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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偵查階段也不會不想到她們，畢竟她們的監室和你只隔一堵牆啊！她們——弱者們就在這同一座監獄里，在這同樣的管理制度下，這种無法忍受的偵訊她們如何經受得了？！ 走廊寂靜無聲，听不出她們的腳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爾卡的看守員為開哪把鎖而多耽擱了點時間，如果讓我們監室的男犯在樓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鐘，通過窗外的“籠口”，我們忽然會看到下面翠綠的小庭園一角的柏油地面上的女人的腳踝和皮鞋。她們也是排成兩路縱隊，也是等著開門。只能看見腳踝和皮鞋，還是高跟的呢！這真像是演出瓦格納的《特里斯坦与依索爾德》時樂隊的一聲轟鳴。比它們高的部位我們一點也看不見，這時看守員已經赶我們進屋。我們漫騰騰往屋里蹭，心里又好像是亮堂了一點，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層云霧。我們在腦子里補足其余部分的形象，把她們幻想成因精神沮喪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怜人地。她們怎么樣了？她們怎么樣了？！ 但是看來她們非但不比我們更沉重，也許反比我們輕松。從婦女們寫的有關偵查階段的回憶文章里我暫時還沒有發現什么材料，可以据以做出她們比我們更消沉更沮喪的結論。婦科大夫祖波夫蹲過十年，在勞改營里一直給女犯們看病，并對她們進行觀察。他說：不假，從統計數字看，婦女對逮捕及其主要后果——喪失家庭——的反應比男人來得快，來得明顯。她在精神上受到損害，這常常表現為最脆弱的女性机能的喪失。 婦女們寫的關于偵訊的回憶中最令我惊异的是這一點：在那种地方，她們竟能想一些從囚犯（但決不是女人）的角度看來如此“瑣碎”的事情：納佳·蘇羅夫采娃，一個漂亮的年紀還輕的女人，被提審時在忙亂中穿了兩只不同的長襪。在偵查員辦公室里，審訊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難堪。你滿以為她心里准會說：“去他的，關他個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劇場看戲，何況她差不多是一個哲學博士（按西方標准的）和一個熱心的政治家呢？誰想得到她竟會對這种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盧賓卡蹲過監獄的亞歷山德拉·奧斯特列佐娃后來在勞改營里告訴我，她在監室里時常鬧著玩：有時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員因為少了犯人而嚇得要死，跑進屋來找；有時候用糖蘿卜汁染個大紅臉出去放風；有時候在提審之前和女難友們熱烈地討論今天該穿朴素一點還是穿上晚禮服。誠然，奧斯特列佐娃當時還是個嬌養慣了的小淘气并且是同一個年輕姑娘米拉·烏波列維奇關在一起的。 后來在紅色普列斯尼亞監獄大院里我碰巧和一批解來的女犯坐在一起，她們跟我們一樣，也是新判的。我惊奇地看到她們不像我們這樣瘦、這樣衰弱和蒼白。一樣的口糧標准，一樣的獄中折磨，在女人身上產生的效果平均說來輕微一些。她們餓垮得不是那么快。 但是對我們全体，尤其是對于婦女來說，監獄只是開花，勞改營才是結果。正是到了那里，婦女才或者被摧毀，或者屈服、蛻變，以适應環境。 在勞改營里情況反過來了，婦女的日子越來越比我們男人不好過。就從勞改營的肮髒說起吧。在遞解站和遞解途中她們已經吃夠了肮髒的苦頭，到了勞改營也講不了干淨。在一個平常的勞改營的婦女作業班里，也就是說在集体工棚里，她几乎永遠沒法覺得自己身上是真正干淨的，永遠搞不到溫水（有時候什么水也沒有。在克里沃謝科沃第一勞改點里，冬天連臉也洗不成。水象冰一樣涼，沒地方燒熱）。她不能通過任何合法途徑得到紗布和布條。哪儿還談得上洗衣服！ 洗澡房？對了！進勞改營正是從洗澡房開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里跳下悶罐車馱著行李在押解隊和警犬的包圍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話。勞改營的洗澡房是像驗收貨物一樣檢驗脫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里有水也罷無水也罷，反正檢查虱子、剃腋毛和陰毛這兩件差事總能給營區內并非本等的貴族——理發員察看新來的娘儿們的机會。緊接著別的雜役也來逐個察看Z這還是索洛維茨的老傳統，只是群島草創期還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謹——是在她們做輔助勞動時隔著衣服進行察看的。但是群島漸漸硬結了，這道程序也變得肆無忌憚起來。費多特·C夫婦（他倆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結合的）現在笑著回憶說，男雜役們排在一條窄走廊兩邊，讓新來的女犯們脫光衣裳通過走廊，不是全体一道，而是一個一個地通過。然后雜役們討論決定誰要哪一個。（据二十年代的統計資料，我國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与六、七之比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連串《法令》發布后，比例一點點地拉平了。但是仍沒有達到不看重婦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儿們。）有的勞改營里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帶進工棚以后，一個個保養得很好的穿著嶄新的棉背心的（在勞改營里穿一件沒有破口和油污的衣裳，馬上顯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雜役這時才跟著進來。他們在“小車廂”之間不慌不忙走來走去，進行挑選。他們坐到床沿上，說長道短，邀請到他們那里去“作客”。他們住的不是大統艙式的工棚，而是几人一間的“小室”。他們那里又有電爐，又有平鍋。他們還有人類的夢想——炸土豆呢！頭一次去僅僅是美餐一頓，以便對勞改營生活的不同方面做一番比較和認識。急性子的在給女人吃了土豆以后馬上要求“付帳”，克制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門，把今后的前途解釋給她听。趁著人家客客气气地上門請你，你就在營區內找個安身的地方吧！這儿又干淨，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齊的服裝，活儿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在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女人在勞改營里“比較容易”。單純保住一條命，女人比較容易做到。有的垂死者對于不需到泔水坑里揀食物的女犯怀著某种“性的憎恨”。從這种感情出發，自然會認為女人在勞改營里的日子比較容易過，“因為她們靠較少的口糧也過得去，因為她們有避免饑餓和活下去的門徑。一個餓瘋了的男人，他的整個世界都被饑餓之神的翅膀遮住了，對其它一切都看不見了。 不錯，是有一些水性楊花的女人，她們在外邊就比較容易跟男人相好，不大挑揀。勞改營里條條輕松的門徑對于這樣的女人自然是永遠開放的。雖然個人的特點不能簡單地按照刑法典的條文划分，然而我這話大致不會說錯：大部分五十八條女犯不屬于這一類。有的人自始至終認為走這一步比死更難受。另一些人躊躇、動搖、難為情（在女友面前的羞愧也阻止她們走上這條路），等到她們終于下了決心，終于打算順從，一看已經太遲了，在勞改營里已經找不到買主了。 因為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人要。 進營的頭几天就有許多女人順從了。前景是那么殘酷，希望是絲毫沒有。做出這种選擇的包括有夫之婦、孩字媽媽，也包括未成年的少女。正是這些被勞改營的粗魯和野蠻壓得出不了气的小姑娘們變成最無顧忌的蕩婦。 怎么，不干？好，走著瞧！穿上男人的長褲和外套！像一個無定形的外表肥大而內里孱弱的生物，拖著沉重的步子到森林里去勞動吧！到時候你會爬著送上門來，會跪在地下哀求的。 如果你進營時身体狀況完好，又在最初几天就做出了聰明的決定，你將長期在衛生科、廚房、會計室、縫紉間和洗衣房安身。歲月將舒坦地過去，跟外邊差不多。即使遇到遞解，也會像朵盛開的鮮花似地到達新地點，到了那里也會知道從頭天起該怎么辦。最合适的路子是給首長當女佣人。新被解進一座勞改營，她是一個身材碩大、細皮嫩肉的女人，原是一個軍隊高干的多年養尊處优的夫人，登記分配科科長立刻相中了她，給她分配了一個在科長辦公室擦地板的光榮職務。她就這樣軟軟和和地開始了她的刑期，完全明白這是她的好運气來了。 至于你在外邊愛過什么人，曾想忠實于什么人，這又算得了什么！一個女活尸的忠實有什么用處？女犯工棚里永遠听得到這樣一句話：“等你出去催還要你？”你變粗、變老，你將在凄苦与空虛中度過殘剩的女性的年華。抓緊時間從這种野蠻生活中拿到一點什么豈非比較明智？ 有個便利條件，這里對這种事沒人說閒話。“這地方全這么生活。” 生活已經不剩下任何意義，任何目的，因此沒有什么東西束縛你的手腳。 沒有馬上屈服的，或者自己會改變主意，或者人家會強迫她屈服。連那些項頑固的，如果有几分姿色，也准會被逼得無路可走，還得就范。 我們在卡盧加關卡勞改營（莫斯科市）里的時候，有過一個驕傲的姑娘M，中尉，特等射手。像童話里的公主——殷紅的嘴唇，天鵝般的身姿，又黑又亮的頭發。倉庫管理員伊薩克·別爾沙德爾，一個又老又髒又肥膩的家伙打定主意要買她。這人的模樣誰看都惡心，更不用說對于有著健美的身体和不久前的英勇的經歷的她了。他是朽爛的木頭疙瘩，她是勻稱挺秀的白楊。但是他從四面把她緊緊圍困起來，不給她留下呼吸的余地。他不僅讓她陷進了一般勞動（所有的雜役都配合一致地行動，幫助他打圍），使她不斷受到看守員的刁難（看守員也和他“挂著鉤”），而且還威脅說一定要把她送到最坏最遠的勞改地去。結果有一天晚上勞改營熄燈以后，靠著白雪和天空的微光我親眼看見M像影子似地從工棚溜出來，低著頭，敲了敲餓狼般的別爾沙德爾的保管室的門。在這以后她在營區內得到了不惜的安排。 M·H·已經是中年婦女，在外面是繪圖員，兩個孩子的媽媽，丈夫死在牢里。她在伐木場婦女作業班里已經消耗得疲弱不堪，但仍拒不就范。她的体質已經處于不可逆轉的邊緣。雙腿浮腫，下工時拖在隊尾，押解隊士兵用槍托驅赶她。有一次不知為了什么事在營區里面留了一天。廚房大師傅來巴結她：到我小屋來，我讓你吃一頓。她去了。他放了一平鍋豬肉炸土豆在她面前，她全吃光了。但是在付了“報酬”以后，她嘔吐起來，土豆白糟蹋了。大師傅罵她：“還以為自己是個金枝玉葉呢！”從那以后她漸漸習慣了。她得到了好安排。每次營里放電影，她在場上自己挑選打算找她過夜的男人。 誰要遲延得比她更久，那就有一天要自己慢騰騰地走進男犯的集体工棚（已經不能找雜役了），在“小車廂”之間的夾道里邊走邊單調地重复：“半公斤……半公斤……”：如果救命星拿著口糧跟她走回來，那就用床單把自己的“小車廂”三面擋起來，在這個篷帳、窩棚（“小窩棚”這個字就是由此而來）里面賺一塊面包，如果事前沒有被看守員抓住的話。 用破布片遮擋的“小車廂”是勞改營內的古典畫面。但也有比這更簡單的，這又得說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謝科沃第一勞改點了（我們知道這一個，可這樣的一共有多少？）。在這個勞改點里，盜竊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殘廢人、女犯、孩子媽媽……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髒得無法形容，肮髒得無与倫比，屋里亂七八糟，有一股濃重的气味。“小車廂”上沒有任何臥具。存在一條不許男人入內的禁令，但誰也不遵守，也沒人檢查。不僅男人們常常進去，連少年罪犯——十二三歲的男孩子也成群結伙地涌進去學習。他們起先只是單純觀賞——在那個屋里不存在虛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夠還是時間來不及，“小車廂”是沒遮沒蓋的。燈當然也是從來不關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當著大庭廣眾，而且同時在几處進行。只有顯眼的衰老和顯眼的丑陋能夠成為女人的護身符，此外沒有任何庇護。漂亮的外表必然招來災禍，這樣的女人的床上永遠坐著客人，永遠受到包圍、請求，用毆打和刀子脅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堅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選定這樣一個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護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這個貪婪的行列、這些被這里的見聞和空气毒化了的瘋狂的少年罪犯們的侵扰。難道僅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嗎？難道僅僅是少年罪犯們被毒化了嗎？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邊看著這一切而本身卻無人問津的女人們呢？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會爆發起來，她們會扑上來毆打走運的女鄰居。 后來克里沃謝科沃勞改點里又迅速地流行開花柳病。傳說差不多一半女犯都有病，但是沒有法子，還是照去不誤，長期霸占者和！臨時求歡者仍是絡繹不絕。只有一些做事謹慎的人，例如在衛生所有內線的手風琴演奏員K，每次去之前都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們核對一次性病患者的秘密名單，以免出毛病。 科雷馬的婦女們的處境如何？要知道女人在那地方是奇缺的物件，在那里她會遭到哄搶，被撕成八塊。一個女人在那地方的工地上千万別落到誰的手里，押解兵也好，自由人也好，犯人也好。在科雷馬出現了“有軌電車”這個詞儿，意思是集体強奸。K·O講，一個司机打牌輸掉一卡車押解到艾里根去的女犯，他把卡車拐進小道，把女人交給免除看押的建筑工人們睡一夜。 勞動怎么樣？在男女混合的作業班里女人還能占一點便宜，可以干一些輕活。但如果整個作業班全是女人，可就沒有情面好講了。你們照樣得交出那么多方木材來！還有整個由婦女組成的勞改點，這里伐木、挖土、脫坯全都要女人干。只有銅礦和鎢礦不派女人去。以卡爾拉格“第二十九勞改點”為例，這個點里有多少女犯？不多不少整六千！女人在那里干哪些工种？葉林娜當搬運工。她扛八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的口袋！不錯，上肩有人幫助，而且她年輕時是体操運動員（葉連娜·普羅科菲耶夫娜·切博塔廖娃十年刑期內一直是搬運工）。 婦女勞改點里形成著非女性的殘暴風習：沒完沒了的罵娘，沒完沒了的打架，瘋鬧。不這么干，你就沒法活。（但据免除看押的工程師普斯托維爾-普羅霍羅夫觀察，一旦女犯從婦女勞改大隊抽出來當家仆或干体面工作，馬上變得安靜而勤奮。他見過三十年代貝阿干線〔第二西伯利亞大鐵路）婦女勞改大隊的情況。請看這樣一個小場景：炎熱的白天，女犯請求押解隊准許她們在水溝里洗洗澡，押解隊不准。女犯們當下齊心一致地脫得赤條條躺在地上晒太陽——緊挨著鐵路干線，就在過往列車的眼皮底下。駛過國內列車沒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趟國際特快馬上要過來，里頭有外國人。要女犯穿衣服，她們不听命令。于是叫來一輛救火車，用消防水龍把她們轟跑了。） 再請看看克里沃謝科沃的婦女勞動。在磚厂的取土場，一個地段開來完畢，就把頂板扔到那里去（開采前頂板平舖在地面上）。過后就需要把這些又濕又沉的原木從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來。怎么拉法？讀者會說：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個婦女作業班用兩根纜繩（用纜繩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兩頭。每一頭站兩排人，像纖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齊，免得原木脫掉，一切又要從頭做起）纜繩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們二十人一撥，把這樣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橫眉豎眼的作業班長的罵罵咧咧的號令聲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們會問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饒了我吧！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們會說為什么不用吊車？可是你們忘記了維辛斯基說的“能把人們從空虛和渺小變成英雄的魔術師般的勞動”了嗎？如果使用吊車，魔術師怎么辦？如果使用吊車，這些人不得永遠空虛和渺小嗎！ 干這樣的勞動能把一個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東西，不論是固定的還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們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驗，在醫生面前脫下衣服后露出來的已經不是洗澡房走廊里雜役們垂涎三尺的那個身体：她變成了說不出年齡的女人；肩膀呈現出尖銳的棱角，乳房耷拉著，像兩只干癟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著福子。膝蓋以上的肉已經這樣少，以致兩腿之間形成了空擋，一個羊頭，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過。嗓音變粗、變啞，臉上已經出現糙皮病的黑斑。（据一個婦科大夫說，婦女在伐木場上勞動几個月，一個更要緊的器官就會發生下垂和脫出。） 魔術師般的勞動！ 生活里本來沒有一般齊的事情，在勞改營里更不用說。在勞動中也不是所有人的處境都同樣絕望，越是年輕，日子越好過些。我見過一個十九歲的姑娘納波利娜婭，長得結結實實，她的農村丫頭的面頰整個儿是紅通通的。她在卡盧加關卡小型勞改營里當塔吊司机。她爬上吊車像猴子一樣敏捷，有時候完全沒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從那地朝整個工地大聲咋呼：“噢……噢……”她沒有電話，從操縱室和地面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長聯絡也是扯著嗓子喊話。一切她覺得有趣、快樂，好像不是進了勞改營，簡直都能入團了。她帶著非勞改營式的善意向每個人微笑。她永遠領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糧——勞改營的最高標准。她不用害怕任何人（當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會讓她受人欺侮。只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營里怎么得到學開吊車的机會的。人家同意她干這個活不圖什么好處嗎？不過她坐牢是因為触犯了一條無關緊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煥發著旺盛的精力，而她贏得的地位允許她不是根据物質的需要，而是根据內心的要求跟別人戀愛。 十九歲進監獄的薩奇科娃也是這樣描寫她的景況。她被送進了勞改農場，那地方向來吃得比較飽，所以日子比較好過。“我唱著歌從一架收割机跑向另一架收割机，學習打麥相。”如果除了勞改營里的青春就沒有別的青春，那就該在這里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儿呢？后來她被轉押到諾里爾斯克附近的凍土地帶。連這個地方她也覺得像是“儿時夢中的神話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營就業。“記得我走在暴風雪中，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緒，我邊走邊揮動雙臂，和暴風雪搏斗。我唱起‘快樂的心隨著歌聲跳蕩……’望著輝映著北极光的色彩變幻的天幕。我扑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讓整個諾里爾斯克全听到：五年沒有戰胜我，是我把它戰胜了。什么鐵絲网、板舖、押解隊全結束了。我想愛什么人！想為人們做什么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會有惡勢力。” 不錯，這正是許多人的愿望。 薩奇科娃畢竟未能使我們大家擺脫惡勢力：勞改營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個幸運儿：別說五年，就是五個星期也足以把她消滅，無論做為一個女人還是一個人。 在我手里，和成千個凄慘或無恥的事例相反的就只有這兩個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別列古德那樣，還是八年級女學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條款）關進來，除了在勞改營里你還能在哪里經歷你的初戀？你怎么能不愛上不久前還是全市眾口稱贊、紅得發紫，當時你還覺得高攀不上的爵士樂演奏員美男子瓦西里·科茲明呢？尼娜寫了首《白丁香》，他譜成曲，隔著營區向她歌唱（他們倆已經被分開，他現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謝科沃工棚里的少女們也戴花——插在頭發里，這是已結成勞改營婚姻的標志，但也說不定是已獲得真正愛情的標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著營內的姻緣。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頒布關于鞏固婚姻關系的全蘇法令的同時，還有一項沒有公布的人民委員會決議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員部指示。那里面規定，只需自由的蘇聯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須不加阻撓地解除該公民与其在監禁（或在瘋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關系。甚至免付辦理离婚證書的手續費，以資鼓勵。（在這种場合，任何人沒有將既成事實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責任！）這就等于號召男女公民赶緊在患難中拋棄他（她）們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則應更徹底她忘掉他（她）們原來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邊的丈夫，這已經不僅僅是愚蠢的和非社會主義的，而且簡直成了違法。被丈夫牽連作為“反屬”（反革命家屬）入獄的卓婭·雅庫舍娃落得了這樣的結果：丈夫是重要專家，三年就獲釋了，他并沒有把釋放他老婆作為必需條件提出來。而她竟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來的婚姻，好吧。但是亂搞男女關系也受古拉格內部條令的譴責，當做是破坏生產計划的行為。這些忘掉了對國家和群島負有義務的不要臉的娘儿們在生產場所亂竄，隨時隨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屬刨屑上全行——因而生產計划便會完不成！五年計划便會原地踏步！獎金也不會往古拉格首長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還暗藏著怀孩子的卑污念頭，想利用我國法律的人道主義以怀孕為名刨掉几個月的刑期。這几個月可以不干活，而她們的刑期有時候統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條令才要求：凡發覺有姘居行為者，必須立即將二人隔离，將其中价值較小的一方轉解他處。（這跟把使喚丫頭發送到遠地的庄子上去的薩爾台奇哈們當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這一類囚衣下的風流韻事給看守人員增添了無窮的煩惱。看守員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嚕，可是卻不得不提著馬燈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著大腿的死皮賴臉的老娘儿們以及鑽進女工棚的老爺儿們。更別說也許他自己正欲火中燒呢（畢竟看守員也不是石頭做的），卻還得費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進禁閉室或者對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釋她的行為為什么不對，然后還要寫出一份報告（一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寫這玩藝儿簡直活受罪）。 构成一個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內容的東西：家庭、母性、親朋往來、熟悉的甚而是感興趣的職業，對于某些人還包括藝術和書籍——所有這一切全被剝奪了，在恐懼、饑餓、被遺忘、野獸行為的重壓下，女勞改犯的心除了愛情還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愛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為在灌木叢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當著眾人的面做不出來，況且男人并不是隨時做得了。再說勞改營看守員只要見到兩人“偷偷摸摸”（單獨在一起），馬上拉出去關禁閉。但是婦女們現在回憶，由于勞改營愛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變得特別深。正因為沒有肉体接触，它變得比獄外的愛情更加強烈！偶然的微笑、瞬間的注意，都足以使年歲不輕的女人們夜不成寐。在勞改營的肮髒陰暗的生活的背景上，愛情的光輝顯得格外鮮明。 H·斯托里亞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員）以及和她一起運干草的男搭檔（不識字的奧斯曼）的臉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謀”。女演員向她吐露了真情，說誰也沒有這樣愛過她，無論她的當電影導演的丈夫還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為了這個原因，她才不愿意离開運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開“一般勞動”。 再說是風險——几乎和打仗一樣，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會被發覺，就要付出被赶出習慣了的地點的代价，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這性格變得愚蠢而放蕩的地方，刀叢上的愛情畢竟是英勇的愛情啊！（奧爾塔烏勞改營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槍士兵帶往禁閉室。情夫低聲下气地懇求士兵放他走，經過了這二十分鐘，阿尼娜永遠斷絕了對那人的愛情。）有人為活命甘愿充當受雜役養活的沒有愛情的姘婦。有人為愛情甘愿去干一般勞動，甘愿去死。 連一些完全不年輕的女人有時也陷入這類事件，弄得看守員們也毫無辦法：在獄外誰也不會想到這樣的女人還能搞這种名堂！這些女人已經不是尋求情欲，而是為了滿足這樣的需要：關怀什么人，溫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給什么人墊補墊補；替他洗洗涮涮，縫縫補補。她和他共用的飯缽是他們神圣的定情戒指。個女犯向祖波夫醫生解釋說：“我并不要跟他睡覺。在我們這野獸過的日子里，在我們那成天為口糧和破布爛套子爭吵的工棚里，我心里總惦念著：今天該給他補補衣裳，我們還要煮個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時候還要求別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員專等著抓干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個波利婭大嬸，是醫院的洗衣婦，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獨身，曾在教堂里當過差。她的刑期已經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里發現她跟一個男人在一起。醫生們歎息說：“波利婭大嬸，你這是怎么啦！我們對你還抱很大希望呢！現在他們准得調你去干一般勞動了。”老太婆傷心地點頭：“是啊，是我的錯。照福音書上說是淫婦，照勞改營的說法是……。” 對被查獲的情侶的懲罰也跟古拉格的整個制度一樣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侶之一方是和首長關系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雜役，對他的私情可以好几年都裝做沒有看見。（一個免除看押的電工調來翁日拉格婦科醫院獨勢點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著他。自由人主任醫師把管總務的護土——一個女犯人叫來吩咐說：“給穆霞·布堅科創造點條件！”穆霞是個女護士，電工就是為了她才到這儿來的。）如果是無關緊要的犯人或者失寵的人物，那就會受到迅速而殘忍的懲處。 在蒙古境內的古爾熱德斯（鐵道勞改總局）系統的勞改營里（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國犯人在那里修筑鐵路），兩個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隊去會朋友被抓住了。一個警衛隊員用繩子把她系在馬后，騎上馬，在草地上拖著走薩爾台奇啥也沒有做過這种事。可是索洛維茨做出來了。 隨時遭追究、查獲、拆散的土著情侶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卻有這樣的事情，被分開后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聯系，獲釋后終于結合。我們知道這樣一件事：醫生，某省醫學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記得在勞改營里和多少女人發生過關系，連一個女護士都沒有放過，而且還不止護土。但自從3加入了這個行列，隊伍就到此為止了。3沒有終止妊娠，把孩子生下來了。不久獲釋，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決定留營就業。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來這里尋夫。他躲進隔离區里面，不跟她見面！（他的妻子不能進去逮他）。他在那里跟3生活在一起并通過各种方式轉告他的妻子，說他已跟她离婚，勸她离開這里。 但是能夠使勞改夫妻分离的不僅僅是看守員和長官。群島是一個一切都被顛倒了的國度，嬰儿的誕生本應當使一對男女結合得更緊．在這里卻把他們分開。孕婦！腦產前一個月被解送到另一個勞改點，那里有附設產科病房的勞改營醫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們不愿意為父母的罪孽而當囚犯。孩子生下來，便把產婦送到不遠的一座專門收容“媽姆卡”（孩子媽）的勞改點。 這里需要插一句！在這里不能不插一句！“媽姆卡”這個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諷啊！“我們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語言很喜歡給每個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綴，并且總是頑固地這樣做。不說（母親），而說“MaMka”；不說（醫院），而說……——同樣的嘲諷，只是不表現在后綴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這個字也被降格為。即由“二十五盧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語言的這种固定的偏輕企圖表明，群島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還想表明他們并不珍視一般人珍視的東西。他們很清楚給他們提供的治療完全是冒牌貨；他們被逼著姑妄寫之的所謂赦免申請也完全是冒牌貨。犯人把“二十五盧布”降低為“二十五戈比”是想顯示對這种几乎等于無期的徒刑也抱著超然的態度： “媽姆卡”在專門的勞改點居住和勞動，從那里被押著去給土著新生儿喂奶。嬰儿此時已經不在醫院，而是送進了“儿童村’（或“育嬰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結束后就再不讓母親和孩子見面，除非“在勞動和紀律方面有模范表現”的可以破例。（這個辦法的好處是不必為這事把“媽姆卡”留在附近的勞改點，哪儿生產需要就可以把她們派到哪儿去。）但另一方面，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們原來的勞改點与她們的勞改“丈夫”會合。當爸爸的只要不离開勞改營，一般見不到自己的孩子。斷奶以后，孩子繼續在儿童村里養上一年光景（他們的伙食標准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樣，所以勞改營醫務和總務人員的伙食都占他們的便宜）。有的孩子斷奶后不适應喂食，便夭亡了。活下來的孩子再過一年就送進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這樣暫別了群島，但并沒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据留意者說，母親獲釋后從保育院領回孩子的事并不經常（女賊們從來不領）。因而，這些自幼小肺葉的第一次呼吸就吸進了群島含毒菌的空气的孩子，許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詛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領。有的母親出獄前就委托一些無知識的（也許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領出來。古拉格放這些孩子出去，盡管這樣做對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個孩子就少一份產房、產假補貼和育嬰室的經費。 戰前和戰時，只要怀了孩子，勞改夫妻就得分离，他們來之不易、拼命隱瞞、四面受敵并且本來就不那么牢靠的結合就要毀于一旦，所以這時期女人們竭力避免生孩子。這又是群島跟外邊不一樣的地方：墮胎在外邊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這种事很不容易。而在勞改營里，長官們對醫院里經常實行的墮胎從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對勞改營只有好處。 孩子生不生下來？生下以后怎么帶？這對任何一個婦女都是難題，對于女勞改犯是更加苦惱的。如果變化莫測的勞改營命運寬容許你從一個心愛的男子那里受孕，怎么下得了決心墮胎？生嗎？——必然馬上要分開。你走后他在本勞改點不會跟別的女人相好？孩子會是怎么樣的？（由于父母營養不良，孩子往往發育不正常。）斷奶以后，就會把你送到別處去（你還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們會照看孩子嗎，不會把孩子糟踐嗎？將來能領孩子回家嗎（有些人不許領孩子）？如果不許領，就要傷心一輩子（有些人一點不會）。 打算獲釋后跟孩子爹結合的人，毫不猶豫地走上當媽媽這條道儿。（這种打算有時候能夠實現。這就是A·格列鮑夫与勞改營的妻子二十年后的合影：身邊的一個女儿還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現在十九歲，多可愛的姑娘，另一個是十年后在外邊生的，當時雙親已經服滿了刑期。）走這條道儿的，還有急著想体驗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沒有別的生活，就在勞改營里体驗体驗也罷。這個噴著你的奶頭的活生生的小東西畢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貨色呀？（哈爾濱來的利亞利亞生第二個孩子只是為了可以借此机會回到儿童村看望她頭一個孩子！后來又生第三個，也是為了能回去看頭兩個。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個都保全下來，帶了他們出去。）女勞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無可挽回，但她們通過做母親又樹立起自己的尊嚴，在一個短時期內她們似乎与自由的婦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們還這樣說：“盡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們寸步不讓他要求給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樣的供養和照顧。第三類女人，一般是勞改營里的老油條和女賊，把當媽媽看做是逍遙自在一年的机會，有時候看成是爭取提前釋放的門道。她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做自己的骨血，連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從不打听。 西烏克蘭來的婦女，有時還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羅斯婦女，一旦當了媽媽必定想方設法給孩子舉行洗禮（這已經是在戰后）。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里從外邊送進來（看守員決不輕易放過這种反革命行為），或是以面包為代价向營里的能工巧匠訂做。也有辦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帶子，還有辦法給孩子做一件后開襟的小罩衫和一頂小帽子。從口糧里省出砂糖，用點什么糧食烘一塊小甜餅，把最親近的女友們邀請來。會念一段祈禱詞（隨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總是有的。把孩子在溫水里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禮，滿心歡喜的媽媽這時便邀請客人們就餐。 有時候專為有乳嬰的女犯（“五十八條”當然除外）頒發局部赦令或提前釋放的指令。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輕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來就打的這個主意。這一類“媽姆卡”只要在附近的區中心領到了一張身份證和火車票，便常常把已經沒有用處的嬰儿留在火車站的長椅上，丟在頭一個人家的台階上。（不過也要替她沒想一下，她們并不是都能得到住處、派出所的好臉色、戶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經吃不到勞改營的現成口糧。沒有孩子就比較容易重新開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我挨著一群犯人度過一晚上，他們是根据特別指令從勞改營放出來的。約模三十人，占了大廳的一角。他們舉止囂張，顯出半盜賊式的放肆派頭。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儿女，他們知道生活值几個大錢，根本不把周圍的自由人放在眼里。男的玩紙牌，抱孩子的女人扯著嗓子爭論什么事。忽然一個“媽姆卡”發出一聲壓倒別人的尖叫，跳將起來，抓住孩子的腳丫子一掄，把孩子的腦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個大廳里的自由人都惊叫起來：“母親！母親怎么能干出這种事？”……他們不懂，那女的不是母親，而是“媽姆卡”。 前面所說，都屬于男女混合的勞改營，也就是從革命后頭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段時期的勞改營。那些年代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好像只有一個諾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監獄改成）羈押清一色的女犯。這個經驗沒得到推廣，它本身也沒存在多久。 但是偉大的導師和締造者終于安然無恙地從差點儿被他打輸了的戰爭的廢墟底下站起來了，他開始考慮臣民的福利。他的腦子現在騰出來用于安排人民的生活了。當時他發明的有益民生、增進道德的東西可謂多矣！其中的一條就是分開男女，首先從學校和勞改營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廣到整個獄外社會。在中國還做過更廣泛的實驗）。 群島男女的全面大隔离始于一九四六年，于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島嶼。如果是留在同一島嶼，則在男女營區之間拉上一道久經考驗的老友——鐵絲网。 如同別的許多做過科學預言和科學設想的行動一樣，這項措施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 婦女單獨分出來以后，她們在生產中的地位急劇惡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勞改營里，許多婦女做洗衣婦、衛生員、炊事員、鍋爐工、保管員、會計等工作。現在她們必須丟下所有這些職位。而另一方面，在婦女勞改營里這類職位要少得多。婦女們被赶出去做一般勞動，被赶進使她們特別受不了的純婦女的作業班。能不能哪怕暫時地從“一般”勞動里掙脫出來，也成了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女人們開始爭取怀孕，設法從任何一次短暫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触中留下一個孩子。現在不必像以前一樣害怕怀孕造成夫妻分离，因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經把分离賞給了他們。 這樣一來，送進保育院的孩子數量一年之內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從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雖然同一時期在押女犯的數目并沒有增加。 “給小丫頭取什么名字？”——“就叫奧林匹亞達（比賽）吧。她是在業余文藝活動比賽的時候怀上的。”業余文藝活動比賽，男犯文藝工作隊到婦女勞改點演出，男女突擊工作者聯合集會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動，還習慣地保留著，男女共用的醫院也保留了下來，現在這些地方也成了幽會的場所。据說一九四六年在索里卡姆斯克勞改營，分隔男女的鐵絲网是拉在單排柱子上的，网眼很稀（當然也沒有火力警戒）。這樣，饞貓似的土著們聚攏在鐵絲网兩側，女人采取彎腰擦地板的姿勢，男人不用跨過分界線就能占有她們。 永生的厄洛斯到底還是有一些威力！也并不單單是企圖擺脫“一般勞動”的理智的盤算啊！犯人們感覺到，分界線是永久划定了，今后只會越來越死，越來越嚴，跟古拉格的所有方面一樣。 如果說男女分隔以前還有過和諧的同居，勞改營的婚姻，甚至有過愛情，現在則只有公開的淫亂。 不用說，長官們也沒有睡大覺，他們對自己的科學預見邊實行邊修正。單排鐵絲网兩側增設了障礙區。后來發現這樣的隔斷仍不夠用，便代之以兩米高的隔牆，兩例仍然沒有障礙區。 在肯吉爾連這樣的隔牆也不管用，痴情的男女越牆而過。這時候，每逢星期日（因為不能浪費生產時間！況且在公休日處理內務是順理成章的）大牆兩側實行星期回義務勞動，強迫他（她）們把大牆加砌到四米之高。說來也逗人；人們參加這种義務勞動倒是興高采烈。在分手之前至少可以和牆那邊的人交個朋友，說上几句話，約好今后怎樣通信！ 后來在肯吉爾把隔牆接高到五米。五米之上又拉了一道鐵絲网，再往后又接通了一道高壓電网（該死的愛神威力之大——以至于此）。最后在兩頭又設置了警衛隊的了望塔。在整個群島史當中，這一道肯吉爾大牆有一段特殊的命運（見第五部，第十二章）。在其他特別勞改營（例如斯帕斯克）里也建造過類似的牆。 雇主們認為把男奴和女奴用鐵絲网分開是合乎天理順乎人情的。人們對于他們為達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的合理而恰當不能不表示欽佩，但是如果有人建議他們在自己家里也實行起來，那可要叫他們目瞪口呆了。 大牆越來越高，厄洛斯進退維谷。它找不到別的出路，有時飛得過高——變為柏拉圖式的通信來往，有時鑽得過低——變為同性戀愛。 情書從一個營區甩到另一個營區，或者留在厂里的約定地點。信里用暗語寫地址：即使被看守截獲，也弄不清是誰寫給誰的（按目前的規定，查出一張條子就要送進勞改營內的監獄）。 加利亞·維涅狄克托娃回憶，有時候連認識也不是當面的，兩人沒有見過面就通信了，沒有見過面就分手了。（進行過這樣的通信的人，知道它的絕望的甜蜜，它的毫無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說過的肯吉爾勞改營，立陶宛女人們隔著大牆嫁給她們從未見過面的同鄉：天主教教士（當然也是穿著囚衣外套的犯人）書面證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遠結為夫婦。在這樣的与隔著大牆的不相識的囚徒的結合（對于天主教信徒說來這种結合是不可改變的，是神圣的）中，我仿佛听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無私念，對于錙銖必較的和輕浮跳踉的爵士樂的世紀，它實在太崇高了。 肯吉爾的婚姻也有過不尋常的結果。上天听到了人們的祈禱，進行了干預（第五部，第十二章）。 婦女們（以及在男女分隔的營區里給她們治過病的醫生們）現在自己證實，這种分隔狀態她們比男人們更加難以忍受。她們特別容易沖動、神經質。女子同性戀愛迅速流行起來。嬌嫩的年幼女子臉色變得焦黃，眼瞼出現黑圈。身体比較粗壯的充當“丈夫”的角色。不論看守員怎樣驅散這類情侶，她們仍是成雙成對地睡在一張床上。當局把這類“夫婦”中的某些人從本勞改點遣送出去，這時便會爆發在哨兵的槍擊下自己投向鐵絲网的激烈的戲劇性事件。 斯杰普拉格的卡拉干達分營里集中的女犯全是“五十八條”。据H·B說，其中許多人一听說行動特派員要叫去談話，心里就緊繃繃的，倒不是由于恐懼或是對卑鄙的政治審訊的憎恨，心里緊繃繃是因為這個男人將要把她和自己單獨鎖在一間屋里。 婦女營負擔著同樣沉重的“一般勞動”任務。誠然從一九五一年起形式上禁止了婦女伐木場（未必是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的面子上）。但是還有這樣的情形，例如，翁日拉格的男勞改營老是完不成計划，這時想出來一個給他們加勁的點子——強迫土著們以自己的勞動償付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能免費享受的那件事情。為此把婦女們也赶到伐木場上去勞動，和男人們同在一個押解隊的警戒圈里，只隔著一道滑雪板壓出的轍跡。現場采伐的木材全算在男勞改點的帳上，但是對男犯和女犯都有定額要求。肩章上有兩道杠杠的長官直接對“木材工長”柳芭·別列津娜說：“如果你用手下的女人們完成了定額，我們就讓別林斯基在小屋里跟你會一次！”但是，凡是身体棒一些的干活的男人，特別是身上有錢的生產雜役，這時只要給押解隊士兵塞上几個錢（要知道這些人的工資也不夠他們胡花的），就能闖進女犯的圈子里去呆上個把鐘頭（直到買通的哨兵下崗的時候）。 在這個把鐘頭之內，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他們將：選對象，互相介紹（如果事前沒有通過信的話），找地方，辦事。 可是何必回憶這一切？何必触痛那些當時安安穩穩住在莫斯科市內和別墅里、在報紙上發表大作、在講壇上發表演說、赴療養地、出國的人們的傷痕呢？ 何必回憶這些，如果今天依然如故。不是只許寫那些“今后不會再重复了”的事情嗎？……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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