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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璧君回重慶后，對龍云贊不絕口。汪精衛便決定經昆明出走，為避人耳目，決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講學為名尾隨而至，汪精衛托詞去昆明講演离開重慶，陳公博自成都飛往昆明。陳璧君的遠房侄輩陳春圃打前站先走。 陳春圃時任國民党政府僑務委員會常委兼僑民教育處長，在政治上同汪精衛如同一轍，加上他辦事認真細致，深為汪夫婦器重。汪精衛以送子女到香港讀書為名，要陳春圃把他在重慶南渝中學讀書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護送到昆明。并要陳預定由昆明赴河內的滇越鐵路挂車包廂。 汪的行動十分詭秘，將侍衛隊長劉文煥支走，將雇佣的女佣遣散。他們清理東西，有的書籍文件裝進印有“雙照樓”3字的箱子里。除汪等少數几個人之外，連在重慶的陳璧君的胞妹、汪精衛的侄子都不知道，許多汪派骨干也沒有通知。陳璧君問汪：“我們走后，他們留在蔣介石的羅网中，能不犧牲嗎？” 汪精衛道：“蔣介石是個奸雄，我們走后，他還要重用他們，柔和他們，以孤立我。他們是被嚴防，不會被害，我們現又無力保護他們，通知他們，才是犧牲他們。” 汪精衛希望陳公博隨他出走。陳公博任國民党中央民眾訓練部長，1938年春又擔任國民党四川省部主任委員，長住成都。11月底，汪精衛給他發去電報，要他立刻到重慶來，陳急忙返渝見汪精衛。汪告訴他：“中日和平已成熟，我就要离開重慶，希望你隨我出走。” 陳公博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原來，汪日間的秘密勾結，陳事先一無所聞，且陳在“和”与“戰”問題上同汪有一定分歧。陳根据他過去几年對日交涉的經驗，認為日本絕無誠意，卒然言和，是絕對一件危險的事，要他一道出走，持反對意見。這便触怒了陳璧君，她挖苦陳公博說：“我們一定走的，你不走時，你一個人留在此地當蔣介石的官好了。” 陳璧君深知，陳公博同汪精衛的關系實在太深了，他們走后，陳就不可能繼續留在抗戰陣營里，她說這話不過是使激將法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陳公博一回成都，反复考慮走還是不走，思想斗爭极為激烈，夜不能合眼。他權衡利弊，最后還是決定出走為上。 于是，汪精衛集團便開始行動。周佛海照計而行，12月5日飛往昆明。陳春圃帶著汪精衛的兩個孩子，搭机前往昆明。 日本政府向新聞記者透露：首相近衛文縻將于12月11日晚在大板大禮堂發表演講，宣布對華“新政策”。 不料，事情發生了波折，就在汪精衛預計逃离重慶的前一天，蔣介石突然從桂林返回重慶。汪精衛一時無法脫身，不僅打亂了他叛逃的計划，而且他擔心以前的行動是否已經暴露，汪的眼前老晃動韓复矩的影子。前不久，韓复矩不戰而退，被蔣處決。汪深知蔣的手腕，若知道了自己出逃的底細，下場將不堪設想，因此惶惶不可終日。為了掩人耳目，汪精衛便頻頻在公開場合活動，接見記者，出席講演會，分別接見孔祥熙、戴笠、陳布雷等蔣氏親信，听取他們的“匯報”。 但他掩蓋不住其內心的虛弱，時而流露出不自然之神態。 已到達昆明的周佛海從陳春圃那里得知：“蔣先生今日到重慶，汪先生囑一切慎重。”他惊慌起來，如坐針氈，舉棋不定，坐立不安。他在日記中寫道：“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敗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預謀。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脫离現狀歟？其返渝暫觀形勢歟？苦思深想，仍決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為遲早均須脫离，早則多挨几天罵，遲不過少挨几天罵，但屆時恐無法脫身；二則思平兩度赴渝。蛛絲馬跡，在在可尋，一旦發現，國未得救，而身先喪矣！” 周佛海通知龍云，汪先生暫緩行期。此一變化，也關系到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的問題。周佛海電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們通知日本方面，請近衛暫緩發表聲明。 近衛于12月11日在大板發表演說的消息已公布，得知汪未能如期脫离重慶，只得發表一個假消息，偽稱近衛因患腸病，中止大板之行。 在昆明打前站的陳春圃，也感到十分焦急，不得不取消了為汪精衛代定的滇越鐵路挂車包廂，等待著重慶的消息。 蔣介石与陳布雷本在桂林行營，此次返回重慶，并非獲悉汪精衛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結和叛逃的緣故。 在重慶的汪精衛，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左盼右盼，才找到了一個脫逃的机會。18日，蔣介石發表訓話，汪可以不參加。趁此机會，汪精衛令其內侄陳國琦赴交通部托次長彭學沛購買几張飛机票。彭原汪系人物，自然奉命照辦。 這天上午9時，陳璧君和汪的親信曾仲鳴、女婿何文杰等4人，預先到達重慶珊瑚壩机場。她和汪約定，汪在啟飛前數分鐘內赶到。陳璧君到机場時，剛巧蔣介石的親信、國民党空軍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飛滇。陳璧君做賊心虛，連忙示意曾仲鳴上前与他周旋，僅含糊其詞地說是“汪夫人”有事赴滇。离開起飛的時間將到，汪精衛仍然未來，陳璧君心里十分著急，囑咐曾仲鳴，如汪精衛遲到，就向机場說明有汪搭乘，令飛机延緩起飛。就在這時，一輛小汽車正沿著珊瑚壩疾馳而來，汪精衛由一名侍衛陪同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衛，都上前謁見。陳璧君這時才告訴周，說汪精衛去昆明講演。 飛机起飛后不久，周至柔想乘這個机會，在汪副總裁面前顯露一下自己的飛行技巧。他進駕駛室，親自操作。這下把汪精衛、陳璧君等人嚇得虛汗直冒。他們以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慶發來的電報令他駕机返航。陳璧君偷偷地問曾仲鳴怎么辦？曾仲鳴暗中告訴汪的侍衛，要他作好一切准備。正當汪精衛、陳璧君等人忐忑不安之際，周至柔過足了駕駛癮，從駕駛室里走出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汪精衛這才松了一口气。 飛机在昆明机場降落后，汪精衛走出机艙，龍云率領省政府各部門官員列隊相迎，頓時軍樂大作。汪精衛見此，生气地責問陳春圃，為什么沒有照他的電報辦事。原來，汪精衛事先電告陳，要他以“保密及防備日机中途攔擊”為名，只許龍云1人來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訴第2人。陳照此通知了龍云。龍雖口頭答應，但一轉身卻告知了各廳、署、局長，不多時，各條街道的商店也零零落落地挂起了“國旗”，奉命表示歡迎。陳春圃看到后十分著急，去見龍云，請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張揚，但已來不及了。 汪精衛歷來愛出風頭，這次一反常態，到了晚上，他才向陳春圃道出秘密：“我雖然是托詞演講而來，實際上是借路溜走，因此接見的人越多越難對付。待到他們將來曉得我的主張后，一定罵得更凶。” 汪精衛要曾仲鳴出面，說汪精衛在飛机上因顛簸太甚，脈搏有間歇，當地官員一律改日延見。 由于蔣尚在重慶，汪感到此行极其危險，能否离開，惟在龍云態度如何，忙問周佛海与龍云接触的情況。周佛海認為龍不致為難。汪于當晚与龍云交談，將自己組織政府的計划向龍云作了詳細介紹，果然得到龍云的贊同，并保證響應汪的聲明，負責汪安全出境。汪精衛見目的已達，長舒了一口气。 陳璧君卻想得周到：万一明天天气不好不能起飛，而被迫改乘火車的話，到時沒有人照應接車是會狼狽的，因此指派陳春圃明晨一早乘車先走，以備万一。汪精衛知道后，笑逐顏開地表示贊同，并關照說：“不管坐的是什么，總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 12月19日，汪精衛、周佛海、陶希圣、陳璧君、曾仲鳴、陳君慧、陳國琦、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隨從等一干人等，乘上龍云代包的專机，從昆明飛抵河內。汪精衛為掩蓋自己投敵真相，在离開昆明前打電報給蔣介石，說因飛行過高，身体不舒服，且脈搏時有間歇現象，決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 次日，陳公博也由成都經昆明飛往河內。 汪精衛集團對云南龍云、廣東張發奎以及廣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實力派，寄以很大希望，千方百計拉攏。他們的計划是引誘他們一道下水。汪精衛公開打出“和平”的旗號時，由龍云發表擁汪通電，然后張發奎起而響應，接著廣西、四川的地方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這樣既可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陣營力量，挖蔣介石牆腳，又可增強自己的勢力，拼湊一支武裝力量，陳璧君、汪精衛都同龍云深談過，龍表示擁護。 然而，汪精衛等人一走，龍云立即致電蔣介石，報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時已离滇飛航河內”。待陳公博离開昆明后，龍云再次致電蔣：“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態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無詫异。匆匆离滇時，始道出真語，謂与日有約，須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國家之福，万一不成，則暫不返渝，亦不作离開鈞座之工作。職觀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關系甚大，未知在渝時与鈞座切實討論及此否？現陳公博繼續赴港。” 龍云既想依靠汪精衛，通過中日間“和平”，以保存其地盤和實力；又考慮到投汪成敗難卜，弄不好就會受千夫唾罵，而且還會遭到蔣介石大軍壓境，丟失一切。 龍云的動向，引起蔣介石集團的特別關注。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因前線屢遭失敗，蒙受重大損失，若云南、四川等地脫离抗日陣營，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云南是后方的一個大省，又是重慶通往國外的主要門戶，滇緬公路是當時國外物資供應的交通線，昆明机場成為飛航重慶、香港和印度間最忙碌的中國机場。云南的向背，關系到整個抗戰全局，也直接影響到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地位。蔣認為，非得要做好龍云的爭取工作不可。 李根源根据蔣的請求，首先跑到云南。李是國民党元老，是云南軍政界老前輩，在云南頗有威信。李又是龍云的老師，龍云對他十分敬重。李勸龍云道：“若你發出通電，中央的飛机就轟炸你，你首先被解決無疑。” 龍云問：“依老前輩的意思，應如何辦呢？” 李根源道：“你這個通電不發就行了。你沒有行動，中央也不會追究，你就無事了。” 唐生智也奉蔣介石之命來到昆明。唐曾是汪精衛軍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把自己在1927年和1929年跟汪精衛吃虧上當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告訴了龍云，要龍云警惕，他說： “汪為人善辯多變，生性涼薄，對人毫無誠意，尤喜玩弄軍人。”并告誡龍云：“民族大義，千古是非，在抗戰其間，忠奸不兩立。” 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勸告，使龍云面對現實，最終未按汪精衛集團的愿望而行，而廣東的張發奎以及廣西、四川的地方實力派，也都繼續留在抗日陣營中，使汪精衛一伙的如意算盤未能得逞。 日本首相近衛得知汗精衛一伙逃到越南河內，遂于12月22日晚，在他的辦公室內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一個長約十分鐘的聲明，他宣稱：“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這便是所謂的近衛“三原則”聲明。“善鄰友好”，就是要中國停止抗日的行動，承認“滿洲國”，并与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關系”；“共同防共”就是簽訂日華“防共協定”，中國承認在防共協定有效期間，“在特定地點駐扎日軍”，并以“內蒙地方為防共特殊區域”；“經濟合作”，不僅要承認日本人在中國有居住、營業的自由，而且特別在華北和內蒙地區的“資源開發利用上，積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汪精衛集團收到近衛聲明全文后，由汪精衛起草聲明響應。周佛海、陳公博、陶希圣等攜汪之聲明由河內飛往香港，要在香港公開發表汪之聲明。 根据臨行前汪精衛的囑咐，他們3人一下飛机，由陳公博出面，將電文交給當時在香港閒居的顧孟余，希望能得到顧的支持。不料，當顧看完以后，表示堅決反對，道：“這電文万万不能發，這是既害國家又毀滅自己的蠢事。我馬上去電力爭，未得汪复電之前，千万不要發表。如怕失誤，一切由我負責。” 顧孟余本為汪精衛改組派的首領之一，曾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38年3月又擔任了國民党宣傳部長，但始終并未蒞任視事，而是飄然遠行，蟄居香港。因此其職務只得由周佛海代理。他對汪精衛出逃前暗中通敵的詳細情況，一無所聞。他同汪精衛有很深的歷史關系，他和陳公博長期以來為汪的左右手。這次顧孟余能明民族大義，极力反對汪發投敵聲明，并隨后即离開香港回重慶，比之陳公博雖不同意汪与日謀和，卻仍隨汪离開抗日陣營，后來終于落水當了大漢奸，實相迥异。 陳公博听了顧孟余的話，就去找周佛海商量。 周佛海自河內到香港后，就住在九龍塘約道5號一幢清水磚瓦砌成的獨立式小洋房里。為了安全起見他雇了兩個彪形大漢，一個手拿汽槍，一個身備匕首，日夜守衛在門口。 陳公博到了周家，將顧孟余的話轉告給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張告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為顧孟余一人反對就不依期發表，那就散伙好了。顧孟余不過是一個部長，我難道就沒有當過部長嗎？怎么可以由他一個人反對就推翻一切，連電報也壓住不發呢？” 陳公博夾在周佛海和顧孟余之間，感到左右為難，但他畢竟是個老政客，將電報交給林柏生，讓林去處理。 林柏生在1924年就擔任過汪精衛的秘書，成了汪的親信。抗戰爆發后，林柏生奉命帶了《中華日報》主要成員來香港，出版《南華日報》，并兼任國民党中央宣傳部特派員，創辦“藝文研究會”國際編譯社。當陳公博將顧孟余的意見告訴林柏生時，林就干脆地說： “我不管顧孟余說什么，由你交給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發表，我只知道遵辦。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 汪精衛的聲明稱為《艷電》，是因29日的韻目代日為“艷”而來。汪精衛的《艷電》是致蔣介石的，內稱：“頃讀日本政府本月22日關于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与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防共目的在于防止共產國際之扰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党人既聲明愿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斗，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并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并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后，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复和平。……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今后中國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于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与關系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盼采納。” 蔣介石看后不禁大怒，將戴笠召來。戴笠來到重慶南岸黃山蔣氏官邸，見蔣的臉色陰沉，小心問道：“校長，叫學生有何吩咐？” 蔣介石指著戴笠的鼻子罵道：“娘希匹！我不是你的校長，你也不是我的學生，你是個笨蛋！你手下有10万人，居然讓汪兆銘跑到河內去了，你是干什么吃的，這樣無用！” “學生有罪。請校長息怒，學生馬上去布置人，處理這件事情！”戴笠說完轉身欲走。 “慢！河內的事情，先不要動，在万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動手！目前，只是密切地關注其動向。如果兆銘走得實在太遠了，中正也只得忍疼割愛了。” 戴笠道：“學生明白了！” 汪精衛發表《艷電》之后，又通過高宗武向日方提出4點要求： （1）日華兩國在完成新東亞建設的基礎以前，盡量与英美列強避免摩擦是重要的，因此當前對這些列強不要引起紛繁的事端。 （2）在軍事發動以前的3—6個月期間，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幣約300万元，但希望盡可能在對華文化事業費中開支。 （3）對北海、長沙、南昌、潼關等地日本軍作戰的行動，以獲得政治效果為目標。 （4）徹底轟炸重慶。 汪精衛的要求，是以日軍的軍事行動加快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戰力量，來配合他的“和平”攻勢，以便支持他上台“收拾時局”，實現其當儿皇帝的野心。 汪精衛的《艷電》一出籠，立刻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譴責。中共中央書記處發表《關于汪精衛出走后時局的指示》，號召全國人民用一切方法打擊賣國叛党的漢奸汪精衛，批評他的漢奸理論；在香港的何香凝發表文章，說汪精衛連做人的良心都已喪盡；周恩來在重慶接見外國記者，嚴正斥責汪精衛的賣國行為，國民党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戰區高級將領發表通電，要求國民党政府對汪明令通緝究辦。就連為汪寄于厚望的廣東地方實力派張發奎、余漢謀等也通電斥汪，要求對汪“明正典刑，以肅紀綱”。龍云也公開通電，表示“擁護既定國策，抗戰到底”。 蔣介石對汪精衛則采取軟的一手，硬的一手。他先是下令各報嚴密封鎖汪精衛出逃的消息。但汪畢竟是全國注目的政界人物，是隱瞞不住的。12月26日，蔣介石才在中央党部發表演講說：“汪主席已去河內，實有此事，但是，他是因為身体欠适，前往治療，這純屬他個人行動，于國民政府，于政治均無關系。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個人久共患難之深切關系，無話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見，亦必在中央公開或私人相互討論，因此，外間一切猜測与謠言，國人必不置信。”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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