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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孫傳勞不曾料到北伐軍會有如此凌厲的攻勢。在震惊動惶恐之中，他急忙派人北上向張大帥求援。 奉、魯軍的將領們都集中在天津。11月13日，張作霖在天津蔡園召開軍事會議，討論聯台對付北伐軍問題。張宗昌以及孫傳芳、吳佩孚、閻錫山的代表都出席了。 張作霖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首先發言。他反复強調自己沒有當總統的野心。并說：“當前的問題應當團結北洋派、先軍事后政治。” 但會場气氛相當沉悶。張作霖問孫傳勞的代表：“你們那儿還有多少軍隊？”回答：“還有5万以上：“張作霖覺得這是在欺騙他，當即很不愉快。 孫傳芳了解到會議的情況，深知這次會議的重要性。11月19日，他突然親臨天津，直接闖到會場里。張作霖吃了一惊，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孫已向他深鞠一躬。口說：“我對不起大帥了！” 大家從惊愕中醒悟過來，一起熱烈鼓掌。張作霖拉他坐到自己旁邊。 孫傳勞向會場抱拳致札，一臉誠懇地說：“過去我們有什么誤會，那都是兄弟之爭，沒什么大不了的。在這里，我給各位賠禮道歉！”他頓了頓，又說，“我們北洋派應該重新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南方的赤党！” 他的話又贏得了一片掌聲。孫傳芳表示他不回任了，把浙江、江蘇和安徽都交給部下去料理。 會場气氛頓時變得极其活躍。張作霖一拍大腿，大聲道：“大丈夫處世光明磊落，豈可乘人之危奪人地盤！” 孫傳芳說：“事到如今，就別再說什么地盤不地盤了。我情愿回浙江，讓出江蘇來請魯軍接防，魯軍總部設在南京，以便指揮前方。” 張宗昌滿面通紅，大吼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不要把我張宗昌當成是不講義气的小人。我的軍隊開到浦口后，換乘輪船開往前方，決不經過南京！” “這是各位看得起我孫某人，不過，”孫傳芳說，“為了統一指揮起見，目前應組織一個討賊軍統率辦事處，推舉雨帥為全國討赤總司令，本人愿听候調遣。” 在孫傳芳的鼓動下，11月19日，由他領銜，直、魯、晉、豫、蘇、皖、贛、浙、閩、陝、察、熱、綏、吉、黑15省區聯名推戴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 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宣誓就職，并任命孫傳芳為安國軍副司令仍兼蘇、皖、贛、浙、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為安國軍副司令兼直魯聯軍總司令，楊宇霆為安國軍總參謀長。張作霖又組織了“安國軍總司令部”，內設總務廳、軍務廳、秘書廳，實際是一個變相政府。27日，又把安國軍總司令部遷到了北京。半年之后，張作霖終于袍笏登場，在北京組織了安國軍政廂，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職，充當了北洋軍閥的末代統治者。 卻說北伐軍出師數月，鋒芒所向，勢如破竹，節節胜利，消滅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部隊，把國民革命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這一胜利是在國共兩党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取得的，廣大工人、農民、學生和其他各界民眾的熱誠支持和各地群眾運動的有力配合，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武力和民眾相結合的巨大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戰爭。北伐軍出師時，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了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冒著酷暑隨軍出發。北伐進軍路上，共產党組織工人、農民擔任偵察、向導、送信、運輸、救護，直至拿起武器參加戰斗。人民群眾的鼎力支持，無疑是北伐戰爭克敵制胜約根本保證。 正在北伐軍的聲威震撼全國，革命前途燦爛似錦之時，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的斗爭又起了暗潮。 1926年11月8日，廣州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為适應形勢，決定遷國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漢。10日，派出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司法部長徐謙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隨員60多人先到武漢籌備。其時，群眾熱情特別高漲，他們感覺到茧命胜利了，就應該收回外國在華的租界。那天，布置遷都事宜的國民政府代表團一下火車，就被成千上万的請愿群眾所包圍，他們高喊著要求收回英租界的口號。 政府清楚地意識到，要爭取民心，收回租界是關鍵的一步。于是，在民眾的有力支持下，在陳友仁、徐謙等國民党人和劉少奇、李立三等共產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政府先后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然面對于蔣介石來說。外交的胜利并不令人鼓舞。他不喜歡群眾運動，他擔心那樣的局面會很容易被共產党和左派控制、利用。因此，當政府宣布遷都武漢后，他即作出了強烈反響：反對遷都武漢，主張國民政府暫設南昌。當時他自己就在南昌。 其實，蔣介石原來是同意遷都武漢的，并曾再三敦促。然而后來卻改變了主意，力主遷都南昌。他很想把首都握在自己手中，以使中央听從他的擺布。但南昌太偏，顯然不适合作首都，所以大家都不贊成。11月26日，中央議決遷都武漢不變。12月5日，廣州停止辦公，各委員先后抵鄂。蔣介石沒有達到目的，就是死賴在南昌，不肯到武漢去。 12月13日，首次在武漢召開了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聯席會議。在政府未完全遷移武漢時，聯席會議執行党政最高職權。聯席會議主席為徐謙，委員有宋慶齡、蔣作賓、拍文蔚、吳玉章、孫科、陳友仁、鄧演達、于樹德、王法勤等，葉楚倫為秘書長，鮑羅廷也列席。 武漢政府電邀蔣介石到武漢談談：“都是自己人，沒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1927年1月11日，蔣介石在南昌動身，經九江乘船西上。武昌的民眾欣喜若狂，擁擠在漢陽門的道路兩旁，都想瞻仰一下總司令的丰采。 武漢政府為彌補裂痕，對蔣介石大加贊揚。在閱馬厂的歡迎會上，候補中央執委董必武作為大會主席致詞：“我們今天歡迎蔣總司令，就是歡迎三民主義的繼承者。蔣總司令是我們國民党的領袖！” 蔣介石的表情始終令人捉摸不透。他在講到北伐胜利的原因時，對國共合作，對民眾的支援和蘇聯的援助，都完全不提，只說有三民主義和穩固的后方，以及中央党部對他的絕對信任。很明顯，這后一句是暗示中央對北伐根本未管，一切都是他本人決定和運籌的結果。 接著，鮑羅廷發言了，他猛烈地秤擊個人獨裁不會有好結果。這篇發言与會場气氛很不和諧，使許多人都感到吃惊和窘迫。 蔣介石敏銳地覺察到這是針對他而來的，不由得怒火中燒。散會之后，他直截了當地提出，在軍事行動未結束之前。中央党部及政府應該和總司令部在一個地方。 “的确如此，”鮑羅廷以平靜的囚吻說，“但總司令部為什么不能遷來武漢呢？” “總司令部應該設在前方。” “難道武漢就不是前方了嗎？”鮑羅廷笑了，“武漢北可控制京漢線、東可俯瞰長江下游，南昌有這樣的便利嗎？” “當初中山先生主張建都有兩個地方，第一是在南京，第二才是武漢。”蔣介石抬出了孫中山。 “我們也沒有讓武漢作永久的首都。但目前一定要遷來武漢，這是大家的意見。等全國統一以后。可以再由中央決定遷往南京。” 蔣介石無言以對，但卻惱羞成怒。在聯席會議上，他終于和鮑羅廷公開翻臉了。他指責鮑羅廷指手畫腳，干涉過多，違背了孫中山生前定的原則。 鮑羅廷警告蔣介石：“誰搞獨裁，鎮壓農、工運動，反對共產党，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打倒他的。” 蔣介石斥責鮑羅廷的話毫無根据，說著說著扯上了三大政策：“現在的蘇聯不再是三年前的蘇聯，已被世界上認為是赤色帝國主義者了。并且現在不是我們放棄孫總理的聯俄政策，而是你鮑羅廷來阻撓我們執行總理的聯俄政策。” 兩天之后，蔣介石不辭而別。秘密返回了南昌。1月27日，他公開提出驅逐鮑羅廷，武漢政府未予理會。 這時，中共中央聯合國民党左派，發起了一個扶汪抑蔣運動。武漢政府也考慮罷免蔣介石的總司令職，擬由李宗仁代之。先由鮑羅廷出面找李談，鮑說：“不能再讓蔣介石當總司令了，否則他要成為大獨裁者，革命勢必前功盡棄。我看李將軍接任總司令最合适。”李宗仁感到他若代蔣必然導致分裂，而且他對蘇聯和中共也有不滿，所以一听此言，當即正色辭謝。 蔣介石一面和武漢中央暗中爭斗，一面繼續制定了新的北伐計划，主要任務是底定蘇浙，占領上海。立春后。三路大軍相繼出發。東路軍由何應欽任總指揮。白祟禧任前敵總指揮；西路軍由唐生智任總指揮；中路軍由蔣本人任總指揮，轄程潛江右軍和李宗仁江左軍。 2月中旬。北伐軍經過激烈鏖戰占領了風景如畫的杭州城。為了援助和配合北伐軍向上海的進軍、中共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組織部長趙世炎于2月19日組織了全市總罷工。第二天，大罷工即轉為第二次武裝起義(第一次武裝起義是在去年10月)。 但是，殷切盼望蔣介石率北伐軍到來的工人們怎么也不會想到這位總司令會出賣他們。早在去年11月，蔣介石就和當年在上海做買空賣空生意時的師傅、青幫大頭目黃金榮在九江密談，商定了對付共產党勢力的策略。蔣介石得悉上海工人起義后，即下令已推進至嘉興的北伐軍停頓下來，故意拖延對上海的進攻，使軍閥李寶章騰出手來，全力鎮壓工人。僅2月20日這一天，就有200人被殺害。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說：“犧牲者的頭顱被士兵砍下以后，就挑在竹竿上或放在盤子里，沿街示眾。當頭顱挑在尖竹竿上，舉得高高地帶往下一個殺人地點時，數以千計的人惊恐地四散逃跑。” 在以后兩天的巷戰中，更有數不清的起義者死于軍警的屠刀之下。可歎一些散落在街頭的無頭尸体上還貼著傳單、標語，上面寫著“歡迎英勇的北伐軍”、“歡迎蔣總司令”。屠殺工人的軍閥李寶章以后得到了蔣介石朗獎賞，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任其為軍長。 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停止第二次武裝起義，擴大武裝組織，准備新朗暴動。同時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指導工作，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蕭子璋八人組成。并成立特別軍委，由周恩來、顧順章、顏昌頤、趙世炎、鐘汝梅五人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后又确定周恩來擔任第三次武裝起義總指揮。 這時，蔣介石眼中的主要對手，已不是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而是共產党和工農運動。他之所以繼續向北洋軍閥進攻，只是為了爭奪個人地盤和勢力，增加稱王稱霸的資本而已。3月6日和9日。他在江西指使殺害了贛州、吉安兩市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和梁一清。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15日，羅亦農指出：“蔣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勢力所包圍，根本丟棄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運動——而反對聯俄、聯共及壓返工農運動，且將与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妥協，將使整個的革命運動右傾而倒敗。”他強調：“上海實為民眾与北伐軍合作的問題，而不是民眾歡迎北伐軍的問題。如果是民眾歡迎北伐軍，上海必仍為一個反動的局面。” 為了領導好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認真總結前兩次的經驗教訓，做了十分周密而細致的准備。待各項准備工作就緒后，他密切注視著北伐軍的動向。這時李寶章部已經撤离上海，張作霖派來了魯軍畢庶澄部，該部只有3000人，加上當地警察也不過5000人，兵力并不強，且軍心不穩。周恩來想利用北伐軍向上海進軍所造成的強大軍事壓力和政治聲勢，孤立和分化敵人，迅速奪取武裝起義的胜利。 老謀深算的蔣介石看到上海的民眾運動，尤其是工人運動正處在周思來的直接領導和影響之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愿看到周恩來借北伐軍的軍威，發展共產党的力量；不愿看到在北伐軍兵臨城下的時候，出現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工人起義而占領上海的局面。3月3日，他發出一份密電： 何總指揮勳鑒：我軍如攻上海，至龍華、南翔、吳淞之線為止，軍隊以不越此線為妥。聞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組織，凡此類机關，應即勒令取消可也。中正江西。 何應欽、白祟禧根据蔣介石的密令。繼續緩慢對上海進軍，漸移于杭嘉湖一帶，按兵不動。蔣介石吸取東征進軍海陸丰的教訓，深怕北伐軍進入上海后成了起義工人的客人，因此，他拒絕与上海工人運動發生任何聯系。 周恩來利用他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影響，想方設法与推進東南的北伐軍取得聯系。他曾派總工會的章旭庵，利用其元任北伐軍諜報處長的關系直接向白崇禧“報告上海工人罷工的意義及促他們速進兵”。周恩來還親自寫信給何應欽，“把口號告訴他”，并說明上海罷工的情況，勸他前進。然而，白、何對此均置之不理。 此時，蔣介石仍在南昌和武漢鬧對立。他大罵在武漢的國民党左派是“敗類”，聲稱“要制裁左派，制裁共產党”。一些報紙也公然鼓動蔣介石發動反共事變。上海《字林西報》說：“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于淪入共產党人之手的保護力量。”“倘蔣介石愿意拯救中國人民于共產党之手，那么他必須迅速而決斷地進行起來。”《北京政聞報》說：“如果蔣介石將軍不愿堅持損害他們首創的運動的名聲，他就應該把自己和那些命定倒霉的過激分子分別開來。” 自2月以來，國民党中央連續召開會議，討論反對獨裁、恢复党權運動，并由徐謙、吳玉章、鄧演達、孫科、顧孟余五人組成行動委員會。在鄧演達、顧孟余、葉楚傖、張太雷等；5人參加的國民党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明确提出了反對獨裁、提高党權的6項措施。國民党湖北省党部、武漢市党部、安徽臨時省党部代表團、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政治部等單位也紛紛發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權。2月24日，在行動委員會領導下，在武昌閱馬場召開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党員大會，徐謙代表國民党中央講話，強調“統一党的領導礬關，一切軍事、財政、外交均須絕對受党的指揮”。“使軍事領袖置于党的指揮之下”，不指名地譴責了蔣介石。共產党和國民党左派都認為蔣介石不能做國民党的領袖，只有汪精衛最适宜，于是提出了“請汪銷假”、“迎汪复職”的口號。 3月10日，國民党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吳玉章、林伯渠、惲代英、宋慶齡、何香凝、宋子文、陳友仁、顧孟余等18名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董必武、鄧演達、詹大悲等11名候補執行委員，李宗仁、江浩等4名監察委員出席了會議。會議選舉汪精衛、譚延豈、顧孟余、蔣介石、孫科、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也是當然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此外再加宋子文、宋慶齡、陳友仁、鄧演達、王法勤、林伯渠6人也作為政委會委員。會議還選出了軍事委員會委員16人，以汪精衛、唐生智、程潛、譚延豈、鄧演達、蔣介石、徐謙7人組成主席團。會上對蔣介石進行了批評，指出其權力已在中央委員會和党之上，經過改選，使其失去了中執委主席和軍委會主席之職，并且規定：凡軍委會決議要由中央執委會議決；總司令動員令要由軍委會7人主席團討論，通過后再交中央執委會批准；7人主席團中必須有3人為非軍職人員；總司令不得擅自下令和決定一切。 蔣介石拒不接受批評，說戰時總司令必須獨斷，這是自己的責任。并說极愿辭掉總司令職務，“如果我愿意做總司令，我就不是蔣中正”。在心里，他對共產党和國民党左派的憎恨在增長。 再說3月20日，北伐軍的前鋒已秘密抵達距上海城區僅15公里的龍華。周恩來從白祟禧司令部一個軍事人員的家信中，得悉北伐軍預定在20日至22日到達上海的消息，即和趙世炎、羅亦農、汪壽華等共同研究，一致認為起義時机已經成熟，決定21日中午開始行動。 這天春風輕柔，陽光明麗。中午12時正，南市的鐘聲響過、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輪船和全市工厂的汽笛同時長鳴。這是工人糾察隊行動的信號。頓時，電車停駛，輪船拋錨，工厂停工，上海80万工人總同盟罷工開始了。中午1時起。起義隊伍系著白底黑字“工人糾察隊”的臂章，領取武器，到預定地點集合。租界內的工人也擁向華界。還有人在煤油桶內燃放鞭炮助威。平日耀武揚威的軍警，如今都倦縮在自己的巢穴里，不敢再出來逞威風了；那些外國巡警和“包打听”，戰栗地佇立在租界華界的交界處。 閘北寶山南路起義總指揮部辦公室中，總指揮周恩來身穿灰布棉袍頭戴鴨舌帽，腳穿黑皮鞋，脖頸里圍了一條灰色圍巾。他和趙世炎一道，一會儿伏在桌子前，在市區地圖上一邊指畫，一邊用電話調動武裝，發布進攻命令，一會儿又听取各區聯絡員匯報，分析敵情，指示行動。他還親臨現場，往返于火車站、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等地指揮戰斗。 工人武裝截斷了鐵路和電線，占領了電話局、電報局、自來水公司……致使上海水電交通全部中斷。晚上，南市、虹口、浦東、吳湘、滬東、滬西6個區的各個警署和兵營接連被攻破，最后全部被占領。只有聞北區守軍在鐵甲車和火炮的掩護之下，仍在負隅頑抗。 為了就近指揮戰斗，掌握戰机，周恩來把起義總指揮部移到駐閘北的第五警察署。同時派人到龍華，要求北伐軍迅速出兵進攻上海，援助工人起義。但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按蔣介石的密令，仍然按兵不動，作壁上觀。在失去外援的情況下，周恩來對工人武裝作了重新調派，戰術作了新的調整，并冒著槍林彈雨。來到前沿陣地指揮戰斗。一顆炮彈落在他身邊不遠處爆炸，他毫不在意，抖落濺在身上的泥灰，繼續指揮。 經過兩天一夜購激烈鏖戰，到22日下午6時，起義武裝攻下了敵人的最后据點——北火車站。畢庶澄見大勢已去，悄悄換上便服，逃進了租界。當天，上海人民代表會議選出了有共產党人羅亦農、汪壽華以及鈕永建、楊杏佛、虞洽卿、王曉籟等各界人士組成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3月22日，白崇禧率部開進上海，未費一槍一彈。上海工人以流血的胜利送給北伐軍一個不流血的入城式。 此前5天，李宗仁率部平定了安徽，進駐安慶。 3月24日，程潛率大軍占領了古都南京。 3月26日，蔣介石乘“楚謙艦”駛抵上海高昌廟碼頭。白崇禧前來迎接，迎往龍華司令部。 “總司令來得正好，”白崇禧嗓門有些沙啞，“上海局勢万分嚴重，全市秩序亂极了。工會擁有武裝糾察2700多人，今天游行，明天示威，如同土匪，我已經應付不過來了。” 去往龍華途中，忽然遇見游行隊伍，滿街旗幟飛揚，喊聲如潮。白祟禧苦笑著說：“你看，你看，這种情況每天都有發生。人們的神經跟發瘋了似的，你只要看一看他們的神情，就會覺得不寒而栗。” “這种狀況一定要設法制止！” 蔣介石馬不停蹄，一下車后立即召見了總商會頭目虞洽卿和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楊虎等人，坦率地表示要和他們密切合作，共同對付共產党，以建立上海的秩序。這些買辦代表、黑社會頭子喜出望外，表示堅決站在蔣總司令一邊，隨即組織了“中華共進會”、“上海工界聯合會”。以對抗上海總工會。 上海財界支持蔣介石反共，首先借給他500万元，以后兩周內又貸給他4500万元。 租界外國當局派員專程給蔣介石送來了特別通行證。 28日，李宗仁來到上海，贊同蔣介石“清党”，“把越軌的左傾幼稚分子鎮壓下去”。 29日，蔣介石在《民國日報》發表一篇演講，有恃無恐地透露出一個危險的信號。 正是： 倘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要知蔣介石意欲何為，且听下回道來。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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