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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間我們的世界發生了變化。天皇在此以前從來沒有直接對他的臣民說過話，現在他出來告訴我們，今后的日子是艱難的。他還說，我們可以“為万代后世舖平通往和平之坦途，”為此我們必須“忍耐無法忍耐之痛苦。”他希望日本向前看，他說：“聚集全部之力量貢獻于建設未來。”他還要求國家“保持与世界共同進步”，這是一個挑戰。 我知道我的義務是回到工作站去完成要求我做的事情。雖然大家都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了，但是沒人知道今后會發生什么事情。我預計將會出現一場大混亂。我可以想像得出回到逗子工作站去的情形，和站里的一群心神不定的工作人員在一起，不知道該干什么是好。他們中的非軍方人員還很年青，其中不少的人還是姑娘。因為我是值班軍官，所以我應該對他們負責，思之再三，看來還是盡早地送他們回家較為妥當。我們不知道是否會出現一個艱難的占領時期，軍人會受到什么處罰，會不會把我們都抓起來丟進監獄？ 我對母親說：“無論發生什么事，我都必須回去。”我讓她替我准備一點路上吃的東西。她做了很多飯團子，然后包起來，這樣我就可以把它們裝到我的背包里。我想，如果汽車和火車都不開了，那么要返回基地就可能要三天的時間。我認為大部分的地區交通都會停止運行，我必須搭乘便車回去。食物在路上是不好弄到的。我騎著一輛借來的自行車來到七、八公里以外的火車站，由于我是一名軍官，所以很容易就買到一張夜車的車票。我坐在候車室里等待，以為要等一個通宵，但是出人意外的是火車竟然准點到達，我想這還真是日本人守時的傳統，我原以為上車后很難找到座位，實際上車上的旅客很少。車廂里打掃得整洁、舒适，我一路順風地回到逗子，返回了工作站。結果准備吃三天的飯團還剩了不少。 我的任務比我想像的要容易一些。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但是當時的日本的确到處都是一片恐懼和混亂，正如我所預料的，一些軍人企圖阻止投降，例如一名叫小野的海軍大佐和一批空軍軍官召集他們的士兵，告訴他們投降就是叛變。那個地區的好几個空軍部隊威脅要在美國艦隊進入東京灣接受投降時發起自殺攻擊，軍事事務局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命令所有的飛机解除武裝，并將油箱排空。還發生過一些其它的事件，正如我所擔心的那樣，但是，沒有一件釀成我原來預料的那种來自海軍的最后抵抗。多年以后，我們還听說曾經有人試圖阻止廣播天皇的公告。一些少壯軍官曾計划占領皇宮，以此來鼓勵其它軍人加入他們的行動，反對投降。有一小批暴亂者攻擊了首相官邸，鈴木首相稍加思索后，從一個緊急出口逃出了他的私宅。暴亂者想搜查掌璽大臣磯多侯爵，但是他當時安全地躲在皇宮中。有些陸軍和海軍的飛行員甚至駕机從東京地區上空飛過，散發傳單，向市民呼吁抵抗，聲稱天皇的公告是無效的。陸軍的一些軍官以自殺的方式抗議投降，因為從技術上講，盡管軍隊的傷亡慘重，戰爭中陣亡的日本陸、海、空三軍將士不下2，750，000人，但是軍隊還沒有被打垮。直到最后，軍人中的那些狂熱分子也只好在不可回避的事實面前低頭，去“忍耐無法忍耐之痛苦。” 八月十六日我回到工作站，我的同事惊奇地看著我，特別是那個威脅過我而又被我奚落過的中尉。我想他并不了解我。軍官們看來都處在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狀態中。 大量的日本士兵很快就從日本各地的基地赶回家去，火車和汽車越來越擁擠。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理解為什么要投降。戰場上的大多數日本軍隊還沒有被打垮，稀疏地分布在亞洲各地。在雷特、依華島、塞班島和沖繩的一連串慘敗，美國對本島的空中优勢以及使用原子武器已足以證明戰爭不可能打贏。廣島投下原子彈以后，蘇聯又對日宣戰，在日本國內引起巨大的恐慌，人們都很擔心這個以前的假想敵人會在我們處于劣勢的時候乘机占領日本。蘇聯占領了庫頁島以及北海道北邊的四個島嶼，其中最近的一個在日本本島的視野以內。這些島嶼至今還被占領著。1972年美國將1945年占領的沖繩島歸還給日本。 1945年俄國人乘我們的軍事力量相對減小和薄弱的時机，仗著他們的人多勢眾，打進了滿洲，那是我們多年以來用于防御他們的緩沖區。日本平民和軍人都想從俄國人手里逃掉，一度出現了混亂的局面，但是最終還是有500，000名日本士兵被抓起來送到西伯利亞和蘇聯其它的地方，關進了集中營。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囚犯，事實上干著奴隸一樣的苦役，長達十二年之久。在滿洲的大混亂中，很多日本家庭妻离子散。中國人收養了孤儿。在某些情況下，無法逃走的日本父母親可以說服中國人的家庭收養他們的孩子并保護他們。甚至四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中國人還認為自己是戰后混亂中离開了父母的日本孩子，他們被帶到日本，在人們的幫助下尋找早已失散的親戚。令人吃惊的是有的人還在繼續尋找他們年邁的父母或者其他親人，有時候他們依据的僅僅是分离前生活中的一點回憶或者是身上的傷疤和明顯印記。當然，隨著歲月的流逝，活著的父母越來越少。有人現在說，天皇做出投降決定造成的恐慌与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一樣，因為人們害怕蘇聯攻入本島或者分裂國家，就像后來他們在德國的所作所為那樣。 對于大多數日本人而言，戰爭的結束是一個很大的解脫，但同時也是民族的悲劇。日本的報紙在占領初期登載了一些描述占領者的文章，令人惊奇。例如《讀賣新聞》是這樣描述一批美國海軍航空兵的，“非常隨和，和藹可親；不管是在講話還是在行為中都沒有表現出胜利的驕傲．．．．．．從今以后，日本人在与美國占領軍接触時都應該非常注意這种和藹可親的態度。”有些日本人甚至為美國占領軍的到來舉杯慶賀，但是大多數人看到他們有時還是有點害怕和怀疑。 當時我們還沒有接到命令。我們只好等了几天，每天除了喝酒，沒有別的事情可干。接到的第一個命令是讓我們將重要文件燒毀。現在想起來，當初我們過于謹慎了。我燒掉了所有的個人文件，包括全部的報告和試驗數据。我還有几個私人筆記本的記錄本，也燒了。現在我經常想，這些東西要是留下來該多有意思，當時燒掉真是太愚蠢了。后來又接到一個命令，讓我們保留一些特殊种類的資料，但是太晚了，所有的東西都隨著煙霧一去不复返了。因為誰也不知道美國人會怎樣處置被征服的日本人，所以當時全日本有很多人都把他們的記錄燒了，也不管美國人會不會尋找犯罪的證据或者什么別的東西。報社燒掉了照片文檔；一些公司毀掉了記錄資料，其實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還有一些人把家里的重要文件和記錄埋到花園里。這說明了當時不光是海軍司令部，整個國家都混亂到了什么地步。我們也接到命令破坏所有的重要机器，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机器，我們甚至連武器也沒有。最后一個命令是授權給我，將工作人員遣散回家。這正是我在等待的命令，但是說得容易做起來卻很困難。缺少車輛來運送普通的工人。這些人的家分散得很廣，搬到离原來的地方很遠的遣散區去了。我必須計划好，怎樣才能使這些人很快起程。沒有車輛和食品該怎么辦呢？那位用酒和豆醬換魚的少尉給我出了一個新的點子。 我們意識到手頭的辦公室家具和實驗室設備是有价值的，在戰爭的緊缺年代甚至比錢更加有用。我們已經接到命令要把這些東西毀掉。在一些部隊里，有人把這些財產拿回家，到黑市上變賣。從這些謀取私利的人身上得到啟發，我們与當地最大的卡車運輸公司洽談，我們把用于試驗的蓄電池給他們，他們把我們的人員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車急需配備蓄電池，所以他們樂于交換。我們又加上了一些辦公室的設備、柜子和辦公桌。逗子的火車站站長也很高興地要了一些舊家具，作為交換，他為我們的非軍方人員提供了大部分的直達火車票和行李運輸。 我先將高中學生和年青的婦女送回家。有謠言說，海軍軍官會被定為戰爭罪犯，非軍方人員可能被逮捕。我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邏輯，因為我們几乎沒有与美國人交戰。但是這种恐懼在混亂的局勢下是很典型的。從安全方面著想，我相信最好還是讓我們的人赶快回家。我們完全不知道美國軍隊會有什么行為，所有婦女們還是先回家去。戰爭中太缺乏工程人員，我們部隊來了一批理科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們大約只有二十歲。我也想先把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兩個已經無家可歸，因為他們的父母住在朝鮮或是滿洲，現在我不記得了，所以我只好讓他們到我自己的父母身邊去。我交給他們一封給我母親的信，信中說道：“不知道還要在這里駐留多長時間。甚至有可能被美國人處死。所以請照顧好這兩個孩子。”后來母親來信埋怨我說：“為什么要在沒有米吃的時候給我們送兩個大肚子漢來？” 在沒接到新的命令以前，很多天我們都沒事干，只好坐等。所有的姑娘和小伙子都送回家了，再也沒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我們有一架望遠鏡，可以觀看到那些美國軍艦源源不斷地開進相模灣來，他們准備去東京灣參加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投降文件簽署儀式。仿佛整個美國海軍都涌入了我們面前的這個海灣。我很想离開，最后時机終于來到，我乘第一趟火車赶回家去。這次團聚的人真多，因為我的兩個弟弟几乎也在同一時間回到家里中。我們都活下來了，而且沒有受傷，父親和母親都非常高興。我們都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又安全無損地回到家里。我們也避免了犯下法西斯罪行，而當時不少的日本青年由于被灌輸了忠于天皇和光榮戰死的思想，都干過一些法西斯暴行。在日本，人們總是談起心理氛圍，這种事情時有發生，它把人們卷入一窩蜂的行動中，好像每個人都呼吸著同樣的一种特殊空气。戰爭時期，軍方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這种性格，他們總是用自愿的方式發起運動，就像在我弟弟他們班上那樣。很多熱血青年在這种氛圍中都自愿參加。雖然當年很多神風敢死隊員由于沒能參加最后的拼命而十分沮喪，但后來他們都很慶幸那時失去了机會而留下了性命。戰后，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征在全國各地巡視，對國民發表演講。他改變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個令人尊敬的父親，日本人開始恢复正常的平靜心情。對于很多人來說，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仿佛遭受了一場巨大的自然災害。 面對新的和平時期反倒覺得不習慣。轟炸机不再來了，但是大部分城市看上去也沒有什么可轟炸的了。在大阪、名古屋和東京這些城市的市中區只剩下了一些堅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筑物。B-29轟炸机群扔下了雨點似的大量燃燒彈，脆弱的、用木料和紙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厂像火絨一樣被燒得一干二淨。穿過居民區的防火道本來是為了用來限制損失區域，但是在風的作用下余燼亂飛，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在東京，戰前七百万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轟炸開始之后還留在城里。大約四百万人已經遷到鄉下或者小城市去了。這場災難比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更加嚴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損失是一樣的，所以有些東京人在他們的一生中親眼目睹了這座城市被毀滅了兩次。 戰爭結束以后，城里只有百分之十的電車在運行。公共汽車也只剩六十輛還可以開，再加上一小部分別的轎車和卡車。液体燃料用完后，這些車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燒焦炭和木柴。疾病漫延，結核率在一些地區高達22%。醫院里什么都缺，甚至沒有繃帶、藥棉和消毒劑。商店里的貨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著一些賣不出去的廢物，像什么提琴弓和沒有网子的球拍等。一些劇院和電影院還開著門，放映電影，人們沒有事情可干，也沒有哪里可去，他們擠到這里來尋求几個小時的開心。 盛田家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們在戰爭中沒有死一個人，名古屋的公司辦公室和工厂也沒有受到破坏，甚至我們家房子在轟炸中也沒有遭受大的損失。全家團聚，大家松了一口气之后不久，我們開始議論今后的打算，我是家里的長子，所以對我的將來特別重視。父親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仍在擔負著公司的業務，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并不需要我留在盛田公司里。在戰爭期間，公司繼續營運，生產干粉豆醬和酒精，所以公司的業務從未中斷。我在家時提出過一些建議，對工厂進行改善，但也并不直接需要我留在厂里。父親身邊有足夠的管理和業務人員。另外，我還只二十四歲，所以每個人都同意，我還有充分的時間等到以后再回到公司里來。 在家的最初几個星期里，我接到了服部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學校里曾給過我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師。他告訴我，他已經到了東京工業大學物理系，正在幫助創立一個特別的學校，專門招收那些因為戰爭而中斷了學業的理科學生。他現在的問題是缺少教師，他急切地希望我能夠去他那里當老師。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這樣一來我可以繼續搞物理，還可以到東京去。既然海軍和日本的全部軍事編制都已經廢除了，我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其它的有興趣的工作。父母親都同意我去教書，幸運的是當我還在家時，我試著与井深君保持聯系，他就是那位一起搞過研究項目的杰出工程師。當時井深在東京開了一家新的實驗室。 戰爭期間的最后几個月里我一直与井深保持著聯系。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越來越難得到我們的工作站來了，因為他已經把他的工厂轉移到長野縣去了，在東京的西北邊，坐火車要几個小時，當時他在東京的工厂和實驗室周圍還有很多小工厂，正好是轟炸的目標區域。他到我們的逗子實驗室來參加過几次會議，我也去過長野的苹果園，他的新工厂就座落在那里。有一天在長野，我開始与井深談起我們戰后的打算，因為我們兩個人都從短波廣播中意識到戰爭肯定是會失敗的。 井深還有其它的內部消息。他的岳父是前田多門，他是近衛文麻呂殿下的得力股肱。近衛曾多次出任總理大臣，反對軍閥派系，然而他們最后還是在政府中占了上風，使日本陷入戰爭。前田后來被選為日本戰后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但在半年后的一次清洗中，因与戰時政府有牽連而被迫辭職。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前田在東京的家遭到轟炸后搬到了休養胜地輕井澤，离長野并不遠。井深經常去那里拜訪他。從与前田的談話中，他了解到了很多外交与軍事上的情況。 井深開的那家公司叫作日本測定器公司，他在長野縣的工厂雇用了一千五百名職工，生產一种控制雷達頻率的机械元件。這种裝置必須做每秒一千次的精确振蕩。井深用了一個聰明的辦法，他請了一些對音調非常敏感的學音樂的學生，讓他們對比一個1000Hz的簡單音叉來檢測元件的精确度。我舉這個例子來說明他這個人的新穎性和創造力，這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很想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井深從專業的角度考慮，對留在鄉下生產一些大批量的產品并不滿意。公司的總裁是植村泰二，井深告訴他想搬回東京去，植村勉強答應讓他走，并提出幫他重新開張。井深還有一個朋友，他在東京剩下一家叫“白木屋”的百貨店，地址在日本橋，那里正是轟炸的中心。由于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一個生產真空管的車間，所以也成了轟炸的目標。 那所一無所有的破房子周圍都是垃圾和廢棄物，雖然一度是東京的繁華街區，但當時旁邊的房屋和商店都燒光了，井深從隨他一起去過長野的東京老厂職員中雇了七個人在那里辦起了東京通信研究所。他們擠在三樓的原來電話接線員的房間里，后來又利用了七樓的一些地方。井深曾告訴過我，從東京遷走的雇員中其他的人都不愿意回來，因為當時東京沒有地方住，也很難找到食物。他們還知道公司的柜上几乎一文不名，新公司的前景十分渺茫。 井深的資本全都在他自己的口袋和腦子里。(他原來的公司生產的電壓表賣了后還賺了一點錢)在那個燒毀的百貨店里，滿目瘡痍。几個星期以來，小組的人坐在一起商談，新成立的公司到底應該搞什么才能賺到錢繼續運行下去？那個時候只有黑市比較興旺，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某些元件。原有的几家主要的電子公司開始重新起步，根本沒有興趣把零件賣給競爭者。井深的打算是想制造一些新的東西，但是首先公司必須建立起一個財政基礎。初期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千奇百怪，例如，有一個組員說，因為東京市中區的大部分已被燒毀，并被夷為平地，所以公司應該去租一塊空地，辦一個小型高爾夫球場。他們推論，人們需要娛樂。當時的電影院總是爆滿，每個人都需要解脫。還有一個人建議，食品業肯定賺錢，也許做甜豆餅是個好辦法。 實際上每個人都為吃飯而操心，所以小組最后決定先搞一個簡單的電飯煲。盡管他們做了不少的樣品，但是一直未能使之更加完美。這种電飯煲是一個簡單的木桶，在底部安上螺旋狀的電极。它借助浸濕的大米的電導形成完整電路，對大米進行加熱。他們的想法是大米煮熟之后就會變干，電導下降，電路自動切斷，主人就可以坐下來吃飯了。但是這种理想的結果并沒能實現。井深和其他的人只好自己來吃這种不是煮糊就是夾生的飯。最后他們放棄了這個項目。他們甚至還想過利用同樣電導原理的面包烤箱，用濕面團接通木箱兩邊的金屬電极。但是這种烤箱并沒有真地做出來過。最后各位請出了他們的妻子來幫助生產電熱毯，把電熱絲縫到布里邊。電熱毯在街市上賣得很俏，總算給公司職員家里換回了一些急需的現錢。 但是井深搬回東京并不是要進入娛樂或者食品行業，也不是要賣手工制造的電熱毯。他有一個更加深遠的想法。由于戰時對短波收音机嚴加禁止，所以引起了人們對收听短波節目的強烈興趣。現在這已不再違法，也許這种興趣可以得到滿足了。井深有了一個計划。因為戰爭時期收音机對于收听空襲警報和其它消息非常重要，人們對收音机倍加愛惜，但是他們只能收听中波波段的一般調幅廣播。井深設計了一种短波轉換器，它只需要一個真空管，再加上簡單的電路，裝在一個木盒子里。這种裝置可以簡單地接到任何一個標准的收音机上，而不需要對原有的收音机加以改造就可以收到短波了。員工們必須到黑市上到處求索才能搞到真空管，有些還非常昂貴，但是這個產品十分走俏，它給東京通信研究所的人們帶來了信心。 前田在日本最大的報社《朝日新聞》中有一個朋友，他叫嘉治隆一，負責撰寫“藍鉛筆”專欄。朝日新聞當時由于缺乏新聞紙，只辦了兩版。但是1945年10月6日的文章卻給了新成立的公司很大的促進：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您家里如果有一台收音机的話，現在只需要簡單地改裝一下就可以收短波節目了。文部大臣前田多門的乘龍快婿井深先生原來在早稻田大學理工系任教，他最近在日本橋的白木屋商店三樓開辦了東京通信研究所。出于非商業的動机，井深先生打算通過對普通收音机加以改造或者加裝附加裝置來推廣對短波節目的接收。只要您有一台高級的超外差收音机，稍加改進就可以享受短波節目的樂趣了。如果再加上一個小小的附加裝置，還可以收到更高頻率的短波節目呢。 文章后面還預言說，占領軍當局最終會允許開辦私人廣播，考慮到很多新的電台相繼開播后引起的相互糾纏，對現有收音机的改造就更有意義。文章還建議“使用附加裝置后收听范圍大為擴大，還可以收到這些新開播的電台。”談到井深其人時，作者這樣寫道：“以前經營軍工厂，現在他想把自己熟悉的技術投入民用。井深先生又成了一名城里的學者。他表示愿意接收任何咨詢，包括如何修理普通收音机。” 嘉治對有些事情搞錯了，井深并沒有搞過軍工業，而且他也不想修理舊收音机。當然如果他的生意不賺錢，那也就別無選擇。井深實在是需要錢給他的雇員開工資。非常幸運在是我于10月6日在該報的名古屋版上讀到了這條新聞，我為老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很高興。我立即給他寫信，告訴他我想在東京与他見面，并為他的新事業竭盡全力給与幫助。他馬上給我回信，邀請我去看他和他的新公司，同時也告訴我，公司非常吃緊，他不得不從自己的口袋里掏錢來支付工資，目前正在想方設法地籌措資金。 我到東京去接受了教書的工作。東京城西一帶在轟炸中遭到的毀坏比市中區少一些，我在城西的一個朋友家中安頓下來后就連忙赶到日本橋去看井深君。井深的新公司總部在一個破亂不堪的百貨店里，看上去令人傷心。但是井深的臉上卻熱情洋溢，在沒人知道自己命運的這种時候，他和他的雇員們為有工作可干而感到高興。 因為我知道井深難以支付工資，所以我提出一個想法，我可以一邊教書一邊在他的公司里干活。這樣井深就不必付給我太多的錢，我還可以從教書中得到一份工資，雙方都可以過得去。井深和我長時間地交談，商量如何開辦我們自己的公司，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后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46年3月我們最后決定，一旦完成全部細節后，我們就來辦這件事。就這樣，我一邊在大學里當老師，領取政府的工資，一邊在井深這里當研究員，計划成立我們自己的公司。我們兩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們自己的公司之前還有一個微妙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那就是我對我們家所承擔的義務。1946年4月，當時前田先生已經退休，不再擔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還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車赶到小鈴谷村去，他們准備懇求我父親允許我加盟，對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們知道把一個准備繼承家業的長子要過來意味著什么，所以他們覺得應該當面向我父親表示誠意。 在日本，請別人的儿子，特別是長子，脫离自己的家庭而把他永遠地帶進一個商業世界，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某种情況下就好像是過繼一樣。就是現在，在一些行業中，特別是小企業，這种做法也還是要与父母正式商量的。甚至在大公司里，當一個年青人加入公司這個大家庭時，也要表明其家庭背景、受何人推荐以及對雙方的忠誠保證。這种委托是誠懇的，因為它將貫穿一個人畢生的工作時間，而不是像在一些流動性更大的國家中那樣，只有几年的雇用期。事實上，我有了一個新的家庭，擔負起新的責任。 我們的旅行并不舒服。舊車廂的窗戶破爛不堪，一路上從窗戶外吹進來冷風、黑煙和煤粉，但是小鈴谷村盛田家的歡迎卻令人感到溫暖。至今井深還說，他一直記得那次在我們家他和前田先生都非常愉快，“雖然當時只不過是吃了面包，盛田家面包房做的面包真好，涂有奶油和果醬，還有茶。“戰爭剛結束時沒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這些東西就算得上奢侈品了。日本人把僅有的大米給最小的孩子吃，一次還只能吃一點點。大部分人都很難弄到大米。在戰爭期間，人們已經習慣于把大麥甚至土豆和少有的大米混在一起吃。戰爭徹底失敗了，國家大傷元气，成千上万的人在貧困的生活水平上艱難地度過最后的那些日子。 見面寒暄之后，井深和前田先生向我父親介紹了新公司的情況以及他們今后的打算，為了這項新事業，他們絕對需要我的加入。話說完后，我們都在緊張地等待父親的回答。父親對此明顯地有所准備。稍加思索后，他說道，他希望我能夠繼他之后成為戶主，也希望我能夠繼承家業。然后他轉向井深和前田先生說：“但是如果我儿子想做別的事情來發展自己或者充分施展他的才干，那么他應該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看著我，臉上露出了微笑。“你就去做你最喜歡做的事吧。”他說。我非常高興。井深更是喜出望外。他后來對我說：“我原來想像的比這艱難得多。”我的弟弟和昭當時還在東京的早稻田大學讀書，他主動答應在父親退休以后接管盛田釀酒公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東京后，我們湊齊了錢准備成立新公司——東京通信工程公司，這筆錢很少，只相當于五百美元，或者說剛剛夠數。很快我們就把錢用完了，只好經常向父親借貸。他相信我們和我們的公司，從不逼我們還錢。我只好給他一些公司的股份。結果證明這是一种很好的投資，他對我們的信任得到了充分的回報。由于股值上升，他變成了公司的大股東。 雖然我可以從東京工業大學的教書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我的心并不在教學上。我很想專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里工作。有一天我高興地從報上讀到一條新聞，占領軍當局決定從所有教師中將以前當過職業軍人的人清洗出去。我想這里面也有我的份，因為我曾經是一名職業技術軍官，而且根据我的委任狀，我應該在現在已經不存在的日本帝國海軍中終身服務。執行占領的聯軍總部(簡稱GHQ)對舊軍人的清洗是基于這樣一种想法，職業軍人是戰爭中的主要罪犯，他們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讓他們對戰后日本的無知儿童再施加不良影響。對于我而言，這次清洗是個好消息，我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來撤消對大學的承諾，而且還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 我去找服部教授，對他說，我雖然很喜歡教學工作，但由于這個消息我不能繼續留在大學里了。他到辦公室去查看，但是別人告訴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應該怎么辦。學校里讓我繼續留任，直到接到官方通知為止。我只好又在學校里教了几個月的書。我很想离開學校，但是又深感有義務幫助我的恩師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還沒有見到有通知來，于是我有了一個大膽的主意。我把報紙上的文章給校長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我的擔心，如果我繼續留任而被發現，那么校方就會因為“未清洗”受到懲罰。我說：“根据這個我應該受到清洗，但校方卻說我應該繼續留任。我擔心這樣下去會給學校惹出麻煩，而我并不想對此負責。”校長考慮了我的意見，最后他說：“那好，你今天就可以停止教書了。”就這樣我的教書生涯到此結束。我向服部教授告辭后高高興興地回到公司。 几個月過去了，一直沒有正式的通知將我從大學里除名，學校里每個月都要打電話來通知我去領取工資，因為我的名字還留在工資單上。雖然我已不再教書，但是為了補償通貨膨脹，每隔兩三個月還要給我加一次工資。這种情況一直延續到1946年10月，文部省終于頒發了對我的清洗令。那些日子里，我們的新公司一分錢也沒有賺到，所以能夠繼續領到一份工資還是很不錯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貨店准備重修房屋，他們不准備再給我們留一個地方了。我們暫時搬到東京的老城區吉祥寺去，但是那里并不令人滿意。最后我們搬到御殿山上的一個非常便宜的、荒廢了的木棚屋里去了。御殿山地處東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麗的櫻花而聞名。1853年御殿山上曾設有要塞，是東京灣防衛体系的一部分。但是當我們在1947年1月的一個寒冷的日子里搬進那間經過風吹雨打的老房子時，御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圍到處都是戰敗的景象，遍地彈痕累累。由于房頂漏水，有時我們不得不在辦公桌上撐一把雨傘。遠离鬧市，我們在這里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個百貨店里有了更多的空間。 為了找到東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房間，你必須貓著腰穿過好几道晾衣繩，鄰居們經常在那上面晾一些小孩的尿布，讓風把它們吹干。我的親戚來看我時對這种寒酸相大吃一惊，他們認為我成了一個流浪漢，回去如此這般地告訴了我的母親。他們想不通，如果我不是那么“激進“的話，我怎么會找這么個地方來工作？因為我是一個老牌公司的總裁的儿子，完全可以在名古屋過一個大少爺的舒服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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