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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他筆下的“套中人”別里科夫。契訶夫在短短的篇幅里，以諷刺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畫出這一沙皇專制制度的忠實衛道士的典型形象。 作品開始時光從他的日常生活著手，描繪他在生活中一刻也离不開各种各樣的“套子”：晴天帶雨傘，耳朵塞棉花，把臉也躲藏在豎起的大衣領里。如果僅僅這樣，那么只是孤僻可笑罷了，就讓他躲在角落里吧；然而不止如此，他還要把思想臧在“套子”里，這個“套子”就是沙皇政府壓制人民自由的文告和法令，他老是一個勁地嚷著：“千万別鬧出亂子啊！”如果僅僅是這樣，那就讓他自言自語吧，用不著理睬他。但是問題遠不止此。他還要用“套子”去湊別人的思想。更令人詫异的是大家看見他都害怕。就是這么一個古怪猥瑣的人，就把大家壓得透不過气來，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而且全城都受他的轄制，弄得大家甚至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總而言之，人們對這個神經質的、變態的套中人妥協讓步，可以說許多人也被迫不同程度地鑽進“套子”中去了。作者在這里向我們提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別里科夫并不是達官貴人，他沒有顯赫的地位和權勢，而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他在生活中是無足輕重的人物。在作者的筆下，他不是作為單個的人，而是作為知識界和社會上的一种典型，是舊制度、舊秩序、舊思想的忠實維護者，人們害怕他，其實是被那黑暗污濁的政治空气壓得喘不過气來。當時的俄國，亞歷山大三世實行恐怖統治，在俄羅斯大地上警探密布，告密誣陷之風盛行，在社會上确實有許許多多的別里科夫式的人物。作品通過別里科夫這個人物將批判鋒芒直指扼殺一切生机的沙皇專制制度。 從藝術上著眼，小說最大的特色是諷刺手法的大量運用。首先以夸張的筆墨給別里科夫畫了一張惟紗惟肖的漫畫，顯得多么迂腐和可笑。另外還運用巧妙的對比手法，以他荒謬絕倫的思想和他一本正經的語言构成一种對比，使人忍俊不禁。騎自行車，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他眼里卻變成了极為反常的事，他一本正經地指責道：如果教師騎自行車，那么“學生就要倒過來用腦袋來走路了”。作品還不露痕跡地運用了反語和丰富的潛台詞，极其辛辣地嘲笑了別里科夫，作者寫道：“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溫和、愉快，甚至高興，”瞧！這個“套中人”死了，反而倒有神采了！作者接著指出：原來他“仿佛是暗自慶幸自己終于裝進了一個套子里，從此再也不必出來了，是啊！他的理想實現了”。這是何等辛辣的諷刺！作者暗示我們，只有棺材，才是別里科夫應該去的地方，而且這也應當是一切“套中人”最好的歸宿。 小說的開頭与結尾也不能忽略。它們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起了深化主題的作用。小說是從一月夜兩位打獵朋友的聊天開始的，他們本是海闊天空地閒聊，殊不知別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們的感慨和深思。開始的輕松宁靜和別里科夫的故事的沉悶气氛形成了一种反差，接著又引出了一段皎洁恬靜的月色的描繪。這又和別里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种反差；大自然是宁靜美好的。現實生活又是那么黑暗污濁。于是在那個月夜里，布爾金和伊凡·伊凡內奇浮想聯翩，想到生活中的种种套子。作品最后寫到伊凡·伊凡內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來，坐到門外，點上了煙斗。也許，他想到：再也不能照這樣生活下去了！小說的這個結尾耐人尋味。 （執筆 汪一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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