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一個被妖術控制的群島的成干個島嶼，星羅棋布于几乎從白令海峽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之間的廣大地域。這些島嶼是不可見的，但确實存在著。人們還利用同樣不可見的方式，從一個島嶼到另一個島嶼，不間斷地運送著具有血肉、体積和重量的不可見的囚徒。 通過哪里運送？用什么交通工具？ 有專設的大型港口——遞解監獄；也有簡易港口——勞改營遞解點；有特制的封閉式鋼殼船只——“囚犯車廂”。在碇泊場上接送他們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樣封閉式的鋼殼的運轉靈便的“烏鴉車”。“囚犯車廂”是按照鐵路行車時刻表運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時候，還發出長串的運輸車隊——用運牲畜的紅色悶罐車皮編組的列車——從一個港口拉到另一個港口，從群島的一端沿對角線直達另一端。 這是一套多么有條不紊的体系！這是人們花了几十年時間不慌不忙地建立起來的，是一群吃得飽飽的、制服筆挺、從容不迫的人們締造起來的。每逢單日十七時正，基涅什馬押解隊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爾卡、普列斯尼亞及塔干卡各監獄的“烏鴉車”運來的解犯。每逢雙日早六時前，伊万諾沃押解隊到達車站，從車廂里帶出并負責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別熱茨克、博洛戈耶的中轉解犯。 這一切就發生在你們身邊，緊挨著你們，可是你們都是看不見的（當然也可以閉眼不看）。這些賤民們上下車，在大站上是在离客運月台很遠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見。在較小的站上，也是專找兩座倉庫之間的僻靜夾道。“烏鴉車”屁股朝著“澤克車廂”倒開過去，踏板對准踏板。囚犯投工夫扭臉看站房、看你們，看其他車廂。他只來得及看踏板（有時最低一級的踏板都有他腰那么高，連爬上去的力气也沒有），從“烏鴉車”到“犯車”車廂之間的狹窄通道兩旁站滿了押解隊員。他們一個勁儿地吼叫著：“快！快！……上！上！……”，有的還揮舞著刺刀。 你們領著孩子，提著箱子、网兜，在月台上匆匆走過，自然無暇留意：這趟列車為什么多挂了一節行李車？這一節沒有標記的車廂的确很像是行李車。它的窗口也是斜釘著鐵柵欄。里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為什么車里乘坐著當兵的——祖國的衛士們。而且每次停車總有兩個軍人吹著口哨在車廂兩邊巡邏，同時斜眼瞧著車底下。 列車開動了。你們可知道，沿著同一條蜿蜒曲折的軌道，跟隨著同一股煤煙，穿越過同一片田野，飛掠過同一排電線杆、草垛，百來個囚徒的苦厄困頓的命運，百來顆受盡熬煎的心正与你們同行。他們甚至比你們早几秒鐘通過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們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閃而過的苦難，比之划過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跡。在熟悉而單調的列車生活中（開著口的臥具包，放在托盤上送來的茶水），你們難道能夠領悟到有一幅多么陰郁可怖的情景僅僅在三秒鐘之前通過了你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歐几里得空間？你們的車廂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們嫌擠，你們頗不滿意。可是難道你們能夠相信，難道你們能夠相信下面這几行字嗎？一瞬間之前駛過這個空間的同樣大小的一間包房里坐著十四個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個人呢？如果竟是三十個呢？ “澤克車廂”——多么令人厭惡的簡稱！劊子手們發明的簡稱無不如是。他們想說明這是運送犯人的車廂。但是這個字眼，除了在監獄的文書上，在哪里也沒有站得住腳。囚犯們習慣于稱它為“斯托雷乎”車廂，或者簡單地叫做“斯托雷平”。 隨著我國鐵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漸變化。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發配西伯利亞的犯人還是步行或者騎馬。一八九六年列宁流放西伯利亞已經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車（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還曾向列車乘務員叫嚷說車里擠得受不了呢。亞羅申科的名畫《到處是生活》讓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節為運送囚犯而草草改裝過的四等客車：一切仍是原封不動。囚犯們像普通人一樣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內外加了柵欄。這樣的車廂在俄國的鐵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記得，一九二七年發配時，就是乘坐這樣的車廂，只是男女分開了。另一方面，社會革命党人特魯申回憶說，早在沙皇時代，他就曾經乘坐“斯托雷平”發配過，不過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時代的老規矩，六人一間包房。 這种車廂的歷史是這樣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時期首次在鐵路上跑的：它設計于一九0八年，但是為了運輸前往國家東部去的移民用的，當時出現了一股強大的移民風，而車廂不夠。這种類型的車廂比普通客車車廂矮些，但比貨車車廂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輔助空間（即現在的“半”包房，禁閉室）——但自然沒有任何柵欄，無論是在內部還是在窗口上。柵欄是被一种善于發明創造的思想裝上的，我傾向認為是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可是這种車廂卻落了個斯托雷平的名字……這位大臣曾為把絞索稱為“斯托雷平領帶”一事要求和杜馬代表決斗，但這种身后的誹謗他卻無法制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長官們使用了“斯托雷平”這個術語——不，從來是用“澤克車廂”這個詞儿。這是我們犯人們，出于對官方名稱的抵触，想按我們自己的意思給個粗野點的叫法，上當受騙地看上了前輩囚犯們（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給我們的這個綽號。綽號的作者可能是什么人？不會是“反革命”，他們不可能把沙皇內閣總理和契卡聯想在一起。這絕對只可能是自己也沒想到地突然被拉進契卡絞肉机的“革命者”：或是社會革命党員，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如果綽號出現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話），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話）。過去曾以毒蛇之口殺害了這位偉大的俄國活動家，在他身后又以惡言穢語玷污他的名聲。 但是因為這种車廂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愛，得到普遍和專門的使用是從我國生活一切都整齊划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時一定新制了許多這樣的車廂），那么把它稱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謂“澤克車廂”就是一節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車。只不過全車廂九間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間（這里如同群島各處，一半設施是供看管人員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柵欄与走廊隔開。這是為了便于監視，柵欄的鐵條是斜向交叉的，像車站小花園的篱笆。它的高度直達車頂，因而取消了走廊頂棚上向包房里面開門的行李櫥。走廊一側的車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柵欄。囚犯乘坐的包房一側沒有車窗，只是在二層舖的高度有一個用固定的百葉窗遮住的气孔，上面也釘了柵欄（我們覺得這節車皮像是行李車，正是因為它沒有車窗）。包房的門向側面推開，是鐵柵欄門。 這一切加在一起，從走廊里看去很像動物園：在一長排柵欄后面，一些略似人類的可怜巴巴的動物在地板上和舖板上蜷縮著，用哀求的目光望著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動物園里從來不會把動物們這樣緊地擠在一起。 据外面的工程人員計算，一間“斯大林”包房，下舖可以坐六人，中舖（它整個連成一個統舖，僅僅在靠門的地方留下一個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兩個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現在，除了這十一個之外，再捅進十一個（最后几個是看守員關門時用腳蹬進去的）。——瞧！這才是“斯大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員。上層，每個行李架上各有兩人齜牙咧嘴地半躺半坐著，中層統舖躺著五個（這是最有福气的，這位子要動武才能搶到。如果包房里有盜竊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們），底下還剩十三名：下舖一邊各坐五名，他們的腿之間的夾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縫里，人身上，人底下——放他們的東西。就這樣蜷著腿緊擠在一起，一晝夜一晝夜地坐著。 不，這樣干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決犯是社會主義的勞動戰士，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設上的。但是，你們也會同意，他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總不能招待得叫外頭的人都眼紅吧。當前我國交通運輸有困難：他們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從五十年代起，火車運行時刻正常了，囚犯們在路上的時間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兩天、兩三天。戰時和戰后几年，情況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車廂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哈薩克斯坦）到卡拉干達可能走七晝夜（每間包房里頭可是裝了二十五個人哪！）；從卡拉干達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八晝夜（每間包房二十六人）。甚至從古比雪夫到切利亞賓斯克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蘇濟在“斯大林”車廂里面也坐了好几晝夜。他們一間包房里裝了三十万個。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斷地掙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費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晝夜他懸在人叢里，腳不沾地。后來開始死人——死尸是從人們的腳底下拖出去的（誠然，不是馬上拖走，而是過了一天以后）——這才松動了一些。他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個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發生了一件奇跡之國的奇跡，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由軍官們親手抬出車廂，用小臥車接走了：原來把他搞來是為了要他推動我國科學的發展。） 三十六——是极限嗎？我們手頭沒有三十七人的證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學的方法，經受過与“极限論分子”斗爭的教育，我們應當給予這樣的回答：決不！決不是极限！也許在別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們這儿決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舖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腦袋之間，還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沒有被擠掉的空气，這間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設定一個极限數，那就是一間包房的全部空間所能容納的細心垛好的未卸開的尸体的數量。 B·A·科爾漢耶娃從莫斯科出發時乘坐的包房里裝著三十名女犯，大多是為宗教信仰被判處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這批女犯到達目的地以后，除兩個人以外，全部都躺進了醫院）。她們沒有人死在路上，這是因為其中有几個是因為“勾搭外國人”而坐牢的年輕、丰滿、漂亮的姑娘，她們一個勁儿地羞辱押解隊員：“你們這樣押送這些老大娘，不覺得害臊嗎？她們是你們的媽！”与其說是姑娘們的道德論据，恐怕不如說是她們誘人的外貌對押解隊員起了作用。几個老太婆被關進……禁閉室。而在“澤克車廂”里關禁閉不是受罰，而是享福。五間囚犯包房只有四間是集体囚室，第五間劈成兩半——兩個窄長的半間，各有一個下舖和一個上舖，像列車員的包房一樣。這些禁閉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間，又方便，又寬敞。 不，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車廂里的這些疲憊而擁擠的日子里，從來不供給一頓熱食，只發給咸鯡魚和干繪鯔魚（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這种事情連例子都不需要舉）。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們。否則請你自己說說看，在路上用什么喂這些廢物才好？在車廂里供給他們熱食不合規定（誠然，“澤克車廂”里有一間包房是當廚房用，但它是專為押解隊預備的）。總不能發給他們生麥屑粉吧？也不能讓他們吃生鱔魚吧？給他們肉罐頭——不怕他們噎著嗎？咸鮮魚！沒有比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塊面包——他們還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條咸鯡魚吧。只要人家發，你就應該高興才是！如果你是聰明人，這條成魚你不要馬上吃，暫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遞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給的是濕漉漉的洒了粗鹽粒的亞速夫海刀魚，那就比較難辦。這東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絹、手掌心去接住，當時就把它吃掉。刀魚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墊著分的，而干鯰魚押解隊員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們的膝蓋上分配。 雅庫博維奇（《在被遺棄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寫上一世紀的情景時說：在那個可怕的時代，發配西伯利亞的途中，每人一天發給伙食費十戈比。當地一個用小麥面做的大圓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兩公斤？）值三戈比。“囚犯們的日子頗為好過。”他寫道。然而伊爾庫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賣十戈比。于是“囚犯們簡直在挨餓”。一個人一天才給一磅肉，這豈不跟發給半條鯡魚一樣了嗎？…… 如果魚已經發給了你們，那么面包也就不會宣布停發，說不定還會洒給你一撮砂糖。比較糟糕的情況是押解隊員走過來宣布；今天不開伙了，你們的口糧沒有發下來。也可能是真的沒有發下來：某監獄會計室的帳面上把數字填錯了地方。也可能是這么回事：發是發下來了，可是押解隊員自己的口糧不夠吃（他們的肚子平時也填得不那么瓷實），決定從犯人嘴里摳出一點面包。可是如果只發給犯人半條鮮魚，不發面包，那就會引起疑心。 當然，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鮮魚，不給飲水（從來沒有給過），連生水也不給。你們要明白：押解隊的編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崗，在車廂的通過台執勤，停車的時候還要在車外爬上爬下，檢查哪里鑽了洞沒有。另一部分在擦槍。而且政治學習、戰斗條令學習總要占點時間。還有一部分不當班的人要睡覺，法定的八小時睡眠是必須保證的，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嘛。再說，拎桶去打水要跑好遠的路，心里還覺得怪憋气：一個蘇維埃軍人憑什么要像騾子似的馱水伺候人民的敵人？有時候因為列車編組和改挂，“澤克車廂”被拖到站外（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連自家紅軍廚房的水都沒處打呢。誠然，解決辦法是有的：從火車頭的煤水車里舀那又渾又黃漂著机油的水，就這水，犯人們也會挺愛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們那一側沒有窗戶，沒有燈，只從走廊一側透來一點亮）。還有，發水要費很長時間。犯人們自己沒有缸子，有也沒收了，只好用兩只公家的缸子飲水。這時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遞，遞了舀，一直等到他們喝足。（犯人們自己還立了一些規矩：什么先給沒病的喝，再給害結核的，最后才給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間包房不是從頭來過：先給沒病的……） 好吧，這一切押解隊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這群瘟豬灌飽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結果總是這樣：一天一夜不給他們水，他們也不要求解手。給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傳他們。給兩次水。就要解兩次。這個算盤好打，還是以不給水為佳。 舍不得讓他們去解手并不是因為可惜廁所，而是因為此舉責任重大，它甚至相當于一次戰斗行動：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兩名列兵花很長的時間去完成。需要設兩個崗，一個在廁所門口，一個在走廊的另一頭，這是預防他們朝那邊沖過去c而上等兵則負責一會儿推開一會儿關上包房的鐵柵欄門。先放進一個回來的，再放走一個出去的。條令又准許一次放出一個人，以防他們一起沖出來，以防發生暴動。這么一來，一個人上廁所，本包房的三十個人和全車廂的一百二十個人都得等著，押解隊值勤人員也得等著！“喂！喂！快點！快點！”他去廁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們不住口地朝他步喝。于是這個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沖，叫人看起來好像是跑著去從國家手里搶劫廁所里的那個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車廂里，一個獨腿的德國人舒爾茨听懂了俄國人哈喝的意思，上廁所的時候用一條腿飛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隊員哈哈大笑。他們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時，押解員在廁所前的過道里推了他一把，舒爾茨摔倒了。押解員火气上來，動手揍他。舒爾茨在拳打腳踢之下站不起身來，只得爬進肮髒的廁所。其他押解員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為了防止囚犯在廁所里的几秒鐘之內逃跑，也為了迅速周轉，廁所的門是不關的。押解員一面站在通過台觀察解手的過程，一面替你使勁：“喂！喂！……行了！行了！’審時一開頭就命令你：“只許解小手！”這時候在通過台站崗的那個兵決不會允許你干別的。至于手，當然從來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夠，也沒有時間。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臉地水管的小塞頭，押解員馬上從通過台吼起來：“喂，別動，快走！”（即使難誰的行囊里裝著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來：這太像“福來儿”的傻樣儿了。）廁所里面稀髒。“快點！快點！”囚犯腳上帶著臭泥湯擠進包房，踩著別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舖去，然后兩只髒鞋從三層舖耷拉下來，懸在二層舖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時，警衛勤務條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樣開著廁所門，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隊員都堅持這一條，有的就縱容她們，對她們說：算了，關上門吧！（事后還要叫一個女犯來打掃廁所，押解員又得站在旁邊防她逃跑。） 即使在這樣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兩個小時以上，——超過三名押解隊員值勤時間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沒有辦法使他們滿足！反正過半小時之后又會有個沙漏似的老頭子哭鼻子要解手。當然是不會讓他去的，結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這又要給上等兵添麻煩：強迫他用手收起來捧出去。 歸根到底：一定要他們少解手！這意思就是——要少給水喝。吃的東西也要少給，這樣他們就不會鬧肚子，不會毒化空气。不然還像話嗎？車廂里簡直沒法呼吸了！ 少給水！可是規定的成魚要照發！不給水是合理措施，不發咸鯡魚可是瀆職罪。 誰也沒有存心折磨我們！押解隊的行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們的處境就好像蹲在囚籠里的古代基督徒，人們用鹽粒洒在我們鮮血淋淋的舌頭上。 同樣，押解隊在遞解途中把屬于五十八條的犯人和盜竊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間包房里也絕沒有（偶爾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過是因為囚犯太多，車廂和包房太少，時間又太緊迫—一哪有工夫搞清這些事？四間包房中的一間要留給女犯，其余三間的人員即使要分類，也只能按照到達站分，以便于下車。 基督被釘在兩個凶徒之間難道是因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這几個人釘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個，時間緊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設想，如果處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經受到什么……押解隊和遞解站軍官們以殷勤有禮的態度對待我和我的同伴……作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較舒适的——在遞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開的房間里，還有大車，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車上…… ……上面一段話，我省去了引號，這是為了使讀者能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含意。因為使用引號不是為了表示諷刺，就是為了表示是別人的意思。現在去掉了引號，這此話听起來有些古怪，不是嗎？ 以上是雅庫博維奇對上一世紀九十年代的描寫。這本書現在已經再版，目的是用那個黑暗時代來教育今天的讀者。我們從書中知道了，即使在駁船上，政治犯也有專門的艙房，在甲板上辟有專門的放風區。（《复活》里描寫的也一樣。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還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們交談。）只是因為在名單上推庫博維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這個字眼”（這是他的原話），他在烏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當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態度祖魯、驕橫、放肆”。不過，事后幸運地澄清了誤會。 多么難以置信的時代！在那時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車站去需要列隊，丟人現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則可以乘轎式馬車前往（奧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鍋飯，而是領伙食費，由小飯館送飯。布爾什維克奧里明斯基連病號口糧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為一個看守員用“你”字稱呼了奧里明斯基，看守長便對他表示歉意說；“我們這里政治犯很少見，看守員不懂得……” 布蒂爾卡里政治犯很少見！……不是做夢嗎？那么他們在什么地方？何況那時候還沒有盧賓卡，更沒有列佛爾托沃呢！ 拉季舍夫發配的時候戴著鐐銬。時值天气嚴寒，解差從一個守夜人身上脫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襖”給他披上。然而葉卡捷琳娜隨即降下輸旨，命令解除鐐銬，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從布蒂爾卡遞解到索洛維茨的時候卻戴著一頂草帽；穿著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間從那時候起一直封著，誰也不愿意准許她從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開——這意味著把他們看做是平等的敵手而對他們表示尊重，意味著承認人們可以持有自己的觀點。照這樣行事，連被捕的政治犯也會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像你我這樣一類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類社會主義者又未能保住他們政治犯的地位，從此你如果再提抗議，再反對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們的哄笑和看守員的困惑。“我們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員們會誠懇地回答你。 這种混合，這种惊心動魄的相遇，或者發生在“烏鴉車”里，或者發生在“澤克車廂”里。在此以前，不論在偵查中受到怎樣的壓迫、拷打、摧殘，這全是來自藍邊帽，而你并沒有把這些東西視同人類。在你的眼里，他們只是一個蠻橫的机關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監難友，哪怕他們的素養与經歷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哪怕他們打了你的小報告，他們終歸是同屬于你在其間度過了一生的那個習慣的、罪過的、瑣碎的人類。 當你被推進一間“斯大林”的包房的時候，你同樣以為在這里只會遇到共患難的伙伴。你的一切敵人和壓迫者都留在鐵柵欄的那一邊，你是木會在這一邊遇到的。忽然，你抬起頭來，朝中舖的正方形缺口處——也就是你頭頂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見那里有三四張……不，不是人臉！不，也不是猴臉，猴臉要端正得多！你看見的是一些帶著貪婪和譏諷表情的殘忍邪惡的獸面。一個個像蜘蛛望著触网的蒼蠅似的望著你。鐵柵欄就是他們的网，這下你落网了！他們咧著嘴，好像要從旁邊咬你一口。他們說話的時候發出絲絲的聲音。他們覺得發出這种絲絲的聲音比用有無音和輔音的語言說話更舒服。他們說的話，只有動詞和名詞的字尾還能听出是俄語。他們講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隱語。 這些奇异的大猩猩類上身几乎只穿一件背心：車廂里面悶熱難忍。他們的青筋繃起的赤紅色的脖頸，他們的滾圓的肩肌，他們刺了花紋的黑胸脯從來沒有受到獄中惡劣生活的影響。他們是一些什么人？從哪里來的？忽然從一個這樣的脖頸下面耷拉下來一樣東西——小十字架！不錯，一個用細繩吊著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稍感到寬慰：他們當中有教徒，這是多么令人感動啊！看來不會發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正是這個“教徒”忽然張口大罵十字架和信仰（他們罵人的時候多少說得像俄語），他伸出兩根手指頭，繃得挺直，分成兩股叉，對准你的眼睛戳來——不是恫嚇，而是真地要摳眼珠子。“你這個喂老鴰的死尸，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摳出來！”他們的全部哲學和信仰統統表現在這個摳眼珠的姿勢里了。既然他們能像捏死一條粘虫一樣捏爛你的眼珠子，那么你身上的和隨身的東西還有什么他們能饒過的？十字架在晃動著，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著這一場野蠻已极的假面舞會，心里感到迷惑難解；你和他們之間，究竟誰已經發了瘋？誰馬上會發瘋？ 你一生養成的与人們交往的全部習慣頃刻之間被摧毀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別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后，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偵查階段，你用言語對別人說話，別人也用言語回答你。這些言語能產生作用，或者說服，或者拒絕，或者同意。你還記得人与人之間的各种關系——請求、命令、感謝。但是，你在這個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這些言語及關系毫不沾邊的。瞧，現在這些獸面的東西派下來一名特使，這种腳色多半是一個癟三模樣的少年犯，這家伙的蠻橫放肆的派頭格外令人厭惡。這個小無常解開你的背囊，用手伸進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從這一分鐘起，你的一切已經不是屬于你的，而你本人不過是裹著一些隨時可以取下來的多余衣物的橡皮假人。對這條凶惡的黃鼬子，對上面那些獸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語言解釋什么，拒絕什么，禁止什么，央求什么。他們不是人類，這點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這個小把戲狠狠地接一頓，或者狠揍∼頓上頭的那几個大塊頭的野物。 可是從下面對付上頭的三個，怎么打法？盡管那個小把戲鼠頭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總不大合适？只能輕輕地推開？……但是也推不得，因為他立刻就會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頭的立刻會讓你的腦袋開瓢（他們自然也有刀子，不過不會拽出來，他們不想在你身上髒了刀刃）。 你瞧著四鄰，瞧著難友——咱們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議吧！但是所有你的難友們，你的“五十八條”們，在你之前已經逐個被洗劫過了，他們窩著腰乖乖地坐在那里。要是他們的目光避開你，那還算好，有時候竟然若無其事地瞅著你，似乎這并不是暴行，不是搶劫，而是自然現象：天要下雨，地要長草。 原因是——你們錯過了時机，先生們，同志們，兄弟們！當斯特魯仁斯基在維亞特卡監獄里自焚的時候，或者哪怕在你們被宣布為“反革命”以前，你本當猛然省悟，記起自己的身分。 而現在，你讓人家剝掉你的大衣。一張縫在上衣里的二十盧布的票子被摸到了，連布片一起被扯下來。你的行囊被扔到上頭去“檢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后為你出遠門准備的一切全都留在那里了。他們把一支裝在小口袋里的牙刷丟下來還給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說每一個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這樣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我听到過少量這樣的事例：三個（年輕力壯的）人抱成一團，頂住了盜竊犯的襲擊。但是他們并不維護普遍的正義，不保護身邊被搶劫的人，只保護自己。他們保持著武裝的中立。）怎么會搞成這樣的？男子漢們！軍官們！前方的勇士們！ 一個人要想勇敢戰斗，必須對這場戰斗有所准備，要預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這個地方，一切條件都不具備：這個人從來沒有和盜竊犯打過交道，他沒有預料到這場戰斗，而主要的是——他原來的概念中（錯誤地）認為他唯一的敵人是藍箍帽，所以完全不懂得這場戰斗的必要性。他還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紋的前胸就是藍箍帽的屁股。他們体現著戴肩章的人們從來不說出聲的“今天你該死，明天才是我！”的這句啟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認為是一個政治犯，也就是說認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邊，而國家是站在他們對立面的。這時出乎他的預料地有一群手腳麻利的鬼怪從后面、從側面向他襲來。結果一切界線都混淆了，明确的概念變得粉碎了。（這個囚犯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來這群鬼怪跟獄吏們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個人要能夠勇敢戰斗，需要感覺到背后有庇護、側翼有支持、腳底下有大地。一個“五十八條”犯人喪失了這一切條件。經過政治偵查的絞肉机以后，人的肉体被摧毀了：他忍受過饑餓和困乏，在禁閉室挨過凍，被毒打得癱臥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毀了。人們一再向他解說并且證明給他看：他的觀點，他一生的作為，他与人們的關系，一概都是錯的，因為它們導致了他的毀滅。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拋出來、交付押解的那一團人肉里面剩下來的，僅僅是求生的欲望，而沒有絲毫的理解力。徹底摧毀和徹底隔絕——這就是對五十八條案件偵查的任務。必須使被判罪人懂得，他們在外面最大的罪過就是企圖繞過党組織和工會的負責人或行政領導，以某种方式擅自聯系或結合。在監獄里這發展成為對任何集体行動的恐懼：兩人提出同一內容的申訴或者兩人在同一張紙上簽名。這些從此永遠打消了搞任何聯合行動的念頭的假政治犯們，現在是不准備聯合一致對抗盜竊犯的。他們也根本想不到在車廂和遞解站里要攜帶武器——小刀或短錘。第一，要它干什么？對付誰？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頭上的凶險的五十八條的大帽子是一個加重情節，再審時你可能得到死刑判決。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懲罰將不同于盜竊犯：他攜帶對子，那是淘气。傳統、覺悟低；你帶刀子，就是恐怖行動。 最后，根据五十八條坐牢的人們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溫順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輩子動口不動手，現在仍和以往一樣是不适宜動拳頭的。 可是盜竊犯們卻沒有經受過這樣的偵查。對他們的全部偵查只包括兩次訊問，再就是一次馬馬虎虎的審判，一個短暫的刑期。就連這樣的刑期他們也無需服滿。他們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即使在偵查期間也沒有人剝奪一個盜賊享用外面送進來的牢飯的權利——這是万逍遙法外的同伙們送來的丰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沒有掉膘，一天也沒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詐“福來儿”補充點油水。盜竊和搶劫的刑事條款對于他不僅僅毫無壓力，相反，他以犯這种罪為驕傲——他的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藍肩章、藍滾邊的首長們的支持：“沒有什么。雖然你是強盜、殺人犯，但你不是叛國分子，你是我們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盜竊罪的律條里沒有第十一項——“組織”。盜賊的組織是不遭禁止的。干嗎要禁止？讓它幫助促進我們社會如此需要的集体主義感情不好嗎？搜繳他們的武器也只是做戲。不會因為攜帶武器而懲罰他們。他們的規則是受到尊重的（“他們非這樣不行”）。殺人犯在監室里又殺了人，非但不會延長刑期，反而會給他增添光彩。 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馬克思對流氓無產階級的指責，無非是說它缺乏堅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緒變化無常。而斯大林對盜賊則一向偏愛——是誰替他搶劫銀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內和獄中的同志們就曾指責他利用刑事罪犯對付他的政敵。從二十年代起還產生了一個頗為奉承的術語：社會親近分子。馬卡連柯也有同樣的論點：這類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馬卡連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動”。）那一類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師、神甫、社會革命党人、孟什維克。 既然沒有人管束，為什么不偷盜？三四個結伙橫行的盜竊犯就能對几十名嚇怕了壓垮了的假政治犯稱王稱霸。 有首長們的贊許。以先進理論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頭進行反擊，受害者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聲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隊的士兵們正在柵欄外面慢悠悠地來回走動。 這的确是個問題。每一個響聲，每一聲嘶啞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員照舊來回踱他的步子——為什么他不來干涉？离他一米之遙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發生一件槍案，為什么國家的衛士不出來干涉？ 仍是同樣的原因；他也被灌輸了這种理論。 更甚于此的是，對盜竊犯實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隊本身也在朝這個方向演變。押解隊本身變成了盜賊。 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盜竊犯最猖狂，對政治犯欺壓最深重的十年，誰也想不起押解隊制止過一次在監室、車廂、“烏鴉車”里對政治犯的搶劫。相反，人們會告訴你押解隊收受盜賊贓物并供給他們伏特加、（比口糧高級的）食物、煙草作為交換的大量事例。這類例子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 畢竟押解隊的中土也是一個窮光蛋：武器、背卷、飯盒、士兵口糧就是他的全部家當。要求他押解一個穿著貴重皮大衣或鉻鞣皮靴、提著一包城里的闊气東西的人民敵人而且還要他容忍這种不平等現象——這未免太殘酷了。奪取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階級斗爭的一种形式嗎？在這方面還能有什么別的准則？ 一九四五——四六年，當時犯人們不是來自什么別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從歐洲涌來。他們身上穿的，行囊里裝的都是歐洲的稀罕物件，連押解隊的軍官們也抗不住了。他們的職務使他們躲開了火線，可是也使他們失去了在戰爭末期撈取戰利品的机會——你說這公平嗎？ 在這种情況下，押解隊把盜竊犯和政治犯摻混在一起已經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倉促，不是因為空間不夠，而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盜竊犯們也不辜負他們苦心：衣物從“海狸”身上剝下來，轉手就進了押解隊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們已經裝進了車廂，列車已經開動，而盜賊卻一個沒有，嗯，干脆一個也沒有裝上車，今天沿線哪一站都沒有遣送盜竊犯，那該怎么辦？這种情形也听說有過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國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爾中心監獄服刑。第一次打開箱子就顯出他們有貴重物品。這時押解隊親自動手在車廂里有條不紊地挑揀東西。為了防止遺漏，他們把犯人們脫得精光，叫他nl坐在廁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隊仔細地翻看和挑揀他們所有的東西。押解隊沒有考慮到，這批犯人不是去勞改營，而是送往一座正經八百的監獄。到達目的地，科爾涅也夫提出一份書面申訴，描寫了全部經過。那支押解隊被找回來了，對他們進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東西歸還了原主；沒有查出的，給了賠償。据說押解人員分別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過這類事情沒法核實，況且他們犯的是盜竊罪，在監獄里是蹲不長的。 然而這是個例外的事件。那個押解隊長如果及時克制一下自己的貪欲，本來會明白，這种事頂好不要親自沾手。下面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事例，正因為簡單，所以可能是經常發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節從莫斯科開往新西伯利亞城的“澤克”車廂里（A·蘇濟正好在這節車里被送解）正巧一個盜竊犯也沒有。旅程很長；當時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隊長一點不用著急，他選好了适當的時間，宣布進行搜身，讓犯人單個地帶東西到走廊里來。被叫到的必須按獄規脫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實用意并不在此，因為被搜過的人又回到自己原來的擠得滿滿的包房。隨便什么刀子、什么違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轉手。搜身的真正意圖是對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裝的——進行摸底。押解隊長（軍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這些口袋旁邊，他們對于長時間的搜身一點不感到厭煩，始終擺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經的神气。罪惡的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來，但是軍官以假裝的冷漠將它按捺下去。他的處境如同一個老色鬼，眼巴巴地瞧著一些小姑娘，可是顧忌在場的旁人，對小姑娘們本身也有所顧忌，不知道該怎么樣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盜竊犯啊！但是這批犯人里偏偏沒有。 犯人里沒有盜賊，可是有一些被監獄里的盜賊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盜賊的榜樣有教育作用，是會引起人們效仿的：它指出監獄中有一條輕巧的生路。兩個不久以前的軍官——薩宁（海軍）和梅列日科夫——同關在一間包房里。他們兩人都是“五十八條”，但目前已經轉向了。薩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長，他通過押解員請求隊長接見。（他看透了隊長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纖的！）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薩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進行了交談。另一間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學著薩宁的榜樣求見隊長。那家伙也被接見了。 第二天早上發面包，不是按當時解犯口糧標准每人發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糧發完了，開始有人小聲埋怨。有埋怨，可是因為害怕“集体行動”，這些政治犯沒有人出來說話。只有一個人站出來大聲問發口糧的： “首長公民！這口糧是多少分量？” “該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說。 “我要求重新過秤，否則我不接受！”那個不要命的人高聲宣布。 整個車廂鴉雀無聲。許多人拿著口糧不往嘴里放，他們等著，說不定連他們的也會給重新過秤。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位清白無假的軍官走了過來。在一片靜默中，他的話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個人的心上： “是誰在這里發表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言論？” 眾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會反駁說，這不過是很普通的手法。獄外隨便一個小頭頭都把自己宣布為蘇維埃政權，誰會去跟他當真呢！但是對于那些嚇怕了的人，對于那些被定了反蘇活動罪的人，這一手還是比較嚇人的。） “是誰在這為口糧發動暴亂？”軍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個闖下了大禍的造反者已經在為自己辯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歡蘇維埃政權嗎？” （為什么要造反？為什么要爭執？難道把這一小塊口糧吃下肚子，忍過去，不吭气，不是簡單得多？瞧現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應該把你這小子在絞架上過過秤，你還要給口糧過秤？！蘇維埃政權供你吃，供你喝，你這毒蛇還不滿意？知道你干的事該怎么處理嗎？……” 對押解隊一聲命令：“帶出來！”鐵鎖匡啷一響。“出來，手背過去！”倒霉蛋被帶走了。 “還有誰不滿意？還有誰要過秤的？” （還以為能把問題講清楚嗎？還以為只要告到上頭，說只發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會相信你說的而不相信中尉說的發足了五百克嗎？） 對于挨過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給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沒有意見。于是這种懲戒性的定量就成為這趟漫長旅程的固定口糧標准。砂糖也從此停發——押解隊留下了。 （這件事發生在輝映我國史冊并將供后人長期研究的取得對德、日的兩大胜利的那個夏天。） 餓了一天、兩天，人變得稍微聰明了。薩宁對本包房的人說：“伙計們，听我說，咱們這樣下去都得完蛋。誰有好東西，拿出來吧，我去換吃的給你填飽肚子。”他滿有把握地收下一些東西，回絕一些東西。（有人不愿意拿出來——那就隨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隊竟放他們出去了。他們帶著東西朝押解隊的包房走去，從那儿帶回來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馬合煙。這是從每間包房一天的口糧中克扣下來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過現在不是均分給全体，而是只分給交出東西的那些人。 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們不是全都表示過對減少的口糧沒有意見嗎？從另一方面說也公道，因為人家交出的東西多少也值几個錢，總得付點報酬才是。從長遠看來也公道：須知這些東西對于勞改營是過分高級了，在那里反正都會被沒收或者偷光。 馬合煙可是押解隊自己貢獻的。當兵的拿出自己珍貴的馬合煙和犯人們分享。但這也是公道的，因為他們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們的砂糖（這种好東西敵人不配吃）。最后還有一件公道事；薩宁和梅列日科夫雖然沒有拿出東西，可是撈到的好處比拿出東西的主儿還多——那是因為沒有他倆這項交易就辦不成。 人們在昏暗中擁擠地坐著，一些人嚼著屬于身旁的人們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著他們。押解員不讓犯人單個地借火，兩個小時只給點一次煙——那時整個車廂里煙霧騰騰，好像著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東西的人現在后悔沒有交給薩宁，這時求他收下他們的東西，但是薩宁表示——等下回再說吧！ 如果不是戰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車，拖拖拉拉的“澤克車廂”，不是一會儿換挂，一會儿被甩在車站上，這次行動就不可能進行得如此順利和如此徹底。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那一段戰后時期，也就不會有那么多惹人眼饞的東西。走了一個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個星期國家每天只發給二百五十克面包講過這已經相當于雙倍的圍困時期的口糧），再加上一條風干鮮魚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東西去贖買。很快就出現了供過于求的狀況，押解隊已經很不愿意收受東西，他們開始桃三棟四了。 他們被押進了古比雪夫遞解站，洗了個澡，按原來的編隊帶回原來的車廂。一支新派來的押解隊接收了他們。但是辦理交接的時候，顯然已經把搞東西的妙訣傳授給下一班。于是那條贖買自己口糧的規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亞城。（不難設想，這條感染力极強的經驗一定在各押解大隊得到迅速的推廣。） 在新西伯利亞城下車以后，叫他們在兩條線路中間的地面坐下，來了一個沒有見過的軍官。他問：“對押解隊有申訴沒有？”大家茫然，沒有人答話。 那頭一個押解隊隊長的算盤打准了。 “澤克車廂”的乘客還有一點不同于列車里的其他乘客：他們不知道列車的去向，不知道他們該在哪一站下車。因為他們沒有車票，也看不見車廂外挂著的那塊站名牌。在莫斯科，讓他們上車的地方有時离月台老遠，連他們當中的本市人也認不出這是八個火車站中的哪一個。囚犯們在惡臭和擁擠的車廂里等待調車頭，一等就是几小時。瞧，它來了。它把“澤克車廂”拉去挂在已經編組好的列車上。如果是夏天，會傳來車站廣播室的喇叭聲：“由莫斯科開往烏發方面的列車在第三股道發車……由莫斯科開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車在第一站台上車……”這說明是喀山車站。熟悉“群島”地理及其線路的行家們開始向同伴們講解：沃爾庫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兩個地方要從雅羅斯拉夫爾車站出發；基洛夫、高爾基勞改營也排除了。 榮譽的麥捆里也會摻雜進莠草。但這僅僅是莠草嗎？畢竟沒有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勞改營——卻有高爾基勞改營，而且是怎樣的魔窟啊！此外還專門有一座“以馬克辛·高爾基命名的”苦役金礦（距离艾爾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義……”假如敵人不投降，就……，你說出了一個滿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經不再是文學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從來不往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連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們再听听。烏發方面已經發車，我們的沒有動。塔什干的走了，我們還停著。“由莫斯科開往新西伯利亞城方面的列車离開車時間還有……，請送旅客的同志們下車……旅客們，請把車票准備好……”開動了。是我們的！這能證明什么呢？暫時不清楚。伏爾加中游為我們准備著，南烏拉爾也為我們准備著。哈薩克斯坦的杰茲卡茲甘銅礦等著我們。等著我們的還有泰謝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說那里的雜酚油會浸入皮膚和骨頭，它的蒸气會充滿肺葉——這就是死亡）。整個西伯利亞直到蘇維埃港都在為我們准備著。科雷馬是我們的。諾里爾斯克也是我們的。 如果是冬天，車廂封死了，听不見廣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嚴守條令的——你也不會听到他們談論解送的路線。那么，就這樣出發吧。讓我們在人体的夾縫里，在車輪有節奏的隆隆聲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將出現的是森林還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側的窗外）。睡在中舖上的人，通過柵欄、走廊、雙層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柵欄，總算還能看到站內的几股側線和在列車外飛逝的一小塊空間。如果玻璃上沒有結冰，有時還能認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諾或者翁多爾之類。這些車站在哪儿？……包房里沒有人知道。有時候根据太陽可以判斷我們這是往北還是往東。或者，在一個叫做什么圖番諾沃的小站上，一個衣著破爛的普通犯被推進你們的包房。他會告訴你，他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審。他擔心會給判上一畝年。据此你們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過了雅羅斯拉夫爾，同時這表明途中第一個遞解站將是沃洛格達。這時候包房里必然會出現一些百事通，他們將板起面孔拿腔拿調地學說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語：沃洛格達的押解隊可不是鬧著玩的！他們學著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個“O”字都念成重讀。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無所知；你們前面的那根細線上結著許許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個一個的遞解站，在任何一個站上都可能讓你們拐彎。無論烏赫塔，無論因塔，無論沃爾庫塔你都不喜歡，可是你以為五0一工程——穿過西伯利亞北部的凍土帶鐵路——比別處甜一點嗎？告訴你，它比哪儿都糟。 戰爭結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條水流終歸流進了河床（或許僅僅是因為內務部擴大了編制？）。部里對數以百万計的積案進行了清理，從此每個犯人隨附一包裝在密封紙袋里的監獄檔案，紙袋上專門為押解隊做了一個切口，把押解路線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線，讓押解人員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沒有好處的；檔案內容對他們可能起腐蝕作用。）如果你躺在中舖上，又會倒著認字，當中士正好在你旁邊停留的時候，也許你能碰巧窺認出誰誰將押往克尼亞日-波戈斯特，而你則是去卡爾戈波爾的。 唉，現在心里更增加了煩惱！——卡爾戈波爾勞改營怎么樣？誰听說過？那儿的一般作業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業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輕一些）。那儿是個閻王殿？不是嗎？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發時慌里慌張地沒有給家里人捎個信？他們這會儿還以為你仍是在圖拉附近的斯大林諾戈爾斯克勞改營里呢。如果你确實很心急，又确實很靈活，也許你能完成這個任務：誰身上或許藏著一厘米長的一截鉛筆芯，誰或許有一張揉皺了的紙片。小心別讓走廊上的押解員發現。（可是又不許腳朝走廊躺著，只許頭朝走廊。）你彎曲著身子，臉扭向另一邊，在車廂的晃動中給家里人寫封信吧。告訴他們你突然被從原地提走，現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寫一封信，叫他們有個准備。你把信疊成三角形，上廁所時帶去碰碰運气：說不定正好在進站前或剛一出站后讓你們去解手，說不定押解員會在通過台打瞌睡，這時赶快踩踏板，找開下糞洞，用身子做掩護，把信捅進洞口！它會沾上尿和糞，但是可能通過洞口掉在軌道中間。甚至可能干干淨淨地躥出去，被車下的气流卷起，打著旋儿落到輪子下面或者竟能躲過輪子而飄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許它將永遠留在這里，直到來一場雨，下一場雪，直到它碎爛。也許會被人的手揀起。如果碰上這個人不是思想進步的，他會把地址寫清楚，把字跡描整齊，或者另裝一個信封。——瞧，這封信興許就能收到。這种信有時确有送到的——蓋著欠資戳，磨破了，泡濕了，揉皺了，但是傳來了清晰可聞的痛苦的心聲…… 但更好是——你們要盡快地不要再當這种所謂的“福來儿”——可笑的新手、冤大頭、犧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們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會給家里帶去歡樂。既然你們進入了這個史詩的國度，就不要再用小時和晝夜衡量你們的生命。這里的進來和出去間隔著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紀。你們永遠回不到你們原來的世界！你們越快地習慣于沒有家，家里人越快地習慣于沒有你們，那就越好，越輕快。 盡可能少有東西，免得為它們擔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隊在車廂門口把它砸爛（每間包房要裝二十五個人，你處在他們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別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樣新穎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這些東西或在“澤克車廂”里，或在“烏鴉車”里，或在遞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會被偷光、拿走、搶光和換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將啃嚙你們的心。讓人家動武搶去——你們要為自己的財物落得嘴角流血。這些厚顏無恥的嘴臉，這种侮弄嘲笑的架勢，這些兩條腿的畜類令你厭惡——但是因為擁有私產并且為了它們渾身發顫，你們不就喪失了觀察和理解這類現象的難得机會嗎？你們以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筆描繪的那些海上走私販、海盜、偉大的私掠船船長不是跟他們一類的盜賊嗎？他們正是這類人……在羅曼蒂克的文學畫面里他們是令人神往的，為什么在這里卻令你們厭惡呢？ 也要理解他們！監獄就是他們的老家。不論當局怎樣慰扰他們，不論怎樣減輕對他們的懲罰，不論怎樣對他們實行大赦——內在的命運引導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返回這里來……。群島立法的第一個字不就是為他們而寫的嗎？在我國，私有權即使在獄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來取消者本人也愛上了占有）—一為什么在監獄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腳太遲緩了，你沒有及時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沒把砂糖和煙草与朋友們分享——現在盜竊犯們便來翻你的行頭，以便糾正你道義上的錯誤。丟給你一雙穿爛了的鞋窩子，換走你的樣式講究的長筒靴。用一件油污的舊褂子換走你的絨絨衫。這些東西在他們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頂五次牌局的輸贏。絨線衫明天就轉手出去換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腸。一天以后他們將和你一樣一無所有。這是熱動力學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別都趨向均衡，趨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學派、西尼克學派都這樣教導我們。貪心不死的我輩為什么總是不能領悟這個淺顯的教誨？我們不理解財產將毀滅我們的靈魂嗎？ 既然發了一條成鮮魚，就讓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個遞解站吧，省得在車上央求喝的。一次發給了兩天的面包和砂糖嗎？那就一次吃掉吧。這樣誰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會像天上的小鳥一樣自由自在。 要擁有那些你永遠可以隨身攜帶的東西：要懂得各种語言，要了解各國情況，要知道各种人，讓記憶成為你的行囊。記住一切！記住一切！只有這些痛苦的种子也許會有一天萌動和發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們在你周圍。也許你今后的一生將時常回憶起其中的一個，并且將因為沒有抓緊机會問清他的經歷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說些——听到的會更多。無數人的生命的縷縷細絲從群島的一個島嶼伸延向另一個島嶼，它們僅僅在一夜之間，在這樣的隆隆作響的半明半暗的車廂里面交織，然后便永遠分离。傾听它們微弱的嗡嗡聲和車廂下面節奏均勻的撞擊聲吧——須知這是生命的紡錘在嗒嗒地轉動。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話！ 請看柵欄旁邊那個好活動的年輕法國人。他為什么老在那儿打轉？他對什么那樣惊奇？去對他解釋解釋！同時不妨詳細問問他是怎么進來的。有一個人懂法國話，于是我們知道了：他叫馬克斯·桑代爾，法國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蘭西——的時候也是這么愛到處鑽，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訴他，不要在俄國遣返中轉站旁邊打轉，可他偏賴在那儿不肯走。這時候俄國人便請他喝酒，過了一會儿他就不記事了。等他醒來，已經躺在飛机艙內的地板上。他發現自己穿著紅軍制服，押解員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們現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勞改。這……當然一定是一場惡作劇，將來能解釋清楚的，是嗎？哦，是的，親愛的，能搞清楚，等著吧1（后來他在勞改營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從奧澤爾拉格獲釋。）這類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請听一個俄法故事。不，哪里！應該說是一個純俄國的故事，因為除了俄國人誰能搗得了這种亂？我國歷史上各個時代都出現過一些“容納不下的人”，如像蘇里科夫畫中的別廖佐沃的小屋容納不下的緬希科夫那樣的人。這位伊万·柯維爾欽科雖是個中等身材的精壯漢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納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長得白里透紅，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攙進了燒酒。他挺愛聊自己的事跡并且拿自己逗樂。他說的那些故事可以稱為珍品，真值得一听。誠然，你好長時間也猜不出，他究竟是為什么被捕的？為什么算是個政治犯？不過也用不著把“政治犯”這塊牌子當作什么光榮標記。拿什么耙子把你樓進來不都一樣嗎？ 誰都知道是德國人而不是我們偷偷地准備搞化學戰爭。所以，不知是軍需部門哪几個笨蛋的過失，我軍從庫班潰退時在某地机場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學炸彈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國人可以利用這些東西制造一場國際丑聞。這時，上級給克拉斯諾達爾出生的柯維爾欽科上尉配備了二十名傘兵，空投到德軍后方。任務是把這些极為有害的炸彈全部埋進土里。（讀者已經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來：后來他被俘了，現在是叛國犯。可是你們一丁點儿也沒有猜對！）柯維爾欽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帶著二十號人無一損失地穿過火線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蘇聯英雄的稱號。 但是報批手續一兩個月才能辦完。而且，如果連這“英雄”的稱號也裝不下你，又該怎么辦？“英雄”稱號一般都是授給那些軍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靈魂卻像是發生了火災，必須馬上灌進點什么，可是又沒有什么可灌。這該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蘇聯的英雄，那些龜孫子們難道還舍不得多給你一升伏特加？盡管柯維爾欽科當真從來沒听說過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騎著馬登上了市軍管會的二樓。他對城防司令說：喂，發給我點伏特加！（他覺得采取這個方式比較神气，像個英雄，不容易拒絕。）他是因為這個被抓起來的？不，哪里話？因為這事，他從英雄降格為紅旗勳章榮膺者。 柯維爾欽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動腦筋不可。在波蘭，他阻止了德國人炸毀一座橋。他于是覺得這座橋好比是他的私產。我方軍管當局到來之前，他向波蘭行人和車輛收繳過橋費：要不是我，你們這座橋早沒了。雜种們！他收了一天一夜的過橋費（酒錢），干膩了。老在橋頭上戳著也不是事儿——柯維爾欽科大尉向當地波蘭人提出一項公平的解決辦法：把這座橋從他手里買過去。（是為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蘭人摳門，湊不齊份子。大尉先生丟下橋不要了。見他媽的鬼，讓你們免費通過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擔任傘兵團參謀長。師政治部對這位柯維爾欽科少校很傷腦筋，因為他的政治學習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頭給他寫一份進軍事學院學習的鑒定。發下來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帶這號鑒定我甭去軍事學院了，還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為了這個嗎？……這件事本來足可以讓他蹲上十年，可是躲過了。）再加上他這時候又批准了一個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開車，撞坏了一輛卡車。為此總共處罰他十……天禁閉。擔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們對他十分愛戴，放他從禁閉室出來到村子里去逛。這种“禁閉”本來是可以忍過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嚇唬他！柯維爾欽科這下子可惱了：噢，原來這樣；埋炸彈——伊万，去吧！為一輛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間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維納河邊。他知道一個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駕上開走了。 原來他并不是一個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對他的种种損害他統統要報复。他在立陶宛棄船上岸，跑去請求立陶宛人：“哥儿們，帶我去找你們游擊隊2把我收留下來吧，你們不會后悔的。咱們一塊把他們搞個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認定他是當局派來的。 伊万衣服里縫著一張銀行信用證。他買了一張去庫班的車票。然而火車快到莫斯科的時候他在餐車里已經喝迷糊了。走出車站，眯縫著眼看了看莫斯科，對一個出租汽車司机說：“拉我去大使館！”“去哪一個？”“管他媽哪一個，隨便！”車開到了。“哪一國的？”“法國。”“好吧！” 也許是他的思路發生了混亂。去大使館的意圖原來是一樣，現在又是一樣。可是他的机靈勁和体力絲毫沒有減弱；他沒有去惊動使館大門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進一條小街，翻過兩人高的光滑的圍牆。在大使館院子里面比較順利：沒有人發覺或阻攔。他走進大樓，經過一間又一間的屋子，看見一個擺好食物的飯桌，桌上東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別嘴饞，把軍裝上衣和褲子的口袋都塞滿了。這時主人們進來吃晚飯。柯維爾欽科先發制人，朝他們大喊一聲：“哎，你們這些法國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來法國人一件好事也沒有做。“你們為什么不鬧革命？你們干嗎要把戴高樂拉上台？還要我們把庫班的小麥供你們吃？辦一不一到！！”法國人嚇錯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來的？”柯維爾欽科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當的腔調說：“國家安全部少校。”法國人不知所措地說：“不管怎么說，您不應該闖進來。您有什么事情？”“我來X你祖宗！！”柯維爾欽科這句話已經是開門見山，打心眼里說出來的了。他在法國人面前又耍了一陣無賴，忽然听到隔壁在打電話報告他的事。他的頭腦還是足夠清醒的，開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頭傳來一陣陣的恥笑聲。 然而，他不僅僅還有力气安然無恙地走出大使館，而且還能繼續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輔車站醒來（大約是想去西烏克蘭吧？），緊接著就在這儿被逮住了。 偵查過程中，他遭到阿巴庫莫夫親手毒打，脊背上的傷痕腫起一巴掌厚。部長摸他當然不是為了偷梨，也不是為他對法國人義正詞嚴的叱責，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買？什么時候收買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這類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車廂里一樣，到了夜間，“澤克車廂”里也沉寂下來。夜間不會發魚，不會給水，也不會讓解手。 這時候，也和其他車廂一樣，充滿車廂的是車輪的均勻的卡噠卡噠的撞擊聲，它絲毫不破坏車內的寂靜。這時候，如果押解員又离開了走廊，三號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號包房的女犯小聲對話。 在監獄里和女犯對話——是异乎尋常的。它帶著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談的只是律條和刑期。 有一次，這樣的對話進行了一個通宵。情況是這樣的：它發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莫斯科醫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傳出一陣嘈雜聲：押解隊把三間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進兩間（每間塞進多少人，就不用問了）。接著，帶進來一個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沒有剃光頭。他的波浪式的淺黃色頭發——是真正的卷毛——挑釁地覆蓋著他的优美而碩大的頭顱。他年輕、儀態端庄，穿著一身英軍制報。押解員帶他通過走廊的時候，顯出恭敬的樣子（寫在他的檔案袋上的訓令使押解隊有點發怵）——這一切情景那個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個人卻沒有看見這個姑娘（后來他多么惋惜！）。 根据亂轟轟的人聲和雜沓的腳步聲，姑娘判斷出這是專為這人騰出一間包房，就在她隔壁。顯然是不許他和任何人來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談。包房之間是不能看見的，但是車內寂靜的時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車廂里安靜下來了。姑娘在長椅上緊挨著柵欄坐下，低聲向他打招呼（也許是起先輕聲唱歌。這個舉動本應受到押解隊的懲戒，但是押解隊睡覺去了，走廊里沒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辦法，也坐到同樣的地方。現在他們背靠背坐著，緊貼著一層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對著板壁的邊緣，讓聲音穿過柵欄，悄悄地對話。他們的頭和嘴唇挨得這樣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們彼此不僅不能接触至u，連看一眼也是辦不到的。 艾里克·阿爾維德·安德森听俄語的能力已經滿過得去，講話還有許多語病，不過基本上能夠表達意思。他向這位姑娘介紹了自己奇异的經歷（我們會在遞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個触犯了五十八河0條文的莫斯科女大學生的簡單經歷告訴了他。但是阿爾維德听得入神，他向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關蘇聯青年，蘇聯生活的問題。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從西方左翼報刊上以及他本人對蘇聯的正式訪問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們談了一個通宵。對于阿爾維德說來，這一夜一切都匯合在一起了：一個生疏的國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車廂；永遠能在我們心中引起回響的夜行列車的有節奏的卡噠卡噠的響聲；姑娘的优美動听的嗓音、她的低語、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連看她一眼也不能夠啊！（他已經有一年半沒有听見過女人的聲音。） 通過這位不可見的（而且可能是，而且當然一定是很美麗的）姑娘，他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羅斯。俄羅斯的聲音整整一夜向他講述著真情。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過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還將透過車窗看到俄羅斯的暗黑的草房頂——并將听到一位隱身的講解員的凄切的低語。） 是的，這一切就是俄羅斯：旅途中放棄申訴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牆那邊的姑娘，回房睡覺的押解隊，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來的炸彈，登上二樓的馬。 “憲兵！憲兵！”囚犯們歡喜地叫起來。他們高興的是，下一段路程將要由憲兵押送，不用押解隊了。 我又忘了打引號。以上的話是柯羅連科親自說的。誠然，我們見到藍箍帽的時候并不歡喜，但是如果你乘“澤克車廂”遇上了鐘擺，無論見到誰都會高興。 普通旅客在一個中途小站上車是需要一點本事的，可是下車有什么了不起？——先把東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則大不一樣。如果當地監獄的警衛隊或者民警不來接車或者來遲了兩分鐘——得！列車開動了，這個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個遞解站。如果真有個遞解站把你接收下來，那還算好，又重新會發給吃的。但有的時候一直把你拉到這條路線的終點站，他們讓你在空車廂里干等十八個小時，裝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達原先那個車站的時候可能又沒人來接，你又進了一條死胡同，又得在另一頭坐等。要知道這整個期間是不給你供應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糧只開到第一個遞解站。當地監獄馬虎了，會計室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你已經轉到圖龍監獄的賬面上去了。押解隊沒有義務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們能把你這樣晃蕩六個來回（有過的！）：伊爾庫茨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伊爾庫茨克，伊爾庫茨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等到你在圖龍的月台上終于看到了藍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摟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寶貝，謝謝你救了我的命！ 在“澤克車廂”里兩天時間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盡，气都喘不過來，渾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樣好：是再受點罪，快點到達目的地，還是放出去進遞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隊忙碌和奔跑起來。他們穿好軍大衣走出來，用槍托敲打地板。這表示他們要全体犯人下車。 他們先在車門踏板前面圍成一個圓圈，你剛一從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滾下去，他們馬上從四面八方震耳欲聾地朝你齊聲吼叫（這是專門訓練出來的）：“坐下！坐下！坐下！”几個人同時朝你喊，又不讓你抬頭看，這种手法具有很強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轟的情形下一樣，你不由自主地齜牙咧嘴，手忙腳亂（你忙著到哪里去？），低低地弓著身子，赶上先下車的人們，和他們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個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個初來乍到的，你還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諾沃車站的待避線上，我听到這個口令的時候，正抱著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勞改營里做的，而是外面的產品，它的提手總要拽斷，而且總是在最要命的時候）往前跑。我終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沒有看別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軍官大衣還不太髒，下擺還沒有剪短，總不能穿著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隊隊長——紅潤的臉蛋，厚實的俄羅斯面型——大步跑來，我都沒有來得及弄明白他這是為什么，要干什么，就見他顯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懲辦我的罪大惡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擔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腳，戳破了箱蓋。“坐一下！”他給了一句解釋。這時我才忽然發現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們中間。還沒有來得及提出“該怎么坐？”的問題，我自己就已經明白了該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樣，像門前的狗、門后的貓一樣，穿著我那心疼的軍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來。現在每當看見它的時候，我慣于用手指撫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會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傷口。東西比人們更有記性。） 這种坐法也是有講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兩膝勢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這樣就不容易站起來，更不可能一躍而起。而且坐下來的時候要求我們擠得更緊些，使我們互相妨礙。如果我們想全体一齊向押解隊扑過去——趁我們慢慢活動的時候就可以先開槍把我們解決掉。 讓我們坐在這里，是為了等待“烏鴉車”（它分批運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為了步行押送。他們盡力找隱蔽的地方安排我們坐等，為的是少讓外面的人看見。但有的時候很難堪地直接把我們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場上（在古比雪夫就是這樣）。這對自由人是一場考驗：我們倒是以毫無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著他們，可是他們該怎樣看我們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許（因為只有葉爾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們坐牢是因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記下來呢？也會判上几年的；簡單得很。于是我們驕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蘇聯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頭，竭力根本不看我們，好像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們比別人勇敢：已經沒法把她們變坏了，她們連上帝都信呢。她們從不大的長方面包上掰下一塊扔給我們。還有刑滿釋放的勞改犯（當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勞改犯們知道這么一句話：“沒進去過的——都要進去，進去過的——不會忘記。”你看，他們扔過來一包紙煙，為的是下回坐牢時也有人扔給他們。老婆婆手沒勁，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紙煙在空中打個弧旋直接飛進人堆里。押解人員馬上嘩啦嘩啦地拉槍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開！” 神圣的、摔成兩半的面包在塵埃中靜臥，直到我們被驅赶啟程。 一般說來，坐在車站的地上的時刻是我們最美好的時刻。記得在鄂木斯克，叫我們坐在兩列長長的貨車之間的軌枕上。這個夾縫里沒有行人（一定是在兩頭布了崗：“不許過去！”我們的國民即使在自由的時候也習慣于服從穿軍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陽光晒燙的站內的油污的卵石還沒有變涼，它們烘烤著我們的屁股。我們看不見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車后面不遠的地方。電唱机放送著歡快的音樂，人群的嘈雜聲連成一片。不知為什么，擠在蓬首垢面的人群當中，席地坐在這個偏僻的角落，并不覺得羞辱；听到我們這些人再也不會跳的屬于另一世界的青年們的舞曲，也并不覺得是對我們的譏笑；想象著現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誰，有人在送別誰，甚至手里還捧著花束。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鐘：暮色漸漸濃了，天上的星星，線路上紅的和綠的信號燈，都亮了。音樂聲仍在響著。沒有了我們，生活照樣進行——我們甚至已經不再懊惱。 愛上這樣的時刻，監獄就會變得比較輕松。不然，憤怒會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烏鴉車”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著危險性，比如說旁邊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條令還規定有一個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沒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頭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殘廢，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著東西，你旁邊的人就挽住你這只手臂，而你用空著的手去挽別人。現在你們比正常的隊列緊縮了一倍。你們馬上覺得行動艱難。由于東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順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們都像瘸子一樣一步一晃。你們這一群肮髒、灰暗、怪誕的生物，像一隊盲人似地向前移動，互相間做出假裝的溫柔——這是怎樣一幅人類的漫畫啊！ 也許前面根本就沒有“烏鴉車”。也許押解隊隊長是個膽小鬼，他害怕路上出問題，所以才叫你們這樣。你們就得拖著沉甸甸的東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過整個市區，一直走到監獄。 還有另一個口令，這已經是鵝的漫畫了：“抓住腳后跟！”意思是，凡是空著手的人，都要用兩只手抓住自己的腳踝骨附近的地方。現在——“齊步走！”。（喂，讀者諸君，請放下書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圍多大一塊地方？怎么樣逃跑？）諸位能夠從旁想象出三四十只這种鵝類在一起的場面嗎？（基輔，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總是八月；還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沒有“烏鴉車”，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押送你們步行去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遞解站。不難猜想，“澤克車廂”的押解隊在到達城市之前的几小時之內沒有讓你們解手，免得弄髒廁所。經過偵查以后你們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凍得感冒了，現在几乎是一點也憋不住尿，特別是婦女。哼，那有什么？馬才需要停下來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圍牆邊蹺起一條腿。你們是人，可以邊走邊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遞解站就會干了……。薇拉·科爾涅耶娃彎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員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著冬天的衣服咬進了她的小腿肚。不許落后！有一個烏茲別克人摔倒了，就用槍托打，用皮靴踢。 沒啥了不起：這些事不會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報》）上。至于押解隊隊長，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會遭到審判。 “烏鴉車”也是從歷史上傳F來的。巴爾扎克描寫的監獄馬車有哪點不像“烏鴉車”？僅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緊。 誠然，在二十年代還是把犯人排成縱隊，押著他們徒步通過市區，甚至通過列宁格勒。他們經過十字路口的時候，把交通都阻斷了。（馬路兩旁的人們發出對他們的譴責：“這下偷夠了吧？”當時還沒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偉意圖……） 但是，隨時注意著技術新動向的“群島”毫不遲延地采用了“黑烏鴉”——更親熱的名稱是“小烏鴉”（囚車）。第一批“烏鴉車”和第一批卡車同時出現在還是舖著卵石的馬路上。它們的彈簧很硬，坐在車里顛得利害，好在囚犯們這時候已經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們的密封已經搞得很完善了：一條小縫也沒有留下，一個小電燈泡也不裝。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見東西。車斗子里當時也是每次都塞得滿滿的，只能人貼人地站著。并不是故意安排得這樣擠，完全是因為車輛不夠。 許多年間，“烏鴉車”的外殼一直漆成鐵灰色，可以說是把監獄的特征公開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戰后在我國各大首府忽然覺得這樣不大對勁，決定把外殼涂上歡快的色調，寫上“面包”（囚犯們本來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類”（确切一點應當寫為“骨頭”）等字樣，要不就寫上“請飲蘇聯香檳！” “烏鴉車”的內部，可能是一個簡單的鋼板車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邊裝著長凳，不過這東西決不是為了讓你舒服，而是相反；往這种車斗塞的人數決不會比全体站著的車斗能容下的人數少半個，可是在這种車斗里，人們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樣摞起來。“烏鴉車”的后部也可能設有一個單間——僅能容下一個人的窄長的鋼匣子。也有整個車斗都隔成單間的；左右兩排單人匣子，像監室一樣上鎖，中間給看守留一條過道。 你瞧著外面手舉高腳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請飲蘇聯香檳！”，絕對想象不到里面會有這樣一套复雜的蜂窩裝置。 把犯人往“烏鴉車”里赶的時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隊員也是不斷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給你向四面張望和考慮逃跑的時間。他們連推帶搡地把你轟上車，弄得你抱著行囊卡在狹窄的車門里，弄得你的頭撞上車門的橫楣。車后的鋼板門扇費勁地閂上了——開車！ 當然，在“烏鴉車”里連續乘坐几個小時是少有的事，經常只有二三十分鐘。但是這半小時就能把你搖晃散架，把你骨頭壓斷，把你身子擠扁。如果是高個儿，頭還得窩著，——大概一定在回想著舒适的“澤克車廂”吧。 “烏鴉車”還意味著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鮮明的當然是和盜竊犯的相逢。也許你未曾有過跟他們同乘一間包房的緣分，也許將來即使在遞解站里也不會把你們放進同一間監室，但是此時此地你是被交給他們擺布了。 有時候擁擠到這种程度，連盜賊們也不好做手腳。你們的腿和胳臂鉗在別人身体与背囊的夾縫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車子經過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來，好像五髒六腑都要顛出來的時候，你們的四肢才能換換位置。 有時候松動一些。盜賊們在半小時之內就有辦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內容都檢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較像樣的“破爛”（衣服）統統收歸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識時務的考慮（你仍然認為主要的敵人和主要的事業還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須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結果你就一點一滴地開始喪失著自己的不死的靈魂）阻止著你去和他們格斗。如果你掄起拳頭去跟他們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間准會吃上几刀。（不會進行偵查，即便偵查，他們也不會吃虧：頂多讓他在遞解站里暫時剎車，不再往遠地勞改營遣送就是了。你們也會同意：社會親近分子和社會异己分子之間發生格斗，國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邊的。） 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后援會官員退休上校盧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爾卡監室里說了一件事：三月八號，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監獄的途中，一群盜竊犯在“烏鴉車”里當著他的面輪奸了一個正准備結婚的姑娘（車里面的其他人對這件事都默不作聲，袖手旁觀）。這個姑娘是當天早晨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來的，還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職守的罪名受到審判，其實這是她的上司為了報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烏鴉車”開動前半小時，按照有關法令給姑娘判處了五年。她被推進厂“烏鴉車”，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約在經過花園環行路的時候（“請飲蘇聯香檳”），被變成了一名營妓。怎么說才對？僅僅是盜竊犯干的？不是獄吏嗎？不是她的那個上司嗎？ 還有盜賊式的溫存：姑娘被強奸后還遭到洗劫。他們扒掉了她今天穿來想讓審判員們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轉手就給了押解員。押解人員把車停下來，下去買了优特加送回車里，因而盜竊犯們又用姑娘的錢痛飲了一場。 進了塔干卡監獄，這個姑娘痛哭流涕地向當局告狀。軍官听完了以后打了個哈欠說： “國家不能為你們每一個人提供單獨的交通工具。我們不具備這個條件。” 不錯，“烏鴉車”的确是“群島”的“瓶頸”。如果說“澤克車廂”里不具備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開的條件，那么“烏鴉車”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開。而且怎么能要求盜賊們不利用兩個監獄之間的空隙過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盜竊犯的話，那么應該感謝“烏鴉車”給予我們和女人們相遇的短暫的机會。在監獄生活中，除了這里，還能在什么地方見到、听到和接触到她們？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們從布蒂爾卡運往火車站。坐得很松快，一輛有長凳的“烏鴉車”總共才裝了十四個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進一個女的。她緊挨車門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為和十四個男人同坐在一個黑匣子里面，在這里她是得不到一點保護的。但是說過几句話以后，她明白了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條的。 她自報了姓名：列賓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緊隨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個根据年紀和瘦小的外貌看起來頂多是個中尉的沉默寡言的軍人開口問她：“請告訴我，你跟安東尼娜·伊万諾夫娜在一塊坐過牢嗎？”“怎么，你是她的愛人奧列格？”“是。”“是伊万諾夫中校嗎？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是。” 這一聲“是”里面包含了怎樣的感受啊！它發自哽噎的喉頭，它流露的更多是對音訊的恐懼而不是快樂。他移過去坐在她的身邊。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過兩扇后車門上的兩個窄小的柵孔射進車斗，隨著汽車的行進在車內閃動，在這個婦女和中校的臉上閃動。“偵查期間的四個月我同她蹲在一個監室里。”“現在她在哪儿？”“那時候她一心惦記著您！她對自己的案子一點也不在乎，只是為您擔心。起先怕您也被他們抓進來。后來盼望您能得到比較輕的判決。”“她現在怎么樣了？”“她怨恨自己連累了您。她太難過了。”“現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別害怕，”列賓娜已經像對待親人一樣用手貼在他胸前，“她經不起這樣的緊張。他們把她送到別處去了。她有點……您明白了嗎？精神失常……” 在六條行車線的大馬路上，一團用鋼板緊緊包裹著的小小的風暴如此平靜地向前行駛著。它遇到紅燈就停下來，要拐彎的時候就給信號…… 我和這位奧列格·伊万諾夫是剛剛在布蒂爾卡相識的。經過是這樣：他們把我們關進了監獄交接處的隔离室，正在把我們的東西從保管室里取到這里來。他和我同時被叫到隔离室的門口去。在開著的門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見一個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員在翻他箱子里的東西。一塊不知道怎么保存下來的金黃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沒有在意地一腳踩在那上面的兩顆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踐踏著它，好像專門為了拍攝特寫鏡頭。 我指給他看：“請注意，中校同志！” 伊万諾夫的臉色陰沉下來。要知道，他當時還保留著“公安机關是清白無瑕的”這個觀念。 現在又听到了關于妻子的事情。 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個小時之內裝進腦子里去的！ ------------------ 圖書在線制作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