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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風云多變。戰火紛飛的時候，南方改組國民党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廖仲愷是改組國民党的堅強支柱。這位矮個子在這一歷史性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除最高決策者孫中山外，無人可以企及。 自從1923年1月廖仲愷調任廣東省省長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于協助孫中山籌備改組國民党的工作。 他把孫中山委托鮑羅廷用英文起草的國民党組織法及党章、党綱等重要文件，一一翻譯成中文，送給孫中山審定。 10月10日，國民党懇親大會在廣州第一公園舉行。廖仲俏代表孫中山出席大會，發表演說，號召大家積极參加改組的工作。中旬，他和共產党人李大釗等五人奉孫中山的特令，擔任了籌划改組國民党事宜的改組委員。25日，又受孫中山的特別委派，在廣州財政廳主持召開了有一百多人參加的國民党特別會議。會上，他首先宣讀了孫中山致与會者的專函，并組織大家按照孫中山提出的“詳為審議，悉心孽划，務期党基鞏固、党務活動。以達吾人之宗旨目的”的要求。討論國民党改組的問題。他在講話中說：“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十二年中，國民党多在失敗地位，究其原委。皆因根本不鞏固，組織尚未嚴密，所以必須改組，根本整理，本党方有起色。我國如此之太，要改良政治，必先有嚴密組織之團体。本席在党用力多年、覺本党內容，多未完備，且欠缺紀律。召集此次特別會議，就是專討論改組之必要。及改組之計划。” 10月28日，廖仲愷在廣州市政廳受孫中山命召集會議，宣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之后，在廖仲愷的主持或參与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連續召開多次會議，討論改組中的具体問題，并著手起草宣言、党綱、章程草案；辦理各地分部登記；建立廣州市党部、區党部、區分部的組織；調查工農群眾及中層階級狀況；統一宣傳机關，出版《中國國民党周刊》，宣傳改組意旨；設立講習所，以訓練各區分部執行委員；制定召開代表大會議事綱要；指導大會代表的選舉：分別召開党務會議和党務大會，討論籌備改組的有關事宜等等。還決定明年1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決定每省代表名額為6人。其中各省党員推舉3人，孫中山指派3人，海外總支部代表約12人。 11月10日，廖伸俏將改組籌備工作進展情況向孫中山作了詳細匯報。孫中山明确指出：“考本党不進原因，約有二事：組織之未備也。訓練之未周也。所以必須改善組織，加強訓練。我党此次改組，乃以蘇俄為模范。只有學習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 為了取得改組工作的經驗，臨時中央執委會決定先在廣州試點，按照新党章草案改組廣州市党部。鮑羅廷提出：“六個月內，可將廣州市變成國民党最鞏固的地盤。”廖仲愷新自主持試點工作，党員登記及有關組織會議都按照計划開展起來，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截止1924年1月12日，廣州市成立了9個正式區党部、3個代理區党部、66個區分部、3個特別區分部，党員登記者激增至8218人，新增的党員多為青年學生及工人。 11月29日，廖仲愷受孫中山的委派，偕同潭平山赶赴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討改組問題，并召集胡漢民、汪精衛、張繼、葉楚飽和戴季陶5人籌組國民党上海臨時執行委員會，負責該地區的改組工作。12月23日，廖仲愷在上海斜橋湖北會館對上海三千多名國民党員講話：“改組党務，為本党五六年來認為最重要之問題。惟每年奮斗結果、大都懼屬無聊。而其重大原因。實由于章程辦法之不盡妥善，遂使党員抱有才能，不克發展以改革國家。此次廣州方面党務改組，于党員對國事表示意見之机會。力有策划。故此次組織方面，于中央委員會外，有各省、縣委員會及區分部之設置，俾各党員俱有充分發表思想之可能。” 廖仲愷胜利完成使命后，于1924年1月7日乘船离滬返穗。一到廣州，即向孫中山匯報了上海之行的情況，并對政府人員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談話。他滿怀喜悅地說：“國民党改組問題中連帶而發生之事務，辦理甚為完備，即如各省選舉代表一事，今已次第選出……國民党近日之活動，甚有朝气。國內各小党，如共產党為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圖合作。前途之傾遂，可預卜也。” 國民党“一大”籌備工作漸瀝就緒，舍期已定，代表們紛紛上路了。 在北京，李大釗召集共產党員開會，說明北京將有6名代表出席國民党“一大”，其中3人由党員選舉產生，3人由孫中山先生指派，他已被指派為代表，准備前往出席，北京國民党党部也快要進行選舉了，希望同志們對這件大事采取積极的態度。 李大到話音剛落，即遭到不少質問和責難。 “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領袖，現在去參加國民党的代表大會，你將采取何种立場？” “國民党要你宣誓服從三民主義，忠于國民党的一切決議和命令。你將何以置答？” “李守常先生去參加國民党的代表大會，最好用他個人的名義去，不必用中共党員的身份。” 七言八語，越說越不客气。 李大釗一向寬容大度，和顏悅色。他想不到自己培養發展的党員、平時對自己祟敬有加的年輕后生今天競這樣對待自己，听著听著，气得臉色驟變。他怒气沖沖地說：“你們怎么可以這樣信口開河！我雖是以一個國民党員的身份去參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產党人，我如何能放棄共產党員的身份？你們根本不贊成我去，是反對中央的現行政策，而且不將我視為一個同志。既然如此，還有什么好說的？”說完扶扶眼鏡，夾起提包就要离開會場。 會場气氛驟然凝固，人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張國燾見狀，赶緊勸阻李大釗：“請您息怒，大家只是思想不通。決不是對您不恭！” 待李大釗坐下，張國燾說：“眾所周知，我是反對共產党員加入國民党的，我一直怀疑中共党員具有雙重党籍在實際中如何處理。到現在同志們還是不贊成這樣做，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說加入了國民党，或者充當出席國民党代表大會的代表就喪失了共產党員的立場。共產党員在國民党代表大會中，依然可以堅持他本身的立場。國民党也不會要求中共党員放棄共產党員的党籍。廣州的譚平山擔任國民党臨時中央委員，仍負中共廣東區委委員的責任，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會場气氛漸漸和緩、平舒。張國燾繼續說：“加入國民党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所堅持的，又為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多數所通過，為了党的團結起見，我們不應持根本反對的態度。中共党員既然加入了國民党，自應有人去參加國民党代表大會，表示誠意合作，并將中共的主張，去影響他們。同時，中共仍應保持它本身的獨立。” 說到這里，他看著恢复常態的李大釗，提高聲調說：“守常先生是我們大家信任的一位領袖，也是實現國共合作的理想人物，我們應該贊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現出中共党員的气概！” 由于當時張國燾在北京党組織中的地位僅次于李大創，并曾主持過中共“一大”，曾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一，所以他這一番調解矛盾的講話，頗具感召力。會場气氛輕松活躍起來。 最后，大家請李大釗講話。他溫和地笑笑說：“感謝同志們的信任！我看党內沒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即使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實行國共合作，是我們共產党先提出來的。我們要求合作，要求國民党改組，要求國民党召集代表大會，事到臨頭我們如果不去參加，那是說不過的。有的同志對加入國民党的政策有誤解，所以剛才說了那些話。對同志們的責難我不怪罪，只希望党內歧見能夠消除，步調能夠一致。我愿勉為一個任勞任怨的共產党員。即使勞怨再多些，我也不會离開同志們，將和同志永遠奮斗在一起。” 掌聲響起來。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12月的一天。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出席國民党“一大”3名代表的選舉大會，到會者近2000人，全場擠得水匯不通，張國燾和兩位國民党員當選。 1924年初，李大釗、張國燾動身去參加國民党“一大”。他們先到了上海，毛澤東等各省代表也先后來到那里。陳獨秀召集大家開會，研究中共党員去廣州開會應采取的態度和對策，并提議由李大釗、潭平山、瞿秋白組成一個指導小組，以指揮出席大會的中共党員的行動。 1月11日，孫中山為征求共產党人對國民党“一大”有關問題的意見。在廣州大元帥府會見了前來參加大會的李大釗等十多位共產党代表，將自己撰寫的《建國大綱》給代表們傳閱，希望他們提出意見。 張國燾看后當即發問：“先生這個大綱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不知道在這种硬性的規定之下，是否允許其他党派存在？” 張國燾的意思很清楚，國共合作后，共產党不是合并于國民党，而只是党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党，共產党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党，作為一個組織，還要長期存在下去。 孫中山听后很感興趣，正考慮如何回答，在座的國民党人葉楚傖接過話茬說：“這個大綱是經孫先生長期研究而寫成的，其中一切問題自然都有妥善的解決辦法，請各位多看几遍，以獲得深一層的了解。” 葉楚傖的回答既含混又回避了問題。孫中山一時沒有考慮好，不能明确表示態度。李大釗見狀，只好表示，待共產党詳加研究、深入了解后。再提出意見。 話題被岔開了，但不等于問題解決了。相反，在以后的合作共事中，這一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出來。 這些共產党人后來來到鮑羅廷的寓所。鮑羅廷對國共合作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這次的政綱較前有重大的進步，如在民族主義內，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平等對待國內少數民族，否定天賦人權之說，主張革命民權，即對多數人民給予民主自由，卻不給予反革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義內，提出維護工農利益等具体條款，等等，這些都是很可貴的。 “可是孫中山不贊成共產主義，他總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叫共產主義，因此共產主義是他的三民主義的一部分。”有人這樣說。 “噢，孫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但這不妨礙共產党人既贊成三民主義，又信仰共產主義宣傳共產主義。准備將來實行共產主義。”鮑羅廷態度和藹地說。 張國燾再次提出了國民党應允許共產党及其他革命政党獨立存在的問題。鮑羅廷說：“這不是提出辯論的問題，而是實際做的問題。如果中共在實際斗爭中發展壯大。能夠證明自己有力量，是沒有人能夠抹煞的。” 多數人附和鮑羅廷的意見，認為這次大會是國民党辦喜事，不宜提出這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免得煞風景。 李大釗以指導小組負責人的身份說：“國家同志的意見是重要的，但提過一次，也就夠了，可不必再提。既然孫先生過去已經表示，共產党員一方面盡管參加國民党，一方面仍然可以保留共產党員的資格，那么，這個問題也不一定非要在文件上反映不可。現在如硬性提出來。將會引起國民党不必要的擔心，直接導致國共兩党的爭論。” 1月19日，星期六，國民党的領袖們集中在國立廣東省高等師范召開談話會，會談由胡漢民主持。這是國民党“一大”的預備會議。 首先發言的是廖仲愷。他向到會的一百多人介紹了籌備大會的經過，然后說：“本党何以要改組？國家何故此時再來來建設？必先求其原理。前十余年，我們日言破坏与建設？或破坏后建設。但破坏的是些什么？破坏的目標。又在什么地方？建設的又是什么東西？凡此均應先行認清。否則雖鬧來鬧去，十年二十年，甚至百余年，還是不能得有眉目。所以應先定目標，而后成功可期。一個党為什么要講組織和方法？自然因為都是很緊要。但組織若無內容，則組織不成為組織；方法若無主義，則方法盡變為空虛，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自講三民主義以來，到底發揮了多少？實行了多少？以前的錯誤，我們不能不承認，也不應該不承認。以前本党之一再失敗，而國家之亂源亦由是不能廓清。其故即在于認識目標之不清。現在我們已有宣言。目標算是已定，應該努力付諸實施。” 國民党本來是個紀律松懈、成員良莠不齊的組織。官僚、軍閥、政客、投机分子混跡其中。党內擁護和贊助孫中山改組政策的干部，只有廖仲愷、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柳亞子、彭澤民等少數人，而為數頗多的党內右派分子，如馮自由、胡漢民、鄒魯、謝待、鄧澤如等，則根本反對改組。在國民党改組過程中，党內右派分子有的公開反對，抗拒三大政策，有的暗中破坏，采用一切卑劣手段進行阻撓。汪精衛陰陽怪气地說：“共產党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險！”還有那個戴季陶，這段時間一直以隱士自居，或蹲在上海，或躲在吳興老家的“潛園”里，遲遲不肯前來廣州。他寫信給廖仲愷，聲言：“叫共產党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作為醬油或醋，不能把他們作為正萊的。”鄧擇如、林直勉等11人上書孫中山受到駁斥后，仍不甘心，陽奉陰違，企圖“組成一會，為救党准備”，以爭奪代表席位，把持代表大會，使改組工作中途天折。何香凝告訴廖仲愷：“有許多老國民党員反對改組。你務必當心！”廖仲愷毫不妥協和動搖。他擲地有聲地說：“民國成立已經十余年，孫先生的三民主義還不能夠實現，這明是党的組織的問題。我可怜先生奮斗一生未能夠實現他因主義，所以非把國民党改組不可。戴季陶這些人，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東西！他們并不為党的前途打算，只為闊意气的反對，不必管他，我決要改組，不必計較這利害的。我為國家、為本党，無論何人反對，我都不怕，就是擊我殺我，亦在所不惜！” 此刻，參加預備會的人對廖鐘愷的講話雖然無人公開反對，但心中不以為然，表情淡漠的大有人在。 廖仲愷講完。汪精衛站了起來。誰都知道他是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因此，几乎所有人的神經一下子繃緊了。 “這次改組，”汪精衛神態自若地緩緩道來，“關系到本党的生死存亡，特別是聯俄容共，近來意見分歧，以致一部分党員离粵北上。”他頓了頓，提高聲調說，“以兄弟看來，我党既然是革命党，就應該胸襟開闊，容納一切愿意服從三民主義的党團共同奮斗。本人從今以后，堅決擁護總理聯俄容共政策，成為實際上全力推行之一人。” 全場愕然。汪精衛向人們行了一個鞠躬禮，重新坐下。會場好久沒有一點聲響。廖仲償最先清醒過來，他當然了解汪精衛的根底，但以為他今天的轉變畢竟是可取的。所以贊許道：“兆銘兄這种態度正是革命党人光明磊落，坦然無私的態度，希望大家都能如此，以期早日完成本党使命。—— 盡管人們對汪精衛戲劇性的轉變有點不以為然，但礙于情面，誰也不便揭穿。再說那一陣子跟節日一般，天天聚會，日日宴請，你來我往。稱兄道弟，時間實在太緊張了，誰也無暇考慮太多。 第二天，對中國歷史影響巨大的國民党第一次代表大會拉開了帷幕。 正是： 青山隱隱遮不住， 綠水悠悠向東流。 欲知大會情形，且听下回敘述。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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