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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狂人求師

　　李大釗在讀書之余，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識、新主義。一年多以來，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導和幫助下，逐漸地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就像是一塊磁鐵牢牢地吸著他那顆救國救民的心。
　　日本軍隊占領了中國濟南和膠濟鐵路一帶地方，日本侵略者還向袁世凱政府提出21條款，作為支持袁世凱复辟稱帝的交換條件。李大釗奔走呼號，憤筆疾書，積极組織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政府企圖滅亡中國的21條。中國留日學生成立了學生總會，李大釗被推選為文牘干事，負責起草討袁、反對复辟帝制的戰斗檄文。李大釗強烈地呼吁國人團結一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危亡中的祖國。
　　正在這時，李大釗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同窗摯友、同盟會會員俞德也亡命東京，同李大釗會面，向李大釗全面地介紹了國內的政治形勢。李大釗將留日學生總會委他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遞給俞德征求意見。俞德一面仔細地閱讀，一面又不時地發出几句評論：“好！這几句尤為深刻：中國等于自縛之春蚕，列強如爭食之饑虎。……”
　　俞德到達東京之后，矢志不渝，繼續追隨孫中山革命，他除學習外，天天忙于籌借討袁經費，暗自購買討袁軍火。
　　1914年11月10日，《甲寅雜志》發表了陳獨秀的《愛國心与自覺心》一文，這篇文章約4000字，結构嚴謹，文筆洗練，觀點鮮明。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章士釗說：
　　“讀者大病，愚獲詰問叱責之書，累十余通，以為不知愛國，宁复為人，何物狂徒，敢為是論。”
　　那么，陳獨秀在《愛國心与自覺心》中說了些什么呢？陳獨秀說：“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恒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二者俱無，國必不國。”這些話自然能被一般讀者所理解。關鍵是陳獨秀對愛國心和自覺心的分析和闡述，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結論。
　　陳獨秀說，中國人把國家看作与社稷齊觀，愛國与忠君同義，而人民不過是那些締造大業、得天下者的“犧牲”品而已，并無絲毫的自由權利与幸福。歐美人看待國家与中國人不同。他們把國家看作為國人共謀安宁幸福之團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這才是立國的精神。所謂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体也。如果不懂得這個道理，那么“愛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愛國适以誤國。
　　所謂自覺心，除了懂得立國的目的，還要了解自己的國家在當前世界政局中所處的情勢，不知國家的目的而愛之者，如是時世界大戰中的德國人、日本人，他們的愛國心乃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戰者也，這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帝國主義、侵略主義。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者，如朝鮮人、中國人等，皆是也。
　　中國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危險，而中國本身卻法日廢、吏日貪、兵日亂、匪日眾，財日竭、民日偷，群日潰，政紀至此，夫复言。即使換一批官吏上台執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誠，則以利祿毀人如故也，依然是敵視异己，耀兵殘民，漠視法治，紊亂財政，奮私無已，殆更有甚焉。總之，中國之為國，外無以御侮，內無以保民，且适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
　　陳獨秀對國家進行了分析，對中國腐敗的政府及其官吏進行了一番鞭撻之后，得出結論說：“蓋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他不贊成“惡國家胜于無國家”的觀點，認為“殘民之禍，惡國家甚于無國，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國主權之下，權利雖不与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謂予不信，試看中國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固此，一旦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這并非是沒有愛國心，而實在是國家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自覺心所排而去爾。亡國“無所惜”，“亡國為奴，何事可怖。”
　　李大釗看到陳獨秀的文章后，便寫了《厭世心与自覺心》一文，批評陳獨秀悲觀厭世的論調，李大釗說他有一位朋友初讀陳獨秀的文章時，認為“傷感過甚”，等過了一段時間，這位朋友看到許多專制殘民的事實以后，又說“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李大釗認為“世人于獨秀君之文贊可与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巨。蓋文中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尋自覺關頭，輒為厭世之云霧所迷，此際最為可怖”。
　　李大釗對陳獨秀的批評是相當委婉而溫和的。他還給《甲寅雜志》主編章士釗寫了封信，希望能約見陳獨秀面談。
　　章士釗收到李大釗的文章《厭世心与自覺心》，忐忑不安地說：“這位少年气壯的李大釗，竟然批評起一代狂人陳獨秀來了。”
　　陳獨秀看見李大釗的文稿，剛剛閱讀了個開篇，漠然地問：“李大釗系何人？”
　　“就是寫《國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的學生，這是他寫給我的信，想約見你談談。”章士釗把李大釗的信遞給了陳獨秀。
　　陳獨秀接過信，連同李大釗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里，笑了笑說：“霍！著文相譏不夠，還要打上門來當面訓斥，好！
　　有膽識，我要帶回去仔細地研究研究。”
　　陳獨秀通過章士釗約定時間，同李大釗面談。
　　陳獨秀比李大釗年長10歲。他見到李大釗，趨步近前，望著面帶拘謹神色的李大釗，主動地伸出雙手，用力握住李大釗的雙手，有些激動地說：“您就是李大釗，真是文如其人啊！”
　　李大釗不善辭令，更不習慣表現自己，一時不知該對這位在政壇早已是鼎鼎大名的陳獨秀說些什么，只好被動地點頭稱是。
　　陳獨秀落座之后，感慨地說：“大釗先生！我從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很有文才的年輕人，為師者不在年高，你就是一位比我年少的師者。”
　　李大釗有些惶恐地說：“獨秀先生過謙了，釗實不敢當，實不敢當。”
　　“不，你是受之無愧的。我感謝你那篇文章，使我丟棄消极的情緒，代之而起的是樂觀主義精神！它使我茅塞頓開，猶如在茫然中又覓到坦途。今天，我是為求教而來的，望先生多多教我。”
　　李大釗無限感慨地說：“獨秀先生真是一位十分豁達、開明的有志之士。我們知己相見，倍感親切。”
　　他們初交，簡單地談過文字之爭的是非后，李大釗便介紹了他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体會，建議陳獨秀讀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爾后李大釗很有禮貌地說：
　　“仲甫先生，您對救國教民有何宏論高見？”
　　“當今的中國黑暗到了极點，我思之良久，惟有科學、民主，才是驅散中國大地沉沉黑夜的兩盞明燈。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也沒有革命；沒有科學，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國。中國几千年的封建統治，民主与科學已經蕩然無存！剩下的是獨裁和愚昧！”
　　李大釗贊成陳獨秀的觀點：“如果4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學的重要意義，就能從根本上杜絕帝制的思想！”
　　“我准備近日回國，針對袁世凱复辟稱帝的賣國行徑，辦一個雜志舉起科學与民主這兩面大旗。告誡人民，政治的反動，乃是一時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動，則會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會扼殺和阻礙中國的革命！要用民主与科學喚醒青年，讓青年自覺地充當革命的主力軍！”
　　“仲甫先生，不知您回國以后，准備開創一個怎樣的提倡民主、科學的雜志？”
　　“我想創辦一种新型的雜志，名字暫定為《青年》。大釗先生，屆時，你可要撰文支持噢！”
　　李大釗應允。章士釗提醒李大釗說：
　　“守常先生，你那篇文章是否要發表？”
　　陳獨秀搶先回答說：“要發！我的文章在社會上造成了消极的影響，應刊載大釗先生的批駁文章以正視听。我想這樣做是民主的，也符合科學的精神，更不會影響我們今后的友誼。你說對嗎？大釗先生。”
　　李大釗被陳獨秀這种虛怀若谷的胸襟感動了，很是動感情地說：“我贊成你的做法。文字的論爭和私人的友誼是兩碼事，我一向反對因觀點的爭論而傷其私誼。”
　　1915年6月，陳獨秀和易白沙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誼里21號一樓磚木結构的樓房內。他立即著手創辦雜志，通過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的介紹，雜志由群益書社的開辦人陳子沛、陳子壽兄弟承擔印刷和發行，每月出一期，編輯和稿費200元。
　　9月15日，由陳獨秀主撰的《青年雜志》創刊號正式發行。次年9月，《青年雜志》正式改名為《新青年》。雜志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辦的周報《上海青年》，他們寫信給群益書社，說《青年雜志》和他們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陳子壽征得陳獨秀的同意，將《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
　　《新青年》是個綜合性的學術刊物，每期約100頁。《新青年》像春雷初動一般，惊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青年人首先發現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認識了自己的時代，再來看舊道德、舊文學，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漸地以至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鎖，歌唱著沖出了封建的堡壘，一場思想大革命由《新青年》引發出來。
　　李大釗仍然在東京留學。他的思想飛速轉變，迅然地從舊民主主義者，朝著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演化；從進化論的觀點，逐漸地朝著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轉化。面對袁世凱复辟帝制的政治形勢，他不像他的朋友司徒复興和俞德那樣憤然而不知所措。相反，他卻采取了冷靜、客觀的態度，思索著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以及預測著未來中國的革命前途。
　　司徒复興和俞德只知報國，不知主義，他們被袁世凱稱帝所激怒。駐日公使陸宗輿又發出警告：對于反對袁世凱稱帝的留學生，即日起停放官費留學生金，并用武力押解回國。有部分留學生在這种壓力下，倒戈過去。司徒复興和俞德立意用熱血擦亮這部分留學生的眼睛，洗掉他們心靈上的污穢。
　　他們在留學生會上發表演說。司徒复興慷慨激昂地說：
　　“同胞們！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被專制的皇帝，被腐敗的官吏，被這些留著真辮子、假辮子的奴才們害苦了！辛亥革命的鮮血，換來了共和制的民國。可是，烈士們用鮮血換來的胜利果實呢？又被袁世凱這個獨夫民賊竊奪去了！他為了登上龍廷寶座，与日本帝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21條，取得了洋爸爸在身后撐腰，實現了他甘心做儿皇帝的美夢！而神州大地變色，4万万同胞受苦。你們說我們能答應嗎？”
　　因集會內有陸宗輿派來的武裝打手，留學生們惶恐不安，面面相覷。
　　俞德猛地舉起手槍，對著天空“啪，啪”放了兩槍。接著，他又憤怒地大聲問：
　　“你們都必須回答！在場的留學生，誰想做袁大頭的奴才、做中華民族的敗類，我就當場打死誰！”
　　留學生嚇得心慌意亂，全身抖顫不已，小聲地答道：
　　“不，不答應。”
　　司徒复興無比悲痛地大聲疾呼：
　　“同胞們，一個人的生死榮辱是無關重要的。但是，一個國家的興亡，則聯系著每一個庶民百姓。10年前，也是在日本東京，曾經出現了一個憤而蹈海的民族英雄陳天華。他在《絕命辭》中，曾經諄諄告誡留日學生，為了中華必須奮起抗爭！今天，我也想告誡諸位同胞：一個失掉靈魂的民族，決不會有富強的祖國的！若想建立真正的共和制的中華民國，必須奮起斗爭！振奮中華民族的靈魂！同胞們，我要用滿腔的熱血，擦亮你們迷失方向的雙眼；我要用年輕的生命，喚醒中華民族每一個昏睡的靈魂！”
　　司徒复興說到這里，抓著自己的衣扣，奮力一撕，“嚓”的一聲撕開了黑色的內衣，露出胸脯，旋即舉起手中的匕首，向腹部刺去。
　　俞德欲步司徒复興之后，舉槍自殺，恰巧李大釗飛身向前，抓住俞德的手腕，“啪”的一聲，子彈飛向長空。
　　袁世凱复辟稱帝，司徒复興欲自殺殉國，极大地撼動了留日學生的靈魂。李大釗和俞德等人四處奔走，八方演說，終于又把動搖不定的留日學生，從袁世凱的走狗——陸宗輿那里拉回來，團結在留日學生總會周圍。
　　李大釗以中華學會負責人的名義，同乙卯學會負責人易象商量，將兩會合并，改名為神州學會。中華學會和乙卯學會都是著名的革命團体，對入會的資格規定都比較嚴格。
　　1916年1月30日，神州學會正式宣布成立，擁有會員100多人，設干事部，下設教育、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工商科。另設總評議會，推李大釗為評議長。林伯渠原是乙卯學會成員，在合并工作中，活動積极，被推選為干事部干事。他們倆從此建立了友誼。
　　神州學會的主要活動是組織一些學術講演和出版刊物。李大釗講演了《聯邦与邦聯》、《顏之學說大旨及其勞農主義》等；易象講演了《禮運·大同篇》。會員集資印行，辦起了《神州學叢》會刊。頻繁的學術研究和政治探討，提高了會員的思想水平。
　　李大釗聞訊蔡鍔首先由云南起事討袁后，立即召開留學生總會緊急會議，一致決定為護國軍籌募軍餉，并選舉李大釗為文事委員會主任，在東京開展宣傳活動。李大釗為聯絡反袁活動，返回上海。他在上海与陳獨秀會面，可謂是暢談不厭，万言嫌少。
　　陳獨秀詢問李大釗何時畢業回國，李大釗沉思片刻說：“還有一年，寫出學位論文，答辯一結束，即可回國參戰。”
　　陳獨秀深感孤軍作戰，力不從心，他多么想請李大釗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雜志，但他又不便直接說出，沉吟有頃，以商量的口吻說：
　　“你在寫作學位論文的同時，可否對國內思想疆場上的戰斗策應一下？”
　　“可以，我想為青春中華的誕生高聲吶喊，策應您所開創、領導的這場新文化運動。”
　　李大釗回到東京之后，就開始构思划時代的雄文《青春》，為了這篇文章早些時間脫稿，他決定從青年學會公寓搬出，遷到東京郊外幽靜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那里舍外是荒蕪的小園，后面有憑假山而建的古剎，假山前池塘邊，錯落地种著梅花和櫻花。李大釗在那里終于完成了《青春》的寫作。
　　李大釗的一些友人陸續地回國參加護國運動了，李大釗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國時，口占一絕：
　　　　壯別天涯未許愁，盡將离恨付東流。
　　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筑神州風雨樓。
　　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釗培養成為中國第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博士，他又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書籍交給李大釗，興奮地說：
　　“大釗同學，這是我給你找來的參考書，你帶回去用心閱讀，我堅信不疑地認為，你一定會以优异的成績取得理想的學位頭銜的。”
　　李大釗回答道：“謝謝恩師的關心，我不准備參加學位考試了。”
　　河上村夫惊愕不解地問：“為什么？”
　　“我想回國。我的祖國的命運和前途正在危難之中，列強們正在瓜分我的祖國，壓迫我的同胞，災難更加深重。”
　　“祖國解放是漫長的，個人取得學位是短暫的。放棄就要取得的學位，而去追求漫長的祖國解放，我是不能理解的。”
　　“我東渡求學的目的，是尋求救國救民之道，而不是為了考取學位。祖國被列強們瓜分了，滅亡了，我考取了學位又有何益呢？”
　　李大釗深切地思念著祖國和人民，寫下了詩句：
　　　　斯民正憔悴，吾輩尚磋跎。
　　故國一回首，誰堪返太和！
　　作為篤信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河上村夫，他希望能早一天把馬克思主義送到中國去，他不止一次為李大釗繪制學業上的藍圖，也曾設想通過李大釗回國后如何開展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李大釗突然廢棄學業，他不去准備寫論文，而是把課下寫的《青春》拿來請他批閱，他無可奈何地把他精心為李大釗挑選的參考書，分門別類地放回書櫥里。
　　當河上村夫讀完李大釗的《青春》全文，情不自禁地連聲贊曰：“妙文神筆，好，好，好！”他不由自主地讀起《青春》中自己特別喜愛的文字：
　　　　宇宙無盡，即青春無盡，即自我無盡。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壯、拔山蓋世之气魄也。惟真知愛青春者，乃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惟真能識宇宙有無盡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無盡之青春。……
　　李大釗在河上村夫的贊同下，將《青春》寄給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
　　河上村夫教授終于同意李大釗回國了。他希望李大釗回國后做一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并贈送給李大釗一箱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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