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歷史學家也許會糾正我們的錯誤，但是，就我們一般人的平均記憶能力之所及，确實想不起十九世紀、十八世紀、十七世紀有過大批地強迫整個民族遷移的事例。歷史上确曾有對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島嶼上、非洲、亞洲、高加京都發生過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權的事實。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簡單頭腦卻沒有想到應該把土著民族從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使他們离開祖輩居住的家園。或許只有往美洲种植場運送黑人奴隸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處，算得上是個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個國家的政府經過深思熟慮之后進行的：那只是個別的基督教徒——奴隸販子干的：因為他們突然發現有利可圖，胸中燃起了貪欲的烈火，紛紛奔到非洲，各自為自己捕捉、誘騙、購買單個的或几十個黑人運走。 只有當文明人類的希望——二十世紀到來的時候，也只有到了民族問題在“唯一正确的理論”基礎上得到最高度發展的時候，那個解決民族問題的最權威的專家才能得到特許，才能夠采取在四十八小時內，二十四小時內、甚至在一個半小時內徹底、干淨地描整個民族一個個強行遷移出去的辦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識到這一點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脫口說出了這樣的話：“在蘇聯，有人會因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為迫害的對象，這樣的事情是不曾有過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這些民族的語言都曾受到鼓勵，那時人們還不斷地對克里米亞人嘮叨說：克里米亞是韃靼人的，是你們韃靼人的！當時甚至還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題詞都是用韃靼語寫的。 可是，忽然，這一切原來……都錯了！…… “偉大舵手”甚至在推行過強制遷移農民的偉大運動之后，都沒有立即想到這個方法原來是可以輕易地應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稱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猶太人和吉卜賽人方面倒是有些經驗，但那是后來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爺子考慮這個問題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場農瘟之外，直到強制遷移整個整個的民族之前，我們蘇維埃國家的流放事業雖說也曾擁有几十万人之多，但畢竟無法同勞改營相提并論，它還沒有那么光榮和雄偉，以至能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從前也有過移民流刑犯（經法院判決的），有過行政流刑犯（不經法院判決的），但那兩者都限于有數可訂的個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條文及罪狀；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側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夠一絲不苟地干各种髒活儿的机關才能夠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個個流放區整体。 但自從開始強制遷移特种移民以來，我國的流放事業迅速發展和提高了！前面兩個術語都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而特种移民這個詞可算是我們蘇維埃政權自己親生的了。我們不是有許多最喜歡、最心愛的詞是用這個“特”字開頭的嗎（特別科、特殊任務、特殊關系、特种供應、特別護理一句？在“偉大的轉折”的那一年，特种移民這個詞是用來表示“被剝奪的富農”的，因為這個詞更恰當、更靈活，所以無法挑它的毛病；當時被“剝奪”的不全是富農，所以使用“特种移民”這個詞來概括就無懈可擊了！ 于是“偉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對于強制遷移的民族也使用這個詞！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發現這一點的。進行第一次試驗時他還相當謹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几万名可疑的朝鮮人（從風燭殘年的老人到咿呀學話的小儿）全部從遠東地區強行遷移到哈薩克斯坦。（面對著日本帝國主義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對這些黃皮膚、細眼睛的朝鮮人放心呢！）遷移得十分匆忙，以致這些朝鮮人不得不在沒有窗戶（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過第一個冬天；遷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薩克人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些移民的事，全國沒有一個人向外吐露過此事，沒有一個外國記者為此寫過一個字的報道。（看，還是把新聞宣傳机构控制在無產階級手里好嘛！） 他很滿意！他記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搖籃——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這個辦法。但是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著刺刀的士兵赶走強制遷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歡送”到（剛剛被我國爭取到手的）卡累利芬蘭共和國去。正中午，會場上紅旗招展，鼓樂齊鳴，這是在隆重歡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蘭人和愛沙尼亞人去開發新的家鄉的土地。火車把人們帶入偏僻地區后，情況就變了。（維·阿·姆曾談到一批六百名強制遷移者的命運。）在這里，沒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證，武裝士兵把人們包圍起來，把他們裝進（運囚犯的）所謂“紅色運牛車”。后來又裝上駁船。到達目的地——卡累利阿內地的碼頭后，便把他們分別送去“加強集体農庄的力量”了。這些被“隆重歡迎”來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從分配。只有二十六個人，其中包括給我提供這份材料的人，拒絕到農庄去，而且堅決不交出身份證！這時蘇維埃政權——卡累利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的代表來了，他警告說：“這樣下去要死人的！”人們反問他：“你還想拿几挺机關槍掃射嗎？”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對付包圍圈里的二十六個人，一挺就足夠了。（沒有人會為這二十六個芬蘭人寫詩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遲鈍和优柔寡斷妨礙了政權代表采取這一合理措施。他企圖把二十六個人离間開。行動人員想一個一個地叫人去談話，可是二十六個人一起去了。他們這种沒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終于占了上風：當局保留了他們的身份證，撤掉了包圍。這二十六個人總算沒有落到農庄庄員或流放者的地步。不過，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還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證。 這一切都還是試驗。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會大規模地應用這一辦法：這時必須把伏爾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當然是叛逆的共和國連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鏟除，并遠遠地拋到東方去，而且要在几晝夜之內完成這項工作。這時才初次使用了純粹的、富有活力的、強制遷移整個民族的辦法。這個辦法看來既簡便，又有效，它只須符合一個標准——屬于該“民族”就行了，無須過去那套繁瑣手續，每個人立案、審訊、判決等等。在蘇聯其他地區抓日耳曼族人（個個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內務人員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來搞清誰是敵人誰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沒錯。 体制已經試驗過，調整好了。從現在起它就可以鐵面無私地抓走任何一個指定的、規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淨利落：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爾卡爾人、加爾梅克人、庫爾德人、克里米亞的檢按人，最后還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無一幸免。尤其使這個体制顯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決定并不通過繁瑣的法院判決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過現代摩托化步兵的戰斗行動宣布；武裝師團夜間開進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區，占据各個重要地點。犯罪的民族早晨醒來便發現它的各個村庄都已處在机槍和沖鋒槍包圍圈內了。他們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時，每人只帶自己兩手可以攜帶的東西！（但是，十二小時還太多，摩托化部隊的摩托車還得停下來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亞則只規定二小時，甚至縮短為一小時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樣被裝上卡車，屈膝蹲坐在車廂里。（老太太、帶著嬰儿的婦女，一律坐下！這是命令！）卡車在士兵押送下開往火車站，把人們塞進運牲口的列車直送目的地。或許在中途人們還不得不像纖夫一樣自己用纖繩拉著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進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動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許從空中、從高山上看起來這是一幅十分雄偉壯觀的圖畫吧：整個克里米亞半島（剛剛解放了的克里米亞半島，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時響起摩托車的啥啥聲，几百輛長蛇一般的卡車隊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這正是果樹開花的季節，正是韃靼婦女從溫室取出蔥秧往菜園里移栽的季節，還剛剛開始种植煙草（就此結束吧！注定了此后許多年克里米亞地區不會再有人种煙草。）運送人的卡車隊并不直接開進被特种部隊包圍著的村子，車只開到村口，人們到村口來上車。上級命令是給一個半小時收拾東西，但是執行軍官卻把時間縮短到四十分鐘，這樣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務，保證全員提前到達集合地點，同時又可以使特种部隊撤出后留在村里的善后小隊的收獲更丰富些。有些特別窮的村子，比如畢猶克湖附近的奧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燒光了事。卡車隊把韃靼人運到火車站。在囚犯列車里人們卻要等待几晝夜才開車，滿耳是叫苦聲和充滿哀怨的离別歌聲。 整個民族整個民族地放逐，其优越性在于形式整齊划一！無須照顧什么“個別情況”！沒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個人的抗議！大家都馴服地走了，因為你、我、他，都一樣。大家全都得走。不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為強制遷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儿。還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為他們注定要在這項命令的掌握下誕生。這与那陳腐的、討厭的刑法第三十五條條文根本不同。（那里還曾規定什么“流放不适用于不滿十六歲的人”！）現在，這些人從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腦袋一伸到人世間，他們就成了特种移民，就已被終身流放了。當他們年滿十六歲時，表明他們已經成年的標志是他們從此也要到警備司令部去登記。 人們留下的一切——敞開房門的、還保留著人体熱气的住宅，翻弄得亂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積蓄起來的全部家私，如今也全部以整齊划一的形式落到懲罰机關的行動人員手里：有些東西要歸國家，有些就被屬于幸運民族的鄰居們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為他的奶牛、家具、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議。 尤其使這种整齊划一顯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是有關的秘密命令對于這些惡劣民族中的共產党員也并未稍加寬恕。也就是說，無須檢查党證，又少了一層麻煩！而且還要責成共產党員們到達新流放地后加倍努力工作。這樣就一切都好了！ 整齊划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异族通婚的家庭。（難怪我們這社會主義國家從來就反對异族通婚！）強制遷移日耳曼族和后來強制遷移希腊人的時候，沒有赶走异族通婚的夫婦。但這种做法帶來不少麻煩，并且在看來已經清洗消毒過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腊婦女偷偷回到女儿這里來死嘛？！） 把這些民族強行遷移到哪里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區很多。例如，哈薩克斯坦，放逐到這里的民族人數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約超過共和國總人口的一半，所以，這個共和國滿可以稱之為“哈澤克斯坦”了。分配特种移民的當局也沒有忘記中亞、西伯利亞（許多加爾梅克人死在葉尼塞河流域）、烏拉爾北部和蘇聯歐洲部分的北部地區。 強制遷移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個民族呢？從表面上看，它不夠條件，因為那并不是男女老幼一概遷走，似乎作為一個民族還是留在故土了。（因為那里距离歐洲太近，否則是可以無所顧忌的！）似乎是留下來了，但卻已被“間苗”間到了無法再稀的程度。 其實，淨化波羅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開始了。一九四0年，我們的軍隊剛剛進入這個地區，興高采烈的當地人民還沒有來得及表決加入蘇聯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淨化了。淨化首先是從軍官開始的。必須認識到，對于這些年輕的國家來說，它們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二代）本民族的軍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他們代表著民族的嚴肅性、責任感和精力。當他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曾在納爾瓦城下學習過如何以自己尚未強健的胸膛去捍衛尚未強健的祖國一。如今鐮刀一揮，就割掉了他們濃縮的經驗和旺盛的精力。這是為了進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項最重要的准備。是的，這是一張根“靈”的“驗方”，在聯盟本土上不是也試驗過同樣作法嗎？就是要把那些將來可能領導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講、著述喚起人們反抗的人統統悄悄地、盡早地消滅干淨。這樣，表面上那個民族還生活在原來的地方，實際上民族已經不存在了。一顆死牙最初從外表看來和好牙沒有多大區別。 但一九四O年并未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采取強制遷移的辦法，當時用的是集中營，而對某些人則是在石筑監獄的院內予以槍決。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時候，盡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響的人物像貴重戰利品似地帶走了，然后卻把他們像糞土一樣棄置到古拉格群島僵硬的土地上。（他們全是在夜間被抓走的，每戶只許帶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車時戶主就与全家人分開，然后被消滅在監獄中。）整個戰爭期間我國一直（通過列宁格勒電台的廣播）對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進行威脅，說將要對他們進行無情的報复。一九四四年蘇軍回到這里時實現了這些威脅：把大批的人抓進監獄。不過，這畢竟還不能算流放整個民族。 對波羅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規模強制遷移是從一九四八年開始進行的（首先從剛強的立陶宛人開始），一九四九年使三個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進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這些年代也強制遷移了西部烏克蘭人，最后一次強制遷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帥”是否准備在一九五三年還要放逐誰？是猶太人嗎？除猶太人外還有什么民族？他的這一設想我們現在永遠無法知道了。不過，据我個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著要把整個芬蘭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國的沙漠地帶去的，但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七年（由于雷諾發動政變失敗）均沒有能實現這個愿望。他還很可能已經在烏拉爾以東選好了地方，要把塞爾維亞人或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希腊人強制遷移去。 假如這位“先進學說的第四號柱石”再多活十年，歐亞大陸的民族分布圖就將變得無法辨認，將會發生一場反方向的民族的大遷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將來就會寫出多少部史詩，它會敘述人們別离故土的悲哀，也會談到在西伯利亞遭到的大規模消滅。這些民族所經歷的一切，只能由他們自己寫出痛切的回憶，我無意在此越俎代庖，更無意跑得太遠。 但是，為了使讀者知道這些民族被赶去的地方也就是讀者所訪問過的那個流放王國，同一個古拉格群島上的污穢地，我們還是來看看強制遷移波羅的海沿岸人民時的某些情況吧。 在放逐波羅的海沿岸人民這個問題上，不僅沒有強奸民意，而且完全是執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個共和國的部長會議各自作出了自由的決議（愛沙尼亞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決議要求把某些類型的本國同胞強行遷移到遙遠的异鄉西伯利亞去。而且是永久性遷移。永遠不許他們再回到祖國來（這就清楚地表明波羅的海沿岸几個國家的政府有多大獨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爭气的、不中用的本國同胞是多么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類型的家庭呢？1．罪犯的家屬（只把家長弄到集中營去累死還不夠，還必須把這些家庭的全部种子都根絕掉）2．富裕農民（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羅的海沿岸已經時机成熟的農業集体化）和他們的全部家屬（在里加大學讀書的學生是在他們的父母從農村被抓走的當天夜晚從學校宿舍被抓走的）；3．由于某种原因逃脫了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鐵篦子的、漏网的頭面人物和要人；4．一般對現政權抱有敵意而未能及時逃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家庭，或者与當地積极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為了避免損害我們共同的大祖國的聲譽，也為了不給西方的敵人以可乘之机，這項決議未在報上發表，也未在各共和國內部公布，而且在強制遷移的當時也沒有向被遷移者宣布。只是在到達目的地之后，在西伯利亞的警備隊內才對他們宣布。 放逐的組織工作效率，這個時期比以前放逐朝鮮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時已大有提高，已經總結并且掌握了寶貴經驗，這時已不需要按天計算，甚至不必按小時計算，而是可以按分計算了。實踐經驗表明：從夜間的第一次敲門聲開始，到全家人的最后一只鞋后跟邁出家門檻，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車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鐘就足夠了。在這几十分鐘時間內，被叫醒的家庭能夠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遠放逐，在放棄一切財產要求的文件上簽字，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們叫到一起，收拾几個小包袱，然后根据命令走出家門。（不必擔心留下來的財產會發生混亂。押解人員一走，財務局的代表便會立即來清點物資，填寫沒收物品清單，全部財產將由委托商店根据清單出售，售款上繳國庫。我們無權指摘他們清點財物時曾往自己腰包里裝點什么或者從“小道”運走點什么。其實，他們大可不必這樣做，因為人民政權的任何成員只要在委托商店再要一張發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點錢“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東西拿回家去。） 在這二十到三十分鐘的時間里人們能夠想到些什么？怎樣選擇和決定最需要的東西？有一個中尉奉命強制遷移一戶人家（這家里有個七十五歲的老奶奶，母親五十歲，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和一個二十歲的儿子）。他向這家人建議說：“一定要把縫紉机帶上！”誰能想到：后來這一家人就靠了這台縫紉机才得以活命聲 不過，這种快速強制遷移的辦法有時也對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陣旋風，過后就不見了。最好的笤帚也會漏掉一些東西的。有的婦女恰巧那几夜沒在家里住，旋風過后又回到本村來了。她便到財務局去請求打開家門上的封條，財務局也居然就給她打開了：隨你去住吧，再發布命令時再說！ 運牲口的列車車廂并不大，運馬時定額是八匹馬，運士兵時定員三十二人，運囚犯要裝四十八，而運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時則裝五十人。倉促間沒有對車廂進行必要的改裝，人們請求在車廂的底板上打個洞，以備大小便用，但這也沒有及時批下來。只放一個普通水桶當馬桶。它很快就滿了，溢出來弄髒人們的隨身行李。從上車的最初一分鐘起，這些雙足哺乳動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區別。最初一天半，他們被鎖在車廂里，沒有水喝，沒有飯吃，嬰儿餓死了。（這一切我們早已在本書中看到過，在兩章之前，對嗎？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時仍然如此……）火車在尤列密斯特車站上停了很久，車廂外面不斷有人奔跑，敲打著車廂板呼叫姓名，妄想給車里的熟人送點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這些人馬上就被驅散了。鎖在車里的人卻在挨餓。等待著這些衣著單薄的人們的是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開始分發面包。在几個車站上給了菜湯喝。所有列車都是開往遠方的：新西伯利亞州，伊爾庫茨克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只是巴拉賓斯克一處就運來五十二個車廂的愛沙尼亞人。用了十四晝夜才到達阿欽斯克。 是什么東西在這絕望的路途中支持這些人活下來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帶來的希望：“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會發生戰爭。秋天我們就能返回故鄉。” 無論在西方世界，還是東方世界，任何一個過著和平生活的人，對于關在鐵籠子里的這些人的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許還不能原諒。前面我已提到，我們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這樣相信過，盼望過。那些年代這個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島的命運已經使忍耐達到最高點，達到了一触即發的、爆炸性的、武裝警衛也無能為力的最高點。（一般地說，如果一個制度是不講道德的，那么它屬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對它不承擔任何義務了。）需要把人們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會使牢房、囚車和運牛車里的千百万人把絕滅性的原子戰爭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禱它發生啊？！…… 但是，沒有人哭。誰也沒有哭。仇恨能夠燒干人的眼淚。 愛沙尼亞人在路上也考慮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亞人將怎樣迎接他們？一九四0年時期西伯利亞人對放逐來的波羅的海沿岸人是進行掠奪的——勒索他們，一件皮大農只換給半水桶土豆。（當時我國的衣著襤褸的人們确實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來的人看成資產階級分子了……） 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對西伯利亞人進行了宣傳：運來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農分子！但是，從火車上下來的“富農”卻個個衣衫破舊，被折磨得不成樣子。身体檢查時俄羅斯護士們意外地發現這些婦女都很干癟瘦弱，她們抱的小孩連一塊干淨尿布都沒有。愛沙尼亞人被分配到人煙稀少的集体農庄去、一當地的西伯利亞農庄婦女背著領導給這些特种移民送來她們僅有的東西：半公升牛奶、一塊菜餅或者一塊黑面餅。 這時候，愛沙尼亞的婦女們才流下了眼淚。 但是，當地除了農婦之外，當然，還有共青團的積极分子。他們卻真相信運來的都是法西斯余孽，而且這些坏蛋還不愿意勞動，不愿意為把他們從資產階級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出點力气，真是忘恩負義！（“應該把你們統統淹死！”團員積极分子對放逐者這樣喊叫。）團員積极分子也就成了這些人的看守，監督他們勞動。積极分子早已預先接到命令：一听見槍響就立即組織對這些人的圍捕。 在阿欽斯克車站上發生過一次有趣的“差錯”。比利留斯地區的領導為了給本區楚雷姆河沿岸几個農在增加人力，賄賂了押解人員，買了十車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這些人轉運到了距阿欽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區。可是，按計划這些人是要運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薩拉林斯克礦務局的。礦務局在等待補充人員，可人已經被卸在集体農庄里了。這些農庄前一年每個勞動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糧食。入春以來這里的糧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聲，奶牛像野牛一樣沖向半腐爛的干草。因此，農庄只能給新來的人每人預支一公斤面粉作為一星期的糧食。這并不是對放逐者的歧視和克扣，這點預支已經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來一周的全部工資！剛离開故鄉的愛沙尼亞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錯，農庄附近的波利諾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糧倉，倉里的存糧年年增加，一直沒有安排外運。但這批糧食已屬于國家，不是農庄財產。周圍的農民在餓死，卻不肯從那糧倉里拿點糧食分給大家吃，因為那是國家的、農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張從倉庫里給那些尚未餓死的社員每個人分了五公斤糧，他為此被判處勞改。糧食屬于國家，缺糧只是這個集体農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書議論了。） 強制遷移來的愛沙尼亞人在楚雷姆農庄里掙扎了大約三個月，怀著迷惘不解的心情學習掌握一條新的生活規律：要么去偷，要么餓死！他們以為會永久呆在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們全部召集起來赶到哈卡斯的薩拉林斯克區去（礦務局的主人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補充人員）。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來的人，每村都有個警衛部。到處是金礦，到處在鑽探，矽肺在蔓延。（這一廣大地區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莫如叫哈卡斯金礦局或葉尼塞工程局更貼切；這些地方与其說受邊區蘇維埃和党區委的領導，毋宁說受內務部部隊將軍管轄。區委書記們也得听命于區警備司令。） 但是，送到金礦場的人還不算是最悲慘的。真正悲慘的是那些被強行編入“淘金勞動合作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來多么誘人！像是在閃著金光、散發著金粉。但是，當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國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當局知道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們赶進這种“合作組”，讓他們去開采那些政府由于無利可圖而放棄的礦場。那里已經沒有安全設備，經常像下雨似地流著水，勞動艱苦，掙錢很少。只因為國家舍不得放棄這一點點金子，才叫這些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去把它舔干淨的。“勞動合作組”屬礦務局“淘金科”領導。礦務局只知道下達計划指標，要求完成計划，根本不想想自己還負有其他責任。這些“合作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國家約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國法保障的自由：他們沒有帶工資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樣），也許會宣布一個“斯達漢諾夫運動月”，那就一個星期日也沒有了。從國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兩月派來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處許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強制勞動。理由總是可以找到的。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掙到三四個“金盧布”（相當于斯大林時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盧布，僅為最低生活費的四分之一）。 在柯皮耶沃附近的采金場勞動的流放者不領現金工資，而領內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蘇聯通用的紙幣有什么用？反正這些人不能到別處去，在礦場的小賣部憑內部流通券就可以買到（滯銷的）東西嘛！ 本書已對囚犯和農奴作過詳盡比較。可以回想一下，俄國歷史上處境最坏的并不是農奴，而是隸屬于工厂的工人。這些只能在礦場小賣部使用的內部流通券令人聯想到沙皇時代阿爾泰地區的砂金礦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紀那里的人們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脫离所隸屬的礦場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較輕松些。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阿爾泰地區采金礦的“工人們還沒有權利拒絕星期天勞動”！拒絕就會被罰款（和強迫勞動比較一下看！），厂礦辦的小賣部專賣劣質商品，抬高价格，克扣分量。“是這些小舖子，而不是那經營不善的金礦，构成金礦主的主要收入來源。”（謝苗諾夫-天山斯基，《俄國》，第十六卷。）這里的“金礦主”一詞今天完全可以讀作“金礦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島上的一切怎么這樣千篇一律，毫無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婦女赫·斯沒去上工。因為天气太冷而她又沒有氈靴。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領導卻派她在沒有氈靴的情況下去當三個月的伐木工！還是這位婦女，她在怀孕期間請求派一點輕勞動，不要再叫她去搬運木材。給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辭職！”蹩腳醫生又把她的產期算錯一個月，到了臨產前兩三天才讓她休息。在那里，在內務部統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誰去講理呢？ 但這還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絕望。那些被送到集体農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嘗到了生活絕望的滋味。現在有些人爭論說（倒也并非奇談怪論）：“一般地說，集体農庄總比勞改營好過些吧？”我們則要反問一句：“如果把勞改營和集体農庄結合起來，那也好過嗎？”其實，特种移民的處境正是這二者的結合。表現農庄特點的是，他們在這里不領固定口糧，只在播种時期能領七百克面包，麥子是發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黃色的，吃起來牙磣（大概是不久前清掃倉底的麥子）。表現勞改營特點的是，這里也可以把人關進羈押室：生產隊長向管理處告狀，管理處給警備隊一個電話，就把人關起來。至于這些人領到的工資，真是可怜得很：瑪麗亞·蘇姆貝格在農庄勞動的頭一年平均每個勞動日可分得二十克糧食（一只小鳥在路邊啄食的糧食也比這多！）和十五個斯大林時期的戈比（折合赫魯曉夫時期的一個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買了……一個小鋁盆。 那么，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羅的海沿岸寄來的郵包。因為畢竟沒有把整個民族都強制遷移來。 那么誰給加爾梅克人寄郵包呢？誰給從克里米亞赶來的韃靼人寄呢？ 請您到這些人的墳上去問問他們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們的故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部長會議的同一項決議，還是根据西伯利亞的原則性，總之，在一九五三年，“我們的慈父”去世之前，對波羅的海沿岸來的特种移民還有一條特別規定；除了使用十字鎬、鐵鍬和鋸的重体力勞動之外，不許安排他們作任何其他工作！“你們必須在這里學會做人！”如果用人單位把誰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點，警備隊便會出面干涉，并且親自把那個人拉下來當一般工人。礦務局的療養院旁邊有個果園，連果園的地都不允許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則就會是“對在那里休養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備隊長甚至不准瑪麗亞·蘇姆貝格擔任飼養牛犢的工作：“把你強制遷移到這里不是讓你來休養的！割草去！”農庄主席費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來。（她為農庄救活了好几頭患波狀熱的牛犢。她很喜歡西伯利亞的牲口，覺得出愛沙尼亞的牲口更馴良，而這里的從未受過撫愛的奶牛則親熱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緊急往駁船上裝糧食。于是就讓特种移民連續勞動三十六小時，不給任何報酬和鼓勵。在這一晝夜半的時間里只有兩次給二十分鐘吃飯的時間和一次三小時的休息。“你們不干，就把你們赶到北邊更遠的地方去！”一個老工人被麻袋壓倒了，共青團員監工用腳踢他起來。 每星期要到警備隊報到一次。距离隊有好几公里遠？老太太八十歲了？那就弄匹馬把她馱來吧！每次報到時都要警告每個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動特派員的辦公室就在附近。有時也會把你叫去問得。也許用較好的工作誘惑你，也許就威脅——把你的獨生女儿單獨流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們什么事情作不出呢？……他們的手什么時候在什么事情上受過良心的制止呢？…… 他們會給你派任務：監視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關進監獄的材料。 警備隊的任何一個中立一走進特种移民的家門，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婦女，都必須立即起立，未經允許不得坐下。 這么看來，讀者會不會認為這些特种移民都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們享有完全的公民權！也并沒有收回他們的身份證。他們完全有權參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選舉。每逢這崇高而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們有權勾掉選票上除自己要選的人之外的几個候選人名字，他們享有這一神圣權利。也并不禁止他們簽名購買公債，（可以回想一下共產党員季亞科夫在勞改營中的苦惱！）自由的集体農庄庄員們罵罵咧咧地勉強簽名購買五十盧布公債，而愛沙尼亞人則被勒索到四百盧布；“你們都有錢啊！誰不簽名買公債，我們今后就不替他收轉郵包！還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會流放去的，為什么不流放呢？…… 啊，真煩死人！老是這些同樣的事：可真是的，我們開始寫這第六部的時候原是打算要講某些新東西的呀！不是要講勞改營，而是要講流放。而且這一章我們也是要講點新東西的呀：不是講行政流放，而是講特种移民。 可是，講來講會，結果還是講了些同樣的事。 現在還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講述許多別處的、另一類型的流放地區見？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嗎？ 那么談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錯著，人們可以隔村遙遙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現出了各自的特點、生活方式、興趣和傾向。 所有被強制遷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現了突出的勤勞。他們比誰都更徹底地拋棄了過去的故鄉生活。（其實，他們在伏爾加河或馬內奇河沿岸的故鄉算個什么嗎？）像當年在沙皇葉卡捷琳娜賞賜的肥沃多產的份地上勞動一樣，他們今天要在斯大林賜予的這嚴峻的、貧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們全力以赴開發這流放區，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他們安排生活時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沒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開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來的時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實一無所有，但是這些勤奮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沒有灰心喪气，他們在流放地同樣開始了講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勞動。地球上有哪個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變成繁榮興旺地區的呢？難怪俄國人從前有句老話：“日耳曼人就像柳樹，隨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論是礦山、農業机械站，還是國營農場，領導者都對日耳曼人贊不絕口，他們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強制遷移者中間，甚至同當地居民相比，已經成為最殷實的人家了。他們的住宅最寬敞洁淨，他們養的豬最肥，奶牛產奶最多。他們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愛慕的，這不僅因為她們父母富有，而且因為在勞改營地區橫遭敗坏的習俗中她們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熱情地投入了新的勞動。不錯，他們并未放棄有朝一口遷回庫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沒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們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寬綽，但在种菜和養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薩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賣的奶渣、黃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鮮人在哈薩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當然，他們遷來的時間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們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備隊去報到，可以自由地從這個州去另一個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薩克共和國的范圍。他們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這些方面他們的生活無才說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來的年輕人才開始轉向歐洲生活方式）。朝鮮人善于學習，他們很快就填滿了哈薩克斯坦的各所學校（從戰爭年代開始就不在這方面歧視他們了），他們已成為哈薩克共和國知識階層的中堅。 其他民族則各自隱瞞著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發展。但總的說來都已屈服于這個制度，并未給大權在握的警備隊制造多少麻煩。 加爾梅克人沒有站住腳，漸漸地在悲傷中死絕了。（我沒有看到他們。） 但是，有一個民族卻絲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響，況且不是個別人，不是几個反叛分子，而是整個民族都沒有馴服。這就是車臣人。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車臣人是怎樣對待從勞改營逃跑出來的囚犯的。看到了整個杰茲卡茲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車臣人曾勇敢地企圖支持肯吉爾營的起義。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車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從人們背信棄義地把他們赶出故鄉那一天起，他們就對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們蓋起一些叫“薩克利亞”的平頂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爛爛，像是一腳就可以踢倒似的。他們的“家當”也如此；只考慮當天、當月、當年，什么都不積蓄，不貯備，沒有任何長遠打算。他們只知道吃、喝。年輕人稍微講究一點衣著。一年年過去了，他們還是和剛遷來時同樣一無所有。任何一個車臣人都沒有在任何地方企圖向領導討好過，他們在領導面前總是驕傲的，甚至是公開抱有敵意的。他們鄙視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國家學校所教的知識，更不讓女孩子去上學，怕在那里被敗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學的。他們不讓婦女到集体農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農庄土地上出力。他們大多數人設法當汽車司机：保養机器不丟臉，況且他們那种高級騎手的性格和愛好也可以在汽車的奔馳中得到某种滿足。當司机還可以滿足他們偷竊的愿望。不過，他們也采取直接行動滿足這最后一种愿望。是車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這類概念帶給了和平的、朴實的、沉睡的哈薩克斯坦的。他們會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東西渝光，有時則干脆強搶。當地居民和那些輕易在領導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們，在車臣人眼里是和領導人屬于同一類的。車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說也奇怪，大家都懼怕車臣人。誰也不能妨礙他們這樣生活。甚至控制這個國家已經三十年之久的蘇維埃政權也奈何不了他們，無法強迫他們尊重蘇維埃國家的法律。 怎么會這樣？這里有一個故事也許能說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學任教的時候，九年級有個叫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的車臣男孩子。他毫不給人好感，他也不企圖給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墮落到使人高興的樣子似的。他總是有意地表現得冷漠、十分驕傲和殘酷。但誰也不能不承認他頭腦清晰、思路有條理。上數學和物理課時他從來不停留在同班同學的水平上，總是深入思考，不斷探討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來。他也和其他特种移民孩子一樣，在學校免不了要承擔一些所謂“社會工作”——最初是少先隊組織找他，然后是共青團和學生會：辦牆報、交流學習經驗、座談會。總之，他要付出車臣人十分不愿付出的精神學費。 阿布杜爾和老母親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個哥哥，其他人全沒有活下來。阿布杜爾的哥哥是個到處闖蕩的刑事犯，已經不止一次為偷竊和殺人蹲過勞改營，但他几次都赶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釋放出來。有一次，阿布杜爾的哥哥來到科克切列克，接連兩天飲酒作樂，飲酒時和一個當地的車臣人口角起來，那人逃走，他報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個不相干的車臣老太太看見了。她想勸阻他，張開兩臂擋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車臣人的規矩，他這時就該在老婦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与其說他是個車臣人，不如說已經是個十足的強盜了——只見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婦人。這時他那醉醋酸的頭腦才忽然想到：按車臣人的規矩他將會有何下場。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關去自首了。民警机關當然是很高興地把他關進了監獄。 他倒是躲到監獄去了。但他還有母親、弟弟、和另一個同宗的車臣人老頭胡達耶夫，論輩數該是阿布杜爾的叔父。殺人的事很快傳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車臣人居住區。這時胡達耶夫家族剩下來的這三個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爾家里，准備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門窗全部訂死，像躲進堡壘一樣躲藏起來。按習俗，被害的老婦人那一家族的車臣人必須殺死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一個人以報仇；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人鮮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沒有資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爾·胡達耶夫一家被團團圍住了。阿布杜爾當然不能上學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這件事。都知道我們學校有個高年級學生，共青團員，优秀生阿布杜爾現在每一分鐘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險；也許就是現在，當同學們听到鈴聲在教室就座的時候，或許就在文學課老師講解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時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進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這件事，都惦念著他，課間休息時都在談論他，但是，最后，大家都低著頭往下看。不論是學校的党組織，共青團，還是教務處長、校長、區教育局，誰都沒有去拯救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甚至誰都沒敢走近像惊扰的蜂房般亂哄哄的車臣人居住區里的胡達耶夫家。是啊，假如僅僅是這些人沒有去，那還情有可原！問題是：從前在我們眼里一直顯得那么威嚴可怖的党的區委會、區蘇維埃執委會、同警備司令部和民警机關一起隱藏在土牆里邊的內務部派出机關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卻步了。原來，古老的、野蠻人的法律剛剛呼出了一口气，一切蘇維埃政權就在這科克切列克蕩然無存了。看來。這個政權的手也并沒有從州中心江布爾市伸出多遠，因為整整三天中既沒有看見從江布爾市有一架飛机載著軍隊來，也沒有接到任何態度堅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現有力量加強監獄的警衛工作。 這樣，車臣人和我們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這個地球上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幻影？ 還是車臣族的几位老人表現出了真正的明智！他們到內務部机關去了一次，請求把胡達耶夫家的大儿子交給他們懲處。內務部机關小心地婉言拒絕了。老頭們第二次到內務部机關去，請求舉行公審并當場處決胡達耶夫的大儿子。如能作到這一點，他們答應給胡達耶夫一家解圍；不對他家的其他人進行血的复仇。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合情合理的妥協方案了。但是，公審？這怎么行？！事先答應當眾處決？這怎么行？！胡達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個盜賊，他是社會親近分子呀！對触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的權利可以踐踏，但不能踐踏一個多次殺人犯的權利！請示了州領導，上面果然拒絕了。“那么，一小時之后胡達耶夫的弟弟就會被殺死！”車臣族的老人們解釋說。對此，內務部的官員們只是聳聳肩膀：這与我們沒有關系！是啊，還沒有犯下的罪行，他們是不能去審理的！ 不過，二十世紀的气息總算起到了一點作用。但不是對內務部人員，而是對那些已變得冷酷無情的車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們還是沒有命令复仇者下手！他們往阿拉木圖發了一封緊急電報。又有几位在整個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從阿拉木圖匆匆赶來了。召開了元老會議。對胡達耶夫的大儿子進行了詛咒并且宣判了他的死刑，決定：不論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車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應該把他處死。然后，把胡達耶夫家族的三個人叫出來，對他們宣布說：“你們可以隨便走動，沒有人會触動你們了。” 于是，阿布杜爾拿起書本上學來了。學校的党組織委員和團組織委員帶著偽善的微笑歡迎他。在隨后的座談會上和課堂上，人們繼續向他歌頌共產主義覺悟，似乎那令人難堪的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過。阿布杜爾那消瘦的、變黑了的臉上毫無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么是最強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复仇。 我們歐洲人只知道在書本上讀，在學校里講一些崇高的話語，以表明自己蔑視這條野蠻的法律，蔑視這毫無意義的殘酷屠殺。但是，看來這類屠殺并不是毫無意義的：它不會使這些山地民族根絕，反而會使這些民族堅強。并不需要很多人為這條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犧牲，但這條法律卻可以對周圍的一切人產生威懾力量！記住這條法律的山地民族中會有哪一個人敢于隨隨便便地侮辱另一個人呢，就像我們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敗坏，或者簡直就是為了好玩而隨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樣？還有哪一個非車臣人敢于同車臣人糾纏，敢于說他是盜賊，說他粗野，或者敢于指摘他買東西不排隊就往前鑽呢？要知道，對你這些話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話，不是一句罵，而是擁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來（可是你身邊不會帶著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會還他一刀：否則你的全家就可能死于刀下！車臣人在哈薩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搖大擺地走路，他們傲視一切，不論是“國家的主人”還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給他們讓開路。血的复仇發出的光芒形成一個恐怖“場”，它也就用這种“場”力維護并加強著這個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別人駭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遠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好的約束人的規范了。 可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道向他們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議嗎？ ------------------ 圖書在線制作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