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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6月18日，國民党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聯名向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党案”。呈文指控：“中國共產党員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人本党為党員者，實以共產党党團在本党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于本党，違反党義，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党團行于內，言論發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為本党之生存發展起見，認為絕對不宜党中有党。”因此，要求孫中山和國民党中央從速“嚴重處分，以維根本”。隨后，張繼、謝持等人又發表了《護党宣言》。 此旗一舉，上海、北京、武漢、廣州、香港等地的右派分子群起呼應，有的聯名上書，有的致電孫中山，要求中央出面解決此案，“命令共產党員全數退出本党。并予傾向共產党者以嚴厲制裁。” 一看气勢洶洶，紛紛揚揚，鮑羅廷坐不住了。為了維護合作，消弭對立，6月25日，鮑羅廷在廣州東山商所會見謝持、張繼，就共產党在國民党內的党團問題進行談判。 謝持、張繼的態度十分強硬，他們說國共合作“自今春以來只見有害。不見有利”。張繼說：“對于共產党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党，我是极表贊成的，共產党的領袖們就是我介紹加入的嘛。但是。想不到會有后來的局面。共產党既然全体加入國民党，實行國民党革命主義，又何必另挂中國共產党招牌，保留共產党組織？” 謝持更是一臉怒气地說：“党團作用，万不能容許必須堅決取締！既然兩党性質不相容，干脆分道揚鑣好了！偌大的國民党，也不缺那么几個共產党員。” 二人態度蠻橫，傲气逼人，使談判籠罩了一層緊張的空气。 鮑羅廷平時謹言慎行、极有耐性，但這時也气得變了臉色。他几次想要發作還是強按住了。依然一言不發，听他們二人亂發議論。等他們不說了，鮑羅廷才發表自己的看法。他使態度盡可能地平和，但語气絲毫不妥協：“你們總講國民党如何如何，其實國民党原來已經死了國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說有國民党員，不可說有國民党。只有加入新分子如共產党者，組織党團，才可引起舊党員之競爭心，使國民党死而复生。党中分派，是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党內發生小團体，要看是什么性質。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既反對國共合作，又擅發對中俄協定之宣言，可認為右派，而共產党，則為左派。共產党組織党團，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共產党加入國民党三個月之后，見國民党不振作，中央執行委員不負責任，并有許多右派分子加雜其中，乃不得不組織党團，推動國民革命。這樣做，又有什么不好呢？為什么右派可以有小派別，共產党不能有自己的党團呢？用中國話說，那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鮑羅廷喝一口水，斬釘截鐵地說：“共產党決不能取消自己的組織！你們剛才說要分道揚鑣，這是一种极端危險的立場！合作于兩党有利，分裂只能使兩党遭受損害。假令將共產党分离出去、必使國民党重穎回到原來的死路上去，從根本上瓦解革命的實力，喪失革命的前途！” 雙方誰也不肯讓步，談判不歡而散。 陳獨秀得知鮑羅廷和謝、張談判失敗后，對國民党已經不抱什么希望了。他于7月13日寫信給維經斯基。提出：“我們認為，必須停止至今為止的形式來支持國民党，我們要把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 國共合作眼見得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 然而這种一触即發的气氛并沒有維護多久。就由于孫中山的親自干預和國民党左派的多方努力，事情出現了轉机。 7月3日。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工作會議，審議鄧澤如等提出的彈劾案，決議請孫中山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体會議，討論這一問題并作出決定，以制止事態的發展。會議指出：“凡人党者，如具有革命決心，及信仰三民主義之誠意者，不問其從前屬于何派，均照党員待遇。有違反大會宣言及政綱者，均得以党之紀律繩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須依前奮斗。” 7日，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于党務宣言》。宣言說：“中國革命運動的基礎，必須聯合全民共同奮斗，始能益顯其效力……凡有革命勇決之心，及信仰三民主義者，不問其乎日屬何派別，本党無不推誠延納，許其加入，態度本极明顯。椎數月以來，党內党外，間多誤會，以為已加入本党之共產党人，其言論行動尚有分道而馳之傾向，于反對派得使其挑撥，同志間遂于怀疑面發生隔閡……本党既負有中國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國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對于規范党員，不問其平日用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党之主義政綱及党章為斷。” 同時，孫中山多次找人談話，要求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他認為，共產党員即使在國民党中建立了小組。也不可能破坏國民党組織。時下陳炯明殘余勢力仍然存在，北洋軍閥在北方虎視盼既，廣州商團頻頻搗亂，形勢十分嚴峻，因此，國共兩党只能團結一致，共同對敵，麗不允許節外生校，自己亂了自己。孫中山還建議由國共兩党成立國民党中央政治委員會，共同協商國家大政方針。該委員會由孫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伍朝樞、邵元沖為委員。特聘鮑羅廷為高等顧問。 針對形勢出現的轉机，中共中央于7月21日發出第15號通告，指出：“在政治上，我們為著革命的勢力聯合計，必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同時，對國民党右派的主張和言論，則應由我党所指導的各團体或國民党部，向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現不滿的意見。” 國共雙方的態度都有了變化，劍拔弩張的气氛趨于平緩。8月15日。國民党一屆二中全會在廣州舉行，會上討論了彈劾案問題。廖仲愷擔任大會主席，原提案人張繼、謝待列席。 張繼、謝持首先重申了彈劾案的意見，同時提出國共“以分立為要”的主張。 王法勤、覃振支持張繼的主張，并提出解決辦法：(一)國民党員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產党員加人本党者，應專從事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員重行加入共產党及為共產党征求党員；(二)在中央党部加設國際宣傳委員會，凡關于第三國際与本党共產派之一切任務，均由本委員會為中心，以期共濟。 共產党代表瞿秋白起而發言。秋白博學多才，熟穩詩詞經籍，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舉止瀟洒，談吐儒雅。他結婚僅半年的妻子王劍虹剛于上個月病逝，他本來白皙的面孔此刻更添了几分憔悴。他平心靜气地說明兩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要從大局著眼，不必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清。針對張繼等人提出的党團問題，他說：“既准跨党，便不能無有党團之嫌疑。國民党外既有一個共產党存在，則國民党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論必有相類之處，既有党外之党，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對于加入國民党的共產党人，若其行動有違反宣言及章程之處，則他們既以個人資格加入本党，盡可視為本党党員，不論其屬于共產党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紀律繩之。監察委員固然有權提出彈劫，但應只問案由，不宜問共產派与否，應該以紀律為准。” 最后，瞿秋白表示，共產党堅決反對“分立”的主張，“若此會議決分立、大可謂共產派之發展足以侵蝕國民党，若不分立，則共產党之發展即系國民党中一部分之發展，何用疑忌？” 坦誠磊落的陳辭，使多數与會者邊听邊點頭，表示不能因党團問題導致兩党合作的破裂。 監察委員李石曾發言說：“兩党既合作如前，不宜分裂于后。” 胡漢民的態度也有轉變，心乎气和地說：“細察青年團出朗這些刊物，用語不當處固多，而內容确無其他愿意，不能即認為是一個有陰謀的党團。” 廖仲愷將討論情況向孫中山報告后，孫中山于8月20日主持召開了國民党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國民党內之共產派問題》、《中國國民党与世界革命之聯絡問題》兩個草案。 次日，國民党一屆二中全會發表了《中國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頒發有關容納共產分子問題之訓令》。文件指出：“謂本党固有共產党員之加入，而本党主義遂以變更者，匡謬极戾，無待于辯。所謂本党因有共產党員之加入，而本党團体將以分裂者，亦有類于把憂。證之本党改組以后發展形勢益可以無疑。”“見我党党員當知所負革命責任之重大，与同志間之感情固結，為團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條件。前此爭議，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將來。以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 國民党右派勢力無疑受到一次有力的打擊。 孫中山到底是孫中山他确實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遠。具有化險為夷、舉重若輕的領袖風范。當過美國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說得對：“一個領袖必須忍受嚴格的自我克制。經常的風險和永不間斷的內心斗爭。” 國共合作的航船繞過激流險灘，繼續向前駛去。 一個領袖難免遭受磨難。然而對孫中山來說，他的磨難也太多了，几乎一個接著一個。就在他解決國共合作中的矛盾的時候，他又面臨著一場惊心動魄的風險。 事情要從頭說起。 孫中山改組國民党、創建軍校后，又開始籌備北伐的事。但建設軍校需要錢，出師北伐更需要錢。怎么辦？孫中山根据夫人的建議，決定把她弟弟宋子文從上海招來。宋子文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家，曾在紐約花旗銀行實習，這使他成了喜歡在分類賬簿上查看蠅頭數字的人。他的面孔很圓，戴一副像日本天皇那樣的鏡片又小又圓又亮的眼鏡，一絲刻板的笑容猶如鐫刻在一枚硬幣上，給人的印象既和藹又嚴峻。他回國后在盛宣怀創辦的漢冶萍公司當秘書和科長，把賬目和財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宋慶齡認為他這個弟弟能夠解決國民党擔心的財政問題。 宋子文到廣州后，建議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1月，對橡膠、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別進口稅。2月，要求廣州的每個商人都借給政府5至500元的款子。3月，向在飯館就餐者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稅。4月，征收清涼飲料稅。5月，對專賣藥品、化妝晶、婚禮、葬儀、宗教儀式甚至人力車都實行征稅。但同時，農民的稅務負擔有所減輕。 孫中山早想在廣州建立一個國民党政府銀行，集中管理這個地區的資本流動。當蘇聯答應貸款1000万元后，他便于8月宣布中央銀行成立，任命宋子文為經理。 中央銀行一開業就很興隆。當時許多中國銀行發行的現鈔，有白銀儲備作保證的不到百分之五，而中央銀行聲稱有百分之二十五。它新發行的鈔票甚至在不受國民党控制的其他地方也獲得承認。到1926年，銀行中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 由于宋子文成績卓著，他又被任命為財政部長。他組建了一支特別武裝部隊來監督稅收工作。嚴厲打擊那些胡亂收稅、多重收稅和吃“回扣”的現象。他讓國民党的党務官員親自負責稅收工作，不讓新建的國民党軍隊直接收稅。軍隊的供應和經費再找地方党代表要，以加強制約，增加透明度。在宋子文任財政部長的兩年中，在稅收總額沒有增加很多的情況下，廣東的財政收入比以前增加了9倍，這主要是消除了無窮無盡的“回扣”的結果。 然而宋子文的這些做法得罪了廣州的許多買辦、大亨、貪婪商人和依賴貪污發財的人。他們決定抵制政府，回擊孫中山。 在廣東，商人們原先就有一支民間武裝商團，是辛亥革命后成立起來的商人自衛組織。后來變成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反動武裝。它在廣州有12000人，在廣東全省則有5万人。 廣州商會會長是英國匯丰銀行的買辦陳廉伯，副會長是佛山的大地主陳恭受。陳廉伯擁有繅絲厂和保險公司，擁有十家銀行和無數當舖。他在十多個國家擁有貴重的資產，擁有20座住宅。是世界上最有勢力的華人金融家之一，他的私人王國擴展到太平洋沿岸，擴展到歐洲和美國的廣東人社會，他還是華南幫會分子中的一位頭面人物。他從英國得到秘密援助，并強迫廣州的每個商行都認捐150美元，從而急劇擴大了商團武裝。 1924年初，英國人煽動陳廉伯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 陳廉伯聞言大喜，隨即投入了推翻廣東政府的准備之中。他擅自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購長短槍近万支、子彈三百余万發，由懸挂挪威旗的丹麥商船“哈佛號”潛運廣州。 孫中山聞訊，于8月10日命軍政部長程潛和蔣介石扣留了這艘商船。在兩艘炮艦護衛下，商船進入黃埔港，將槍彈卸下。次日，軍政部吊銷了陳廉伯騙取的該項軍火進口護照。 商團以此為借口，出動兩千多名團丁，包圍了孫中山的大元帥府，索要槍支。陳廉伯一方面与國民党右派、軍閥暗中勾結，一方面脅迫商民罷市，攻擊孫中山主持的政府“赤化”，要“實行公夫公妻主義”，以煽動武裝暴動。 從12日起。孫中山陸續調派黃埔學生軍和部分滇、湘軍進駐廣州，以維持社會治安。 20日，廣東省長廖仲愷下令通緝陳廉伯，陳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團擴大罷市。截止到25日廣東全省已有一百多個城鎮罷市和游行示威。這時，英國派出9艘軍艦集中白鵝灘，將炮口指向中國軍艦，進行恫嚇。26日，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向大元帥府發出最后通牒，宣稱“奉香港艦隊司令之命，如遇中國當局有向城市開火時，英國海軍即以全力對付之。” 孫中山大怒，當即打電報給麥克唐納首相，提出正式抗議。 他還向國聯發出呼吁，但沒有收到答复。 孫中山接受鮑羅廷的建議。下令對廣州實行軍事管制，查對所有不開業的商店，禁止貴重物資匆促轉移出城。 這時，圍繞處理商團叛亂事件，革命陣營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孫中山、廖仲愷、鮑羅廷、蔣介石和共產党人主張對商團采取果斷手段和強制措施。國民党右派則主張“和平調解”、“慎審解決”。伍朝樞還阻止工團軍和農民自衛軍的建立，反對軍管。握有兵權的右派——滇軍的范石生、廖行超和盤踞廣州河南地區的李福林等，更直接同商團相勾結，同商團醞釀談判條件，向革命政府施加壓力。 接下來的事情，當時香港《循環日報》記載如下： 扣械罷市風潮，自28日滇軍范石生、廖行超二人出任調停，形勢已有轉机……29日范氏進謁孫文，對于此事力主調解，并贊助容納商團之請求，以冀早日和平了結。孫氏不允。范石生謂：市面危机四伏，險象環生，万一變故發生，全局皆坏。在此兩三日內，無論如何，必要解決，否則我撒手不理，將全軍調回，竭力保護市內治安，無論何方部隊，如有騷扰商場，我當派隊迎頭痛擊，斷不令毀此璀璨五羊，供一二人意气之爭而犧牲也云。孫氏聞言，顏色立變。但見范氏詞語決絕，且以范之力量而論，又盡可辦到，复后廖行超為之協助。湘軍亦一致主張和平，僅借樊鐘秀之豫軍千余人，必無濟于事，乃毅然答應范氏。遂与商團代表于29日下午訂立條件，雙方簽字，30日商店复業，以條件而論，商團可謂完全達到目的，軍械照原數目發還，聯防又准予成立。陳廉伯、陳恭受亦取消通緝，不過以五十万元為代价耳！ 廖仲愷聞訊，怒不可遏，大罵范石生出賣革命，助約為虐。然后气沖沖地跑到大元帥府，向孫中山面辭省長職務，以示抗議。 國民党左派、共產党人和工農群眾都對這种妥協政策不以為然，憤憤不平，憋了一肚子气。 正在這個節骨眼儿上，孫中山決定离開廣州，進行他期望已久的北伐。蔣介石勸阻不住，鮑羅廷又去找孫中山，生气地說：“廣州局勢一触即發，如何發展難以預料。此時此刻，你怎么能夠帶走大軍北伐呢？” 孫中山說：“北伐是我夙愿，此舉關乎全國統一。目前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我們應該抓住這一良視，北伐曹、吳，以擴大革命地盤，以減輕粵民負擔。我們不能只顧眼前，因小失大。總是偏于一隅啊！”孫中山決心已下，遂決定親自率軍北伐，聯合盧永祥、張作霖“共抗直系”，由胡漢民在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 9月12日。北伐軍大本營設于韶關。 18日，以中國國民党的名義發表《北伐宣言》，申明北伐的目的不僅在于消滅曹錕、吳佩孚，而且在于推翻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 22日，孫中山下令北伐軍改稱建國軍，譚延豈為建國湘軍總司令、楊希閔任建國滇軍總司令、許祟智為建國粵軍總司令、樊鐘秀為建國豫軍總司令。 10月9日，孫中山命令蔣介石“將所有槍彈、學生一齊來韶關，為北伐之孤注”。蔣介石抗命不從，反請孫中山“早日回省”，并說這是“今日成敗之最大關鍵”。以后几次電報往還，不管孫中山如何催他參加北伐，他就是一兵不發，死守廣州不動。 孫中山心急如焚，卻又毫無辦法。終使北伐錯失良机，無功而返。 10月10日，廣州城終于發生了流血事件。 正是： 這邊驅庚虎未除， 那邊容狼狼逞狂。 要知究竟，請看下回。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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