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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准備怎么做？”我的朋友、律師保爾·馮塔納博士問。現在是同一天的十七點。馮塔納的狹長、光滑的臉跟平時一樣，一點也不透露出他的內心活動。他用一只手捋捋朝后梳的、像鐵絲似的棕色頭發。我把我跟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的一切經過都講給他听了。“我飛回戛納，”我說，“明天就回去。一旦我拿到了環球保險公司的書面通知。” 他注視我良久。 “什么事？” “羅伯特，”他說，“正如博歇特所估計的，法庭拒絕了咱們的离婚申請。自然而然。我當時就擔心過。你真是可怜。” “噢，不。”我說。 “噢，是的，”他說，“你現在只拿到你的工資的一部分。你有病，這是你自己講的。未來將帶給你的是……不妙。作為一個人我理解你，但作為律師我不得不譴責你，你不听我的建議還讓匯錢給你的妻子……你別這么看著我，我跟她的律師通過電話，他告訴我的。” “此事到此為止了。”我說。 他搖搖頭。 “不，并未到此為止！你做了一种本該由法庭做的類似自我評估的行為。你要是還記得的話，我曾想將你妻子赶上法庭。現在你主動給她一千五，支付房租和保險。由于你的收入下降了，我將試著向法庭要求讓你付得少于你至今主動付的。但愿我能成。我已經說過，你做了一种自我評估。它對你妻子不想离婚的影響不是不重要。”他剔著煙斗，“你為什么不听我的迫切建議這么做，羅伯特？” “因為迷信。她也贊成。” “她？原來如此。不。”馮塔納低聲說，“我不相信迷信一說。你這么做。因為你是個正派人——這個女人也是。你們不能忍受那個想法，卡琳……” “你別說了。”我說。 “如果你不照律師說的去做，那你請他做什么？”馮塔納問，“冷靜，我是你的朋友，仍然是你的朋友。只是我這下几乎幫不上忙了。三年期滿后會發生什么事，還是未知數。” “我們無所謂，昂熱拉和我。我們全不在乎。”我說。“我們不分离，不管怎樣。” “她這么講的嗎？”馮塔納問，磕空煙斗，又重新裝上。 “對。” “這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羅伯特。” “跟你的一樣了不起。”我說。 馮塔納又點燃煙葉。 “我將試著壓低卡琳的生活費。我能不能成，那是另一回事。日期确定后，你有可能得在這里出庭。法官想見見雙方。我的計划被你毀了。卡琳真的絕不會申請离婚。” “你知道，我另有一個計划。”我說，“可我不能講。” “我不生你的气，只是為你難過。” “你不必這樣。開心起來，我也開心。”我說，“我的前程只會輝煌。” “喏！”他說。 “就是！只會輝煌。”我說。 一位女秘書拿來這期間寄至“洲際酒店”并取到這里的郵件，裝在一個尼龍袋子里。有相當多的郵件。我計划去酒店里說一聲，讓他們把我的所有信都轉寄到昂熱拉的地址。 “哎呀，還有點事，”我說，“我在戛納需要一位公證員。你在那儿偶然認識一位好的、可靠的嗎？” “我想，我确實認識一位。等一等……”馮塔納在一本大地址簿里尋找，然后他報給我戛納那位公證員的姓名和地址。我終于向馮塔納告別了。當他陪我走向事務所門口時，他一再搖著我的手。 “咱們何時再見面？”他問。 “喏，當我必須出庭的時候。” “我不是問這個。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再見……真正的再見，在我家里，跟我妻子，還有你的情人。”我黯然不語。 “這恐怕永遠也不可能了。” “絕對可能。”我說，“這是怎么了，保爾？我們肯定會來拜訪你們。”我說，心想，我們永遠也不會再見了，不，絕不會。現在一切都最終一刀兩斷了。這里再也沒有什么阻礙我，沒有通回德國的道路了。我為此感到高興。馮塔納送我到電梯門。他還從沒這么做過。等候廳里坐著兩位當事人。 “幸福，”他說，“我祝你幸福，我的老朋友。只有极少數人擁抱它。大多數人墮落了。如果你墮落了，那對我就太可怕了。” “我不會的。”我說。 電梯在乳色玻璃后面出現了。我打開門。 “万事如意。”馮塔納以奇怪的沙啞聲音說，“現在你進去吧！” 我鑽進電梯，又看了馮塔納一會儿。他高大、精瘦，總是那么鎮靜。他的臉在抽動。然后電梯門關上了。我摁底樓的按鈕，下去。我再也沒見到保爾·馮塔納。 我在杜塞爾多夫的街上走了老長一段。我仔細地打量一切，像一位游客，好像我還從沒見過那些教堂、銀行、博物館、酒店、戲院、公園、國王大街上的大商店、高架路和車流似的。我觀看這一切，听到帶萊茵口音的聲音，我知道，我將永遠不會再見到和听到這一切。不，永遠不再，因為我不會來參加有關生活費的談判。我現在有完全不一樣的計划。這天下午，我就這樣告別了杜塞爾多夫。 我累了，坐出租車返回酒店。我告訴一個門衛，明天我想搬出去，需要一家搬運公司，把我放在套房里的一切收拾好、運過去。門衛保證，到明天上午想辦法找到這么一家公司。我把昂熱拉的地址告訴了他，讓他把我的所有郵件都轉寄到那儿。 “很好，盧卡斯先生。您又得离開我們了，真令我遺憾。” 我上樓回到我的套房里，坐到客廳里的大窗戶旁，觀看了一會儿洛豪森机場上降落和起飛的飛机。這個夏天的傍晚夜色來得很晚。我叫了一瓶威士忌加冰塊和蘇打水，然后我邊喝邊一封封拆看我的郵件。其中有許多非常有趣的信。我把它們一一撕碎了，因為我現在正要步入一种嶄新的生活，一封也不打算回复。我看到了銀行通知。在我取出了八万之后，戶頭上只剩下很少的錢了，但很快就會多起來，多得不管法庭判給卡琳多少，都足夠給她。 門衛打來電話。廳里有一位送信的，拿著一只大信封。“請您讓他上來。”我說。那個年輕人來了，我給了他小費，然后拆開信封。那是環球保險公司的退休合同書。它感謝我多年來忠誠和獻身的貢獻，祝我万事如意，尤其是祝我健康狀況好轉，問我今后將退休金跟以前的工資一樣匯到我的戶頭上行不行。如果我不反對，將像至今那樣匯錢。我不想再對環球保險公司講什么。 于是我將信一封封撕碎，沒有一封是我想回复或者必須回复的。我突然覺得，我在德國這儿什么也不必再做了。在戛納，是啊，在那里我還有事要做。可是在德國呢？啥事沒有。最后，我手里還拿著一張用手工紙做的卡片。某一個我想不起來的人宣布他結婚了。那是一則非常机智的、高雅的啟事。我盯視它良久，然后拿起電話听筒，要求跟戛納通話。 昂熱拉馬上就來接了。 “羅伯特！你好嗎？” “好极了。” “你喝酒了，羅伯特。” “對。”我說，“我還要喝更多。這里一切都順利，我是高興得喝酒。” “是你的公司那邊嗎？” “我的公司那邊，對。” “你查出的一切給他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深刻，”我不費力地說，“印象深刻得不得了。他們特別夸獎我……夸獎……怎么說來著？” “請你別喝這么多，羅伯特。” “只是因為高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作畫。”昂熱拉說。 “我已經對你說了我愛你嗎？” “你何時回家來？” 家，她說。家…… “我將想辦法弄到明天下午的飛机票。” “不能更早嗎？” “不能。” “為什么不能？” “我還得等一家運輸公司。我將把我离家時從家里帶上的所有東西拿到戛納來。可以嗎？” 她高興得叫出聲來。 “噢，羅伯特！你最終來到我身邊了？” “最終，”我說，“對。”可是我不得不謹慎，“我是說，從現在起我生活在戛納。如果他們要派我出去辦什么案子，那就從戛納出發。我將總是回到戛納。” “回到我這里。” “回到你身邊。我在公司里作了解釋。他們同意。首先我還得處理這件案子，對不？” “是的，羅伯特，對。哎呀，我是如此激動……” “你今天呆在家里嗎？” “對，為什么？” “因為我還將喝下去。很有可能我還會再給你打一次電話，或者兩次。可以說這是相當肯定的。” “給我打電話吧，你想打多少次就打多少次。不管多晚，我等你的電話。”昂熱拉說。 我繼續坐在窗前，看著白天緩緩地讓位于夜晚，机場和周圍處處燈光齊放。我慢慢地繼續喝，詳細地考慮，回到戛納后我得做什么。這根本不難。 我把晚飯叫到房間里，飯后我又喝了一瓶，再次打電話給昂熱拉。這天夜里我醉得更厲害，然后又一次打電話給昂熱拉。一共四次，最后一次是凌晨三點。 次日，上午九點，門衛為我找的搬家公司的人來了。一共三個人——其中兩位是大學生——他們靈活地將我的衣服和我從我的房子里帶出來的所有財產裝進兩只大箱子。第三位，一個年齡較大、個子較矮的人，跟我辦理完了手續。我告訴他這些箱子將寄去的地址，在不同的紙張上簽字并預付了一筆費用。一切都進行得很快。大學生們仔細地包裹每一只箱子，不讓什么破碎。那些年輕人非常可愛。我昨晚的酒醉還沒全醒，但是我感到很愜意。 兩小時后，那几個人和箱子消失了。剩下的東西，我收拾進我的箱子，穿上身。我在飯店里吃午飯。我的飛机于十五點三十分起飛，中途經停蘇黎世。我把汽車證件和鑰匙交給門衛領班，要他賣掉停在酒店門口的“海軍上將”車，百分之十留給自己，其余的匯到我的銀行戶頭上。 這回飛行領航員不是“根据制度”工作了。我們正常地起飛，一路非常順利。杜塞爾多夫天气晴朗，蘇黎世也是艷陽高照。尼斯的天空陰沉沉的，米斯特拉風仍在呼號。當我走出飛机時，我在二號參觀台上看到了昂熱拉。后來在大廳里，我們像我們曾經過的那樣奔向對方，越跑越快，越跑越气喘。 我們這回沒有沿著海堤行駛，因為昂熱拉說它被水淹掉了。我們選了高速公路，不得不在一個收費站停下來。狂風在梅塞德斯車四周咆哮，這輛沉重的車微微晃動。行車道旁的棕櫚樹深深地低垂著，有些折斷了。我感到我頭疼起來。昂熱拉看上去像熬過夜的樣子。她的眼下有深深的眼圈。她又穿著那條棕色的褲子和橄欖綠布料的寬松風衣。 我們到達戛納，走進昂熱拉的房子里。我放下我的箱子。在這上面，米斯特拉風怒吼哀號，房間里也有穿堂風。我看到，平台上的所有花草和植物都在狂風中飛舞。大海動蕩不安，跟天空一樣黑沉沉的。我吃力地打開一扇通平台的玻璃門，走到室外。風几乎把我吹倒。我深呼吸。然后，我感到昂熱拉的手放到我的肩上。我轉過身。她的臉上淚流成河。 “昂熱拉……昂熱拉……”我忍不住喊，“你怎么了，昂熱拉？” 她讓她的嘴貼上我的耳朵。 “沒什么……一點事也沒有……是這該死的米斯特拉風……我對你講過，它叫所有的人發瘋……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噢，羅伯特，羅伯特……你永遠不會离開我了……永遠不會吧？這……這我可受不了……” 我看到米斯特拉風吹走了花蔓。 我將昂熱拉拉到那張靠在平台牆上的寬床上。我們倆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我的心突然刺痛了一下，但是我不在意。 “我是個虛弱的病女人。”伊爾德·赫爾曼訴苦地說，“我不熟悉生意。我希望，澤貝格先生留在我身邊。” “我希望，澤貝格先生讓我們單獨談。”我說，“我要跟您談的這樁生意，您精通，赫爾曼夫人。” 這是在星期一，六月二十六日，十六點左右。 我星期六回到了戛納。星期天昂熱拉和我是單獨度過的，我們主要是躺在平台上休息。米斯特拉風遠去了，天空藍藍的，天气又很熱。還在星期天，我就跟鑽石伊爾德預約好了——約的是今天，星期一。我說我想單獨跟她談談。但現在，她坐在她的床上，跟平時一樣睡衣外面套了件小夾祆。她的身旁站著那位眼睛冷冰冰的英俊的的全權總代表。他說：“我是赫爾曼夫人的親信。如果您不想當著我的面講，那您就得走，盧卡斯先生。” 但我听任頤指气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正是一個人沒有良心的好處，我想。 “如果您不暫時回避，”我對澤貝格說，“那我就根本不跟赫爾曼夫人談，而是去跟警方談。” 我靜候效果。效果正如我所期待的。 “您讓我們單獨談吧。”鑽石伊爾德說。 “很好，尊敬的夫人。”澤貝格說。 “您可以事后全告訴他。”當那個年輕人离開臥室時，我說，臥室里跟往常一樣花香醉人。“您當然會將一切全講給他听。不僅僅是他，這我明白。但首先我想單獨跟您談。” “談什么？” “談謀殺，”我說，“多次謀殺。” 她的粉紅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眨動著。這是惟一的反應。她在她的洛可可床上坐得筆直，今天戴著祖母綠和金剛石的華麗項鏈。伊爾德的耳朵上挂著耳環，每邊一顆梨形的大祖母綠。發套這回戴正了。 “什么謀殺？”伊爾德問，“什么多次謀殺？” 我坐到床沿上。 “您的謀殺，赫爾曼夫人，”我說，“您的多次謀殺。” 這天上午我去事務所拜見了保爾·馮塔納向我推荐的那位公證員查爾斯·黎貝勒。他年紀五十歲左右，顯得特別讓人信賴，正直可靠…… “先生，”我對他說，“只有在您告訴我能接受我的案子之后，我才會對您講出我的名字。” 他的眉毛揚起。 “這有點不尋常，先生！” “我知道。您听著，我這些信封里有一些照片和一盤磁帶。在您為我擔保之前，您必須看看這些照片，听听這盤磁帶嗎？” “不。” “好。我想咱們一起封上這些信封，去一家銀行租個保險箱。您和我都應該得到一把鑰匙以及隨時從保險箱里取出這些信封的代理權。咱們能這樣做嗎？” “能。”黎貝勒說。 “很好。過几天我還將帶給您一個信封，里面是一份手稿。咱們也將它放進保險箱。就這樣，現在您听好了：如果我死于非命，您就將保險箱里的一切都取出來，飛往蘇黎世。請您在那里召開一次國際性的新聞發布會，出示這些材料。然后，請您再將它們交給國際刑警組織。明白嗎？” “再明白不過了，先生。” “但您要等我的死得到證實之后，必須是死于非命。如果我是自然死亡，您就不必做什么，什么也不做。那東西就留在它所在的地方。” “永遠？” “永遠。不，不是永遠。我現在告訴您我的名字，我叫羅伯特·盧卡斯。”他的眼眉毛又揚了揚，但這也就是全部了。“如果在我死去之后，一位昂熱拉·黛爾菲婭夫人……”我報出詳細的地址，他揚著眉毛記下來，“……死于非命，那就可以公布這些材料，跟對我一樣，現在您知道我是誰了。您要是關注戛納的事情，您肯定熟悉我的名字，肯定也熟悉黛爾菲婭夫人的名字。” “我知道您的名字，盧卡斯先生。”黎貝勒說，“我還熟悉跟您相關的其它名字。” “咱們現在可以馬上去銀行嗎？” “行。”這位黎貝勒公證員是個非常內向的人。 我們走向附近的布托拉街上的巴黎國家銀行，以我們倆的名義租了一只銀行保險箱。每人得到一把鑰匙。我們穿過炎熱走回黎貝勒清涼、朦朧的辦事處，我向他出具了一封相應的書面全權委托書。然后，我還請求他幫一個忙，他答應滿足。接著我坐車來找鑽石伊爾德，此刻正坐在她的床沿上。 “什么謀殺？”伊爾德問，“什么多次謀殺？” “您的謀殺，赫爾曼夫人，”我說，“您的多次謀殺。” “您瘋了吧！” “我不瘋，赫爾曼夫人。”我一生中還從沒有這么堅定、這么肆無忌憚過。“您才更像是瘋了。我想，您是介于兩可之間。您為金錢、權力和財富而瘋狂。您擁有的您還嫌不夠。您想要更多，越多越好。您恨您的哥哥……” “恨？我愛他！”她像演戲似的喊。 “……跟瘟疫一樣。您想要銀行。您想要他擁有的一切。您想出一個計划。我肯定，這計划是您想出來的。您發現您的全權總代表澤貝格是個自愿的幫助者，您答應跟他合伙管理銀行。科德公司构成員——法比安、托威爾、薩岡塔納、基爾伍德和泰奈多斯——時這個計划欣喜若狂。您哥哥恪守著他的傳統的道德觀，他早就是您的一顆眼中釘了。因此，澤貝格策划了那場英鎊生意，事實證明那模式是有效的。” “什么事實證明那模式是有效的？”那聲音尖叫道。 “啊哈，您住口。”我說，“您和您的朋友們不覺得有什么机會太髒，有什么危机太嚴峻。自從戰爭結束后，确實有過足夠多的机會和危机。先是法郎不穩，后是里拉，美元老是下跌——尤其是美元，您趁它貶值時撈取了您的瘋狂的財產！”我不禁越講越惱火，“我為您的所有奇想之財欽佩您！美國的康采恩為所欲為。美國的普通的誠實市民不可以隨便購買德國股票。當他在國外投資時，他必須付稅！您無此必要！您有科德公司，德國土地上的一家跨國公司！在其它許多國家有子公司！這樣您就能——非常合法地——逃過所有的外匯規定和稅務法！這樣您可以跳過所有的障礙！您的哥哥，赫爾曼夫人，一直是高尚的廣告牌！這下永遠不會是了。您的哥哥，我堅信，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背后發生的這些事，直到他后來通過英鎊生意獲悉了。他絕望了。他立即飛來這儿，追究你們大家的責任。你們大家——只是沒有您，他的妹妹。我想，他到最后都沒覺察，您是他最大的敵人。您如今已經制定出了一個完美的犯罪計划，每個人都有他特別的任務。您的護土負責那台定時爆炸器的炸藥，泰奈多斯找一個人安裝電器設備……” “您瘋了。”伊爾德低聲說。當她迅速轉動頭部時，她佩戴的首飾亮閃閃的。“瘋了，您！我要讓人轟您出去！我要通知警察……”她去抓電話听筒。電話放在床旁邊。我平靜地望著她。她的手停在了听筒上。她沒有拿起來。我繼續盯住她。她終于從听筒上拿開了手。 “這樣更好。”我望望表。現在電話馬上就會響起來。“各干各的，還雇了一名職業殺手。但留給您這位妹妹的，是將定時爆炸器裝到游艇上去。” “這簡直是瘋了！瘋了！” “這是事實。我可以用照片和偷錄在磁帶上的談話向您證明。我甚至有照片，照的是您正在安裝那台定時爆炸器。”我伸手到袋子里，取出一張照片，讓它落在我面前的地毯上。伊爾德無比靈活地從床上跳下來，拾起照片。她盯著它。那是一張明信片，展示的是戛納的風景，伊爾德·赫爾曼發出一聲粗魯的詛咒，滿腔仇恨地盯著我。 “我只想看看，您是不是真的如此虛弱，赫爾曼夫人。您非常健康，比有些人更健康。” 她又倒回床上，蓋上了被子。 “您這只下流的豬。”她說。 電話響起來，終于來了，我想。 “我是公證員查爾斯·黎貝勒，是赫爾曼夫人嗎？” “是。”她歎息道。 “盧卡斯先生在您家嗎，夫人？” “對……” “他請求我現在給您打電話。我受托告訴您，他將一組照片和一盒磁帶存放在我這儿，這些東西存在一只銀行保險箱里。在某些條件下，盧卡斯先生現在會給您解釋，我會將保險箱里的東西以及相關的東西全部公布給國際新聞界和國際刑警組織。夫人，請您接受我特別的敬意。”談話結束了。 伊爾德盯著我。 “我怎么知道這不是您的一位合伙人呢？我怎么知道您不是在詐騙呢？” “您打電話去黎貝勒公證員處。”我說，“或者您不相信我，也行。那么，一切都要快得多。” “什么……照片上是什么？” “你們大家……制造這台定時爆炸器的那些人。也有您，赫爾曼夫人，您在‘月華艇’的机艙里。” “里面黑洞洞的。”她說，咬著嘴唇。 “拍照片的那個人有一架紅外線照相机。”我說。 “噢，”伊爾德說，“原來您是個敲詐者。” “對，赫爾曼夫人。” “這會讓警方和您的公司感興趣的。” “那當然，”我說，“那肯定。”我拿起听筒，開始撥號。 “您干什么？” “我打給中心分局。” 她按下叉簧。她的粉紅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里有那种我已經見過的惊慌的表情——無法描述的恐懼。她低聲問：“您要什么？” “一份書面招供，赫爾曼夫人。有關所有參与者的所有細節。” “這……這我不能！” “您必須能。” “我真的不能！” “為什么不能？” “因為我知道得不全……我不知道誰是基爾伍德和泰奈多斯雇請的殺手。” “那您就撇開他，將其余的詳細寫出來。請您赶快動手。每一天都算在內。我想下個星期一得到您的招供。事前我還要一點東西。” “什么？” “環球保險公司將為‘月華艇’支付賠償，”我說，“一千五百万德國馬克。我要這一千五百万。” “您這是瘋了……您必定是瘋了。”伊爾德·赫爾曼低語。我站起身，摁開關，熒光燈管亮起來。它照在昂熱拉替伊爾德·赫爾曼畫的畫像上。這時我想，我是多么愛昂熱拉啊，在我死后，我必須保證她安然無恙。我怎么做，我無所謂，完全無所謂。這幅肖像惟妙惟肖。我注視著。我注視著伊爾德，她倒回她的枕頭上。 “一千五百万……您把它們保管在哪儿？人家會問您，您是從哪儿來的這筆錢！您這是自投羅网。” “噢，不。”我說。 “燈光。請您關掉燈。” 我摁下開關，又坐到床沿上。“這筆錢匯入瑞士，赫爾曼夫人，匯到一個賬戶上。我星期四在蘇黎世，期待著到時候在那里能拿到錢。” “您怎么想得起來的？這么大一筆！我怎么能這么快弄到這么多錢而又不引起注意？” “您有一位勤勉的全權總代表啊，”我說，“對他來說會很容易。我要把這一千五百万存在一家您在那里有一大筆財產的銀行的賬戶上。這樣交易起來就容易些了。我不要求替我把一千五百万現金送去蘇黎世。我甚至沒要求澤貝格先生親自去蘇黎世。”我業已查過了航空時刻表，訂了机票。“我星期四上午十點在‘湖濱’酒店。如果您授權給我錢的那個人到十點半還不來，您就可以認為咱們的生意是吹了。” “在時間上絕對行不通，這……” “您閉嘴，”我說，“時間上行得通。赫爾曼夫人，如果您不照我說的做，如果新聞界獲悉此事，那么您尤其是您的朋友們再強大也沒用——真相將不會像迄今為止的這樣靠恫嚇和恐怖壓下來。有几位先生將在牢獄里度過他們的余生——首先是您。” “我不坐牢！我宁可自殺！” “您宁可付錢。我還沒說完。除了這筆我用作急用的一千五百万，從現在開始直到我死去，我要求您每月支付五万法郎。我會告訴您如何支付的。如果哪一回付款拖延超過十天，如果我死于非命，如果你們想干掉我……您從黎貝勒那儿听到了，到時候會發生什么事。對于您和您的朋友們來說，一千五百万和另外這一小筆算得了什么？你們可以分攤。跟維護名聲、您的銀行、科德公司、您的自由——以及繼續從事至今為此的如此肮髒的生意相比，這筆數目算得了什么？還有當然更肮髒得多的生意！” 伊爾德·赫爾曼說：“您應該死去。應該讓您慢慢死去，應該讓您痛不欲生，那么痛苦，痛得全世界還從沒這么痛苦過。” “您不應該希望我這樣，赫爾曼夫人。”我說，“如果因為您的責任發生了這种事，您也就完了。”我站起身，“我等到明天晚上，等您電話告訴我，您的一位委托人于星期四十點在‘湖濱’酒店跟我碰頭。請您打電話去‘庄嚴’酒店。或者您讓別人打電話。您只需講，碰頭地點照舊。” 她的雙手在床單上不停地搓來搓去。她眼睛半閉，呼吸很壓抑。 “說到那每月的支付，我還會告訴您，我希望怎么做——至少是開始几筆，直到一切進入正軌之后。對了，在蘇黎世，我想要您的親信先交給我八十万馬克，我要將它們存入一個賬戶。然后咱們再碰頭一次。第二次我要求將一千四百二十万轉到那個賬戶上。” “為什么要這么做？” “因為我頭一回不會是單獨一個人，我不想我的陪伴者認識戶頭上這個高額數目。第二次碰頭時就是我單獨一個人了。” “那位黛爾菲婭，”伊爾德說。“您想帶上那位黛爾菲婭去，讓她在戶頭上一同簽名。” “正确。”我說，“正如你們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告訴了我的公司那樣，我們相愛了。万一我遭遇了什么不測，我不愿黛爾菲婭夫人受苦。這筆錢是留給她的，但是她現在沒必要知道此事。” “您是個魔鬼！” “而您是個女凶手。我剛剛失去了我的工作，赫爾曼夫人。我誰也不再顧忌。請您不要忘記，下星期一我想要您的招供。如果我得不到它，我就不在乎錢，把我的材料交給新聞界和國際刑警組織。我不知道您會坐多長時間的牢。有些人還會在那里面坐到很老。我現在离開您。您叫澤貝格先生進來，把全部情況告訴他吧。我肯定，他會急切地建議您接受我的建議。請您通知其他人。他們都會同意澤貝格的看法。好了，我在‘庄嚴’酒店等您的電話。不用說，如果您想告訴黛爾菲婭夫人這筆交易的話，我也會通知新聞界。明白了嗎？” 她默然不語。 “我要您講明白不明白！” “明……明……白。”她吸气，“我……恨……您……” “恨吧，恨吧。”我說。 她突然像瘋子似的喊起來：“但是不及我對我哥哥的恨！不，不及對他的恨！我從沒有像恨我哥那樣恨過別人！從沒有那樣恨過別人！” 她透不過气來。 澤貝格闖進來。 “天哪，出什么事了？” “夫人馬上就會告訴您。”我說，“再見，赫爾曼夫人。再見，澤貝格先生。”我离開臥室。一個仆人默默地帶我穿過房子，下樓來到門廳，門外停著一輛遮篷吉普車。這一天又是非常熱，但我甚至覺得這炎熱挺舒服。我鑽進吉普，方向盤后的另一個仆人開動了。我靠回到我的座位上，心情舒暢，十分舒暢。在駛過時我看到了那尊雙面頭塑像，上面停栖著一只大花鳥。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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