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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神秘的群島人們是怎樣進去的呢？到那里，時時刻刻有飛机飛去，船舶開去，火車隆隆駛去——可是它們上面卻沒有標明目的地的字樣。售票員也好，蘇聯旅行社和國際旅行社的經理人員也好，如果你向他們詢問到那里去的票子，他們會感到惊异。無論整個群島，還是其無數島嶼中的任何一個，他們都毫無所知，毫無所聞。 那些去管理群島的——通過內務部的學校進入那里。 那些去擔任警衛的——通過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讀者，如像你我之輩，唯一的必經之路，就是通過逮捕。 逮捕！！說它是你整個生活的急轉劇變？說它是晴天霹靂對你的當頭一擊？說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習慣并往往會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蕩？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當一個沙啞的聲音向你說“你被捕了”，這個時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對你說：你被捕了——那么難道還會有什么東西能在這場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動嗎？ 但是，糊涂了的腦子不能理解這种天崩地坼的變化，我們中間最聰穎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這一時刻只能從自己的全部生活經驗中擠出一句話來： “我？？為了什么？！？” 在我們之前就已重复過千百万次的這個問題，從來也沒有得到過答复。 逮捕——這是瞬息間從一种狀態到另一种狀態的惊人的變動、轉換。 在我們生活的漫長曲折的道路上，我們時常沿著一些圍牆、圍牆、圍牆——爛木頭做的、土坯砌的、磚砌的、混凝土的、鐵的——幸福地疾馳而過，或者不幸地踟躕而行。我們沒有思索過，它們的后面是什么？我們既不曾試圖用眼睛也不曾試圖用悟性往那后面窺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開始的地方。而且我們也沒有察覺在這些無盡頭的圍牆上有著無數修得結結實實的、偽裝得很好的小門。所有所有這些小門都是為我們准備的！—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門迅速打開了，四只不習慣于勞動卻善于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們的腳，抓住我們的手，抓住衣領，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樣拖了進去，而我們后面的小門，向著我們往日生活的小門，便永遠關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對此我們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來，除了發出小綿羊的咩咩叫聲： “我嗎？為了什么？？……” 這是使人眼花繚亂的電閃雷擊，從此，現在就變為過去，而不可能的事卻成為真實的現在。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無論在最初的一小時，無論在頭几晝夜，你的腦子里什么別的也裝不進去了。 在你的絕望之中，馬戲團的道具月亮還會向你閃出光亮：“這是一個誤會！會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現在已經變成關于逮捕的傳統概念，甚至變成文學概念的東西——將不在你的惶惑的記憶中，而在你的家屬和鄰居的記憶中積聚和构成。 這是刺耳的夜間門鈴聲或粗暴的敲門聲。這是夜間執行任務的行動人員穿著不擦干淨的靴于雄赳赳地跨進門來。這是在他們背后跟進來的嚇得發呆的見證人（干嗎要這個見證人？——遭難者不敢想，行動人員記不得，但按條令應當這樣做，于是，為了簽名作證，他就必須通宵坐以待旦。而且為這個從被窩里被拽出來的見證人設想，一夜一夜地走來走去幫助逮捕他自己的鄰居和熟人，這确實也是活受罪人 傳統的逮捕——還有發抖的手為被帶走的人收拾東西：替換衣服、一塊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誰也不知道該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樣容更好些，而行動人員卻在催促著，阻止著：“什么也不需要。那里會給吃飽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謊話。而催促是為了恐嚇。） 傳統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帶走以后，還有一股嚴厲、陌生、盛气凌人的勢力一連許多小時在住所里作威作福。這就是——撬鎖破門，從牆上扯下和扔下東西，從柜子和桌子里把東西扔到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亂七八糟的東西堆積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響。而且搜查時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也沒有的！在逮捕机車司机莫諾申的時候，房間里停放著一具他剛死去的嬰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員們把嬰儿從棺材里扔了出來，他們在那里也進行了搜索。還把病人從被窩里拽出來，還解開繃帶。而且在搜查時什么都不可能被認為是荒唐的！古物愛好者切特維魯被抄走了“若干張沙皇諭旨”——那就是：關于結束同拿破侖戰爭的諭旨，關于組織神圣同盟的諭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亂的禱文，我國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貴的西藏古代手抄本（過了三十年，死者的學生們好不容易才從克格勃手中把它們搶救出來！）。在逮捕東方學家涅夫斯基時，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過了二十五年，為表彰對這些抄本的譯釋，給死者追授了列宁獎金）。卡爾蓋被抄走了葉尼塞流域奧斯恰克人的文獻檔案，他所發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這個小民族就始終沒有文字。用知識分子的語言來描述這一切話就長了，而民間關于搜查是這樣說的：什么沒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東西一概運走，有時還迫使被捕者本人搬運——如像尼娜·亞歷山德羅芙娜·帕爾欽斯卡婭就曾把她那個永遠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國的偉大工程師的一袋文件和書信扛上——送到他們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對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將是漫長的被攪亂了的空虛生活，嘗試去遞交東西。但從所有的窗口听到的總是狗吠般的聲音：“名單上沒有這個人，”“沒有這個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這樣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晝夜的隊。只有經過一年半載，也許被捕者本人會發出點回音，或許從里面會傳出一句話：“該犯沒有通信權。”而這就已經意味著——此生休矣。“沒有通信權”——這几乎無疑地是說：已遭槍決。 一言以蔽之，“我們生活在可詛咒的條件下，一個人忽然下落不明了，連最親近的人——妻子和母親……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況。”說得對嗎？不對嗎？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訃告中寫的。說一句直率的話：巴布什金為起義者運送武器，因而遭到槍殺。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風險。与我們這些家兔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我們關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這种類型的夜間逮捕，在我國确乎是慣常的做法，因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響敲門聲就被嚇破了膽。逮捕對象是從熱被窩里拖出來的，他還完全處在半睡不醒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中，神智是不清的。在進行夜間逮捕時，行動人員在力量上占有优勢：他們是几個武裝人員前來對付一個褲子都沒有穿好的人；在收拾東西和進行搜查時，想必在門口不會聚集起一群遭難人的可能擁護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臨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這樣，編內行動人員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夠把比這些編內人員多許多倍的城市居民關進監獄。 這种夜間逮捕還有一個优點，那就是：無論毗鄰房屋，無論城市街道，都看不見一夜之間帶走了多少人。這种夜間逮捕嚇坏了近鄰，對于遠鄰來說卻算不了什么事件。它們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夜間，“烏鴉車””在這條柏油馬路上往來奔馳，白天，年輕的一代舉著旗幟和花束，唱著歡樂光明的歌曲沿著它邁步行進。 但是，對于那些以抓人為專職的捕手來說，被捕人的惊恐慘狀不過是習以為常、膩煩厭人的瑣事，他們對逮捕行動的理解要廣泛得多。他們有一大套理論，不要想得天真，以為這种理論是不存在的。逮捕學——這是普通監獄學教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堅實的社會理論基礎。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類法：夜間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點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預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個場合根本沒有預期會發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實沒有發生）來進行區分。還可以按照預定的搜查的嚴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錄，是否查封房間或住宅；是否要隨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則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屬發送流放，或者還把老人們也送去勞改營等等來區分逮捕。 還單獨有一整套的搜查學（我曾讀到過供阿拉木圖法律函授學校學生用的小冊子），書里大為贊賞一些司法人員，他們在進行一次搜查時，不怕麻煩地翻騰三十二吨糞肥、六万木材、兩大車干草，清除了整個宅旁園地的積雪，從爐子里掏出磚頭，掏了髒水坑，檢查了抽水馬桶，在狗窩、雞窩、鳥巢里作了搜尋，刺穿床墊，從身上揭下貼著的膏藥，甚至拔下金屬假牙找尋是否藏有縮微文件。此書向學生們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從人身開始，以人身結束（以防這人順手從搜查過的東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還要去同一地點，但要在早晚不同時間，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伊爾瑪·明戴爾是個匈牙利女人，她在共產國際（一九二六年）弄到了兩張大劇院的戲票，是頭排位置的。偵查員克列蓋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請克列蓋一起去。他們溫情脈脈地度過了全部演出時間，而在演出結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帶到了盧賓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開的一天，在庫茲涅茨橋，臉頰丰滿梳著褐色辮子的美人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剛給自己買了藍色的連衣裙料子，有一個穿著講究的年輕人走來請她坐上馬車（而車夫卻已經明白了，便皺起了眉頭：机關是不付車錢的），要知道這并不是幽會，而是逮捕：他們現在就拐到盧賓卡，駛進黑洞洞的大門。如果說（過了二十二個春天以后），穿著白制服、身上散發出貴重香水气息的海軍中校包利斯·布爾科夫斯基給一個姑娘買了塊大蛋糕，那末請不要發誓保證，這塊大蛋糕定會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員划得刀痕縱橫，并由他本人帶進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無論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廣眾的逮捕，我們這里從來也沒有忽視過。然而，它做得干淨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難者本人同行動人員總是協調配合，盡可能顯得气度雍容，為的是不使別的活著的人們察覺出這個大限已到的人的滅亡。 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到家里敲門進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話，也得由房屋管理員或郵遞員去敲），也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點加以逮捕。如果預定要逮捕的人极為机靈，逮捕宜于在离開他所習慣的環境的地方進行——离開他的家屬，离開同事，离開志同道合者，离開密室：他什么也不應當來得及銷毀掉、藏起來、轉移出去。對于軍界的或党的大官們，有時先給一個新的任命，撥給一節有客廳的車廂，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個被挨家逐戶的捕人嚇呆了的，已經整一個星期因上司陰沉冷漠的臉神而惴惴不安的無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會委員會去，在那里滿面春風地給了他一張到索契去的療養證。家兔感動了——這么說，他的恐懼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謝，他歡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開車還有兩小時，他責罵笨手笨腳的老婆。好了，終于到達了車站！還有時間。在旅客候車室里，或者在賣啤酒的柜台旁，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喊了他一聲：“彼得·伊凡內奇，您沒有認出我來嗎？”彼得·伊凡內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沒有，雖然……”年輕人態度十分親熱地說：“啊，可不，可不，我來提醒您吧……”接著向彼得·伊凡內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請求：“請您原諒，您的丈夫過一會儿就……”妻子允許了，這個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著彼得·伊凡內奇的手把他帶走了——永遠或者為期十年！ 車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沒有察覺，……愛好旅行的公民們！不要忘記，在每個車站上都有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間監室。 假熟人的這种糾纏是那樣厲害，一個沒有受過勞改營狼一般訓練的人是不那么能夠輕易擺脫掉的。不要以為，如果你是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譬如名叫亞歷山大·德·，那么你就不會光天化日之下在高爾基大街中央電報大樓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過稠密的人群向你奔來，攤開那善于抓捕的雙手：“薩夏！”他不是埋伏在一邊，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見了！？來，咱們往旁邊站站，別妨礙人家。”而在旁邊，在人行道邊，這時正好開來一輛“胜利牌”小汽車……（過几天塔斯社將在各報憤怒聲明：有關方面對亞歷山大·德·失蹤一事毫無所知）。是啊，這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的好漢們在布魯塞爾也搞過這樣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諾夫就是這樣被捕的），在莫斯科算個什么。 應當給机關以應有的贊揚：在演說家的講話、劇院的演出和婦女服裝式樣都像是從傳送帶生產出來的時代，逮捕方式還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樣性。你被帶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證确證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發著三十九度的高燒被從軍醫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醫生卻并沒有對你的逮捕表示反對（他反對試試！）；你直接從手術台上、在做胃潰瘍手術時被抓走（H。M·沃羅比堯夫，邊疆區國民教育局督學，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進了牢房（卡爾普尼奇回憶）；你（納吉亞·列維茨卡妮）要求會見被判刑的母親。給你會見！——而這卻是對質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請到定購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讓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來抄電表的電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騎自行車人；鐵路乘務員、出租汽車司机、儲蓄所職員和電影院管理人員——所有這些人都會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會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紅色證件。 有時，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戲，在這上面用了多少過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飽了沒處消耗的精力，其實，不這樣做遭難者也不會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動人員想這樣來顯示自己的工作，來為其眾多的人數進行辯解。其實看來只需給所有預定要抓起來的家兔們分送去傳票就夠了——他們自己就會在指定的時刻帶著小包裹走進國家安全机關的黑色鐵門，以便在給他們預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對集体農庄庄員正是這樣逮捕的，難道還需要夜間穿過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蘇維埃去逮捕起來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辦公室去逮捕。） 當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進額，超過這個定額它是辦不到的。在緊繃繃滿騰騰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時一輛一輛的軍用列車從歐洲開來，需要一下子把它們全部吞進并送到古拉格群島去，——這种花樣丰富的游戲已經沒有了，理論也大大地褪色了，舉行儀式用的羽飾也丟光了，結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點名：拿一張名單站在那里，從一列車里喊名叫出來，再關進另一列車去，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國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于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備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誰都是在劫難逃的共同感覺，一种不可逃脫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手掌的觀念（在我國的身份證制度下，這是符合實際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時期，人們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別，因為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連那個時候，他們都几乎沒有人逃跑（只有少數人自殺）。這正合需要。馴羊狼好啃。 這种情形之所以發生，還由于對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關往往沒有切實的選擇依据，而是為了完成控制數字，湊齊數字可能有一定規律，也可能帶有完全偶然的性質。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婦女到新切爾卡斯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站去，詢問如何處理她被捕鄰居的沒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對她說：“清等一等，我們查一下。”她坐待了兩個小時光景——就從接待站被抓走送進了牢房：正急需湊滿數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員到全城去抓，而這一位已經自己送上門來！相反，住在奧爾沙附近的拉脫維亞人安德烈·巴威爾，內務人民委員部上門去抓他，他不開門跳窗戶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亞。雖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實姓住在那里，而且證件上寫得清清楚楚，他是從奧爾沙來的，他卻始終沒有被關進去。既沒有被机關傳訊，也沒有受到任何怀疑。因為有三种通緝：全蘇聯的、共和國的和省的，而對逮捕大流行時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會宣布省級以上的通緝。根据偶然情況，諸如鄰居告密等，決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個鄰居頂替。像安德烈·巴威爾那樣，偶然落入圍捕圈或陷入設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審訊前逃跑的人，從來也不會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誰要是留下來等待公正處理，誰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壓倒多數的人，正是這樣表現的：猶豫畏縮，束手無策，听天由命。 誠然，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況下，往往讓親屬具結不出境，而隨后補一個手續，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輕而易舉的。 普遍的無辜也就產生普遍的無所作為。也許還不至于被抓起來？也許這樣就對付過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羅格里沃地方學校的主要教師。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個農民走到他身旁轉達了某人的話：“亞歷山大·伊万內奇，快离開吧，你已經上了名單了！”可是他留了下來：要知道整個學校都靠我支持，他們自己的子女也在我這里念書——他們怎么會把我抓起來？…… （過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万尼亞·列維茨基在十四歲的年紀就懂得：“每個誠實的人都應當入監牢。現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長大了——也會把我關起來的。”（他二十三歲被關進監牢。）大多數則麻木不仁地抱著一線希望。既然你是無罪的，——那為什么要把你逮起來呢？這是錯誤！人家已經抓住你的衣領在拖，而你卻還暗自念念有詞：“這是錯誤！一弄清楚——就會放出來！”把其他人大批關進去，這也不像話，但是每個人的具体情況誰弄得清楚：“也許拔一個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無辜的！你還把机關看成是合乎人類邏輯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來。 因此你干嗎要逃跑呢？……你怎樣可以抵抗呢？須知你只會惡化自己的處境，你會妨礙把錯誤弄清楚。你連下樓梯都跟著腳，因為叫你不要讓鄰居听見，哪里還談得上進行什么抵抗。 后來在勞改營中他便會痛切感到，如果每個行動人員夜里去執行逮捕時，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因而也和自己家屬訣別的話，那情形會怎樣呢？如果在大規模捕人入獄時期，比如在列宁格勒，當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監獄的時候，人們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門砰砰響聲和樓梯上的腳步聲就嚇得發呆——而是明白了他們再也不會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擻地几人一組手中拿著斧頭、錘子、火鉤子，拿著順手拿到的一切東西在自己的門道里設下埋伏，那又會怎樣呢？既然早就知道，這些夜間便帽客來者不善——那就給殺人凶手迎頭痛擊，這決不會錯。還有那輛停在街上只坐著一個司机的“烏鴉車”——赶走它，或者扎穿車輪n机關不會馬上算出工作人員和車輛的缺額，這樣一來，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這個可詛咒的机器一定會停下來！ 如果……如果……對于后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簡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絕解下褲帶？或者拒絕站到房間角落里？或者拒絕跨出家門檻？逮捕是由一連串小動作、是由許多細微末節构成的。為了單獨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沒有意思去爭論（當被捕者的思想圍繞著一個大問題“為了什么？”在轉圈子的時候），而所有這些小動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個剛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騰！——光這一點就足夠寫一本書。那里可能有著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歲的葉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時候，三個年輕的契卡人員在她的床舖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東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沒有，什么也不會找到的。可是，突然他們碰了她連母親都不會給看的隱秘日記——三個充滿敵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讀著她的日記。這件事對她的震撼，超過整個盧賓卡連同它的柵欄和地下室。在許多人說來，逮捕對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傷害，可能要比監獄的恐懼或政治思想強加于他的強烈得多。一個內心對暴力未做准備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總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聰明而大膽的人剎那間就明白了該怎么辦。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來人抓他的時候，筑起防柵進行抵抗，贏得了兩小時的時間去燒毀文件。 有時，被捕的主要感覺是如釋重負，甚至……高興，但這是發生在逮捕大流行時期：當四周圍正在把像你那樣的人一個個抓起來的時候，而不知為了什么緣故卻老不來抓你，不知為什么老是拖延——須知這种困扰，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這不僅對軟弱的人是這樣。以后我們還將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個無所畏懼的共產党人，不顧他的非党助手們的勸告，決意不逃跑。卡德區的全体領導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卻老是沒人來抓他，他吃不消這种精神壓力，只能自己把腦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圖去訪問被流放的教徒們，在這期間已經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過他三次。當他回來的時候，教民們到車站去接他，沒有讓他回家。把他從一家到另一家地輾轉藏匿了八年。神父被這种提心吊膽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盡，所以當一九四二年終于把他抓起來的時候，他竟高興地給上帝唱起贊美詩來。 在這一章里，我們講的都是群眾，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關進去的家兔們。但我們在書中還將涉及那些在新時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個女大學生——社會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時候她一直向往著蘇茲達爾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會見老同志們（外面已經沒有這些人了），養成自己的世界觀。女社會革命党人葉卡捷琳娜·奧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認為自己沒有資格進監獄，因為進去的都是俄國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卻還沒有為俄國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經不讓她呆下去了。這樣，她們倆人都抱著自豪和歡快的心情走進了監獄。 “抵抗！為什么不見你們抵抗！”——現在那些始終太平無事的人倒責罵起我們來了。 是呀，抵抗本應從這里、從一逮捕起就開始。 但沒有開始。 就這樣，你被他們帶走。白晝逮捕必定有這個不可重演的短暫時刻——或者采取隱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約好，或者公然不諱地，手槍亮在外面——穿過人群，夾在千百個同樣無辜也同樣免不了遭難的人們當中把你帶走。你的嘴并沒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來應當叫喊！你應當大喊大叫，說你被捕了！說喬裝打扮的坏蛋們在抓人！根据誣告在抓人！對干百万人在進行無聲的摧殘！我們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內各處听到這樣的呼叫，也許會激憤起來？也許逮捕會變得不那么輕而易舉！？ 在一九二七年，當馴服性還沒有使我們的腦子那么軟化的時候，大白天在謝爾普霍夫廣場上，兩名契卡人員企圖逮捕一個女人。她抓住路燈杆子，叫喊起來，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攏來（需要有這樣的女人，但也需要有這樣的人群！過路行人并沒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沒有全都急忙從旁邊溜過去！）。這兩個手腳麻利的年輕人當時就為難了。他們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干活。他們坐上汽車跑了（這個女人本該立即上火車站，坐車离開！而她卻回家去過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帶到了盧賓卡）。 但是，從你那干澀的嘴唇里沒有發出一點聲息，因而過往的人們便把你和你的劊子手們誤認為是一起遛彎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過許多次叫喊的机會。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飯的反間諜人員把我帶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羅斯車站，他們的主要負擔是四只裝戰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經過長途跋涉。他們對我已經完全放心了）。他們名為特派押使，實際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們自己和第二白俄羅斯方面軍“死滅爾施”（反間諜机關）的長官們從德國搶來的財物運回家。他們背的自動步槍除了妨礙他們搬運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沒有任何用處。第五只箱子由我毫無興致地拿著，其中裝著我的日記和創作——揭發我的罪證。 他們三個人對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選擇到監獄去的最近路線，把他們帶到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的盧賓卡（而我卻把它同外交部大樓弄混了）去的責任就落在我頭上了。 在集團軍反間諜机關里過了一晝夜；在方面軍反間諜机關里過了三晝夜，那里的難友們已經對我進行了教育（讓我明白了偵查員的欺騙、威脅、毆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會放回；十年刑期是無可幸免的），在這以后——我突然脫身出來，至今已經有四天像一個自由人那樣走在自由人中間，雖然我的身子已經在牢房馬桶旁的爛草上躺過，雖然我的眼睛已經看到過被打得遍体鱗傷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經听到過真情實況，嘴巴已經嘗過爛菜湯的味道——那我為什么仍然默不作聲呢？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開露面的机會使受騙的群眾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蘭的布羅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許那里不懂俄語？我在別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沒有喊出片言只語——但是，也許這一切同波蘭人無關？我在沃爾科維斯克站上沒有吭一聲——但它是人煙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帶著這些強盜們若無其事地走來走去——但車站還是破爛不堪的。現在我領著這些特科人員走進白俄羅斯地鐵站上層的白色圓頂前廳，它燈光輝煌，兩條平行的滾動電梯密密麻麻地站滿莫斯科人，迎著我們升上來。他們好像都在瞧著我！他們像無窮無盡的長帶，從底下無知的深處——向著光彩奪目的圓頂，向著我不停地伸延過來，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語的真情——那么我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個人都有一打自圓其說的理由，解釋他沒有犧牲自己是對的。 他們還希望有一個平安的結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為我們沒有得到來自陰曹地府的消息，我們不知道從剛一抓起來的時候起，對我們的命運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決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變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還沒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眾吶喊的內容的那些概念。須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號才在唇上，到時候便會脫口而出，而一個馴順的、毫不相干的庸人，這种口號從何而來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該叫喊什么。最后，還有這樣一類人，他們胸中積郁太深，眼見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聲不相連貫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傾吐出來。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聲還有一個原因：這些站立在兩條滾動電梯上的莫斯科人，對我說來還太少——太少了！這里能听到我號叫的有兩百人，就算兩百人再加一倍，那么兩億人怎么辦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將向兩億人呼喊…… 暫時，我沒有開口，滾動電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獄。 我在獵市大街也還將保持沉默。 在大都會飯店附近也不會叫喊。 在耶穌殉難地盧賓卡廣場也不會揮動雙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輕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從親人的怀里奪走，不是迫使我离開人們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歐洲的二月天里，從我方插向波羅的海的、不知是我們包圍了德軍還是德軍包圍了我們的一支狹長的箭頭上把我批出來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連以及戰爭最后三個月的景象。 旅長把我叫到指揮部，不知為什么問我是否帶著手槍，我把槍交了，絲毫沒有怀疑到會有什么名堂，——突然，從神情緊張地站在角落里一動不動的隨從軍官中跑出兩個反間諜人員來，三步兩步蹦到我身邊，四只手同時抓住我的紅星帽徽、肩章、腰帶、圖囊，戲劇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從頭頂到腳底被灼傷、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聰明的話來，除了說： “我？為了什么？！” 雖然這個問題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卻得到了回答。這值得一提，因為這太异乎尋常了。反間諜人員剛結束了對我的搜查，与圖囊一起拿走了我記錄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國炮彈炸得玻璃震顫，使他們感到很不自在，于是連忙把我推向門口。這時一個果斷的聲音突然向我傳來——是的！穿過那隨著一聲“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們之間沉重地落下的閘門，穿過這個什么聲音都不敢通過的瘟疫帶——傳來了旅長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話！ “索爾仁尼琴。回來。” 于是，我就一個急轉身從反間諜人員的手里掙脫出來，回頭向旅長走去。我對他了解很少，他從來沒有降低身份同我作過普通的談話。他的臉對我來說，一直是命令、號令、憤怒的表象。現在它卻由于沉思而顯得明朗起來——是對自己身不由土地參与肮髒勾當而感到羞愧？是突然產生的要打破終身的可怜的從屬關系的沖動？十天以前我從他的擁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個炮兵營陷入的包圍圈中，把自己的偵察炮連几乎完整無損地帶了出來，而現在他卻必須在一紙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線。 他每個字都很有力量地問道：“您……有個朋友在第一烏克蘭方面軍？” “不行！……您沒有權利！”——反間諜机關的大尉和少校沖著上校叫喊起來。牆角里站著的隨從參謀人員惊恐地縮成一團，好似害怕分擔旅長那聞所未聞的輕率行為的責任（而政治工作人員已經准備提供旅長的材料了）。但這對于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為同我的一個中學同學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應當從哪几條線上預料危險性。 雖然，扎哈爾·格奧爾蓋維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沒有！他繼續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靈魂，他從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從來沒有迎著我站起來過！），穿過瘟疫帶向我伸出手來（當我自由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向我伸出過手！），在華若寒蟬的隨從人員們的恐怖目光下，他握著我的手，一向嚴峻的臉上露出暖意，無畏地、字字分明地說：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僅已經不是大尉，而且已經是一個被揭穿了的人民敵人（因為在我們這里，任何一個被捕的人，從逮捕之時起，就算已經完全被揭穿了）。這么說，他是在向敵人祝福？…… 玻璃在震顫。德國炮彈的爆炸在二百米遠近的地方撕裂著大地。它引起這樣的想法，如果是在較遠的后方，在我們本國的土地上，在穩定的生活的保護罩下，這种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這本書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憶錄。因此，我不去敘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极其有趣的細節。在那一夜，反間諜人員們對于按地圖辨別方向（他們也從來沒有查看過地圖）已完全絕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給了我，并請我向司机說明，怎樣去集團軍的反間諜机關。于是我把自己和他們帶到了這個監獄。他們為了表示感謝，不是立即就把我關進牢房，而是關進了禁閉室。關于這個！臨時用作禁閉室的德國農家的小貯藏室，倒不能不說几句。 它有一個人身材的長度，而寬度——三個人躺著就覺得擠，四個人——則要緊挨著了。我正好是第四個人。把我推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以后了。三個躺著的人在煤油燈光下從睡夢中向我皺起了眉頭，挪開了一點地方。這樣，在地面舖著的碎草上就有了我們八只沖著門的靴子和四件軍大衣。他們睡著，我心里像燒著一團火。半天前找那個大尉當得愈自信，現時在這小屋地下挨擠就愈難受了。一兩次，小伙子們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過來，于是我們就同時翻一個身。 到早晨，他們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懶腰，收起了腿，蜷縮到各個角落去，這時便開始互相結識。 “你是為了什么呀？” 在“死滅爾施”（反間諜机關）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濁气對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訝： “我一點不知道。難道那些坏蛋會告訴你嗎？” 然而，我的同監難友——戴著黑色軟盔的坦克手們卻沒有隱瞞。這是三顆誠實的心，三顆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戰爭年代里深深喜歡上了的一類人（我自己要复雜些和坏些）。他們三個人都是軍官。他們的肩章也被惡狠狠地撕了下來，個別地方還露著線痕。在弄髒了的軍服上，色淺的地方是擰下來的勳章的痕跡，臉上和手上深紅色的疤痕是彈傷和燒傷的紀念。他們的營倒霉地開到了這個第四十八集團軍反間諜机關“死滅爾施”駐扎的村子里。他們因前天的戰斗身上弄得濕透了，昨天喝了酒，便從村后闖進洗澡房，他們發覺已有兩個風騷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們因喝醉了酒兩腿不听使喚，所以姑娘們來得及披上一點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個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團軍反間諜机關長官的隨軍夫人。 是啊！戰爭已經在德國進行了三個星期，我們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這些姑娘是德國人——就可以把她們強奸，然后開槍打死，這几乎會是一种戰功；要是她們是波蘭女人或者是我們的被驅赶來的俄羅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著她們赤身露体地在菜園子奔跑，拍拍大腿——開個玩笑嘛，豈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間諜机關長官的“戰地隨軍夫人”—一便出來了一個后方机關的中士，立即惡狠狠地從三個作戰部隊的軍官肩上撕下按方面軍的命令核准給他們的肩章，摘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他們的勳章——現在等著這些曾用履帶輾平過也許不止一道敵軍交通壕的好漢們的，是軍事法庭的審判，而這個軍事法庭如果沒有他們的坦克也許到不了這村子里來。 我們把煤油燈熄滅了，它已經燒光了我們這里賴以呼吸的一切。門上開有一個明信片大小的旋轉口，走廊的間接光就從那里落下來。好像擔心白天到來后我們在禁閉室里會變得太寬敞，馬上給我們添進了第五個人。他穿著新制的紅軍大衣，戴著也是新制的軍帽走了進來，當地轉向旋轉口時，讓我們看清了一張長著翹鼻子、滿頰紅暈的容光煥發的臉。 “兄弟，從哪儿來？你是什么人？” “從那邊來，”他敏捷地回答，“是間諜。” “開玩笑吧？”——我們發愣了（由間諜自己說出自己的身分——舍宁和圖爾兄弟”從來沒有這樣寫過）。 小伙子懂事地歎了口气說：“軍事時期哪能開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請教請教，不然怎樣才能從俘虜營回家？” 他剛開始向我們敘述，一晝夜前德國人怎樣把他帶過戰線，要他在這里進行間諜活動和破坏橋梁，而他卻跑到最近的一個營去投降，又困又累的營長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護土那里去服藥片等等——突然新的情況發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來！”——一個完全可以拖動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頭愣腦的准尉從打開了的門外朝里叫喚。 農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動步槍的士兵，警戒著我們要去的繞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個粗野的准尉竟膽敢命令我們軍官“手背起來”，但坦克手們把手背了起來，于是我也就跟著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積不大的畜欄，覆蓋著還沒有融化的踩實了的積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糞弄得肮髒不堪，那么亂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場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兩只腳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項不易解決的任務。但我們還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來。兩名自動步槍手面色陰沉地端著槍對准了蹲在地上的我們。還沒有過一分鐘，准尉就厲聲說： “喂，赶緊點儿！在我們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遠蹲著一個坦克手，羅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總是板著臉的上尉。他的臉被金屬粉塵或煙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條穿過臉頰的紅色大傷疤卻清晰可見。 “你們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輕聲地問道，沒有顯示出愿意赶緊回到那散發著煤油气息的禁閉室的意思。 “反間諜机關‘死滅爾施’！”准尉用驕傲的過分響亮的嗓門粗聲粗气地回答（反間諜人員很喜歡這個用“死亡”和“間諜”兩個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滅爾施””，認為它是很嚇人的）。 “在我們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軟盔挪到了腦后，頭上露出還沒有被剃掉的頭發，他在火線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著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風。 “你們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過實際需要地大聲吠叫。 “紅軍。”上尉從蹲著的地方站起來，用眼光掃射了一下這個未成事實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監獄气息。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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