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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公司的主人？是經理、股東，還是工人？這個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在日本，我們認為公司應該像關心股東那樣來關心工人。我非常理解股東的重要性。我們有很多股東，而且百分之四十不是日本人。管理者的責任就是有效地利用他們的投資，對他們的投資給与回報，而這种回報是他們自己用其它的辦法所得不到的。但是這并不總是指的分紅。它也可以是股票的增值，在日本，人們認為這比分紅更重要，因為股票增值的稅率比分紅更低。不分紅，而是對公司再投資，這种做法從長遠來看會使股東賺得更多，肯定比美國和歐洲的那些按虛假利潤分紅的公司賺得多。 有時公司之間的爭斗，特別是有吞并企圖時，會引起一些莫明其妙的磨擦，使得公司大傷元气。在日本還沒有發生不友好的吞并，1986年出現過一次這樣的情況，但在年中時就告吹了，很多生意人都認為這种在美國甚為普遍的戰術總有一天也會在日本找到立足之地。 我對這個方面美國体制的不同看法可以在15年前僅以四百万美元創立的一家合資公司中得到明證。那家公司很快就發了財，開始給出丰厚的分紅，同時還保留了大筆收入。1985年，那家公司制定了兩個新的計划，不依靠任何貸款，完全從保留的收入中支出，而且它在銀行里還有一億多美元的存款。就在這時，美國合資方的母公司遭到了有組織的攻擊，為了防御這次攻擊，他們必須高价買下自己的股票。因此他們急需現金，他們把目光轉向了在日本的合資公司以及這家公司的存款。他們轉告日本的合資者，他們必須立即得到分紅，要提走三分之二的存款，這樣他們才能防止被人吞并。日本的合資者不愿意犧牲存款，但是壓力太大，他們無法抵抗。 在日本，我們相信公司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工人的士气。如果工人失去了對公司的熱情，公司可能就難以繼續生存。員工們認為失去了存款是對他們工作安全性的威脅。我們感覺到，一個出賣固定資產的公司是沒有前途的。某些西方人很難理解我們日本人這樣的一种觀點，即公司不僅僅屬于股東和經理。股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隨時抽走他們的錢。在美國，經理可以在合同期滿時离開公司，工人可以隨時招進和開除。但是我相信，大多數情況下，即使在美國和歐洲，工人也希望得到穩定的工作。工人們自我保護的能力最弱，但他們對于管理者和股東而言卻又是不可缺少的。 六、七十年代，日本表面上變得更加自由化、國際化，社會上出現了一种防衛意識。有些老派的工商界人士堅決反對外國公司進入日本，他們想建立很多的壁壘。我卻反其道而行之，我試圖鼓勵自由化和外國貨進入日本市場。我建立了索尼貿易公司，開始進口外國商品，五花八門的外國貨，從冰箱到獵鷹噴气机，應有盡有。我希望在日本的土地上看到更多的外國公司。 我首先在索尼美國公司成立了一個“美國銷往日本分部”，我們為那些想向日本銷售貨物的公司做了大量的廣告。開始時我認為美國方面不會有很大的興趣，但是詢問書像雪片般地飛來，最后多達11，000家公司，其中不乏美國的佼佼者，例如威普公司和胡佛真空清洗机公司。我們開始將大量的產品帶入日本，但是我們与供貨商之間有了麻煩。例如威普公司，他們生產很好的大型冰箱，其中的電動机是按美國的110伏電壓設計的。日本的標准電壓是100伏。我們通知威普公司，他們對銷往日本的冰箱必須換掉其中的電動机。在此之前，對他們運來的每台冰箱我們必須加裝一個變壓器。威普公司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用适合于日本的電動机換下了美國的標准電動机。剛開始的時候，威普公司的產品比日本市場上的任何冰箱都大，雖然噪音和振動都大一些，但還是很俏銷。不久后日本的制造商也開始生產大型冰箱，他們的設計充分地考慮到了在狹窄的日本式房屋內使用，這种情況下廚房一般离臥室不遠，所以要盡量地減小噪音。遺憾的是美國人的冰箱沒有能夠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 現在，我們花了不少的精力進口法國L'Aerospatiale公司生產的直升飛机。1986年東京工業化國家首腦會議期間，我們向政府出售了三架L'Aerospatiale公司生產的大型超級彪馬牌直升飛机，專供要員乘坐。事實上，截至1985年10月，日本有439架直升飛机，其中的136架是L'Aerospatiale 公司的產品。我們后來又成了獵鷹噴气机的代理商，不幸的是日本的机場很少，運輸省的限制條例又非常嚴格，所以我們的生意并不好做。究其原由，我相信是因為日本的幅員并不廣闊，加之又有一個成效卓著的商業化運輸体系。 我在國外為索尼公司參加的活動以及作為摩根擔保信托國際委員會的成員、泛美航空公司和IBM世界貿易公司的董事，使我有机會接触到世界上眾多的优秀經商者，其中很多人成了我長久的朋友。所以我覺得德克薩斯儀器公司(TI)請我去幫助他們打入日本市場是理所當然的事。我1955年就認識了TI的帕特．哈格提，那時我們一起商量過成立一家合資公司。雖然后來這件事并沒有辦成，哈格提和我卻成了好朋友。當TI開發出集成電路時，這項技術引起日本電子行業里每個人的興趣。當時(1968年)TI的董事長是馬克．謝培德，他對進入日本市場的態度相當強硬，他將不向任何日本公司出賣集成電路的許可證，除非TI已經在日本有了完全屬于自己的公司。TI也想進入日本，生產集成電路，然后再在日本的市場上銷售。 但是根据日本已有的條例，与日本公司合資辦厂是TI進入日本的唯一途徑。TI的技術受到尊敬，很多人意識到，讓TI進入日本對我們這個行業和國家都有好處。另外，很多公司都想得到集成電路的技術。于是他們找到我，讓我想辦法搞一個折衷的方案。我提出TI与索尼公司合資辦厂，我們也是半導体生產厂商，通產省似乎也認為這個方案可行，按照這個方案，再過三年我們就賣出自己50%的股份。但是我們遇到了意外的障礙，因為TI說，他們需要看到政府對公司三年以后我們賣出50%的股份有一個書面的擔保。在很多國家，要求政府机關提前對某件事做出擔保是很難辦到的。我對TI的談判者說：“你必須相信我們，”但他還是堅持要白紙黑字的擔保書。我們最后還是搞了一個令人滿意的書面文件，但這只是為了使美方的律師放心。TI經營這家公司，好像公司完全屬于它一樣，他們干得很好，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正如我們對TI的律師所承諾的那樣，三年以后，我們的股份全都賣給了TI。 辦完了与TI的合資公司之后又過了好几年，我幫助通用汽車公司(GM)的董事長詹姆斯．洛奇通過談判買下了五十鈴汽車公司30%的股份。這是第一筆有關汽車的大宗生意，當時的條件下必須謹慎從事。1971年4月詹姆斯．洛奇來到日本時，當時國內有關人士的態度非常排斥。報紙的大標題推測這個巨頭公司的動机，他們的言辭中透露出火藥味。他們大談“入侵”和“橋頭堡”這類的話，并推測洛奇是來接管五十鈴汽車公司的。 在此之前，亨利．福特二世訪問了日本，由于他在東京的記者招待會上猛烈地批評了日本在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步伐太慢，所以洛奇的到來引起了更大的騷動。事實上福特是個很坦率的人，但他的坦率激怒了眾人。我知道詹姆斯。洛奇是我在摩根擔保信托國際委員會中的同事，在准備這次旅行時，摩根委員會駐東京的代表請我幫助洛奇，在他到來后對他簡要地介紹一下情況，為他安排一些會見。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福特的來訪可能已經對我們產生了負作用，而我們正在日本促進自由化和削弱地方保護主義。再來一次敵對性行動就可能使得經營多年的自由化和國際化事業大受挫折。 我希望洛奇在日本人心目中留下一個正面的第一印象。洛奇一到日本，我就在羽田机場的東京旅館為他租了一個房間。等在机場的記者被告知，洛奇先生累了，他要在旅館里逗留半個小時，稍事盥洗，再休息一下，然后才能与記者見面。我提前到達旅館，所以沒有被記者看到。我在房間里等著洛奇。我花了半個小時向他做了簡要的介紹。我為他安排了与通產相宮澤喜一以及工商協會會長的的見面，這件事后來成為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我還為他安排了首次新聞發布會的格局，他的新聞發布報告，預計了記者們在招待會上可能提出的問題。他的助手提出了很多問題，我們對每件事都詳盡地加以討論。我建議他在解釋GM的對日方針和他本人此次訪日的任務時采取低調的態度，因為當時日本人的心情非常緊張，好像得了過敏症一樣。 新聞界把GM的對日方針視為戰后時期最重要的新聞，各家報紙都為贏得有關GM計划的獨家圖片和消息發布權而你爭我奪。我勸洛奇直言不諱地告訴大家，GM沒有興趣吞并五十鈴汽車公司，他照我說的做了。這個消息剛一公布，我所預料的問題都提了出來，洛奇根据我的建議回答了這些問題。當時外國公司要買下日本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股票就必須得到政府的准許，我幫助工業界和政府中与GM-五十鈴計划有關的人士舖平了道路。這項計划順利實施，得罪的人并不多。 多年以后，我高興地得知GM對我的幫助仍然怀有感激之情。几年前GM日本公司的負責人邀請我去吃午飯，他告訴我，他在來日之前讀過公司的文件，他對我說：“我知道GM欠你多少人情。”他的話使我感到非常高興，而且對將來充滿了激勵，因為我知道像GM這樣的巨頭也具有人間溫情，而在這一點上我們一直認為只有日本的公司才做得特別好。羅杰．史密斯成為GM的董事長之后訪問了日本，他請我去与他聊天。他對我十多年前給与GM的幫助表示了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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