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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六月的一個非常舒爽的日子,我們決定該開始收成第一批蝦子。我和公蘇天亮即起,到池塘撒下一張漁网,然后橫著拖過池塘,直到漁网被什么東西絆住了。公蘇先試著拽起网,接著我試試,然后我們一起用力拽,最后,我們終于明白漁网并沒有被絆住——是裝滿了蝦子拖不動!
  那天直到傍晚,我們收獲了大概三百磅的蝦子,然后,花了整個晚上將這些蝦子以大小分類整理。第二天早上,我們把蝦子裝進簍子里,扛到小船上。蝦子太重,我們划向貝特河鎮的途中差點翻船。
  鎮上有家海產包裝厂,公蘇和我將蝦子從碼頭拖到磅秤室。整個計算過之后,我們拿到一張八百六十五元的支票!這大概是打從在“裂蛋合唱團”吹口琴以來我賺到的第一筆誠實錢。
  前后將近兩個星期,公蘇和我天天收网取蝦,運到包裝厂。等收成終于完畢,我們總共嫌了九千七百元零二十六分錢。這養蝦生意成功了!
  呃,我跟你說,朋友,這可是件快樂的大事。我們裝了一簍八加侖的蝦子送給巴布的爸爸,他真開心,說他以我們為傲,真希望巴布也在。之后我和公蘇搭巴士到本比耳去慶祝。我先去公寓看我媽媽,等我告訴她賺到這些錢等等之后,果然,她又淚汪汪了。“哦,阿甘,”她說,“我真以你為傲——一個智障可以這么有出息。”
  總之,我把計划告訴媽媽,也就是明年我們將增加兩倍蝦池數量,需要人管理收入支出等等,我問她是否愿意做這個活儿。
  “你是說,我得大老遠搬到貝特河去?”媽媽說。“那儿又沒什么熱鬧的,我要怎么打發自個儿?”
  “數錢啊。”我說。
  之后,我和公蘇到城里飽餐一頓。我去碼頭給公蘇買了一大串香蕉,然后給自己安排了一頓頂大的牛排晚餐,配上芋泥和青豆等等。而后我決定找個地方喝上一杯啤酒。走著走著,經過岸邊一間昏暗的酒館,我听到一陣洪亮的咒罵和吼叫:即使過了這么多年,我還認得那個聲音。我探頭進門,果然,是當年大學的寇蒂斯!
  寇蒂斯見到我好開心,罵我是混蛋、痞子、他媽的,所有他想得出來的髒話全出籠。原來,寇蒂斯离開大學之后參加了華盛頓“紅人隊”打職業美式足球,但是他在一個派對上咬了球隊老板娘的屁股,就此被解約。他又在另外兩個球隊打了几年球,之后,他找了一份碼頭裝卸工的差事,他說這差事适合他在大學受的那么丁點教育。
  總之,寇蒂斯請我喝了兩杯啤酒,我們聊天敘舊。他說,“蛇人”原本在“綠灣罐頭隊”打四分衛,但后來跟明尼亞波里“維京人隊”賽球,中場休息時間被逮到喝了一瓶波蘭优特加。之后“蛇人”去紐約“巨人隊”,直到有次他跟“公羊隊”賽到第三節他叫出“自由女神”戰法。“巨人隊”教練說,打從一九三一年起職業球賽就沒有人叫過“自由女神”戰法,“蛇人”根本不該用它。但其實,寇蒂斯說:那根本不是“自由女神”戰法。据寇蒂斯說,其實是“蛇人”吃藥吃傻了,該傳球時他完全忘了扔球,左后衛剛巧瞧見這情形,于是跑過來繞到他后頭拿下球。總之,寇蒂斯說“蛇人”現在在喬治亞州某地的一個小球聯當助理教練。
  兩杯啤酒下肚,我想到個點子,于是告訴寇蒂斯。
  “你愿不愿來替我工作?”我問。
  寇蒂斯又叫又吼,過了一陣子,我才明白他是想問我要他干什么活儿。于是,我告訴他養蝦生意以及要擴大經營的事。他又咒罵喊叫了一陣子,但他說的大意是“好”。
  就這樣,那一整個夏天、秋天、冬天和次年春天,我們拼命工作,我和公蘇和寇蒂斯,甚至也給了巴布的爸爸一份工作。那一年我們賺了將近三万塊,而且生意愈做愈大。情況好得不能再好——媽媽几乎完全不再嚎哭了,有天我們甚至還看見寇蒂斯微笑了一下——不過,他一瞧見我們在看,他就打住笑意,又開始咒罵。然而,就我而言,心情并不如應有的那么快樂,因為我常想到珍妮,挂念她會有什么遭遇。
  一天,我決定要處理這件事。那天是星期天,我穿戴整齊搭巴士到木比耳,來到珍妮的媽媽家,我敲門時她坐在屋里看電視。
  我表明身份后,她說:“福雷斯特·甘!真不敢相信,請進!”
  唔,我們坐下聊了一會儿,她詢問媽媽和我的近況等等,我才終于問起珍妮。
  “哦,近來我几乎沒有她的消息,”可蘭太太說,“我想他們是住在北卡羅萊納州什么地方吧。”
  “哦,她有室友還是什么?”我問。
  “歐,你不知道啊,阿甘?”她說,“珍妮結婚了。”
  “結婚?”我說。
  “是兩年前的事。她一直住在印第安那州,后來搬到華盛頓,接著我就收到一張明信片,說她結婚了,他們要搬到北卡羅萊納州的什么地方。要是有她的消息,你要我轉告她什么嗎?”
  “不用了,”我說。“其實也沒什么。或許就跟她說,我祝福她。”
  “我一定會跟她說,”可蘭太太說,“真高興你來看我。”
  怎么說呢,我想,我應該對這個消息早有心理准備,但是卻不然。
  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雙手又冰又濕,只想找個地方把自己縮成一團,就象巴布中彈死去那一次,于是我就這樣做了。我在一戶人家的后院找到一叢灌木,我鑽到樹叢下面,把自己倦成一團。我好像還開始吮拇指,這個動作我已經好久沒做過,因為,我媽總說這是白痴的征兆——除非他是個嬰儿。總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待了多久,我想大概將近一天半吧。
  我并不怪珍妮,她不得不這么做。終歸,我是個白痴,雖然有些人口里說他們的老婆丈夫是白痴,但是他們永遠無法想象跟真正的白痴結婚會是什么景況。我想我的感受大体上是自怜,因為不知怎的我居然真相信珍妮和我總有一天會廝守在一起。所以從她媽媽口中得知她結了婚時,我就好像內心有一部分死了,而且永遠不會活過來,因為結婚不象跑掉。結婚是件非常嚴肅的事。夜里不知什么時候我哭了,但是并不怎么管用。
  近傍晚我才爬出灌木叢,返回貝特河鎮。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為我想說出來也沒什么益處。池塘還有些工作要做,修補蝦网之類的事,我就獨個儿去做。等做完了,天色已黑,我作了個決定——我要整個人投入養蝦生意,拼了命去做它。我只能這么做。
  我就這么做了。
  那年,不算上開銷我們賺了七万五千塊,生意做得太大,我不得不多雇些人手來幫我經營。其中之一是“蛇人”,當年大學的四分位。他不太滿意目前在小球隊當助理教練的工作,所以我就讓他跟寇蒂斯—起負責疏浚和泄洪的工作。我得知高中的費拉斯教練退休了,于是,我就給了他一份工作,連同他那兩個也已退休的打手訓練員,一起負責船上和碼頭上的工作。
  沒多久,報紙得到風聲,派了一名記者來采訪我,做一篇類似“鄉下孩子出人頭地”的報導。報導是星期天見報,配了一張我和媽媽和公蘇的合照,標題是:“正牌白痴在新奇海產實驗中找到未來。”
  總之,新聞見報之后不久,媽媽說我們得找個人幫忙她分擔部分記賬工作,因為,我們賺的錢太多了。我的确考慮了好一陣子,然后決定聯絡崔伯先生,因為他在退休之前就已做生意賺大錢。他很高興我打電話給他,他說,他會搭下一班飛机赶來。
  崔伯先生來到這几一個星期之后、他說我們得坐下來好好談談。
  “阿甘,”他說,“你在這儿做出的成績實在了不起,但是体的事業已經到了需要正正經經做些財務計划的時候了。”
  我問他什么財務計划?地就說了這番話:“投資啊!多元化啊!听我說,照我看,下一個會計年度你的利潤大約是十九万元。再下一年會將近二十五万元。這么高的利潤必須做再投資,否則國稅局會把你課稅課得精光。再投資正是美國的貿易精髓吶!”
  我們就照這樣做了。
  崔伯先生負責打點一切。我們成立了几個公司,一個是“阿甘貝類公司”,另一個是“公蘇標本蟹類公司”,還有一個是“媽媽小龍蝦食品有限公司”。
  話說,二十五万利潤變成了五十万,又過了一年,一百万,如此倍數成長,四年之后生意成了年利潤上百万的事業。如今我們有將近三百名員工,包括“屎蛋”和“蔬菜”,他們在摔跤擂台上的風光歲月過去了,我們安排他倆在倉庫搬運柳條箱。我用各种法子尋找丹恩,但是他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倒是找到了摔跤經理人麥克,安排他負責公關和廣告。他听從崔伯先生的建議,居然請了瑪麗蓮·夢露替我們拍電視廣告——他們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樣,她跳著舞說:“嘗過公蘇的螃蟹才算吃過螃蟹!”
  總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們有了一支冷凍卡車車隊,還有一支蝦、蟹和魚撈船隊。我們有自己的包裝厂,一棟辦公大樓,還大筆投資房地產,例如共同社區、購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气租權。我們甚至雇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學的英文教師,他因為猥褻學生被炒了魷魚,我們讓他在媽媽的食品公司當廚師。我們還雇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榮譽勳章巡回之旅后,他就被陸軍掃地出門。崔伯先生讓他負責:“隱密活動”。
  媽媽徑自找人給我們蓋了一棟大房子。因為,她說象我這樣一個企業主管不該住棚舍。媽媽說,公蘇可以繼續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裝,拎個公事包,活像個律師。我一天到晚要開會,听一大堆象小黑人語言似的屁話,人們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木比耳市居然還贈我市鑰,請我當醫院和交響樂團的董事。
  有一天,有几個人跑來辦公室,說要請我競選美國參議員。
  “你是當然人選,”這家伙說。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裝,吸著一根大雪茄。“大熊”布萊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戰爭英雄、知名太空人、兩位總統的密友——夫复何求?他問。他名叫克拉斯頓先生。
  “听我說,”我告訴他,“我只是個白痴。我對政治一竅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頓先生說。“听我說,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好人。社會中堅份子,我告訴你!社會中堅份子!”
  我不喜歡這點子,就跟我不喜歡旁人替我出那些點子是一樣的,因為,旁人的點子往往到頭來替我惹禍上身。可是,我告訴媽媽之后,她又淚眼汪汪,滿臉欣傲,說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國參議員那就圓了她的天大美夢。
  呃,宣布競選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頓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館,把我拖上台,面對那些花五毛錢進場听我說屁話的觀眾。他們先陸續發表了一番長篇大論,然后輪到我。
  “同胞們,”我開口。克拉斯頓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寫了一篇演講稿,待會儿觀眾還會有人發問。電視攝影机在轉動,閃光燈迸爆,記者們在筆記本上振筆疾飛。我念完了整篇演講稿,稿子不長,也沒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個白痴。
  我講完之后,記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來,看著她的筆記本。
  “眼前我們正瀕臨核子危机,”她說,“經濟衰敗,全世界譴責我們,犯罪彌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餓,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貪婪遍布全國,農民破產,外國人入侵,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机會,我們的工會腐化,貧民窟的嬰儿生命垂危,稅賦不公,校園混亂荒蕪,疾病和戰爭像烏云籠罩我們——有鑒于這一切,甘先生,”她問,“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問題?”全場靜得可以听到細針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說。
  觀眾瘋狂了!人們開始吶喊,歡呼、揮著手。從体育館的后座有人開始唱口號,沒多久,整個体育館都在唱著。
  “我們要尿尿!我們要尿尿!我們要尿尿!”他們吼叫著,
  我媽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這時,她過來把我從麥克風前面拖開。
  “你該覺得羞慚,”她說,“竟然在公眾場合這樣說話。”
  “不,不!”克拉斯頓先生說。“很好!群眾愛死了。這句話將是我們的競選口號!”
  “什么話?”媽媽問。她的眼珠縮成豆大。
  “我們要尿尿!”克拉斯頓先生說,“听听他們的聲音!從來沒有一個人跟平凡百姓這么親近!”
  可是媽媽不信這一套。“誰听說過有人用這种競選口號來著!”她說,“這句話扭俗惡心——況且,它又有啥涵義?”
  “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頓先生說,“想想看,咱們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車貼紙上。再做成電視和廣播廣告。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們要尿尿象征了擺脫政府的迫害——排除這個國家所有的污穢……它代表了焦慮和即將來臨的解脫!”
  “什么!”媽媽狐疑地問。“你是不是瘋了?”
  “阿甘,”克拉斯頓先生說,“你就要去華府哆。”
  情況看來似乎是這樣。競選活動進行得相當順利,“我們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時的口頭禪。人們在街上,從巴士上、汽車上,叫喊這句話。電視評論員和報紙專欄作家花了不少時間跟民眾闡釋這句話的涵義。牧師在講經壇上高聲宣讀這句話,孩童在學校唱這句口號。情勢看來我鐵定當選,而且,事實上,我的競選對手狗急跳牆;把他自己的口號改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處張貼。
  而后,事情全砸了,跟我擔心的情況一模一樣。
  “我要尿尿”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國性媒体的注意,沒多久,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派出調查記者來探究這件事。他們問了我許多問題,態度客气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后他們開始挖我的過去經歷。一天,新聞同時出現在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上。“參議員候選人一生浮沉”頭條標題這么寫。
  首先,他們報導我大學一年級就被退學。接著他們挖出珍妮和我去看電影我被警方拖出戲院的鳥事。然后他們登出我在玫瑰花園向約翰遜總統露屁股的照片;他們四下調查我在波士頓跟“裂蛋合唱團”演出的那段經歷,引述旁人說我吸大麻,還提到在哈佛大學涉及一件“可能的縱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們竟然調查出我向國會山庄扔勳章被起訴,而且被法官判決送進瘋人院觀察的事。還有,他們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經歷,并知道我綽號“笨瓜”。他們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綁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后,他們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說我涉及一樁“跟一位知名女星有關的好萊塢性丑聞”。
  這下子完了。克拉斯頓先生沖進競選總部,嘶喊:“我們毀了!被他們從背后捅了一刀!”之類的屁話。但是這碼子事結束了。我別無選擇只能退出競選,第二天,媽媽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來長談。
  “阿甘,”崔伯先生說,“我認為你還是暫避風頭的好。”
  我知道他說得對。何況,還有一些事長久以來始終梗在我心里,只不過一直沒說出來。
  養蝦生意剛起步的時候,我倒滿喜歡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設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蘇坐在釣魚小屋的陽台上映口琴,星期六買上六罐啤酒喝個酩酊大醉。
  如今情況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參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樣神秘兮兮的東西,女士們戴著大大的耳環之類的玩意。電話整天響個不停,人們老是要問我天底下發生的大小屁事。進了參議院,情況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而且不知怎的,許多事物就這么從我身邊溜走了。
  還有,如今我照鏡子,發現自己臉上長出了皺紋,發鬢泛灰,体力也不如從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進展,但是我自個儿,我覺得自己在原地打轉。我納悶自己做這些究竟為了什么?許久以前,我和巴布有個事業計划,如今這事業已遠超過我們的夢想,但是又如何?它的樂趣遠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內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賽球,或是在波士頓跟“裂蛋”演出時吹口琴飆上一段,或者,就這一點而言,跟約翰遜總統一起看“貝弗利山人”。
  當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點儿關系,但既然這是件沒辦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總之,我意識到我必須离開。媽媽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淚,跟我料想的情況一模一樣,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決定。
  “咱們何不告訴大家,你是去度長假,阿甘,”他說,“當然,你的生意利潤永遠在這儿,你要用隨時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這么做了。過了几天,一個早上,我拿了一點現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媽媽和崔伯先生道別,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麥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費拉斯教練和他的打手訓練員,還有巴布的爸爸等,每個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蘇。
  “你打算怎么樣?”我問。
  公蘇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門口。我們坐上小船,划到貝特河鎮,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說:“体們要去哪儿?”我聳聳肩,她就說,“你們何不去沙凡納?我去過一次,是個好地方。”
  于是我們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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