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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 第十二章 柔和的陽光從窗子里射了進來，愛撫著我的臉。我慢慢地恢复了知覺。我逐漸意識到自己是躺在一張病床上，腦袋很疼，胳膊上打著吊針。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視著我、臉上布滿倦容和焦慮的是母親。她為什么會在這里？我在什么地方？ 看到我睜開了眼睛，媽媽露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樣子。 “馬修，能听懂我說的話嗎？”她擔憂地問道。 雖然剛剛才清醒過來，我馬上的反應卻是：“西爾維亞呢？” 我拼命想說話，大口吸著气，可是發不出聲音來。 我感到有一只手親切地撫摩著我的手。我听到了弟弟的聲音： “別急，馬修，”他說，“你經歷了不少事。我是說，你真的能夠對孫子們吹噓說你腦袋中了彈，卻活了下來親自把這事講給人听。” 我終于說出了要說的話。 “蔡茲，她沒事吧？她跑出來了嗎？” 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話，只是安慰我說：“放松點，最重要的是你沒事。” “不，不是。”我抗議道，越來越激動。 一個矮胖結實、頭發灰白、穿著白大褂的男人走進了我的視線，搶過了話頭。他的英語口“音很怪。 “希勒醫生，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嗎？” 此時此刻，我連自己是誰都說不准。 這位先生繼續用這奇怪的口音很有禮貌地解釋說：“你現在是在蘇黎世的大學醫院里。” 瑞士！這消息并沒有使我明白什么。我于嗎在這儿？ “我是塔木茲教授。5天前我們收你進院，一顆子彈嵌在你的蝶骨中，离大腦非常近。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我立刻給你做了手術。很高興看到你脫离了危險。” 母親進一步解釋道：“馬爾科姆上個星期和我們一起飛過來，整個手術過程中他都和塔木茲教授在一起。他說手術棒极了。可惜他自己有緊急病人，不得不赶回迪爾本去。” 我腦袋昏沉沉的，耳朵里听到的東西也絲毫不能幫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我究竟是怎么到這里的？” “顯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飛机送來的。”蔡茲說。 我急切地看著教授。“有誰和我在一起？” “一個年輕的神經病學家和一個護士。” “難道沒有一個意大利女孩嗎？”我用懇求的目光看著他。“我是說，不可能沒有。西爾維亞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頭發，身高大約5英尺10英寸。” “恐怕飛机上沒有別人了。”塔木茲斷言道。 我一定還在藥力的強大作用之下，因為我無法讓家人明白這事有多么緊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爾維亞是否還活著。一想到這一點，我的靈魂就痛苦無比。 “蔡茲，”我抬眼看著弟弟說，“你們怎么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們接到米蘭一個醫生的電話，他沒有多說細節，只是告訴我們你受了傷，正在飛往蘇黎世，將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經外科醫生給你做手術。從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說的都是實話。” 這時教授又一次插了進來。 “你還記得中彈前的事嗎？”他問道。 我拼命回憶。然而，要記起最近發生的事情簡直是難以形容地困難。盡管如此，我還是向記憶的堡壘發起進攻，要在這面石牆上打開一個缺口。 “有這么兩個家伙——三個，帶著步槍。他們想俘虜我們。他們開了槍。我也開了槍。我想我打中了一個。”即便在那個時刻，我仍無法面對我真的殺了一個人的可能性。我更關心的是我所愛的女人，所以我對他們喊了起來： “我們遭到襲擊的時候，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是和我在一起的。請你們哪位告訴我她怎么樣了好不好？” 母親說話了，流露出了擔心。 “馬修，我們只知道醫生告訴你的這些。在美國的時候，我們看到新聞里有一小段報道，說有一個美國志愿者在厄立特里亞被擊傷，并沒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補充道： “這么有名的一個人如果出了什么事，肯定會有個大標題，女繼承人遭綁架什么的，對不對？” 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這絕對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這么無影無蹤了。” 我的絕望情緒影響了大家。家人對我的健康越來越擔心。每個人都想找到辦法讓我平靜下來。 “也許佩爾捷大夫會了解點情況，”蔡茲建議說，“實際上他昨天剛來過電話，我們答應他你一醒過來就通知他。” “好主意，”我急切地說，“咱們馬上給他打一個電話。” 用了將近兩個小時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亞，但是我終于听見了弗朗索瓦的聲音，好像是穿過了厚厚一層靜電干扰傳來的。 “歡迎你恢复知覺，馬修。很高興你重回人間。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么使你縱容自己表現出這种廉价的英雄主義？” “別廢話了，行不行？西爾維亞究竟是死是活？” 剎那間的猶豫后他平板地說：“當然活著，那得感謝你。是她把你弄回來的。” “那她現在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事實就是如此，馬修。” 感謝上帝，我心里想，我要娶的女人還活著，很安全。可是她為什么沒有和我一起在這里呢？ “誰安排飛机把我送來的？”我問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連只是在半清醒狀態下的我也能感覺到他在隱瞞著什么。 “那西爾維亞去了什么地方？” “我以為她在蘇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后看見的是，他們把你抬上直升飛机的時候她握著你的手。” “什么直升飛机？” “幫我們從飛机場把藥品運來的紅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飛机。你還記得嗎？你上了飛机，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說，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蘭的電話號碼嗎？” “有的，不過我怀疑這對你會有什么用。” 他知道些什么事，但沒有告訴我。 “不管怎樣還是給我吧。” 我把電話遞給蔡茲，他記下了弗朗索瓦告訴他的一串數字。然后，我很快說了聲再見，就命令弟弟立刻給我往米蘭打電話。 一個聲音低沉的男人接了電話。“請找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講話。”我用意大利語客气地說。 “對不起，先生。”他簡短地說。 見鬼，我甚至無法逼他說出西爾維亞在不在那里。作為最后手段，我決定孤注一擲。 “我可以和達歷山德羅先生說話嗎？” “請講吧。” “听著，別裝傻，讓你的老板接電話。是關于他女儿——我救了她一命的那個女儿。” 不知何故，這倒起了作用。他讓我等一等。沒有多久，一位英語說得像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員一樣的紳士接了電話。 “晚上好，希勒醫生。我是達歷山德羅。對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盡。非常高興听說你身体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复情況。” 上帝。這就是說，這家伙實際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從來沒有想到給我打個電話，說聲謝謝？直覺告訴我，我的時間很少，因此我決定單刀直入。 “西爾維亞在哪儿？” 他的應對——只能叫應對，因為這實在不是個回答——光溜得像絲綢一樣：“她現在心情很不好，馬修。我想你是能夠理解的。” “我能和她說話嗎？” “我看現在不是時候。” 好一個自命不凡的雜种。 “那你究竟覺得什么時候才‘是時候’？” “我覺得我們最好不要把這個談話繼續下去了，”他彬彬有禮然而十分堅決地說，“再見，醫生。” 我強烈地預感到，這將是我和達歷山德羅家族的最后一次聯系，因此我決心把要說的全說出來。“見鬼，達歷山德羅先生，難道你沒有意識到，為了她，我可能殺了一個人嗎？” 就連這樣強烈的情感宣泄也未能感動他，他仍鎮靜地——顯然十分真誠地說道：“馬修，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將永遠感謝你。” 說完，他挂上了電話。 我無比痛苦地倒在了枕頭上。 并且希望，打穿了我頭骨的那粒子彈當時就把我打死。 第十三章 意大利，將兩個王朝聯結起來的“皇族婚禮” 米蘭，1978年8月4日——當代意大利所能見到的最接近皇家婚禮的儀 式今天在米蘭舉行。它將該國最理想的單身漢、41歲的尼科洛·里納爾迪， 密特羅跨國公司總裁之子及繼承人和25歲的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醫生， 更為龐大的法瑪聯合公司總裁之女結合在了一起。 觀察家們已經在預言，這一事件必將導致意大利工業史上最大的公司 合并。 儀式不公開舉行，只有家庭成員參加。 新娘是本市人，曾在英國威爾特郡圣巴塞洛繆天主教學院受教育，獲 劍橋大學醫學學位。新婚夫婦將在米蘭居住。 媽媽和蔡茲一開始天真地想把這消息瞞著我。他們沒有意識到，全世界都喜歡這种神話故事般的事件。醫院里每一個電視頻道都在播，因此我無數次地用天知道多少种語言看了播出。 在后來的几個星期中，我的感情在拒絕相信和偏執妄想間擺動。有時，我祈禱這一切都只不過是一場噩夢，我最終會從中醒來，寬慰地發現一切還是原來的樣子。 在我狂想的高峰，我想像那些暴徒實際是受雇于西爾維亞的父親，來殺死我，并偷偷把她弄回去的。 但大多數的時間里，我覺得一片茫然。我不知道對西爾維亞，對這個世界，對我自己應該相信些什么。 痛苦持續著，因為在以后的几個星期里，沒有一份報紙、一本雜志上面沒有他們度蜜月的照片。 “馬修，”蔡茲盡可能溫和地說，“她已經走了。你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你可能永遠無法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你應該欣慰的是你還活著，而且會完全恢复健康。” 這不是什么安慰，我心里想，這是懲罰。 出院前三天，傍晚時分我正坐在開著的陽台門旁，想看點書，透透气。護士突然進來，說有個意外而至的客人要見我，一個自稱“莎拉·康拉德，朋友的朋友”的年輕女人。 不可否認，她很漂亮，富有光澤的栗色短發，溫柔的眼睛，悅耳的聲音。她那有教養的英國口音使我立刻就知道她是誰了。我意識到她此行的目的，因此要求單獨見她。她看著我——我覺得她稍稍有點不安——最后終于問道： “你好嗎？” “那要看是誰在問了，”我怀疑地答道，“是她讓你來的嗎？” 莎拉點了點頭。 “你參加婚禮了嗎？” “參加了。” “她為什么要這樣做？” 莎拉聳了聳肩。“我不知道。我想她自己也未必知道。想來這事始終都是有可能發生的。”她說話時似乎非常謹慎，字斟句酌。 “可那是在巴黎之前——非洲之前。” 起初她沒有回答。她像個古板的中學生那樣坐在椅子邊上，緊捏著拳頭。她無法直視我的眼睛，但最后拿出了一封信。她站起身來，把信遞給我，開始往外走。 “別走，等一等，”我大聲說道，然后抱歉地補充道，“勞駕了。” 她不安地坐下，我撕開了信封。 我最親愛的朋友， 你救了我的命，我應該向你解釋。能和你這樣一個出色的人一起度過 即使是短暫的時光，我也將終生感激不盡。我唯一的希望是，結局不是現 在這個樣子。 事已至此，我只能說，我按我認為是對的去做了。對我們兩個人來說 都是對的。請把我忘了吧。我相信你會找到你應得的幸福。我今生今世將 永遠珍惜我們相處時的歡樂。 愛你的 西爾維亞 現在我明白了，直到那一刻我都沒有完全放棄希望。但是，西爾維亞的親筆信摧毀了我最后的一絲幻想。我在失意中問莎拉道： “告訴我，他們是怎么讓她嫁給他的？” “并沒有槍指著她的腦袋。”她几乎是用耳語回答道。她的臉突然紅了，顯然很后悔自己選了這樣一個比喻。 我怀著非常不現實的希望，覺得要是我用足夠長的時間盤問她，就能把秘密探出來。 莎拉感覺到了這一點，但盡管我不停地詢問，她毫不動搖，絕對忠實于西爾維亞。最后，她站了起來。 “見到你很高興，”她有點不自然地說，“我是說，我很高興知道你將會完全恢复健康。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她沒有把想到的話說完。顯然，她剛要脫离開事先同意好讓她說的話。 “難道我不能給你一個回答帶回給她嗎？” 她做了個無能為力的手勢。 “這么說，就這么完了？”我對自己，也是對她質問道，“我們相遇、相愛，然后她連一聲再見都沒有就這么從地球上消失了？” “我很遺憾，馬修，”莎拉低聲說，“但你并不是唯一感到痛苦的人。” 她開始慢慢离去。我在她身后大聲問道：“你說這話是什么意思？你這話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停下腳步又一次回過身來。我惊奇地看到這時她快要流淚了。“她說得對，馬修，你和她說的一模一樣。” 說完她就消失了，只留下我獨自面對西爾維亞最后的留言。 當他們終于宣布我可以出院時，塔木茲教授親自嚴格命令我要好好休息，避免一切緊張環境。他以平素的博學之態評論說，古人是對的，兩千年的時間也沒有能夠創造出比希波克拉底１的“時間是治愈一切的最好良藥”這一觀念更好的方子。 １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60？），古希腊名醫，世稱醫學之父。 “馬修還很虛弱，”大夫教導我的家人說，“他很容易疲勞，需要在体力上和精神上好好恢复。” 弟弟和我把媽媽送到机場。她和我擁抱告別，顯然很不放心地上了飛机。我們使她相信，馬爾科姆需要她。既然艾倫在上第二個學期，平安地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蔡茲理所當然地成了陪伴我的人。 兩個小時后，我們已坐在了飛馳的火車上。 “你帶我去的這個地方在哪儿？”我不高興地問道。弟弟簡直是個圣人，能夠忍受我這坏脾气，可我總是忍不住什么事都要挑刺。“瑞士有兩樣東西過剩：布谷鳥自鳴鐘和山。咱們干嗎還要跑這么多路，就為了去看另一座大山？” “首先，這一路非常美。”他耐心地說，“其次，我們差不多是到世界的屋脊去，在那里你可以一直看到馬特霍恩１。第三，在那里除了散步、休息和看雪景，沒有任何別的事情可做。” １馬特霍恩，瑞士及意大利邊界阿爾卑斯山主峰。 “大早了，”我嘟囔道，“不會有雪的。” “在冰川上永遠有雪，”他得意地說，“我敢說你會開始睡好覺，長回點肉。最重要的是，你說不定還會找到你正在尋找的人。” “是嗎？誰？” “你自己唄，笨蛋。” 我們在錫昂下了火車，步行兩個街區到了纜索鐵道。火車直通山上，僅僅20分鐘就把我們拉到又高出了正英里的小城克蘭斯·蒙大拿。 不知是巧合還是特意安排，花園飯店在本世紀早期曾是一個結核病療養院。大廳里不知怎的，總是充滿了休養的气氛。從這儿遠眺馬特霍恩，景色令人肅然起敬。 盡管人們說高海拔處稀薄的空气頭几夜會使你睡不著覺，可是我們一到房間，我就靠在床上穿著衣服睡著了。我只記得蔡茲給我脫掉了鞋。 “這就對了，哥哥，休息吧。現在我們來到魔山了。你會好起來的，我知道你會的。” 即使是最不可救藥的厭世者，看到在夏季明亮陽光照耀下無比輝煌的巨大的白雪覆蓋的山峰時，他的悲觀情緒也會動搖。早飯時從我們的平台上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景色。面包是馬路對面的面包房新烤的，黃油是用附近奶牛的奶做的，干酪是從鄰村進口的。 就像兩個中學生一樣，我們把籃子里富余的面包卷“用光”了，做成中午的野餐。我們計划到再往上1英里的冰川上去吃午飯。 我們在3000米的高度走下纜車時，空气稀薄，我感到气短。眼前伸展著一片巨大的舖滿雪的凹形平原。 蔡茲一向是個認真負責的導游，他指給我看漂亮的穿著比基尼的滑雪者。 “那又怎么樣？”我乖張地說，“你已經結了婚了，我又毫無興趣。咱們吃飯吧。”蔡茲大笑起來。 “怎么啦？”我質問道。 “你知不知道才10點鐘？不過看見你肚子餓是好事。” 我們在靜謐的林中漫步，走過高出甚至最小的城鎮和村庄的處于原始狀態的湖泊。過了一個星期這樣的生活以后，我体力開始恢复了，內心的痛苦似乎也有些許緩解。 我向弟弟建議去租滑雪板。 “可是塔木茲教授說不能勞累。” “得了，冰川平得像個烙餅。要是有什么地方我還能滑雪的話，那就是這儿啦。” 雖然我的腿一開始還有點發軟，但能站得住，到中午就滑得挺像樣了。我非常興奮。看得出來，蔡茲也在暗暗高興。 几天以后，我們正穿過主要的廣場找地方吃午飯時，我看見教堂外面貼了一張海報，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爾·霍洛威茨即將舉行鋼琴獨奏會。克蘭斯的有利條件是處于日內瓦和米蘭之間，吸引著各國來的人。 那天下午，在四面白牆的教堂內殿中央的台上，一架精美的擦得程亮的烏木大鋼琴使四周驟然生輝。 音樂會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開始感到激動。我已經這么久沒有听到過現場演奏的音樂了（事實上，過去几個月中我“听”到的音樂都是我在那個無聲的鍵盤上練習時在自己的腦子里演奏的）。 4點鐘時，小小的教堂就擠滿了人。骨瘦如柴、微微駝背的霍洛威茨走上了台。他有著一張鳥一樣的臉，看上去有點緊張。 這只是說，在他還沒有坐在鋼琴前的時候是這樣。他一坐下，還沒有開始彈第一個音符時，就已經表現出极度的自信。 這是難以忘怀的經歷。我從來沒有听到過有誰彈得這樣优美，而同時又表現出這樣強烈的感情。剎那間，我几乎后悔當年對事業做出的選擇。 他演奏了各种各樣的曲子，表明他不懼怕任何風格的作品。他的表演令人惊歎，他的速度——始終充滿感情——使人振奮。你可以感覺到，他的部分藝術技巧原是為了表現人可以彈奏得多么快卻仍然是個藝術家而不僅僅是個速度健將。 莫扎特鋼琴協奏曲中的小快板速度已經夠快的了，肖邦的諧德曲則更快。但他節目中的主曲是默里茨·默什科夫斯基，一個鮮為人知的普魯士作曲家的《調練習曲》——一共只有一分半鐘長——使听眾和獨奏家全都屏住了气息。 在听眾一再要求下他加演的曲子使我既惊奇又激動。這是霍洛威茨改編的約翰·菲利普·蘇澤１的《星條旗永不落》。他以如此的速度和夸張演奏著，以至于當他在終曲模仿短笛伴奏時，你覺得他仿佛有三只手在演奏。我是第一個站起來拼命鼓掌歡呼的人，出于愛國主義，也出于對他天才的無比崇拜。 １蘇澤（185一1932），美國軍樂隊指揮和軍隊進行曲作曲家。也不會了。 教堂的氛圍使听眾變得有點像教區的會眾。許多人覺得非要走上前來和這位大師握握手——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很不習慣這种經歷。當我站在那里等著輪到我時，我看著那架壯美的斯坦韋牌鋼琴，眼中流露出的渴望就像一個久在荒島的男人第一次看到一個妖媚的女人一樣。 蔡茲無法不注意到我那凝視的目光，他低聲說：“留下先別走，等他走了以后彈一會儿。” 霍洛威茨終于從對他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群中脫了身，不一會儿大廳就空了，只剩下了我、蔡茲和鋼琴。 “難道他們不把鋼琴鎖上嗎？” “這儿是農村，”他答道，“誰也不把東西鎖上。去吧，讓你自己享受享受。我得去買几張明信片。回頭我在旅館等你。” 鋼琴的誘惑力太大了。我在琴凳上坐了許久，不敢去碰琴鍵。開始時，我不知道自己該彈什么。 后來，我不知道自己會彈什么。 慢慢地，怀著越來越大的恐懼，我意識到了答案：不會，什么 只有那時我才明白，也許我能在失去西爾維亞這個人以后活下來，但音樂卻已經無可挽回地消失了。 從我的雙手上。從我的頭腦里。從我的心靈中。 第十四章 我穿行在歡樂的、興高采烈地談論著要去享用的晚餐的大群觀光客之間，覺得自己几乎是個無形人。 關于我自己失音的心靈，我決定不告訴任何人。我不愿給別人造成負擔。 回到旅館后用晚餐時，我盡最大努力輕松地說笑，心里很明白，蔡茲早晚會問起那令人痛苦的問題。稍晚，當我們安靜地坐在游廊上時，他問道：“怎么樣？” “什么怎么樣？” “你和鍵盤的重逢啊。” 我右手左右擺了擺，表示“還行”。 他平靜地說：“給自己點時間，會恢复的。” 他不明白。他怎么可能明白呢？ 默默思考了几天以后，我做出了決定。我應停止悲傷。我不愿給家人帶來痛苦。要不是有他們在身邊，我可能會從某個美麗的山崖上往下一跳了事。但現在艾倫就要讓我當伯伯了。到了不再躲藏在這個幻想的世界中的時候了，這里的景色美得脫离了現實。 蔡茲已經成功地使我相信了菲茨杰拉德１的座右銘（借自喬治·赫伯特２）是對的：生活得好是最好的報复。 １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國小說家，20年代美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了不起的蓋茨比》為其代表作。 ２喬治·赫伯特（1593-1633），英國重要的玄學派詩人，工于格律，全面掌握韻文技巧。 “在你的情況下，”弟弟以在嚴峻的考驗中新獲得的成熟補充說，“我開始時會先去過一段平易的生活。” 我想笑一下。在正常社會交往中這個非常必須的面部反映，我還得想法重新掌握起來。 那天晚些時候，我開始按自己的決定行動起來。我把衣服扔進箱子里，弟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 “你不是當真的吧，對嗎？”他質問道，“你不會真回非洲去吧？” “啊，看來你還沒有大到從哥哥這里學不到東西的程度，蔡茲。這叫做實踐諾言。我簽了3年的合同，上帝知道，他們非常需要我。我要回到我能做些貢獻的地方去。” 他看得出我決心已定，只好幫助我進行重回蠻荒之地的准備。由于一切醫療費用都由國際醫療隊支付，而且在我住院期間照付給我工資，所以我們有錢花。因此我給所有的人都買了禮物，包括一瓶給莫里斯的荷蘭杜松子酒（常規量）。 只是當我們坐在候机室，听到我的航班最后一次呼叫登机時，蔡茲才激動起來。其實，對他來說，這一定是場极其殘酷的精神上的考驗，而他一直表現得十分堅強。在我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磨難后，我們之間變得更加親密了，而他直到此時才有所流露。 我拍拍他的肩膀。 “別擔心，蔡茲，我會完整地回來的，我向你保證。” “上回你就是這么說的。”他苦笑著說。 “我不是完整地回來了嗎？替我特別吻吻艾倫。” 我們擁抱在一起。然后，我徑直登上飛机，沒有再回過頭去。 飛机剛一升空，我就意識到忘了給弗朗索瓦帶禮物。幸而在開羅轉机時有机會糾正這一疏忽，我花了25美元給他買了個石膏的獅身人面像模型。唯一的缺點是，他既不能拿它當煙吸，又不能拿它當酒喝，不過這至少說明我想著他。 當他在電話上听到我說我已經定好了回去的机票時非常高興，說要來接我。正如他所答應的那樣，他在阿斯馬拉机場跑道上等著我。 我走下頭几級舷梯時几乎感到無法呼吸。這次不像過去，不是進入未知世界的旅行，這次是回到一個過于熟悉的世界中來。 弗朗索瓦一把抱住了我。 雖然我一再抗議說我很健康，很有勁，他還是非要替我把包提到車子邊。但他最慷慨的行為是為了尊重目前我那來自瑞士的純淨的肺，忍著沒有吸煙。 一路上他几乎對我講述了所有的事情：人事的變化，甚至連我离開期間發生的最小的事也一件不落。他一次都沒有提到西爾維亞的名字，簡直是場使出了渾身解數的出色表演。 正如那晚其余的時間證明的那樣，她是徹底地、無影無蹤地消失了，從所有人的詞匯中給抹去了。 “我們很想念你，”令人惊奇的是，弗朗索瓦的口气中沒有了往常那帶冷嘲的幽默，“只有當你不在這里以后我才意識到你的价值。” “不管怎樣，”他拍了拍我的大腿說，“你回來以后我們就滿員了。我設法把候補的那個澳大利亞人弄來了。” “他怎么樣？” “作為一名醫生他是第一流的，作為一個人卻是零。顯然，傳說在大洋洲謙遜并不多見是個事實。他并不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具有非凡的魅力，但在他到來的時候丹妮斯在感情上已十分脆弱，她相信自己的祈禱全在他身上應驗了。要不是這樣，他的自負就會死于營養不良。其實，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人去恨對士气十分有利。” 照例，弗朗索瓦的社會觀察切中要害。 大家在等我回來，都沒有睡覺。他們准備了當地產的圣喬治牌啤酒，某個大方的人還把最后四分之一瓶免稅威士忌貢獻了出來。 他們一個接一個走上前來和我擁抱，只有一個健壯的大個子除外。他只是伸出只猿猴般的手，用十足的澳大利亞口音介紹了自己。 “小杜格·梅特蘭。”他宣稱道。（好像我有可能認識老杜格·梅特蘭似的）“太遺憾了你受傷時我不在，老兄，”他“謙虛”地說，“不然我可以當場給你醫治。” “啊，”我問道，“你是腦外科醫生嗎？” “不是，是矯形外科。不過我對腦袋很熟悉，從我所听到的，你的傷不算重。不管怎么說，老兄，歡迎你加入進來。” 等等，我心里在想，這話該我說。是不是他現在覺得自己比我先來這里？弗朗索瓦想必把候補名單挖了個透才找到了這么個角色。 看見大家真高興。連沉默寡言的馬爾塔也給了我大大的一個吻，艾達也是如此。我給她買了香水，她特別感動。 然而我還是做到了從蘇黎世旅行几千英里，而沒有去想在終點真正等待著我的是什么。 我不在期間，弗朗索瓦沒有改變宿舍安排。他們給了我一個電筒，吉勒斯幫著我把東西拿到了11號棚屋。他把我送到門口就走了，我獨自進到屋子里。室內有一股霉味，不過可能以前一直就有。我過去住在這里的時候，從來沒有注意過這种气候上的細微特點。 我用手電照了照床，床上一條淺色的床單，疊好的毯子放在腳頭，舖得很整齊。僅僅3個月前我們還一起在此做愛，而現在我卻孤零零地獨自一人，好像她從來沒有存在過。我身不由己地來到當時匆匆為我們做成的衣柜旁，拉開了右邊的抽屜。我的衣服和我离開前一樣，原樣未動地放在里面。我拉開了左邊的抽屜，她的衣服也在里面。消失了的只是她的心跳，她的聲音，她這個人。 今晚我將怎樣在此入睡？ 回答是——很難。 我不在期間，組里的人際關系有了新發展。看來，我們的澳大利亞同事是帶著比他的自滿更為強烈的權利感加入到我們中間來的。他几乎立即就開始游說，為自己和丹妮斯爭取11號棚屋。（“見鬼，”他爭辯道，“那地方空在那里，他們兩個人誰也不會再回來了。”） 弗朗索瓦的回答是：“等我相信他們不會回來之后，我再考慮重新分配的事。” 小杜格·梅特蘭初來時被分配和可怜的吉勒斯同住。至少這造成了一种文化沖突。在他和丹妮斯熱情高漲之時，好像總是挑最不方便的時候讓吉勒斯离開，或者用杜格的話說，“去找你那寶貝渡渡鳥去”。 我立刻提出搬回我的老地方去，但弗朗索瓦很堅決。 “這樣做不能給那個澳大利亞人任何教訓。不過如果你真想幫助吉勒斯，要是你讓他到11號來和你同住就太好了。” “沒問題，”我說，“我不愿意讓那個大洋洲的家伙得意。” 結果是，雙方都認為自己胜利了。弗朗索瓦私下對我說，這是當好領導的秘訣之一。 自然，要給吉勒斯清出衣柜來。這就使弗朗索瓦有權利把西爾維亞的東西分發到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去。 沒有多長時間，我就重新适應了那一套常規。病人不同了，但得的病沒有變，仍舊有如此多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們的許多病人仍在死去，而在正常情況下我們本可以當場給他們治療，他們回去后還可以長久地活下去。 一天晚上，我們坐下吃晚飯前，弗朗索瓦把我擠到一邊對我說：“對了，馬特，明天是星期二。” “很高興听到這一點——特別是因為今天是星期一。如果明天不是星期二，我就要擔心了。” “得了，馬修，你知道莫里斯和我每個星期二下午要干什么。” “啊，對了。”我突然記起來了。“是白內障手術日，對嗎？” “對，我希望你來幫我們。” “你這种手術做了也許都有一千次了，從什么時候開始需要起幫手來了？” “從這以后。”他把手伸在我面前，我清楚地看到指關節部腫了。如果不是最近腫的，那就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看來情況不妙。 “可能是什么問題？”我問，同時禮貌地給了他保留他不想講的細節的可能。 “來吧，馬修，診斷一下。看上去像風濕性關節炎，實際上也是。” “啊，真糟糕。” “沒關系。我已經有了時間去習慣這一點。幸運的是，我喜歡教書，坦白地說，我已經在盼望看到巴黎明亮的燈光了。同時，在這里也有現成的解決辦法。” “什么辦法？” 他看著我的眼睛，笑著說：“你，我的先生。從明天起你開始接受訓練，好接替我做白內障手術。” “杜格不會喜歡的。”我說。 “哦，我也不喜歡杜格，所以我們兩清了。這是一個直截了當的手術，我們的組織向來訓練非外科醫生專門做這一項眼科手術。別擔心，不會讓你做角膜移植之類的事的。” 我不知道應做出什么反應。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知道對于像弗朗索瓦這樣的人，做出這個決定肯定是十分困難的。 “馬修，你為什么一副難過的樣子？”他責備道。 “呃，我知道這可能使你吃惊，可是我實際上很喜歡你。” “謝謝，不過看在上帝的分上別告訴別人。我不愿失去我的形象。” “見鬼，沒有你我們怎么辦？”我說。 “會辦得很好，我想。你會成為第一流的領導的。” 那晚，我腦子里帶著完全不同的思緒回到棚屋里。前一天我還在為自己難過，今晚我有更有意義的事要想： 為弗朗索瓦難過。 白內障可能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大原因，也是造成最大工作量的疾病……此病在不發達世界的盛行可能与高日照水平有關…… 我無法入睡，便溜達到那空空的飯廳，熱了一杯頭晚剩下的帶咸味的咖啡，開始為我即將從事的手術閱讀材料。 在厄立特里亞這類地方，白內障的發病率至少是歐美的20倍。這也就是為什么沒有哪一支稱職的到未開化地區去的醫療隊會沒有一名有能力的（哪怕沒有獲得執照）外科醫生的原因。 次日，弗朗索瓦又是那副粗暴尖刻的老樣子了，沒有一絲自怜。我敢說，他意識到我正用新的眼光在觀察他，不僅把他作為一個醫生，而且作為一個領導在研究。正是在力圖想像這工作意味著什么的時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務是多么令人難以相信地困難和复雜。 就手術本身而言他沒有說錯。整個過程用了也就30分鐘，在局部麻醉下進行。切口并不复雜，但要求很精确。盡管如此，在我協助他的過程中我開始明白，弗朗索瓦為什么自己決定退下來，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個星期二，我用自己的雙手使5位盲人复明。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的經歷。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孫輩們。一個婦女看到了她長大成人的儿子，她最后一次看見他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術時，每一個星期都能有這种經歷。我無法壓下這個想法：他不能再繼續從事這一工作，會感到多么難過啊。 一等他正式把手術完全交給我做，馬上就流言四起了。從社會地位上說，我兩頭搭不著：既不是“卒子之一”，又還不是個司令。 唯一一個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樂得像只百靈鳥（這只是個比方）一樣。 眼看我就要成為重要人物了，這時我得到了一盞煤油燈，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這使得人們羡慕不已。（我毫不怀疑杜格明天上午就會要求也有一盞。）自然，燈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繼續他的烏類學方面的研讀。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閱一些病歷，吉勒斯正埋頭于鳥類研究時，我在搖曳的燈光下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好像有點不一樣了。漸漸地，我惊奇地意識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過去快活了。 “告訴我，是不是僅僅因為不再有那個愚蠢的澳大利亞人糾纏你的緣故？” “你在說什么呀，馬修？” “我不在的時候是不是發生了什么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飛到肯尼亞去了。” “啊，你在那里有朋友嗎？” “實際上是有的，曾經和我父母一起工作過的一些人。” “他們做什么工作？” “我的父母是傳教醫生，很久以前我還小的時候他們就死了。不過在他們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嬸嬸一起在法國生活，只有他們体探親假時我才能見到父母。我無法理解他A〕為什么把我丟下。然而，當我終于去拜訪他們的朋友時，他們告訴我母親离開我有多么難過。在所有那些年里，我甚至從來沒有想到她會想念我。” 他放下書，摘下了眼鏡。 “他們是在50年代的茅茅運動１中死去的，從那以后我一直怀恨在心。那是在我來到這里之前。現在我正在做著他們所做過的工作，我明白了他們為什么獻出自己的生命。” １茅茅運動，肯尼亞吉庫尤人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主張以暴力推翻英國在肯尼亞的統治。其領袖喬莫·肯雅塔后成為獨立肯尼亞的總理。 “我去參觀了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在他們的墓上放了鮮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靜地說：“實際上，我打算等我在這里期滿后到肯尼亞去，繼續他們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內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動。這時，他大起膽子提出了一個問題。 “馬修，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我常常在想這件事。” “什么問題？” “是關于你那小小的鋼琴鍵盤的。” 這個問題早晚會被提起的。 “怎么了？” “我再也沒看見過你彈它了。你是不是為了什么原因放棄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話！”他膽怯地補充道。 “不，沒關系，”我謊稱道，“我就是沒有時間而已。” 看得出來，他并不相信。 “大家說你彈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從前是這樣。” 他意識到我不愿進一步打開心靈之門，但當他上床后翻過身去時，他抑制不住地說了聲：“太遺憾了。” “太遺憾什么？”我感到有點不自在，問道。 他轉身看著我，沒戴眼鏡，顯出一副近視的樣子。 “我曾經在一個偉大的鋼琴家演奏時在同一間屋子里，可是卻連一個音符也沒有听見。” 從几個月前弗朗索瓦告訴我讓我負責一切以后，我時不時會產生陣陣怀疑，不知沒有弗朗索瓦這個活百科全書在旁邊，我是否能夠胜任。但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几乎有點盼著他离開，我好實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別是我已經考慮了很久的公共衛生項目。 在正式接手前一周，我特意和每一個醫生都談了一次心。我對他們保證，除非他們自己要求，他們的工作不會有任何變動。（和往常一樣，梅特蘭是個例外。他要求做白內障手術，我沒有同意。）知道隊員們很喜歡我被選中做領導，我心里挺高興。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證幫助我度過最初的困難日子。他們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實地經歷更加提高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弗朗索瓦當初挑對了。 乘机离開的那天，頭儿不愿意大事張揚，堅持要診所和往常一樣開門看病。只有我和一個司机可以离開，送他去机場。頭天晚上，我們不理醫生的命令，喝了許多劣質威士忌。他可以把我們第二天因飲酒過度引起的頭疼解釋成對他离去感到悲傷的表現。 以后的18個月是建設時期。從某种意義上來說，有弗朗索瓦作為我們在巴黎的代表，證明是大有好處的。他离財源近了。他以熟練的外交手腕設法給我們搞到資助，購置了——早就該安的——門診室的空調。 他在我那有著堂皇的名稱的公共衛生運動的資金籌集上做出了奇跡。我決意要為這些長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點永久的東西，一种基准尺度，不論是多么微不足道。我決定在我剩下的時間里，給所及之處的每一個儿童做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預防接种。 根据我的記錄，到我离開時為止，我們給將近4万名儿童做了預防接种，還培訓了24名護士，建立了兩個流動醫療站，進行基本衛生教育。 漸漸地，我們變得越來越像一家人，盡管我內心沒有准備，仍不得不充作家長。那年，我們按東正教的日期，作為艾達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慶祝了圣誕節。我們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种作料齊全的“齊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這段時間里，我們只有一個人脫逃。杜格·梅特蘭，這個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亞人受不了啦。他履歷表上的墨跡剛于，气候就奇怪地影響了他打橄欖球落下的老傷。很快，老傷就變得和他這個人一樣不可忍受。盡管會給我們的工作日程帶來很大混亂，而且他只提前了半個月通知我們，我還是讓他走了。 他以特有的狡黠提醒我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听著，伙計，我已經在這個鬼地方服過役了，我指望著你好好給我寫上一封推荐信呢。” 我希望他一直永遠指望下去。 而他的驟然离去意味著我得像牧師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強調那個夸夸其談的膿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來安慰她。 “我們的關系沒有結束，”她勇敢地抗議道，“我會去墨爾本看他。” “當然。”我說，盡量使自己的話听起來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興得死了都情愿。他已經把他的好消息告訴了頭兩個來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見我就開始拼命招手。他臉上那胜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著一件事。 “我看見它了，北方禿朱鷺，今天早上我看見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覺嗎，馬修？” “不能，”我老老實實地說道，“但你是最應該看見它的人。祝賀你。” 在厄立特里亞，似乎任何事物都不會終結。旱災是1968年開始的——已經10年了——看來好像會永遠繼續下去。同樣，內戰勢頭毫無減弱之意。厄立特里亞人民解放陣線已從1978年俄國的襲擊中恢复過來，但沒有跡象表明任何一方喪失了斗志，或者沖突會在可見的將來得到解決。饑荒仍舊是生活中不可改變的事實。 這种沒個頭的局面終究影響了我的隊員，在他們看來，早上病人的隊伍永遠是那么長；也影響了外傷隊的隊員，他們仍在日日夜夜地從受傷的戰士身上取出子彈。 到了又一個圣誕節時，我看得出來，人人都在夢想著回家了，就連我也越來越厭倦于又得給別人打气、又得給自己鼓勁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時，沒有一個人來續簽（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話。他反正要到肯尼亞去繼續這种工作）。 從我們在瑞士一起生活時起，我的弟弟就學會了如何顯得并沒有爭論而在和我的爭論中獲胜。他看出我的心理鐘擺這時正擺向利他主義，便一次也沒有借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杰西卡在內——作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學和我正在進行的預防醫學項目間的微妙聯系。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寫道，“有朝一日，我們用不著再考慮治療像糖尿病之類的疾病了，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存在了。我們用不著去為缺乏胰島素的人生產人工合成胰島素了，新技術可以修補人体內的基因，使它們自然產生胰島素。難道你不愿參与到其中去嗎？” 我又上鉤了。 我猜，當我讓蔡茲給我寄更多的材料來的時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鉤。 合同期滿前的6個月中，我向許多大學提出讀微生物學博士的申請。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經歷顯然給了我申請的這些學校一個好印象，因為他們全都接受了我。 我決定去哈佛，純粹是為了省得當了醫生后老得向人解釋我為什么沒有上哈佛。在那里，我有幸師從邁克斯·魯道爾夫和他的接班人亞當·庫珀史密斯。 我离開的前一晚，我們舉行了傳統的縱酒狂歡，大家發表些嘲弄性的講話，進行傷感的告別。我已經感到了留戀之情，但盡量不表現出來。 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會有時間和那里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個別。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書以后，就漫步走到等著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個營火堆前去。 這時我的埃塞俄比亞語已說得差不多和英語一樣好了，可以和他們互相說俏皮話。我認出了我給她看過病的一個孕婦，她的第一個孩子死于痢疾。 我祝她在這個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運气。她感謝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別后走回了棚屋。 吉勒斯正焦急地等待我回來。 “喂，馬修，你看，你差點忘了這個。”他舉著我那無聲的鍵盤說。 “沒關系，”我說，“我不需要它了。” “可是我們拿它怎么辦？就這么把它扔掉多可惜。” 這一點我同意，于是建議，請他把它作為我的禮物送給坐在附近火堆旁的那個孕婦。看得出來，他也困惑于她拿它能有什么用，但他看到樂觀的一面，說：“也許這會給她的孩子以靈感，使他成為藝術大師。” “真說不定呢。”我微笑著走進屋里。 我至今仍想念這些人，想念病人，甚至想念那片苦難的地方。當我和我的厄立特里亞朋友告別時，我因為离開他們回到一個我可以蹺起雙腳、喝著啤酒觀看体育世界節目的地方而感到很難過，很羞愧。 在我离開前兩個月多一點時，我們破土動工，建造一所有24個病床和一間設備良好的手術室的醫院。我知道，在事物的偉大發展中這可能沒有什么了不起，但它畢竟是一個開始。 如果我從在厄立特里亞的全部經歷中學到了一樣東西的話，那就是，我可以改變事物。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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