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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向不是我寫作的季節，何況，今年我的情緒特別低落。某种倦怠感從冬季就尾隨著我，把我緊緊纏繞，細細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無助的慵懶里，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勁來，尤其對于寫作。 寫作是那么孤獨，又那么需要耐心和熱情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常覺得寫作快要變成我的“負擔”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我怕失去了熱情，我更怕——亙古以來，人們重复著同樣的故事，于是，我也避免不了重复又重复——寫人生的愛、恨、生、死，与無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對我說過一句話： “如果我們能擺脫寫作，我想我們就真正解脫了！” 或者，只有寫作的人才能了解這句話。才能了解寫作本身帶來的痛楚，你必須跟著劇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的陷進去，你必須共擔他們的苦与樂，你必須在寫作當時，作最完整的奉獻，那段時間中，作者本身，完全沒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長夜里，思索這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經奉獻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該歡笑的歲月，包括那些陽光閃耀在窗外，細雨輕敲著窗欞，或月光洒遍了大地的時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說《昨夜之燈》中寫了一段： “全世界有多少燈？百盞，千盞，万盞，万万盞…… 你相信嗎？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盞燈光下，有“我”這么“一個人”，“孤獨”的把這些故事，不厭其煩的寫下來，寫下來，寫下來…… 于是，我會問“為什么？”于是，我會說“我累了。”我從不認為自己的寫作是多么有意義的工作，我也從不覺得自己有“使命感”。當初，吸引我去寫作的是一股無法抗拒的狂熱，其強烈的程度簡直難以描述。而今，歲月悠悠，狂熱漸消。于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這份倦怠感中浮沉著，几乎是憂郁而□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布，我要放棄寫作了。又隱隱感到莫名的傷痛，好像“寫作”和我的“自我”已經混為一体，真要分開，是太難太難太難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熱的歲月里，我就把“自我”奉獻給了“寫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驀然回首，才發現茫茫世界，竟然無處有“我”。這种情緒很難說清楚，也很難表達清楚，總之，今年的我頗為消沉，頗為寥落，而且，自己對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無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幫助我。 七月，天气很熱。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沉在河流的底層”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我才十几歲，懵懂中只覺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卻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后，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厭其煩的引用這個句子，說來慚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現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慚愧！我還是不太懂。我給了它一個解釋，河流是流動的，“沉在河流的底層”，表示“動的是水，靜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過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這解釋對不對，我的心情确實如此。 就在今年這樣一個七月的日子里，有封來自屏東万巒鄉的短短小箋，不被重視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簡單的寫著： “瓊瑤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認識我，希望以后你能認識我，很奇怪，是嗎？這里有一個故事；我一直想寫但寫不出來，一個我的故事，我和“鴕鴕”的故事。“鴕鴕”是她的乳名，一個發音而已，湖北話。她今年二十四歲，我二十六歲。她和我在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十分在同學的舞會中認識，這其中發生了許多許多感人的事。她那儿有我完整的資料：信、素描、字畫、各類的東西。我這儿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記，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資料均有，但我寫不出任何一個字。請幫我一個忙好嗎？幫我寫出這個故事。 此祈愉快 韓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珮，我叫她‘鴕鴕’。輔大。我本名就叫韓青，文大。 請聯絡：我家電話（八七）八八八×××。” 這封信沒有帶給我任何震蕩，因為信里實在沒寫出什么來。而這類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擱置在一旁，几乎忘記了它。几天后，我收拾我那零亂的書桌，又看到了這封信，再讀一遍，我順手把它夾在“問斜陽”的劇本里。 再過几天，我看劇本，它從劇本中落了出來。 怎么？“它”似乎不肯讓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讀信。讀完了，看看手表，已經是半夜了。屏東万巒鄉，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韓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該听听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不想寫任何東西，听一听總沒有害處。而且，某种直覺告訴我，寫信的人在等回音，寫信的人急于傾吐，寫信的人正痛苦著—— 他需要一個听眾。于是，我撥了那個電話號碼，感謝電信局讓台灣各地的電話可以直接撥號，而且沒有在每三分鐘就插嘟嘟聲，來打斷通話者的情緒。我接通了韓青，談了將近一小時。然后，我在電話中告訴他：“把你的日記、信件、資料統統寄給我，可是，我并不保證你，我會寫這個故事，假若你認為我看了就一定該寫，那么，就不要寄來！”“我完全了解，”他說，很堅定。“我會把資料和一切寄給你。”三天后，當郵局送來好几大紙盒的信件和日記時，我簡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還有多少待辦要辦和辦不完的事，我如何來看這么多東西？但，在我收到這些東西時，我忽然想起了喬書培（另一個寄資料給我的人，我后來把他的故事寫成了《彩霞滿天》）。于是，我安安靜靜的坐了下來，安安靜靜的打開紙盒，安安靜靜的拿起第一本日記……有張照片從日記本里落出來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里是個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個長發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濃眉大眼，是個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齒，笑得露出兩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純純的樣儿。我放下照片，打開日記，扉頁上寫著： “我墮落于五百里深淵， 而鴕鴕，你使我雀躍。” 我開始看日記，開始看信件，由于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閱。韓青必然是個很細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編號，鴕鴕必然是個很細心的女孩，每封信里都有确切的寫信時間：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奇怪吧，韓青寄來的資料里竟有雙方的信。）几天之后，我仍然沒有看完這些資料，但，憑我的判斷，這故事并不見得惊天動地，或曲折离奇。可是，它讓我感動了，深深的感動了。不止感動，而且震動。感動在那點點滴滴的真實里，感動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動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難以置信的“結局”中。等不及看完這些信，我再打電話給韓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台北？當面把你們的故事說給我听？”我問，不忘記再補一句：“可是，我不一定會寫。” “可能，太可能了！”他急切的說，几乎立刻就作了決定。“八月一日是星期天，我不上班，我可以乘飛机來台北，不過，你要給我比較長的時間。” “好，整個下午！”我說，“你下午兩點鐘來，我給你整個下午的時間。”約好了時間，我在八月一日未來臨前，再斷斷續續的看了一些資料。心里已模糊勾出了他們這故事的輪廓。到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剛吃完晚餐，卻突然意外的接到韓青的電話，他劈頭就是一句：“我能不能跟你改一個談話時間？” “噢！”我有些猶豫：“我想想看，下星期……” “不不！”他急促的打斷我。“現在，如何？” “現在？”我嚇了一跳。“你已經來台北了嗎？” “是，剛剛到。”“哦。”我再度被他的迫切感動了，雖然，那天晚上我原准備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好，你來吧！” 七月三十一日晚間八時半，韓青來了。 在可園，我的小書房里面，我們面對面的坐了下來。 韓青，中等身材，不高不矮，背脊挺直，眉目清秀，有股与生俱來的自信和自負相。穿著白襯衫，藍色長褲，打著領帶，服裝整齊。頭發蓬蓬松松的，眼睛大大亮亮的，眉毛濃濃密密的，嘴唇厚厚嘟嘟的。他坐在那儿，有些緊張，不，是相當緊張。一時間，他似乎手腳都沒地方放，他解開袖口，雖然房里開著冷气，他卻一個勁儿的挽袖子，掏手帕，弄領帶……我把煙灰缸推給他。“從你的日記里，我知道你抽煙，”我說，鼓勵的笑，想緩和他的緊張。“可是，我忘了給你准備香煙。” “我有！”他拿出一包長壽，又找打火机。 點燃了一支煙，煙霧裊裊上升，慢慢擴散，他靠進椅子里。我抽出一疊稿紙，在上面寫下： “一九八二、七、三十一，韓青的故事摘要。” 然后，故事開始了，時間要倒回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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