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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參議院首先舉行議長選舉，援引臨時參議院先例，采用記名投票法分別互選。結果國民党參議員張繼、王正廷分別當選為正、副議長。 共和、民主、統一3党，一看采用記名投票，國民党得了參議院正、副議長的席位，便在眾議院選舉問題上，堅決主張采用無記名投票。而國民党議員則堅持記名投票的主張。由于雙方爭持不下，最后決定采用投票表決來确定選舉正副議長是否用記名方式。結果通過了無記名投票選舉眾議院正副議長。 國民党在眾議院中的議員，也同在參議院一樣，居于多數地位。但由于共和、民主、統一3党的拉攏、分化，一些國民党議員紛紛退出國民党，轉入共和、民主、統一3党，另有些國民党議員，受袁世凱收買，脫离國民党，另組小政党。 4月26日，眾議院用無記名投票選舉議長，民主党議員湯化龍獲272票；國民党議長候選人吳景濂獲266票。湯化龍雖然比吳景濂多6票，但未超過參加投票人的半數，依選舉規則，應由2人決選确定。后經二次決選，湯化龍最后戰胜吳景濂，當選為議長。隨后進行副議長選舉，共和党陳國祥當選。這樣國民党在眾議院正副議長的選舉中，都失敗了。 從此之后，國會兩院內部，國民党議員与共和、民主、統一党議員，環繞著制定憲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長事件等諸問題，呼應著院外國民党同袁派及擁袁派勢力斗爭，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開了极其复雜尖銳的斗爭。在制定憲法問題上，國民党議員主張總統解散眾議院，須先得參議院許可，共和、民主、統一党議員則主張總統有權解散眾議院，無須經過參議院的同意。對于內閣，國民党議員主張組織純粹政党內閣，只有眾議院議員才有資格成為閣員；共和、民主、統一党議員則主張閣員應當由總統親自舉任，不限眾議院議員和政党；在大借款問題上，國民党議員認為，政府与五國銀行團自行簽訂善后借款合同，未經前參議院通過，是為違法，當然無效；而共和、民主、統一党議員那彥圖、湯化龍、籍忠寅、張伯烈、鄭万瞻、李國珍等44人，則通電說： 此項借約，在事實上，确為前參議院業經通過之件，惟議決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問題上，國民党議員以宋案證据發表，主使竟是政府，國會當根据約法提出彈劾，使袁、趙解職，由國民党組織特別法庭為公正的審判；而共和、民主、統一党議員，則召開3党議員會議，議決“對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當解決，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圍，如設特別法庭之類，則不能不反對。” 由于兩党議員（共和、民主、統一3党聯合成立進步党）的尖銳對立，在國會的兩院會議上，不是一党議員有意中途退席，進步党議員經常采用這种手法，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做出決議，就是兩党議員發生尖銳的沖突，大聲爭吵，甚至動武。當時有人這樣描述議會：“中國議會有三特例：一曰叫罵，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而毆人擲物未聞焉。今已開其例，日后必有以殺人擄人聞者，是亦可謂搗亂之极軌矣。” 袁世凱見國民党在國會中占优勢，恐正式總統不能到手，焦思苦慮，便有計划大規模收買國民党議員。袁世凱從向五國銀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來收買議員。被收買的議員，可得到5000至8000元贓款，必需選袁世凱為正式總統，擁護袁世凱。 袁世凱收買國民党議員，主要是依靠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和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党人去晝夜奔走。那國民党人、眾議院議員鄒魯，從廣州來到北京后，便被陸建章所派之人劉某、陳某糾纏，他們對鄒魯說： “總統很想借重先生，擬撥40万隨先生組織新党。這事總統命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辦理，陸處長叫我們來致意先生。” 遭鄒魯嚴詞拒絕后，陸建章仍不死心，他親自請鄒魯吃飯，并對鄒說：“我有事請劉、陳兩位轉達先生，這是總統的意思，千万請先生答應。” 鄒魯再次拒絕收買。但已有不少國民党議員被收買，脫离國民党另入進步党，或另組新党。孫中山、黃興對此十分焦急，力圖加以挽救，但卻無濟于事。 孫中山、黃興得知國民党籍議員郭人漳將脫党另組大公俱樂部時，致電勸阻說：“聞公欲脫离本党，自組政團，文等以党派愈多，相爭愈烈，國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猶不足以盡維持之責。我公顧全大局，盡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當急止之，万不可發自公致兆分裂之勢。十年肝膽，万里心期，風雨晦明，思急彌切，希即复交，以慰遠怀。” 郭人漳不理。湖南國民党人便采取行動，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凱迫不及待地將共和、民主、統一3党合并為進步党。為盡快實現合并，袁世凱在宣布暫不入党的同時，從善后大借款中，撥出160万元作為經費，由袁派統一党出面策划3党聯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啟超入京，商討合党事宜。 梁啟超進京后，便積极活動，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見的基礎上，舉行3党党員懇親會。梁啟超還以共和党理事長黎元洪名義，公宴該党參眾兩院議員，并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態度》為題，作了長達3小時的演說，闡釋了共和党成立以來，為什么在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凱政府而反對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場。 梁啟超又以黎元洪的名義，在3党懇親會上發表演講說：“3党在院內尚不能多數，此种現象极為可憂。為3党計，為敵党計，皆宜3党合并，使中國保有二大党對峙之政象漸入軌道。” 湯化龍、孫武、王賡等在會上，一致認為3党的精神本來一致，他們強調為取得議院中的多數，彼此務必相互諒解，容忍与犧牲各方面的小意見与小問題，以取得合并的成功。會后，3党正式簽訂合并為進步党的協議書。3党又聯合發出通電，通告各党決定合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 5月11日，3党職員及議員400余人召開會議，討論党章和召開成立大會等諸問題。梁啟超主持會議，丁世嶧、孫洪伊逐條宣讀党章。新党定名為進步党，采取理事制，設理事長1人，理事10人，下設政務、党務2部，政務部專主調查政況，進行研究，下分法制、財政、外交、軍政、教育、實業、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党務部專主執行党中一切事務，下分文牘、會計、交際、地方、庶務5科。每部各設部長1人，副部長2人，各科設主任1人，副主任2人，干事若干人。 党章討論完畢后，梁啟超提議以黎元洪為理事長，全体贊成，其他理事等到召開成立大會時再行推舉。 梁啟超再次發表演說，他說道：“以時事之需要，議會之現狀，國家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賴進步党之出現。進步党之成否即在諸君，國家之存亡亦即在諸君，千鈞一發，慎勿功敗垂成也。”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舉行在京全体党員大會，1000余人到會，宣布正式成立進步党。孫武擔任會議主席，丁世嶧報告籌備情況，劉崇佑報告党章及宣言書，陳國祥報告所選定的理事長和理事名單。隨后孫武代表理事長黎元洪講話，梁啟超、湯化龍、王印川等相繼在會上講話。 進步党的理事長為黎元洪，理事為梁啟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長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譽理事有：馮國璋、周自齊、阿穆爾靈圭、熊希齡、張紹曾、閻錫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鍔、唐繼堯、陸榮廷、張鎮芳、楊增新、張鳳闓、程德全、朱瑞、庄蘊寬、陳昭常、齊耀琳、陳炯明、陳國祥、汪大燮、徐勤等20余人，參議100余人。政務部部長林長民，副部長時功玖、王蔭棠，党務部部長丁世嶧、副部長孫洪伊、胡汝麟。 進步党包含著袁世凱實力派、從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憲派3种力量。黎元洪雖挂名為理事長，但并不起決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孫武在3党合并過程中雖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動，但是進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務。那彥圖、伍廷芳并未參預党事；代表袁派勢力的統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進步党后，勢力單薄，事事消极，不預党事。在理事中實際控制党權的是原立憲派人梁啟超、張謇、湯化龍、蒲殿俊。在政務、党務2部成員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憲派人。因此進步党名為3党合并而成，實際上領導和骨干力量是原立憲派人。進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組成大党，以便在國會中戰敗國民党，支持袁世凱實行中央集權。 黎元洪為進步党理事長，他早已踏上袁世凱的反革命戰車。黎元洪雖未參預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密謀，但黎似有預聞。當時曾有人以湖北為首義之區，進言黎元洪對宋案應有嚴正表示，而黎似預知此事為袁世凱所指使，暗中自然稱意，為了應付湖北革命党人，才去電上海陳其美探詢情形。為敷衍一番，又去電袁世凱，口是心非地要求“嚴拿正犯，務得主名”。 程德全發出通電公布宋案證据后，黎元洪當即致電袁世凱及各省，委婉地敬誡各省都督及民政長官，要其“老成謀國”，勸其“勿狃于成見，掉以輕心”，“勿激意气以相殘”；又意語雙關地勸慰袁世凱及各省都督：“以鎮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強調“承辦宋案尤應法庭詳求真狀” 袁世凱接讀黎元洪此電，頗感欣慰，复電說：“以鎮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無擬。” 黎元洪又于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連續發表通電，歪曲宋案真相，公然對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證表示怀疑，無端為袁世凱政府辯護，說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應桂馨、洪述祖揣測邀功，招搖詐款？均不可知”。他顛倒黑白地指責揭露宋案真相的人們是：“前者宣布證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軍府，學律者猶竊律其非，乃各省團体當法庭未判以先，動輒任意通電，牽入政治，搖動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違法之實。” 黎元洪誣蔑各階層人士對刺殺宋教仁的聲討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搖動，謠琢逢起”的混亂政治局面，別有用心地勸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說為“鞏固共和，維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國，不可以全國殉宋君”。也就是說宁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靜的大局。 黎元洪對袁世凱為發動內戰、武力統一全國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債之“六大危害”說。 黎元洪唯恐袁世凱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當選，又致電參議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凱為正式總統候選人。他在電文中說：“袁項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經驗，……非舉膺繼任，不足以奠危局，撥逆亂。”他還向袁世凱發出效忠電說：“民國之興，發之者雖由元洪，而成之者實我總統也。元洪愛民國如命，即愛我總統如命，力所能濟，生死以之。……俾元洪鋒鏑余生，獲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總統之所賜也。披肝瀝膽，以此為盟。” 黎元洪在全國人民憤怒聲討袁世凱罪行之際，惟恐武漢出現反袁活動。他在5月14日發出布告：“謂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須由國會解決，毋庸平民聚訟。” 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會，聲討袁世凱罪行。各省各縣紛紛成立分會或支會。武漢各界亦召開會議，擬成立公民大會支會，黎元洪偵悉后，立即派軍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時對袁世凱徹底失望。章太炎于1912年底曾被袁世凱任命為東三省籌邊使。宋教仁被暗殺后，隨著“宋案”真相漸次披露，章太炎開始覺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凱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謬，于1913年4月17日棄官從長春赶回上海，就“宋案”發生后的形勢，与孫中山、黃興商討反袁問題。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孫、黃等极表歡迎。對于宋案章既不贊成孤注一擲的“武力解決”，也不滿意于徒然遷延時日的“法律解決”，而主張“政治解決”，即通過充分揭露袁世凱的种种劣跡与罪行，造成袁世凱不得不退出大總統候選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勢，用政治手段來結束袁世凱的統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國民党，异想天開地于5月上旬來到武昌，謁見黎元洪，企圖動員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決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見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說服他反對袁世凱，即先表明极端擁護項城之意見，使章氏說詞不得出。稍后，岑春渲、李經羲、章士釗等相繼到鄂，他們拉上章太炎一起，勸黎元洪處處以國家人民為重，不要相信袁世凱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則抱定非袁則亂之宗旨，始終不為稍動，反而勸諸人助袁，以固國基。談話間，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辯論，終無結果，章以三國中人物譏黎曰：“吾嘗論慰亭為人似袁本初，今觀公未免類劉表。” 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談時，于總統之位，极力勸進，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凱面前挑撥离間，連忙將与他們談話的詳細情形，電告袁世凱。“申明如選舉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還公開接見新聞記者，更明确地將自己擁袁、反革命的態度公諸報端。他表示：“將來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釀成南北戰爭，余必力助袁總統。” 黎元洪為了送走章太炎，反過來要章去北京勸袁世凱，并說：“苟其人可諫，安用更置，必不可諫，如君等計耳。”對岑春渲等，黎則示意：“隔牆有耳”，敦促他們盡快离去。 黎元洪如此頻頻地公開表示支持袁世凱，一則說明他們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二則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凱的淫威。袁世凱何等樣人？連宋教仁都敢殺害，豈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馳！黎元洪知道，袁世凱對他不無怀疑，在5月12日，袁世凱派軍事顧問哈漢章到武昌，名為查察要事，實為偵察江西、安徽2省舉動，監視黎元洪行止。黎元洪處處賠盡小心，一再表白心跡。 黎元洪所占地盤，有舉足輕重，操縱南北之勢。湖北軍隊雖多次裁減，但仍有4個師，約6万余人，而且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這6万余人的軍隊如果能同南方國民党控制的几省兵力聯合起來，對抗北洋軍，其結果便殊難逆料了。再者，袁世凱要對付國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漢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應假道，戰爭根本就打不起來。 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凱，他不但答應袁世凱假道武漢，而且“披肝瀝血”，賭咒發愿，向袁世凱表示忠誠。他在致袁的電報中說：“元洪惟知服從中央。長江下游，誓死撐柱，決不瞻顧。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凱見電大喜，立即回電：“世凱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見，亦罪在不赦。” 這兩封電報，穩定了武昌和北京的關系，給袁世凱放膽去打內戰的決心。 要打內戰，關鍵是北兵南進。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應黎元洪之邀，已開始陸續進入湖北，但數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電袁世凱：“鄂省不靖，請飭李鈍派步兵1團到漢，以資鎮懾。”5月中旬以后，北洋軍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駐鄂北軍已達2万余人。袁世凱的如意算盤是，既可以此為基地進擊江西、湖南，又可協助黎元洪鎮懾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處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長江下游之咽喉，為武昌之門戶，由陸軍部及鄂省合建；將漢陽兵工厂收歸部辦，其庫存槍炮彈藥除鄂省必須用者留備外，其余均運北方，供北洋軍使用。 有人勸說黎元洪守中立，使北軍出境，截留槍彈北運，黎元洪嚴詞駁斥。此刻派人請見者皆行謝絕。 北軍駐鄂后，無惡不作，霸占房屋，強奸婦女，搶劫財物，騷扰閻閭，欺行霸市等罪行，屢屢見諸報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軍雖在黎元洪嚴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觀念，不少軍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憤。甚至連黎元洪的心腹大將、第1師師長黎本唐也气憤不過，晉謁黎元洪，反對北兵南進，以致言語沖突、触黎之怒，報告袁世凱，免去黎本唐師長職務。 袁世凱出資促共和、民主、統一3党聯合為進步党。擔任共和党理事長的黎元洪被推舉為進步党理事長。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凱肯于出資促3党聯合之用心，所以被選為理事長后，立即复電接受，并表示：“執鞭相從，實所深愿。”3党合并過程中，屢起紛爭，黎元洪千方百計調和党務，目的是保住袁世凱的御用党，以与國民党相對抗。 袁世凱收買分裂了國民党，對于刺殺宋教仁的凶手又來個殺人滅口，矢口否認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膽對付不屈服的國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凱公然發布除暴安民令。這個通令不僅是對革命党人的恫嚇威脅，也是為他對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強硬的態度說：“近閱上海4月29日路透電稱，有人在滬運動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反對中央。又英文《大陸報》稱，上海有人運動滬宁鐵路，預各運兵赴宁等語。披閱之余，殊堪駭怪。雖西報登載風聞，不必實有其事，而既有此等傳說，豈容坐觀亂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國民。須知總統向稱公仆，与子孫帝王万世之業，勞逸回殊。但使眾望允孚，即能被選，何用借端發難，苦我生靈。倘如西報听言，奸人乘此煽誘釀成暴動，則是扰亂和平，破坏民國，甘冒天下之不韙。本大總統一日在位，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有除暴安民，執法不貸。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長，轉令各地方長官，遇有不逞之徒，潛謀內亂，斂財聚眾，确有實据者，立予逮捕嚴究。其有無知愚民，或被人誘脅，或轉相惊扰者，一并婉為開導，毋得稍涉株連。將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制的報紙，如此京的《天民報》、《國報》、《新中國報》、《民視報》、《黃河報》、《黃鐘日報》等，則發出一片叫囂，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將舉兵作亂的消息，為袁世凱的即將武力鎮壓革命党人作輿論准備。 袁世凱命令北洋軍秘密南下，第一軍左司令李純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師和第2師的1個混成旅，沿京漢鐵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軍軍長馮國璋率禁衛軍1個旅、直隸第1混成旅、外加兩個旅1個團和張勳的辮子軍，沿岸浦鐵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軍方面也由鄭汝成和湯薌銘率“應瑞”、“肇和”、“飛鷹”等兵艦沿長江南下，直插吳淞。 當時海軍共有各种艦艇40艘，有22艘駐泊上海，其余18艘分泊于煙台与長江沿岸各埠。由于駐上海一帶的海軍同情革命，袁世凱命令海軍總長劉冠雄以檢閱名義，調各艦到煙台集中，并令參事挾資30万南下運動各司令听袁調遣。海軍曾主動与革命党人聯系，表示愿意宣布獨立，孫中山极為支持，但黃興、陳其美等堅持海陸軍同時并起之說，不欲海軍先發之計，結果海軍在袁世凱策動下，于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軍就為袁世凱所控制。 袁世凱在中南海海宴堂接連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決定作戰總方略，其中規定：“有攻擊南方敵軍任務之北軍，第一期對于湘、贛、皖、蘇作戰，利用京漢、津浦兩路線集中，以鄂省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軍策應沿岸，兼防害敵軍之集中。” 袁世凱一方面加緊擴軍備戰，一方面施放和平煙幕，以欺騙人民和麻痹國民党討袁派。 6月22日，袁世凱發布裁兵節餉令，命參謀、陸軍兩部會商財政部，“妥籌限制兵額，分配軍區，核實簡練，以足維持地方治安為度。”并規定行政經費應由各部各省權衡緩急，大加裁減，制定預算，依法頒行，務使漏卮盡寒，絲毫無濫。 好像他從無發動戰爭的打算。為了消除國人對他“复生帝制”的疑慮，他還一再公開表示將信守諾言，效忠共和。 當章太炎到京探听情況時，他對章說：“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處此坐，常懼不稱，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誣我，乃至于是。” 袁世凱又特地接見上海《大陸報》記者彌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和平天使”。他同彌勒有這么一段對話： 彌勒問：“你主張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為主張，蓋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彌勒：“近有人評論總統并不實心贊成共和，擬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謠傳自不能免，然既為公仆，凱能逃誹謗乎！此种問題當留之以待后人之解決。余既為民國辦事，必當盡余之能力，以求民國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險，決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國家為主義者也。” 彌勒：“有人謂總統欲仿效拿破侖，信乎？” 袁笑答：“余欲為華盛頓，非拿破侖。華盛頓為歷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國，余何故欲為拿破侖而不為華盛頓乎！” 彌勒：“現在中國最要之事為何？” 袁：“對內對外均以和平。此為最要之事。” 袁世凱欺騙性的宣傳收到相當效果，不但全國商民大多信以為真，就連那博學的政活動家章太炎也确信袁世凱“帝王思想是其所無，終身總統之念是其所有”。 “宋案”罪證公布和袁世凱違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人的反袁情緒更加激昂，他們當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紛紛主張立刻興兵討袁。國會選舉后，宁調元致電胡漢民，呼吁說：“總統厲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為賞罰，好惡即為賢不肖，致朱烈頭血未寒，而共和已歸破坏。我東南最初起義各省，亟宜聯為一气，協籌對付。” 廣東都督胡漢民反袁比較堅決，他和護軍使陳炯明聯名，強硬表示：“粵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軍心固結，誰為禍首，破坏共和，當共棄之。”但軍權在陳炯明手里，而陳對起兵討袁表示冷淡。譚延闓則態度相當曖昧，只是因為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頗強，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張。贛督李烈鈞剛剛取得民政長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強烈主戰，通電表示：“如果有神奸世蠹，必欲推倒共和，即為國人之公敵，贛雖地瘠兵單，愿以昔日推倒專制之精神，再隨各省之后而調護之。”他并積极与各省聯絡，建立了贛、皖、粵、湘、閩等省的聯盟。 皖督柏文蔚和贛督李烈鈞積极備戰。臨准關1旅和安慶省城軍隊，以剿匪為名，向皖北前線開進。李烈鈞在九江上游瑞昌縣屬臨江碼頭鎮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陣地，以控制長江。碼頭与湖北武穴隔江對峙，江面狹窄，形勢險要。 一批激烈分子紛紛主張立刻興兵討袁。何海鳴、張堯卿、韓恢、尹仲材、王憲章籌組鐵血監視團，舉何海鳴為團長，表示袁世凱如擁兵自衛，“同人等一致進行，誓以鐵血相見。” 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党人紛紛致電本省都督与省議會，要求与袁世凱政府斷絕關系，宣布獨立。湖南籍革命党人張通典、周可均、曾繼梧、陸鴻逵、章勤士、宁調元、張孝准等，要求譚延闓拒絕承認大借款，驅逐在湖南境內所有袁世凱派遣的官吏；張堯卿、吳作霖、劉天猛、丁洪海、顏炳元、葛天民、熊仁等要求譚延闓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獨立，討賊問罪，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党人呂東升、王逸、陸惠生、張人杰等，要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絕承認違法借款，宣布与臨時政府斷絕關系，并使各銀行團知難而退；丁匡一、韓一飛、周維新、汪鐵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獨立，与万惡之臨時政府斷絕關系，為各省倡。國民党江西支部在5月2日發表通電主張各省協電國會，提出彈劾書，勒令袁世凱解職投案，否則，以武力為后盾，請各省聯合組織護國軍并特別國會解決一切。并說：“同人眷念國基，眷怀前路，愿糜身骨，共討叛奴。” 然而，當袁世凱調兵遣將，積极備戰的時候，革命党人起兵討袁的計划，卻再次受到挫折。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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