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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成立上海第四區党部時，右派為爭取領導權，先是請孫中山為他們說話，但遭到拒絕。然后孤注一擲，決定雇用流氓打手，混人會場干扰。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同左派商量，動員共產党員和左派人士出席會議，由王荷彼組織糾察隊，控制會場，制止流氓混入。保證了成立會順利進行。 隨之而來的是葉楚傖飽對毛澤東的排擠。雖說葉楚他只比毛澤東大5歲，但他是老同盟會員，后任頗有影響的《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党“一大”之后，他作為中央執行委員，擔任了上海執行部三個常委之一，算是負責人。他竟策划一些國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學開代表會議，討論所謂“處置共產分子問題”，當即激起左派的反對。第二天，右派分子闖人上海執行部机關，抓住邵力子打了一通。事件發生后，由毛澤東領銜，同揮代英、施存統、沈澤民等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時楚倫“主持不力，跡近縱容”。 葉楚他對孫中山三大政策持反對態度，因而對毛澤東這位共產党員、跨党分子處處刁難，力圖赶走。他自己對党務撒手不管，把擔子都推給毛澤東，毛澤東干了，他又來挑刺，使毛澤東進退維谷。后來孫中山北上路過上海，毛澤東向他面交了一封14人的聯名信，反映“自8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部內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几于停頓”。孫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無暇處理此事。 在共產党方面，毛澤東作為秘書起初的境況還不錯，然而漸漸地和總書記陳獨秀之間產生了一些分歧，日子變得越來越不好過。因為他畢竟是秘書，而陳獨秀的“家長”作風此時已頗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見。 毛澤東積勞成疾，加之心境不佳，遂請假養病，挈婦將雛，离開喧鬧的大都市，返回一山一水都令其眷戀的故鄉去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秘書一職，由羅章龍代理。而國民党內方面的葉楚傖則十分高興，特地宴請上海執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頻頻舉杯，以志祝賀。 在此后不久的中共“四大”上，在新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局中，毛澤東落選了。 后來成為毛澤東對手的張國燾這時也正遭厄運。 張國燾自從在中共“三大”落選質，就一直意態消沉。在國民党“一大”上，他只參加了一次大會，就讓李大釗、譚平山代為請假。孫中山得知后，特邀張國燾在西壕酒店參加夜宴。張國燾說：“二七大罷工失敗后，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鐵路工人秘密組織才能恢复。我們已決定在‘二七’一周年紀念日，在北京秘密召開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現在距會期不遠，我是主要負責人，是非赶回去參加不可的。”孫中山原已知道張國燾對党內合作有意見，卻并不計較，現在听了張國燾的話；欣然同意：“這樣也好，主持鐵路工人代表大會也很重要，應當從速前往。彼此交換意見么，以后還有机會。”夜宴之后，孫中山又派人送來一封信。并附了2000銀元。托張國燾捐給鐵路總工會，預祝大會成功。 張國燾返回北京后，仍被選為國民党中央候補執委。孫中山希望他能去武漢擔任實際工作，就像毛澤東在上海那樣，但負責主持武漢執行部工作的居正、覃振以張國燾難以駕馭為慮。張國燾意識到這條路上將舖滿荊棘，便通過李大釗，婉詞謝絕了孫中山的這一擬議。 4月20日，國民党北京執行部正式成立。北京執行部負責領導北方15個省市的工作，由李大釗、丁惟汾、王法勤、于樹德四位中央執行委員主持，張國燾、于方舟、韓麟符三位候補執委也經常去參加會議。張國燾同時負責鐵路總工會的工作。 國共兩党在北平的活動引起了直系軍閥政府的注意。5月20日下午，李大釗匆匆找到張國燾，告訴他，据獲悉直系內情的王法勤通知。由于國共兩党積极活動，反對曹錕賄選，打擊北京政府，組織工人運動，早為當局所嫉恨，5月15日又發生了外交總長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這雖与國共兩党毫無關系，但也被判定為國共兩党所為，因此，軍警當局已擬定了一張即將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單，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李大釗，第三名是張國燾。李大釗讓張國燾赶緊躲避起來。 張國燾先到鐵路總工會的秘密辦公處通知工作人員，清理文件，然后回到達教胡同處所。在這座四合院的兩間上房里，佐著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楊子烈。楊子烈1921年在武漢加入共產党，這時擔任《新民國》月刊的校對和發行工作。他們連夜清理、銷毀文件，后來累了，想明天再接著干，就睡覺了。 誰知天不亮，偵緝隊就包圍了鐵匠營21號銑路總工會辦公處去抓張國燾和張昆弟。他們破門而人，但屋內的兩個人不是張國燾和張昆弟，而是兩位于事李斌、彭永和。 “報告隊長，搜出一套文件，還有一本名冊。”一名隊員把一疊材料交給偵緝隊長。 “人和文件都帶走！迅速赶往達教胡同！快，快！” 一個小時后，張國燾和楊子烈在寓所睡夢中被捕。 警探們在房間里翻箱倒柜，搜去大批文件。一种惊人的疏忽大意。暴露了國共兩党和鐵路總工會的許多机密。 先后經過偵緝處和軍法處審訊，張國燾不僅承認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供出了一大批名單。 6月11日。北洋軍閥政府內務總長程克發出密令，命令京師警察總監“嚴速查拿”李大釗等人。 密令說：“經特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确。据稱伊等以私組工党為名，實行共產主義。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有譚銘(平)三(山)等輔助進行，北方則李大創為首，伊与張昆弟等輔助進行。北方党員甚多，大半系教員學生之類，一時記憶不清。時常商量党務。男党員有黃日葵、范体仁、李駿、高靜(君)宇(即高尚德)、劉仁靜、方洪杰(范鴻吉力)等，女党員有陳佩蘭、繆伯英等。查李大創原膺北京大學教員……李大創等相應咨行貴部查照轉令嚴速查拿。” 密令里附有兩份名單。除《張國燾供出在京党員姓名名單》外，還有一份《張國燾供出各路工人在党姓名單》，其中有京綏路了人、京奉路21人、膠濟路2人、正太路2人、京漢路8人、津埔路2人、粵漢路1人、道清路2人、隴海路1人、廣州24人，都有具体的姓名和通信地址。 所幸密令下發之前，北京党團負責人先后离京。其中李大釗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為中共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首席代表。他化裝成商人，取道哈爾濱、滿洲里，順利抵達莫斯科。軍警在李大釗离開的當天晚上，就查抄了他在北京的住處，跟著又追到李大釗在樂亭的老家，兩次扑空。 后來、張國燾被定為“內亂罪”。判決書寫道：“張國燾，別號張特立……系孫文亂党的中央候補委員。重要共產過激分子，非法鐵路工人組織朗總干事……歷次聚眾滋事，圖謀不軌……以上各節該犯均供認不諱。” 北京警備總司令王怀慶拿著張國燾打過手模的公文去向總統曹錕請示處理辦法。 曹錕一揮手“把他斃了吧！” 在座的江蘇督辦齊燮元從旁插言：“這些亂党如果槍斃他一個，他們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給他一個永遠監禁。讓他瘐死在獄中。” 曹錕一听有理，改口向王怀慶吩咐：“好，就照齊老弟的主意辦吧！” 于是收監。后來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下令釋放了張國燾夫婦和《新民國》月刊主編范体仁。 國共合作的蜜月尚未度完，磨擦就開始了。這种磨擦在各執行部都有。上海更甚，已如上述，不過鬧得最厲害的還是國民党的大本營廣州。 國民党“一大”剛結束十几天，在林森寓所，鄧澤如、劉成禹、謝伯英、馮自由等五十余人秘密集會。門窗緊閉，門外有人站崗放哨。屋內桌椅縱橫，杯盤狼藉，煙霧繚繞，一片齷齪气氛。 “李守常有什么資格坐主席台？我們跟孫先生干革俞的時候，他在干什么呢？現在倒凌駕于我們之上了，我不服！”馮自由紅頭脹臉地說。 “我看共產党人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什么以個人名義加人？不過是利用跨党机會發展自己，竊取我党權力！”劉成禹站起來喊道。 “那個李大釗在會上巧言詭辯，還有那個毛澤東，也敢口出狂言，全在我們党內有人支持！”謝伯英气憤地說。 “什么以俄為師？俄國是過激党執政全靠專制和恐怖，難道我們也要這樣做嗎？我們為什么要听鮑羅廷的指揮？不過是個顧問嘛，如今成了惟其馬首是瞻了，發展下去如何得了！”鄧澤如憂心忡忡地說。 “哎，我們這些老同志都沒用了，快要回家抱孩子、孵豆芽去啦！”馮自由長歎一聲。 “這才是‘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喲！“有人附和著歎气。 他們越說越气，越气越說，最后決定适當時候發出“警告書”，警告李大釗等共產党人“不得利用跨党机會以攘竊國民党党統”。 當時尚在廣州的李大創得知這一信息后。告訴了鮑羅廷。二人感到事關重大，相約求見孫中山。報告了右派們“不守党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的舉動，要求嚴懲鄧澤如、劉成禹、謝伯英、馮自由四名為首分子。 當晚，孫中山在太元帥府召見馮自由等人，聲色懼厲地予以痛斥，警告他們：“反對中國共產党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党之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坏紀律。照党章應當革除党籍，應當槍斃！” 馮自由等人不敢多言，悻悻而退。 為了維護剛剛開始的合作局面。國共兩党都開始教育自己的党員。 2月底，中共召開了三屆二次會議，通過《同志們在國民党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要求全党同志必須明了，“本党所以必須与國民党合作，因就中國眼前之經濟狀況，必須經過民主主義的國民革命，這是國民党對于中國的歷史的使命。”對于國民党右派，決議認為，即使他們一二次反對我們的主張，也“不要遽目為右派”，“對他們中間极腐敗的分子，亦宜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須盡力避免不必要的沖突”，“我們應采取种种策略化右為左，不可取狹隘態度驅左為右”。決議還說：“本党以后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于國民革命的，均應用國民党名義。歸為國民党的工作。”只有“我們所認為必要事項，而國民党不愿用其名義活動的，仍作為本党獨立的活動”。決議強調：“在發展國民党組織之時，關于本党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但介紹新分于加入本党時，須十分慎重選擇，凡非對于本党主義、策略及党之紀律充分明了并懇切的愿意服務本党者，不必輕率加入。” 3月2日，孫中山在《中國國民党閡刊》上發表《致海內外同志訓詞》，解釋國民党改組及國共合作的意義。1月29日，上海《新聞報》對國民党改組作不實報道，并說國民党將“赤化”、將“分裂”。孫中山對此解釋說：“歐戰發生而后，各社會党，乘机勃發，俄國共產党竟一舉成功，面我國青年乃亦感乎民生問題之不得不急為解決。于是社會之研究運動。始發韌于民間；然此即吾党所歡迎面引為同調者也。夫吾國之革命在前俄國之革命在后，俄乃以六年之短期、能鏟除根深蒂固之專制階級，戰胜其四圍帝國主義之惡魔，且以其勢振發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奮斗精神。而吾党自辛亥迄今，垂十三年，國內軍閥官僚之橫暴，日甚一日，國外帝國主義資本侵凌，日迫一日；以視于俄，膛乎其后。則俄誠足為吾党借鏡之資，而亦當引為互助之友。蓋以言主義。則彼此均能吻合，以言國情，則彼此有若弟兄。”“顧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党改組后，已變為共党，此种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坏之行為，即屬于毫無意識之疑慮。”“至于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加人中党。在前年陳炯明叛變，本党經一度頓挫后，彼等認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結合。事不克舉，故欣然同趨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實行。本總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應議之于后，來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開將來繼續奮斗之長途。”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從3月開始，馮自由、劉成禹、謝伯英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孫中山寫信或當面匯報，控告共產党，要求取消共產党的党團組織。孫中山厭煩之极，卻又擺脫不開，無奈，逐決定國共兩党采取談判的方式來尋找解決問題的正确途徑。于是、5月中旬，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与國民党領導人汪精衛、張繼就共產党在國民党內的党團問題舉行談判。 談判開始，汪精衛、張繼便將他們所獲得的共產党和青年團的文件交給陳獨秀，認為這是共產党在國民党內開展党團活動的證据。 汪精衛說：“我們二人和胡漢民、謝持先生都不贊成在國民党內組織党團，許多党員也反對這樣做。” 張繼接著說：“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李大釗先生代表共產党明白宣稱：共產党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党。只是胯党，而不是党內有党。現在中共党員在國民党內有党團組織，豈不是党內有党嗎？豈不是違反李大釗先生的聲明嗎？” 陳獨秀承認中共党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在國民党內确有党團的組織，但否認這樣做違反了李大釗在國民党“一大”的聲明，認為這既不是党內有党，也不會危害國民党，只會有利于國民党的發展，有利于國民革命。他誠懇地解釋說：“中共在國民党內有党團組織，其用意是指導它的同志們遵守國民党的決議和紀律，積极工作，爭取擴大國民党組織于全國，使全國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党，決不是要他們在國民党內爭權奪勢，鬧派系，攪不利予國民党的事。請問，這樣做有什么不對呢？” 不管陳獨秀如何解釋，汪精衛、張繼就是不滿意。堅持要求中共取消其在國民党內的党團組織。 陳獨秀也不退讓。他說：“中共如果遵照國民党的意見，取消在國民党內的党團組織，這無疑是將我們共產党的組織熔化在國民党內，沒有獨立性了，名存實亡了，這是我們絕對做不到的。如果這樣做，我們當初費盡周折成立共產党干什么？” 雙方都不肯讓步一時情緒激動。气氛緊張。為了不使剛剛起步駒合作局面出現裂痕，陳獨秀作了緩和的表示，他答應汪、張，中共中央將舉行會議商討，待討論确定后再正式答复。 陳獨秀在談判后，思想上又有所動搖。他認為，共產党固然不能取消党團組織，但要國民党默認其党內有党團存在，也是難以做到。他感慨地說，如果他是國民党人，大概也會反對中共在國民党內組織党團活動。他還分拆，胡漢民、謝持、汪精衛、張繼這四人几乎可以代表國民党全体，除謝持一人外，其他三人都還不能說是右派，而是支持國民党改組的，現在他們共同提出這個問題，決不能等閒視之。 送走了汪精衛、張繼，又有一個國民党要人來訪。他叫吳稚暉(敬恒)，就是那個雖有一肚子學問，但卻瘋瘋癲癲、邋邋遢遢，屢与新派人物打筆墨官司，而留下許多笑料的人物。 他鄭重其事地問陳獨秀：“請問共產党所領導的革命大約到什么時候能夠成功？” 陳獨秀略一沉思，伸出三個手指，答道：“我看大約需要三十年。” “啊？”吳稚暉十分惊駭地說，“那么，國民党的壽命只有三十年了！” 陳獨秀連忙解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三十年后國民党便壽終正寢。先生不要誤解我的意思。” “不不不！”吳稚暉直搖頭，“這對國民党威脅太大了，怪不得許多老同志反對你們在國民党內活動。你看看我，我主張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是500年以后的事，所以和國共兩党都無現實的利害沖突。” 陳獨秀生气了，冷冷地說：“還是先生辦事圓滑。不過你那叫什么革命？不關注國計民生，不触及現實痛痒，不管打什么旗號，也不過欺世盜名而已！” 吳稚暉討個沒趣，冷笑一聲。揚長而去。 為了征求意見，商討應付辦法，陳獨秀主持召開了中央擴大會議。通過討論。十多位与會者一致表示，中共在國民党內的党團組織不能取消。中央無論如何不能答應國民党的要求。認為現在只有兩途可循：或者國民党默認中共的党團組織能在國民党內合法存在；或者党內合作破裂，共產党員退出國民党，另謀党外合作。但第一种前途是最好的，應盡力去爭取。 然而尚未等到共產党方面的答复，國民党的一些右派人士便迫不及待地首先發難了， 正是： 一波未平一波起， 奈何江水不流西。 欲知后事如何，請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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