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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跟洛杉磯一樣，交通非常擁擠，只不過，這儿的汽車相互間還壓得更緊密一些，有的甚至只好在一些狹小、纏繞、不可思議的從前的牛道上行進。 或者也許我抵達的時候恰好是高峰期，又碰上了一場春季凍雨。 我停在羅甘机場外的一段斜坡上，觀察著租來的“金牛座”車窗上的刮水器除去堆積下來的凍雨。在短暫的視野清楚的時間中，我不耐煩地努力判斷自己的位置，尋找去波士頓的道路，去發掘阮德爾·依貝哈特大夫的過往的劣跡，對于這點，我始終感到將會大有希望。但是，在這個漆黑的晚上，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被車燈照亮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張貼廣告，諸如新英格蘭水族館、王子實心面調味計之類。 我得頂住加熱器的蒸烤，以用它來阻止雨水在窗玻璃上凝結。等了四十多分鐘才進入夏日隧道，可以看到大塊的冰片被擋風玻璃上的刮水器刮起，緩緩地送出，融化后滴淌成細流。如果我和唐納多一起對付這件案子的話，我們現在一定在對這反常的天气大開玩笑，像一對情侶一樣舒服地躺在暖和的車里，偷偷摸摸地去度周末。這個想法使我感覺到有點羞恥，燒紅了臉，這時候車流突然向前松動了。 隧道除了是一條狹窄、幽閉、恐怖的气腔，自身并沒有性欲的經驗，隧道過后是一個复雜的立交橋，結果給我帶來了极大的困惑，騙我走了不少盲目的彎路。后來我跟著一輛大油罐車走，它卻把我帶到了附近一幢飽經風雨的三層樓房面前。我只好返回立交橋。當我發現一塊“科德角”的路標時我又感到一陣慌亂，只好下車，卻發現自己是在中國城。最后，我只好駛進一家加油站打電話給波士頓地方分局特別行動處的“野嘴”列斯特·沃克爾，他讓我呆在原處。二十分鐘后他赶了過來，爬出一輛綠色政府的公車。他是一個高大的男人，裹著雨衣，戴著一頂編織羊毛帽。他穿過雨雪朝我走來，在我的車前燈照明下，凝成冰片的雪雨就像紛紛墜落的銀針，而他則像個粗魯的愛斯基摩人。我降下車窗，他伸過來一只戴著手套的手，這是我曾握過的最熱情的手，這個姿勢——我的赤裸的手掌在他的皮爪子里——并且說明了，我對于這次差務是多么的缺乏准備。 “你准備住哪儿？” “希拉頓。” “跟我來。” 他鑽回他的車子，我們駛出加油站。几分鐘后，我們就來到某個商業區的內部。這里是商業鬧市里一塊孤立的小塊地盤，每一幢建筑都不是摩天大廈或精心修整的商場，而是舊的紅磚厂房和花崗石貼面的辦公建筑。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出，一百年前，葡萄牙漁民推著手推車賣黑線鱈，放債人在破曉之前就得赶到這儿計算出他們銀行的巨大收益，而在那些巨大的直棣窗戶后面，愛爾蘭姑娘們正忙著把鵝毛填進床墊里去。商業就沿著這條彎曲的小巷繁榮起來當第二天早晨來臨的時候，一百年后也同樣如此。但是，今天晚上這里徹底的空蕩蕩，徹底的黑暗，除了鈉蒸汽街燈霧蒙蒙的玫瑰色的燈光穿透這場凍雨。 “這里不是‘希拉頓’，野嘴。” 我們隔了一個街區把車停下來，然后在街拐角處碰頭。我的一只手一直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在里面是那支瑪格勒姆。 “我想我們該弄點吃的。”他說。 這條街顯得空曠和黑暗，沒有一家開著門的酒店，也沒有一家亮著燈的咖啡館。 在長時間的飛行和精神錯亂的駕駛之后，終于到了波士頓，但我已經徹底地暈頭轉向了，除了在心底還明白一件事情：我到這里來是為了揭穿阮德爾·依貝哈特。 “我沒有時間來觀光。” 但是列斯特已經走在前邊了。他敲開一扇門。現在我才注意到一扇煙霧騰騰的沿街舖面的窗戶，在窗戶后面人影憧憧。我們走進屋子，一下子跌入了暖和，煙霧与噪音之中，這些東西在這里，就如日用商品交換一樣正常。 這是個很大的、空闊的房間，一張又舊又大的桃花心木的吧台、一台落滿塵垢的黃銅色的通風扇，還有一面映射出所有這些城市人群的鏡牆。公文包全都放在挂滿了衣服的衣帽架下。每一個人——男人和女人——都穿著套裝。我脫雨衣挂在衣鉤上。在我的海軍藍下面，裙子几乎恰好掩過膝蓋頭，使我看上去很像那些女性業務代理和證券經紀人，我喜歡這种感覺。交際語言、威士忌美妙的味道，使我產生一种現實感，几乎有點諷刺意味地，這比我在洛杉磯通常的生活都更要現實。在那里，它榨干了你的全部能量，而你卻會發現，你只不過是站在一個烤爐蓖子上。但是這里卻有所不同：當你在洛杉磯等候永恒的審判時，在這里卻不會有人觀注你，這种解脫的心情真是太复雜了，我只在這些友好的陌生人中呆了五分鐘，我的脖梗就自然而然地松弛下來了，就像一個新嬰儿一樣不可思議地感到輕松和放縱。 列斯特為我們買來了“流血瑪麗”，我們碰了一杯，這時，一個臉上肉脂橫堆、黃頭發梳理整齊的超胖女人走了過來，她抓住他的胳膊，順勢就在他的嘴上親了一口，然后把我們領到一張桌子旁。桌子上放著普通的鹽和胡椒粉瓶子，一個煙灰缸和一瓶“塔巴斯科”烈酒。但是我們倆都換成了伏特加馬丁尼，很快一大盤去了殼的新鮮蛤肉也端了上來。我決定忘掉前面的艱苦旅程。 列斯特是一個年長的老練特工，從有真空吸塵器時起他就在干這行了，這也就是他們為什么會安排他來協助調查這件案子，他對黑幫路數了如指掌，上次關于哈佛醫生的背景調查正是他的杰作。不過作這樣的安排另一個用意通常也是告訴你整個下午都可以沉醉在酒鄉中。我認識到這點是在我看到他准備對付第二杯伏待加馬丁尼時，這時候我們還未看到我們的菜肴。他喜歡這地方不是因為它有真正的鐵皮頂篷，而是因為它离政府中心足夠的遠，所以同事們都不太可能到這里來，這樣，他就可以在平和安詳的環境中尋求自我墮落。 列斯特的臉已脹得通紅，看起來他是費了很大的努力，才把手探進他肌肉發達的怀中，從一件苔薛綠的純羊毛夾克的內口袋中掏出了兩張折疊著的紙頁。 “知道嗎，我已經拿到了你需要的……”他用顫抖的手把紙撫平，“這就是凡·何文這個小女孩。” 他停下來舔了舔嘴唇，又給了他的伏特加一個吻：是呀，它們才是最親密的朋友。 “關于依貝哈特，每個人都說著同樣的看法——漂亮的家伙，聰明，身強力壯，好醫生，以及諸如此類的廢話。但是，只有這位凡·何文的小姑娘對他有刻骨之恨，說他毀了她的一生。” “她很出色？” “她是一個搞音樂的學生，拉小提琴。” 他向我坦白地一笑：“听著，安娜。如果我不是認為她很出色的話，我也就不會促成你這次的波士頓之行了。” “我受的欺詐已經不少，這算不了什么。” “我几年里總要這么做上一回。安娜，不用擔心，我不會讓你丟臉的。” 我想，在這個凍人的夜晚，正是他這雙大手掌把我救了出來。 “關于依貝哈特的事情，在你的電腦上還有些什么？” “否認有犯罪記錄。沒有治療失當。合格的童子軍。事實上，在1985年，這家伙還隨一個慈善代表團出訪過非洲，救助了一些婦女。” “噢，他媽的。” “這并不意味著他沒有卷進毒品活動中。”沃克爾鼓勵性地示意說。 “他妻子是什么背景？她會牽連到這件事里嗎？推銷毒品，花他的錢？” “對他的妻子，我了解的是，她是個護士。他們是在新英格蘭長老會女執事醫院碰到一塊儿的。兩個都是當地人，在那儿長大，除了他出身于坎布里奇上層社會WASP （祖先是英國新教法的美國人）家庭，而她是個愛爾蘭棚戶居民，沒有罪行。” “那是什么罪過？” “我有時候也到棚戶區去。想想，你也許也是個愛爾蘭人呢。” “不是……不過有些人這么認為。” “亞美尼亞人？” “西班牙，千真万确。”我覺得自己有些羞愧，“一半一半。” “一個西班牙塞納瑞塔。也許，”他殷勤地繼續說道，“我可以叫你塞納瑞塔嗎？” “塞納瑞塔。” 他點點頭。根本不為任何理由，我們干了一杯。 服務生出現的時候，“野嘴”告訴他：“這位塞納瑞塔需要點魚和土豆片。”這句話給我添了几分醉意，我把整條手臂擱在桌子上，頭不胜嬌柔地靠了上去，一面大笑起來。 我們喝得很痛快，天空已經晴開了，但是人行道上積了一層薄冰。我們彼此挽著胳膊，一步一滑地朝我們的汽車走過去。我對“野嘴”，他染黑的頭發以及他的一切都產生了一种慈愛之情。從餐館到停車處花了我們一段時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路面像舖了一層玻璃一樣，實在是太滑溜了。綠色的轎車在沉寂的街道拐角處等著我，尾燈經過了風雪的洗禮，在白蒙蒙的霧气中只能發出微弱的光，我呼地撞上了它。 “野嘴”爬了出來：“嘿，這是政府的車”。他揮舞著手臂但很快就垂了下來，他搖著頭鑽回車子里，拉上了門。于是我們開始在波士頓城中穿越。給我的印象則似在鄉間小路上行走，每個路口都看得到交通事故的殘骸。調幅電台正在播放羅德·斯特沃特的一首老歌“瑪吉美”。車窗外，加熱器開始冒出水汽了。我漫不在意。除了它超乎想象的复雜，我對這個城市一無所知。城市里有千百張床，就像蝴蝶聚集地的蛹一樣，除了我，每一張床上都有一個單獨的個体，他們有自己單獨的歷史，生或复制自己或死。而我沒有一張床。我自顧自怜，猛然間一踏剎車，車歪歪斜斜地停在了一處拐角的路燈底下，在背后，是一排黑乎乎的紅磚居民房。在那個拉長了的羊皮紙一般薄削的陰影后面一定有蓋溫暖的燈。也許那里，在一個我決看不見到的房間里，在一個我一無所知的城市里，一個母親醒著，看護著一個孩子，孩子睡在平和安詳中。 那絕不是我的母親，也不是我。她在那里，在房子里，但是模糊不清。“在地獄里她在做什么？”我在康芒威爾大街的中間，要求知道。問題出來了，正當的，像水晶般的透澈。“為什么我不記得母親抱過我、撫摸過我？為什么我總是一個人呆在我的屋子里，听見她在哭？”因為她沒有想要我，這對她自己來說，一樣是正當的要求。她才十几歲怀孕了她下流胚的男朋友溜走了，她是脆弱的，她沒有能力對付我這個雜种小鬼，只有外公，才能堅強得愛我。 我們到達希拉頓的咨詢大廳后，沃克爾戴著手套的拳頭伸出車窗向我揮舞著算是道別，然后掉轉頭走了。那輛車現在已經遍体鱗傷。我像別的美國人一樣，先駛進巨大的地下停車場，然后拖著衣箱坐電梯升到門廳里，然后升得更高到我的房間里，這里可以看到這座城市令人目眩的市景，某處閃著耀眼的電光，而另一處則挑釁地回應几道紅光。我坐在一張桌子上，有些呆滯，手卻本能地伸向了電話，沒有原因，自私，為了逃脫那說不出的孤獨感受而去尋找那個唯一愛我的人，我先撥了長途代碼8，然后是外祖父的號碼，他現在一定在加利福尼亞沙漠的斯普潤小鎮他冰冷的臥室里睡熟了，我渴望把他從熟睡的安靜中喚醒，把他帶回給我。但是電話鈴空蕩蕩地回響著，而他在哪里。 我強迫自己喝下去三杯水，脫下襯褲就倒進了厚實軟和的床墊里，那里我已經舖好了被單，羊毛毯和沉重的床罩蓋到我的肩頭。我做了一個關于那架直升飛机的夢。 我站在圣莫尼卡警察局外，握著外祖父寬厚溫暖的手，一切事物都被落日的陽光染成了紅色，就像透過紅色的玻璃糖紙看出去的一樣。總統的直升飛机正在一場桔紅色的粉塵風暴中降落，它巨大的肚腹朝我們壓下來——我害怕极了，生怕我們會被它壓個粉碎。直升机著陸了，JNK爬了出來，順著踏梯飄著，沒有揮手，非常清醒，什么事情不對頭。他穿著一件黑色的禮服，他的臉死白。頭上有槍傷，弄得血肉模糊。那是一具行尸走肉。 在厚重的被蓋下我卻凍醒過來，因為恐懼卷縮成一團。這個夢不是關于肯尼迪的。那是我父親。血和死亡。 “野嘴”沃克爾和我一起坐在坎布里奇公園最北端一角的一個游樂場的長凳上。大醉了一宿之后在清晨九點鐘還很難判斷清楚到底哪個方向是最北端。我在公園里轉了好几個圈，才看到一個大塊頭獨自坐在那儿，披著雨衣戴著帽子看起來像個叫化子，然后我認識到那一定是他。當我們坐在鉛灰色陰云滿布的天空下等候時，我開始妒忌那頂帽子和打著厚厚的橡膠鞋底的那雙笨重的黑鞋。 克勞迪姬·凡·何文堅持要在這里會面，而不在她的住所或別的任何場所。她告訴過“野嘴”她有一套小型的寓所，她的丈夫，一個研究生，在晚上工作，白天睡覺。還有孩子，她告訴他。這已經夠難的了。 游樂場上光禿禿的，到處濺著半凍狀態中的泥漿。我把臉轉過來，迎向濕潤的微風。現在，我們在這里已經等了一個半小時，這期間，我了解到了五年前“野嘴”得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性治療時的每一個細節。 最后我煩躁地站了起來：“我們被耍了。” “她會出現的。” “我們去她家。” 我們已經走出了公園的鐵木門，這時我回過頭去，看見一個穿著黑色長外衣披著紅色披巾的苗條女人推著一輛輕便嬰儿車越過大大小小的水洼走進游樂場。 “就是那位小姐。”沃克爾松了口气說道，“告訴過你她人不錯。” 我們走過去，彼此握了握手。克勞迪姬·凡·何文輕巧地微笑著。她比我年輕，二十歲多一點，眼圈周圍還根本沒有皺紋。 “讓你們久等了？” 我望了望“野嘴”，我知道他什么也說不出來。 “我們九點鐘到的。”我告訴她。 克勞迪啞看上去有些不安：“現在是什么時候了？”她看了看表，痛苦地皺起了眉頭，似乎只是意識到她失去了一些東西。“我很抱歉，我不知道這是怎么搞的。” “我女儿有四個小孩，全是男孩。”“野嘴”老派地遞了個眼色，“有時候她一次就會丟掉好几天的時間。”他拉住她的肘，讓她在長凳上坐下，繼續講他的孫子并逗引她談自己的孩子。我開始欽佩他的方式。 “依貝哈特大夫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了？”克勞迪姬想知道。 “他可能會丟掉他的行醫執照。”沃克爾神情嚴肅地對她說，“他可能會坐牢。” 她閉上了她的眼睛，好一會儿，才透過她的金邊眼鏡向遠處望，鏡框很小，橢圓式樣式也過時了，似乎戴著它只是為了標志一种學位身份。她光著頭，風吹拂著她粗直閃亮的棕色頭發。當她側著頭演奏小提琴時，那頭發看起來肯定漂亮极了。 “你希望看到他進監獄嗎？”我問。 “我內心那個憤怒的女人是這樣希望的。”她給了我們一個微笑以讓我們放心，“別擔心——我不會放她出來打扰我們的。” 她說話的方式很典雅，但是似乎是誠摯的。 “告訴我們你是怎樣成為依貝哈特大夫的病人的。” 她沒有阻止我使用錄音机，她敘說了三年前的三月末，她怎樣穿過街道去參加在加登勒博物館舉行的音樂會，一個開著“達特商Z型”的轎車的小子怎樣風馳電掣地從街角拐過來，擋風玻璃足足把她彈出二十尺遠，她怎樣渾身纏滿石膏在醫院里呆了六個禮拜，依貝哈特大夫那時已是資深矯形外科醫生。 “他和我談了許多話。那時我正苦于陷在石膏的包裹之中煩悶無比，他來和我聊天，因此我是很感激的。” 一滴淚在她的眼中轉著圈儿，她擦了擦眼睛。我也很動情，但證人就在旁邊，我強忍住自己的感動。 “我擔心，我也許再也不能演奏了。他和我坐在一起……他向我保證我將……” 沃克爾掏出了一包“克里內克斯”濕巾紙，遞給她一張。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醫院呆了多長時間接受藥物治療，但是他一直給我吃那藥丸是几個月后的事。” “是哪种藥丸，克勞迪婭？” “狄勞狄德，凡里爾首，海爾辛那，在我不能入睡的時候，后來我是如此的迷醉于它，甚至根本連听音樂也听不進去了。” “后來你是怎么回到小提琴上的？” 克勞迪婭搖搖她的頭，“她死了。” “誰死了？” “我內心的那個音樂家。”她來回推動著嬰儿車，“我一直在對依貝哈特大夫說，她死了。” “他說什么？” “他告訴我要耐心，恢复的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然后就給我更多的藥丸。” 她的頭頂和棕色純羊毛外套肩頭的絨毛上已經沾滿了最初落下的雨滴。嬰儿推車的遮篷放了下來；把孩子完全蓋住，我猜想孩子一定是睡覺了，因為我從來沒有听到過她的聲音，也沒有看過她，我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手指和腳趾的存在。沃克爾一直在一個小本子上寫著什么。 “依貝哈特這樣做持續了多久？”他問。 “我出院以后還有一年的時間。然后阿倫就來了，告訴我應該离他遠點，他對我不好，他沒有告訴我真實的情況。” “阿倫是你的丈夫？” “我的拯救者，”一個恍惚的微笑暫時代替眼淚，“我親愛的朋友。” “依貝哈特大夫寫過藥方嗎？” “是的，他寫過。” “你是在哪里拿到藥方的？” “馬斯大街的柏藥店。” “好极了。” 沃克爾說：“我會把它找出來。”接著划了一個著重號。 “你上癮了嗎？”我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想你還是不可能停止眼藥的？” “是的。” 我盯住她的眼睛：“那么你是如何停下來的？” “阿倫幫助我，他一直呆在我的身邊。” “克勞迪婭，你認為既然依貝哈特大夫知道它們是危險的，可他還要給你開這些毒品，那是為什么？” “我很沮喪，我受的傷害是無法愈合的。也許他以為我給他制造了許多麻煩。”她站了起來，“我還是帶孩子回家的好。” “天變冷了。”沃克爾附和道。 “几周以后我們會再來取你的作證書，”我對她說，一面向大門走去，腳已經麻木濕冷，就像兩段木柱子。“然后我們還可能請你飛往加利福尼亞去指證依見哈特大夫，當然是由政府出資，你同意那樣做嗎？” “我內心里那個憤怒的女人等不及要上那趟飛机了。”她微笑著說。 我關掉了錄音机，也沖她笑了：“帶著她一塊儿去。” 沃克爾和我跑向哈佛廣場的一個公用電話亭。因為他們修建這個廣場要求只能徒步穿行，車輛禁止通過，所以我們的車都停在三個街區以外的地方。學生群和無家可歸者看起來都想擋住我們的去路。我的回程飛机几小時以后就要起飛，而我仍然需要見一下依貝哈特從前在醫院的上司。 “太冒險了。”沃克爾喘著气，“為什么我要排除考慮在第一個地點呢。他應該就守在話筒旁，等著你告訴他你馬上見他。” “我會抓住這個机會。” “真是很傻，我們把凡·何文小姑娘弄得太累了。” “直到我們證實她的故事之前，她不算太累。” “我們出去后到机場吧，去找點吃的。”沃克爾很坦白准備退出了。畢竟，現在已經過了中午，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喝我們今天的第一杯“流血瑪麗”。 一個中年婦女在收費電話前放著一個帆布背包，上面寫著：救救樹木。在那女人移開她的手套之前我就搶上前去，從挂鉤上抓起話筒，那女人卻猛然轉向沃克爾道：“我帶了一些有用的東西回家，否則他們會活活剝了我的皮，你明白嗎？” 阿爾弗需德·拉諾嚴大夫，矯形外科全体職員的頭儿，很樂意同我們談，但是四十五鐘后他就有手術安排。沒問題。我們調回我們的轎車，“野嘴”能干地論證著他是如何得到他的姓名、一面領著我風馳電掣般地穿越波士頓大學橋，到朗塢大街。我注意到在波士頓的人行道上的許多地點，都有馬蹄印跡嵌入其中，這一定是保羅·瑞威爾和他著名的坐騎經過的地點；好的，現在他們也應該留下些疲憊的車跡來紀念我們了。 拉諾嚴大夫在心髒病看護區的護士站等我們：高個頭，鷹鉤鼻，修剪過的黑色卷發，熱情的棕色眼睛，略有些偏白的棕色皮膚，在漿過的白色工作大褂下面他打著一條紅色的絲質領帶，并沒有印第安人口音，而是一口很有修養的牛津英語。他身上有一股濕潤的英國春季期間那种紫丁香的香味。 “一定是嚴重的事件才惊動了聯邦特工。”話音從他的肩頭傳過來，他領著我們穿過病房區和IV室一直往走廊的盡頭走去。 沒有時間講客套話。 “依貝哈特大夫在這里工作的時候，是不是給病人開了許多麻醉性的藥品？” “只有在需要的時候。” “他不曾越權處理？” “當然沒有。” 沃克爾：“在他的被雇用的時間里你是否注意有麻醉藥失蹤？” “沒有，我們從來沒有過這個問題。” 醫生來來回回盯著我們看，似乎這一串提問讓他感到非常震惊。沃克爾故作悲哀地朝我聳聳肩就轉向窗戶了。外邊正有一輛有軌電車穿越濃密樹蔭下的空間。 “你是否還記得一個名叫克勞迪婭·凡·何文的病人？”拉諾嚴大夫搖著他講究的頭。“三年前。”我有些焦急地提醒道，“她被一輛轎車給撞了。依見哈特大夫負責看顧她。” “我可以找出記錄。” “那太妙了。” “你看起來很著急。”他友好地說，“為什么不問我你真正希望知道的事？”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是否拉諾嚴大夫愿意离開他的妻子和十四個孩子跟我住到南肯色頓去，但我問道：“在阮德爾·依見哈特的行為中有沒有什么東西令你相信他可能在剝削病人？” “剝削他們？” “越權開出麻醉劑，使她們上癮。特別是婦女。使她們不得不依靠一個像他這樣的醫生。” “太荒唐了。” “為什么？健康保護的詭計可是一門一本万利的產業。” “阮德爾·依貝哈特是一個有才能，有獻身精神的醫生，受歡迎，受尊敬。他的工作無可挑剔。這點將以我的人格擔保。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們可以找一個自己的專家來評估他的職歷表。” “他有過什么財務上的問題嗎？” “我的上帝，這個人出身老坎布里奇豪門，我不能想象。不。” 沃克爾，看著我一無所獲，卻只是著急著去机場酒吧：“謝謝，大夫。我們還要去赶飛机。” 這是最后一擊了：“他的婚姻狀況怎么樣？” “他的妻子，克萊諾，曾是這個病室的心髒護士，他們倆比翼雙飛當然在那時是這一帶人們的主要話題，但除此之外我就所知甚淺，瞧——該我當差了。”他朝護士站里一個正在電腦前忙碌著的、衣穿綠色消毒醫服的注冊護士叫道：“凱茜·多諾万！出來和這几個人談談。” 凱茜·多諾万把鉛筆塞在耳背上夾住，從凳子上站起來。她是那种你可以很有禮貌地叫她“胖嫂”的人，大奶，虎背，走起路來就像個空酒瓶。 “凱茜對阮德爾和克萊諾的情況知道很清楚。如果還有什么事情我能做的話，請不要客气。”拉諾嚴和我們輕快握了握就离開了。 “你怎么認識依貝哈特家的？” “克萊諾和我在同一個街區長大，就隔兩幢房子，“凱茜·多諾万用沙啞的嗓音說道。波士頓口音很生硬，不婉轉——“在她的婚禮上我是伴娘。你們是誰？” “FBI” 她不自然地笑了：“他們做什么了？沒有繳稅？” “常規檢查。”沃克爾回答說，露出他的黃牙齒偽造出一個笑容，他實在是不耐煩地等著我的撤退了。 “我們只是想和你談談。” “我要值班到四點，這以后我才能見你們。” 這意味著我將錯過我的飛机，不得不搭乘下一班或者再在波士頓度過另一個晚上，沒有授權這兩者我都不能自行決定。但是，將在外，我自己就是主宰。 “好的。我們在你收工后來見你。” “在哪儿？” “在一個能找到炸肉團的地方。” 我們一走出醫院，沃克爾就离開了，宣稱他將回辦公室著手調查克勞迪婭·凡·何文在柏藥店拿到的處方箋的記錄复本，但是我确信他一定是迫不及待地沖進了最近的酒吧間并且一直呆在那儿。 我還有一些時間，所以就在這一帶閒逛。在醫院的周圍，你可以看到許多相關的從業人員生意興隆。我順著亨廷頓大街向下開，兩旁都是些過時的舊式公寓——這個像都鐸王朝的官邸，有一個街區那么長，那個帶著文藝复興時期古怪而俗麗的屋頂——人們穿著燈芯絨的衣服，女人的裙子足足垂到了小腿，顯得如此保守；街道很干淨，那些愛賣弄的人對于一雙略嫌笨拙的加利福尼亞眼睛來說都是有趣的，舒适的、自以為有高度文化修養的生活實則陳腐透頂。他們整天都做些什么，去瞧波士頓交響樂團？然而，當我將車拐到馬薩諸塞大街，按預約的凱茜的方位開去時，景象就變化很快。我放慢車速加大注意。這里的人們收入水平顯然突降，就像一架飛机破空而出一樣，我在十秒內去過的地方，已從繁華降到赤貧線以下。 稍大一點的商場都被厚實的門掩著或擋往，只有几家夫妻老婆店還開著做生意。男人們吆五喝六地坐在地上，背靠著建筑物，或者在紅磚排樓的路口扎成一堆，往牆上亂畫亂涂。我的眼睛直直地盯在前方。因為我不想成為一樁毒品交易的見證人。 突然兩個人影闖入我的視線。車速現在是每小時三十英里，所以我不得不猛地踩住剎車。兩個十來歲的黑人女孩抓住這個空隙闖過人行紅燈像跳華爾茲一樣走向街對面，不慌不忙，能走多慢就有多慢。她們靠著我的車已那么近，以至于她們走過時還來得及若無其事用她們又長又彎的紫色指甲在我的發動机罩上划出一道弧線，用她們忽閃的眼睛穿過擋風玻璃向我發出一次挑戰。我保持著臉上不帶任何表情，兩只手放在方向盤上不動，盡管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武器就在我右邊的皮帶上以及我花多長時間就可以把它拔出來。 我等著她們走過去，知道各种示警的尖叫聲是由那些街坊們發出的。最后，女孩子們似乎意識我并沒有吃她們那套，剩下的那一段距离總算是跑了起來，躲閃著其他高速汽車。我繼續沿著哥倫比亞路行駛，但是我現在知道了需要警惕，并一直將保持始終。這一路可以看見一些照明建筑、空場，偶爾有几處雅致的私人住宅，某段歷史的遺跡，但一切事物都因為灰暗的霧霾籠罩而失去了光澤。天空是黃白色的，就像是透過一層平紋棉麻窗帘布被照亮的一樣。在這里不大見得到春天的落日景象，相反，在這個陰冷的下午天光早就接近于晚上了，似乎這世界上所有的色彩已被吮干榨盡了，只有那一幅幅街景就像是印在金屬灰墁上的照片。薩文希爾屬于勞動階層的飛地曾經占据過多切斯特·柏上面那塊高崗現在已被擠壓成屈指可數的几間木瓦房子，窗戶后面黑漆漆一片死寂。交錯的樹枝顯出焦枯的顏色。只有鄰近的酒吧間打出的招牌被櫻桃紅的燈光吹起了那一層陳年累積的灰塵。 我越過“三艘希腊潛艇商店”，把車停在圣保羅教堂前。一陣涼風帶著一股潮濕的水汽拂面而去。离教堂十個街區遠的地方有几家沿街的店舖，招牌全是用手書的西班牙字母寫成；這邊的教堂是哥特式的，只不過它的尖頂已經被弄歪了，顯得搖搖欲墜。我能看見老小姐們穿著不成形狀的外衣，戴著方頭巾，推著空空的購物小車，這些起碼有十年歷史的美國推車早已是銹跡斑斑。這是一塊勤勉的但是被馬薩諸塞無盡頭的衰退弄得疲憊不堪的地方，周圍是充滿敵意的鄰居，背靠著海灣無路可去。它堅持下來只是因為它的根基深厚。而自己制造暴力事件則一定會徹底地毀坏這份根基。 凱茜護士正在“希腊潛艇”里等著我。叼了一支煙，讀著一本羅伯特·弗雷斯特的平裝本詩歌集。她沒有再穿綠色的醫院制服，卻換成了一身斜紋粗布牛仔服，看起來就像一個卡車女司机。 “我不得不先去看望我的母親和父親。”她告訴我的第一件事，“直到确信他們已吃完了晚飯。” “你和父母住在一塊儿？” “他們有自己的房子、自己過活。坦白地說，他們大老了，快走不動了。” 她在金色煙灰缸里捻熄了香煙看著我。這地方很熱，有股子發酵粉味。我的雨衣順著肩頭滑了下去。 “那么，凱茜，”我用愉快的聲音說，心想我最好是能夠在我們之間确立某种和睦的關系，“是什么東西使你喜歡上做心髒病護士這一行的呢？” “是緊張。你的行色匆匆。你必須快速作出決斷，比如有人心室心動過速，你就必須決定是否要給它們一個心前區的捶擊。” 她在炫耀。羅伯特·弗雷斯特的書是這炫耀的一部分。她是在試圖說明她是個聰明的有感情的人，是替人們修飾內心的人。現在她又給了我一個夸張的表情。狡詐的。毫不退避的。敵意的。 “克萊諾·依貝哈特是一個好的心髒病護士嗎？” “非常优秀。”她緩緩地點頭，“她能夠承受壓力。她喜歡腎上腺素的高速分泌。對病人很好，能夠提供最好的照顧。她愛和醫生們爭論。” “關于什么？” “藥物處理。或別的任何方面。如果她認為病人拿到的是他不需要的藥。我們比醫生對病了解得更多。” “她同依貝哈特大夫爭論過嗎？” “為什么她要同他爭論？他帶她到加利福尼亞去了。” “這是她結婚的原因？” “我不知道。”凱茜護士笑了起來，“這似乎對于我倒會是個很好的效果。想吃點什么嗎？” 唐納多是對的。在愛爾蘭人居住區吃希腊人做的波士頓意大利炸肉團是一次獨一無二的經歷。這里有一些特別的方法，比如要把果子面包浸泡在紅色調味汁里使之松軟成海綿狀；有些事情則令人興奮。當炸肉團掉在紙盤子里的時候你怎么捉也捉不起來，迫得你只好帶著下巴上流淌著的桔紅色油脂，跑到柜台上去取叉子，會有二十張餐巾紙膠粘在你的手指上。我發誓一定要帶一個團子上飛机。在下次組里會餐時強迫唐納多吃下去。 “我父母的房子就在那邊的街角上。”凱茜坐回來的時候帶了一紙杯的黑咖啡和另一份薄姜餅。“克萊諾的家人仍住在离此兩棟房子遠的地方。” “你們倆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說是最好的，她天生就和啦啦隊長、和那些雀斑還有逗人喜愛的身段連在一起，而我天生就是個肥婆。很明顯。不過我們在一起呆的時間很多。我們都生長在愛爾蘭環境中。受壓迫的愛爾蘭人。我甚至上過一門飲酒社會學課程——我可以和你深入探討一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她說話的時候怀有一股強烈的冷諷意味。 “好的。” 但她自己已左顧而言他了。“克萊諾和我都是家里第一個上專科學校的。護士學校。從來沒有考慮過我們可以去讀醫學院。” “但是她擺脫了。” 凱茜深深地吸了口煙：“她擺脫了。” “于是你恨她的見鬼的勇气。” “我不恨他媽的勇气。”她說：“我希望她在西海岸得到好運。” “我是否告訴過你阮德爾·依貝哈特被指控越權給病人開麻醉劑？” 凱茜回答得很干脆，想都未想：“我不會相信！” “不？” “不。阮德爾是好家伙。” “你不認為在加利福尼亞他可能會發生一些改變？生活在快節奏當中？” “阮德爾是這种類型的人，他對自己非常地滿意。為什么他要改變？除非是金錢上有什么問題或者某些不可預見的因素。或者有人陷害他。” “也許發生變化的是克萊諾？” “你這是什么意思？” “也許她想要快節奏的生活。” “在生活之外，克萊諾·依貝哈特想要的是一個好的地位。”在她自己覺察到而停下來之前，這句話已經溜出了口，“在高等學校里她是第一個失去童貞的。” 我點點頭，總算回敬了一個譏笑：“總會有那么一個。” “她并不是一個真正的蕩婦。她有一個男朋友，沃倫·思佩卡。他現在也移居到西海岸去了。” “在洛杉磯？” “离那儿很近。鄰居的女孩子們帶她去參加告別聚會時，我們給了她沃倫·思佩卡的電話號碼是在——溫尼斯，加利福尼亞？” “對” “我把它寫在一張處方箋上，‘解決相思病的處方——打電話給沃倫·思佩卡’，她興奮得要命，連臉都脹得通紅。” “她仍對沃倫有性欲？” “噢，這我可不知道。高等學校之后他們就沒再保持聯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人知道沃倫在哪里。他好像是遇到些麻煩，”——這時她好像從敘述中醒悟過來找到了自己——“我不應該告訴你這些，不管怎樣，是我母親和他母親聊天才證實他成了電器承包商，是在一個叫溫尼斯的地方，加利福尼亞。我把這些看作一個玩笑——克萊諾在加利福尼亞認識的唯一一個人竟是她在高等學校的男朋友。當然這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我強迫自己做出一個笑容，然后确認自己搞清楚了沃倫·思佩卡名字的正确拼寫。我們把紙盤和餐巾紙都捏成團，連同吃光了的食品罐頭听一塊扔進了垃圾堆。我把唐納多的炸肉團子用包裝蜡紙袋和鋁箔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好，我感謝了護士凱茜提供的幫助后就朝門口走去。如果我現在就走，也許來得及赶上最后一班飛机。 “加利福尼亞的天气怎么樣？”當我們迎面夜空時她問我。 “棒极了，在十二月份你都可以只穿一件T恤衫。你想去那邊嗎？” 我遞給她一張我的名片。她拿過去仔細審視一會儿，似乎很有興趣。 “誰知道。”她收起了名片，看著我，第一次以不設防的方式。“我對自己許諾，明年我將搬到我自己喜歡的地方去，在昆西。” 我注意到，暴力事件總是發生得很快，比他們在電影里所演的要快得多，比在你的想象里你所認為的也要快得多。 离開護士凱茜以后，在古興大街我遇上一個紅燈。我的頭低下去了一秒鐘，在地圖上想找出一條去机場最快的路。這時，從背后傳來一股巨大的震動力，如果沒有安全帶把我縛住，我几乎就要整個儿摔到方向盤上。同時，旁邊的乘客座位的車窗“嘩”地一聲碎了，一塊磚頭重重地敲在我的肩上，我的手臂頓時麻木了。 一只戴著手套的手從碎玻璃中飛快地伸進來，一把從乘客坐應上抓起了我的手提包。 “住手！”一聲女人的尖叫聲。而他和手提包早已一起縮了回去。 我手里握著武器下了車，而撞擊我的新型奧德車已在黑夜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沒能記下它的車牌。像其他所有受害者一樣，我站在十字路口一陣暈眩，伸屈著我刺痛的右手。我脫下雨衣，抖落了玻璃碎片，又從頭發撿出一些來。有兩輛車在這里停頓了一下又開走了。他們對此漠不關心。我的聯邦ID和飛机票都放在車尾行禮箱那個藍色帆布公文包里，還要感謝上帝的是他們沒有拿走唐納多的炸肉團子。 我回到車子里，把磚頭扔到后座上，我像一條狗一樣顫抖個不停。劇痛拉緊了我肩上的肌肉甚至有點儿痙攣，背部也感覺到不舒服。我挂上了車檔，一面鄭重地發著誓言。 當冷風從破窗子倒灌進來時，它以每小時五十英里的速度穩定前沖，任何紅燈或行人都不能讓我停下來，精神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讓我离開這個他媽的令人壓抑的鬼地方，赶快搭上一班前往洛杉磯的飛机。我知道，克萊諾·依貝哈特离開薩文希爾時，一定也想同樣的事情。 四十分鐘以后，當我跛著腳邁向飛机艙門時，我又想起了克萊諾·依貝哈特，在她匆匆离去時，踏上的也許正是同一架航梯，稚子伏在她的肩頭，小女孩牽著她的手。 她堅信她將逃脫的是那些垂死的街道，而代之卻是帶著鄰居孩子們送給她的臨別禮物，高等學校從前男友的電話號碼，就像是帶著一張治病的良方，抵達加利福尼亞。我開始設想，如果和她在家門口竊竊私語的沃倫·思佩卡是一個“坏家伙”，如果是這樣，她已經犯了多少次“致命”的錯誤。 如果為了救她自己而想毀掉她，并且開始另一個生活，他們的确找不到一個更好的途徑，那張紙原本無害的疏忽就像一顆安放在飛机上的定時炸彈，我的家伙當然可以像國際反恐怖主義特別小組的人所做的那樣，用來對付那些強硬的毫無道德可言的殺手。 但是他們，相對于那些技藝高超，掌握著致命的精确度的恐怖分子而言，卻只能算是業余選手，他們就在我的朋友當中，也許，當我很快把他們找出來時，他們竟然就在我的家人當中。 ------------------ 書 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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