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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全國震動，各界紛紛集會，要求政府抗日，正義浪潮洶涌澎湃，行動最激烈的是大學學生。北京大學學生四處串聯，組織10万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抗日救亡大會，組成南下請愿團，滬宁兩地學生遙相呼應，集合于南京國民政府門前示威，政府官員拒不接見，學生憤怒异常，搗毀了國民党政府外交部。 坐鎮南京的蔣介石拍案大怒：“這還得了！”指使彈壓。又召見《中央日報》頭目，指令發表文章抨擊學生的行動。《中央日報》果然發表文章，誣蔑學生的救亡運動是制造內亂。學生更加憤怒。北大學生到南京組織几万人示威游行。南京城內沖出大批軍警，荷槍實彈，手持警棍，一邊鳴槍一邊沖向學生隊伍，舉棍就打，几十名學生頓時頭破血流，又有大批學生被架上警車拉走，遭逮捕的學生達185名。 便衣偵得北大還將有大批學生南下入京。蔣介石急令張學良強行阻止，張學良托詞推過，不加阻攔，气得蔣介石大罵娘稀皮。 12月17日，北平、天津、長沙、漢口、廣州、濟南等地的學生代表3万多人在南京組織大游行，走到珍珠橋時，大批軍警到來，突然向學生開槍，子彈橫飛，可怜無辜正義的熱血青年，頓時死亡30多人，更有100多人受傷。政府做出如此血腥勾當后，還發表文告，說學生的愛國行動為“越軌”，軍警殘殺學生則是“自衛手段”、“正當處置”，還頒布緊急法令，稱：“凡組織團体或集會或宣傳与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處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蔣記政府至此已民心大失，不但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成了反政府者，連當兵的也有不听指揮的了。12月，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的第二十六路軍1．7万余人，在總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率領下，在江西宁都起義，加入紅軍。朱德、毛澤東非常重視這路起義軍隊，指示他們進駐瑞金的九堡、云田進行整編。毛澤東還親自為起義部隊上政治課，講時事政治，講紅軍宗旨、任務、紀律等。這支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下轄紅13、14、15軍。它后來成為一支戰斗力非常強的紅軍主力部隊。 蔣介石原提出用法西斯主義對中國施行獨裁統治。蔣曾在1931年5月5日國民會議上說：“綜察現在統治世界各國之政府，雖形式互殊，而其理論之立場，大要除傳統的君權神圣說不必計議外，約可概分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机体學說為根据，以工團組織為運用。認為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体，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准則，統治權乃与社會并存，而無后先，操之者即系進化階級中統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產主義政治理論，以唯物史觀為立場，依定命主義作推論。認為國家及統治權系階級合為一体，以為營者由資產階級据為己有，今則無產階級亦當据為己有，以消滅其他階級，待其他階級消滅盡淨，乃可同躋于共產社會，國家亦即從此消滅。故以一党當政之國家，而階級斗爭，反更殘酷，此种殘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國產業落后情形及中國固有道德；第三，自由民治主義之政治理論，本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附以天賦人權之說，持主權屬于全民之論，動以個人自由為重。” 蔣介石在分析比較這三种主義之后，亮出底牌，主張用“統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義來治理中國，并說這樣可以消除已經出現的“非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共產党、軍閥坐大于中原。” 國民會議接受了蔣氏意見，并公然把法西斯主義作為國民党治理國家的政治理論，從法制上鞏固蔣介石的統治。 蔣介石獨裁統治，倒行逆施，促使國民党內部新的分裂。 “九·一八”事件發生后，全國民眾運動又出現新的高漲，蔣成了眾矢之的。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為了緩和輿論譴責，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致電粵方，要求“罷兵歇爭，共赴國難。” 廣州國民政府對蔣電作出反應，表示愿在适當條件下，息爭御侮，并提出解決時局問題的3項原則：（1）蔣通電下野；（2）廣州國民政府通電取消；（3）召開和平統一會議，另行組織統一政府。 蔣介石即派吳稚暉、張繼等到香港摸底，然后派比較超然的蔡元培和過去与胡漢民及兩廣都有關系的陳銘樞為正式代表，以“國難當頭團結合作”為招牌，提議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 陳銘樞向蔣介石建議釋放胡漢民。蔣知若不放胡，粵方代表不會北上，故被迫答應。次日，陳銘樞去見胡漢民，講了粵中情況，并將汪精衛、孫科等人的聯名信交給他，同時勸胡捐棄前嫌，以國事為重。 接著，蔣介石在張靜江的陪同下去會見胡漢民。蔣對胡說： “過去的一切，我都錯了，請胡先生原諒，以后遇事，還得請胡先生指教。” 胡漢民于當天下午去了上海，結束了被蔣介石軟禁的幽居生活。同時，蔣介石派陳銘樞、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吳鐵城等隨胡漢民一起赴滬，候晤汪精衛、孫科等人。 粵方非常會議推出汪精衛、孫科、唐紹儀、鄒魯、覃振、張發奎、唐生智、陳璧君、陳公博、伍朝樞、黃紹竑、李文范、陳友仁等100余人的代表團赴滬，以汪精衛為首席代表。 蔣記南京中常會在粵方代表啟程后，為達成“和談”目的，赶緊作出決定：“凡自二屆四中全會以來，本党同志因政治問題而開除党籍者一律恢复。”這樣，宁、粵正式對話開始前，汪精衛、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張發奎諸“叛逆”一夜間复變成“党內忠貞同志”。閻錫山包租了1架日本的小飛机從大連回到大同，不久重返太原，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馮玉祥來到南京擔任訓練總監。 汪精衛等到滬后，立即會見胡漢民。汪裝出一副謙虛誠懇的樣子對胡說： “中山先生在日本時，我就是小兄弟，現在經過多少离合悲歡，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訓。” 胡漢民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說了几句批評汪精衛的話。然后胡、汪、孫（科）3人合照了一張相，表示從此要團結起來。 1931年10月27日，宁粵和談在上海開始進行，和平會議正式開張，先后開了7次會議，于11月7日收攤。會議自始起，宁粵雙方各不相讓，爭執中心為：蔣介石把住大權不放，粵方要和蔣分權。起初，蔣表面上曾作考慮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應欽等人以“軍難方殷，元首不可輕易”發出通電，向粵方施加壓力。后見不起作用，蔣乃不再掩飾，以南京中央新聞稿方式宣布： “堅持中樞不宜更動，政制未宜輕改，党統不能有問題。” 蔣的這一宣布在粵方引起強烈反應。在粵之李宗仁、陳濟棠等人以非常會議名義連拍兩電，致在滬代表，要其對宁方所提條件“万勿退讓”。而蔣介石干脆親自出面，在南京國府紀念周上，以強硬態度聲稱：“兩星期前曾有辭職之意，現在已打消，決不去職。” 宁粵和談陷入僵局。 李宗仁、陳濟棠惟恐在滬代表退讓，要求在滬代表“請蔣下野”和“改組南京政府”兩條，一條也不能變。是時，粵方主要人物古應芬在廣州病逝。李、陳便趁机電請胡漢民回粵主持國府。李宗仁派人專程北上与李濟深聯系，望李也能回粵共商大計。李、陳等還下令增兵贛、粵邊界，白崇禧從廣州返回廣西作軍事准備。 蔣介石采用以拉為攻，分化粵方。他派宋子文、陳立夫、吳鐵城、程滄波、吳開先等在上海和平會議期間，進行分化陰謀，暗中進行拉汪活動。 汪精衛、胡漢民本有矛盾，汪在找不到托身之所時，遇到了廣州非常會議的机會，跑去參加，坐了第一把交椅。他態度堅決，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但是，陳濟棠親胡拒汪，他歡迎汪個人帶些中層干部進廣東，而堅決排拒汪派大將陳公博等人加入。汪精衛把這种做法叫作“去皮存骨”，對陳濟棠很不滿。宋子文便暗中拉汪，對汪說：“廣東要汪先生是只要骨頭不要皮，我們南京要汪先生是連皮帶骨頭一起要。” 此話對汪派的煽動性很大，顧孟余說：“我們与其受地方小軍閥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軍閥。” 宋子文又給了汪精衛一筆錢。這樣，汪精衛權衡利弊之后，就被蔣介石拉了過去。 一次，汪派高級干部在汪家集會，張發奎說：“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們總是擁護的。” 汪精衛大怒，痛斥張發奎說：“這么多年的軍人還是不懂政治，還要胡說。” 以后，汪精衛稱病入醫院，不參加和談會議，并拒不見客。 宁粵和談，粵方也不再堅持要蔣下野。于是，11月7日，雙方勉強達成協議：由南京中央和廣州非常會議分別召開國民党四全大會，四屆中央由宁、粵雙方分別推舉產生；南京政府改組后，廣州政府即取消。由蔡元培、張繼、吳鐵城回南京匯報會談結果，孫科、李文范、陳友仁回廣州匯報。 上海和會草草收場，陳濟棠對和談結果极不滿意，尤其對協議的“廣州政府即取消”更不情愿，加上以往對汪派不滿，乃向回粵匯報代表提出質問，以“為什么沒有實現請蔣下野”為由，指斥汪等出賣了非常會議。 上海和談達成協議后，宁粵分別在南京廣州召開國民党第四次代表大會，接著汪精衛又在上海召開了第3個國民党“四大”。 粵方于11月18日召開了“四大”，會議一開始，便指控和談代表“越權妥協”，并作出決定：“蔣如不發通電下野，則仍在粵組織中央党部及國民政府。”主持會議的孫科因受到攻擊，無法控制會場，一气之下与汪派委員共100余人退出大會，去了香港。粵“四大”由是停頓。事情鬧成這樣，李宗仁擔心不好收場，赶緊出面周旋，迭電在滬之汪、胡，敦請兩公迅即返粵，出席、指導會議。 汪接電后拒絕南下，胡則在李等催促下，于11月27日抵粵，粵“四大”得胡主持，繼續進行。去港的汪派人士100余人則應汪秘召，去了上海。 12月5日，粵“四大”閉幕。胡漢民在閉幕詞中代表大會堅決重申：宁粵合作必須以蔣介石辭職為先決條件。并以粵“四大”產生的第四屆中央執監委員會聯席會議名義議決： 如果12月20日前，蔣介石還不下野，粵“四大”中委不僅不赴京開會，還將自行召開四屆一中全會。 蔣介石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開了國民党“四大”。大會通過了35個決議案。蔣介石作了《閉幕詞》，痛斥了那种“希望我們這一次代表大會開不成會，或是希望我們開成了沒有多大的成績”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論調，表示他要學習諸葛亮和岳飛，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和“精忠報國”。蔣介石乃一糾糾武夫，他發表演講作報告，其講稿皆不出自他手，捉刀人是陳布雷，理論指導是戴季陶。 12月7日，汪精衛假法租界世界共和廳召開了國民党“四大”，只開了一天。汪精衛作報告說：“上海和平會議的議案，雖然不是完全足以使人滿意，但在現在國難當前的時候，我們應以退讓為精神，大家一致來共赴國難。粵四大不体諒共赴國難的退讓精神，又不知此次和會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礎，竟然隨意將和會議案推翻。” 大會選出了10個中央委員，史稱為“大世界中委”。 3個國民党“四大”結束后，主要議程便是召開四屆一中全會，此時蔣介石如再不下野，粵、滬兩地中委不愿入京開會。蔣介石在硬頂一時不能奏效的情況下，只得采用“以退為攻”手法，他約于右任、吳稚暉、何應欽等人分別談話，將以退為攻的有關事宜全部安排妥貼，于12月15日通電宣布下野。他在通電中說：“中正許身革命，進退出處，一以党國利害為前提，解職以后，仍當本國民之天職，盡党員之責任，捐糜頂踵，同紓國難，以無負總理之教訓。” 同一天，國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執行監委在南京中央党部舉行臨時會議，于右任任主席，作出決議：“（1）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中正呈清辭職案，決議准蔣同志辭職，推林森同志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陳銘樞同志代理行政院長；（2）考試院長戴季陶、監察院長于右任、立法院長邵元沖呈請辭職案，決議慰留。”林森、陳銘樞即聯名發表就職通電。 自蔣介石宣布下野后，粵、滬中委紛紛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國民党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宁、粵、滬3方中委均出席。然而作為各方領袖的蔣、汪、胡卻都避不照面。于右任致《開幕詞》，孫科致《閉幕詞》。會上通過了以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同時決定中央政治會議不設專職主席，實行三駕馬車制，即設常委3名，分別以蔣、汪、胡擔任。會議還通過了粵“四大”所提關于設立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分會之提案。孫科在《閉幕詞》中還特別表揚了蔣介石，說：“這一次党內同志能夠得到精誠團結的結果，我們又不能不想起，蔣介石同志這种偉大精神的表現。如無蔣同志這种偉大精神的表現，也不能感動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會，使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回想這几天內開會精神之良好，結果之圓滿，不能不對蔣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1932年1月5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通電取消。然而，會上產生的孫科內閣本是蔣、汪、胡3方矛盾斗爭的產物。自新內閣籌備之日起，蔣就籌划好了它的垮台。 蔣介石深知孫科的為人。胡漢民曾有形容孫科的一段話：“因為他是孫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為他在國外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气；他有時只發一种脾气，有時兩种同發，有時三种一起發。” 蔣介石為了給孫科施加壓力，便在一中全會開幕后，帶著宋美齡乘飛机到了宁波，隨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各部部長和重要員司也紛紛辭職，一走了之。江浙財閥，拒絕為新政府提供錢款。原財政部在部長宋子文帶領下，部內科以上職員發薪3個月，來了個集体散伙，帶走了財政部的重要檔案，使財政部剩下一個空招牌。孫科上台后政府支出不敷，1個月就達1600万元。蔣介石指使何應欽三天兩頭向孫科要錢，孫科一籌莫展。 外交問題上更令孫科頭疼，前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引退后，孫科以陳友仁繼任。陳上台后為贏得民心，主張對日強硬，但立即遭到奉化蔣的責難，認為是“隔閡國情，徒為孤注一擲”，聲明“對日宣戰，三天可以亡國”。陳友仁一气之下，憤然辭職。蔣介石又指使何應欽有意向日艦挑釁，引起日艦几乎炮擊南京，孫科嚇得六神無主。 蔣介石臨走前，任命顧祝同為江蘇省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主席，邵力子為甘肅省主席，賀耀祖為甘宁青宣慰使。這些人全以急行軍速度赴任就職，死死控制了局面，天老爺的話也不听，就听蔣介石的話。 孫科本是個沒有肩膀之人，內政、外交的窘境更使他一籌莫展，于是向報界抱怨：“以前五院對國府主席負責，現在行政院對中政會負責，行政院須完全听命中政會，而3常委迄今未來，行政院無所秉承，一切不能決定，故不免种种困難。盼望造成健全輿論共同歡迎蔣、胡、汪來京主持。” 孫科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車，孫科政府就要夭亡了。孫科要撂挑子，急坏了一中全會后逗留在滬的李宗仁、李濟深、馮玉祥、陳銘樞等人。李宗仁、陳銘樞等為支持孫科，揚言要對金融界采取強硬措施。孫科也以“充實中樞，否則還政于民”為名，召集李宗仁、陳銘樞、馮玉祥、李濟深等密談，決定在蔣、汪、胡未入京前，設特務委員會，負責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責任。1月13日，孫科、陳銘樞、李宗仁、李濟深、馮玉祥等在滬中委聯袂進京。14日，在京召開第三次中央党部常務委員會，正式醞釀成立中政會特務委員會，會上通過了特務委員會組織大綱，推出特委會委員。 李宗仁等人的活動，使在奉化窺測動向的蔣介石感到了真正的威脅，尤其是中政會特務委員會的設立，在蔣看來更是奪權的不祥之兆，不便再行坐視、延宕，蔣在李等聯袂進京之日，來到了杭州，加緊拉攏汪精衛。 蔣在离宁前曾約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談話說：“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難。前在滬時，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轉達。中興本党，非汪先生莫屬。” 蔣介石在杭州寫信給汪精衛。那汪精衛則因被陳濟棠逐出廣州，正欲投蔣，于是連夜赴杭与蔣密談竟夜，雙方達成交易。同時，蔣、汪致電胡漢民，請他北上，“一同入京，協照哲生（孫科）及諸同志。” 胡漢民复電汪精衛，稱病謂“非長期休養不可”，拒絕北上。 張繼、張靜江由南京乘汽車赴杭，當晚与蔣密談。 次日，蔣介石派自備飛机去滬接孫科來杭。孫科即与何應欽、吳鐵城同往杭州。 1月18日，蔣介石在杭州西湖風景幽靜的煙霞洞舉行宴會，汪精衛、孫科、張繼、張靜江等均在座。宴畢即在另室密談。蔣介石對汪、孫表示：“余不入京，則政府必貿然与日絕交，絕無通盤計划，妄逞一時血气，孤注一擲，國必亡滅。故余不顧一切，決計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盡我天職而已。” 煙霞洞會議否定了陳友仁對日絕交的外交方針，成立了以親日派蔣作賓為首的外交委員會；同意了孫科辭職，商定由汪精衛出場組織行政院。會后，蔣、汪分別向報界表示，為贊助政府當局，當近日內共同進京。 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蔣、汪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孫科以自動讓位姿態宣布辭職。28日，由蔣介石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會議，會上批准孫之辭呈，同時改組南京政府。新內閣由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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