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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這天早晨，國民党中央執委會常委鄒魯剛剛起床，還沒吃早餐，謝持、鄧深如、林直勉等几位老朋友便找上門來。顯見得發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你看了今天的報紙沒有？”謝持問。 “沒有。怎么了？”鄒魯莫名其妙。 謝持把一份報紙塞到他手里。鄒魯展開看了一會儿，忍不住叫道：“怪哉，怪也！這是怎么回事？”原來報紙上說，國民政府組成人員是根据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定的。“中執會什么時候有這么個決議？”他不知所指地問。 林直勉搖頭歎道：“我覺得里頭有鬼。肯定是兆銘、仲愷他們玩的花招，瞞天過海啊！” 鄧澤如說：“今年3月馮自由他們成立國民党同志俱樂部，被強令解散，說是非組織活動，還把馮自由開除出党。可是，廖仲愷、汪兆銘他們這又是什么行為？” “不行，我得找他們論理去！”鄒魯抓起報紙，匆匆出門，直奔中央党部。 正巧汪精衛、鮑羅廷都在場。鄒魯感情沖動地大聲質問：“今天《民國日報》公布國民政府組成是根据中執委決議。我是中執委常委之一，每天下午都在委員會辦公廳，直到6點才离開。我怎么沒有見過這樣的決議案？” 在鄒魯大喊大叫的時候，汪精衛始終以微笑的面孔向著他，然后平靜地說：“哦，是政治委員會議定的。總理在世時曾經規定，重大政治問題可以由政治委員會決定，緊急事件可以先發表。” “不錯，政治委員會是有這樣的權力，但政治委員會應對中執委負責，并向中執委報告。再說，這又不是什么緊急事件，為什么匆匆忙忙發表？這不等于抹煞中央党部嗎？” “既然如此，”汪精衛說，“今天就請大家追認通過。” “今天？今天我沒空！”鄒魯把報紙往茶几上一摔，掉頭大步离去。 汪精衛搖頭歎息：“唉，革命要前進一步，真是艱難啊！” 鮑羅廷望著汪精衛：“廣東的右派太猖獗了。不光謝持、鄒魯几個文人，有确鑿的證据表明，許祟智也在反對三大政策。他以功臣自居，截留稅收，販賣鴉片，開設賭場，嫖娼蓄妓，越來越墮落。而魏邦平、林直勉、梁鴻楷、朱卓文、胡毅生這些軍官、政客，卻積极奔走于他的門下。這些人，已經成了革命絆腳石。必須對他們提高警惕，給以壓制。” “上次見到介石，和他談起，他也頗有同感。只是不知從何人手？”汪精衛皺著眉頭。 鮑羅廷雙手抱在胸前，用一种堅決的聲調說：“軍隊，從軍隊入手！” 汪精衛點點頭。 “不過要尋找机會。目前還要忍耐。”鮑羅廷微笑著說。 再說這時的蔣介石雖然只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地位并不太高，但正在努力表現自己，一步一步實現自己的宏大抱負。 7月初，他利用戰爭間隙，寫了一篇重要的軍事著作，題為《軍政意見書》。 他提出，如今是非常時期，應將廣東每年4000万元收入的二分之一作為軍費開支。 在編制上，他主張廣東應組建5.5万人的軍隊，分為四個軍區：第一軍區為粵軍，編為3個軍，約3万人；第二軍區為湘軍，編為3個師，約1.2万人；第三軍區為滇軍，約1万人；第四軍區為党軍，約3000人。他預計到1928年，可擴充軍隊為8至10万人。 對軍隊單位的編制，他提出編為甲、乙、丙种師三類。甲种師是3團為1師，無旅級編制。以后北伐軍多采用甲种師編制。 關于軍備設施，他提出籌建船艦厂、兵工厂、軍服厂、飛机場、航空學校。 在軍事教育方面，他提出建立軍官預備學校，改黃埔軍校為高等軍事學校，另設海軍學校、軍需軍醫學校，改良測繪學校。 在軍訓方面，他提出建立訓練總監、各軍軍事教育委員會、檢點委員會和各軍、師、旅、團的政治部。 后勤供應方面，他提出設置軍需委員會、軍需監督委員會、軍費審計處。 他主張改良士兵生活、兵購每月至少為10元，不能過低。 他建議在廣東訓練農團學生軍10万人。 他正式提出了北伐的目標。 這篇軍事著作是蔣介石建設軍隊的基本藍圖，為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与此同時，蔣介石盡量在軍隊和軍校學生中樹立自己的革命形象。他贊頌蘇聯，顯得比左派還左。 他說廣‘我們的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在社會學名詞中，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為無產階級奮斗以求生存。三民主義的最后一步就是共產主義。” 他一改一年多以前在《游俄報告書》中對蘇聯的怀疑和責難態度，慷慨激昂地說：“俄國共產党為什么能成功呢？因為他們重在紀律，組織嚴密，党員服從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紀律，有自我犧牲精神，把苦留給自己，把樂讓給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他們為什么甘愿栖牲個人的自由呢？因為他們明白主義，決心犧牲個人的自曲來救全人類的自由，所以他們成功就那么快，就能以一万五千人治平他一万万五千万人。我們党要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仿效俄國共產党的辦法。” 他說：“有人說我們党里有許多俄國人在里面辦事。這是共產的表示。我說這是謠言！俄國人來幫助我們，是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因為要中國能夠做更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國主義，俄國才不至于再受帝國主義的牽制和壓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來……我到俄國研究赤衛軍那樣守紀律，不騷扰人民，完全是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眾很相親相愛的——人民同他們好，那么團結，這樣的軍隊有什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國之后。就決定了，如果使軍隊真個能為人民求自由安樂去打仗，真個能為党實行三民主義去打仗，非用俄國赤衛軍這种編制不可，故此實行照仿這樣方法訓練我們的党軍。” 蔣介石一再強調國共合作的重要性，說了共產党許多好話。他說：“現在我們學校里，常常有共產党和國民党之爭，裁以為這种現象，适足以使我們總理在地下痛苦。共產党員固然不應反對國民党，國民党員也不可反對共產党，反對共產党就是背反了總理定下來的方針和主張。這樣就是信奉三民主義，能做總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義的好。共產党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党少，加入了國民党，實在能替國民党進步求發展，促進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總理能下這么大決心，不為眾論所動搖。并且總理說：‘如果國民党的党員，反對共產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產党。’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嗎？總理容納共產党加人本党，是要團結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反對這個主張，就是要拆散革命團体，豈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個人的意思，我們國民党，現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產党与非共產党之分，更不可有國民党与共產党之分，如果國民党員有這种見解，那是無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沙基慘案發生后，蔣介石接到電話立即變色出涕，邊哭邊說：“帝國主義者，不以華人為生命，屠之如豕犬。國恥至此，我何以生為？”他在集會上說：“此案在慘烈中，有一种光明在。烈士們死得其所。我們要以烈士為榜樣，為愛國面奮斗，而獻身。現在已到了和帝國主義者決戰的最后五分鐘。如果我們真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真能繼續我們總理和先烈的精神，真能奮斗到底，帝國主義者，是會死在我們手里！” 蔣介石又是忙于治校治軍，又是到處講演，又是撰寫文章，很快就病因了，鼻孔流血不止，頭暈目歐，不得不住進醫院。剛一出院，就又向軍委會上意見書六項、提出擴大根据地、反對帝國主義、北伐和統一軍隊名稱問題。 根据蔣介石的建議，國民政府于8月下旬正式建立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由蔣介石兼任，副軍長何應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來；第二軍軍長潭延豈，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深，政治部主任羅漢；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第六軍軍長程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 六個軍中，有周恩來、李富春、林伯渠、羅漢四個共產党員任政治部主任。師、團一級的党代表，也有不少共產党員，蔣介石的第一軍中，三個師的党代表。共產党員占兩個，九個團的党代表，共產党員占七個。 蔣介石既為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廣州衛戌區司令、長洲要塞司令，又為整個軍事建設詳加籌划，其才干功勞均已開始放出光彩，自然被政府倚為長城。然而他仍不滿足，因為他任的全是軍職，党、政方面沒有任何職務，而他早就确定了以掌握軍事實力來實現政治抱負的志向。這時，蔣介石看到，阻礙他上升的最大絆腳石不是別人，乃是他的頂頭上司、有恩于他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許崇智。當年陳其美被刺死后，蔣介石投靠張靜江，通過張的引見，蔣与許結拜為盟兄弟，受到許的重用。蔣介石雖然長期充當許崇智的助手，但他卻一直看不起許，認為許在軍事上無能，政治上庸碌，生活上腐化墮落，只是迫于形勢，才不得不屈居其下，其實早与其貌合神离。當蔣介石開始往左派一邊站去時，許則正向右派靠攏。蔣介石關于整頓軍隊的建議被軍委會采納后，蔣、許的矛盾更加尖銳。顯然，不把許崇智拱下去，蔣介石是難以掌握全部軍權，實現其宏大理想的。他每時每刻在尋找搬掉絆腳石的机會，而這樣的机會不久就會來到。暫且按下不提。 再說天气最炎熱的時候，鄧穎超來到了火爐般的廣州。她奉命調到這里，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 鄧穎超是天津最早的青年團員之一，1925年初轉為共產党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她從高君宇年初捎來的信中，知道周恩來工作很忙，后又得知周恩來參与打商團、打陳炯明、打楊希閔和劉震寰，很為周恩來擔心。這次接到調令，她一想到就要見到五年未見的周恩來，心中激動不已，立即給周恩來發了電報，坐船南下。 客船鳴著汽笛進港了，碼頭上一片喧嚷。周恩來踮起腳跟，朝客輪上觀望著。哦，看見了。鄧穎超正在甲板上揮著白手巾。四目相對，周恩來一陣激動，朝前擠去，和走下船來的鄧穎超緊緊握手。這是自1920年分別屆的第一次見面，二人相互上上下下地打量著。不覺臉上騰起紅云。 周恩來叫來人力車，把鄧穎超送到廣東區委去報到。區委領導人陳延年已給她准備好了住處。 第二天，周恩來把鄧穎超接到自己的住處，親手做了几個菜，為鄧穎超接風洗塵。吃過飯，二人說起五年來各自的經歷。周恩來說：“我在歐洲時咱們通信倒是不少，想不到回國后，好長一段音信不通，我一封一封地去信就是沒有回音，快要把人急死了。” “還不都怪馬校長嗎？可真是個大馬虎！他把你的來信都放在抽屜里，我見不到你的來信。往哪里回信喲？我還一直在埋怨你不來信呢！后來我去找校長，他一下子交給我一摞信。”鄧穎超笑著說。 “多虧了君宇。他要不替我把信捎給你，咱們還聯系不上呢！千里姻緣一線穿，君宇倒做了咱們的牽線人。” “唉，只可惜君宇英年早逝。” “是啊，君宇和評梅是多么好的一對，可惜此生未成眷屬。” 二人說著，不胜唏噓。 8月8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婚禮极為簡單，也沒有聲張，但仍有很多人聞訊前來祝賀。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了，宣傳部長張大雷、農委書記彭湃、青委書記楊善集也來了，還有黃埔軍校的一些官長，國共兩党的都有、也來向周主任討喜酒喝。 他們沒有度蜜月，沒有時間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周恩來的工作十分忙碌，經常一早就從廣州天字碼頭乘船到黃埔軍校，晚上才赶回廣—州，還要參加廣東區委的會議，或向干部講課、作報告，因為他還兼著廣東區委軍委書記。而鄧穎超也正在投身于婦女運動。二人見面不多，說個話的机會都很少。 這种職業革命家的“蜜月”預示著今后漫長的夫妻生活是伴隨著奮斗与犧牲的革命進行曲度過。從統一廣東到北伐，從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到沖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從南昌暴動到堅持白區斗爭，從長征到西安事變，從抗日戰爭到轉戰陝北，他們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時匆匆，別后悠悠。 連毛澤東都老大不忍地說：“可苦了恩來呀！” 然而他們夫妻始終互敬互愛，一往情深，久而彌堅，足以為人楷模。這是后話，不表。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蔣介石的迅速崛起，正得益于一個偶然性事件。這個偶然事件，就是廖仲愷被暗殺。 因為廖仲愷不屈不撓地貫徹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推行各种革命措施，被共產党譽為“無產階級的好朋友”，蘇聯顧問則贊揚“像廖仲愷這樣得力而實干的人，可惜太少了”。同時，他也受到國民党右派、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嫉恨，視之為眼中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早在1925年5月間，一些人就在廣東大造輿論，說革命政府“赤化”、“共產”了，廖仲愷“明是國民党，暗是共產党”。英國人立即在香港呼應，策划“驅逐廣東的布爾什維克”。7月初，鄒魯、伍朝樞、鄧澤如、吳鐵城、胡毅生、林直勉等在胡漢民家里連續聚會，集中攻擊廖仲愷“過激”，“挑撥各方惡感”、“被人利用，禍害國民党”。胡漢民原以為自己這個“代帥是孫中山的天然繼承人”，沒想到被汪精衛奪去國府主席的位置，而汪之上台，有賴于廖仲愷之支持，所以對廖頗為不滿。他与廖個人關系—向很好，但這時對右派的反廖倒廖言論，始終听之任之，不加反駁和制止。 8月初，社會上出現了不少傳言，什么某人對某人如何不滿，某派對某派如何批評，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已被列入暗殺名單，云云。謠言四起，風雨滿城。一時廖仲愷周圍陰云密布。壓力一天大似一天。但是他毫無畏懼之態，依然四處奔忙，開會、演講、理財。 何香凝對他說：“無風不起浪，既然有人放出風來陰謀行刺，你也該多加兩個衛兵防備一下才是。” 廖仲愷一笑：“增加衛兵，只是捉拿刺客方便，并不能阻擋他們行凶。我天天到工會、農會、學生會去開會、演說，而且一天要跑好几個地方，他們要想謀殺我，很可以假扮成工人、農民、學生模樣。混人群眾中間下手的。我平生為人做事，憑良心、自問沒有對不起党、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民眾的地方。有人對我堅持聯俄、聯共不滿，可不這樣做沒有出路啊！總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總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何香凝理解丈夫的一片赤誠，但畢竟深為憂慮，遂提出与廖拍一張合影。廖仲愷說：“為國為党而犧牲，是革命家的夙愿，有什么可顧忌的！” 遇害前兩天，在國民政府的一次會議上，坐在廖仲愷身邊的汪精衛塞給他一張紙條，告訴他据傳有人將對他不利，請他注意。廖仲愷當時聳聳肩笑了，回答道：“我也听說了。我們都是預備隨時死的，那有什么關系！听說人家要用手提机關槍殺死我們，用手槍、炸彈是常听見的，若是用手提机關槍，卻新鮮得很！” 甚至到遇害前一天，當有人以右派要殺廖仲愷的确切消息報告時，廖仲愷仍然大義凜然地說：“值茲党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怀者，為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尚未解決！” 8月19日晚，廖仲愷為了給黃埔軍校籌集經費工作到深夜，回到家已經很晚了。第二天上午8時，他偕同何香凝自東山寓所驅車赴惠州會館中央党部參加中執委第106次會議。途中遇著國府監察委員陳秋霖，便載之同車而行。當汽車開到平時警衛森嚴的中央党部大門前，他和陳秋霖先下車，在門前登至第三級台階時，突然自騎樓下跳出兩個暴徒，向他開槍射擊，大門鐵柵內也有暴徒同時開槍，共射20余發。他身中4彈，俱中要害，當場仰面倒地，不能做聲。同行的陳秋霖也被射中一槍，帶傷避入宣傳部辦公室。此時隨行的衛士聞槍聲赶來，舉槍向凶手射擊，打中其中一人。其余五六人奪門面逃走。何香凝和衛士赶緊把廖仲愷和陳秋霖架上汽車，送往東門外百子路公醫院搶救。廖仲愷因傷勢過重，途中即与世長辭，為民主革命流盡最后一滴血，年僅48歲。陳秋霖也在兩天后不治身死。 廖仲愷的犧牲，距孫中山逝世只有5個月，兩位知心摯友，真是生也相依，死也相依。 廖案轟動了朝野四方。 當天，國民党中央、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決定由汪精衛、許祟智、蔣介石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一切全權，應付時局”。周恩來、楊匏安等共產党人參加了特別委員會的工作。胡漢民不僅被排除在該委員會之外，而且本人及其接近人物，多被認為廖案之嫌疑對象。許崇智雖被列為該委員會成員之一，但因為他的部下多与廖案有關，一開始就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而汪精衛、蔣介石，因右派行刺名單中有他們的名字，此刻身价大增。特別是蔣介石，嚴辭譴責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國主義、為虎作倀的“群小”，口口聲聲要為廖党代表報仇，因此得到了“左派軍人”的桂冠。特別委員會實際上成了汪蔣聯合專政的机构。借著清查廖案，汪、蔣有權審查任何人与党、政、軍机關，二人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當天，蔣介石即以衛戍區司令名義，宣布廣州全城戒嚴，命令何應欽率領第一軍第一師分布市區警戒，并派兵駐防市區制高點觀音山陣地。于是，蔣介石控制了整個廣州市。 几天以后，偵查工作有了重大進展。當場被衛兵擊傷而被捕的凶手陳順供稱，他們曾領了一万元港幣，作為暗殺廖伸俏的代价。經查，行刺所用的子彈系前几天由石井兵工厂配發的，手槍之登記持有人為郭敏卿，來配領子彈的為朱卓文，朱、郭為作案的最大嫌疑人。公安局遂逮捕郭敏卿(后處決)。特別委員會順藤摸瓜，查出林直勉、胡毅生、梁鴻楷、魏邦平、梁士鐸、楊錦龍等均系刺廖同謀。 8月25日，蔣介石一聲令下，悲憤欲狂的黃埔軍校學生們蜂擁而至。夜間，這支隊伍像洪水一般涌入市區，流入每條大街小巷。天亮之前，林直勉、梁鴻楷、張國幀、楊錦龍、梁士鐸、譚啟委等人束手就擒。然而遺憾的是主犯朱卓文、魏邦平、胡毅生這時已潛逃香港，逍遙法外。 經過審訊，終于弄請了謀殺案的主要情節，證實是英國人和國民党右派集團共同策划的。暗殺前，在胡漢民家開了好几次“倒廖會議”，并接受了港英當局200万元的賄賂，主要成員有鄒魯、林直勉、許祟智、吳鐵城及其他右派成員。大部分人主張暗殺，少數不贊成。如孫科就說：“倒廖我贊成，但不贊成用暗殺手段。”但畢竟是決定用暗殺手段了。出面組織和收買凶手的是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鴻楷、魏邦平等人。英國人許諾，事成之后，讓梁鴻楷當總司令，魏邦平為廣東省長。顯然，他們刺死廖仲愷，意在推翻國民政府。因為當時省港大罷工正進行得波翻浪涌。而國民政府是支持罷工斗爭的，廖仲愷更是走在前邊。 案情查明后，國民党右派集團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堪稱弄巧成拙，而得利最多的便是蔣介石和汪精衛。 何香凝當時有詩祭夫曰： 哀思惟奮酬君愿， 報國何時盡此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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