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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一日晚,同庫圖佐夫會面之后,拉斯托普欽伯爵感到傷心,認為受了凌辱,因為他未被邀請參加軍事會議,庫圖佐夫對他所提出關于參加保衛古都的建議未予注意;同時,他還對大本營向他表示的一個新看法感到震惊,持這一看法,古都保持平靜,古都的愛國熱情等不僅是次要的,而且是全無必要的,微不足的,——為所有這一切傷心,受辱和震惊的拉斯托普欽伯爵回到了莫斯科。晚飯后,伯爵未脫衣服在沙發上就寢,十二點過后便被遞交庫圖佐夫便函的信使喚醒了。便函稱,由于部隊要撤往莫斯科以東的梁贊公路,故問伯爵能否通融派出警憲官員引導部隊通過城市,這一消息對拉斯托普欽已非新聞。不僅從昨天庫圖佐夫在波克隆山會面時算起,還要從波羅底諾戰役算起——當時,所有會聚莫斯科的將軍眾口一詞地說,不能再發起戰役了;同時,在伯爵許可下,每晚都在運出公家的財產,居民也撤走一半——拉斯托普欽伯爵就已知道,莫斯科必將放棄;但是,以帶有庫圖佐夫命令的便箋形式通知的、在夜間剛入睡時收到的這個消息,仍使伯爵惊訝和气憤。
  后來,拉斯托普欽伯爵在解釋這期間自己的行動時,多次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當時有兩項重要目標:de maintenir la tranquillite a Moscou et d’en faire partir les habitants.1如果認可這一雙重目標,拉斯托普欽的任何行動都是無可非議的。為什么不運走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子彈、火藥和糧食儲備,為什么欺騙成千万居民,說不會放棄莫斯科,不會把它毀滅掉呢?為了保持都城的平靜,拉斯托普欽伯爵如此解釋說。為什么運走政府机關一捆捆無用的文件,列比赫气球和別的物品呢?為的是使它變成一座空城,拉斯托普欽伯爵如此解釋說。只要假設有什么事威脅著民眾的安定,一切行為都是說得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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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保持莫斯科的平靜,疏散居民。
  恐怖措施的全部可怕之處,就是以關心民眾的安定作為依据。
  拉斯托普欽伯爵有什么根据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民眾的安定而擔心?設想城里有騷動趨勢的理由是什么?居民走了,軍隊后撤時擠滿了莫斯科。結果,民眾便會暴動,這是為什么呢?
  不僅在莫斯科,也在全俄各地,在敵人打進來時,都沒有發生類似騷動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一万多人還留在莫斯科,除了一群人奉總司令之召聚在他府邸院子里之外,什么事也未發生。假如波羅底諾戰役之后莫斯科的放棄已勢在必行,或至少有此可能;假如拉斯托普欽不是發放武器和傳單以鼓動民眾,而是采取措施運走所有圣物、火藥、子彈和錢幣,并同民眾開誠宣布城市要放棄,顯而易見,便更不要擔心在民眾中會發生騷亂。
  拉斯托普欽雖然有愛國熱情,卻是暴躁易怒的一個人,他一直在高層政界活動,對于他自以為在治理著的民眾,沒有絲毫的了解。從敵人最初進占斯摩棱斯克時候起,拉斯托普欽就為自己設想了一個支配民情——俄羅斯之心——的角色。他不僅覺得(正如每一行政長官都這樣覺得)他是在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為,而且還覺得他通過措詞低下、告示和傳單支配著他們的心情,其實寫在上面的一派胡言,民眾在自己范圍內是瞧不起的,當它從上面傳下來時,民眾也不理解,對扮演民情支配者的角色,拉斯托普欽為此而自鳴得意,他習以為常地以至于必須退出角色,沒有任何英勇表現,也必須放棄莫斯科,對他不啻是晴天霹靂,他突然失掉腳下他賴以站立的土地,茫然不知所措了。他雖然已經知道,但直到最后一分鐘仍不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莫斯科會放棄,所以,与此有關的事一件也沒有作。居民的撤走,是違背他的意愿的。如果說搬走了一些机關,那也是應官員們的請求,伯爵不情愿地同意的。他本人只扮演那個他為自己弄到的角色。像常常發生在富有熱情奔放的想象力的人身上那樣,他早就知道莫斯科要被放棄,但他僅僅是靠推斷才知道的,他不能用整個的心去相信,不能使想象去适應這一新情況。
  他的整個活動,即竭盡全力的精力充沛的活動對民眾(有多大用處、對民眾有多大影響,則是另一問題),也就是致力于居民心中喚起他正体驗著的情感——出于愛國主義而仇恨法國人,對自己怀有信心。
  但當事件具有真正的歷史的規模時,當不足以話語表示自己對法國人的仇恨時,當即使用戰斗也不足以表示這种仇恨時,當自己對莫斯科問題的信心已經無用時,而全市居民一致拋棄財產、川流不息地离開莫斯科,以這一否定行為顯示民情的全部威力時,——這時,拉斯托普欽選擇的角色,突然變得毫無意義。他感到他本人突然間孤獨、脆弱和可笑了,腳下沒有土壤了。
  從睡夢中被喚醒,接到庫圖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口吻的便箋,拉斯托普欽愈益覺得气憤,愈益感到自己不對了。所有托付他的東西還留在莫斯科,包括全部他應該運走的公家財產。全部運走已不可能了。
  “這件事究竟是誰的錯,誰造成的?”他想。“自然不是我。我把一切都准備好了,瞧,我把莫斯科掌握是牢牢的!瞧他們把事情鬧到了什么地步!是些坏蛋,叛徒!”他想,雖然确定不了誰是坏蛋和叛徒,但他覺得必須仇恨這些坏蛋和叛徒,他們在使他處于虛偽可笑的境地,是有罪過的。
  整個晚上,拉斯托普欽伯爵都在下達命令,听候命令的人來自莫斯科各處。近侍們從未見過伯爵如此陰郁和气急敗坏。
  “爵爺,領地注冊局局長派人來請示……宗教法庭、樞密院、大學、孤儿院,副主教都派人來……問……關于消防隊您有何指示?典獄官來了……精神病院監督來了……”整晚不停地向伯爵報告。
  對所有這些問題,伯爵一概給予簡略的憤怒的答复,以表示他的指示現在用不著了;他竭盡全力准備好的一切被某個人破坏了,而這個人將要對馬上發生的一切承擔全部責任。
  “呶,告訴那個木頭人,”他回答領地注冊局里派來的人的請示,“他得留下來看管他的文件。喏,你干嗎要問關于消防隊的廢話?有匹馬嘛,讓他們開到弗拉基米爾去。不是給法國人留下的。”
  “爵爺,瘋人院的監督來了,您有何指示?”
  “有何指示嗎?讓他們都走,就這樣……瘋子嘛讓他們都到城內去,放了就是了。我們這邊是由瘋子指揮軍隊,上帝就是這樣安排的。”
  對于蹲在監獄里的囚犯問題,伯爵呵斥典獄官:“怎么,派給你兩營人護送嗎?派不出!放掉他們就完事了!”
  “爵爺,還有政治犯:梅什科夫,韋烈夏金呢。”
  “韋列夏金!他還沒被絞死嗎?”拉斯托普欽喊道,“帶他到我這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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