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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袁世凱惶恐万狀。3月29日，他密電程德全說：“連接南方私人來電，宋案牽涉洪述祖，是否确實，究何情節，宜速查复，以為憑核。”接著，他又電催程德全報告“證据”，以謀對付辦法。他的机要秘書張一麟也多次密電程德全，要他把牽涉中央的證据向英廳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別叮嚀說：“可不作正式報告。”但是，袁世凱當時還不能完全控制江蘇和上海一帶。 4月16日、17日，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先后將應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當局。18日，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又將英、法總巡在應犯家中搜獲的凶器五響手槍1支，密電碼3本，封固函電證据2包，皮箱1個移交上海地方當局。公共租界捕房總巡也當堂移交在應犯家內搜獲的函電證据5包。這些罪證都由程德全、應德閎同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檢查驗收。經過整理后，將有關緊要各證据共同蓋印，并拍照片。在孫中山和黃興的強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應德閎不得不將查獲的函電證据公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趙秉鈞致應桂馨函中有：“密碼送請驗收，以后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等語，外附密碼1本，上注“國務院‘應’密”。 1月25日應致趙秉鈞電：“國會盲爭，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詳。” 2月1日，洪述祖致應桂馨函：“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應致趙秉鈞電：“孫、黃、黎、宋運動激烈，民党忽主宋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用照輯印10万冊，擬從橫濱發行。” 同日，洪致應桂馨函：“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須于題前經電老趙，索一數目。” 2月4日，洪致應函：“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后頗色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 2月8日，洪致應函：“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 2月12日，洪致應電：“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后勿通電國務院，因智（趙秉鈞字智庵）已將應密本交來，恐程君不机密，純令兄（洪自稱）一手經理。” 3月10日，應桂馨致洪述祖電：“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交足六六二折，買350万，請轉呈，當日复。” 3月13日，應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記遁初在宁之演說詞，讀之即知近來勢力及趨向所在矣。事關大局，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扰亂。” 同日，洪述祖致應桂馨電：“‘川’密‘蒸’電已交財政總長核辦，債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過。毀宋酬勳，相度机宜，妥籌辦理。” 3月14日，應桂馨致洪述祖電：“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應電：“寒電立即照辦。”次日又電：“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時，武士英刺殺宋教仁后不到4小時，應致洪述祖電：“24分鐘所發急令已達，請先呈報。”同日又電：“號電諒急，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應函：“號、個兩電悉，不再另复。 鄙人于4月7日到滬。” 這些确鑿的宋案證据公布后，輿論嘩然，證据再明白不過地暴露了袁世凱是暗殺宋教仁的元凶。在孫中山、黃興的要求和輿論的壓力下，程德全、應德閎在公布宋案證据的同時，以案件牽涉到國務總理趙秉均，提出組織特別法庭審理此案。接著，孫中山和黃興也在4月26日聯名通電，要求嚴究宋案主名，他們所說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凱。通電說： 宋案移交內地以后，經蘇程都督、應民政長會同檢查證据完畢。凡關于應桂馨、洪述祖、趙總理往來通電，已于有日摘要報告中央，并通電各省都督在案。此案關系重大，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來探詢究竟者，無時不有。今幸發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閱原電。諸公有鞏固民國，維持人道之責，想必能嚴究主名，同伸公憤也。孫文、黃興。宥。 配合著程德全、應德閎對宋案罪證的公布和孫中山、黃興要求嚴究宋案主名的通電，國民党人對袁世凱展開了更加猛烈的抨擊。 孫中山自日本返滬的當天晚上，在黃興寓所會商宋案對付辦法。在座的有陳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當時已經弄清刺宋由袁世凱指使已無疑問，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幻想完全破滅，主張速戰，他語調低沉而緩慢地說道： “袁世凱之出此，天性惡戾，反复無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為，一是因為革命方略不行，這其中，我將臨時大總統一職讓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錯誤；二是因為在中國，專制之毒麻木人心，習于舊污者，視民主政体為仇讎，伺瑕詆隙，思中傷之以為快，這些封建遺老和崇尚舊習者趨重于袁世凱，將挾以為推翻民國之工具，而袁世凱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積此兩方面原因，袁世凱便有了鏟除南方党人勢力之計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殺鈍初只不過是他的陰謀的第一步，向五國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還有更狠毒更囂張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來，我們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孫中山說罷，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諸位，有何見解，請發表吧！” 黃興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爭為主的討袁對策，況且目前凶犯捕獲在押，罪證确鑿，法律斗爭极為有利，攻勢也強。” 孫中山不以為然，他語气平緩而堅定地說：“不不，依我之見，對袁世凱是非用武力不可，我們應該立即組織軍隊。宋案證据确鑿，人心激昂，民气奮發，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机一縱，后悔終嗟無及。” 黃興遲疑了一下，不緊不慢地說道：“我也曾閃過一念，想趁党人和國民無不激憤之時，興師問罪，興兵討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軍隊不僅數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訓練之中，勢薄力單，實在難以与北洋六鎮作戰。民國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沒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 孫中山情緒有點激動地說：“袁世凱兩面三刀，陰險狡詐，豺狼之性終不可移，殺害鈍初，又要私借外債，以一己之私為天下之公，此逆跡已彰。本党一方面應利用當前國人之義憤，外聯日本，以孤袁賊之勢；另一方面，應立即動員南方五省宣布獨立，起兵北上討袁，先發制人，方可取胜。錯過目前之時机，后果將難以預料，我打算近日再次東渡日本，聯絡日方軍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國乃一衣帶水之近鄰，日若助我，我則胜；日若助袁，袁則胜。所以，對日方的力量應積极爭取，切不可等閒視之。”黃興的情緒也有點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來難以得到國人諒解，二來袁世凱正可以此為借口，向歐美乞怜求助，其結局更是不堪設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鐵證如山，我仍主張法律懲袁，逼袁下台。” 孫中山道：“在今日之中國，對于袁世凱這樣一個獨攬軍、政、財大權，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大盜逆賊來說，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動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歷史，我沒有看准，可還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亞子君在報上撰文寫道：‘孫退袁興，舊勢力完全存在，革命實在太不徹底，且臥榻之旁，任人鼾睡，必無佳果。’說得好，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啊！” 黃興又提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暗殺手段，省事免犧牲。” 孫中山一向不贊成暗殺，亦不認為能用法律解決問題。道：“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 孫、黃二人爭持甚烈。 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秘密軍事會議。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鈞及廣東、湖南省代表周震鱗、覃鎏欽參加了會議。會上李、柏兩人皆主戰，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發難。” 孫中山、黃興仍爭論不決，結果采納黃興建議：分電廣東、湖南兩省，征求胡漢民、譚延闓意見，再行決定。電報發出后，旋得复電，皆主張法律解決。 因此，會議的結果僅議定進行全面布置的准備工作，并沒有制定出兵討袁的計划。孫中山又提出聯日計划，擬再東渡，爭取日本的支持，黃興以中國內務不便乞外援相勸阻。 孫、黃二人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相持不下。孫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聯絡軍人，一面派陳其美、戴天仇与黃興辯論，往往爭論激烈，不歡而散。 在國民党內，也就形成了主張武力解決和主張法律解決的兩种不同意見。大体說來，原來的激進派都主張武力解決，原來的穩健派多主張法律解決。新當選的國會議員也多主張法律解決。在國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兩省傾向于盡快出兵，湖南因立憲派譚延闓做都督，廣東由于胡漢民和陳炯明內部爭權，矛盾重重，都主張先爭取法律解決，福建都督孫道仁則患得患失舉旗不定。在國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軍中，中下層軍官比較積极，上層則多取觀望態度。 國民党內部盡管存在分歧意見，一時做不出全党統一的決策，但在揭露和譴責袁世凱罪行方面，態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國民党人掌握的報紙，都以大量篇幅報道宋被刺的經過和各地的強烈反映，對袁世凱、趙秉鈞表示強烈的聲討。 4月13日，國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張園舉行追悼宋教仁大會。追悼會在上午10時開始，由居正主持，陳其美代表黃興主祭，徐血儿報告宋教仁的生平，馬君武代表孫中山講話，吳永珊代表北京國民党本部演說。出席追悼會集中在會場上的有万余人，在場外有万余人，乘車前來靜安寺參加追悼會的人，擠滿了每輛電車。在會上發言的還有于右任、沈縵云、黃郛、陸頌橘。所有發言，都把矛頭直指主凶袁世凱。 有關袁世凱、趙秉鈞主謀刺殺宋教仁的材料逐漸透露出來，袁世凱、趙秉鈞手忙腳亂，甚恐此种鐵證即日公布后，政府中人變為國民公敵；袁世凱惊恐焦慮過好些日子，他深怕南方國民党人趁民憤鼎沸之時舉兵北伐逼他下台；后得知國民党領袖們關于起兵一事尚在爭論之中，他又暗自慶幸，急忙部署對南方异動的措施。4月初，袁世凱收到孫中山發去勸他下野的電報，他拿著電報殺气騰騰地對手下人說道： “你們听听孫文在說些什么‘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還有‘若公必欲殘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東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對君主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孫文還想下定決心跟老子干呢！你們可以告訴國民党人，我現在已下決心。孫文右是搗亂，左是搗亂，他除搗亂外再無別的本領了。我袁世凱就不能听人搗亂，他孫文若敢動槍動炮，或另行組織政府，我就發兵征伐，而絕無姑息養奸之余地。” 從此，袁世凱的活動更為頻繁，加快了各方面的部署，差人到上海把凶手武士英、應桂馨等除掉，來個殺人滅口。以后又命趙秉鈞辭職，以段祺瑞兼任總理，組成軍人內閣，組織軍政力量，以便對國民党進行武力鎮壓。 趙秉鈞辭職后便去了天津。 趙秉鈞字智庵，河南臨汝人，他本是袁世凱的心腹大員，善于逢迎謅媚，深得袁世凱的器重，在清末當過民政部侍郎和尚書，民國時代他又爬上內閣總理的高位。 在程德全、應德閎將宋案證据公布后的第2天，即4月26日夜，袁世凱為准備對南方用兵，因苦于財力不足，為解決軍費問題，不惜辱國喪權，命趙秉鈞領財政總長周學熙、外交總長陸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的苛刻條件，簽訂了2500万英鎊的借款合同，即所謂“善后借款合同”。 与此同時，袁世凱對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護他暗中積极備戰的行動。他以司法總長許士英拒絕副署為理由，反對成立特別法庭審理宋案。黃興為此以個人名義，致電袁世凱，指出中國司法不獨立，稍有常識者皆知，況宋案詞連政府，國務總理趙秉鈞且為暗殺主謀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訴至該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無所阻撓，此更為一大疑問。并說：“司法總長側身國務院中，其總理為案中要犯，于此抗顏弄法，似可不必。” 袁世凱接到黃興電報后，竟在复電中為應桂馨辯護，說：“趙君与應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電碼一本，聲明有電直寄國務院絕無可疑，如欲憑應、洪往來函電遽指為主謀暗殺之要犯，實非法理之憑。”他借口立憲國司法獨立，表示對許士英的反對成立特別法庭，“未便過于摧抑”。 由于特別法庭在袁的阻撓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審判廳審理。5月8日，上海地方檢查廳發出傳票，票傳趙秉鈞到庭受審。但是，趙秉鈞在袁世凱的支持下，拒不到案。 趙秉鈞辭去總理職務，到天津做直隸都督。宋案發生后，趙秉鈞曾在北京《新紀元報》上發表談話，把自己說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圖為自己解脫嫌疑。 袁世凱看到報紙后，就怀恨在心，對儿子袁克定說：“看來趙秉鈞膽怯了，其實他越是想避嫌疑，這個嫌疑就越會洗不清。” 趙秉鈞得知應桂馨從獄中保釋出來后被人殺死，知道是袁世凱所為，便給袁世凱打電話，埋怨袁世凱不該拉完磨殺驢，并說：“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后誰還敢替總統辦事！” 袁世凱便對趙秉鈞起了殺心，派了几個心腹拱衛軍到天津去執行。 趙秉鈞獨自在天津督署內廳踱步沉思，忽然又憶起一樁往事：辛亥年武昌爆發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就在袁入京組閣之前，曾邀請他在密室里共商謀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倆又仿照三國里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辦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寫四個字互相對照。袁世凱寫的是“兩面威嚇”，他寫的是“兩利俱存”。袁世凱一看發現趙的計謀比自己高出一籌，就冷笑三聲。 趙秉鈞想起袁世凱的那三聲令人毛骨悚然的陰險奸猾的冷笑，頓覺一股寒气吹往腦門上來。他正想回臥房躺躺，突然闖進來几個彪形大漢，攔住他的去路。一個大漢走過來對他道： “袁總統听說你近來身体不适，特命我送點藥來。” 趙秉鈞低頭一看那來人手里拿著的兩顆藥丸，腦子“轟”的一脹，眼睛直了，臉色鐵青，嘴唇發烏，方才那股寒气從頭頂吹到腳跟。那人催促道： “請吧！這是袁總統特制的‘安神大補丸’。” “不！不不！”趙秉鈞腦子迅速記起袁世凱命蔣自立去殺武士英時，交給蔣的正是兩顆“安神大補丸”，不由自主地惊叫起來，“我沒病！沒病！不吃藥。” “不准喊叫。”那彪形大漢喝了一聲。 趙秉鈞明知道躲不過，但又哀求道：“那就請你轉告袁總統，就說我說沒病，謝謝他的關切。” “沒病也得吃下去，這是袁總統的命令。快吃！” 趙秉鈞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喚家人搭救，高聲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來，我就服下。” “不必叫人取水，這里就有。”那人從腰間取下一只水葫蘆，遞給趙秉鈞。 趙秉鈞這才向周圍看看，見門已被關嚴，屋里几個大漢一齊掏出手槍和匕首，都對准他。他顫抖的雙手慢慢抬起，接過那兩顆藥丸，眼睛射出悔恨、凄楚、絕望的暗淡的光，在槍口和匕首的威逼下，吞服下那兩顆“安神大補丸”，頓時七竅出血，凄死在地上。 那几個大漢，見趙秉鈞橫尸于地，便揚長而去，回京向袁世凱交令去了。 袁世凱將趙秉鈞毒死滅口，頓覺心情舒暢，便邀新上任的內閣總理段祺瑞、總統府軍事處的心腹大員唐在禮、段芝貴、陳宦等人在中南海乘畫舫飲宴取樂，并叫來那給趙秉鈞送毒藥的領頭軍官，敘說趙秉鈞服毒經過。那唐在禮見狀，便明白了袁世凱的用意，他心里暗自說：“人都說袁世凱對付政敵有兩件法寶，黃金和白刃。我看他對自己人也有一套戲法： 既要怀之以德，又要臨之以狠。” 袁世凱早就察覺到，他在北洋軍內部的基礎并不穩實，許多將領并不是真心實意為他效力賣命，他們只不過是利用他的權勢作為個人取得功名富貴的階梯，這和他自己要利用這些將領們去拼殺，作為擴大勢力、鞏固他的統治地位一樣，一旦目的達到，這种相互利用的“心腹”也就變成互相攻擊的政敵。尤其是當袁世凱看到眼下南北交戰已不可避免，而南方革命党人內部意見分歧，四分五裂，南北開戰，他們注定是要失敗的。他疑慮在擊敗南方國民党之后，北洋派將領的個人力量必然會發展起來，將會養成“尾大不掉”和增長不利于他的趨勢，特別是象“段虎”這樣的人，目下雖是自己的“第一號心腹大將”，也口口聲聲說袁對他“私恩极重”，可是在袁世凱看來，段也是一個不好擺弄的人物，因為他有好几次發現，段祺瑞雖說目下不敢公開抗拒他的命令，但是段對下屬卻非常專橫武斷。段現在已是總理，日后如果權勢再大，必然也會對他來像對待趙秉鈞那么一手。 袁世凱對他的“心腹”都不放心，他視段芝貴私心重，視陳宦是黎元洪的人，視唐在禮心直口快，不易為他所用。他讓人敘述趙秉鈞被迫服毒的過程，目的是讓這4個心腹大員知道，要他們永遠俯首貼耳，不然的話，他袁世凱會毫不留情地將其除掉，就像除掉趙秉鈞那樣。 席上再也無人敢張聲，再也無人敢舉杯動筷。袁世凱沉思片刻，然后長歎一聲，對儿子袁克定說道： “拿文房四寶來，念在智庵跟隨我多年，有功還得記住，我給他寫副挽聯，明日你親自送往天津。” “是！”那袁克定說完取來紙筆墨硯，擺在一旁小長桌上。 袁世凱挽起袖子，揮筆寫下：“弼時盛業追皋益，匡夏殊勳懋管蕭。” 站在一旁觀看的唐在禮心中暗自說道：“這袁宮保真會做戲，紅臉白臉花臉全是他自己一人唱。” 袁世凱對國民党人采用金錢收買。在國會召開前，受袁世凱收買最先出來另外組織小政党的是曾任安徽都督的孫毓筠。孫毓筠糾合王芝祥、林述慶等人發起成立國事維持會，并接受袁世凱的重金，派人到南方從事解散歡迎國會團的活動。國會召開后，國民党議員受袁世凱收買，脫离國民党，另組7、8個政党，其中有陳家鼎等人組織的癸丑同志會，劉揆一發起成立的政團俱樂部，景耀月、孫鐘等集合西北國會議員80余人組織的政友會，劉揆一和陳黻宸擔任正副會長的相友會，司徒穎、陳垣等人發起成立的潛社，夏同和等人發起成立的超然議員社，郭人漳組織的大公無我俱樂部，黃贊元和趙炳麟等人組織的國事商榷會，張漢杰等人組織的調和党，廣東議員暗中籌建的第三党等等。 袁世凱對國會雖無興趣，但根据約法，要有正式國會，爾后才能建立正式政府，選舉正式大總統。袁世凱為了成為正式大總統，在刺殺宋教仁的前一天，就發布定于4月8日召開國會的命令。 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北京新建的眾議院會場舉行開幕典禮。臨近各街道，張燈結彩，以示慶賀。那些參、眾兩院議員，均著新制禮服陸續進入會場。國務院總理和各部總長，以及內外來賓多人列席會議。 由于“宋案”關系，國民党与袁世凱關系緊張。一些國民党籍議員聲言：國會一經召開，臨時政府就不复存在，如果袁世凱到會，僅視為一般來賓，不以總統之禮相待。袁為避免出現被動局面，未出席開幕典禮，僅派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作代表前往祝賀。 上午11時，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顧鰲宣布開幕典禮開始，鳴禮炮108響致敬。接著由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施愚報告國會召集經過，隨后公推最年長的云南參議員楊瓊為臨時主席。楊就席后，由籌備參議院事務處籌備事務員林長民宣讀四言頌辭，梁士詒代表袁世凱致賀詞說：“我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正式成立，此實4000余年歷史上莫大之光榮，4万万人億万年之幸福。世凱亦國民一分子，當与諸君子同深慶幸。”最后高呼：“中華民國万歲！民國國會万歲！” 袁世凱虛偽地贊頌國會，卻使不少國民党議員增添了“法律解決”宋案的幻想。 在古老的中國第一次召開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象征的國會，引發出多數國民對國會的善良愿望，當時有一篇時評這樣說： “今日多數人之希望，國會開后，公平以舉議長、安穩以選總統，建設真正善良之政府，維持有秩序之議會，歡迎各國一致承認，此第一步也。 公人專心于國事，軍隊一志于國防，政党以光明之手段競爭，議員以正大之問題辯難，政治能任艱難之責任，各省力謀地方之治安，外交有方，法律不敝，此第二步也。 教育得以普及，少年以力學為榮，生計得以擴張，人民無失業之患，財政不求借債，軍器不藉乎外來，言論不事夸張，而自有价值，人才不相嫉妒而各放光華，些第三步也。 三者能如愿，中國之民國固矣。由斯以進，富強幸福不難也。” 但是，國會開幕后，沒有滿足人民的愿望，首先沒能“公平以舉議長”。以國民党為一方，共和党、民主党、統一党三党為另一方，就如何選舉兩院正、副議長問題上，展開激烈爭斗。國民党為防止敵党分化、拉攏國民党的議員，預防党員投机取巧，主張記名投票，而共和、民主、統一3党則反對記名投票，經過多次預備會議，雙方仍爭持不下。一直鬧了半個月，才商定同時舉行兩院第一次正式會議，討論議事細則、旁听規則及正副議長選舉規則等案。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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