陳立夫和內政部長余井塘、國大秘書長洪蘭友相偕來到黃紹閎寓所，向黃解釋。吳鐵城向黃表態：“季寬先生昨日對鄭秘書長所言都是謠傳，望匆輕信，今日立夫先生、洪秘書長、余部長都在這里，保證無中央提名之事。” 黃釋然一笑：“既然如此，我還有何話可說！” 4月23日，國大代表開始投票選舉副總統。開票結果，五位候選人都未達到法定票數。24日，依法再選，按規定只有前三名參加競選，即李宗仁、孫科、程潛。但是，二選、三選都沒有結果，于是依法進行決選。決選按得票多少，只剩下李、孫二人進行角逐，雙方競選班子無不全力以赴。 正在這關鍵時刻，社會上忽然出現許多對李不利的言論，如說李“有通共嫌疑”、“勘亂不力”、“台儿庄胜利純屬子虛烏有”、“李夫人郭德洁在北平貪污受賄”等等。CC系報紙更是對李宗仁低毀中傷，說他“個人生活腐化、作風不檢點”，“敲榨某省當局錢財”等等。 黃紹閎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此時保持沉默，就無异于承認所有對李的攻擊言論屬實，使自己陷于被動。同時他也知道，這些人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是因為蔣介石在背后撐腰。于是，黃立即赶往白公館，与李宗仁、白祟禧商量對策。黃說：“依我愚見，不如宣布退出競選。”李、白愣然，認為在此關鍵時刻退出競選，豈不是把果子拱手讓人？黃分析道：“形勢已然明朗，蔣介石正竭力為孫科捧場，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會使出來，如果与他們硬碰，就會吃不著羊肉反惹一身膻。而如果宣布退出競選，我方代表都不入場參加投票，國大如何收場呢？這樣，我們就會變被動為主動。” 李宗仁不敢冒此風險，白崇禧也滿腹狐疑。在此情況下，李、白、黃只好把桂系骨干們都召來，以決定進退。會場气氛熱烈，逐漸形成了對立的兩派意見，爭得難解難分，相持不下。會議從下午；點開到晚上10點，仍是沒有結果。黃紹閎站起來，大聲說道：“退不退讓由德公作決斷，今晚我就去上海，競選的事我不再插手。”說完，抓起衣服就往外走。白祟禧連忙拉住他，對大家說：“季寬的話有道理，先退出再說，至于以后如何辦，這里仍需季寬策划。”此言一出，原來反對退出競選的人也表示贊成，李宗仁只好讓步。 次日，南京各大報以顯著位置刊載了李宗仁的聲明：“唯進來忽發覺有人以党之名義壓迫統制，使各代表無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職權。以此情形競選，失其意義。用特函達，正式聲明放棄竟選。”全國輿論頓時大嘩。尚在觀望的國大代表對李宗仁的處境深表同情，對最高當局幕后操縱、破坏民主的行為表示憤怒。而孫科為表白自己，亦于翌日聲明退出競選。此時，蔣介石騎虎難下，急忙召見白祟禧，表示他決不偏袒任何一方，要白勸李仍參加競選。李宗仁見已達到預期目的，乃順風收帆，宣布繼續參加選舉。 4月29日，在國民大會的第四次選舉中，李宗仁獲得1438票，而蔣介石支持的孫科獲得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數取胜，被稱為競選中殺出的黑馬，當上了國民政府的第一屆副總統。 那天最后投票時，蔣介石在官邸內靜听電台報告投票情況。當播出李宗仁當選時，蔣介石盛怒之下，一腳踢翻收音机，臉白如紙，拿起手杖和披風，立刻命令侍從備車。上車之后，也不說到哪里去。司机按其習慣，開向中山陵。剛駛進陵園道，蔣高叫：“回去！”司机再開回官邸。蔣才下車，复又上車，再吩咐開出去。隨從侍衛見他喪魂失魄，怕他自殺，乃加派車輛隨行。 5月20日，總統、副總統宣誓就職。這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第一任正副總統的就職典禮，南京城里張燈結彩，十分隆重。与會的文武百官及各國使節均穿鮮明整齊的禮服。人們發現，蔣介石穿著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穿一身軍便服，佇立其后。在當時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像參加宣誓的副總統，倒像隨待總統的馬弁。 白祟禧會后問李宗仁為何這樣裝束，李告之本來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領的燕尾服，誰知就職前夕，侍從室傳出蔣介石的手諭說要穿軍便服。白崇禧听后，倒吸一口涼气。 果然不久，白祟禧丟了國防部長的位置，被調往武漢任華中“剿匪”總司令。黃紹閎也不敢常在南京了。李宗仁則處處受到冷遇，只好表面上寄情山水，暗中待机觀變。按下不表。 再說開春以來，解放軍發起更大規模的攻勢作戰，粉碎了國民党軍隊“分區防御”的戰略。西北、東北、華北、中原各地戰場捷報頻傳。為了實現“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宏偉目標，中共中央決定進行戰略轉移，東渡黃河，遷往華北。 毛澤東、周恩來、任粥時率領中央机關于3月21日离開米脂縣楊家溝，經過兩天行軍，23日到達黃河西岸的吳堡縣川口渡口。當地政府早巳在這里准備好了十几條渡船。他們登上木船，緩緩地离開岸邊，向送行的人群揮手致意。渡船繞過許多順流而下的冰塊，沖出激流，渡過了滔滔黃河。船一靠東岸，他們便踏上了晉綏解放區的山西臨縣境內，很快就同駐在這里的中央后方委員會會合了。 3月26日，毛澤東等到達興縣蔡家崖，同賀龍、李并泉會面，8天后又上路了。他們經過岢嵐、神池、雁門關、代縣，在大風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達阜平城南庄晉察冀軍區駐地。 毛澤東在上年初即曾提出訪問莫斯科，同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問題。這年7月1日，斯大林致電在陝北擔任醫生兼聯絡員的奧爾洛夫：“鑒于即將舉行的戰役，鑒于毛澤東若离開，會對戰事發生不良影響，我們認為暫時推遲毛澤東的出行為宜。”在到達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澤東向周、任又提出這個問題，周、任都表示同意，決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拍坡同劉、朱會合，毛則暫留城南庄作去蘇聯的准備。26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表示：決定提早動身赴蘇聯。斯大林先在29日复電同意，到5月10日又致電毛澤東：考慮到中國戰局的發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議他推遲來蘇。這樣，毛澤東便在城南庄住了35天。 在此期間，從4月30日到5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城南庄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都出席了。這是自撤离延安后5位書記第一次在一起參加的正式中央會議。時間相隔只有一年多一點，而國內形勢卻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會議結束沒几天，國民党方面即獲得了毛澤東住處的情報，5月18日派出飛机突然轟炸城南慶，擊中了毛澤東的住房。由于聶榮臻當机立斷，与趙爾陸匆忙間把毛澤東扶上招架，秘書和警衛人員抬起來就往防空洞跑，才使毛澤東躲過了危險。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轉移到了20里外一個隱蔽的小村子。 5月27日，毛澤東到達中共中央机關所在地西柏坡。此后，毛澤東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指揮作戰上來，從下半年發起濟南戰役開始，部署和指揮了震惊中外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大決戰，消滅了國民党軍的主力部隊，取得了解放戰爭的決定性胜利。 這時，蔣介石由于軍事失敗，人心動搖，為了阻止解放軍的胜利發展，阻止國民党內分崩离析的趨勢，正在焦慮地探尋局勢好轉的計策。國民党內一部分人認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張停戰談判。司徒雷登大使也向蔣介石建議：“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勢下，要產生一個聯合宣言，与共產党成立協議，以謀求和平，把它當作一种思想戰爭。”蔣介石表示：“要將此事再仔細考慮。”隨后，即放出了求和的空气。 毛澤東一眼看出了他們在此時提出和平運動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中共中央關于揭破敵人的和平陰謀的指示》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動派所謂和平運動，只是戰爭失敗時求得喘息机會以利再戰的陰謀計划。國民党反動政府必須打倒，反動軍隊必須解除武裝，人民民主政府必須在全國建立，美國侵略勢力必須退出中國，中國對外必須實現完全的獨立，中國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則所謂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過渡到更殘酷的內戰的一种手段……我們如果不愿意被敵人消滅，就必須把戰爭打到底，必須不要上反動派的當。” 正是： 早知今時求和難， 何必當日把門關？ 未知蔣介石如何舉措，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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