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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花街回來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辦公室，我對他說：“過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請個導游，有沒有适當的人選？”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地處馬來半島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約四百公里。据說吉隆坡的异國情調不亞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紀中近東風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還有一些別的理由。 我過去遇到過的“南洋姐”全都是從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們當中歸國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貧窮，混得不成樣子的。不論如何她們還總是踏上了故國的土地。可是總數五万到十万的“南洋姐”之中除了年紀輕輕就葬身异國他鄉的人之外，應該還有一些因种种理由回不了國，至今還在東南亞社會的一角度過她們漫長的一生的人。 我既然已經千里迢迢從日本來到東南亞，那就不僅要看看“南洋姐”的墳墓和花街舊址，還要看看仍住在此地的“南洋姐”，和她們親切地攀談，听她們親口講講如何直面這不可回避的收場——對自身的命運是如何考慮的，她們對拋棄了自己的祖國日本持有什么感受。可是留在當地的“南洋姐”基本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吉隆坡或是一保等地。 從明治到大正時期，在“南洋姐”最集中的新加坡為什么見不到老“南洋姐”，倒是在當時屬新開拓地的吉隆坡和一保能找到她們呢？其理由如下：正因為新加坡是“南洋姐”最大的市場，吉隆坡是邊境，所以“南洋姐”們才跑到那里去的。這听起來不能成其為理由吧！ 大正二年駐新加坡的日本總領事對當地政府做了工作開始打擊人販子，以此為契机，基督教徒也開始了廢娼運動。可是以梅森豪勇牧師為中心的運動不是靠廢娼的法令來取締娼妓制度的，而是靠勸說即所謂“自由廢業”來進行的。因為法律不完備，由基督教牧師來勸說妓院老板洗手不干，除非這些老板絕頂聰明和有堅強意志，否則他們是根本不會听勸的。因此這運動的成效微乎其微。于是對“南洋姐”的問題還需要強有力的措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也參戰了。由于距歐洲戰場遠，日本出賣武器發了戰爭財，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日本成為世界列強之一后，“南洋姐”向歐美人、東南亞人賣身則成為國恥了。大正九年末新加坡的日本總領事便發出廢娼命令，采取了強制取締“南洋姐”的行動。 在新加坡這個廢娼今得到徹底的執行，因為新加坡是從日本去歐洲或從歐洲到亞洲的必經之港，如果在這里見到日本娼妓則關系到一等國日本的名譽。而在歐美人見不到的新加坡以外的港口城市則無關緊要，只是在名目上執行廢除娼妓令，實際上花街依然繁榮。于是從新加坡逃出的人販子和“南洋姐”除了一部分人回日本外，大部分分散到周圍地區。《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為中心日僑的活躍）》一書還談到“吉隆坡的七家妓院還有三十几名娘子軍殘留在那里……斯田海姆市還在為籌划開新的妓院租房招聘南洋姐。”“在一保，又增加了兩家妓院。” 可以說比起日本人海外妓女集中地新加坡來，取締娼妓制度更晚的是周邊地區。“南洋姐”只能到當時的邊境地區去賣身為生了。所以我想去吉隆坡，并把這個想法与太田談了。 太田得知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后點著一根煙說：“你如果只想看寺廟、博物館的話，把你介紹給誰都沒關系，可你的要求實在很難辦啊！”他想了一會儿，走了出去，又帶回一名五十歲左右的婦女向我介紹說：“這是我妻子芳枝，她曾經在吉隆坡生活過，我剛剛問了問她的意見。” 太田夫人芳枝听了我的敘說便立刻舉出一個人的名字，她說：“絹子嬸知道這個情況，她最合适了。” 据芳枝說，絹子嬸的全名叫草野絹子，明治末年生，今年六十三、四歲。九州天草高濱人。年輕時候投靠其叔父來到迪克森港，与英國人結了婚生下一男二女，現在獨自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任日本軍翻譯，還在吉隆坡開過慰安所。与英國人結婚又為日本軍隊開慰安所這兩件矛盾的事如何統一起來的我也搞不懂，我只知道絹子嬸由于在戰爭時經營過慰安所，在這方面認識很多人，可能更多地知道殘留在吉隆坡的“南洋姐”。 芳枝說她自己也去吉隆坡有事要辦，可以順便把絹子嬸介紹給我，第二天我便与她一道乘飛机去了吉隆坡。我們來到了一條叫達曼沙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政府机關集中的大街。在這條大街的一角，絹子嬸租了一套舊房生活著。她是一個豪爽的人，像力士一樣肥胖，看上去并不像超過六十歲的人。 如果帶從日本來的女人參觀名胜古跡還可以，如果去訪問与自己有關的“南洋姐”絹子嬸大概會感到不愉快吧！可是芳枝講了我的立場与目的后，絹子嬸破顏一笑說她理解了，并仔細地听了我的要求。 從那天的下午開始絹子嬸便帶我去訪問了過去當過“南洋姐”的老婦人。首先訪問的是住在吉隆坡北郊有名的鐘乳洞附近的吉田种老太家。 种老太的家是一所漂亮的西式平房，房前有草地，草地上趴著兩只狗，院子深處的一角是她的房間。种老太的年齡約八十歲，全身瘦得皮包骨，据說最近經常因病臥床。听說舊友絹子來訪，還帶來一位日本客人，不由得產生了興趣，連忙起了身，在自己的房間里接待了我們。 在衰弱的种老太身邊伺候的是一個中年女子，据种老太的介紹是她親生的女儿，今年四十二歲。那么种老太就是一位近四十歲才生第一胎的高齡初產婦啦，從年齡看那女人不像她親生女儿，一眼看上去就是純粹的馬來人。這位中年婦女大概實際上只是養女，她嫁了一個當橡膠厂厂長的英國人并生下了四個孩子，所以种老太富足的生活還是仰仗她的女婿供給的。 絹子嬸介紹我們認識以后，我就和她拉家常，以便找到線索問她當“南洋姐”時的事情。可她總是巧妙地躲過話題，只是說她是島原半島出身，二十歲左右到南洋，二十四、五歲与馬來人的制圖師結婚，關于其間的生活她說：“老早的事情啦，記不住了。”來搪塞我。后來我去訪問澤本芳野、煙中千代她們也采取的這個態度。 澤本芳野、煙中千代住在距吉隆坡不遠的考拉鎮，坐汽車一小時便可以到達。她們互相也認識，但不知何故從不來往。她們都住在地板距地面很高的木造房里，与种老太的西式洋房比條件自然差一點，可是在馬來西亞也是說得過去的房屋了。芳野是寡婦，一個人生活，千代与死去的丈夫的親戚住在一起。她們的生活是有一些孤獨，但是經濟上還是很安定的。芳野繞著彎子否定自己是“南洋姐”，千代雖沒否定自己是“南洋姐”但盡力避開那段生活，沒有充分地回答我的問題。 我們周圍的人全是馬來人、中國人、印度人，懂日語的只有我們兩個訪問者，用日語談話周圍的人都听不懂。但這三位老太太根本不想提到過去的事，她們不約而同的態度使我感到惊异和悚然，男尊女卑的社會威力數十年后的今天還在束縛著她們。 我不由得這樣遐想，由絹子嬸引線找到吉隆坡附近居住的過去的“南洋姐”卻一無所獲，可能我是不會听到她們的心聲了；如果再繼續呆几周，經常去訪問她們，慢慢地用日語解開她們的心結也許還有效。像現在這樣短時間到處游走的旅行訪問是不可能取得她們的信任的。 可是絹子嬸引見的第四個老姐卻一下子滿足了我的希望。這位老婦人是位寡婦，住在吉隆坡市南邊的迪克森港，距吉隆坡几十公里。她的名字叫野中鶴子。 迪克森港面向馬六甲海峽，但不像馬六甲市或是喬治市那么繁榮，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城西郊外白色公路邊的林中建造的一所木房里住著鶴子。走上她家屋子的台階，隔著窗帘望見客廳里有電視還有電風扇，台階也是光滑的白色石材舖成，在馬來人當中她家生活水平也算高的了。 過了一會儿，一位四十五、六歲的大個子馬來女性出現了，她面帶微笑，快速地用我所不懂的馬來語說著什么。絹子嬸給我翻譯說他們夫婦正要出門，媽媽正愁不知怎么打發時間呢，快進來吧！我們在客廳椅子上坐了下來，兩名馬來女仆攙著她進了屋。這就是將近九十歲的野中鶴子。 鶴子在竹制沙發上的印有南國花紋的座墊上坐定之后，就開始与舊友絹子嬸敘舊。我向她問了好，她也很禮貌地向我問好。她的膚色很白，面容顯得很高貴、优雅，耳朵上扎有耳穴，戴著藍色的耳環十分相配，身体像鶴一樣瘦骨嶙峋。她裹著素色的植物花紋的沙麗，藍色長袖花上衣的袖子里露出的手腕上戴著几個金鐲子。如果沒有人事先告訴，誰都不會認為她是日本人。 絹子嬸用馬來語介紹了我之后，鶴子用日語說：“你是從日本來的嗎？”然后連連點了几下頭。雖說我是初來乍到，她卻用怀戀的眼光遠遠地看著我，然后用馬來語說：“歡迎來訪，有什么事盡管問，我都可以回答。”由于神經痛，右手不能隨便動，放在膝蓋上，左手則上下揮舞著。 鶴子最初講的是日語而且帶有九州的鄉音，我以為她沒忘記日語十分高興，所以我就問她：“老奶奶，您的老家是天草島原嗎？”鶴子一瞬之間浮出羞愧的神色，然后清晰地說：“不是島原，是五島的福江。” 由于她的日語十分清晰明了，我想借助東風繼續問鶴子迄今為止的整個生活狀況。最初的回答是地道的九州方言，過了几分鐘便變得不大流暢了，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地道而流暢的馬來語了。回答我的話時有時她先用日語，慢慢地隨著內容复雜起來，日語單詞和措詞就想不起來了。于是我便請絹子嬸把我的問題譯成馬來語，鶴子的回答也通過翻譯講給我听了。同是日本人的鶴子的一生要靠馬來語的翻譯才能了解，這一事實本身又意味著什么呢？我的心情很复雜，要經過翻譯才能對話又使我急不擇暇。 總而言之，把那种不耐煩的心情放在一邊，我听到的關于野中鶴子的個人歷史是這樣的——哪年出生的已經記不清楚了。今年已經快九十歲了，倒過去算大概是明治十八、九年生人吧。鶴子誕生在五島列島的福江島的一家木材商家庭里，四個姐妹一個兄弟她家共有六個孩子。鶴子十七歲的時候，被拐賣到新加坡。 那是春天，一個高個子女人來到女孩子們聚集的地方說：“要是去了新加坡，那里有橡膠園，在那里工作，薪水很高，高得在日本都不可想象。”在九州邊緣的島上長大，認為只有遠方才有幸福的女孩儿們听了那女人天花亂墜的勸誘動了心，結果鶴子与另外一名鄉村醫生的女儿決定去橡膠園工作。 鶴子跟父親講了自己的心思，父親拼命阻攔，因為父親知道年輕女孩子到新加坡去意味著什么。可是鶴子她們認為勸她們去的是女人，所以很放心，又覺得那女人一臉忠厚便相信了她的為人。她們根本不听父親的勸告，便与那女人約好日子，偷偷帶上些日用品离開了家，到福江鎮去了。 這時父親發現女儿帶著行李出走了，連忙去追，在她們与那女人見面之前硬把她們帶回村里。可是鶴子与女伴總認為只有遠方才有幸福，于是再度同那個女人接上頭，這次出走就十分慎重了，從福江港順利地乘上了去海外的船。 可是，在她們剛剛慶幸乘上了一條幸福之船時，她們又不得不面對現實了——這是一條駛往地獄的船。她們本以為會住進客艙，沒想到被推下一個又窄又陡的梯子送進了船底的貨艙。她們開始怀疑，去質問上邊談到的那個女人与船員，他們的態度是冷笑和施暴。 在貨艙里已經有七個姑娘先等在那里，与鶴子一樣，她們也是被欺騙來的。在船底的貨倉里船員一旦撤去梯子她們是絕對上不了甲板的。只有服務員每天早晚兩次用吊下的籃子送些水和食物來。撤掉的梯子有時也放下來，那便是那些粗野的男人們把嚇得渾身發抖的姑娘們肆意欺辱的時刻。 船不知走了多少個晝夜，因為在船底生活，像是昏睡多年一樣。船終于到岸了，那中年女騙子所說的話只有一點兌現了，這里的确是新加坡。上陸一看那貌似忠厚的女人連影儿也見不到的，而且這九名女孩子已被那女人販子賣給了娼家。 當了“南洋姐”的鶴子開始在新加坡花街接客了，具体是哪條街道已經記不清了。她十七歲的身体剛剛發育，像花蕾一般，沒過半年便被糟踏得不成樣子。她去看了病，大夫給她治好病后，她已經不能生孩子了。由于這种体驗使她對賣身這行當厭惡透了，無論如何也要逃出這魔窟。 過了一年左右，有一個馬來人喜歡鶴子年輕貌美，常來找她。有一天他向她求婚說：“我喜歡你，咱們結婚吧。”這個馬來人叫阿卜杜勒·塔來達，經營一家搬運社。當時的新加坡是英國人掌權，華僑在經濟上也很有勢力，馬來人混得這么成功是罕見的。當然能和這個男人結婚可以逃出地獄鶴子很高興，可是自己還欠著老板好几千元的債，又該怎么辦呢？把實情向塔來達一說，這個馬來人的精英人物便給出了一個主意。他說：“這新加坡執行的是英國的法律，這個法律是承認公娼自愿洗手不干的，所以只要你逃到日本領事館就會變成自由之身了。” 過了几天，鶴子下定決心，何娼館請假說是有事，离開了花街与阿卜杜勒·塔來達一起跑到日本領事館。領事詢問阿卜杜勒·塔來達，問他是否真的會養活這個日本女人。他說：“我有正當職業，養活她沒問題。”領事說：“那么我給她辦自由廢業的手續，不過你要隔三個月來報告一次你的情況，讓我們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讓她幸福了。”同時又懇切地對鶴子說：“如果這個男人餓著你或者打你的話，你可以到領事館來申訴。” 鶴子在一年多的“南洋姐”生活之后結束了皮肉生涯，隨阿卜杜勒·塔來達到馬六甲市生活了。丈夫之所以帶她离開新加坡故意到馬六甲市定居，也許是為了讓鶴子忘記自己噩夢般的過去吧！丈夫想得很周到，鶴子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只有一件事較為遺憾，便是因為她從前的病致使她過了五年、十年都沒有自己的孩子。 鶴子中年的時候，由于家庭的复雜的關系，塔來達的外甥与侄女沒人養活，她把他們收養了，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日本軍入侵馬來西亞，他們說因戰術的需要把鶴子夫婦居住的這一帶土地都強行征收了。為此，夫婦倆不得不遷居到北邊的迪克森港，所幸的是不久戰爭便結束了。又過了不久，進人老年的阿卜杜勒·塔來達便逝世了。 按伊斯蘭教的規矩鄭重地給丈夫辦了喪事之后，鶴子給自己帶大的外甥娶了媳婦，給侄女找了合适的丈夫嫁了出去。外甥媳婦一個個地生養，鶴子親自來帶孫儿們，她用日本式的方法把孩子背在背上，現在孫儿們也長大成人了。孫儿孫女們和她只是沒有血緣關系，但是對于將自己養大的慈愛的祖母是十分感激熱愛的。他們每個人工作后第一個月的工資總要拿出一部分送給祖母。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從故鄉五島還時時有信來，其后可能因父母、姐妹的死亡便音信全無了。鶴子便在馬來半島的一角遠离祖國日本生活著，比自己的姐妹們長壽得多，一九七三的現在，她被養子夫婦和孫儿孫女們供養著安享晚年。 听了絹子嬸翻譯過來的野中鶴子的話，我的東南亞之旅的愁悶心情開始有了一抹亮色。“南洋姐”們一般而言都是在年紀輕輕的時候暴尸异鄉的，但是她們之中有少數人也像鶴子一樣得到了幸福，使我像在暗夜之中見到一線光明。這么說另外那三位老婆婆雖然沒對我講什么，但是在生活水平比日本低得多的東南亞她們的生活是很好的，与我在九州天草体驗過的阿崎婆的生活比起來，她們簡直像在极樂世界生活一樣。 是什么因素致使一個日本的“南洋姐”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圓滿的結局呢？僅從鶴子的身世來談，她僅僅被賣到花街不到一年工夫便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馬來人，她青年時代的美貌使她獲得如意郎君。還有她的智慧和勇气，當阿卜杜勒告訴她自由廢業的出路后，她毫不猶豫地走了這條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我認為是東南亞人解放的思想和從容不迫的生活方式。 從山打根到新加坡，從新加坡到迪克森，后來又去了几個城鎮，我深深地感到東南亞各國人民豪爽的性格。比如一次我在他鄉遇到本國人時的遭遇便可說明問題。我由于在語言不通的環境下郁悶久了，歸國時向在机場遇到的十位日本女性打了招呼，然而她們的表情僵硬，板著面孔，拒人千里之外。而東南亞的人不論是華僑還是馬來人對我這個异鄉人總是投來微笑，雖語言不通但能通過手勢和身体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十分自由豁達。 我認為東南亞的居民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是十分健康的，對本國的人不特別照顧，對其他國家的人也不歧視。他們生活態度豁達，對家族之外的人很能包容、寬大。在尊重他人自由方面也很注意。在西歐殖民主義者人便之后，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在這里融合，也許使這里的人養成了自由豁達的民族感覺和生活感情也未可知。 鶴子的后半生過得如此幸福与塔來達一族人具有東南亞人共同的民族感情有關。阿卜杜勒·塔來達沒有任何偏見，把日本人的鶴子當作自己的愛妻，其外甥、侄女從小把她當作自己的親母，等他們長大之后結婚生子，又讓自己的孩子把她當作祖母對待。這种家庭親情使鶴子的后半生充滿幸福。鶴子之外的三個人种老太、澤本芳野、煙中千代与她大同小异，生活得也都不錯，究其原因也是一樣的。 絹子嬸和我在鶴子家呆了很久，直到一個八、九歲的女孩進來，我們的話才告了一個段落。這個女孩像是最小的孫女，她怕累著奶奶才進來的。于是鶴子纖細的身体踉蹌地站起來，無言地向我伸出了右手。 我無言地伸出手去，微笑著握了她的手，這樣，鶴子用日語慢慢地說：“与你談話我也感到像是回到日本似的，謝謝你，我活不長了，可是日本的山崎女士，你再來這個城市的話，要把我的親人當成我一樣，一定到我家來玩！” 鶴子的母語已几乎變成馬來語了，這几句日語是她一句一句想著說的，恐怕在這之前她已想了好久才想起來這几句話吧！我十分吃惊，也很感激。我回答說：“我才真要謝謝您呢！以后我還會來的，請您多保重吧！”又對旁邊的她的小孫女說：“要好好對待你奶奶。”雖然我知道她不懂日語，還是忍不住說了這句話。 鶴子笑嘻嘻地指著我手里拿的茶色的本子和鉛筆小聲地說想寫几個字。我這才明白她想寫個字留作紀念，于是把本子和鉛筆遞過去。她又坐回沙發上去了，想了一會儿，用左手護著拿起筆發顫的右手一筆一划地寫了起來，我遠遠窺視了一下，那四個字是野中鶴子。 我點了點頭，稱贊她記得真清楚，鶴子仿佛想寫下自己的馬來名字，她用片假名寫了兩個字便停住了，孫女見狀用馬來語說了几句話，便從鶴子手中拿下鉛筆，流利地寫下了橫向書寫的馬來文字。絹子嬸看了看，告訴我說她寫下的馬來名字是艾麗莎·帕蒂·阿卜杜勒。 雖然遺憾，但我們不得不告辭了，鶴子被兩名女仆攙扶著站在門前的白色石階上一直在送我們。當我們穿過院子走到門口，又從門口走上林蔭路回頭望鶴子的白發還在我們的眼帘之中。 對我這樣一個沒有預先通知的闖入者她是這么歡迎，按常識講不該問的隱私我也對她加以追問了，然而鶴子對我竟如此依依不舍。絹子嬸每年來看她一次，七十年的漫長歲月，鶴子一直生活在馬來人當中，我是去拜訪她的唯一的日本人，所以盡管我的禮數不周到，她也因我是日本人對我十分怀戀。 走進停車場再次回頭看，在樹蔭中只能見到鶴子家的屋頂和板壁了。這時，絹子嬸自言自語地說：“啊，心里真難受啊！”這句話充滿了不可想象的哀愁，真不像豪放快活的絹子口中說出來的。雖然別人介紹說，她是九州人，姑娘時代來到東南亞，她与英國人結過婚后來成了寡婦，實際上，她的生活經歷大概与鶴子相同吧！她，只有她才能充分理解鶴子的無法排遣的鄉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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