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剛踏上勞改營的道路時，我總想躲避一般勞動，但苦于無計可施。關押的第六個年頭我來到埃克巴斯圖茲特种勞改營，這時卻恰恰相反，我決定完全從腦子里清除一切有關勞改營的念頭，不再注意這里的關系和形勢，也不去考慮對策了，因為這些想法妨礙我的頭腦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樣，我就不再像一個壯工那樣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許多有教養的人們在迫不得已時正是這樣生活的：他們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選出去當個看守的雜役。不過，我倒是愿意在這苦役營里學會一种手藝。在巴拉紐克的作業班里，我和奧列格·伊万諾夫有了學手藝的机會：我學當砌石工。其實，由于命運的安排，我還當過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過一些擔心和動搖：這樣做對嗎？我能受得了嗎？像我們這樣過去從事腦力勞動、缺乏适應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樣的活儿也要比別人困難得多吧？但是，恰恰是從我自覺地降到底層、并感覺到自己兩腳站到這個布滿石塊的牢固的共同底層上的那一天，才開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點。如今，不論我的生活還會發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變化，我都會對自己在埃克巴斯圖茲形成的習慣和觀點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個清除了雜亂瑣事的頭腦，是因為我開始寫敘事詩已經有兩年了。作詩給我以极高的獎賞，它使我不大留心人們怎樣對待我的軀体了。有時候，走在垂頭喪气的囚犯行列中，在沖鋒槍手的吆喝聲下，我會感覺到新的詩句和形象涌上腦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飛翔；我盼望著：快點，快點到達施工地點吧，我好找個角落把這几句詩記下來。每逢這种時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种勞改營里怎么能寫詩呢？柯羅連科講過他自己在監獄里也曾從事寫作。但他那時的監獄里是怎樣看管的呀！他是用鉛筆寫的，（為什么沒有摸遍衣服的第一處折邊，搜走他的鉛筆呢？）鉛筆是他藏在卷曲的頭發里帶進來的，（為什么沒把他的頭發剃光？）他是在嘈雜聲中從事寫作的。（快道聲謝謝陽，因為你還有地方坐下來，把腿伸開寫字呢！）何況此外還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獄外。（這點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最無法理解的！）一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勞改營里，即使是在生活區的工棚里也不能這樣寫東西1（甚至你想為未來的小說擬几個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險。是黑組織名單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詞形式記下來，或者把它變成形容詞。）在這种情況下，記憶便成了唯一能夠窩藏東西的地方，把寫好的東西藏在記憶里，就可以帶著它躲過搜查，通過解送隊。起初，我不大相信記憶會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決定用詩的形式寫。當然，實際上是強加于這种体裁的。后來，我發現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腦海中的奧秘壓縮進去。一個擺脫了繁瑣而不必要的知識的囚犯，他的記憶的存儲量大得惊人，而且還會不斷擴大。我們對自己的記憶所給予的信賴還遠遠不夠！ 但是，在記住某种東西之前，總想把它寫在紙上，先把它潤色好。勞改營里允許有鉛筆和無字的紙，但是，卻不能持有已經寫好的東西（除非是關于斯大林的頌詩）。如果你不是在衛生所當雜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當食客的話，那你每天就得早晚兩次在崗樓前受搜查。我決定把詩寫在小紙片上，每小片紙上寫十二——二十行，潤色之后便背下來，然后把紙片燒掉。我自己定了一條規定：絕不使用整張的紙。．在監獄，构思和對詩句的推敲都必須在腦子里暗自進行。后來，我把火柴杆折成許多小段，把這些小斷頭放在煙盒上擺成兩排，一排斷頭表示個位數，另一排表示十位數。我心里背誦著詩句，每背一行詩就把個位數的小斷頭往旁邊挪一個，每挪完十個，就把十位數的挪一個。（這項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動火柴杆時嘴唇作出像是說話的動作或臉上現出异樣的表情，就肯定會引起眼線們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動火柴杆時盡量裝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樣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時候，我便特別把它記住，作為進行檢查的標記。每月我都要把已經寫好的全部詩從頭背誦一遍，假如這時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時發現它跟我特別記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從頭開始檢查，直到“追回”那几行從記憶中滑脫的詩句為止。 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我曾經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們自己制作一种獄里用的念珠。他們把面包用水泡開揉爛，染上顏色（用燒焦的膠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紅藥水染紅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時候用細繩穿起來，那細繩是用線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來也加入了他們一伙，我說自己也想數著念珠祈禱。不過，按我信的宗教教規，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顆（后來我才明白，其實只要二十顆就夠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軟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顆不能是圓的，應該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顆和第一百顆也要有所區別，能摸得出來才行。立陶宛人雖然對于我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誠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顆），但還是深表同情地幫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顆珠子做成一個深紅色的心形。我后來一直把他們這一絕妙禮物帶在身邊。冬天，我把它放在寬大的連指手套里，在派工地點，在從一處被赶到另一處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時刻，我不知數了它多少遍。這是站著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礙事。它就藏在這大棉手套里通過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發現了，但他一看是祈禱用的，也就還給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結束（這時我寫下的詩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來在流放地點，都多虧了這串念珠幫助我寫作，幫助我記憶……不過，也并不那么簡單。積累的詩句越多，每月复習所占的天數也就越多。特別是這种复習還有一個害處，就是所寫的詩句背得爛熟了，就再也發現不了其中的优劣，無法提高了。為了盡快把紙片燒掉，本來就是匆忙中決定的初步方案，后來往往成為唯一的方案了。把寫好的東西放起來，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來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這种奢望是我連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寫出真正的好詩。 不能把沒有燒掉的小紙片久留在身邊。有三次它曾給我帶來很大危險。只因為我從來不把最危險的字眼寫在紙上，而是用略字或橫線代替，才使我免遭災禍。有一次，我為了安靜，离開大伙儿獨自趴在离營區障礙地帶較近的草地上，把小紙片夾在一本書里偽裝起來寫詩。不料這時一個看守頭頭，韃靼人，從我身后輕輕地走來了。他看見我不是在看書，而是在寫什么。 “喂，拿來！”他命令我把小紙片交給他。我站起來，捏著一把冷汗把紙片送過去。那上面寫的是： 定要補償我們的一切， 要還我們，還要答謝。 我記得那步行的五晝夜， 從布羅德尼察和奧斯切羅杰， 是K〔哈薩克人〕与T〔韃靼人] 驅赶著我們，〔擔任警戒〕 假如這上面的“按按人”和“擔任警戒”几個字全寫了出來，看守定會把我立即揪去見行動人員，他們就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橫線像啞巴一樣，什么也說明不了，他看到的是： 是K——与T—— 驅赶著我們，——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思路。我在為自己的詩擔心，可是他卻以為我在畫障礙地帶的略圖，准備逃跑。不過，他也沒有放過這張小紙塊。他踏著眉頭反复讀了好几遍。“驅赶著我們”几個字已經使他想到一些什么了，特別使他動腦筋的是“五晝夜”。我甚至沒去考慮這几個字會引起他的什么聯想！“五晝夜”——這是勞改營里關囚犯禁閉時說的標准用語。 “關了誰五晝夜？你說的是誰？”韃靼人看守皺著眉頭追問。 我好容易才借助“布羅德尼察”和“奧斯切羅杰”兩個名詞使他相信：我是在回憶別人寫的一首關于前線的詩，可怎么也想不起全詩來了。 “你干什么要回憶？不許回憶！”他拉長了臉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這儿！有你受的！ 今天來談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當時對于我，對于一個一錢不值的奴隸來說，這卻是了不起的大事：我從此便不能再离開嘈雜的人聲躲到一旁去寫詩了。假如再叫這個按期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詩句，就完全可能對我立案審查，加強監視。 而我現在已經不能丟掉寫作了！…… 還有一次，我違背了自己的習慣，在工地上一气寫下一個劇本中的六十行詩，而且收工回營時沒有把這一張紙藏好。當然，那上面許多重要的詞也是用略字或橫線代替的。看守是個寬鼻梁的小伙子，挺朴實的。他看著這獵獲物有點奇怪。 “是寫信嗎？”他問道。 （把寫好的信帶到勞動工地，被查出來只不過蹲几天禁閉。但是，這封“信”要是落到行動人員手里，就會引起他的疑心了！） “這是我准備演文藝節目的時候用的，”我只好厚著臉皮說，“我正在回憶一個劇本。演出的時候，您來看吧。” 小伙子的眼光在那張紙片和我的身上來回掃了几遍，然后說： “身体倒挺結實，可是個混蛋！” 說著，他把我的紙片撕成兩半，又撕成四塊、八塊……。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為那碎片還是夠大的，在這崗樓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長官手里，勞改營的長官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遠的地方監視著搜查呢。但是，看來他們是規定不許到處亂扔東西的，弄髒了還得自己打掃。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紙片像塞進字紙簍一樣又塞在我的手里。我一進工棚門就急忙把它扔進了火爐。 還有一次，我手里還有一大段詩沒有燒掉，可是，在建造加強管制工棚的時候，抑制不住詩興，我又寫下了《砌石工》。那個時期我們是在隔离區內勞動，無須到區外去，因而對我們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帶在身上已經兩天了。第三天，晚點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當地到屋外去复習一次，然后把它燒掉。我想找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安靜處，卻不知不覺走近了障礙地帶。沒想到這恰好是不久前騰諾鑽鐵絲网逃跑的地方。一個似乎原來就埋伏在那里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領，在黑暗中把我帶進了加強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處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團，扔在身后了。這時正刮風，看守沒有听見我揉紙和扔紙的聲音。 我一點也沒想到身上還帶著另一段詩。到加強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來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么犯罪的東西，是寫前線生活的一段（《普魯士之夜》中的一段）。 這位上士班長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他讀了一遍。 “這是什么？” “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詩。《瓦西里·焦爾金》。”我堅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爾多夫斯基兩人的生活道路在這里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爾多——夫斯基！”上上含著几分敬意說，“你寫它作什么？” “這里沒有書看。我就這樣憑記憶寫下來，有時候讀上兩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臉刀片——被沒收了，把那小段詩還給了我。他本來可以放掉我。那我就會赶緊去尋找我的《砌石工》。但是，這時已經過了點名時間，囚犯們已不能在營區隨便走動了。所以看守親自把我送回工棚，鎖上了門。 我一夜沒有睡好。外面的風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會被刮到哪里去呢？盡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橫線，但詩的大意還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內容就可以斷定作者是建造加強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烏克蘭人中間是不難找到我的。 因此，現在在營區某處或草原上無可奈何地被大風吹著到處滾動的不只是那個小紙團，而是我多年來的寫作，是已經寫出的，更重要的是計划要寫出的全部東西。我呢，只有禱告上帝保佑。每當處境不佳的時候，我們向來是不以信奉上帝為恥辱的。只是在我們順利的時候，才恥于信上帝。 早晨，五點鐘，剛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著使人窒息的寒風跑到昨天扔紙的地方去找。狂風卷起砂石扑打著我的臉。哪里去找呢？風從這里吹向營部方向，再遠就是懲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來來往往。還有几道交叉的鐵絲网），再往前就是障礙地帶，是小村鎮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彎著腰來回找了整整一小時，毫無結果。我已經絕望了。誰知天剛亮，我看見就在离我扔紙團的地方三四步遠處有一個白東西——風把小紙團吹到旁邊，恰巧夾在地上的兩塊木板中間了。 我至今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奇跡。 我就是這樣寫作的。冬天，在工間休息取暖的時候寫。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頭上寫。趁著兩次抬灰漿的間隙，我把紙片放在磚上用鉛筆頭（還得不讓旁邊的人看見）偷偷寫下上一次抬灰漿時想好的一兩行詩。我像是生活在夢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爛菜湯時，我常常确實“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見周圍人的談話，我總是在沿著自己詩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塊塊磚砌成牆一樣砌造我的詩篇。人們搜查我，點名，報數，跟著隊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卻只看到我寫的戲劇的場面、幕布的顏色、布景中的家具擺設、一排頂燈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員的每一個動作。 別的小伙子乘汽車沖出去，把鐵絲网偷偷剪斷，在大風雪里從一個雪堆爬向另一個雪堆。對我來說，這些鐵絲网似乎并不存在，我仿佛始終處于自己的長久的、遙遠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們發現不了這一點，他們只知道數數人頭。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經接触到一個偉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島分散的一個個小島上，在同我一樣的孤獨的胸腔中，這個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曉中成長起來，為的是在未來的年代，也許是在我們死后，顯露出它的威容，匯成整個狂濤怒吼般的俄羅斯文學。 一九五六年，當時已經出現“私下出版物”（薩姆依茲達特）了，我在那里讀到了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第一本詩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動。就像會見了多年不見的親兄弟一樣。那里寫道： 我自己知道：這不是游戲， 這意味著死亡——槍斃。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樣， 即使為了獲得生命， 我也絕不放下這支筆！ 這張已經展開的紙， 我絕不把它揉棄！ 他這詩也是在勞改營寫的！這也是背著所有的人向黑暗發出的孤獨而沒有回聲的呼喊： 那長長的一排墳墓 是我所記憶的全部。 我本應也赤身露体躺進泥土， 但我曾發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個字， 絕不停止哭訴； 仿佛在我這死人的生活里 也還有過什么最初…… 當時有多少像我們這樣的人呀？我想，其數字要遠比在這交替的年代泅出來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寫出的詩篇裝到瓶子里埋在地下，但卻沒有把埋藏地點告訴任何人。有的人交給別人保存起來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經心的人手里，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過于謹慎的人手里。有些人則根本沒有來得及寫下來。 即使在埃克巴斯圖茲這個小島上，難道我們會那么容易彼此相識，互相鼓勵几句，互相表示支持嗎？我們在勞改營里是像狼一般躲避著所有人的，我們彼此也互相躲避。不過，即使這樣，我還是在埃克巴斯圖茲營里認出了其中几個。 我完全意外地（通過洗禮教派信徒們）認識了一位宗教詩人阿納托利·瓦西里耶維奇、西林。當時他已經四十多歲。相貌平庸，毫無特色。棕黃色頭發已經被剪掉、剃光，眼眉也是棕黃色的。他對誰都謙讓、溫和，但也是矜持而審慎的。我和他已經談過很多話，每逢不勞動的星期天，我們有時就在營區內長時間地散步。只是在這种時候，他才把自己寫的宗教性敘事詩讀給我听（他也和我一樣，在勞改營里作詩）。這時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人的相貌真是多么不足為憑啊！一個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隱藏著多么不平庸的靈魂啊！ 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里長大，是個無神論者。他被德國人俘虜后接触過一些宗教書籍，被這些書迷住了。從那時起，他不僅成了一個虔誠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學家和神學家！正因為“從那時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監獄和勞改營里，他作為神學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獨自走過來的；別人在他之前早已發現的東西，他要重新去發現，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為“從那時起”他就既未看到過宗教書籍，也未遇到過可以談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里，他當的是壯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額，每天歸來時累得腿都直不起來，兩手顫抖著。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腦海里充滿了詩篇的抑揚格，四韻的自由詩。全部詩篇都是在腦子里默默寫成的。我相信，到我們相識的時候他頭腦里大概總裝有二万行詩句了。他也把寫詩看作自己的一种神圣職責，他有自己的記憶方法和向別人傳遞的方法。 他体驗到一個“大自然宮殿”，這使他對世界的認識變得美麗而溫暖。每逢他看到在我們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長出來的一棵小草，他便會俯身對著那小草高聲感歎： “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創世主甚至把它也送來給人當舖墊了。那就是說，我們，人，更應該多么美好啊！” “怎么能說‘你不要愛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東西’呢？”（這是教派的信徒們常說的一句話。） 接著，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于用這种微笑同別人和解。 “是啊，甚至在塵世間肉体的愛里也表現出我們向往統一的偉大愿望啊！” 按照他的“神正論”，也就是他為神的正義所作的辯護，對于世界上為什么應該存在罪惡這一問題的解釋，是用下列詩句表達的： 盡善盡美的創世主 允許有非盡善盡美的—— 靈魂的痛苦，是因為沒有它 人們就不會了解幸福。 ………… ………… 法律确是嚴酷， 但只有靠了它 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 才能踏上偉大的永久和平之路。 西林對于耶穌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難也作了自己的大膽解釋：他認為這不僅是出于智人間贖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上帝自己想重新体驗一下人間痛苦的愿望。西林勇敢地斷言： “上帝一直是了解這些痛苦的，但是在這之前從來沒有親身体驗過它！” 同樣，關于將在所謂世界末日前出現的耶穌的敵人，即那個 歪曲了人的自由靈魂 對偉大光明的追求， 而把它局限于對今生光明的追求的人，西林的描寫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語言： 這偉大的天使拋棄了 賦予他的幸福， 因為他沒有受過人間痛苦。 甚至他的愛也不會完美， 假如其中沒有哀愁苦楚。 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廣闊胸怀中可以容納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說； ……它們的實質是： 即便在基督的教義中 每個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 唯物主義者會怒气沖沖地提出疑問：精神怎么會產生物質？對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說： “這些人并沒有想認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質怎么會產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質產生了精神，那豈不是奇跡嗎？那應該是更大的奇跡才對！” 我的腦海已經被我自己的詩句占滿了，所以在我听到的西林的長詩中只保留了這么一些片斷。我真擔心他自己或許什么也保留不下來。在另一篇敘事詩中，他使自己最喜歡的主人公（他給這個主人公取了個古希腊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記了）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假想演說——宣讀了一篇為全人類制定的精神綱領。這位詩人的胸膛中，這個身上挂著四塊號碼布、疲憊不堪、只有死路一條的奴隸的胸膛中，擁有許許多多話需要向活著的人們訴說。他的話比在雜志社、出版社和廣播電台里牢固地占据著自己的職位的、除了對自己之外對誰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講的話還要多。 戰爭開始前夕，阿納托利·瓦西里耶維奇·西林畢業于師范學院文學系。現在，他和我一樣，大約再過三年就可以被“釋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專長是在中學教文學。可是，像我們這些坐過牢的人，再去教書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談到這個問題時，他說： “我總不能再向孩子們灌輸謊言吧！我要對孩子們講關于上帝、關于精神的真話。” “那么，剛上完第一堂課就會把你解雇掉！”我對他說。 西林低垂著頭，輕聲回答說。 “讓他解雇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時候也是不會心慌的。他絕不會為了抓住教師的教學日志，為了不去揮動十字搞，就昧著良心講課。 我久久地望著這個滿頭棕黃發、其貌不揚的人。他不知道誰是他的父母，誰是他的導師，他的整個生活道路是那么艱難，就像用鐵鍬來刨這埃克巴斯圖茲的多石的地層一樣。我望著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贊歎。 西林和浸禮派教徒們吃一個鍋里的飯，一起分面包和菜湯。當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眾，他必須跟什么人一同閱讀和解釋福音書，并且收藏這本小書。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東正教教徒們（大概是擔心人們會把他看作旁門左道而拒絕接近吧）。也許只是沒有發現他們，因為在我們營里除了西部烏克蘭人之外很少有東正教徒。要么就是因為這些人事事循規蹈矩，很不突出。浸禮派教徒們似乎很尊重西林，認真地听他講話，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會的人。不過，他們也不滿意西林的一些异端說法，他們指望慢慢把他變成自己人。只要有這些浸禮教派教徒在場，西林同我的談話就平淡無奇了。只有他們不在的時候，他才能同我敞開談。他很難使自己适合他們的要求，盡管他們的信仰十分堅定、純洁、熱烈，而且這信仰幫助他們度過苦役營，毫無動搖，精神上沒有垮下來。這些信徒都很誠實，不喜歡動怒，愛勞動，熱情而樂于助人，完全獻身于耶穌。 正因為這樣，當局才那么堅決地要除掉他們。一九四八一九五O年間，僅僅因為參加浸禮派團体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監禁并被送進特种勞改營。（因為參加教會當然是參加一种組織！）“勞改營里不同于外界。在外界，每個人都毫無顧忌地盡量強調自己，并且從外表上表現自己。很容易看出，誰在追求什么。在監獄里則相反，大家都失去了個性：頭發理得一樣，都不刮臉，戴同樣的帽子，穿同樣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風、驕陽、泥土和艱苦勞動弄得不成樣子了。要想透過那沒有個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區別出每個人的內心光輝，那是需要有些經驗的。 但是，心靈的火花畢竟會不由自主地閃爍發光，從一個人身上傳到另一個人身上。會自然地發生一种無意識的互相結識和同類型人的相聚。 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個片斷，就能較快和較深刻地了解這個人。比如，那邊有許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來了。于是，可能因為休息時間快到了吧，全班都躲進了窩棚。可是有一個人仍舊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溝的一邊，用鐵鍬支著身子，一動也不動，仿佛他覺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蓋住了他的頭、肩、胳膊，就像蓋住一座雕像。他對此無所謂嗎？甚或還感到舒服？他透過紛飛的大雪凝視著障礙地帶，凝視著白色草原。他長得很粗壯，寬肩膀，方臉膛，粗硬的淺棕色絡腮胡子。他總是那么穩穩當當，慢慢吞吞，沉著冷靜。他一個人留下來，站在那里觀看著這個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沒有在這里。 我不認識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對我談過他的事。他是個擁護托爾斯泰宗教學說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觀念中長大的，這种觀念禁止殺生（即使為了那個“先進學說”殺生也不行）。禁止殺生，當然也就不許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他應征入伍，隊伍開到靠近阿富開的庫什卡駐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庫什卡附近偷越國界跑到阿富汗去了。當時庫什卡并沒有德國人，也根本沒有德國人朝這個方向進軍的消息。因此，他本來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戰爭結束，一次也不向活人開槍的。但是，他覺得肩上背著這個鐵家伙本身就違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會尊重他“不殺生”的信仰，會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樣只顧私利。它怕触怒強大的鄰國，就把這個逃亡者枷起來，關進監牢。這樣，他帶著不能走動的沉重足枷在獄里呆了三年，等待著戰爭結局。蘇聯戰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諛地把這個逃兵送還了本國。他的刑期就是從那時候算起的。 看，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雪里，像是這自然界的一部分。難道把他送到人間來的是國家嗎？為什么國家有權利決定這個人應該怎樣生活呢？ 我們大家都不反對擁有像列夫·托爾斯泰這樣一位祖國同胞。他是一塊牌子。還可以發行紀念郵票嘛！也可以把外國人帶到托爾斯泰的庄園雅斯那雅-波良納去參觀。而且我們十分樂于研究托爾斯泰是怎樣反對沙皇專制的，是怎樣被開除教籍的（講解員每次講到這里時聲音總會顫抖的）。但是，假如有誰，咱們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認真地看待托爾斯泰，假如咱們國內真地出現了一位認真擁護托爾斯泰的活人，那么，喂，你就小心點吧！當心落到我們的履帶下面去！！就是這么回事。……在工地上，有時候你要跑去向一個犯人小組長借卷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這個卷尺對他來說很珍貴，可他又不認識你（有這么多班組一起干活嘛！），但是，不知為什么他竟會毫無戒心地把自己的寶貝遞給你。（在勞改營里這樣作簡直被認為是愚蠢！）而當你把卷尺還給他的時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謝。像這樣的怪人怎么能在勞改營當組長呢？他說話帶點外地口音。噢，他原來是個波蘭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爾斯基。讀者還會看到他的。……有時候，我跟著隊伍向前走，想數數袖口里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詩句。但是，和你并排走的五個人中有個新面孔實在引起你的注意。我們工地里又派來了新班組。他是個上了年紀的猶太人，派頭像個知識分子，和藹可親，嘴角上露出某种聰明的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馬薩梅德，是個大學畢業生，哪個大學？哪個？是布加勒斯特大學。專業是生物心理學。順便說一下，他還有另外的專長——相面和看筆相。此外，他還是個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說開始靜坐修行的話，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開始。（是啊，可惜我們呆在這所大學里的期限太短了！我簡直應接不暇！沒有時間把一切都吸收進來！） 后來，我又留心觀察他在勞動工地上和生活區里的情況。同胞們讓他在辦公室找個工作干，他沒去；他認為必須讓大家看看：猶太人也能和大伙儿一起勞動！他雖已五十歲，卻還能毫無畏縮地掄起十字搞。不過，他确實是個名符其實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天气他可以脫掉衣服讓同志們用消防龍頭往他身上澆水。他吃起飯來不像我們那樣急急忙忙把飯塞進嘴里，而是一個人轉過臉去，全神貫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個特別小的羹匙往嘴里送。 ……有時候，在路上也會結識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過，一般地說，在隊伍里是不能多講話的：押送人員的叫喊，身旁人的噓聲（“你們講話，我們會跟著遭殃！……”），再說，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無精打采，而回來時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風沙。可是，突然，有了一個机會。（當然，正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所說的那樣，這不是典型情況。）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机會。 在隊伍的最靠邊的一行里有個長著滿臉黑胡子的小個子。（他最后一次被逮捕時就是留著這把胡子的，照片上也帶胡子，所以到勞改營后便沒有給他刮掉。）他走起路來很精神，嚴肅庄重，腋下夾著一卷捆著的圖畫紙。這是他的合理化建議或者發明，是一件他頗為自豪的什么新東西。他在勞動工地上把它畫了出來，曾經拿給營部的什么人看過，現在又把它帶到工地去。忽然，一陣惡風把他的紙卷從腋下吹掉，吹到隊伍外面去了。這位阿爾諾德。利沃維奇·拉波波爾特（讀者已經知道這個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著被刮的紙卷向前追去，一步、兩步、三步……可是他沒有抓住它，紙卷繼續向前滾，已經滾到兩個押解兵中間，已經超過押解兵的警戒線了！這時，拉波波爾特本應該停下來，因為“未經允許，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會……不予警告立即開槍的！”可是紙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嗎！拉波波爾特跟著紙卷向前跑去，彎著腰，兩手伸向前方——厄運正在把他的技術創新搶走呀！阿爾諾德伸著手，像耙子似地張開五指，似乎在說：強盜！不許拿走我的圖紙！全隊看到這個場面猶疑不前了，自動地站住了。沖鋒槍舉起來。一陣拉槍栓的聲音！……到此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這時卻發生了非典型性的情況：沒有一個混蛋，沒有一個人開槍！野人們也看出了：這不是逃跑！甚至他們那被攪混了的頭腦也終于明白了這個場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創作！拉波波爾特又繼續往警戒線外跑了十五六步，終于抓住了那卷紙。他直起腰來，滿意地回到隊伍里。他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回來的…… 雖然拉波波爾特在勞改營里呆的年數超過了平均數，經過幼儿園（指五年以下——譯者注）的刑期，又經過十年，而后是流放，現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舊生气勃勃，動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雙經常閃著愉快光芒的眼睛卻像天生為了表達痛苦而造的，那是一雙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覺得這些年的監獄生活沒有使他變老，沒有摧垮他的身体；這是值得自豪的。當然，他倒是具備提起精神的條件，因為他作為一個工程師，這些年來一直給看守們在建筑工程方面當幫手。他干起活來很帶勁，而且除了勞動之外，還有一些精神財富上的創作。 他是個興趣十分廣泛的人，這种人總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試試。有過一個時期，他打算寫一本像我這本書一樣的關于勞改營的書。不過，沒有成功。對于他的另外一种創作，我們，他的朋友們，則報之以嘲笑：這几年來他一直在認真而耐心地編寫一本包羅万象的“技術參考書”，他想使這本書能夠解答有關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一切問題（從各种電子管技術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還得是個……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長了經驗，拉波波爾特后來就不輕易把自己的創造計划告訴別人了。所以，他只是极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愛的著作拿給我看。那是寫在一本黑色膠布面筆記本上的《關于愛情》的論文。這篇論文頗有些新意，因為他認為斯湯達的論述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他的論文還沒有完全寫好，眼下還只是一些沒有串聯到一起的論點札記。但是，可以看出，對于一個在勞改營度過了半生的人來說，它凝結著多少純真和智慧啊！我在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 “占有一個不愛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卻夸耀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經過情感在机体上的發展所培養起來的，那它所帶來的便絕不會是快慰，而只能是羞恥，是厭惡。” “我們這個時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掙錢、職務、權力上，他們已經喪失了最高的愛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對于正确無誤的女人本能來說，占有則是真正親密關系的第一階段。只有在這之后女人才承認男人是親人并用‘你’稱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會感到某种恩愛的柔情涌上心頭。”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愛情在它失去了對方的愛時是不會嫉妒的，而只會死亡，只會僵化。” “同科學、藝術、宗教一樣，愛也是一种認識世界的方法。” 阿爾諾德·利沃維奇自己既然有這樣廣泛的興趣，這就使他能夠了解各种各樣的人。他還介紹我認識了另一個人。如果沒有他的介紹，我是不會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這是個營養不良症患者，是個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兩根鎖骨支著勞改營發的短上衣，簡直是一具骷髏。再加上這八個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膚本來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頭被哈薩克斯坦的強烈陽光一晒，就顯得更黑了。真難為他還能在隔离區內走動，還能推著擔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個詩人。（又一位詩人！）他的詩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語出版過。但因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蘇聯的囚犯（他是蘇聯國籍），所以我們的報紙自然不會為他喊冤叫屈。 他還正當壯年，可是已經站在死亡的邊緣了。我怀著同情拙笨地企圖驅散他那些關于死的念頭。但他卻慘然一笑，以哲人的語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語對我解釋說：在死亡這個問題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備死亡的過程。而他已經經歷過恐懼。痛苦、遺憾等等，已經哭過了，他已經全部“經歷”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備好了。所以。現在只剩下讓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們中間有多少詩人啊！簡直多得令人難以置信！（有時簡直使我不知所措。）這個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兩個年輕詩人卻在等待滿刑，向往著將來在文學上成名呢。他們也是詩人，而且是公開的詩人，并不躲躲藏藏。這后兩人的共同點是他們都顯得那么晶瑩而純洁。兩人都是沒畢業的大學生。其中，科利亞·博羅維科夫是皮薩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說，是普希金的敵人），現在在衛生所當醫士。另一個在特維爾市出生的尤羅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詩寫作，他每天要到營區外的机械制造厂辦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們（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歲，都是做了父親的人）嘲笑他，說先前在北方普通勞改營時有個輕浮的羅馬尼亞女人主動找他，可他沒懂她的意思，卻為她寫了一首十四行詩！現在，一看他那天真無邪的模樣，就會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卻不得不將這少年的純真消磨在勞改營里。真該詛咒！……你在觀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觀察你。我們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著的，坐著的，走動的，亂亂哄哄。晚飯后，在沉悶的晚點名前，我有時候就翻開達里辭典的第二卷看看。這是我帶到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唯一一本“書”，到這里之后也蓋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圖章。我看這本“書”時從來不看頁數，因為晚上剩下的一點時間最多能讀半頁，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著書慢慢地踱著，眼睛盯著書的一個地方。新來的人總要問：這么厚，是什么書？而且表示惊奇：為什么要看這种東西。我已經習慣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話回答：“看這种書最保險，不會再触犯別的條文。” 其實，在特种勞改營里讀什么書能沒有危險呢？關在杰茲卡茲甘勞改營的一個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時閱讀改寫過的英語作品《牛虻》。盡管是偷偷地看，還是被人告密了。來了一群軍官搜查他，勞改營分部的首長親自參加。“你是盼望美國人來吧？”接著命令他當眾用英語朗讀一段。然后，問他：“你的刑期還剩多久？”“兩年。”“再關二十年！”搜查時還發現了他寫的几首詩。首長說；＊你還對愛情有興趣？……那么好吧，你們給他創造些條件，讓他的腦子里不僅再也沒有英文，連俄語也沒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雜役們還在低聲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們也連累啦！還要把我們也赶走呢！”） 但是，這本書也幫助我交結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個叫弗拉索夫的小個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樣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雞，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銳利目光，說起話來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請問，您這是本什么書？” 我們開始交談了。后來，我們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談，這樣，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慢慢地在這人身上發現了一個微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緊緊地壓縮著半世紀以來我國的全部歷史。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維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個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現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認為自己是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他沒有想到他還是個語言大師，不過是口頭語言大師。不論關于什么事，是鄉下人割草還是商人的小舖子（他曾在一家小舖子里當過學徒），是關于紅軍部隊還是！田庄園里的生活，是談省督戰隊的劊子手還是談貪得無厭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講得活靈活現，好像一切就發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親身經歷過似的一下子牢牢記住。我真想當時就把這些全記錄下來！可怎么記得過來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當時的原話都一句句回想起來，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發現，一個瘦瘦的、高鼻梁大個子年輕人常常向我和我的書瞟上几眼。但卻好像總下不了和我搭話的決心；他很靦腆，不像個久住勞改營的人。我和他也認識了。他說話聲音很低，羞答答的，邊說邊吃力地尋找著需要的俄語詞，有時會犯一些很可笑的語法錯誤，但每逢這种時候他總是用微笑來補救。原來他是個匈牙利人，叫亞諾什·羅扎什。我把達里辭典拿給這個被折磨得疲憊不堪的人看，他頻頻點頭說：“對，對，是該把注意力轉到別的東西上去，不能總想著吃的。”他只有二十五歲，但臉上卻毫無青春的气息：被風吹干癟了的纖細皮膚像是直接貼在細長的頭骨上。他患關節痛，是在北方伐木場時落下的關節炎。 這個勞改營里除他之外還有兩三個匈牙利人，那几個人整天想的就是一個問題。怎樣能吃飽，活下去？而亞諾什則老老實實吃班長分給他的那一份，雖然總是半飽，但他從來不去尋找別的東西吃。他留心觀察一切，諦听一切，希望能夠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們——俄羅斯人！他說： “我在這里了解了別人以后，我覺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覺得很奇特〔奇怪〕。這些人原本是很愛本國人民的，可他們卻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過，我看這是軍事〔戰爭時期的]混亂造成的，你說是不？” （他的這個問題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當時仍是戰爭時期的話，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還沒有結束呢？……） 一九四四年，當我們的軍隊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時候，他才十八歲（而且他并不是軍人）。他微笑著告訴我： “那時候我還既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好事，也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坏事呢。人們還沒有從我身上得到好處，也沒有受到我的損害。”對亞諾什的偵查過程是這樣的：偵查人員一句匈牙利語也不懂，而亞諾什一句俄語也不懂。有時候也來几個古楚爾人（即住在喀爾巴特山區的烏克蘭人）給他當翻譯，可是他們的翻譯水平极低。亞諾什在一份長達十六頁的起訴書上簽了字，可是，始終不知道起訴書上面寫了些什么。同樣，當一個不認識的軍官向他宣讀一張紙上寫的話時，他很長時間沒弄清楚，那原來就是特別庭的判決書。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場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來他被送進了醫院。 進醫院之前，俄國只向他顯示了一個方面：讓他坐牢。可是，這時，在醫院里，俄國卻向他顯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獨立勞改點里有個小醫院，那里有個叫杜霞的護士，四十五歲左右。原來在防疫站工作，是個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沒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夠撈一把并混過刑期的手段。（其實，這种想法在勞改營里很普遍。不過，亞諾什透過他那玫瑰色眼鏡看不到這一點。）杜霞認為自己有責任照顧醫院里那些垂死的、誰也不需要的人，使他們活下來。但是，要想用勞改營發的那一點點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這位社霞護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飯——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換成半公斤牛奶，用這牛奶喂活了亞諾什（而在亞諾什之前，還喂活了別的什么人）。亞諾什就是由于這位杜霞大娘才愛上了我們國家和我們這些人的。所以他后來才在勞改營里開始認真地學習看守們和押解他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偉大而有力的俄羅斯語言。他在我國的勞改營呆了九年，他只在監獄的床舖上，通過一些小畫片和勞改營，看到了俄國。但是他卻愛上了俄國。 亞諾什屬于這樣一類人：他們的童年時期除了讀書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愛好。這樣的人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得越來越少了。亞諾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這种愛好，甚至在勞改營也是這樣。不論在北方的勞改營，還是來到這埃克巴斯圖茲特种勞改營之后，亞諾什從不放過得到并閱讀新書的机會。在我認識他之前，他已經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愛他們的作品。我給他講了格里鮑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萊蒙托夫，几乎像喜歡裴多菲和阿蘭尼一樣。萊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虜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國人說過，他們在俄國詩人中最喜歡萊蒙托夫。）亞諾什特別對《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運感到共鳴，因為那也是個被囚禁的年輕人，也是注定要死在這里的。亞諾什背會了其中的許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國人行列中，站在异國土地上，倒剪著手，用异國的語言喃喃背誦： “那時我已模糊地意識到． 在故國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會有我的足跡。” 溫順純朴，和藹可親，一雙灰藍色眼睛顯出他是毫無自衛能力的——這就是我們這冷酷無情的勞改營里的亞諾什·羅扎什的形象。他有時坐到我的床邊上（輕輕地、緊貼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滿鋸末的墊袋還會被他弄得更髒或壓坏似的），悄悄地對我說著知心話： “我這些內心的幻想還能去對誰說呢？……”他這個人無論對什么事都從來不抱怨。 走在勞改營的犯人中間，就像走在布雷區里似的，為了不以身試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覺的光線給每個人都拍個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狀態下，我還是能夠在那剃得光光的頭頓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發現多少個富于詩意的人啊！ 可是，還有多少個戒備周密而沒有被我發現的呢？ 還有多少個？還有几百几千個我根本沒有遇到的呢？ 而在這几十年間，還有多少人被你，被你這個可詛咒的利維坦扼殺了呢？！？ 埃克巴斯圖茲營也有一個官方的（雖然是极其危險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個給所有囚犯的書上都蓋上黑圖章并且替我們刷新身上的號碼的地方。 我們的文化教育科有個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藝術家弗拉基米爾·魯德丘克，過去是大輔祭，几乎就是總主教的私人秘書了。關于勞改營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還保留了一條規定，還沒有來得及取消它。規定是：不給有宗教職稱的人剃頭發。自然，這條規定并沒有明文寫出，因此，對那些不知道此項規定的人，還．是要剃頭發的。但是，魯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權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發就保留下來了，比一般男發稍微長些。他很愛護自己的頭發，就象注意自己的儀表一樣。他很招人喜歡：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身材，悅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儀式的樣子。同我一起來的克季托爾·德羅茲多夫一下子就認出這位大輔祭了：“他在敖德薩大教堂作過彌撒！” 但是，這個人無論在外表上和生活態度上都不像我們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東正教剛剛擺脫失寵狀態后很快就自己摻雜進或者被人摻雜進東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這种人總是想方設法損毀教會的名譽。而且，這個魯德丘克落到監獄的經過也帶有些神秘色彩，誰也不了解為什么。也不知為什么他有時還給別人看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怎么會沒有被沒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國總主教阿納斯塔西一起在紐約的大街上照的。在勞改營里，他自己住一個單間。他每天在派工地點嫌惡地替囚犯們描寫帽子上、棉襖上和褲子上的號碼，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間懶散地度過一天，有時就找一些俗气的繪畫來臨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繪畫陳列館的复制品大畫冊沒有被勞改營當局沒收去；我就是為了這本畫冊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許一生中再也看不到這些作品了。他在勞改營里也還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區通報》，有時還一本正經地談論一番偉大的殉教者，或講一些作彌撒的細節。不過，顯然是裝模作樣，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還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彈奏時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誠的，有時他自彈自唱，聲音十分悅耳： “流浪者渡過了貝加爾湖……” 他邊唱邊搖晃著身子，似乎他的頭上也籠罩著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環。 一個人在勞改營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細膩…… 我當時對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謹慎。我不再去魯德丘克那里了。我對他沒有講過關于自己的任何事。這樣，我總算象一只無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脫了魯德丘克銳利的眼睛。而魯德丘克的眼睛是一雙進行著觀察的眼睛。 一般地說，老囚犯誰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許多眼線，是最不适于會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勞改營的時候，人們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為男人在那里可以見到女人。但在這特种勞改營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實，充滿“眼線”的文教科也可以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這是格奧爾吉·騰諾、彼得·基什金、葉尼亞·尼基申三個人教給我的。 我和騰諾就是在文教科認識的。這次短暫的唯一的一次相會使我永不能忘，從此我便記住了騰諾這個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運動員那么勻稱。不知為什么，當時他身上的海軍制服和制褲還沒有被扒掉（其實那已是我們這里允許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個月了）。雖然肩上的海軍中校的肩章沒有了，身上挂著几塊CX－520號碼布，但是，如果立刻讓他登上軍艦，他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軍軍官。走動時露出兩只長著棕黃色絨毛的手腕，兩腕上都刺著花紋：一只上面刺著一個鐵錨圖案，它的周圍有几個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著“Doordie！”。除此之外，騰諾也還沒有能夠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變樣子，使它不再露出驕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隱瞞那嘴角上的微笑。（我當時還不懂得，這微笑原來意味著：逃跑計划已經擬好！） 這里是勞改營！是布雷區！可是我与騰諾兩人是既在這里，又都不在這里：我正走在東普魯士的路上，股諾則處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們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計划的潛在能量，但這些都不能通過握手時的雙手或簡短寒暄時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點點火花！就這樣，我們只交談了兩句完全沒有意義的話，我就一頭扎到報紙里。他就去同圖馬連科商量文藝演出的問題了。這個圖馬連科也是個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還讓他負責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個相當复雜的“多層次”人物。人們怀疑他是個“眼線”，但也許猜錯了。對干他的行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學上的解釋。 說來可笑，苦役營的文教科下面居然還要有，說得确切點是居然要建立一個“文娛活動小組”！而對參加這個小組的人卻又毫無优待和照顧。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藥的文藝迷之外，誰也不參加這類小組活動。可是，騰諾卻就是這樣一個“文藝迷”，盡管他的外表給人的印象沒有這么坏。何況這個騰諾從到達埃克巴斯圖茲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懲戒室的。他在懲戒室請求去文化教育科！勞改營領導認為這是開始悔改的表現，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動分子，但他在勞改營里最有名，整個埃克巴斯圖茲營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勞動的囚犯都以他為自豪，因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點傻頭傻腦。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裝出那副樣子，人們都說：“基什金可比誰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話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樣。基什金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羅斯現象，古老的俄羅斯現象：他能夠對強有力的惡人大聲說出真話，能向人民指明他們的真正處境；而所有這些都是通過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現的。 他最喜歡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綠色背心之類的衣服，到飯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盤碗。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勞改營里最受歡迎的人為了不餓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掃盤子。他這樣做還另有目的：當他還著輕盈的舞步、作著鬼臉、在食堂串來串去收集殘羹剩飯的時候，人們都注視著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們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時候他會在干活能手們正喝著菜湯的時候，突然把人家還沒吃的粥碗端過來。當然，那人會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飯碗。這時基什金卻滿臉賠笑地說（他是圓臉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別人不触動您的飯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說完就托著一大堆空碗，邁著輕盈的舞步溜走了。 現在，基什金說的每一次笑話已經不僅是在本隊的囚犯中間互相傳誦了。 有一次，他站在飯桌旁，人們的眼睛离開飯碗，望著他。而他卻像玩具小貓那樣滴溜溜地轉著眼珠，裝出一副傻瓜的面孔問道：“小伙子們！你們說說，假如父親是個傻子，母親是個‘破鞋’的話，孩子們會吃得飽還是會挨餓？” 他不等人們回答這個十分明顯的問題，就指著桌上的魚刺接著說： “每年七八十億普特，你們把這個數字用兩億除一下看看！” 說著就走開了。其實，這是一個多么簡單的想法啊！為什么我們以前沒有想到除它一下呢？報紙上早就說，全國一年收八十億普特糧食，那就是說，一個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們這些壯漢們每天耕地、种地，可糧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斷地變換方式。同一個思想，他有時便從另一個角度講——從講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問題”講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營門前或崗樓前排除等候的時候講，因為這時允許說話。他經常提的口號是：“發展你們的臉吧！”他經常說：“小伙子們！我在營區里走著，一看，你們所有人的臉都沒有得到足夠的發展。都像是只惦記著地里的大麥垛，腦子里別的什么都沒有想！” 有時他會突然沒頭沒腦地、毫無聯系地當著一群囚犯喊道：“達達尼爾！野蠻！”听來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兩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這個“達達尼爾”是誰了，反而覺得這個名字既好玩，又貼切，簡直連斯大林的兩撇胡子都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對，是達達尼爾！ 勞改營的長官們有時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們在崗樓前大聲問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頭禿得那么光？！大概是嚇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猶豫地立即當眾回答：“照您這么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即列宁——譯者注）也是因為嚇得老摸它嘍，對嗎？”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邊走一邊宣布哈夫收過飯碗之后要教給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國查爾斯頓踢踏舞！ 突然，勞改營里運來了稀罕東西：一部電影片！晚上，還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牆上放映。人擠得滿滿的，桌上，長凳上，長凳之間坐滿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別人的大腿上。但是，剛開映便停下來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牆上。我們看到几個看守進來了，他們正在給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們選中了中間一條長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讓出來。那些人決心不站起來：好多年沒看過電影了，真想看。看守們的聲音變得嚴厲了，其中一個說：“那，好吧，把他們的號碼記下來！”于是，當然，只好讓了。這時，忽然听到一個含著譏諷的聲音，像貓叫似地響徹了黑暗的食堂，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聲音： “本來嘛！小伙子們，看守大人們再沒有地方看電影了嘛！叫咱們讓，咱們就讓吧！” 一片笑聲。啊，笑聲！啊，這就是力量！看守們掌握著一切權利，但是，他們并沒有把號碼記下來，而是可恥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們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聲了。這里沒有基什金。 看守們走了，電影繼續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勞改營長官叫去。人們想。這回總得關他五天禁閉！不，基什金微笑著回來了。他寫的“檢討”是這樣的：“看電影時，看守們与在押犯人之間為了座位發生爭吵，我曾要求犯人們按規定讓出座并走開。”為什么要關他禁閉呢？ 囚犯們很想看點節目。雖然影片和戲劇里都像是有意捉弄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繪得很好，但他們還是要看，因為可以在這种時候暫時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對于他們這种看演出的無聊熱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這類演出或電影時，總有許多人爭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門還關著，遲遲不開；要等負責的看守來，由他按名單先放那些干活比較好的班組進去看。奴隸般的囚犯們人挨人緊緊擠在門口等著，已經半個小時了。這時，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脫掉，扶著旁邊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們的肩膀上去，光著腳，踩著人們的肩膀，從一個肩膀跳到另一個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門口！他蠕動著短小的身軀、做著怪樣，使勁敲打大門，极力表現他無論如何也想進去看節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樣敏捷地踩著人們的肩膀跑回來，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發出了笑聲，但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陣羞恥。真的，我們像一群羊似的擠在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東西可看！沒見過嗎？！ 人們開始散去。當看守拿著名單來到門口的時候，几乎沒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誰也不再往里擠。現在，去拿棍子赶他們來看吧。 還有一次，寬敞的食堂里終于要舉行一個“文娛晚會”了。人們已經坐好。對于晚會，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著自己那件綠背心，在場里跑來跑去，幫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陣掌聲和歡笑。忽然，他急急忙忙從台口跑過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邊跑邊揮動一只胳臂，像發出警告似地叫喊著：“達達尼爾！野蠻！”場里一陣大笑。這時，好像沒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開了，可台上空空的，一個人也沒有。基什金卻又在這時跑了出來。人們又報以哄笑。可是笑聲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樣子不僅不可笑，而且簡直像是發了狂，兩只眼睛瞪得溜圓，叫人看著都害怕。他開始朗誦，渾身顫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環視著听眾（夾雜著烏克蘭語）朗誦道； 我舉目環視四周， 這景象使我滿怀哀愁， 憲兵肆虐，鮮血橫流， 無數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臥著父親的尸首！ 他這是針對几乎占觀眾半數的烏克蘭人因犯朗誦的！這些烏克蘭人都是剛從沸騰著的各州押送來的。這朗誦等于往他們的新傷口里撒上一把鹽！他們哭了，甚至失聲痛哭！已經有個看守朝著舞台，朝著基什金這邊沖過來了。可是，基什金悲壯的表情一瞬間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經在用俄語高聲喊道。 “這几句紀念一月九日的詩，還是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背會的呢！” 說著便滑稽地扭動著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個人，葉尼亞·尼基申，也是個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緣好，方臉膛上有許多雀斑。（在農村被摧毀之前，那里有許多這樣的小伙子。如今在農村更多地看到的則是不怀好意的表情。）葉尼亞的聲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寬，但他很喜歡唱，唱給同房間的朋友們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報幕員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愛妻》，莫克羅馬索夫作曲，伊薩科夫斯基作詞，吉他伴奏，由葉尼亞·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調。葉尼亞面向大食堂里擠得滿滿的听眾甜蜜地唱起來，表現出我們內心中那尚未完全變得粗野的、尚未完全變冷的一點點溫情： 妻啊，我的愛妻！ 只有一個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個人，在我的心坎里！ 只有你一個人？這樣，舞台正面挂的號召完成生產任務的橫幅標語就顯得暗淡無光了。勞改營里的年月，已經呆過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這灰藍色的昏暗會場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個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權面前承認的莫須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帳的念頭，也不是我們餓狼般對食物的關怀……而是只有你一個人！…… 我溫柔可愛的妻！ 不論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誰都珍貴， 比誰都親密！ 這是一支傾訴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盡頭的別离，吉凶未卜的、查無音訊的別离！這支歌對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點也沒講到監獄。還可以把它解釋成是有關長期戰亂的描述。 我這個地下詩人的嗅覺居然失靈了：我竟沒有發現台上朗誦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詩人的詩，（這類詩人有多少啊！）而且這位詩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應公開發表的需要。 對尼基申能怎么樣呢？在勞改營里能要求他把歌譜拿來，檢查一下是不是伊薩科夫斯基作詞和莫克羅馬索夫作曲的嗎？既然他那么說，大概是他記得吧。 我看見；圖馬連科站在舞台后面——帶著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著。 大約兩千人坐在這灰蒙蒙的會場里。他們一動不動，鴉雀無聲，像是他們根本不存在。他們都僵化了，變得嚴酷了，像石頭一樣。他們的心被歌聲抓住，臉上挂著淚珠儿。原來，他們的眼淚也還知道該從哪里、怎樣流出來。妻啊，我的愛妻！只有一個人，只有你，只有你一個人，在我的心坎里！…… ------------------ 圖書在線制作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