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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們与我們的警衛者而開的那條地溝，如今已經塌陷成一條深谷了。我們雙方站在這深谷兩邊的斜坡上彼此打量著，都在考慮。下一步怎么辦了 說我們“站在”斜坡上，當然是形象的說法。實際上我們仍舊每天由我們的新班長帶領著走去出工。（新班長或者是秘密選舉出來、事先約定他要為大家服務的；或者還是原來的人，但現已變得十分通情達理、友善和關心群眾了。）我們出工時并不遲到，大家盡量不給別人制造困難，也不再有人拒絕勞動。每天完成工作定額。看來，勞改營主人完全可以對我們團到病愈。我們也似乎可以對他們感到滿意，因為他們近來根本不再大聲訓斥和威脅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瑣事就關人禁閉；好像也沒有注意到我們見了他們不再脫帽了。如今，馬克西緬科少校往往一直區到早晨派工之后才起床，傍晚收工時則常常等在崗樓附近，趁我們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國犯們開一兩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樂呵呵地望著我們，就像塔夫利亞地方的牧主望著草原上放牧歸來的無數羊群一樣。星期天偶爾也給我們放映電影、不過，修筑“長城”的勞動仍然十分繁重。 盡管如此，我們雙方還是都在緊張地思考著：下一步該怎么辦？不可能長久維持現狀：不論我們還是他們，都感到有所不足。總要有一方發起進攻。 但是，我們還想爭取什么呢？現在，我們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話全部毫無顧忌地公開說出來。（盡管僅僅是在勞改營隔离區的范圍內，盡管一生中這么遲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論自由，但這种享受畢竟還是甜蜜的！）難道我們能夠指望把這樣的自由擴展到隔离區之外，或者帶著它到外界去嗎？不能，當然不能。我們還能提出什么別的政治要求嗎？想也想不出來！且不說這是沒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簡直就是想不出！身處勞改營中，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國家發生全面變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勞改營，否則，人們會從飛机上朝我們扔炸彈的。 我們能夠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審理我們的案件，撤消毫無道理地強加給我們的刑期。但是，好像這也是毫無希望的。當前恐怖的臭气彌漫全國，越來越濃，在這种气氛中，法官們會覺得對我們大部分人的判決是合理的，而他們似乎也成功地使我們相信了這一點！再說，對案件進行复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体，使群眾既看不見，又摸不著，利用“复查”欺騙我們是最容易的：許諾，拖延，再派人來重新“調查”，這就可以拖上几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釋放某人并且從工棚把他領走了，我們怎么知道不是把他帶去槍斃，不是押往別的監獄，不是又給他判了新的刑期呢？ 前個時期的所謂“委員會”表演的那場戲，不是已經充分說明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嗎？當時甚至裝成了未經“复查”就打算放我們回家的樣子…… 大家一致同意并且毫無疑問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傷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間不要上鎖，拿掉馬桶；去掉身上的號碼；我們的勞動不應完全不給報酬；要允許一年寫十二封信（其實，這一切在普通勞改營里已經都做到了，那里甚至一年可以寫二十四封信，但是難道那里可以生活嗎？） 我們要不要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這個問題上甚至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看，我們已經這么習慣于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們也認真考慮了方式方法：怎樣提出這些要求？要作什么？很明顯，兩手空空的我們是對付不了現代化軍隊的，因此，我們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裝起義，只能是罷工。在罷工過程中，比方說，可以自動把身上的號碼布撕下來。 但是，我們血管里仍然流著奴性血液。大家都從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號碼布這件事，在我們看來就像架起机關槍走上街頭一樣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膽的、孤注一擲的行動；“罷工”這個詞在我們听來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于絕食來支持：我們覺得，一如果在罷工的同時開始絕食，仿佛就能增強我們罷工的道義權利。對于絕食，似乎我們還擁有某种權利，但是，罷工？……我們一代又一代從來都是這樣認為的：“罷工”這個詞极端危險，而且，當然，是反革命的，它与“協約國、鄧尼金、富農怠工、希特勒”等詞匯屬于同一類。“＿這樣，我們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決定開始絕食，等于事先自愿地消耗掉自己在斗爭中需要的体力（幸而在我們之后沒有一個勞改營重犯我們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這种錯誤）。 我們考慮了絕食罷工的各個細節。不久前我們全勞改營才開始實行“懲戒”制度，我們明白，他們對絕食罷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們統統關在工棚里，不許出去。那么我們互相間怎么聯絡呢？怎么商量下一步并溝通各工棚之間的意見呢？應該想出一些信號來并協商好在各工棚之間用它進行聯絡，還得确定從哪個窗口向哪個窗口怎樣傳達，等等。 所有細節或在各种場所和各作業班之間商量好了。大家都認為罷工勢在必行。也都希望它發生，但同時。由于不習慣，又覺得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糧難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們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當，作出決定，就…… 而警衛著我們的人們可是正式以軍事組織的形式一層層組織起來的，他們更加習慢于行動。他們不擔心采取行動會比無所作為喪失更多的來西。于是，我們的警衛者先進攻了。 這樣，一切也就目然發展下去了…… 我們在久已習慣的各自的“小車廂”內、在久已習慣的作業班里、工棚角落里安靜而舒适地迎來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東正教的圣誕節前夜，西部馬克蘭人正准備好好慶祝一下節目；煮一點傳統的蜜飯，在星星出來之前特齋，錢后一起唱圣誕節祝歌．可是，這天清早點名之后就把我們全鎖在工間里不讓出來了。 誰也沒想到這一招儿！是當局秘密准備好的，真狡猾！我們透過窗戶看到。鄰近的工棚里大約百來名因犯拿著各自的東西由衛兵押著向崗接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嗎？…… 這時，看守人員和几個軍官向我們工棚走來了。手里拿著卡片。他們按卡片點名列人。“拿著你的全部東西出來！……連各自用的床墊子也一起帶著！” 噢，原來是重新編組作業班和工棚！在“長城”的豁口處設了警衛，明天這個豁口就要被堵死。我們几百人被赶到崗樓外面，各自拿著口袋和床墊子，像家里失了火的人似的，繞過營區外商，又穿過另一個崗樓，進入另一個隔离區。那個區的一批人則被赶到我們區來。 大家都在絞盡腦汁判斷。到底抽走的是些什么人？日下的是什么人？這种政紀意味著什么？主人的意圖很快就清楚了：隔离區的一邊（第二分部）只留下清一色烏克蘭人，大約兩千名。我們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赶到另一邊（第一分部）去，這里總共約有三千人，包括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超霸人、高加索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波蘭人。摩爾達維亞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數在歐洲和亞洲戰場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總之，這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內務部的思想本來應該是用非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來闡明的，然而今天它卻在沿著“划分民族”這條古老的小路發展。）—一舊作業班被打亂了。新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勞動，住在新工棚里、全面更迭！這更迭不是一個星期天完成的，它繼續了整整一周。人員被打亂，許多關系被切斷，原來似乎准備就緒的罷工也被破坏了……干得好利落！ 現在，醫院、食堂、俱樂部都在烏克蘭人的那個分部里，我們這個分都只有加強管制工棚。把烏克蘭人、班杰拉分子這些最危險的鬧事者同加強管制工棚分開了。這是為什么？＿我們很快弄清了原因。勞改營里傳開了一個可靠的消息（是往強管棚里送菜湯的“苦力”們傳出來的），眼線們在“伯茨室”又在干坏事：營方把他們怀疑的人（從每個隊里抓兩三個）交到他們手里、眼線們就在自己屋里拷打這些人、指脖子。毆打，逼他們招供，說出“人都是誰殺的？？”。營方的意圖這時全明白了：是在進行刑訊！不由警犬們親自動手（大約不經上級批准舍招來麻煩）。而是委托眼線們去干：誰殺了你們，自己去找出來！他們自然用不著別人鼓勁。這些寄生虫要表明他們不是白吃飯的。把班杰拉分子与強管棚隔開，是怕他們闖進去。對我們則比較放心：我們馴服，是多民族的群体，談不到一起。愛鬧事的都在那邊。勞改點之間隔著四米高的牆呢。 古今有多少淵博的歷史學家。有多少部深奧的書籍，但卻都未能預見到人們的心靈還會燃燒起這樣神秘的火焰，社會還可能進發出這樣神秘的力量。他們不僅未能預見，甚至事后也未能作出解釋。 有時候把點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面，塞呀，塞半天也點不著火。可是、煙筒冒出來的一個小火星往空中一飛，卻可能使整個村庄化為灰燼。 我們這三千人什么事也沒有打算做，什么准備也沒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來之后，加強管制棚旁邊的工棚里的人們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長方木梁和十字接頭來，趁著黃昏（靠近加強管制工棚的那一面沒有陽光，已經很暗了）跑過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擊這座勞改營監獄的結實的木板圍牆。人們既沒有斧頭，也沒有鐵棍，這類東西是不准帶進生活區的。 木器敲打的聲音響成一片，像是哪個木工班在認真地干活。圍牆上几塊板子被砸開了，人們就去拆開它，木板上釘的十二公分長的大釘子發出吱吱的響聲，全營區都能听得見。雖然現在不是木工應該干活的時候，可是，听來完全像一片勞動的聲音，所以了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誰都沒注意它。勞改營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業班去吃晚飯，有的正從食堂往回走，這個人去醫務室，那個人去保管處，有人去取郵包…… 但是，看守們終于發現有些不對頭了，有人就順著響聲跑到加強管制工棚房后的陰暗處去察看。不看則已，一看不得了，轉身就向營部工棚飛跑。有的囚犯看見了看守，就拿著木棍追赶。這時，便全面開花了：有人用石塊或木棍砸營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嘩嘩啦啦地破碎，那聲音清脆、輕快，也令人感到威脅！ 其實，人們最初的意圖并不是暴動，甚至無意奪取強管棚，因為這并不容易。他們原來只打算砸開眼線房間的窗子，從窗子往屋里澆上汽油，然后把火扔進去，意思是；嘗嘗我們的厲害，我們不是那么好欺負的！強管棚的圍牆上已經打開一個大洞，十几個人闖進去了。人們跑來跑去，尋找眼線們住的房間（可不能弄錯！），還要把窗外的“籠口”打掉，踩著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傳過來才行。這時了望塔上的机槍朝營區開火了。終于沒有來得及點火。 是剛才跑掉的看守和勞改營長官馬切霍夫斯基向警衛營報告了（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頭鼠竄。他從總務處庫房旁跑到圍牆角的了望塔下，邊跑邊喊：“腔里塔，別打槍，是我！”好容易才穿過了前沿地帶）。警衛營營部（我們現在上哪里去打听當時的指揮官姓名？！）立即電話通知各了望塔用机槍掃射——朝著全營區三千名手無寸鐵的、對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的人們開火！（例如，我們這個班當時正在食堂，听到突如其來的机槍聲十分奇怪。） 是命運在嘲笑人嗎？這個事件正好發生在新歷一月二十二日，即舊歷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歷上還把這個日子作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來呢。我們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場地來說，這次可比彼得堡的場地寬敞多了：不是廣場，而是大草原，而且這里沒有見證人，既沒有新聞記者，也沒有外國人。 哨兵們在昏暗中朝著營區胡亂開槍。不錯，射擊的時間不長，而且大部分子彈也許是朝高處打的，但是朝低處打的也不少：對每個人來說難道需要很多子彈嗎？子彈穿過工棚的薄牆傷害的不是那些沖擊勞改營監獄的人，倒是一些完全無關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的。而受傷的人卻不敢去醫務室包扎，只得瞞住身上的傷口，讓它像狗身上的傷痕一樣自己長好，因為他怕主人根据槍傷把他定為暴動參加者。當局總得從這些外表上一樣的人們中間揪出一些來治罪呀！九號工棚有一個老頭儿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滿了，過一個月就要被釋放。他有兩個儿子就同那些從了望塔上朝我們射擊的士兵們在同一种部隊里服役。 沖過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監獄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還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頭重新安裝到床上，不能被人發現痕跡）。有些人听到槍聲后認為應該坐在工棚里不動，有些人則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營區打轉，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這時全營區看不到一個看守的影子，軍官們也全不見了。營部的房間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張著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机槍不響了。個別好奇的人在營區內無目的地游蕩，企圖弄清真實情況。 我們勞改點的大門霍地打開了，一排警衛部隊的士兵端著沖鋒槍沖進來，任意打了几梭子彈。沖鋒槍手進入大門后立即扇形散開。他們后面緊跟著一批怒容滿面的看守，手持鐵管、木棒之類隨手抓到的武器。 他們在搜索整個營區，波浪式地向各個工棚迫近。沖鋒槍沉默了，士兵們站住了。這時看守們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傷的或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劈頭蓋臉狠狠地毆打。 其一切我都是后來才了解到的。當時只听到營區內響起密密麻麻的槍聲，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 我們工棚門口擠了很多人，囚犯們爭先恐后地盡快往工棚里擠，反而誰也進不來（倒不是人們認為工棚的木板牆可以防止槍彈，而是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已經不再是造反者了）。我這時正站在門前台階上。我十分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感到一种對于命運的厭惡的漠然態度，一瞬間對于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無所謂了。你們這些該詛咒的家伙為什么老是糾纏著我們不放？我們生在這個不幸的國土上，一輩子蹲你們的大獄，就活該在你們面前有罪到死嗎？丑惡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談了，厭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記錄下來的詩篇和劇本此時也都無所謂了。因此，當死神藏在士兵的軍大衣下面從營門向我逼近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想往門里擠。這也就是當局迫使我們養成的那种苦役營囚犯的基本心理狀態。 門口空出來了，我們几個人最后走進去。這時，忽然听到身后響起一排槍聲，因為我們已進入屋里，槍聲顯得特別大。三顆子彈擦過我們的身子并排打在門框上。第四顆子彈飄起來打在玻璃上，穿了一個周圍帶許多細小裂紋的小洞。 迫害者們并沒有跟著我們進工棚，而是把門反鎖上了。他們在營區繼續搜捕并毆打那些來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約二十多人受槍傷和被打傷。有些人隱瞞了自己的傷，有些則被送到醫務室去，這些人下一步的命運就是；監獄、追查參加暴動的經過。 但是，這都是后來才知道的。當天夜里工棚一直鎖著，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沒有允許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見面：擔心我們互相串聯、摸清情況。有几個工棚里無人受傷，他們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們這個工棚在內。 我們出工了，但在我們之后沒有一個作業班出來。工厂的生產線上空空的。派工員也沒有來派工，我們受騙了！ 這一天我們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沒有心思干活。伙伴們在机床之間串來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測昨天發生的事。同時也在討論：我們這樣當牛作馬、忍气吞聲到底何時是盡頭。可是，已經被永遠地壓彎了腰的老囚犯們卻反問道：不忍受又能怎么辦？難道從前沒有人被摧毀壓垮過嗎？（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們的人生哲學。） 傍晚我們下工回來時營區里也是空蕩蕩的，沒有人走動，探子們很快就從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號工擁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傷，他們和旁邊的工棚今天從早晨就沒有出工。主人們把我們出工的事告訴了他們，指望他們明天能出工。但是，現在很明顯：明天我們也不會出工了。 給牆那邊的烏克蘭人也扔過去几個紙條，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希望他們支持這一行動。 一次沒有准備的、甚至在思想上也還沒有考慮成熟的絕食罷工就這樣在沒有指揮中心、沒有商定聯絡信號、發育不全的狀態下開始了 后來，其它勞改營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倉庫，然后拒絕出工，那當然比我們的做法聰明多了。我們的做法雖說不甚明智，但卻顯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時拒絕了面包，也拒絕了工作。 早晨，沒有一個作業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沒有人去食堂吃現成的粥和菜湯。看守們完全莫名其妙，他們三番五次地跑來催促我們去吃飯，一會儿威脅著赶我們去，一會儿又好言相勸：暫時只要求先去吃飯，只字不提出工勞動問題。 但是，誰也沒去。大家全都穿著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語。只有我們几個當班長的（在這火熱斗爭的一年我當了班長）不得不回答兩句，因為看守的話全是沖班長說的。我們也躺在床上，只是從床頭無可奈何地回答他們： “長官，你看，不行啊！……” 這种不聲不響的一致抗命，抗拒一個從本原諒過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權的命令，這种長時間的頑強的不服從，看來要比在槍彈紛飛之下奔走呼號更加可怕。 最后，看守們停止了勸告，鎖上了工棚的門。 后几天進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員，他們出去倒馬桶，拿飲水和煤來。公眾討論決定，只允許那些躺在醫務室的人不絕食，只允許擔任醫務工作和衛生員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飯，沒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于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飯。各處的雜役、幫手們似乎第一天去找過勞改營頭頭，說明他們沒有辦法再干活，然后就走開了。 這樣，主人們就再也無法看到我們并了解我們的真實想法了。監工們和奴隸們之間出現了一道真正的鴻溝。 一生中的這三晝夜是我們每個絕食參加者所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們并沒有看見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沒有看見陳在那里等待掩埋的尸体。但是，卻像有一條鋼鐵鏈條穿過空蕩蕩的隔离區把我們各個工棚的人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了。 宣布絕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儲存的飽食終日的人。這全是些瘦骨嶙峋、体力衰竭、長年忍饑挨餓、勉強維持著某种体內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會感到身体不适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絕食了，盡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饑餓就足以無可挽回地把他們推向死亡。我們拒絕接受的食物，我們過去認為是叫化子飯的食物，如今在我們惊扰不安的饑餓的夢中卻變成了丰美的佳肴。 宣布絕食的這些人几十年來所受到的是一條無情的、強者生存的法則的教育，一直認為“今天你死去吧，我還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經地義。可是，現在他們完全變了，他們爬出了那個腥臭的個人泥塘，結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胜似明天這樣的苟活。 各工棚、各房間里人与人之間出現了某种庄重而友愛的關系。不管誰保留下來的一點點剩余食物，特別是那些常收到郵包的人，現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塊舖開的破布上，根据小組的決定，有些東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個別常收到郵包的人可能還在私人食物儲藏室里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則去儲藏室要通過營區，現在無法過去；再則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全部積蓄拿出來：有人還指望絕食結束后好好“補養”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監獄一樣，絕食也并非對每個人都是同等的考驗，那些沒有任何儲存、沒有日后補養希望的人們這時才是表現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麥，就拿來煮成粥，用羹匙分著吃。為了把爐火升得更旺，就從床上拆木板燒。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續到明天，難道還舍不得公家的床板？ 主人們將會采取什么對策，誰也無法預料。說不定還會從了望塔向工棚開槍呢。他們讓步的希望很小。我們一生中從來就沒有見過他們作出過任何讓步。我們的絕食罷工使人感到某种絕望的痛苦。 但是在這絕望中也有某种令人寬慰的東西。我們邁出的這一步的确是無益的、冒險的，它不會有什么好結果。這樣倒也好。我們的肚子餓，胸部疼痛，但是卻有另外的、某种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在這饑餓的、漫長的三個白天和三個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体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著過去發生的事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盡管在這許許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种各樣的感情，也可能有后悔和失望，但壓倒一切的感情是覺得：就該這樣！就得跟他們干！沒有好結果就沒有好結果吧！沒有好結果才好呢！ 這又是一條沒有研究透徹的規律——群眾的情感違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騰起來的規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确地体驗了這种感情上的升騰。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應該為自己被卷入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對，因為參与這种事件之后是不會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實際上我卻沒有感到絲毫的遺憾：狗養的！隨你給我再判一次刑吧！…… 第二天，我們從窗戶里看到几個軍官從一個工棚走到另一個工棚。值班看守打開工棚門，從走廊這頭走到另一頭，把身子探進每個房間招呼人（態度變得十分和藹，不像從前吆喝牲口那樣了）；“班長們！出來廣 我們開始討論了。決定問題的不是班長，而是全班的人。人們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去互相商量。當時我們還處于不穩定狀態：雖然确實清除了几名眼線，但還有几個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還有眼線，大膽而狡猾的汽車修理班班長米哈伊爾·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生活經驗告訴我們：許多今天為自由而絕食的罷工者，明天就有可能為了過安靜的奴隸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領導罷工的人們（當然有這樣的人）并不公開露面。他們沒有脫离秘密狀態，也并不公開掌權。班長們這時也拒絕負責任了。所以，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沒有人領導的自發罷工，而且是听其自然發展的。 最后，不知不覺中在某個地方作出了決定，于是，我們六七個當班長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過道處去見耐心地等在那里的勞改營長官們。（這里就是前些時候挖地道的二號工棚懲戒室的人口處，他們的地道是從离這里几米遠的地方挖起的。）我們几個人擠在牆角，眼睛望著地板，像石頭人似的一聲不吭。我們往下看，是因為誰也不愿意再用以前那种阿諛的眼光看主人們，而如果在這時換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則是不明智的。我們站立的樣子就像被叫到學校教導處的淘气學生一樣：有气無力地歪扭著身子，兩手插在褲袋里，歪著頭，面向一旁：無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爛，拿他毫無辦法。 可是，人口兩旁的走廊里這時已經擠滿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后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大聲說出了我們要說的話：我們的回答和各种要求。 戴藍邊肩章的軍官們（有几個熟面孔，也有几個新人）假裝作只看見几個班長，只同他們說話的樣子。他們講話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脅恐嚇了，但也還沒有完全變成同等相待的語調。他們說，复工和停止絕食似乎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如果复工，他們不僅把今天的口糧發給我們，而且可以補發昨天的口糧。這可是古拉格群島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事！（他們根据自己的經驗知道：饑餓的人是容易收買的！）他們根本末提懲罰二字，但也沒有回答我們所提的要求，就像我們并未提出什么要求似的。 看守們站在軍官兩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里。 走廊里有人大聲喊道： “依法懲辦開槍的罪魁禍首！” “工棚的門不要上鎖！” “拿掉身上的號碼布！” 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對特別庭判決的案件重新進行公開審判的要求。 而我們這些班長們則像站在校長面前的頑皮學生一樣，心想：他要羅嗦到什么時候呀。 主人們走開了。工棚又上了鎖。 盡管饑餓嚴重折磨著許多人，他們的頭腦已不能思維，終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里沒有一個人說要讓步，沒有一個人流露出后悔的情緒。 我們在猜測，關于我們鬧事的消息會傳到多高的一級？內務部當然已經知道了，或者至遲今天應該知道。但是那個小胡子呢？要知道，這個屠夫可會毫不猶豫地下令把我們五千人統統槍斃呀。 傍晚，我們听到不遠處傳來飛机的轟鳴聲，雖然這一天云層很厚，不适于飛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飛來一位更高級的人物。 古拉格的儿子、有經驗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諾夫已在勞改營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們几個班相處得很好。現在他是伙房里的一名雜役。這天，他竟穿過營區大膽地從窗戶給我們塞進一小口袋黍米來，足有十來公斤。我們七個班把它平分了，為了不讓看守撞見，只好等到夜里才煮成粥吃。 赫列布諾夫還給我們帶來一個沉重的消息：“長城”那邊的第二分部的烏克蘭人沒有聲援我們，他們昨天和今天都若無其事地照常出工。毫無疑問，他們收到了我們隔牆扔過去的紙條，他們也會听到兩天來我們這邊鴉雀無聲，從工地的塔式吊車上可以看到自從那天夜間槍聲之后我們營區內已經兩天無人走動，他們已經兩天沒有在野外遇到我們上下工的隊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卻沒有聲援！那就是說，我們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來我們得知：烏克蘭人的領袖們是一些年輕人，還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們當時認為烏克蘭有自己的命運，它与所謂的“莫斯卡理”——即俄羅斯人——的命運不同。當初他們是那么熱心共同事業，現在卻离開我們退去了。這么說來，我們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 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饑餓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腸胃。 但是，當第三天早晨人數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員來到工棚，又把班長們叫到門口去，而我們這些滿心憤怨的、不可理解的、對一切都感到厭倦的人們又擠到兩邊走廊里的時候，我們的一致決定仍然是：不讓步！我們的斗爭已經產生了慣性。 主人們今天卻只是給我們增添了力量，新來的一位長官是這樣對我們說的： “彼斯強特种勞改營管理局請求犯人們用飯。管理局接受你們的一切申訴。它會查清這次行政部門和犯人之間的沖突的原因并將采取措施消除這些原因。” 是不是我們的耳朵不中用了？請求我們用飯！只字不提勞動！我們沖擊了監獄、打碎了玻璃和路燈、拿著刀子追赶看守，這一切原來都不是暴動，而是平等的兩方，兩個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門和犯人之間的沖突！ 看來，只須我們兩天兩夜團結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們一切的人們改變腔調！我們一生中，不僅是身入囹圄之后，甚至身為自由人、身為工會會員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听見過主人嘴里說出這樣的甜言蜜語啊！ 但是，我們的人卻慢慢地、不聲不響地散去了。因為誰也不能在這里做出決定，甚至不能應允要做出決定。班長們也低著頭走開了，雖然特別勞改點的首長叫著每個人的名字想留住我們，但我們還是頭也不回地走開了。 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工棚又銷上了。 主人們從外面看＿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絕不退讓的。但在其內部，各作業班之間，正在展開一場十分激烈的討論。誘惑力太大了！主人們和善的語气遠胜于威脅，深深感動了這些質朴而從不苛求的人們。有些聲音主張讓步。的确也是，還能爭取到什么更好的結果呢？！…… 我們疲倦了！我們想吃飯！把我們的情感聯結起來并使它上升到高處去的那一神秘法則現在仿佛顫抖起來，開始往下沉了。 但是，有一些几十年來緊閉著的口、生來就一直沉默或許本來要沉默到死的口，這時卻張開并開始說話了。人們傾听著他們的話，當然，那些尚未被殺死的眼線也在听。這個剛剛開始發音的喉嚨（在我們屋里是德米特里·帕宁），這條喉嚨發聲了，只說了几分鐘，可是日后它卻不得不為這几分鐘的講話付出重大代价：要加判刑期，要在那為自由而顫動過的喉嚨上套上絞索。但是，不管怎樣，這條喉嚨里的聲帶總算第一次盡了它的天職。 現在讓步？這等于憑口頭保證而投降。誰的口頭保證？是監獄看守的，勞改營鷹犬們的口頭保證。有多少座監獄，有多少座勞改營啊！難道這里面的人曾經履行過哪怕一次諾言嗎？！ 多年沉積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戲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齊翻騰上來了。是啊，我們剛剛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難道這就退讓？我們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難道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陣炙人的、凶惡的旋風使我們打了一個寒戰。必須堅持下去！堅持下去！他們還會說得更好听呢！他們還會讓步I（可是，到底該在什么時候相信他們的哪一句話呢？這一點仍然不明确。被壓迫著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讓步……） 蒼鷹）。我們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這只蒼鷹。似乎又擊翅高飛了！它又翱翔在晴空！ 我們又全都躺下了。為了節省自己的力气。我們盡量減少動作，不說閒話。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還要思考。 工棚里剩下的一點食物早已吃完。誰也不再煮東西吃了。屋內一片宁靜，誰也不動，只有几個俯身在窗口擔任觀察任務的年輕人時而說一兩句話：向大家報告營區內的動靜。這几個剛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激情滿怀，戰胜饑餓，宁愿在剛踏進生活之門時死去，也不肯屈服。他們這种決心引起我們的愛戴和欽佩，我們羡慕他們，深感自己的頭腦理解真理太遲，自己的脊梁骨已經僵化于彎曲狀態了。 我想，現在可以舉出其中几個年輕人的名字了：亞涅克·巴拉諾夫斯基、沃洛佳·特羅菲莫夫，還有鉗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當夕陽快要沉入地平線的時候，觀察員們用遺憾的激動的聲音向大家報告： “九號工棚！九號工棚投降了！……九號的人正朝食堂走去！” 大家立即從床上跳起來。對面一排房間的人也擠到這面來。我們趴在上下層床舖上，隔著前面人的肩膀、透過窗上的鐵柵欄往外看，一聲不吭地看著這支隊伍的可悲的行進。 二百五十個本來已經是黑暗的、在夕陽反照下顯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馴順、屈辱的長隊，斜穿過營區朝食堂魚貫走去。他們的身影一個個在夕陽的余輝中閃過，像是一根連結得不牢固的沒有盡頭的鏈條，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無可奈何、滿心不快地跟著走去似的。有一些嚴重衰弱的人由別人扶著或拉著走。他們那蹣跚的身影，就像許多引路人牽著許多盲人走去一樣。不少人手里拿著小鍋或茶缸。拿著這可怜的勞改營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對于已經收縮的腸胃來說將過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帶回來。因此，像乞丐討飯盆一樣伸到面前的小鍋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隸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淚奪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邊瞟了一眼，同伴們的臉上也挂著淚水。 第九號工棚的意見是決定性的。他們那里被打死的人從星期二晚上開始已經在工棚里停尸四晝夜了。 他們向食堂走去，這就是說，為了一份口糧，為了一碗粥，我們決定寬恕那些殺人犯了。 九號工棚是個饑餓的工棚。那里的作業班都是干各种雜務勞動的，他們很少有人收到郵包。那里有許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許是因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 我們默默地离開窗戶。 這時發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蘭人的驕傲，懂得了他們歷史上那些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起義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個波蘭人工程師尤里·文格爾斯基現在在我們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經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總是彬彬有利，和藹可親，甚至在他當施工員時也從未听到他對誰高聲說過話。 可是現在，他的臉突然變色了。一看見這個走去請求施舍的隊伍，他憤怒地、輕蔑地、痛苦地扭過頭去，挺起胸膛滿腔憤恨地高聲喊道： “班長！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飯，我不去！” 說著，他爬上“小車廂”躺下，轉臉朝牆……再也沒有起來。我們晚上也去食堂吃飯了，可他沒有起來！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郵包，他孤獨一人，經常吃不飽，可是，他沒有起來！對他來說，熱气騰騰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無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們所有的人都這么驕傲而堅強的話，世界上哪個暴君還能夠維持住他的寶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沒有赶我們去勞動以彌補耽誤了的工作（勞改營頭頭們肯定在擔心完不成計划），只是給我們吃飯，發給前兩天的糧食，讓我們散步。大家在工棚間串來串去，互相談著這几天是怎樣度過的，總的情緒是歡樂的，似乎我們贏了，而不是輸了。何況已變得溫和些的主人還答應滿足我們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這由誰來判斷？……） 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預兆不祥：有一個叫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崗樓里去了。這些日子這個家伙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他听到了許多人的談話，看到過許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說，他是去出賣我們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區外躲過我們的刀子。 波諾馬廖夫的逃跑使我徹底認清了刑事犯的本質。他們那虛假的義气，實質上不過是他們幫派內部彼此應盡的義務。而當他們被卷進革命旋渦時，他們肯定要干出卑鄙勾當。他們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則。 可以預料，正在准備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卻恰恰相反，當局宣布：已從卡拉干達、阿拉木圖、莫斯科派來專人組成的委員會。要對這次事件調查處理。在滴水成冰的嚴寒里，營區中部擺起一排桌子，几個穿白色短大衣和氈靴的軍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們的申訴。許多人去了。申訴了。記錄下來了。 星期二早點名之后，又把班長們全召集去“提意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偵訊：他們知道犯人們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讓人們把話說出來，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進行逮捕。 這是我當班長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腫瘤近來生長很快，我一直拖下來沒去動手術，總想等到一個比較“合适”的時間。一月間，特別是絕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腫瘤几乎每日每時都在增大。這樣，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決定：現在是最合适的時刻。所以，絕食剛結束，各工棚一打開，我馬上去看病，醫生決定立即給我動手術。現在我就是作為班長去參加這最后一次“提意見”會的。 會場設在浴室的脫衣間，這里比較寬敞。一排理發椅子前面擺了一張長桌作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內務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還有几名下級軍官，我們勞改營的長官坐在他們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顯眼。第二排還有記錄人員，整個會議期間他們都在緊張地寫。第一排有個人專門向記錄員重复發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較突出的是特別處或是机關里來的一名中校，此人聰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問題，是個奸詐的、干練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額頭、狹長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說明他遠遠不屬于這群昏庸無能的官僚之列。 作業班長們都不愿意講話，他們几乎是從密密麻麻的會場里被硬拉起來講話的。每當他們開始講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斷他們，請他們解釋：為什么這里的囚犯們要殺人？罷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個倒霉的班長試圖認真回答這些問題，說明殺人的原因和囚犯們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個人就會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說你也和匪徒們有聯系嘍？請你說說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這樣“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態度”來判定我們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經常打斷囚犯班長們發言的就是那個高額頭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辯，而且他与我們不同，他是處于不受懲罰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話打斷人們的發言。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种局勢：似乎他們在指責我們，而我們則在為自己辯護。 我禁不住怒火沖上心頭，下決心要挫敗他。我請求發言，報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聲一樣把我的姓名向記錄人員重复一遍）。我從長凳上站起來。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間不見得誰會比我能夠更快地說出一個語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夠對主席台上這些人說些什么呢？這一點我卻一點也沒有想好。把我在這本書里寫下的一切，把我們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驗的和絕食中所思考過的一切全都講給他們听嗎？那与講給大猩猩听沒有什么區別。這些人仍然算是俄羅斯人，也還能听懂几個簡單的俄語句子，諸如：“請允許我進去！”，“請允許向您報告！”之類。但是，當他們像目前這樣坐次長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們那一張張同樣都沒有靈魂、沒有思想、喂養得白白胖胖的嘴臉陳列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那就十分明顯：他們早已完全蛻變成另外一种獨特的生物，因而，我們和他們之間原來僅存的那一點點語言聯一系也就無可挽回地斷絕了。剩下來的唯一聯系便是子彈的聯系了。 只有那個長臉高額頭的家伙還沒有完全變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話。我剛說了几句，他就企圖打斷我。于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之間展開了一場閃擊對話比賽。 “你在哪儿勞動？” （請問，在哪儿勞動有什么相干？還不都是一樣嗎？）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頭擲給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繼續講我原來要講的話。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個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來。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側擊（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么會有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頓地繼續闡述自己的意見，也是想讓他們學會首先老老實實地听听別人講話。 那個中校藏到桌后不作聲了。可是，突然又從桌下跳出來咬了一口： “是匪徒們叫你來當代表的吧？” “不！是你們叫我來參加會的！”我也單刀直入，回敬一句，馬上慶祝胜利似地繼續講自己的話。 后來這個家伙又跳出來兩次，被我一一頂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還剩一年。可這一年卻壓制著我，使我的舌頭無法對他們說出他們應該听到的話。我本來可以在這時發表一篇不朽的演說，但是那樣的話，明天我就會被槍斃。如果我的演說能夠向全世界播送出來，即使明天槍斃我，我也還是會發表它的。但是，不，這里的听眾太少了。 因此，我并沒有向他們指出這里的勞改營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權蛻化變質的標志。我只限于在他們伸長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坏他們的嗅覺。我認出在座的有警衛部隊長官，于是我就訴說警衛人員們往蘇聯軍人臉上抹黑的不体面行為；他們幫助偷竊建筑材料，并且態度蠻橫粗暴，以至墮落成了殺人犯。我接著就描繪了勞改營的看守人員，他們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常常強迫囚犯替他們偷竊建筑材料（實際情況确實如此，不過帶頭人就是坐在這里主席台上的軍官們）。這些人的行為對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們起著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歡我的發言。要說收獲，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贏得了一些時間。 在我爭得的一片寂靜中，一位姓梯的作業班長站起來了。他由于過分激動，或者是生性如此，說話慢吞吞的，有些口齒不清。他說： “從前我同意別人的說法……說我們的生活……像狗一樣 主席台上那個中校立即豎起了耳朵。發言者的光頭很難看，他那變得殘酷可怕的臉是很難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形容的。只听他接著說： “可是，如今我發現，這种說法不對。” 那個机靈鬼立即又眉開眼笑了。 “我們的生活……遠遠不如狗！”姓梯的班長大聲而有力地說，語調突然一變。在座的班長們全緊張起來了。只听他迅速地說： “狗只是在頸套上帶一個號碼，我們身上有四塊號碼布。人們用肉喂狗，可我們吃的是魚骨頭。人們不叫狗去蹲禁閉，了望塔上不向狗開槍，也并不給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現在即使再打斷他也不要緊了，他已經把主要的話全說出來了。 接著，切爾諾戈羅夫站起來。他首先說明自己曾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然后發了言。還有另一個班長也要求發言。他們的發言都很勇敢而熱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斷重复他們的姓名。 也許他們所作的這一切將給我們帶來滅亡……也許這堵可詛咒的牆只是由于他們頭顱的撞擊才會被摧垮。 會議以雙方平局結束。 隨后的几天很平靜。再沒有看見委員會的影子。勞改營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么也未曾發生過。 警衛把我送進烏克蘭人分部的醫院。絕食斗爭之后我是第一個到這邊來的囚犯，是第一個信使。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外科醫生揚琴科把我叫去給我檢查，但是，他問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關于腫瘤的問題。他對于我的腫瘤并不在意，而我也因為遇到這樣一位可靠的醫生而高興。他詳細地盤問絕食斗爭的情況，他的臉色由于我們共同的痛苦而顯得陰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對同樣東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這腫瘤來說吧，看樣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獄外的話，它會是個多大的打擊，會帶來多少痛苦和親人們的眼淚啊！可是在這里，在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嗚呼的地方，同樣的腫瘤卻僅僅成了一個可以使我暫時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醫院，同那個血腥的夜晚受傷和被打成殘廢的人們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們打得通体鱗傷，身上連一塊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沒有。有個高個子看守打人特別狠，用鐵管子打。（看，我的記憶力有多坏！怎么也想不起這個看守的姓名來。）有人已經因傷重死去了。 可是新聞卻接踵而來：“俄羅斯人”分部里開始鎮壓了。已經抓走四十人。當局擔心引起新的騷亂，這次改變了作法。他們直到最后一天還是和往常一樣態度和善，仿佛正在檢查自己人中間究竟是誰犯了錯誤。只是到了計划好的那天，當各個作業班已經走出生活區大門的時候，囚犯們發現等待押送他們的衛兵比往常多兩三倍。主人們設計的抓犧牲品的辦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顧，也使他們無法利用工棚的牆和建設工地。把各班帶出營區后，在經過草原尚未到達勞動工地時，警衛隊長突然下令：“立定！舉槍！准備戰斗！子彈上膛里囚犯全体坐下！我數三個數，不坐下就開槍！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穌受洗節那樣，受騙的囚犯們無可奈何地被釘在大地上。這時，帶隊軍官取出一張紙，按名單叫人名和號碼，被叫的人必須馬上起立，离開這無力的人群，走到警衛線外去。然后這几個騷亂者便由另一隊衛兵押回去，或者是開來一輛囚車把他們運走。已清除掉發酵□的、剩下來的人又站起來被赶去勞動了。 教育我們的人們就是這樣向我們說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個時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們。 空下來的營區里也同樣往監獄里揪人。雖然前些時候的罷工被那四米高牆阻擋住，未能進入烏克蘭人分部，但是“逮捕”這只禿鷹卻張開翅膀飛越高牆來到了這里，把烏克蘭人一個個啄去。正是在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前一天。外科醫生揚琴科被逮捕入獄。 是逮捕入獄還是轉押到別處去，這時已經不大容易區別了，現在主人們不像開始時那么謹慎了。有几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別處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開始集結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隊，而且對這批人管制特別嚴厲：遞解犯出營門后全戴上手銬。命運的報复！烏克蘭人，就是那些為了保全自已而拒絕支援俄羅斯人絕食罷工的烏克蘭人，在這支隊伍里比俄羅斯人還要多。命運的懲罰； 不錯，一在臨行前不久他們也為我們失敗的罷工鳴過禮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聯合企業里好几處同時發生原因不明的火災（我确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時內使三百万盧布的財產化為灰燼。（哈薩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產石頭，可是不知為什么這個聯合企業卻完全是用木材建筑起來的。）對那些被拉去槍斃的人們來說，這就好像是為海上強人們舉行的葬禮，即按照斯堪的納維亞的古代風俗，在焚化英雄尸体時把他的大船同時燒掉。 我躺在手術后的休養病房里。病房里只有我一個人；近期來勞改營里一直亂哄哄、所以沒有讓任何人住院，醫院里十分宁靜。我住在醫院工棚盡頭的一間。再往前走就是停尸房，被打死的科恩菲爾德大夫的尸体已經在那里放了多日，誰也沒有時間去理他。（每日早晚兩次看守來點名。他走到我的房門前就不再往前去了：為了省事，他朝著停戶房和我的房間把兩手一攤，說；“這里還有兩個。”就把人數寫在牌上。） 帕維爾·巴拉紐克這次也被編入七百人的解送隊，他竟能通過各條警戒線來到我的病房同我擁抱告別。我們覺得不僅我們勞改營一處，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動，到處都在受到暴風雨的沖刷。我們仿佛被颶風所拋擲。我們無法理解外界仍舊像從前一樣死气沉沉、寂靜無聲。我們感到自己像是處在大浪的浪尖上，腳下有某种東西正在被淹沒。而假如我們有朝一B能夠再見面的話，那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但是，誰知道會怎么樣呢。別了，我的朋友！別了，朋友們！ 歲月慢慢地流逝。這是一個遲鈍而令人疲憊的年頭，是我在埃克巴斯圖茲營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島”上斯大林時代的最后一年。關進監獄的人中間只有少數几個被放回來了，因為實在找不到他們的任何罪狀。大多數人，我多年來真正了解而熱愛的許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檔案上添上一個永遠抹不掉的記號送進了隔离所（盡管本人早已成為可愛的天使）；有的送去杰茲卡茲甘礦山勞動；甚至還押走一批所謂“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愛詼諧的基什金，醫生們把沃洛佳·格爾舒尼也塞進了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后，躲在“儲藏室”的眼線們又一個個爬出來了。起初他們還膽怯，還瞻前顧后，但不久就放肆起來。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這個叛徒也回到工棚來了，他本是一個普通車工，現在竟當了負責收發囚犯郵包的雜役，也就是說，不幸的犯人家屬千辛万苦收集到并且寄來的一點點十分寶貴的東西，現在竟被老契卡人員馬克西緬科少校交給這個慣偷去負責分發了。 現在，行動人員又可以隨便把什么人叫到自己辦公室去問話了。這是一個十分沉悶的春天。那些頭角比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彎下腰去，隱藏起來。我沒有再擔任班長職務（這時要當班長的人又多起來了），而是在鑄造車間當一個幫工。這一年的勞動很累，這也是有原因的：勞改營管理局在摧垮我們的一切希望和請求之后，作為唯一的讓步，決定允許我們實行經濟核算制，即我們的勞動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島這個永遠填不滿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開始計价，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們的勞動所得（其余的上繳國家）。這個勞動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勞改營收繳作為勞改營維持資，用來養活警衛和軍犬，維修鐵絲网和強管棚，供養行動特派員、監獄看管人員、書信檢查人員、教育人員——總之，那些沒有他們我們就無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員。盡管如此，剩下來的百分之十一三個總還是能夠記到囚犯個人名下的。每到月底，雖然不能把這些錢全部換成勞改營的內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間沒有犯任何錯誤、沒有遲到和惡劣表現，沒有惹長官生气的話）是可以換成內部流通券使用的。規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沒有干到足夠的數量，那么你的勞動成果就會全歸勞改營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面大多數人（噢，這是我們歷史上的大多數，而用剝奪的辦法制造出來的大多數尤其如此！）卻貪婪地、滿心歡喜地接受了主人的這一“讓步”，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勞動上去，只想掙到一點錢可以到小賣部去買點煉乳、人造黃油、劣等糖果，或者到“營業食堂”去再買一份晚餐吃。因為完成的勞動定額是按作業班計算的，所以連那些不愿為了一塊人造黃油而犧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為了集体而勞動。 給營區送影片來的次數也比以前多了。這里也像所有集中營、農村和偏僻山村的情況一樣，根本不把觀眾放在眼里，從來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稱。本來嘛，喂豬的人就從來不事先通知豬往槽子里倒什么飼料。反正這些囚犯總會在拉上窗帘之前一小時就爭先恐后地擠到食堂去搶占座位的，根本不考慮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這樣。（可是，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么英勇地經受過絕食斗爭考驗的同一些因犯嗎！？） “面包和馬戲！”“……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辦法啊！我們甚至不好意思再來重复對它的評論了……、經過多年饑餓的人希望飽餐一頓，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當我們在這里飽餐的時候，我們的同伴們，那些發起斗爭的，那些在一月斗爭的日子里曾在工棚中高喊“絕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与任何事都毫無關系的人，如今卻在某地受到審判，有些人被槍斃，有些人加判刑期后押到完全与世隔絕的隔离區去了。有些人正受到無休止的折磨，關進牆上划滿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啟發”；而某個毒蛇少校會走進死回牢笑眯眯地對你說：“噢，你是帕宁！我記得你，記得你。我們就是審理你這個案件的！嗯！我們會替你辦手續的！” 辦手續！這個字眼可真不坏。可以辦把你送往陰曹地府的手續，也可以辦關禁閉一天的手續，連發給你一條舊褲子也得辦手續。到底他們打算管你辦什么手續？但是。牢門又呼地一聲關上，那條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著走開了，留下你去胡思亂想吧，你為此可以整整一個月睡不著覺，好像用自己的腦袋去撞石牆，弄不明白…… 這一切只是說起來很簡單。 忽然，埃克巴斯圖茲營又編組了一個二十來人的解送隊。這個解進隊有點奇怪：召集這些人去的時候并不像往常那樣匆匆忙忙，沒有采取進一步的嚴厲措施，沒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釋放他們的，可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滿刑。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受過虐待的，’沒有一個蹲過禁閉或懲戒班；他們都是些模范囚犯，是當局滿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膽而狡猾的汽車修理班班長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格涅拉洛夫，平常總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業班長別洛烏素夫，工藝工程師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國務活動家的莫斯科設計師賴科夫，和藹可親的“自己人”、生就一張油光光的大餅臉的鉗工葉尼卡·米留科夫，還有一名鉗工格魯吉亞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個很喜歡講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眾面前維護真理。 把他們押到哪儿去呢？從這些成員來看，不像是押去懲戒營。囚犯們都對這批人說：“一定是把你們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們就不受看管了戶可是這批人中卻誰也沒有露出笑容。他們只是無精打采地搖搖頭，繼續整理自己的東西，像是連自己的東西也想扔下不帶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惱而沮喪的樣子。難道他們舍不得离開這個騷亂不安的埃克巴斯圖茲？他們甚至在告別的時候也語無倫次，神情极不自然。 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忘掉他們。但是，三個星期之后，有人傳說；那批人又被押回來了！押回來？是的。全押回來了？是的。不過他們現在住在營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來的工棚。 難道這些叛徒也要罷工？！埃克巴斯圖茲營的三千人罷工事件還真缺少這么一個細節呢！噢，怪不得他們當初那么不愿意走！當他們在偵查人員辦公室出賣我們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猶大一樣簽署供詞時，他們原指望這一切都會永遠是人不知鬼不曉的。本來嘛，我們國家几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政治告密館被認為是不容置辯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則是永遠不會暴露的。但是，在我們這次罷工中卻出現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勞改營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達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正式審訊。（是不是必須在他們的上司面前為自己開脫？）因此，便在同一天把這些家伙帶去作證了。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換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認出來了，而且終于明白了：他們都是被帶去在法庭上作證的。其實，到法院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所謂的，他們并不在乎。但是，他們了解古拉格群島戰后時期的一條規定：由于臨時需要而被提審的犯人，事后必須被送回原勞改營。他們怕的是這一手。不錯，當局曾經答應作為例外把他們留在卡拉干達監獄！甚至還發出了一紙命令。但是，不行，這不合手續，卡拉干達監獄拒絕收留。 這樣，他們輾轉旅行了三個星期，從“澤克車廂”被赶進遞解站，又從遞解站赶上“澤克車廂”……押解兵對他們喊叫：“坐下！”搜他們，拿走他們的東西，把他們赶進浴室。給咸魚干吃而不給水喝……總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討主人喜歡的普通犯人一樣折磨他們。然后。把他們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們又一次看到被他們出賣的人們，他們便把這些人的棺材上的釘子進一步牢牢釘死，給他們的死囚車又加上几把鎖，使他們漫長的刑期再回到原來的起點，從頭開始……完成這一切之后，又把他們經過各遞解站被送了回來，并且作為已經暴露的叛徒被拋歷了原來的勞改營。 他們已經沒有用處。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樣，過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來，勞改營不是已經被壓服了嗎？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嗎？難道還會有人妨礙眼線們到主人辦公室去匯報嗎？……可是，他們卻不愿意离開營部，不愿回到原來的工棚！他們“罷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個人壯著膽子繼續裝出從前那副“主持正義者”的樣子回到了原來的工棚，并對大家說； “誰知道為什么把我們押走！押著我們轉了好几個地方，結果又押回來了……” 但是，他的膽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營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說，過去的一切并沒有白白過去！我們的同志們并沒有白白倒下或被關進監獄。勞改營里的空气已經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狀態了。雖然卑鄙的勾當又有所抬頭，但它的基礎很不穩固。人們現在公開地在工棚里談論政治。沒有一個派工員或班長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搶拳頭了。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們這個小島開始震蕩了，它游离了“群島”…… 不過，這只是在埃克巴斯圖茲有所感受，在卡拉干達就未必能感覺到了。而在莫斯科則几乎肯定是感覺不到的。特种勞改營体制在一處、兩處、接著又在第三處開始崩潰了，但是慈父和導師對此卻一無所知。‘當然，人們也不會向他報告這些（何況他自己向來不善于放棄任何東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著起火來，他就絕不會放棄苦役營）。相反地，他還計划在一九五三年進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為了准備新戰爭？）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擴大了特种勞改營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圖茲營原來是斯捷普勞改營的分部，后來又划歸彼斯強勞改營，而在一九五二年卻升格為一個新成立的額爾齊斯河畔大型特种勞改營（暫稱為達里拉格）的總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隸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勞改營管理處的成員——被派到埃克巴斯圖茲來，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勞動也來養活這批人。 据說，不久就會押來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可是，“自由”這個傳染病此時卻也不胜前走。在這“群島”上還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當初從杜波夫卡押來的囚犯把它帶給我們一樣；如今我們這里的人又把它帶往別處。那一年春天哈薩克斯坦所有遞解站的廁所牆上都出現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號。“向埃克巴斯圖茲的戰士們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約四十名“騷亂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間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惡”的人被送到肯吉爾（杰茲卡茲甘車站，肯吉爾村，斯捷普特种勞改營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勞改營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這里）。其余的埃克巴斯圖茲的懲戒犯被分別送進斯捷普營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礦山）。 為了恐嚇肯吉爾營的八千名囚犯，當局向他們宣布：新來的這批人都是匪徒。從車站押往肯吉爾監獄的路上是戴著手銬的。我們掀起的運動就是這樣作為一個被鎖住的神話來到了當時還處于勞動气氛中的肯吉爾，來把它喚醒。這里此時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圖茲一樣，仍舊是由告密和拳頭統治著的。 我們這二百五十人在監獄里一直被關到四月。這時，肯吉爾營的首長費多托夫中校認為我們已經被嚇住，決定把我們帶去勞動。這個營里總共有統一供應的共產党最新型號的鍍鎳手銬一百二十五副，兩個人戴一副恰好夠用（肯吉爾營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銬的數目決定的）。 囚犯們的一只手同另一個人的手一起銬住了，還有一只手可以活動。也就是說，還能活下去！這支隊伍里不少人在勞改營監獄里呆過，很有經驗，也有些久經考驗的逃跑者（騰諾也分在這一批里），他們都十分了解手銬的特點。于是他們便向同行列的人說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夠活動，用一根針，甚至連針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手銬摘掉。 隊伍來到勞動地點后，看守們為了不耽擱勞動時間，便同時在隊伍的各個地方開始給囚犯摘手銬。這時那些巧手們便把自己的和旁邊人的手銬摘下來藏在衣襟下面。“我們的手銬剛才已經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們根本沒想到要在囚犯去勞動之前先數一數手銬。囚犯進入勞動場地時是從來不搜身的。 這樣，第一天出工我們就從一百二十五副手銬中拿走了二十三副！進入勞動場地后，人們用石頭或錘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辦法：把手銬用防水油紙包起來，埋到當天正在修建的房屋牆壁或地基里（當天修的是肯吉爾文化宮對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紙包里還加上一張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孫后代們！這些房子是由蘇聯奴隸們建造的！他們戴的就是這种手銬！” 看守們气急敗坏，不住地咒罵“匪徒”，往回走的時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銹的舊手銬來給人們戴上。但是，不管他們怎樣小心，進生活區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連丟失几副。据說每副手銬的价格是九十三盧布。 結果，肯吉爾營的主人不再讓囚犯戴著手銬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爭才能爭取到自己的權利！ 五月間，開始把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人逐漸由監獄分到普通管區去。 現在該使肯吉爾的囚犯們開開竅了。開始，一只是向他們作了一個小小的表演；從前雜役們到小舖子里買東西向來是合法地不排隊的，這次人們卻把一個沒有排隊的家伙差一點掐死。這就足以傳遍全營區了：要發生新鮮事了！有戲看了！這批新人可不像我們K也不能說在此之前杰茲卡茲甘勞改營的囚犯完全沒有触動眼線。不過，那還是個別現象，沒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盧德尼克監獄就曾有人搶了看守的鑰匙，打開早已看准的那間牢房，殺死了眼線科茲烏斯卡斯。） 如今肯吉爾營里也建立起兩個秘密“中心”，烏克蘭人的和“全俄”的。為進行“屠宰”准備了一些刀子和面具。于是，故事又從頭開始了。 眼線沃伊尼洛維奇在牢房窗戶的鐵柵欄上“上吊”了。又有兩個人——一個叫別洛科佩特的班長和一個在國內戰爭時期當過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并与杜托夫的軍隊對峙過的、思想正統的眼線利夫希茨——被殺死了。（利夫希茨在盧德尼克勞改營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當了好久圖書管理員，但是他的坏名聲傳出來了。所以他到達肯吉爾的第一天便被殺死了。）還有一個匈牙利人警備隊長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頭砍死了。這時，曾經當過蘇維埃愛沙尼亞共和國部長的薩烏埃爾第一個開辟了通向“儲藏室”的道路——他逃進了監獄。 不過，勞改營主人也已經知道該怎么辦。在這里、四個勞改營分部之間的界牆早已修好，如今他們想把每個工棚都用牆隔起來，八干名囚犯在業余時間又開始砌牆了。又把每個工棚都隔成了四個互不相通的單元，每個小區，每個單元都分別鎖門。按他們的理想來說，把整個世界分割成個体才好呢！ 看守長，肯吉爾監獄的頭子，是個職業拳擊家。他拿囚犯當靶子進行拳擊練習。他在監獄里還發明了一种方法：墊著膠合板用錘子打人，這樣可以不留傷痕。（在內務部作實際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毆打，不打死几個，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個講求實際的檢察官大概也都會同意這种看法。但是，說不定會遇到一位理論家呀！為了防備万一會有理論家出來，所以才墊上膠合板以免留下傷痕。）有一個西部烏克蘭人由于受刑不過而又不想出賣朋友，就上用自殺了。其他的人表現得不如他。這樣，兩個中心就都被破坏了。 而且在“戰斗員”中間也出現一些貪得無厭的坏蛋，他們木是想著使整個運動取得成功，而是總想自己從中撈一把。他們要求人們從伙房里給他們多拿些東西來，要求人們把收到的郵包分給他們。這些情況都給這里的運動帶來了損害，給運動抹了黑。 對于選擇了暴力道路的人來說，這种情況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當年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卡莫手下的強盜們把搶來的款項交給党組織財務處的時候，他們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難相信領導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譯者注）會不給自己留下一點喝酒錢。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整個蘇維埃俄國都禁止飲酒，但那時他在克里姆林宮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著那個酒窖嗎？！ 運動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線們經過這第一次演習也老實多了。肯吉爾營的整個气氛變得清淨多了。 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會立即生長起來，而且也不會長成完全相同的樣子。 對我們宣講的是：個人不能創造歷史，而在個人逆歷史進步潮流而動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但是，實際上不正是那么一個人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里把我們像綿羊一樣任意擺布，而我們卻連咩地叫一聲都不敢嗎？！如今人們對我們說：當時誰都什么也不了解——處于隊尾的人們不了解，先鋒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輩的老干部們了解，可他們卻宁可選擇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開槍自殺或者領取養老金安靜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從講台上向我們大聲說出實話。 這樣，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們這些娃娃們身上了。這樣，在埃克巴斯圖茲，我們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這沉重的拱頂下面，拼命往上一頂，總算給它造成了一條小小的裂縫。盡管裂縫很小，從遠處還看不見，盡管我們自己為此受的內傷很重，但畢竟出現了裂縫，而裂縫是會擴大為缺口的。 當然，除了我們，除了特种勞改營之外，也發生過騷亂，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經完全被沖淡、粉飾、洗刷掉了，以至于現在想舉出勞改營騷亂的大致次數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庫頁島上的瓦赫盧舍沃勞改營當局曾把三名被抓獲的逃跑者放在崗樓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亂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進行五晝夜絕食，造成很大騷亂，逮捕了許多人。還听說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奧澤爾拉格的崗樓前面朝囚犯隊伍開槍造成死亡之后也發生過一場大騷亂。 顯然，斯大林的勞改營体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經面臨危机，尤其是特种勞改營。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時候勞改營的居民們就已經開始扯斷自己的鎖鏈了。 很難設想，假如他健在的話，這一切將會怎樣發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經濟規律，也不是按照社會規律）那個矮小的麻臉的個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動著的衰老而肮髒的血液停止流動了。 根据“先進理論”的說法，這事其實是不應該引起任何變化的。而那些戴藍滾邊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盡管躲在崗樓里痛哭流涕，但也并沒有害怕這件事。至于穿黑棉襖的人們（那一天沒有放他們到營區外面去勞動），雖然在得知廣播哀樂并已挂出黑邊旗后把三弦琴彈得叮咚響，卻也沒有敢抱多大幻想。盡管如此，好象地底下還是有某种神秘的東西開始震蕩、開始移動了。 不錯，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實行的大赦（勞改營的人把它稱為“伏羅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于死者的思想的，即：愛護盜賊，扼殺政治犯。這個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盜賊像老鼠一樣撒向全國，讓和平居民去受害，宁肯讓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戶上安上鐵柵欄，宁肯讓警察去把從前捕過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對于犯第五十八條的人，則嚴格地按照過去的比例釋放；肯吉爾第二勞改分點三千名政治犯中僅僅釋放了……三名！ 這樣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們确信：斯大林之死并未改變任何東西；對政治犯過去沒有寬恕過，今后也不會寬恕；如果政治犯們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須自己斗爭！ 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勞改營都發生過騷亂。亂子鬧得小一點的如卡爾拉格的第十二勞改點。大一些的如戈爾拉格的起義（諾里爾斯克）。如果多少有些材料，關于諾里爾斯克的起義完全可以單獨寫一章，可惜我一點材料也沒有。 ．但是，暴君的死亡也并非毫無益處。不知道為什么，一直隱藏在某個地方的某种東西動起來了，動起來了。忽然，仿佛有一陣空洋鐵桶翻滾似的鐵皮的咚咚聲，于是又一個個人頭朝下倒栽下來了，而且是從階梯的最上層一直滾進了大糞坑。 現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鋒還是隊尾，甚至群島上的我們這些絕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個新時期開始了。 貝利亞的倒斃在群島上特別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島的最高保護人和總督啊！內務部的軍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難堪、手足無措。在電台已經廣播，無法把這恐怖消息塞回播音器里的時候＿在不得不從斯捷苦勞改營管理局的牆上摘掉那個“和藹可親的”保護人的像片時，斯捷普拉格的首長切切夫上校顫抖著嘴唇說：“全完啦！”（但是，他錯了。他還以為第二天他們都要受審判呢。）軍官和看守們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這一點囚犯可以明顯地感覺到。肯吉爾營第三勞改點的頭頭從來沒有給囚犯看見過笑臉，現在忽然來到懲戒隊的勞動工地上坐下來，請囚犯們吸煙了。（他需要觀察、了解一下：這個混濁的人群中有沒有什么火花在閃爍？他們可能造成什么危險？）一喂，怎么搞的？你們總局的第一把手原來是個人民敵人？！”囚犯們以嘲笑的口吻問他。“是啊，可不是嘛！”這位懲戒營的軍官傷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這么說，連斯大林也沒看出來？”正在受懲戒的囚犯咧著嘴笑。“可不是嘛……”軍官也和和气气地回答。“怎么樣，小伙子們，也許快要釋放你們了。等等看吧……” 貝利亞不僅自己完蛋了，他還給自己的忠誠的机關留下了一個“貝利亞分子”的惡名。從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對內務部任何軍官的純洁性表示哪怕一絲一毫的怀疑，否則就有生命危險。而現在，只要給其中的某個坏蛋扣上一頂“貝利亞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么保護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勞改營（沃爾庫塔）有兩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眾由于貝利亞的倒台而情緒激昂的時候，從卡拉干達和泰謝特押來几批騷亂分子（大部分是西部烏克蘭人）。在此之前沃爾庫塔的囚犯們還是奴隸般馴順的，所以當他們看到新來的犯人個個是那么不肯妥協和敢于斗爭，心里感到惊奇。 就這樣，我們曾經花費几個月的時間才走過來的道路在沃爾庫塔只一個月就走過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厂、二號熱電站建設工地、第七號礦井、第二十九號礦井、第六號礦井全部罷工了。這些單位彼此遙遙相望，工作停止。煤礦的卷揚机的大輪子停止轉動的情況互相能夠看見。他們沒有重犯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錯誤：沒有宣布絕食。看守人員立即全部逃出了營區，但是，“首長，還得給飯吃呀”l當局不得不每天把糧食運到囚犯的生活區，從大門里塞進去。（我想，這些家伙是由于貝利亞完蛋才變得這么好說話的，否則早就采取“斷絕糧草”的戰術了。）罷工的營區成立了罷工委員會，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員立即停止偷竊，因而在口糧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伙食明顯地改善了。第七號礦井挂出一面紅旗，第二十九號礦井朝著附近的鐵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大照片。是啊，他們有什么別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號碼，取消窗上的鐵柵欄和門上的鎖（可是他們并沒有自己撕下號碼，沒有自己拆掉柵欄）。他們還要求允許通信，會見親友，重新審查案件。 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對罷工者進行過勸說。然后，整整一星期誰也沒有來。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机槍，各罷工營區都被警衛部隊團團圍住。可以想象得到，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來回奔走：在新情況下怎樣作才正确？這可不容易判斷。一星期以后，馬斯連尼科夫將軍、列奇特种勞改營長官杰列維揚科將軍、總檢察長魯堅科等帶著大批隨從（近四十人）來巡視各個營區了。這群顯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勞改營操場上開會。囚犯席地而坐，將軍們站著講話，責備囚犯們不該怠工，“不象話！”同時也立即說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號碼可以摘掉！”窗上的鐵柵欄？——“已經下令拆除！”了。）但是，應該立即复工：“國家需要煤！”這時，第七號礦井的囚犯隊伍里不知是誰從后面喊了一聲：“可我們需要自由！滾你的……！”只見囚犯們從地上站起來，紛紛离去了。最后操場上只留下將軍那批人。 人們馬上撕下了身上的號碼，開始拆卸窗上的鐵柵欄。但是，隊伍已經開始分裂，士气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該适可而止？反正爭取不再到更多的東西。這樣，夜班已經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礦井的机器又轉動起來。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复工，咱們也复工吧，所有工地全開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號礦井位于山后，從那里看不見別的工地。軍官們對他們宣布：別處都已复工了。可是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實，只要把他們几個代表帶去其他工地看看，問題是很好解決的、但這樣對待囚犯未免過分客气，有傷体面吧？！而且將軍們正渴望著流血呢，他們認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訓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輛滿載士兵的大卡車來到第二十九號礦井。囚犯們被召集到大門前的空場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隊形集結在門外。“上工去！不然我們就要采取無情手段！” 并沒有說明無情手段是什么。看看這些沖鋒槍吧！沉默。一片寂靜。人群中有些分子開始走動了。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長的人們……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載的人開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卻更堅決地搶到他們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來，面對著工賊們形成了一條封鎖線。群眾猶疑不決。一名軍官企圖沖破這條封鎖線，人們用鐵條打他。杰列維揚科將軍往旁邊倒退几步，下了命令：“開槍！”朝人群開槍。 自動步槍三次排射，還夾雜著机槍點射。六十六人被當場擊斃。（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無畏的人總是最先倒下去。這是一條普遍規律，格言里也是這么說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衛隊拿著棍棒和鐵條追，邊打邊往營區外面赶。 從八月一日至三日連續三天在各個罷工的勞改點進行了大逮捕。不過，怎么辦呢？失去了保護人的机關已經有點轉動不靈了，偵查工作也無法進行。于是，只好又編成押解隊把這些人押到別處去，即把這“傳染病”送到別處去。群島越來越顯得狹窄了。 對于留下來的人全部實行懲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號礦井內，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頂上有許多用板條釘的補丁，那是修補了士兵沖鋒槍留下的彈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頭頂上射擊的。那是一些不愿意當殺人凶手的無名士兵。 但是，朝著活靶子開槍的人也不少。 在赫魯曉夫時期，有人在第二十九號礦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豎起了一個高大的十字架，像電線杆那么高。后來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豎立起來。 我不知道它現在是否還矗立在那里。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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