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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說，星期六晚上癌症樓病房里的那种看不見的輕松气氛還是能夠感覺到的，雖然不知道為什么：須知，病人在周末并不能解脫自己的疾患，更不能拋開疾患所引起的愁緒。他們無非是擺脫了同醫生們的談話和主要的治療措施，看來，人身上永遠保持稚气的那根弦所喜歡的正是這一點。 跟阿霞閒聊之后，焦姆卡小心翼翼地邁著愈益疼痛的腿，艱難地走上樓梯，進了自己的病房，并且立刻發現病房里從來也沒有這么熱鬧過。 不僅同病房里的人和西布加托夫都在，還有從樓下來的客人，其中有的是熟人，例如從放射病房里放出來的那位姓倪的朝鮮族老人（當他舌頭上安放著鐳針的時候，他像銀行保險柜里的珍寶似的被鎖了起來）；有的則是新來的。一個剛住院的俄羅斯男子，儀表堂堂，灰色的頭發梳得高高的，他的患處是咽喉，只能像耳語似地說話，這會儿他正坐在焦姆卡的床上。大家都在听，就連不懂俄語的穆爾薩利莫夫和葉根別爾季耶夫也不例外。 說話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不是坐在床上，而是坐在自己床邊的窗台上，就這一點也表明話題正處在吸引人的時刻。（要求嚴格的護士是不會允許他坐在那里的，但值班的男護士圖爾貢是自己的哥們儿，他懂得這樣做不會使醫學科學頭末倒置。例斯托格洛托夫把穿著襪子的一只腳踩在自己床上，把另一條腿錯了起來，使它像吉他似的擱在前一條腿的膝上，并且微微搖晃著身子，面對整個病房激昂慷慨地發表議論： “這就是那位哲學家笛卡儿。他說過：“可以怀疑一切！” “不過，這并不适用于我們的現實！”魯薩諾夫舉起一個指頭提醒他。 “不适用，當然不适用，”科斯托格格托夫對他的异議甚至感到惊訝。“我只是想說，我們不應該像家兔一樣听任醫生擺布。請看，我讀的這本書，”他從窗台上拿起一本打開了的大開本的書。“阿布里科索夫和斯特魯科夫為高等院校合寫的教科書《病理解剖學》。這里說，腫瘤的變化過程与中樞神經活動的聯系還是研究的薄弱環節。而這种聯系卻是极其奇特的！甚至開門見山地寫道，他找到了要引用的一行，‘雖然很少，但是自行疫命的例子是有的’！這里是怎么寫的，你們注意到沒有？不是治愈，而是痊愈！嗯？” 整個病房都活躍了起來。仿佛從那本翻開的大書里飛出了“自行痊愈”這只能夠触摸得到的彩蝶，每個人都探出前額和面頰，渴望彩蝶發發善心用翅膀來輕撫一下。 “自行痊愈！”科斯托格洛托夫把書放下之后，晃動著十指張開的雙手，一條腿仍像吉他似的擱在膝上。“這就是說，腫瘤會突然莫名其妙地向相反的方向收縮！它漸漸縮小，消散，最終完全消失！懂嗎?” 大家都默不作聲，像听故事似地微微張著嘴。他們無一不希望他的那個腫瘤，那個把整個生活都徹底攪亂、置人于死地的那個腫瘤，會突然萎縮，消退平复，化為烏有…… 大家都默不作聲，等候彩蝶來撫摸自己的臉，只有臉色陰沉的波杜耶夫把床弄得嘎吱嘎吱響，絕望地緊皺著眉頭，聲音沙啞地說： “大概，這需要……良心上干淨。”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他是在參加這場談話呢，還是自己在談別的事情。 但是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這一次不僅是聚精會神地，而且是怀著一定的好感在听啃骨者這位鄰居發表議論，這時，他不屑一顧地甩了甩手： “這跟良心有什么相干？你應感到慚愧，波杜耶夫同志！”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卻及時接過話頭： “說得好，葉夫列姆！說得好！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們連個屁也不知道。比方說，戰后我讀過一本雜志，那上面有一篇极其有趣的東西…原來，人的腦袋通口處有一道腦血屏障，只要那些能夠致人死命的物質或細菌無法通過這道屏障進人大腦，人就活著。而這取決于什么呢？……” 那位從進入病房就手不釋卷研究地質學的青年，此時正坐在靠近科斯托格洛托夫那另一個窗口的床上看書，偶爾抬起頭來听人們爭論。這會儿他也抬起了頭。客人們在听，同病房的人也在听。爐子旁邊的那個費德拉烏正側身蜷縮在床上，靠在枕頭上听，此人的脖子暫時還是洁白的，但已厄運難免。 “……原來，取決于這道屏障本身中鉀鹽与鈉鹽的比例。其中的哪一种鹽，我不記得了，權且是鈉鹽吧，如果鈉鹽占主要地位，那么，什么也不能把人制服，屏障不會被突破，人就死不了。相反，要是鉀鹽占了上風，屏障便起不了保護作用，人就會死去。而鋼和鉀的比例又取決于什么呢？這倒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它們的比例取決于人的情緒！！懂嗎？這就是說，如果精神飽滿，如果人的心情舒暢，屏障本身的鈾就占优勢，任何疾病都不能把人置于死地！但只要他情緒低落，鉀馬上便會占上風，那也就可以准備后事了。” 地質學家帶著平靜的欣賞的表情听著，像一個聰明的大學生，大致能料到黑板上下一行將會寫些什么。他表示贊同： “樂觀主義生理學。這個思路很好。” 似乎浪費了時間，說完他就又埋頭看書了。 對這一點，連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沒有任何反對意思。啃骨者的討論完全符合科學。 “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繼續發揮，“如果再過那么100年，我們的机体在問心無愧時會分离出一种雄鹽來，而在問心有愧時則分离不出來。細胞會不會形成腫瘤或腫瘤能不能消退，也就取決于這种鍋鹽。” 葉夫列姆聲音嘶啞地歎气說： “我毀了好多娘儿們。生了孩子又把她們拋棄了……她們流了很多眼淚……我的腫瘤消不了。” “這有什么聯系？！”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克制不住了。“這是极端的宗教迷信，好好想想吧！烏七八糟的書，波杜耶夫，您讀得太多了，思想上解除了武裝！顯而易見，您在這儿給我們咦叨的是道德上的什么自我修養……” “您為什么跟道德上的自我修養那么過不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頂撞他。“為什么談道德上的自我修養會引起您發這么大的脾气？這個問題會刺痛誰呢？只會刺痛那些道德上的敗類！” ‘您……不要忘乎所以！”只見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眼鏡及其邊框倏地一閃，這一時刻他把腦袋挺得又正又直，仿佛沒有任何腫瘤從右邊頂著他的下頜。“某些問題早就有了定論！您已不能再妄加議論！” “可為什么我不能呢？”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對烏黑的大眼睛直盯著魯薩諾夫。 “算了，算了！”其他病員紛紛勸解。 “喂，同志，”坐在焦姆卡床上的哪個發不出聲音的人耳語似地說道，“您剛才的話題是關于燁樹菌……” 但無論是魯薩諾夫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都互不相讓。他們累不相識，但都劍拔弩張似地望著對方。 “既然您想發表意見，那就應該具有起碼的常識！’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有板有限地吐著每一個字，教訓自己的對手。“關于列夫·托爾斯泰之流的道德上的自我修養觀點，列宁曾寫過文章，一勞永逸地批判過！斯大林同志也寫過文章！還有高爾基。” “對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強忍著怒火向對方伸出一只手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對任何事所下的結論都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因為，那樣一米，生活也就會停止不前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也就沒什么可說的了。”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無言以對。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緣開始漲紅，面頰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圓圓的紅斑。 （現在需要的不是反駁，不是參与星期六的這場爭論，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誰，從哪儿來的，有什么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极其荒謬的觀點對于他所擔任的職務是否有害。） “我并不是說，”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說道，“在社會科學方面我有什么學問，這我很少研究。但我憑自己的頭腦這樣理解，列宁之所以批評列夫·托爾斯泰的道德修養經，是由于那時這种主張會使社會偏离反對暴政的斗爭，偏离即將成熟的革命形勢。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您為什么不許人家開口？”他伸開兩只大手，指向波社耶夫。“他是在生死邊緣上思索生命的意義的。在這种情況下他讀托爾斯泰著作，您為什么如此惱火？這會礙誰的事呢？莫非要把托爾斯泰的書扔到火堆里燒掉？難道政府的教務管理局還沒把事情做絕？（科斯托格洛托夫對社會科學缺乏研究，他把“至圣的”和“政府的”兩個詞搞混了。） 此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兩只耳朵已全部漲紅了。這已經是對政府机构的直接攻擊（誠然，他沒听清是對哪個具体机构），而且當著偶然聚在一起的听眾，這就使局面更為嚴重，必須适可而止地結束這場爭論，待以后有了机會首先審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這個人。因此，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暫時不把問題提到原則高度，僅如波杜耶夫那邊說： “讓他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會更有益處。”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重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所把握的分寸，繼續在沒有思想准備的听眾面前宣揚自己的一套： “為什么要妨礙別人思考呢？歸根結底，我們的生活哲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俄愛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談什么深刻感受！這不需要我們，任何動物——雞、貓、狗都會說。” “我請求您！我請求您！’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這時已不是在履行公民義務，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談論死亡！我們連提也不要再提了！” “對我沒什么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連連擺動鏟子似的大手。“要是在這儿不談論死亡，那到什么地方去談呢？‘啊，我們將永遠活在世上！” “這么說，您打算怎么樣呢？”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提高了聲音。“老是談論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這种方式去使鉀鹽占优勢嗎？” ‘“不必老是談，”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靜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談，但哪怕偶爾談談。這會有好處。否則，想想看，我們一輩子都對人強調：‘你是集体的一員！你是集体的一員！’但這只是在他活著的時候。死亡來臨的時刻，我們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員他倒是成員，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腫瘤也是只生在他一個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來說吧！”他很粗魯地伸出指頭指向魯薩諾夫。“好，您說說，世上您現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談論的又是什么？還是關于死！這怎么解釋呢？”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們繼續爭論的興趣。剛才他沒有注意，一不小心讓腫瘤牽動了脖子和頭部，疼得他完全熄滅了開導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興致。說到底，他進這所醫院純屬偶然，在病情處于這樣的關鍵時刻，他不應該同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時也是可怕的一點是，昨天打過針以后，腫瘤一點也沒收縮或軟化。想到這里，他心都涼了。啃骨者倒是可以興致勃勃地談論死亡，因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個發音困難的大身量的男子，捂著疼痛的喉嚨，几次想插話發表自己的意見，從而打斷這場不愉快的爭論。他想提醒他們，此刻他們所有的人統統是歷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啞的聲音誰也听不見，而要說得響些他又無能為力，只好把兩個指頭按在喉頭上，以減輕疼痛并幫助發聲。舌頭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說話能力的喪失，不知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難受，而整個面部就成了反映這种難受之感的鏡子。剛才他直擺兩只大手，試圖阻止爭吵的雙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間的通道里。 “同志們！同志們！”他聲音嘶啞地說，別人也為他的喉嚨感到難受。‘不要再提這种喪气的事情！我們豈不已經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夠沮喪的了！喂，您這位同志！”他從通道里走過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頭上），面對著高高坐在窗台上的、頭發蓬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對著神明。“關于燁樹菌的事，您講得很有意思。請您繼續往下講，請！” “講吧，奧列格，講白燁蘑菇！你開頭講什么來看？”西市加托夫問道。 就連皮膚呈古銅色的倪老頭也艱難地轉動著舌頭，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他的舌頭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療過程中脫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時依然腫脹。 別的人也要求他講。 科斯托格洛托夫產生了一种無以名狀的輕松感。多少年來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習慣于默不作聲，手搭在背后，腦袋低著，這使他像先天性佝僂那樣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經過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沒完全改過來。即使是今天，在這個醫療中心的小徑上散步時，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覺得這樣更為自然輕松。多少年來，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這樣的人平等交談，甚至不能把他們當作人來認真商量事情，而更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遞來的信，可是現在，坐在他面前的這些虔誠的自由人，正等待他這個無拘無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賜給他們以希望的支柱。從自己這方面來說，奧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習慣的那樣把自己同他們對立起來，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們聯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習慣在許多人面前發表講話，正像不習慣出席各种各樣的會議和參加群眾集會一樣。此刻卻要他成為演說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難以想像，仿佛置身于可笑的夢中似的。然而，正像溜冰一樣，起跑之后就很難停住，只能任其飛也似地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順著自己未曾料到。但看來必然會痊愈的良好趨勢，繼續順水推舟。 “朋友們！這是一件罕見的事情。是一個前來复查的病人講給我听的，當時我還正在等這里的床位。我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寄去了一張明信片，回信地址寫的是醫院。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過了12天，回信就未了。醫生馬斯連尼科夫還為复信晚了而向我表示歉意，原來，因為他平均每天要寫10封回信。而每一封要把事情寫明白的信，少于半個小時是寫不完的。這樣，單為寫信就得花去5個小時！而且這是沒有任何報酬的！” “相反，每天還得花4個盧布，用在買郵票上，”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花掉4個盧布，一個月就是120盧布！這不是他的義務，也不是他的職責，這只不過是他情愿做的好事罷了。要么，這該怎么說呢？”科斯托格洛托夫轉向魯薩諾夫。“是人道精神，對嗎？” 但是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正在讀報紙上一篇預算報告的末尾，裝做沒有听見。 “他沒有任何部下，既沒有助手，也沒有秘書。這一切都是他利用業余時間做的。為此他也沒得到什么榮譽！要知道，對我們病人來說，醫生好比擺渡人：用著的時候才找他，過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說，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會對他們有好處。他們不把服用的劑量和效果寫信告訴他。他還請求我，讓我按時給他寫回信！我們可真應該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過，你還是順著次序講，奧列格！”西布加托夫請求說，面帶著希望的淡淡微笑。 他是多么渴望把病治好啊（盡管那長年累月折磨人的治療，顯然已沒有治愈的可能）！多么希望有朝一日會突然徹底治好！希望背上的創口愈合，腰能夠直得起來，走路步伐堅定，時刻感到自己是個堂堂的男子漢！能夠跟東佐姓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我的病已經好啦！” 他們大家多么渴望了解這樣一位神醫，了解此地醫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藥啊！他們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反正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相信，某個地方隱居著這樣一位神醫，或者這樣一位草藥郎中，或者這樣一個巫婆，只要得知哪儿能弄到此藥，他們就能夠得救。 是啊，他們的生命不可能已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不可能！ 無論我們在身体強壯、幸福順遂的時候會怎樣嘲笑奇跡，可是一旦生活把我們逼得走投無路而只有奇跡才能拯救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會重視這种獨特的和罕見的奇跡！ 与所有聚精會神貪婪傾听他演講的听眾的心情相融合，科斯托格洛托夫開始講得有聲有色了，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話甚至超過他默默讀過的那封信。 “如果要從頭講的話，沙拉夫，事情是這樣的。關于馬斯連尼科夫醫生，先前的那個病人告訴我，他原是莫斯科近郊亞歷山德羅夫縣的一個本地的老醫生。按照從前的一般慣例，他在同一家醫院里當了几十年的醫生。他注意到一點：盡管醫學書刊上關于癌的論述愈來愈多，可是他所接触的農民病人當中卻沒有人生癌。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這是怎么回事呢？！我們小的時候誰不害怕妖魔鬼怪？——一碰那穿不透但卻能神秘啟合的牆壁就會嚇得發抖，仿佛什么人的一個肩膀或者什么人是一條大腿馬上就會擠出來。即使在我們的智慧可以揭示奧秘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沒有妖魔鬼怪的容身之地，卻也說不定會有神怪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說：我在這儿！不要忘記！） “……于是他開始研究，于是他開始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興致勃勃地重复了一句，“結果發現這樣一种情況：當地所有的農民，為了節省茶葉錢，都不煮茶喝，而是煮恰加，又名燁樹蘑．．．．．” “那不是鱗皮牛肝菌么？”波杜耶夫打斷了他的話。最近他已感到絕望，終日不聲不響，甘愿認命，此刻這种普通的、不難弄到的藥物甚至給他帶來了一線光明。 在場的都是南方人，不要說鱗皮牛肝菌，即使燁樹本身有些人也從未見過，所以更加不能想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說的是什么東西。 “不，葉夫列姆，不是鱗皮牛肝菌。總的來說這甚至不是燁樹蘑，而是燁樹癌。如果你記得的話，在一些老燁樹上有這种…樣子十分難看的增生物——一層脊狀的東西，外表呈黑色，里面是深褐色的。” “那么，是多孔菌？”葉夫列姆繼續追問。“從前人們用除石打火時拿它們作引子？” “也許是。就這樣，謝爾蓋·尼基季奇·馬斯連尼科夫突然想到：几個世紀以來，俄羅斯庄稼人會不會就是在不知不覺中用這种恰加抑制了癌症？” “就是說，起到了預防作用？”年輕的地質學家點了點頭問道。今天整個晚上他都沒法看書了，不過听一听這种談話倒也值得。 “可是，光猜想還是不夠的，懂嗎？這一切都還必須經過檢驗。還必須對喝与不喝這种自制土茶的人進行多年的觀察才行。還得讓身上已經出現了腫瘤的人去喝這种上茶，這就要承擔不用其他手段給人治療的責任。并且需要摸准煮到什么溫度、用多少劑量才為合适：煮得滾沸好還是不滾好；每天喝几杯；會不會有后遺症；對哪种腫瘤治療效果好些，對哪种差些。對所有這一切的研究，耗去了……” “那么現在呢？現在呢？”西布加托夫急切地問。 而焦姆卡想道：莫非對腿也有幫助？說不定能保住腿？ “現在么？瞧，他寫來了回信。信里告訴我，該怎么治療。” “他的地址您也有嗎？”那個發聲艱難的病人，迫不及待地問，他的一只手依然捂著嘶啞的喉嚨，另一只手已從茄克口袋里摸出筆記本和鋼筆。“信上連怎么個服法也寫著嗎？對喉頭腫瘤起不起作用，他沒寫嗎？” 不管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是多么想保持自己的尊嚴并以徹底的蔑視來對他的這位鄰居實行報复，可是他卻不能不听听這個故事。對提交最高蘇維埃會議審查的1955年度國家預算草案的數字和意義，他再也看不進去了，干脆放下了報紙，臉也漸漸轉向啃骨者這邊來，沒有掩飾自己的希望——這种普通的民間土方也能治好他的病。為了不刺激啃骨者，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已毫無敵意地、但畢竟是提醒式地問道： “可這种療法是不是已經得到正式承認？有沒有獲得哪一級的批准?” 科斯托格洛托夫從窗台上居高臨下地冷冷一笑。 “關于哪一級批准沒批准，我可是不知道。信么，”他揚了揚用綠墨水寫得密密麻麻的一小張有點發黃的紙，“信寫得是很具体的：怎樣搗碎，怎樣溶解。不過我想，要是這种療法已被上級批准，那么護士該會發給我們這种湯藥喝的。樓梯上該會放著一只桶。也用不著往亞歷山德羅夫那里寫信了。” “亞歷山德羅夫，”發聲困難的病人已經記下來了。“是哪個郵區的？什么街道？”他問得很快。 艾哈邁占也听得很有興趣，在听的過程中還輕聲為穆爾薩利莫夫和葉根別爾季耶夫翻譯了大意。艾哈邁占本人不需要這种禪樹菌，因為他正在漸漸康复。不過，只有一點他不明白： “既然這种菌子是好東西，醫生們為什么不采用呢？為什么沒被收進藥典？”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艾哈邁占。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愿重新學習，所以千方百計地阻撓；還有一些人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設置障礙。因而我們也就無從選擇。”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魯薩諾夫，回答了艾哈邁占，但卻沒有回答發聲困難的那個病人——沒把地址給他。這——他做得很自然，仿佛沒听見，沒來得及，而實際上是不愿意告訴他。這個發聲困難的病人有點不大知趣，盡管看起來令人敬重，身材和腦袋像個銀行行長，甚至可以說像南美洲的一個小國的總理。再就是，奧列格不忍心叫馬斯連尼科夫這個忠厚的長者犧牲過多的睡眠時間去給陌生人寫信，毫無疑問，發聲困難的病人會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從另一方面來說，又不能不可怜這條喪失了正常人聲音的啞嗓子（我們發聲正常卻不知愛護）。還有一層，科斯托格洛托夫可說是一個生病專家了，作為一個病人對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就連病理解剖學也讀過了，各种問題都設法從漢加爾特和東佐娃那里得到了解釋，現在又從馬斯連尼科夫那里收到了回信。為什么竟要他這樣一個多年被剝奪一切權利的人來教這些自由人如何躲閃傾壓下來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內心深處，有這樣的生活信條：找到寶貝別吱聲，騙得橫財莫露形。如果大家一股腦儿地給馬斯連尼科夫寫信，那么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這一切并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得出的，而是在他那有疤痕的下巴從魯薩諾夫一邊掠過發聲困難的病人，轉向艾哈邁占的一瞬間閃現的。 “那么，服法他寫了嗎？”地質學家問。紙和鉛筆本來就放在他面前，他看書時總是這樣。 “怎么個服法，我可以念給你們听，請拿鉛筆准備寫吧，”科斯托格洛托夫宣布說。 病房里頓時忙亂起來，大伙互相借鉛筆、討紙片。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手頭什么也沒有（他倒是有一支新式的包尖自來水筆，可是留在家里了），焦姆卡遞給他一支鉛筆。西市加托夫，費德拉烏葉夫列姆，倪老頭，都想記。等大家都准備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開始慢慢地一邊念信一邊解釋：怎樣使恰加不要晒得太干，怎樣搗細，用多少水煮，怎樣熬濃和濾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記著，有的寫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這樣，病房里的气氛變得特別融洽和和睦。他們之間有時說話態度是那么不夠友好，但有什么隔閡呢？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對，那么世上還有什么能使他們分開的呢？ 焦姆卡記完之后，用他那与年齡不相稱的粗嗓門慢慢吞吞地說： “不過…倒哪儿去弄燁樹蘑呢？這里又沒有……” 大家都歎了口气。在這些离開俄羅斯很久（有的是自愿离開的）或者從來也沒到過那里的人面前，掠過了這個植物容易生長、气候溫和、沒有酷熱太陽照射的地方的景色，時而是籠罩著有利于章類生長的菲菲細雨，時而是春潮泛濫和泥泞不堪的田間和林中之路。在這個靜謐的地方，普通的樹木對人來說卻是森林里待上几個月，采集這种恰加，研成細末在髯火上熬湯，像動物那樣渴了就喝，漸漸把病治好。一連几個月在森林里游逛，一心把身体養好，別的什么也不去想。 然而，去俄羅斯的路對他來說是禁止通行的。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里去的人，卻沒有學會這樣一种人生哲學：為了一個主要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諸腦后。他們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為障礙的障礙：為了尋找這樣的藥物，怎樣才能弄到證明或者請假？怎樣打破生活常規，同家人告別？到哪儿去籌集一筆錢？作這樣一次遠行該如何穿戴，隨身帶些什么？到哪一站下車，之后又該到哪儿去打听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斯托格洛托夫還輕輕拍著那封信說道： “他在這里提到，有些所謂的采購員，簡直是精明能干的人，他們收集恰加，晒干后寄給委托代購的主顧。不過价錢很貴——l公斤要15盧布，而一個月需用6公斤。” “他們有什么權利這樣做？！”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憤怒了，他擺出的一副威嚴上司的面孔，會使任何一個采購員嚇軟了腿。“用毫無代价的取自大自然的東西去發橫財，他們還有什么良心？” “別瞎亮亮（嚷嚷）片葉夫列姆向他噓了一聲（他把字音歪曲得特別難听——既不像是故意的，又不像是口齒不清）。“你以為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拿到嗎？這得背著口袋、拿著斧頭滿樹林里走啊。冬天的時候，還得腳踩滑雪板呢。” “但是1公斤總不該要15盧布呀，這些該死的投机分子！”魯薩諾夫怎么也不肯讓步，他的臉上又出現了一些紅斑。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則問題。若干年來，魯薩諾夫形成了一种愈益明确的看法，而且越來越堅信不疑：國內所存在的所有短缺、虧欠、毛病、損失，根源都在于投机倒把，在于小商販的倒買倒賣。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賣青蔥和鮮花，一些女人在市場上賣雞蛋和牛奶，在車站上賣酸奶、毛襪乃至炸魚；也在于大規模的非法活動，例如“開后門”挖國家倉庫，成卡車地盜運物資。如果把這兩种投机倒把活動連根鏟除，我們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糾正，我們的成就會更加惊人。如果一個人靠國家的高工資和高額退休金去鞏固自己的物質地位，那沒什么不好（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自己就想成為這种特殊人物）。在這种情況下，汽車也好，別墅也好，便都是勞動所得。然而，同一种牌子的汽車，同一种標准化設計的別墅，如果是用投机倒把的錢買來的，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因為其中包含著犯罪的因素。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盼望——正是盼望——對投机商人采取處決示眾的對策。公開處決可以迅速而又徹底地健全我們的社會。 “那好吧！”卅夫列姆也火了。“別瞎亮亮，你自己坐車到那儿去組織收購好了。用國家的名義也好，用合作社的名義也好，隨你的便。在這儿你嫌15個盧布的价錢太貴，那就別訂。” 魯薩諾夫明白，要害就在這里。他痛恨投机商人，可是現在，如果這种新藥還要經過醫學科學院的批准，還要等中部俄羅斯各州的合作社去組織連續的采購供應，那么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腫瘤是等不及的。 發聲困難的新病人，像一家頗有影響的報社的記者，拿著筆記本几乎爬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床上，扯著嘶啞的嗓子繼續追問： “有沒有采購員的地址？……信上沒寫那些采購員的地址嗎？” 就連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准備好了，要把地址記下來。 但是，不知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回答。不管信中有沒有這樣一個地址，反正他沒回答，而只是從窗台上下來，伸手到床底下去摸一雙靴子。他不顧醫院的种种禁例，還是私藏了一雙靴子，留著散步時穿。 焦姆卡把藥方藏進床頭柜里，他不再問什么，只是十分謹慎地把自己的那條腿擱到床上。他沒有、也不可能弄到那么多錢。 白燁樹有助于治病，但并不是對誰都起作用。 魯薩諾夫可說是有點不好意思：跟啃骨者發生了沖突（3天來已不是第一次發生沖突）之后，現在又對他談的事情如此明顯地感興趣，而且還跟他要地址。也許是為了討好啃骨者，也許不是，反正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并非存心，而是無意中提到使他們連結在一起的共同命運，態度頗為真誠： “是啊！世上還有什么能比……（癌嗎？但他生的不是癌）這些……腫瘤…比癌更糟的呢？”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一點也不為這個年齡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經驗比他足的人的信任所動。他用的靴筒上晾干了的深褐色包腳布將腳包起來，一面把皺折處胡亂補綴過的可惡的人造革破靴子往腳上套，一面沖著魯薩諾夫說： “比癌更糟的嗎？麻風！” 這兩個可怕的字以其排炮似的強烈聲音在房間里響徹開來。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皺了皺眉頭，平和地說： “這話怎么說呢？何以見得更糟？麻風的病變過程倒是比較慢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陰沉和不友好的目光盯著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淺色的眼鏡和閃亮的眼睛。 “糟就糟在人還活著就被從世界上清除。硬使他們跟親人分离，關進圍著鐵絲网的地方去。您以為這比得了腫瘤病好受嗎？” 同這個粗魯無禮的人离得如此之近，毫無遮蔽地處在他那燃燒著陰郁之火的目光下，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覺得很不自在。 “我是想說，所有這些可詛咒的疾病……” 任何一個有教養的人這時都會明白，應該邁出一步迎上前去。但是啃骨者不理會這一點。他對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所把握的這种分寸嗤之以鼻。這時，他挺直瘦長的身軀站了起來，穿上了外出散步作為大衣的那件肥大而又几乎拖到靴子的濁灰色絨市女式長衫，洋洋得意地拋出一句自以為富有哲理的話： “有一位哲學家說過：人要是不生病，就不會知道什么是壽數。” 他從長衫口袋里掏出了卷成4指厚的一條帶五角星搭扣的軍人皮帶，用它束在掩上了衣襟的長衫外面，只是留神沒把腫瘤部位勒得太緊。接著，一邊揉著一支不等抽完就會自行熄滅的那种廉价的蹩腳“釘子”煙卷，一邊向門口走去。 發聲困難的那個病號在病床之間的通道上給科斯托格洛托夫讓路，盡管他具有銀行行長和部長總理的外表，但那央求的神態卻好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四海揚名的腫瘤學權威，但此去將永遠离開這棟樓房： “那么，請您說說，喉頭腫瘤大約有百分之几是癌？” “34％，”科斯托格洛托夫對他微微一笑，從他身旁走過去。 門外台階上一個人也沒有。 奧列格幸福地吸了一口靜止的濕冷空气，沒等這口冷气流遍全身，他就即刻點起了一支煙卷，不這樣他就總覺得美中不足（盡管現在不僅僅是東佐娃，而且還有馬斯連尼科夫在信中也沒忘記提醒他戒煙）。 外面一點風也沒有，也不算很冷。借著一扇窗戶透出的燈光，看得見附近的一個水洼，水面發黑，沒有結冰。算來只是2月5日，可已經是春天了，似乎還不習慣。空气里懸浮著算不上霧的薄雹，薄得掩不住遠處路燈和窗戶的光亮，只是使它變得柔和些，不那么強烈而已。 奧列格左邊有4棵金字塔式的白楊，像4個兄弟緊挨著，聳然向上，比樓頂還高。另一邊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但技權伸展得無拘無束，跟那4棵一般高。它后面就是密密層層的其他一些樹木，公園從那里延伸開去。 13號樓門前是沒有遮攔的石頭平台，它的几級台階通向一條夾在灌木樹篱中間的慢坡瀝青路。現在樹木都沒有葉子，但緊密地挨在一起，顯得很有生气。 奧列格是出來散步的，他想沿著林蔭小徑走一走，隨著每一步的邁出，隨著每一次腿骨的舒展，感受一下作為一個九死一生的人走路穩健、有其好腿之喜悅。但是從平台上看到的景色使他停住了腳步，于是他就在這里把煙抽完。 對面几棟樓稀疏的路燈和窗戶的光線十分柔和。小徑上几乎已沒有人走動。當后面附近一條鐵路上沒有隆隆駛過火車的時候，這里就會傳來均勻的溫偏流水聲——一條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邊樓房后的懸崖下面奔流、飛濺。 再往前，過了懸崖，過了山澗，是市區的一個公園。不知是從那個公園（盡管天气很冷）還是從俱樂部開著的窗戶里傳來管樂隊演奏舞曲的樂聲。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有人在跳舞……某某人同某某人跳著交誼舞…… 奧列格由于講了那么多話，而且別人都洗耳恭听，所以還處在精神亢奮狀態。還是在兩星期之前他就認為自己同生活已經完全絕了緣分，而現在，生活卻又突然回到他的身邊——這种感覺占据了他整個心靈、誠然，這生活并沒向他許諾任何被稱之為美好的東西，也沒許諾這座大城市的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住宅、財產、事業上的成就、金錢。但是倒能帶來他始終懂得珍惜的自在之樂：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邁步的權利；獨自呆會儿的權利；眺望星星、凝視燈光照不到的空間的權利；夜間熄燈在黑暗中睡覺的權利；往郵筒里投寄信件的權利；星期日休息的權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權利。是的，這類權利還有許多許多。 包括同女人談話的權利。 由于恢复了健康，所有這些數不盡的美妙權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他站在那里，一面抽煙，一面覺得心里美滋滋的。 音樂是從公園里傳來的。但奧列格所听到的不是這音樂，而仿佛是響徹在他內心里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他仿佛听到這交響曲激動不安而又令人心碎的開頭，听到開始部分一支奇妙的小曲。對這支小曲，奧列格是這樣理解的：仿佛主人公重新回到生活中來，又仿佛主人公本來是一個盲者，突然重見光明，——仿佛他伸出手來撫摩那些物体或親人的面龐，摸著卻還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這些東西是實際存在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已開始复明。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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