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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公開發表《艷電》后，蔣介石才主持召開臨時中常會，他主張對汪曉以大義，處以寬大，為留悛悔余地。但會上群情激昂，均极憤慨，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党籍，撤消其一切職務，選舉吳敬恒起草決議案，稱：“汪兆銘擅离職守，匿跡异地，散發違背國策之主張。艷日來電，竟主張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悍的聲明為根据，而向敵求和，一面騰之報章，廣為散發，以建議中央為名，逞搖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尤處處為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為敵張目；更复變本加厲，助售其欺，就行為而言，實為通敵求降。” 此決議中有通緝令一并發表字樣，但蔣介石拒絕發表通緝令，他一再表示對汪“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恨，重返抗戰隊伍。正如汪氏所說的那樣，蔣對留渝的原汪派的人物，進行安撫。蔣介石還派國民党中央委員谷正鼎專程赴河內，對汪進行游說。 谷正鼎原本是汪精衛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帶了汪精衛、陳璧君、曾仲鳴的出國護照和巨款到河內，向汪轉達蔣介石的話說：“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隨時籌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組織，免得被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后果。” 汪精衛听罷，斷定蔣介石在耍花招，要斷絕他的通敵之路，极為反感，道：“以前我因蔣的凶殘、暴虐、自私，我反對他，他用盡各种方式來危害我，槍傷我，下流至要綁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國，我亡命海外，船經新加坡，他致電該地政府，以共產党名義引渡我回國，說我勾引賀龍、葉挺、張發奎等禍粵。事為同志、僑胞所聞，一面与該政府交涉，一面守衛碼頭，直至船离碼頭始散去。他現在要我拿了他的護照，憑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中央對于我的主張，如果經討論一致否決，我仍不服從，然后予以處分，才算公允。” 谷正鼎自知游說無望，便告辭而去。蔣介石又派中央通迅社社長蕭同茲赴香港晤周佛海，勸他回心轉意，返回重慶。 周托詞拒絕，蕭同茲的“工作”終于落空。 汪精衛指定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鳴、林柏生、陳璧君和他自己等所謂的“首義分子”，組成“最高委員會”，爾后又成立了政治、軍事、財政3個委員會，自任政委、軍委主任委員，周佛海為財委主任委員。 汪精衛集團四處活動，网羅党羽。周佛海最先拉了葉蓬入伙。葉曾爬上國民党武漢警備司令高位，但他狂嫖濫賭，為世人所不齒，最后成為失意軍人。周佛海又拉了國民党文化特務樊仲云入伙。樊是以“中國本位主義文化”相標榜的所謂十大教授之一，是“藝文研究會”的研究員，他投敵后，使汪精衛集團又多了一個搖筆杆子的人。 在河內的汪精衛也親自派附汪投敵的周化人帶錢到重慶活動。周在重慶見了許多汪派人物，轉達汪精衛之意，送給路費，要他們見机投奔，但多數人拒絕接受，周化人只拉了几個小角色。 蔣介石見軟的一手失靈，便決定采用硬的一手。 蔣在派遣谷正鼎、蕭同茲等人奔赴河內、香港進行游說的同時，又令軍統特務跟蹤而去。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初來到香港，邀請林伯生等人見面。因林是中宣部特派員，不能同意。几天后，林收到戴笠的信，寫道：“最近看到你寫了很多和平論的東西，和重慶對立著，可以不可以到我們自己所屬的陣營里來做宣傳呢？攻擊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戴笠又放出火燒和毆打的空气。《南華日報》在恐怖气氛下，排字和印刷工人紛紛离去，林伯生等亦惶惶不可終日。 1月17日，剛從河內赶來的陳璧君約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到她寓所開會。午后3時，林柏生在回去途經歷山大廈門前時，忽然竄出兩條漢子，從背后赶上來用2尺長的鐵棒猛擊林的頭部，將他擊倒在地，后經人送進瑪麗醫院搶救，才免于一死。此后，林柏生改名換姓，隱藏起來。 林柏生被狙擊，是蔣氏對汪精衛一伙的警告，但汪不回頭，戴笠奉命又布置新的行動。他給軍統局天津站站長陳恭澍發去一份“十万火急”電令，要他克日來香港待命。 陳恭澍到香港后，到半山區薄抉林道的高級住宅區來見戴笠。戴笠道：“我們一起去，該辦的手續，軍統局香港區他們正在辦，你和王魯翹聯系就可以了。” 陳恭澍感到迷惘，便去問王魯翹。王原是戴笠的侍衛。兩人寒暄之后，陳問：“剛才戴老板說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嗎？” “到河內去，這几天正在辦簽證、訂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們一塊儿去。” 戴笠偕同陳恭澍、王魯翹等人搭机飛往河內。先他們10多天到達河內的是方炳西。方曾留學比利時，回國后為戴笠所羅致，參加了軍統。他遵戴笠指令，在河內一處僻靜的地方租賃了一幢1樓1底的房子，樓上有兩間臥室，樓下是客廳連飯廳。這幢房子便成了軍統“河內工作”的指揮部。 次日，戴笠召集陳恭澍、方炳西、王魯翹等人，說：“我們這次到河內來，我現在可以決定的任務有兩點：一是嚴密監視汪精衛的行動；二是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動。此外，我回到重慶之后，當會隨時有電報來。你們3人在這里組成臨時工作組，由陳恭澍任組長，電台和報務人員，日內即可赶到，我們經常保持聯絡。” 戴笠布置就緒后，獨自飛回重慶复命。 戴笠剛到重慶，便發來電報：“据報，汪某即將离越赴港轉日，或逕行去歐，是否有跡象，速即查報，并希妥為布置為盼。” 陳接到電報，心里緊張。他們剛來河內，人地生疏，對汪精衛等人的情況一無所知，就連汪的住宅也還沒有“查”出來。按照軍統的“家法”，如完不成任務，輕者受責備，重者可能判刑。正當陳茫無頭緒之際，戴笠又從重慶來電催詢陳聯絡“徐先生”的事，并說：“事無巨細，均可酌情与徐先生磋商。”陳恭澍這才想起戴笠臨行前向他推荐的那個稱為“徐先生”的神秘人物。 徐是戴笠在河內的重要耳目，40余歲，曾留學歐美。他在當地華僑中享有聲譽，与法國駐河內的官員們交往甚密，同安南法國籍總監結為知己。他是個神秘人物，神通廣大，能提供高級情報。戴笠還曾交代陳恭澍，只讓他親自找徐聯絡，不能交由第三者找他。 陳恭澍面見徐先生，果得汪精衛的住址和汪有离開河內的意思，汪已向當地的主管方面說明。 汪精衛住在靜寂的山中“丹島”多迦斯加·泰爾喬旅館，早已料到蔣介石要除掉他，甚警惕。這一天，突然發現附近有可疑的人活動，立即秘密地移到河內高朗街27號。 高朗街离河內鬧區不遠，但卻僻靜，是高級住宅區。街道寬闊，兩旁還植有一排榕樹、棕櫚，中間有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稀少，顯得十分幽靜。27號是一幢西式3層樓房，正面臨街，門前有一片草坪，后面是一個小院落，圍有矮牆，且有后門、角門。如由后門進出，須經過兩道門。汪精衛夫婦像蝙蝠一樣，白天躲在樓里，不敢出來走動。這幢樓住有曾仲鳴和汪的秘書陳國琦等20余人。曾仲鳴負責与外界聯系，他每天進進出出數次。曾在大陸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以便代表汪對外接触。會見汪精衛的人，要先同曾仲鳴洽談好，再由曾決定安排同汪見面。曾仲鳴是個生活靡爛之徒，每天晚上10時一過，等汪夫婦就寢后就出門逛窯子，直至深夜二三時才回來，怕惊醒汪夫婦，不敢開鐵門，只好爬上圍牆，然后循著預先安靠在牆邊的竹梯逐級而降到院子，再跑回臥室。 陳恭澍等特務對汪精衛的情況了如指掌。戴笠又派余鑒聲、張逢義、唐英杰3人來河內。余早年留法勤工儉學，能操流利的法語，對河內情況熟悉，他又曾任軍統局臨灃特訓班副主任；張系黃埔生，動槍動筆均行。不久，又有兩名特務鄭邦國、陳步云奉命而來，這兩人行伍出身，熟嫻用槍，能連續發射。陳恭澍暗自檢閱這個陣營，覺得滿意。 一天，有個名叫曹師昂的人偕同他的法國籍妻子，從昆明飛到河內，約陳恭澍到他住宅見面，有“机密大事”相告。陳恭澍不敢耽擱，急忙前往見面。曹交給他一包東西，說是他在出發前，戴笠為他餞行時，要他帶來轉交的。陳打開一看，里面竟是兩支美國造的左輪手槍和1盒子彈。不久，戴笠又派人從昆明、廣西、香港等地帶來了手槍、板斧、利刃、鋼鋸和毒藥。3月初，戴笠電陳恭澍，要他們做好行動前的准備。 陳恭澍責成唐英杰設法潛入汪宅察看汪精衛一伙生活起居規律，如不能入室，至少躍登房頂，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窺探。陳恭澍又考慮采取什么行動方式。 軍統特務殺人的手段有二，即“軟性行動”和“硬性行動”。“軟性行動”一般采用“無聲武器”，即用刀斧格殺或用毒藥毒斃；“硬性行動”則使用“有聲武器”，即用槍械轟擊。陳恭澍決定采用“軟性行動”。余鑒聲善用此術，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一個紙匣，取出一個瓶子，瓶內裝有無色無嗅的液体毒藥。爾后將毒藥注入從面包店買來的形狀各异、大小不等的面包內，准備收買給汪宅送面包的本地人，將注入毒藥的面包送給汪精衛去“享受”。不料，將注入毒藥的面包切開查看，見面包瓤里有淡黃色斑點，此乃注入的藥水所致。又經過几次試驗，特務們對這种“軟性行動”，感到興趣索然，決定采取“硬性行動”。 3月19日，戴笠從重慶發來密電：“即對汪精衛予以嚴厲制裁！”陳恭澍即复電“遵即積极進行”，又召集全体特務人員，宣布說： “遵照上級指示，決定采取硬性行動，對叛國者汪精衛予以嚴厲制裁。出動后由本人督導指揮，各同志与本人脫去直接聯系時，指定由王魯翹同志指揮，余鑒聲同志協助。進入汪的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導王魯翹、余鑒聲2同志指向目標，遂即加入行動列；張逢義、陳邦國、陳步云3同志，分別擔任警戒、掩護，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魯翹指揮。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發地點集合。万一不幸而被當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 3月20日上午，汪精衛、陳璧君等分乘兩輛黑色轎車，前往河內至西貢間的游覽胜地三桃山，去解解悶气。陳恭澍得到情報，立即帶王魯翹、余鑒聲、唐英杰、陳邦國、陳步云、張逢義駕駛福特牌小車尾追而去。 車過紅河大橋不久，便見前面八九百米處，兩輛黑色轎車停在路旁的空地上。陳恭澍怕車上有越南警察，也怀疑汪精衛是否真在車上，便駛車前去看個究竟。車子快速駛過，如浮光掠影，但已看清汪精衛夫婦和曾仲鳴等人。當陳恭澍的車子開過汪的黑色轎車几十米時，汪的車子突然開動，沿著原路疾馳而回。特務們追赶不及，失去一次良机。 下午4時，陳恭澍又接到情報，說汪精衛夫婦正站在門外的草坪上談話，似乎在爭論什么。机不可失，陳即帶王魯翹、張逢義奔上汽車，直駛高朗街而去，可一到那儿，門前杳無一人，27號大門緊閉，同往常一樣十分冷清。 兩次扑空，特務們十分光火。一不做，二不休，決定對汪宅進行一次夜間奇襲。21日23時40分，陳恭澍、王魯翹、余鑒聲、唐英杰、陳邦國、張逢義、陳步云等，乘夜色駛車前往汪宅。夜幕下的高朗街路旁高聳的大王椰子和參差叢叢的老榕樹、棕櫚，經夜風吹動，樹枝葉搖曳，尤如女魔影怪手，顯得陰森森的。車子駛到27號后門，陳恭澍令張逢義、陳步云留下呼應，其他4人逾牆而過，陳邦國力大身粗，勇猛強悍，由他當開路先鋒，唐英杰前引登樓。他們劈開樓下的小門，飛步躍入3樓，沖進預先偵察好的汪精衛房門外，用利斧將木制的房門劈開一個大窟窿，破門而入，房內一片漆黑，房內的人已被惊醒，特務們憑手電光，見床上無人，床下有一男一女，男的趴在床底下，腰背雙腿卻露在外面，女的縮成一團。特務們認定他們是汪精衛夫婦，立刻開槍射擊，將他們擊斃，爾后倉皇逃跑。 當地軍警聞訊赶到，將余鑒聲、張逢義、陳邦國3人捕獲。軍警一查，見被擊斃的男女卻是曾仲鳴夫婦。原來，曾妻剛于前天抵達河內，汪精衛即將臥室讓与他們，汪氏夫妻住到隔壁房間，因而毫毛無損，曾仲鳴卻被擊中數十槍，其妻亦中3槍，等被送往醫院，一命嗚呼，當了替死鬼。 陳恭澍、王魯翹、唐英杰等回住所，立即給重慶的戴笠發去電報：“任務執行完畢。”戴笠急忙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總算把汪精衛除掉了。 蔣介石只高興了一天，河內電台播出新聞：被殺的是曾仲鳴夫妻。 曾仲鳴曾任國民党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主任秘書、副秘書長、國民党政府行政院鐵道部、交通部次長，是汪精衛最親近的心腹。他一死，頓時斷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于是，他親筆寫了《曾仲鳴先生行狀》，來紀念曾仲鳴。同時決定對蔣進行反擊，辦法是寫一篇文章。是時，汪已成惊弓之鳥，偶爾間他俯瞰高朗街面，發現電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還不斷抬頭向樓中窺察，為了保住生命，找來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日后，他悲歎道： “在河內之孤獨，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 汪精衛寫了《舉一個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華日報》上發表，證明蔣介石和國民党高級軍政人員都沒有拒絕過日方的“和平條件”，這同他的主張是一致的。汪精衛聲稱：“我因發表艷電，被目為主和，主和是我對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個人的主張么？不是，最高机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据沒有呢？證据何止千百，今天舉一個例吧！” 汪精衛接下來便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國民党國防最高會議第54次常委會的記錄，把蔣介石和國民党內最高軍政長官的主和細節，全部揭露出來，尤其是蔣介石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談判的情況，更披露無遺。汪精衛又筆鋒一轉，向蔣介石集團提出質問：“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 汪精衛的文章一發表，猶如一發冷炮，打得蔣介石暴跳如雷。蔣罵道：“余見奸偽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賴賬，并大造輿論，說這是捏造污蔑。但在一片叫罵聲中，吳雅暉卻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題為《對汪精衛〈舉一個例〉進一解》的文章中，指責汪“將國防會議記錄披露，這就是泄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以泄漏秘密，處刑更嚴。”這就說明，汪文所据并非無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蔣介石無奈，命戴笠又組織3個暗殺組，日夜兼程，開赴河內。 汪精衛在地下室里實在熬不下去了，只好連續兩次向日本駐河內領事館求救，日本領事館答應馬上与日本政府聯系，并讓汪精衛耐心地等待。 4月6日，日本政府派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和日本前總理大臣犬養毅之子、眾議院議員、近衛智囊團人物犬養健，以及日本外務省書記官矢野征記等人，乘“北光丸”貨船，專程前往越南，他們行色匆匆地來到河內，同汪精衛密商，研究逃离河內、前往上海的時間、路線和方法。影佐道：“汪先生將怎樣离開此地？敝國政府已准備了一條5500吨‘北光丸’號貨船，以供先生使用。” 汪精衛道：“北光丸號目標太大。重慶方面有新的襲擊計划，二三日前，鄰居的3樓突然有人租去，一些形跡可疑的人，由遠處監視。越南當局雖然對我個人有好感，但對我的政治行動則采取禁止態度，深恐卷入政治漩渦。就目前形勢來說，我坐日輪去上海尚不适宜。我已經租了一艘法國小船。” 影佐問：“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重慶政府對先生已下通緝令，在中國沿海航行時，需要特別小心。” 汪精衛告訴影佐，這條法國船是760吨。3個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條小船，怎么可能將汪精衛一行載到上海？但汪執意表示：“這一條小船，雖然可能會發生危險，但我主和后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貴國的船只，對于和平運動，會使人發生很大的誤解，我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請你們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還可用無線電聯絡。” 4月25日夜晚，汪精衛收拾細軟，越南當局出動警察，自汪宅至碼頭沿途嚴密保護，汪氏一伙慌慌張張登上“馮·福林哈芳”號法輪。离開了越南。行至北部灣時，突然海風驟起，惡浪盈丈。“馮·福林哈芳”船身太小，在浪峰濤谷里駛行，几次出現傾覆的險情。汪精衛、陳璧君等人攪得暈頭暈腦，嘔吐不止。周隆庠認為這樣危險太大，不能再繼續乘坐此船，汪精衛也顧不得什么面子，急電“北光丸”呼援。28日，“馮·福林哈芳”號与“北光丸”號終于在汕頭海面靠攏，汪精衛由人扶著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國主義“同舟共濟”了。 他不禁“万感俱集”，寫下七律一首： 臥听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風仍惡，燈塔微茫月半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歎，檢點生平未盡心。 汪精衛同影佐禎昭、犬養健等在“北光丸”輪上進行多次會談。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淪陷區組織像臨時、維新政府那樣的傀儡政權。影佐回道，待他詢問了政府意見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汪精衛為了討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從事這個運動的目的，除了導致和平而外，別無其他。只要到達和平，政權歸誰掌握，此事不欲過問。我從事和平運動的目的在于重慶政府傾向和平，停止抗戰。從而，將來重慶政府和我的運動會合時，運動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就斷然下野，毫不躊躇。在開展和平運動的過程中，會遭遇到非常的酷評，會當做賣國奴、漢奸來批評。然而我甘心接受，毀譽褒貶置之度外，決心向著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邁進。” 5月6日，日輪“北光丸”號進入上海虹江碼頭。汪精衛深知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列強手里，這租界被人稱為“孤島”，而國民党的軍統、中統特務們大多以“孤島”作掩護，活動頻繁。汪精衛一想起曾仲鳴的死，便心有余悸，所以日輪“北光丸”號到達上海后，汪精衛一伙遲遲不敢上岸，直到5月8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請汪精衛上岸，汪精衛一伙在日本憲兵的森嚴保護下，下船住進“重光堂”。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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