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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那段憤怒的日子記憶猶深，或許是因為我費了太大的力气讓自己相信我已經被人家解雇了，而這一切好像是我該得到似的。在科爾格特的最后的日子里，我本來就有點不高興，但是這個新起的憤怒更令人“滿意”，因為它是無形的、猛烈的、令人鼓舞的。當我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我做事倒不像年輕人，原因是我一直在十分努力地工作以博得他人的好感并且力爭進步。現在我做得像個青少年了，這使我覺得終于心理平衡了一些。 一天早晨我的四個孩子都在可怜地哭著，于是我遞給杰克一本蝙蝠人的喜劇書，又給卡勒一個小瓶子，給愛琳和內爾一些書和粘土，可是任何一樣東西給他們都不能讓他們止住哭聲。我站在臥室的中間沮喪地垂著頭，這時科倫走上了樓梯，她毫不猶豫地給他們每一個脫下衣服，對我說：“去准備澡盆吧！”我照做了。當我回來時，我看到孩子們都裸露著，正在一起做芭蕾練習。 我下樓來到廚房，心里正對妻子的高超“技能”滿意呢！此時，國家大眾廣播電台傳來主持人阿萊克斯·柴德威克的聲音：“紐約州北部科爾格特大學來的W教授現在參加到我們的節目中來。”我一听到W教授的聲音，我就想赤手砸碎些東西。他開始以一种單調而且沉悶的聲音對最近股票市場走勢進行乏味的解說。我听得出他話語中帶著傲慢，就像几年前在科爾格特大學里撞見他時那樣。那時是我們在科爾格特大學的第一年，一個星期日早晨，科倫和我帶著孩子們去美麗的運動場輕松一下。當我們走過一個网球場地時，一個男人攔住我，告訴我，我們太吵鬧了。我早就在一直打量他：他穿著网球服，手上戴著條紋護腕，這正好与他襪子上的條紋相配。他當時正在和一個矮個子玩球。“人們不能帶孩子來運動場。”他對我說，臉上鎖著眉頭，并且他只要一開口，眉頭就鎖著。我想讓我的大腦慢慢來考慮這個事情，最好在說話之前弄清楚一下發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這個學校的嗎？”他皺著眉問，“這些設備是專為教員早晨准備的。” 我看著他的額頭，又看了看他深棕色的眼睛。 “你是這個學校的嗎？”他又一次問我。 我有點瞠目結舌，不知道說些什么。 他又說：“這些場地是讓學校教員用的。” 我听見科倫從包圍著网球場地的小徑上叫我。我只知道，她的聲音也在盡力地停滯我的思想。我有些受惊了，以致于不能為自己辯白。在這個街區我還是個新孩子，在我被批准保留職務之前，我不可以有任何敵人。 一個月以后，科倫和我去校長家里吃飯。當我從雞尾酒上抬起頭來時，看到网球場碰到的那個人正坐在我的對面。他是經濟系教授，并且很快要被任命為學校議會的教導主任，還會建議現在的教導主任關于一些教員保有職務和提升的一些問題。我們已經買下了楓樹大街的一個房子而且正憧憬著我們的第四個孩子。 這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生气，我在想該對他怎么辦。在為壁爐砍干柴時，我又想起了這件事情。我于是給科爾格特的W教授打了個電話，電話打到他的辦公室。 “教授，我是NDR電台的斯考特·西蒙，我們現在已經收到許多電話是關于今早對您的采訪一事。他們大多是這個國家您的同行們打來的。” “我知道了。” “好的，我想問您是否我們可以把您的電話號碼給那些打進電話想跟您說話的人呢？” “嗯，那好吧。”他回答道。 我謝了他。 當我給W教授打電話時，電話打到他家里，電話筒在我手中還暖和呢。“我是徒夫茨大學經濟系的斯達雷·彼得森。瞧，今早我在NDR中听了您的講話，我只想以上帝的名義問，你是怎樣讀完研究生課程的！” 那個下午我又打了三次電話，在剛好子夜前我以一种德克薩斯的口音又給他打了個電話：“W教授？我是蒂萊帶爾教授，從奧斯汀打電話。你是一個肚子里只裝有牛屎的人，你知道嗎？” 那以后不高興的事越來越容易發生了。一天當科倫正坐在廚房里喂卡勒時，我接了一個電話，是從收費代理處打來的。他們查到了我們的地址，极力地要求我們交納遺留下的汽油帳單。“我們的記錄表明你允諾月底前要償付這筆費用，史奈德先生。” “不，我從沒允諾過那种事情，”我說，“上個月，我給我們房子定購了50加侖汽油；卡車送來了200加侖，這并不是我的錯。” “可是200加侖油已送到了你的去處，史奈德先生。” “我沒有要200加侖油。” “我們已經跟您妻子說過好几次了。” “噢，是嗎？你現在正在跟我講話，我不想讓你們再打電話給我妻子了。” “這樣，那么我們該怎么辦，史奈德先生？” “把帳單送給汽油公司。” “我們沒有送帳單，史奈德先生。” “我會自己送去的。”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訴我們，你要違背你說在月底前付帳的諾言，是嗎？史奈德先生。” “不要總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們是誰，我要挂斷電話了。” “你不要那樣做，史奈德先生。這里是收費代理處，難道它對你不意味著什么嗎，史奈德先生？” “這是一個比喻呢還是你想要一個回答？” “它對你不意味什么嗎，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听真話嗎？”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話是：不，它對我來說不是什么他媽的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媽的都不是！” “謝謝，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聯盟運動場時，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嗎？”他問。 我告訴他沒有。“我想我不能對我的收入撒謊。” “你只不過在對一台計算机撒謊，僅僅如此，”他說。他已經對我沒有耐心了。“這個國家完了，朋友。告示到處都是。AT&T公司辭掉了4万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漲！你明白這是什么意思嗎？”他的聲音有點儿顫抖，他的眼神透著茫然的神色，“它意味著合同破產了。” 他告訴我他的另一位商業伙伴的事，那人最近在達特茅斯的愛摩斯·塔克學校里教書。“他有一個從南方布朗克斯市來的非常优秀的黑人學生。在畢業典禮上我的朋友和那個孩子的父親站到一起，問他，城里糟糕的事情怎么樣了。那位父親說：“教授，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會看到這里也會燃起火焰的。” 我們走進一片小樹林，開始尋找我的球。“大多數我這個年齡的人不會得到的。”他憤恨地說，“我們創造了一個人民階級，一個越來越龐大反而越來越被剝奪掉這個國家提供的好東西的下層社會。他們現在正在工作，把自己變得近似瘋狂。我的一個兄弟在米爾抱其當警察。他告訴我有一整個亞文化的獵食群，真正卑劣的家伙，他們要讓我們總有一天付錢。一定會讓我們付錢的，因為他們會尖叫著跑到這個國家的郊區，跑到鄉村俱樂部的頭等茶屋，他們會用槍對著我們喊：‘交出錢來，你們這些笨蛋！你們過得太好了，活得太長了！’” 他的臉微微泛紅，我都能看到他面頰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們別找球了，”我說，“我可以買些新的。” “不，不行，”他說。“自從我停止掙錢以來，我從來不會從丟失球的地方走開。這些球每個值一塊多錢呢。” 几天以后，我父親從賓夕法尼亞打來電話。我一听到他的聲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講述了一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進了他們的房子，并且把臥室中沙發上我繼母的筆記本偷走了。“我們就在隔壁屋子里，”他說，“你能想象得到嗎？” 我的父親是一個退休的牧師，僅靠一點養老金生活。他這一輩子從沒動怒到伸出拳頭的地步。現在他受惊了，而我离他又太遙遠，不能保護他。我為此感到怕。當我听他說話時，我記起最后一次我們說話時，我說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這看起來似乎保證了我將能讓他對我曾經要求過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滿意，那就是當他們不能再照顧自己的時候，我不會讓他和繼母分開。作為一位牧師，他經常看到這种事情發生在老夫婦身上，他一直認為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中最殘忍的事。 “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電話里喊著。然后他繼續大聲地、瘋狂地說這個國家是如何在浪費，因為政府剝奪了學校祈禱的合法權利、認可了墮胎、收了中產階級的稅、給了私生儿的福利媽媽報酬。我從沒有听他那樣說話，也從來沒有听到他如此生气。“戰爭中我已經失去了兩個兄弟，”他沖我喊著：“查理·布萊克萊吉在諾曼底死去了，拉爾夫·布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為什么？這些男子漢們為什么而死？” 我盡力想打斷他，但是他仍然在說：“交稅，那些錢又都用到哪去了！” “別說了！”我大聲說，“你不用付任何稅！” “我非說不可！我要告訴你剛才——黑萊銳·克林頓正在操縱整個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么認可這些，要么就別瞎操心！”我也喊起來。我記得20世紀60年代末當他听到我取笑總統尼克松時，他是這么對我說的。我又說了一遍：“要么認可，要么不去管它，爸爸。記得嗎？” 我沒等他說話便挂斷了電話，第一次我這樣做。我离開屋子，開始沿著人行道跑向大馬路，在十字路口處向右拐彎又跑了五里到了凡爾茅斯，一路上想著我的父親是如何努力工作來支撐我。我記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車的內部，另一份工作是給貨車裝運東西。如果他在我的處境上，如果他的最后一份工資支票沒有了，他是會去干任何一份工作，無論它的薪水多少，無論此時生活境況多么使他感到卑下，他都會湊合著活下去。 在凡爾茅斯，我跑過緬因州几家最華貴的房子。它們沿著路邊植了樹的寬大街道整齊地矗立于輕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繼續跑著，身邊擦過的有保姆，她們正推著嬰儿車出來散步，還有慢跑的人，他們的胳膊准确地移動著，就像鐘表的指針，他們的身体那么結實和瘦小，以致于我無法分辯他們是男的還是女的。一些汽車超過了我，有的司机正在打電話，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么希望能夠照顧我的父親，多少次我曾告訴他，當有机會的時候，我會為他而去那里。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東西，一些內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個懦夫。我來到了老灘路，我們在回到緬因州時的那些日子里曾經開車來過這里，這里站著一位警察，禁止公眾入內。我記得原來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這片海灘，我不知道這位新主人是誰，他雇了這個警察攔住像我這樣的人，不許入內。他們怕什么？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說話。我有點狂亂了，甚至認為他渴望著要和我說話，但是我又想到我們或許可以打聲招呼，然后他會告訴我這家人是誰，誰雇了他來監護他們神話般的生活。當我走近別墅時，我減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個像這位為富人工作的人會立刻看出我失業了，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這樣，當我更走近了時，我意識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閃亮的黃色手槍。 它触怒了我。一個發光的黃色手槍？再走几步，我看到那只是一個水槍，他是一個可充气的、真人一般大小的模型，合身地穿著警察的制服，大概是從某個老服裝店久已被人忘記的夏日儲備產品中拿來的。 我開始笑起來，然后又回到了憤怒中。我沿著大街往回走，在人行道上尋找某個尖東西以戳穿這個模型，我所找到的只是一支比克筆。當我面對面地站在那個充了气的警察前時，我卻失去了勇气，走開了。我回到家，從挂在廚房椅子上科倫的衣兜里拿了支票本。我走出去進了倉庫，檢查了一下本子上的數字，希望發現或者科倫或者我減錯了。我把數字記到盛著羽毛球的木紙板箱的背面，寫成列式。錢在漸漸消失，但寫下來能讓我冷靜一下。當我看著這些數字，我感到滿意，這种滿意一定是會計們在淨化提純人們复雜的內心渴望及技術力量后僅剩下了數字時感受到的。我抬起頭來，此時已是美麗的夕陽時分，一縷深桔色的光芒透過正在蓬勃生長的雪松樹林，在草地上拖著長長的影子。我翻轉了一下羽毛球箱，放在我大腿上，凝視著一個幸福的美國家庭，媽媽、爸爸，儿子還有女儿，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友好的羽毛球比賽。整個場面是那么明顯地被虛构出來，這本來應該讓我大笑，但是我仔細地端詳著照片，越來越憤怒。這儿是一個儿子，應該好好地照顧他的父親，當他父親年老力衰的時候；這儿是一個丈夫，他沒有使他的妻子痛哭。所有四雙運動鞋的鞋帶上都扎著相同的蝴蝶結。預算的數字仍在我腦海里游蕩。如果以每個月2000元的水准生活的話，我們的錢只夠維持到十二月末。僅半年時間。我舉起了箱子，一腳踢穿了它。看著那張破碎的臉，我想那才是到這個現實世界上來的表情。 當我告訴那個商人這件事的時候，他并沒有對我的溫怒表示贊許，而是一副焦慮的神情。他告訴我他邂逅了一個小組，每周的一個晚上要到波特蘭參加這個小組。他們在一家教堂的地下室里見面，集會的意義在于學會不要苛刻地去判斷自己。他邀請我跟他去，我就知道我不會再去小聯盟運動場了。 “這周星期三晚上我們見面，”他說，“我可以轉回來接你。” “或許下周，”我輕輕地說。他看了我一會儿，然后走回到原來的位置，在他轉身前，他說我應該有一份好的生活保障單，這樣在我發生了万一的情況下，我的家人還有些保障。 “壓力，”他說，沒有看著我，“它是一個真正的殺手，你知道嗎？” 我使自己相信他是對的，20万美元的保險單會給科倫提供足夠的現金買一套房子，如果我死了的話。 麻煩的是，作為一名煙民，我將不得不支付非吸煙者所交納的每年保險費的兩倍。所以我向保險公司的人撒了謊，吹噓我的祖父是如何的長壽，我的強健的身体并且發誓我不吸煙。 我給科倫的母親打電話，她是一名護士，我問她的建議。“這些人可不是傻瓜，”她說，“他們會派人去你家里給你驗血驗尿，尼古丁就會暴露出來。” 在實驗技員來驗血驗尿前一天晚上，我正在想辦法對付保險公司。我和杰克在電視台上看棒球，當我把他抱到床上并忠告他要刷牙，要多尿一會儿時，我忽然有了主意。 我舉起幼儿食品罐，讓他尿到里面。“為什么我要尿這里面，爸爸？” “一個小花招。”我說。 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一個魔術嗎？” “嗯，可以說是吧。” 他原完以后，看到什么事也沒發生，便很失望。“什么魔術呢，爸爸？” 我看著他穿著條形花紋的睡衣褲，別著藍色的別針。我把他舉起來，摟著他，“魔術就是如果我踢這個尿罐的話，你就會有食物和運動鞋。” 那實驗技術員是一個干淨的小伙子，對閒話絲毫沒有興趣。他說他需要一張桌子。我們進入餐廳，我看他在面前擺下兩副眼鏡，一個塑料瓶，一套注射用具，然后又作些小的調整，這樣它們就整齊地放在一條直線上了。他拿著表格，一式三份，又問了我更多的健康方面的問題。我都回答得很正确。然后他遞給我驗尿用的小杯子，我于是進了浴室，隨后鎖住了門。我倒了裝在食品罐里的我儿子的尿，然后浸于熱水中，里面還有一支美人与野獸牌的溫度計。 “一天你要做多少次這樣的工作？”當我回到餐廳時，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問，并把那個小塑料瓶放在桌子上。我都想不起來他是否回答了我。我看見他把一張小薄紙帶浸入尿中。“你有孩子嗎？”他問。噢，上帝，我以為他看穿了我！ 但是一周以后，實驗結果來了，我有了保險單。那之后的兩天時間里我開始感到，要在我們這個社會的邊緣生存下去，秘訣可能是要聰明一些，而不是憤怒。欺騙了保險公司我根本沒有半點負罪感。事實上這好像是一种報复。拿到保險單后不久，普林斯頓大學正有一份好工作在招聘人才。我把這個從職業雜志上取下的通知貼到了孩子們磁力字母下面的冰箱門上。我來回踱著步，一遍一遍地重述春關于為什么我被解雇的解釋，就像被控告的人在警察質問他前，不斷地檢查他的口詞一樣。我的思緒在不斷地擴大，我們要是能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城鎮定居下來該多好，科倫和我會多么高興地乘火車去曼哈頓看博物館，看百老匯的演出。 “我都等不及了，一定要帶你去那個地方。”一天晚上當科倫躺在我手臂上，我告訴她。一縷月光落在我們床上。我扭過頭看見晚風吹起了窗帘。“或許我們全家都該去一趟普林斯頓。”我說。 “他們什么時候面試候選人？” “几個星期吧，可能。” “或許我們應該等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跟你一塊去面試。” 我盲目地興奮著，甚至沒有注意到科倫不愿意抓住這個机會。她冷靜地看待這個事情，一本雜志上的一則廣告，如果都是為了得到那份健康保險單，即使沒有上千的失業人員去申請，至少也有好几百人，我把它看作是我職業生涯中完美的下一步。當你爬梯子爬到足夠高的時候，普林斯頓的一份工作會是你看得分外突出的事情之一。這個工作的簡單列項符合我的預測：那儿有一份好的工作，它也符合我長期持有的信念：艱苦努力的工作和堅韌不拔的毅力一定會讓我成功的。 我送出去一份履歷和一張貼有郵票的信封，然后就和我的家人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一天，在海灘上我們一起在建造一個沙堡，這時愛琳說：“我們還是建一個小城鎮吧，我們可以建哈密爾頓。把我們的房子建在那儿，我們的學校也在那儿，還有超市……” 我打斷了她。“等一等。如果我們要建一個城鎮，我們就建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讓我們看看，為什么我們不把我們的新房子放在那儿呢。”“爸爸，你從前住過那個地方嗎？”內爾一邊挖沙子一邊問。 我說我從沒有見過那個地方。 “普林島上布萊恩·默菲的房子在哪儿？”杰克興奮地喊著。 “它在普林斯頓。”愛琳告訴他。 后來我又以冒充者的身份給英語系打了一個電話。“噢，我是苦潤斯·戴爾毛尼科。你好，先生。我是一個校友，59級的。我想給你們廣告中說道的那個系的空缺提供個人選。我只是不知道，你們什么時候發面試通知單？” 又過了十天。我記得挂斷了電話，然后呆呆地看著電話机几秒鐘，首先想的是從現在到我面試這段時間里我究竟要做些什么，然后就不斷地問自己一個問題：一個打冒名電話、并且欺騙保險公司的人有資格得到普林斯頓的一份工作嗎？ 每一次在讀晚報時，每當看到又有裁員、行賄以及團体貪污的報道時，我就找到了答案。我許多年來一直是按規矩辦事，但是事實上根本沒有什么規矩。正像那位商人所說的，在這個新的時代，那些被賦予褒獎的人正是那些學會如何去違背規則并且避開懲罰得以順利行事的人。或許一直就是這個樣子，我只是從未注意過罷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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