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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在政治協商會議各項討論基本結束之后,周恩來于1月27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大病初愈的毛澤東親往机場迎接。中央同意代表團商定的政協會議文件,委托代表團在文件上簽字。 為了赶回重慶出席政協閉幕會議,周恩來29日即啟程飛返重慶。由于途中气候惡劣,飛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滯留了一夜。30日上午,他們又登上飛机。這是一架雙引擎的軍用飛机,可以乘坐十三四人。同机的除工作人員外,還有時挺的女儿揚眉。當飛机經過秦岭上空時,突然遇到一股強大的冷气團,使机身蒙上一層厚厚的冰甲,飛机沉甸甸地向下墜落。礬長一面命令机械師打開艙門,把行李一件件扔下去,以減輕飛机的重量;一面要求乘客背好降落傘,隨時准備跳傘。周恩來背上傘后,又沉著地幫助別人系傘。這時机能里傳來揚眉的哭聲,原來她座位處沒有傘包。周思來一看,立刻從搖擺的机身中几步跨到她的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著的傘包,給揚眉背上,鼓勵她說:“小揚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樣勇敢、堅強,要与困難和危險作斗爭。”當年的隨行者在回憶這件事時感歎地說:“他給揚眉的何止是一個普通的傘包啊!他是把生的希望給了揚眉,而把死的威脅留給了自己!”在這万分危急的時刻,飛机沖出了冷气團,沉重的冰甲融化了,人們脫險了!飛机折回西安。下午,飛抵重慶。 21日清晨,周恩來向馬歇爾通報了從延安帶回的信息。周恩來說:“毛澤東主席特別向你致意,感謝你的幫助,并讓我帶回一個口信。毛主席認為,你這次處理停戰問題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現的這种公正基礎上与美國合作。作為共產党人,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但現在中國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我們雖然在理論上是主張實現社會主義的,但今天我們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諸實現。當前我們所說的建國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學,中國要學習美國的農業改革和工業化,以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國家。” 馬歇爾很重視周恩來的話。他說:“我相信中共的和平誠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你和毛先生表示的愿望和政策勸說蔣先生在任何問題上与中共達成協議。”馬歇爾甚至私下提出了他個人對如何加快實現臨時性聯合政府的設想。 31日下午,政協會議閉幕。會議通過了關于軍事問題、憲法草案問題、和平建國綱領問題、政府組織問題、國民大會問題等5項協議,實際上否定了國民党的一党專政、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對和平民主的渴望和要求。 蔣介石致閉幕詞。他在一番長篇大論之后,頗動感情地說:“我要趁今天會議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時候,將我多年來蘊蓄在心而沒有說的話,簡單地向各位中述。中正個人從幼年起,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平生的抱負和事業,是只知獻身于國民革命,以期救國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于現在抗戰胜利,這35年之中,所有革命戰役,無役不從,艱難困苦,無所不經,自省革命志愿与應盡的革命義務,幸無隕越,對于國家和人民,亦已盡了我一分子的天職,略可自慰。今天雖不能說國民革命已經完全成功,但是鏟除革命障礙的工作,确已告一段落。自今伊始,國家完全進人建國大業開始的時期了。可是,我們國家當此元气凋傷之后,國運前途的危難和建國事業的艱巨,只有比戰前乃至戰時更加嚴重,實在不胜臨淵履冰之懼。幸而此次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和平建國綱領,及各种有關問題的方案,建國初基已具,憲政實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堅分子以及社會賢達,都將參加政府,共同負起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大責。今后建國的重擔,既不是國民党一党的責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這一個重大的責任,要交托給各位同人和全國同胞來共同擔負。今后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确保和平團結的一貫精誠,督促我們國家走上統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報答為革命抗戰犧牲的先烈,完成國父締造民國未盡的事功。同時要求各位同人,為國家為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們在抗戰時期共患難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誠團結,來擔負今后建國的重任,開辟我們國家民族光明燦爛的前途。” 周恩來也在會上致詞。他說:“具有長期性的歷史性的許多問題,得到了政治解決,為中國政治開辟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庄大道。而這种解決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樹立了楷模……我們中國共產党愿意擁護這些協議,并保證為這些協議的全部實現,不分地區、不分党派地努力奮斗……我們一致地同意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在蔣主席領導之下,我們要組成各党各派社會賢達合作的舉國一致的國民政府,來結束訓政,准備憲政。” 會議閉幕的第二天,恰是舊歷除夕。晚上,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舉行會餐,慶祝會議胜利,喜迎新春佳節。周思來親自下廚,做了好几道色鮮味美的菜看。紅燒獅子頭更是他的拿手好戲。這道香味扑鼻的菜端上來了,他招呼大家:“來,嘗嘗味道怎么樣?好多年不燒,怕不行了。”人們邊吃邊稱贊:“蠻好!副主席真不愧是下江人,這菜的味道多地道!” 這時候,大街小巷傳來了此起被伏的爆竹聲,人們在迎接抗戰胜利后的第一個和平之春。 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目前形勢与任務》的党內指示。這份指示,雖也提醒“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長期的”,但它著重強調的是“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指示中說:“武裝斗爭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國的主要斗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斗爭,國內問題改由政治方式來解決。党的全部工作,必須适應這一新形勢。”還說:“我党即將參加政府。我軍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党的支部、党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党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在几個月之后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命令。”指示認為:目前党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狹隘的關門主義”,因而要求全党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蔣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現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 在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鼓吹“和平民主新階段”曾被列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其實,2月1日的這篇党內指示,是經過中共中央多次討論,并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 2月4日,中共代表團致電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參加憲草審議委員會和參加政府人員的名單,請求中央批复。2月6日,中央政治局開會作了研究。毛澤東根据會議的決定,复電中共代表團,告訴他們:(一)同意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博古、何思敬5人為憲草審議委員。(二)國府委員仍照周恩來1月27日返延時議定的8人,即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劉少奇、范明樞、張聞天為适宜,以便將來全党指導中心移至外邊。第一次會議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樞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長及不管部部長。可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當時殷切地期望著這次和平談判能夠獲得成功,并為和平實現后參加政府作著認真的准備。 2月9日,毛澤東接見美聯社記者時,對國共合作共同建設新中國發表了十分樂觀的談話。他說:“政治協商會議成績圓滿,令人興奮。今后當然還有困難,但深信各种障礙都可以掃除。總的方面,中國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驟,已經部署完成。其間馬歇爾特使促成中國停止內戰,推進團結、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沒。實際上中國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國也互相有利。各党當前任務,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組織立憲政府,實行經濟复興。共產党于此准備出力擁護。對于政治的及經濟的民主活動,將無保留,出面參加。” 但從2月份開始,國內政局卻向著同中共愿望相反的方向發展,發生了一系列反對政協決議、反對國共合作的嚴重事件。 還在政協開會期間,“陷都各界協進會”在滄白堂連續舉辦講演會。每晚除請代表講演外,還听取各界人民的意見。1月16日晚,政協代表郭沫若、張東蓀講演時,國民党特務就在台下起哄,高呼“擁護國民党,打倒异党”的口號,使講演會不得不中途散會。17、18、19日這三夜,搗亂進一步升級:特務先在會場上狂呼亂叫,搗亂后成群結隊呼嘯而去;以后就大打出手,拋擲石塊,雜以爆竹,有几個青年還被他們毆傷。 1月26日,國民党軍警憲兵非法闖入民盟政協代表黃炎培的住宅,用槍指嚇王姓女佣,逼問黃炎焙藏槍所在,打開文件箱十几口,無所得,又迫王打開鎖閉的臥室,任意翻檢。 2月10日上午,重慶各界舉行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大會。較場口廣場上,人山人海,彩旗飛舞,嘹亮的歌聲、口號聲響徹古老的山城。9時許,大會總指揮李公朴邀請公推出來的主席團成員郭沫若、李德全、沈鉤儒、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史良等走上主席台。突然,台下跳出六七個人,強行登上主席台,他們是重慶市農會常務理事劉野樵、市教育會理事長吳人初、市總工會理事譚澤森、李森榮、李克愚及國民党市党部宣傳科長龐儀山等人。劉野樵奪過擴音器,自稱總主席,宣布開會。總指揮李公朴見狀,急忙上前勸阻劉野樵等人。這時,混在群眾中的特務暴徒蜂擁而上,把李公朴推倒在台下,拳腳交加,打得他頭破血流。同時,他們掄起棍棒,沖向主席團成員。郭沫若、施复亮、馬寅初以及新聞記者等60余人被毒打致傷。 周恩來聞訊,立即赶到會場。他見狀十分气憤,大聲說道:“特務們站出來,讓大家看清楚!”特務們見勢不妙,一聲口哨,一窩蜂似地退走了。接著,周恩來、陸定一、鄧穎超和剛被國民党釋放的廖承志——起赶往醫院,慰問較場口事件的受害者。 當晚,政協代表召開緊急會議,到會的有周恩來和陳啟天、李燭塵等11人。他們一致聯名給蔣介石寫抗議信,要求國民党當局嚴懲凶手。周恩來痛心疾首地說:“特務分子這樣橫行下去,如何得了!人民的自由安全,哪里還有保障!不行,我現在就去見蔣!”會后,他驅車來到林園。事不湊巧,蔣介石恰于今晨飛往上海去了。 12日,周恩來往訪重慶市長吳鐵城,要求他代電蔣介石陳述政協代表對較場口血案的意見。 第二天清晨,周恩來收到一封恐嚇信。信封上寫著:“子彈一顆,立交周恩來親啟10號。”信中附有手槍子彈一顆,短信寫著: 恩來:你若要向蔣主席報告這次事變,便請你先嘗嘗這顆子彈之味!老實對你說,早就等你几回了,現不能再忍,請你看看誰的手段高強吧!10冠英,二、十二。 周恩來看畢,气憤地說:“卑鄙!愚蠢!”轉而又覺得好笑,對警衛員說,“好吧,我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并交代立即把信交給《新華日報》公布。 2月20日,北平國民党特務又以河北難民還鄉請愿為名,糾集地痞流氓千余人,在東四大街舉行反共示威,大鬧軍調部中共方面的辦公室,侮辱毆打工作人員。 22日,國民党特務操縱部分學生,在重慶舉行反蘇反共游行,并搗毀《新華日報》和民盟机關報《民主報》營業部,打傷工作人員多名。 周恩來怒不可遏,當天即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并致函蔣介石,提出嚴正抗議: 在中國陪都森嚴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政治協商會議圓滿成功之后,較場口血案未了,繼續發生今日之有組織的暴行,顯系貴党內部一部分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反動派,企圖破坏盟國合作,造成國內分裂,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之陰謀活動。長此以往,凡贊成團結民主之人士,在陰謀分子与特工人員淫威之下,生命与自由毫無保障,民主政治謂何?盟國切結謂何?墮國家威信,置鈞座庄嚴之諾言于何地?恩來等,為國家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計,不得不鄭重提出嚴重之抗議,要求政府立即查辦主凶,解散特務,對敝方及民主同盟所受損害,實行道歉与賠償,并保證此后再不發生同類事件。 2月24日,蔣介石由外地飛返重慶后收到這封抗議信。翌日,他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上表示:“國際外交大事,應注重理智,切不可有過激之情感,更不可超出其應有的范圍,否則即涉及我們民族整個榮譽,徒增國家的困難。” 然而就在他訓話的第二天,重慶又出現了反蘇反共游行,在宁、滬、蓉、穗等大城市同時掀起一股反蘇反共浪潮。 中共代表團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仍然以极大的克制態度,繼續同國民党代表進行談判,努力尋求和平解決各項問題的途徑。2月25日中午,周恩來會見馬歇爾,向他指出:“現在國民党中一部分人士,特別是CC,在盡力要破坏和推翻我們的這些共同成就。”馬歇爾說:“是的,這几天确實是很困難的日子。這聯系到那些為某种目的而精密組織起來的游行示威上。你當然明了,他們正在做斷然的努力以企圖破坏政協會的決議。但是這些障礙總會被消除的,我們不應該放棄爭取和平的努力。請周先生能按預定計划參加下午的整軍方案簽字儀式。”周恩來說:“請將軍放心,我們是講信義的。” 重慶中四路上有一座院子,叫堯廬。這里是國民政府參軍長辦公廳所在地,蔣介石的侍衛處也設于此。 2月25日下午4時許,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先后走進堯廬。他們是軍事三人小組的成員。 軍事三人小組的來由還須從頭說起: 早在1月5日,深知軍隊重要的蔣介石對來到中國只有兩個星期的馬歇爾說:“杜魯門總統在他對華政策聲明中提到中國軍隊的問題,現在應是整編軍隊的時候了。” 馬歇爾因此時尚不知共產党的態度,故而說:“此事還不能列入我的日程。現在,停止沖突是主要問題,插入其他重大問題,可能會使局勢复雜化。” 蔣介石不便再說什么,可并未放棄自己的打算,而是授意給了張群。第二天,張群就對馬歇爾說:“成立一個軍事小組,過去國共雙方代表曾經討論過,并且達成了協議,不過這個小組從未集會過,因為共產党未派出代表。” 1月10日,簽訂過停戰協定之后,張群又提出建議:“應該建立一個軍事小組,以便制定出辦法,來整編中國軍隊。” 周恩來明白這是蔣介石的用意,也知道毛澤東并不反對這個做法,所以表示態度說:“我們也贊成建立這樣的小組。” 信守“國共同意我不反對”的馬歇爾,當然樂意。于是,以馬歇爾、張群、周恩來三人署名建議成立軍事小組的備忘錄,分別送到了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手上,并且得到了他們的同意。2月14日,軍事三人小組正式成立,國民党代表張治中,共產党代表局恩來,馬歇爾充任顧問。隨后,他們連續舉行了6次正式會談和會外協商,終于獲得了一個方案。今天,他們就是前來參加簽字儀式的。 當三人握手問好走進會議室時,桌上已放著中、英兩种文字書寫的一份《關于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方案的開頭這樣寫道: 茲有政府代表張治中將軍及中共代表周恩來將軍,并由馬歇爾將軍充任顧問所組成之軍事小組會議,經受權宣布:雙方已就《關于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獲至協議。 本軍事小組會議,現正根据方案擬具詳細實施之辦法,并將責成北平之軍事調處執行部,向各軍傳達必要之命令,并監督其實施。 為減少整編期中之种种困難起見,上述各項辦法,規定于18個月內逐步實施完成。 本方案之目的,在于減少軍隊支出,侮促進國家經濟建設,与确立造成足以保衛國家安全之精練國軍之基礎,并包括若干辦法,保障人民權利不受軍隊干涉。 接下去是具体的內容,共分八條:第一條,統帥權;第二條,職責与權限;第三條,編組;第四條,复員;第五條,整編及配置;第六條,保安部隊;第七條,特別規定;第八條,一般規定。每一條內,都有詳盡的細節,兵力的人數,軍官的配備,完成的時間,都寫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按照這個方案,中共部隊在18個月內編成10個師,為國民党部隊50個師的五分之一。 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誰也沒有去看面前的方案,甚至連掃一眼也沒有。根本不用看,里面寫了些什么,他們早就爛熟于心,而今天的簽字,只不過是個形式,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 盡管這樣,馬歇爾還是高興的。來到中國一個月,搞成了停戰令,接著又搞出一個整軍方案,這不是奇跡嗎?當然,這中間經過多少困難和曲折,他是不會忘記的。 開始,他和國共雙方代表分別商談時,以及在非正式的交談中,都盡力強調,中國應該像西方那樣建立一支國家的、不干預政治的軍隊。還提出一條建議,禁止擔任現職的軍官做一個政党的党員或擔任此政党中央委員會的職務,而且提議將此寫進方案中去。 然而,這個美國人脫离了中國的實際,他的話也根本通不過。在中國,政權,以至党權,歸根到底依賴于軍隊。國民党和共產党的主席,都是親自掌握軍權的人。靠軍隊起家的蔣介石長期以來一直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說得更明白:“槍杆子里面出政權。”他在遵義會議后改變命運正是從掌握軍极開始的。馬歇爾雖然大致知道這些,還是說出了他想說的話。不過一說出來,便遭到了周恩來和張治中的共同反對。 二人的說法差不多:“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國共兩党都同意不從各自党內消除那些在他們軍隊內擔任現職的軍官;兩党又同意,軍官為兩党中央委員會成員者,也不解除其党內職務,因為他們已被党的代表大會選出,而新的選舉須待下屆代表大會的召開。” 此刻,馬歇爾禁不住掃了一眼“整軍方案”。他心里有點疑問:共產党怎么會接受這個方案呢?在他的想像中,共產党的要价似乎會更高些。為此,他曾制定過一個對共產党更有利的方案,不過蔣介石沒有同意。 在馬歇爾原先制定的方案中,關鍵之處有這樣三點: 中國陸軍應編成野戰部隊及后勤部隊。野戰部隊應包括由;個師組成之各軍,再加不超過總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屬部隊。各軍軍長應經由軍事委員會報告于最高統帥。至各條款所定复員時期結束之時,作戰部隊應有20個軍,包括60個師;每師人數不超過1万4千人。60個師中20個師應由共產党領導。 中國空軍應編于一個司令官之下,經過軍事委員會報告于最高統帥。空軍將接受來自共產党領導之官兵,使受飛行、机械及行政之訓練,其比率至少占實力之百分之三十。 中國海軍應編于一個司令官之下,經過軍事委員會報告于最高統帥。中國海軍將接受來自共產党領導部隊之官兵,其比率將占總實力百分之三十。 這即是說,改編之后,准予中共陸軍与國民党陸軍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軍是中共原來沒有的,中共也向來未提過這种要求,現在突然可以取得百分之三十的兵力,當然為國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這份草案送到蔣介石手上,蔣感到非常詫异和震惊,馬上請馬歇爾來談話,表示絕對不能接受。馬歇爾赶緊修改草案,將陸軍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軍兩點不再提出。 這個方案,中共當時是不知道的。那么,中共為什么同意了后來的方案呢?周恩來在這年年底的延安干部會上是這樣說的:“整軍方案是使中國人民的武裝受束縛的,但也受保障的,這有它的兩面性。在數目上,50比10,對我們是一個束縛,但也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規定要經過美國裝備,我們的10個師也包括在內……美國人是想經過這些東西來控制我們,但這是否能把我們完全困死了呢?不會的。整軍方案還有它好的一面,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裝是地方自治的東西,60個師只是用在國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裝的自衛,我們這里已經自治了,不再需要國家的軍隊來防匪了,這樣就保障了我們解放區人民自己的武裝不受國家軍隊的干涉。這樣一看人民并不吃虧……在整軍方案中,我們在軍事上取蔣軍的平等地位。抗戰八年,蔣以他的統帥地位來壓我們,但在談判過程中,馬歇爾來后,為了套我們,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与蔣軍的平等地位,結果蔣成了一方面的統帥,而不是兩方面的統帥。”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方案,也來得十分不易,其間不知經歷了多少困難和爭執。 正是: 兩党各有一本賬, 又知美國啥心腸?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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