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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汪在杭州晤面的消息傳到廣州，胡漢民憤慨之余乃于19日公開宣布与蔣、汪決裂，并決定依恃兩廣實力派与蔣、汪抗爭到底。而李宗仁等則因蔣、汪回返中樞，特務委員會無疾而終，深知尚無力量左右大局，也不再在滬逗留，采取堅決擁胡立場，返回兩廣，繼續西南割据，与蔣作長期對壘。 在孫科內閣垮台的同時，被迫辭去外交部長的陳友仁滿腔悲憤地說：“余敢正告國人，蔣氏對日的消极政策，必導致日軍的得寸進尺。” 不幸，陳友仁一語言中，1月28日，日軍在上海動武，演出了“一·二八”事變來。 上海打起來，南京下關的日艦也轟然開了炮，蔣介石和汪精衛赶緊遷都洛陽。 几天之后，國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陽。汪精衛為了實現他同蔣介石的協議，在洛陽主持召開了國民党四屆二中全會，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提議由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議一出，眾人反對，一說蔣介石獨裁，二說蔣介石不抗日，三說蔣介石是陰謀家。汪精衛卻一定要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從而“主軍”，他知道不辦到這一點，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結果，就在會上強迫通過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參謀長。 蔣介石很高興，覺得汪精衛還算識趣，遂發表就職視事通電全國，說：“國難至此，遑計短出；許身革命，義不容辭，進退去留，一惟党國之命是從，始終生死，無敢或苟。” 這樣，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職位從“蔣主席”變成了“蔣委員長”，全國軍權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設計的一樣：以退為進，收服了汪精衛，逼走了胡漢民，玩弄了孫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權勢。 緊接著，又任命陳立夫為中央組織部長，陳公博為民眾指導委員會主任，從而達到了“蔣汪聯合主党”的協議，蔣、汪二人成為中央的主宰，國民党一党專制的統治中心至此就基本确立了。 蔣介石重新上台之后，法西斯主義之火又重新點燃。蔣派人往意大利向墨索里尼求教，去德國向希特勒求教。蔣指使陳果夫、陳立夫組織“中央俱樂部”的中統特務組織，因“陳”的英文第一個字母為C，故二陳為CC，俗稱“CC派”。 “CC派”除二陳外，其領導成員還有張厲生、張道藩、徐恩曾、葉秀峰、周佛海等。1932年3月，蔣介石又組織軍統特務組織“复興社”，自任社長，其核心人物主要是出身于黃浦陸軍學校，如戴笠、賀衷寒、康澤、酆悌、桂永清、劉健君以及周佛海等人。 后來蔣介石為便于領導，將兩個特務組織合并，他還請了德國將軍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白朗堡和德國特工人員到中國來當教練，特務組織專門從事法西斯主義宣傳、摧毀共產党的組織、捕獲和殺害共產党人、暗殺進步人士等罪惡活動。 蔣介石第二次上台后，打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旗號，對日本人侵占上海持妥協態度。 從江西“剿共”前線撤退后駐防上海的蔡廷鍇、蔣光鼐第十九路軍，是一支堅持抗日的愛國軍隊。“一·二八”事變的前几天，張靜江把蔡廷鍇找去說： “十九路軍素來軍紀嚴明，革命戰爭有功。上海日軍處處挑釁，如果不善于應付，大有一触即發之勢。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帶，以免与日軍沖突。上海華洋雜處，繁華之區，如果戰端一開，損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報告蔣總司令。” 蔡廷鍇答道：“上海是我國領土，十九路軍是中國軍隊，有權駐兵上海，与日本帝國主義毫無關系。万一日軍膽敢來犯，我軍守土有責，決定迎頭痛擊，張先生也是中國人，應接納我的意見，向蔣總司令報告。” 張靜江听罷，面紅耳赤，二人不歡而散。 1月27日夜，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給蔡廷鍇連發3次急電，謂：“著該軍忍辱求全，避免沖突，万勿妄動，以免妨礙國防大計。”蔣介石又密令憲兵第6團于1月28日赶到上海，從北站下車，准備接替19路軍閘北的防務。蔡廷錯指令19路軍閘北駐軍拒絕交防。 日軍從1月18日起，接連在上海尋釁，制造事端。日寇揚言：“打上海4個小時就可解決問題。”日本侵略者企圖將上海作為進攻內地的軍事基地。 1月28日，19路軍在蔡廷鍇、蔣光鼐等愛國將領的指揮下，不顧國民政府的阻撓，堅決抗擊日軍的入侵，打響了聞名中外的淞滬抗戰。 淞滬抗戰的爆發，一掃“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沉悶空气，全國人民精神為之一振。英勇的19路軍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打得驕狂不可一世、宣稱4個小時即可占領整個上海的日軍指揮官鹽澤焦頭爛額，連連潰敗，羞愧難當而想自殺。2月7日，日本當局撤了他的職。 消息傳出，舉國振奮。戴季陶、陳果夫、陳布雷、陳立夫等立即向蔣介石獻計，要蔣通電全國，表示抗日決心，以免國人反對。蔣便于1月30日發出《為“一·二八事變”告全國將士電》：“東北事變，肇始至今，中央為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義，促倭寇之覺悟，不意我愈忍讓，彼愈蠻橫，滬案發生，對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軍攻擊，轟炸民房，擲彈街衢，同胞慘遭蹂躪，國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發忍，我19路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种滅患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宁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与破坏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諸同中正愿与眾將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特本血誠，先行電告，務各淬礪奮發，敵愾同仇，勿作虛浮之豪气，保持犧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初，蔣介石由洛陽返回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向蔣表示：“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斗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蔣介石回答說：“很好。”并指示何應欽調動散駐京滬、京杭兩線上的第87、88兩師合成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為軍長率其參戰。 第五軍協同十九路軍抵抗了日軍六七万兵力和200架飛机的進犯，奮戰了33天，日軍死傷1万余人。日軍三易主帥，并且不斷增兵。而19路軍和第五軍總共兵力不過4万人。全國人民踊躍聲援淞滬抗戰，几天就捐了3万套棉衣，設立了几十個傷醫院，僅款項就有700万元，社會各界還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救護隊、運輸隊支援抗戰。宋慶齡等親到前線慰問官兵。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 蔣介石在2月23日電勉淞滬抗敵各將士說：“日軍傾力進犯，狼奔豕突，連日江灣、廟行鎮、閘北一帶沖擊激烈，開未有之激戰，我軍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戰，气吞河山，屹若金湯。我革命軍之勇武，大無畏之精神，足以表現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各將士不屈不撓，精誠衛國，放革命之异彩，爭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積极奮斗中，達成其使命，愿与諸將士共勉共勵，奮斗到底。” 蔣介石一時支持抗戰，有种种原因：一是以免國人反對，二是馮玉祥、于右任、陳友仁等慷慨激昂，力主抗戰。 然而，蔣介石不再調兵增援了，他要按“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方針，了結淞滬戰事，爾后潛心“剿共”。蔣介石對總參謀部說： “滬戰在外交上應視為局部問題，不能擴大，在軍事上剿赤部隊不能調用，如挖肉補瘡，將招致淪亡大禍。” 全國各地許多部隊長激于愛國熱情，紛紛請纓，何應欽竟發電。警告說：“各軍抗日請求，非得軍政部之命而擅自開拔者，雖意出愛國，仍須受抗令處分。”又派心腹監視各軍，不准妄動。 2月13日，何應欽致電蔣光鼐說：“蔣公之意，我軍進攻，無論如何犧牲終難達目的，已派陳次長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師團參謀長田代少將接洽，先談雙方停止射擊若干時間，為辦理調停余地，然后進一步商談如何撤退等問題。” 汪精衛以行政院長身份，代表國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方針，同時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講話：“過于畏葸，固為不可；徒作壯語，更為不可，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后，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備。” 日軍增至近20万人，19路軍寡不敵眾，急請軍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絕。淞滬守軍孤立無援，日軍發起強攻。3月1日，日軍從瀏河偷襲登陸，19路軍被迫退出淞滬第一道防線，撤至嘉定、黃渡一線。 5月5日，中日雙方在上海正式簽定了協議，內容共5條，其中第2條規定上海至蘇州一帶，中國沒有駐扎軍隊的權利，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第3條則規定日軍可在上述地區駐若干軍隊。這個協定，承認了日軍可以長期駐在吳淞、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國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及周圍駐扎軍隊；另將長江沿岸福山到太倉、安亭及白鶴江起，直到蘇州河北為止的廣大地區，划給英、美等帝國主義共管。日軍同意簽訂這一協議，其目的是想將軍隊調往東北去打義勇軍。5月13日，日軍第14、18師團即轉開吉、黑增援。 上海停戰后，蔣介石立即將19路軍調往福建“剿共”。 蔣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個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滅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個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進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圖以重點進攻，分區“圍剿”的辦法，達到各個擊破紅軍的目的。為此，蔣介石調動了63万大軍。 5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蔣介石親自出馬，擔任鄂豫皖3省“剿匪”總司令，李濟深為副司令，曹浩森為參謀長。3省“剿匪”總司令部設在武漢，下設左、中、右3路軍。 在上海的共產党領導机關此時正處于非常嚴峻時期。 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央糾正了李立三的錯誤，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三中全會之后，李立三已离開了領導崗位，但是，三中全會不久，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來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線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宁主義的”，并指責中共中央為調和主義。 更糟糕的是：這封信還未送往中國，從莫斯科歸國的留俄學生便把消息傳給了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人，這些留俄學生不執行中央要他們去蘇區參加實際工作的命令，賴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廣泛傳播開去，于是，到處議論紛紛，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 王明和博古又聯名寫信給中央，說李立三的錯誤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宁主義的，云云，指責三中全會沒有充分揭露其机會主義的實質。要求中央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瞿秋白等人還不知國際來信的事，以為這是王明等拒絕前往蘇區而鬧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寫出《兩條路線》的意見書，抄寫3份，在几十人中傳閱宣稱：“現在領導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党工作。” 一些曾受過李立三或三中全會批評的地方党組織成員，紛紛響應，也認為党出現了危机，已經臨到八七會議前夜的情況，要求中央改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實際工作經驗的中共上海滬中區委書記何孟雄，他是李大釗的學生，早期的优秀共產党員，他一直反對李立三的“左”傾主張，曾尖銳地批評過“立三主義”的錯誤，但受到李立三的無理壓制，說他是“取消派暗探”，對他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和處分。三中全會不但沒為他平反，反而錯誤地指責他是“右傾机會主義”，他的情緒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強烈要求改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長期對中央心存不滿，如控制著全國總工會和上海工聯党團的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躍，到處制造糾紛。 王明、羅章龍等聯名要求國際再次開像“八七會議”那樣的緊急會議，他們把斗爭的矛頭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來頭上，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風潮。 年輕、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產國際卻有后台。王明原名陳紹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縣的一個集鎮上，祖籍是安徽涇縣云岭村。他在16歲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農業學校，畢業后進武昌商科大學學習。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學加入共產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賞識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隨他來中國武漢，出席中共五大會議。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畢業后被留校工作，擔任翻譯和聯共党史教員。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為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當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著讓王明擔任中山大學支部局負責人。王明以米夫為后盾，開始排斥和打擊异己，在党內搞宗派活動。連原共產党上海發起組成員俞秀松，也被王明打成“江浙同鄉會”反動組織的成員。后來中共中央代表團代表瞿秋白經過調查，并經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的審理，作出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反動組織的結論。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當時共產党內很需要理論干部。對于王明這個學過理論的青年，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派他到蘇區去工作，了解中國實際，學習革命經驗。護送他去蘇區的交通員已經派定，但王明害怕農村革命根据地的艱苦斗爭環境，總想留在上海，在党的上層工作。党組織允許他留在上海，派他到滬西區作中央党報采訪員兼送報。不久任命他擔任滬東區委宣傳干事。王明自稱是宣傳部長。10月，調任他為《紅旗》報編輯。 1930年1月，王明去上海英租界垃圾橋附近的彩印工會出席工聯會召開的布置年關斗爭的會議時被捕。20多人被押上囚車帶到老閘捕房。當巡捕間王明姓名、住址時，他說了假姓名，但供出了住址是鴨綠路。鴨綠路有党的机關，這樣就影響了机關的安全。 當天下午“340號”巡捕送糙米飯來，王明就和“340號”巡捕商議，請他給獄外的人送信，每送一封信給大洋14元酬勞費。巡捕表示同意，于是王明從一個被捕的工人那里找到一根短鉛筆，又找到几張草紙，伏在牆角的地上寫了信，折好后交給那個巡捕。王明的信是寫給其摯友、原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現任中宣部秘書潘問友的。信中內容是他因什么事被捕，被關押在什么地方，請求營救。王明還托巡捕向潘問友詢問高介三的住址。 李求實先接到王明的信，看后大吃一惊，說：“王明這家伙靠不住了，我們馬上搬家。” 李求實急忙通知王明知道的所有机關，立即在一天內搬家。 潘問友給王明复信說：“你的事轉華丰公司代為照料。”對于詢問高介三的地址未作答复。潘問友不久被捕，當了叛徒。 王明等在老閘捕房關押一段時間后，被解送到提籃橋牢監內特犯間，英租界當局宣布將要把王明等人引渡到國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王明因听曾在中國監獄坐過牢的人說，國民党用刑殘酷，他懼怕引渡，再加上他發現一個同時被捕的人有叛變嫌疑，更增加了懼怕情緒。夜半，王明想出一個辦法：要同時被捕而被巡捕搜去記錄和簽到簿的那位同志承擔責任，以救大家。 次日上午，王明對那位同志說，：“這里分子很复雜，一被打，一定都供出來，那時大家都不得了。為保存干部計，為救大家計，你是一個案首，你可以承認一些，說你是來作什么的，那就可以減輕大家的案情，你看如何？” 但那人表示：“我堅決不向敵人低頭。” 王明當場被他頂了回去，弄得不好意思。 几天后，開庭審訊，提審王明時，判官問：“叫什么名字？” 王明答：“王杰仁。” “哪里人？” “安徽人。” “多大年紀？” “19歲。” “干什么的？” “開米店的。” “為什么到彩印工會去？” 王明哭著說：“老爺！俺不懂什么！俺去找俺表兄吳魯卿先生。” 敵人不明王明的身份，經王明這么一說，便給蒙蔽了。王明又和一個安徽籍的看守攀談，同他認“鄉親”。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一個德國籍代表花了几千元打通關節，警察局讓王明“交保釋放”。在辦手續時，王明的那個鄉親看守，讓他隨便填寫一個名字算作保人，于2月28日放他出獄。 王明出獄后去找高介三。高介三因王明曾托巡捕詢問過他的地址，已嚴重威脅他的安全而搬了家。高介三搬走后敵人即搜抄了空宅。王明來到高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樓空。 王明因泄密而受到處分，不能做原來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員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請求，給他一個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商量，分配他到全總宣傳部，任《勞動》三日刊編緝。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共寫了近20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的文章數目相等。王明在這些文章中積极鼓吹“立三路線”，他不僅是李立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難時，成為李立三的辯護士，給反李立三盲動冒險的同志扣上“右傾”、“調和傾向”等大帽子。 1930年6月，王明被調到中宣部任秘書。7月初，王明得知共產國際不同意李立三發動全國暴動的計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隨便聊聊”為名，邀集留蘇聯歸國的王稼祥、何子述開了一個串連會，王明說： “大家都是中山大學的老同學，交換交換回國以來的見聞和感想。” 談論結束時，王明說：“今天的交談很好，對李立三他們那套，凡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漠然置之，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過几天，中央机關要召開一個政治討論會，大家都可以也應該去談談意見，為了維護馬列主義和國際路線，這是非常必要的。” 7月9日，李立三主持會議，要求進一步貫徹發動全國暴動的計划，但遭何孟雄反對。王明見時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發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發了言。王明接著慷慨激昂地發表了長篇演說，對李立三的報告提出了批評，指責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組織者”罪名扣在王明的頭上，向忠發宣布給王明撤銷中宣部秘書以及留党察看6個月的處分。同時對博古等人也給予處分。 但是，王明已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有恃無恐。次日，他給中央寫信，重申自己的意見，要求中央撤銷對他和博古等人的處分。 周恩來、瞿秋白從蘇聯回國后，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共產國際遠東局對三中全會作了肯定，王明也表示“擁護”。 但是，王明曾因反對李立三而受了處分，三中全會既沒有撤銷對他的處分，更沒有把他當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獎、提拔，心中不滿。他對主持三中全會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于怀。瞿秋白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時，同情中山大學多數同學，反對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強烈不滿，一直在尋机報复。因此，當王明得到共產國際寫信指責中共中央時，又串通留學蘇聯歸國的一些20多歲的年輕人，要求中央改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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