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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及女儿們，如同前兩年一樣，到了圣誕節都要乘飛机到新澤西和親戚們一起度過節日。 圣誕節除夕那天，我晚上很早就去了勒菲蒂家，向他和露易斯祝賀節日愉快。他們的餐桌上擺了一棵小圣誕樹。我送了勒菲蒂兩件襯衫。他給我的是一張价值100美元的萊頓商店的禮品贈券，那是百老匯街道上的一家男服裝店。他在贈券上寫了字：“贈好友多尼——勒菲蒂。” 然后我就去了布魯克林，在影院俱樂部逛了一會。孫尼帶我進了廚房，讓我看看兩個盒裝的立体聲裝置。他說：卡明從一個卡車司机那里買了50盒，盒子上的出厂序號已經銷掉。他說：“這是送給你和托尼的，作為圣誕禮物，留在佛羅里達你們的寓所里。” 接著我請他諒解，我要和“新澤西的女朋友”一起度過余下的圣誕除夕時光。 圣誕節那天早上，大家都到俱樂部相聚。我和那一班人一起喝咖啡，一直玩到下午三四點。然后我去了新澤西，和家里人一起吃了圣誕會餐。 圣誕節過了兩天，我和勒菲蒂、孫尼一起，坐在影院俱樂部的后室里。 勒菲蒂說：“明天早上，我們想要你開車到蒙蒂塞羅市里的蒙蒂塞羅飯店去。我給你一個電話號碼找人，找阿爾。他就會和你見面。他有一些槍支要給我們。” 蒙蒂塞羅城市在這儿的西北部，靠近卡特斯基爾山區，開車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那里。我搞賽馬賭博那時候，曾經到那儿去過几次。 寒气凜冽，駕車行駛非常艱難，因為路途上有冰雪。到了蒙蒂塞羅小姐的飯店時，已是早上10點。店里面有個投幣式公用電話。我照勒菲蒂給的號碼打了電話，和阿爾交談。“我是紐約來的多尼。我就坐在柜台那儿。我身高6英尺，黑頭發，穿著棕色皮甲克。” 几分鐘以后，那人來了。“多尼？我是阿爾。” 阿爾根結實，身高約5英尺9，体重約200磅，戴著眼鏡。他坐下來喝咖啡。他說：他來自紐約，但在蒙蒂塞羅市里已經住了5年。我們談了天气。 “我還得赶回去，”我說。 “我們出去，我要把圣誕禮物交給你。” 我們到了停車場。他開的是林肯牌轎車。我記住了他的執照號碼，好向上面報告。他打開了車箱，取出一個包裹，其形狀和大小像一個鞋箱子，外面包貼著圣誕彩紙，系著一束紅絲綢帶。 “謝謝禮物，”我說。 “開車要當心。” 在喬治·華盛頓大橋附近的巴里薩的斯大路上，我停下車。車子停在一個服務部附近，那服務部門外有電話。我小心謹慎地打開包裹，當心別碰坏任何地方。幸好，這包裹除了絲綢扎著以外，沒有用其他任何東西包扎。 里面有4支手槍，每支都用塑料袋裝。這4支槍是：一支0.22口徑的帕果6發左輪手槍，沒有序號；一支0.45科爾特自動手槍，上面有美國部隊的財產登記號；一支塞斯卡·塞羅約夫卡-納羅德尼·帕德尼克自動手槍，我估計其口徑在0.22到0.32之間；還有一支0.38科爾特·科布拉手槍，槍管兩英寸。 我把所有的信息數据記在紙條上，然后細心地重新包裝好，邊邊縫縫的地方不露一點痕跡，如同沒有打開以前一樣。我來到電話亭，給案件特工、在紐約的杰里·羅爾打了電話，把情況向他作了報告。然后，我把記錄的紙條撕碎，扔到了垃圾箱。 中午前后，我來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他不在家。我對露易斯說：“我只把這包東西留給勒菲蒂，他知道是什么。”我把包裹放在那棵圣誕樹下面。 接著，我開車到了布魯克林，對勒菲蒂說：我已經把那包東西取回來了。 “好，”勒菲蒂說，“我要檢查一下，看看我留下哪些，哪些讓你帶到佛羅里達去。” 當天晚上，我們一伙人坐在一起吹牛，吹我們的買賣事業。勒菲蒂侃侃而談，哪些事他干得不好，哪些他所投資的買賣干得很成功，其中包括對第一流网球俱樂部的投資，在那里面我屬于他的人。接下來，他又談到了密爾沃克的情況。 我認真听，仔細觀察著他。他談到了：他和我怎么卷進投幣式自動售貨机的買賣，那樁買賣又怎么導致密爾沃克和紐約兩個家族之間的會談。他說：會談中紐約的一方由托尼“鴨子·科拉爾”作出了安排，他是盧克徹斯家族的老板。 勒菲蒂從來沒有提到托尼·坎特。關于在密爾沃克的行動中有沒有知情告密人或隱蔽特工，勒菲蒂和在坐的其他人絲毫沒有談到，仿佛托尼·坎特這個人根本不存在。 由于“布魯克林的問題”，孫尼不能到第一流网球俱樂部去度過新年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布魯克林，因為盡可能多和孫尼待在一起很重要。我住在他的寓所里，和他一起照料鴿子。我們一道閒逛俱樂部和影院，玩金羅美。我們一道過街到卡布里咖啡館里喝濃咖啡。那是個小咖啡館，前窗上有裝飾華麗的白格柵，店堂里有五六張小桌。有時候，我們還到曼哈頓，到小意大利區，或許還到毛特街上賭一場雙骰子。 由于我和孫尼在一起，我現在顯然得到那一伙人更多的尊重。我在紐約時，總是和孫尼待在一起，在我周圍的那些人，和我談話也感到更加自由自在。 有時候我們待在屋頂上和鴿子在一起，這時孫尼常常倚靠欄杆，凝視著鄰里的屋頂。這一帶是他土生土長、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此時在想些什么。 托尼·墨拉對我漸漸產生了厭惡情緒，孫尼并不提這件事，堅持我是屬于他的人，而不屬于勒菲蒂，他堅持在第一流网球俱樂部里有一份利。我還不能知道這些事，因為這是党徒之間的事，而我又不是入盟党徒。勒菲蒂把情況告訴了我，這是作為一种偏愛。孫尼知道這個情況，但他只字未提。 我們從布魯克林的彼特·盧格牛排餐店里出來，孫尼在門口停了一會儿，和他熟悉的一個人在談話。我往前走，到車子那儿去。我們的車就停在街邊。 在一個街區遠的地方，有個人朝我這邊走。他徑直往我這儿走，正好在我的前面停下了腳步。他看上去像個普普通通的人。這時候，我看到他帶了刀子。他站得离我很近，好像我們有什么知心話要談似的。他把刀尖頂住了我的肚子。 “把錢給我，別慌張。” 我害怕刀子比害怕槍還厲害，如果那家伙懂得如何用刀的話。我樂意把錢給他。 孫尼從我身后面往前走，從我們身邊走過，他顯然以為我在跟熟人談話，与他無關。突然間，他迅速轉過身子，朝那個家伙的后腦殼子猛地一揍，那家伙像個石頭彭咚一聲倒在地，躺在那里。 “快一點，我們快离開這儿，”孫尼說，“否則，你會碰到更大的麻煩。” 新年已過了一個星期，我要回到第一流网球俱樂部，加緊籌划拉斯維加斯之夜的工作，還要幫助安排孫尼和特拉弗坎特之間的另一次會見。 我遇事向孫尼報告，然后再向勒菲蒂報告，他對此非常惱火。我對孫尼說：我們在賭博登記經紀業務中損失了2，400美元。我們的任何損失也就是勒菲蒂的損失。 勒菲蒂在電話中說：“今天早上你沒給我打電話，本來昨天晚上就該打電話。連話筒也拿不動？” “我沒有找到你。當時我就給俱樂部打了電話。難道他沒有告訴你嗎？” “他根本就沒有對我說什么。他和我一直在玩詭計。他知道，我在和他爭執，因為我不喜歡他這里的活動情況。我很不痛快，我要對你講。我和這里的每個人都在吵，在斗，因為我跟這些家伙處不好。我沒有錢付清帳單。” “我打電話到布茨的夜總會找你，而你當時又不在那里。因此，他們就找來了孫尼。” “他怎么會同我說什么呢？有些事我得告訴你。你的威信已大大降低，我要告訴你這是什么原因。我一直在幫著出謀划策，因為出了差錯。我希望你下個星期要擺脫困境，我們不能欠人家一個子儿。下個星期我們還欠人家的，大家都得說話了。今年和以往不一樣了，要么我就要把我的人馬派到那儿去。” “你怎么對我發火？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這与你無關，多尼。我們談的是我和孫尼之間的事，与你不相干，你還是個外人。我同他在爭執，還把這事告訴了你，這至少說明我對你還是不錯的。你別打什么電話了，我和你也就到此結束。我以為，這事儿還要到一個頭儿那里去解決。我們和他也就拉倒。你那里都歸我所有。” “那好。我無所謂。” “我知道，我該說到什么地步。和你的談話也就到這儿為止。有許多人在那里投了資，錢數還很大。我不喜歡他。向他扔個女人他就高興。” 勒菲蒂從來不到外面亂追女人，孫尼在這方面就時有發生，勒菲蒂很反感。 “我和你一道出城，你是知道我的，”勒菲蒂說，“我不惹人麻煩，做人守我的本分。女人也不來打扰我。你頭天晚上邀你心愛的女人同住，第二天他媽的怎么能要個婊子進屋呢？布比說：‘你作踐你的老婆嗎？’我說：‘嘿，布比，我老婆可不能跟孫尼·布拉克的一幫女人相比。我老婆有一定的身份。我帶我的老婆，你帶你那一幫女人。朱迪會理解的，她很賢惠。要是個蕩婦呢？男人就厭惡，他肯定也會厭惡。’” 他在說話時，我電話里的錄音裝置已經不靈了。我擔心他會識別出來，所以我干脆先把它取出來。我問他：“你听到這种靜電干扰器嗎？” “別打岔了。” “很難听得清。” “我們不是在談什么靜電干扰！有些事還讓我對你解釋解釋。你和墨拉先生一度有了問題，他就放棄了你，把你扔到了我這一邊。你可知道，我當時心里好痛苦，像是對著我的面孔給我啪的一聲耳光？我新年在那里，向孫尼賀年，向大家賀年。墨拉打電話找我，他卻接了電話。可是，你看，我可不是那种裝腔作勢的。我到了那儿，你就到了那儿。我們可不要那种女人，像臭狗屎。” “我打電話找了你，這事儿他怎么沒告訴你？” “他什么也不肯對我講；因為他以為自己是個法魯克國王１，人人都厭惡他。” １ 法魯克（Farouk，19200-1965）：埃及國王（1936-1952），腐敗無能，爭當阿拉伯國家聯盟盟主。1965年7月被推翻。 “咦，我們聯在一起，他會提出錢的事。” “他會提出來的，但是那也不算什么。他什么事儿也沒有同我講。我說：‘你最好別再煩人了。’我就說那么一句就离開了他。我說：‘誰也不再諒解你。’我要把這些事處理順。這些話都是和你亂扯，我們不談這些胡說八道的事了。我只能對你說這么多。向托尼問好。” 我終于設法找到了特拉弗坎特的人，胡西克，決定把拉斯維加斯之夜定在1月17日。 我、羅西和舍農見到了唐納韋治安副官，地點在第一流网球俱樂部的辦公室里。羅西告訴他：我們計划再舉辦一次拉斯維加斯之夜，紐約和佛羅里達都有重要人物前來參加這一活動，他想确保到時候別出什么事。唐納韋向我們保證，他要把一切都負責好。 羅西給了他200美元。“圣誕小禮，微不足道。” 拉斯維加斯之夜，勒菲蒂沒有赶來。他得了流感或是感冒，斷斷續續地病了有一個月。他打電話說：“這儿的气溫是8度，這种惡劣的天气還不見好轉。所以我不敢到那儿去，我怕到那儿可能生病，要么在飛机上就會摔死。” 另外，孫尼還叫他到邁阿密去。那里有兩筆關鍵的可卡因交易，要他去辦。 拉斯維加斯之夜的兩天前，我和羅西、舍農到机場迎接了孫尼和卡明。孫尼給羅西一只棕色紙袋，里面有10，000美元，用來作為拉斯維加斯之夜的“銀行”。孫尼說：“要時刻看管好。” 孫尼曾要我拿出1，000美元給他，作為高利貸的利息。我給了他100美元一張的鈔票共10張。 他說：“我們到商業區去，我想找個牌店。” “什么人生日，還是什么別的事？” “我想給桑多買一副牌。” 我們開車來到新港瑞基的海景廣場商業區。他買了一副牌，作為“好友”的一份情誼。 “這很有意思，”他說。 入盟党徒彼此稱為“朋友”，同樣也可以稱作“成員”。孫尼把1，000美元塞到牌里面。 在拉斯維加斯之夜那天，特拉弗坎特來到塔希提影院俱樂部，走進孫尼的房間。我們在房間里安裝了竊听裝置。特拉弗坎特一進門就說：“我們的談話不能在這房間進行。” 后來孫尼對我們說，事情都安排得很有條理。夜晚的活動所得三分之一歸我們；三分之一歸特拉弗坎特；三分之一歸從邁阿密請來的伙計，因為他們在負責各個賭場。 “他喜歡玩牌，”孫尼說。 一切都在俱樂部里作了安排。我寓所里有個很古老的吃角子老虎机，大家決定：在開展活動的夜晚，把那個机子搬到俱樂部來，那里面并沒有錢，完全是為了平添樂趣。治安副官唐納韋已經收到了錢，他說一定要派車在縣那邊的一帶不停地巡邏。 我們有個6人工作組，負責各個賭場，另外還有酒吧里的男女工作人員。我們派一個人看守大門。顧客們要進大門，在外面哇哩哇啦亂吵，看門的伙計可以從門上的窺孔查看是些什么人，以保證進門的是會員或是朋友。羅西和舍農買些油炸土豆片，在后面貯藏室里管理所有的收款。我在前場工作，弄點油炸土豆片，送到后面去。 羅西用圣誕紙把孫尼的10，000塊錢包在盒子里，存藏在火爐房里，這爐房和貯藏室相通。他把聯邦調查局的2，000美元用棕色紙袋包好藏在圣誕樹的燈下。他有一支0.22大口徑短小手槍，放在手槍皮套里。他用膠布把槍粘在火爐的背面，藏在那里。他隨身攜帶的公文包里還有一支0．32的瓦爾特手槍。 拉斯維加斯之夜的活動從晚上7點開始。孫尼和卡明在那里代表紐約方面；胡西克及其一幫人代表特拉弗坎特。到了半夜時分，活動開展得十分熱烈，賭室里可能擠滿了上百名賭徒。他們在貯藏室里排隊買油炸土豆條。我們的收利已有好几千美元，而且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到了凌晨1點1刻，我在貯藏室里和那些排隊買油炸土豆條的人在一起。警報器響了，我立即把顧客赶出去，隨手把門鎖上，只留下羅西和合農鎖在貯藏室里，他們保管著錢和發票。 我往大門那儿走，門衛尼克拉響了警報器。“多尼，門外有兩個穿制服的警察。” 我從窺孔里看到了他們，是帕斯科縣的治安官，一個是中士。“不要開門。”我認為沒有什么可擔心的，因為我們已經付了保護費。不過，我還是在賭室周圍轉轉，确實做到桌上沒有錢，到處看不到現金，只有油炸土豆條。 孫尼和胡西克以及其他人坐在我們那張圓桌旁。我悄悄告訴他：“門外有兩個治安警察。我准備出去和他們談談，看看究竟有什么事。” 我開了大門。“嘿，長官，有什么事嗎？” 那個中士回答說：“我們接到了舉報，說俱樂部里有騷動。” “沒有，什么事儿也沒有。” “我們可以進去嗎？” 我領他們進來。“吃點什么？喝點？” 中士說：“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打電話的人聲稱：他一直在這儿賭博，賭21點，輸了許多錢。” “這里沒有賭博，我們搞的是慈善活動，只有油炸土豆條，這里沒有什么人輸錢。” 他想看一看辦公室。我領他走過了廳道。 他說：“你們這儿來的人真相當多，其中有些是塔彭斯普林斯最体面的顧客。” “是啊，人們都想為慈善事業做一點貢獻，另外，也痛痛快快地玩一陣子。” 另一名警察來到辦公室。他說：“我剛才在你們吃角子老虎机里贏了錢，這是賭博嘛。” “你說什么？” 他說：他往机器里投了1枚25美分硬幣，又贏回了1枚。他說：他們進門前就從門縫里看到，人們在玩吃角子老虎机，圍在桌子旁賭博。 “得了，你不可能看到這儿的情況。”俱樂部建造的樣子，人們從門口不可能看到里面的任何東西。“大家都能看出來，這是個古老的吃角子老虎机。” “你是什么人，油腔滑調的？” “不能那么說。大家都在玩，我們也沒有干扰別人。”我不能讓他們當著孫尼在場而隨便擺弄我。我也不能讓事態這么無法控制下去。“你們為什么要干扰我們？為什么弄得我們不安？” “這儿主人是誰？”中士問。 “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人？” “只不過是個顧客，來為慈善事業盡點力。” “你嘰嘰喳喳多嘴干什么？你是這里的發言人？” “因為是我開了門，把你們帶了進來。你們在問問題，總有人要回答你們嘛。” “你叫什么名字？” “多尼·布拉斯柯。” “紐約意大利人，是嗎？” “對，我來自紐約，是意大利人。” “你們這幫人喜歡到這儿來，還取而代之。我要看一看你的證件。” “我沒帶。” “社會保險號是什么？” “我沒有。我不工作。如果你不工作，你就沒有必要有什么社會保險號。” “你在這儿開辦賭場，我要把這賭場關閉掉。我還要打電話叫搜查隊。” “我不允許你用電話。” 他拿起話筒，撥電話號碼。 我赶快把情況告訴了孫尼。 他說：“那好，把人都從后門放出去。” 我和女招待員叫人們從落地窗那里走出俱樂部，而那兩個警察還在辦公室。 孫尼獨自坐在圓桌旁，愁眉苦臉。“羅西真不是東西。我以為他買通了人呢。” “的确買通了人，孫尼。他當時和那人談話，我就在場。我親眼看到，他把錢交給了那人。那人說，樣樣事儿他都負責，沒有問題。” “把他帶到這儿來。” 我敲了貯藏室的門，叫托尼和艾迪出來。 羅西走過來，坐在孫尼旁邊，想表示歉意。 “住嘴，什么話也別說了，”孫尼說。“當著眾人的面，你讓我丟了臉。那老人的人馬在這儿，有邁阿密來的人。你就像有些人那樣，說起來樣樣都沒有問題，然后又弄得我好難堪。我能他媽的嗆死你，擰斷你的喉頭。” 羅西要發火了。 我制止了他。“托尼，你最好別說什么。讓他冷靜下來，我來和他談。”我對孫尼說：“這實在也不是他的錯。” 孫尼狠狠瞪了我一眼。“多尼，你就別為這個混蛋打掩護了。這是托尼的責任。如果我們知道那警察來作亂我們，我們就把他干掉。我要回布魯克林去，這儿的事今后怎么辦我還拿不定主意。托尼，我給你那10，000塊錢，你最好拿出來。” 中士出來問道：“人都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說，“我猜想，他們認為該到回家的時候了。” “你們當中有沒有別的人帶了證件？你們意大利人怎么沒一個帶證件的？” 另一個警察叫住了在門口的舍農。增援的人來了，警察也增多了。這是一場正規的襲擊。 “這樣吧，你們3個坐牢，”中士說。 “你說什么？”羅西說。 “沒有證件。” “這是私人場所。” “又是個油嘴滑舌的紐約來的家伙，把他們銬起來，”他對另一個警察說。 我說：“我們的證件可能在寓所里，因為我們3個人今天下午待在寓所里，可能丟在那里。” 他們把我、羅西和舍農銬了起來，把我們送上車，朝寓所那里開。然后，帶我們上樓，來到我的寓所。我們拖拖延延，像泄了气的皮球。我們被當做歹徒，因此我們還得像個歹徒的樣子。另外，這些警察做得也應該。羅西和舍農坐在椅子上，而我進室內四處尋找。“我的證件不在這儿，我也沒有看到他們的。” “你們這幫人真是老練党徒，”中士說，“那好吧，你們要坐大牢了。” 此刻已是大約凌晨兩點半鐘，他們帶我們返回到第一流网球俱樂部。 孫尼仍然坐在圓桌旁邊，他一肚子的火气，仿佛一座火山即將要噴火一樣。 “把他也帶上，”警察說，“我們把你們這些紐約的意大利人都帶走，讓你們更加明白，我們在這儿是干什么的。” 他們給孫尼上了手銬。 這些警察對我們盛气凌人，還侮辱我們，不像職業警察的樣子，我真想好好教訓他們一頓。羅西和舍農過去都是警察。我們都知道警察執行任務時的正常程序。 第一流网球俱樂部里搞賭博，這是非法活動，警察揭露這种非法活動完全正确。可是我們的隱蔽工作卻受到了損坏，因為他們當中有兩個對我們進行了沒有必要的恫嚇。如果孫尼動了火怎么辦？如果有人因為對我們侮辱和虐待而手痒開了槍怎么辦？ 他們耀武揚威帶我們出了門。我們4個人都戴了手銬，3個聯邦特工，1個黑手党副官。 孫尼傾著身子問我：“你證件呢？” “在車子行李箱。” “拿給他們看一看，否則我們都要坐牢房。我們需要有人從大街上跑來救我們出牢房。” 到了停車場，我對警察說：“啊，我突然想了起來，我的證件在什么地方。在我車上的行李箱子里。我把證件放在那里以免被人偷掉。” 舍農說：“我也想起來了，我的證件在汽車儀表板上的貯物箱子里。” 警察只好打開我的手銬，好讓我開行李箱。他說：“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會了。” 我和合農拿出了駕駛執照，就被釋放了。 孫尼待在巡邏車的后面，雙手反剪著被銬了起來。窗帘是拉下的。“多尼。” 我走了過去。警察在那一邊交談。 “我口袋里有把刀子。把它拿上，否則他們也會指責我攜帶武器而崩了我。” 我手伸過窗子，從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了折疊長刀，迅速塞進我口袋里。 “干什么！”警察在大叫。 我處在千鈞一發的時刻。警察可能以為他看到的是槍，要么以為我要給孫尼松手銬。 “別在車子附近待著！還想逮捕一次，是嗎？” “不，長官。”我上了羅西的車，跟著治安巡邏車到了新港瑞基的帕斯科縣治安辦公室。 他們指控孫尼拒捕、羅西賭博，把他們關在一間小牢房里。我問警官保釋金是多少。他說保釋孫尼要交1，000美元，保釋羅西要交5，000美元。 這時候已經是凌晨4點，要想找個保釋保證人已經來不及了。我們想用這樣的途徑以保護我們的身份。我和艾迪赶到塔希提那里去找卡明。 我把在俱樂部里大家都散了以后所發生的情況告訴了卡明。 “多尼，我身上總共只有1，000美元。” 我們返回到牢房那里。他們在給孫尼拍照，還在取孫尼的指紋印。 我說：“托尼，我弄到的錢只夠保釋一個人出去，可是保釋的不是你。” 舍農哄然一聲大笑，我也笑了。托尼沒有笑。他們放了孫尼，我們付了保釋金。 “明天見，”我對托尼說。 他們在監獄里搜查了孫尼，在他口袋里找到了駕駛執照。執照上有他的真實名字，但那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為他說自己的職業是：“固定推銷路線上的售貨員，個体經營。” 在返回旅館的途中，孫尼像是瘋了一般，對羅西破口大罵不止，我無法使他冷靜下來。 他說：“昨天那老人還說，在帕斯科縣的領土內，我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這一下弄得我多丟人。那混蛋托尼，我非把他掐死不可。” “我們是鎖上的，孫尼。一定有人告了密。” “查出來。誰能把告密的人查出來，我們就給他錢。我們要把告密的干掉。” “我們要設法查一查。” 孫尼和卡明乘了下一班的飛机到紐約。我們找到了一位保釋保證人，把羅西保釋出牢房。 我們回到了俱樂部。司法官那一伙人把俱樂部弄得一片糟。夜晚活動的錢不見了。其中孫尼的10，000塊，聯邦調查局的2，000塊，活動所得大約8，000塊，都不見了。他們拿走了羅西的兩支槍，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一遍。他們甚至連圣誕裝飾品盒子也撕得粉碎，撒得滿地。他們拿走了吃角子老虎机。 羅西在牢房里待了一夜，現在又目睹這一現場，他怎么說心情也不好。“我要抓住那個混蛋中士，掃他的嘴巴。我恨不得把那個警察站鬧個底朝天。” 我們都有點气憤。我們自己過去也干過許多次合法的搜查。搜查也得有個限度，按章辦事，不能把地方弄得一塌糊涂。我們失去了20，000塊錢，其中一半是布拿諾家族的錢。我們讓孫尼出了丑，他現在揚言要干掉告密者。我們不得不擔心：警察有可能撞進了我們的真正行動計划，毀了我們的隱蔽工作。我們還擔心引起這次襲擊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匿名電話通風報信是一种詭計，因為并沒有人真正輸了多少錢，也沒有激烈爭吵的事發生。但是一定有人告發了我們。我們縮小了怀疑的范圍。羅西与俱樂部的另一個主人發生過口角，那人抱怨我們搶了他的生意。羅西非常肯定就是那個家伙告發的。可是那又能怎么樣？我們不能采取任何行動，也不能告訴孫尼。我們還得不讓孫尼覺察。 第二天，我打電話向孫尼報告了進展情況。警方指控可能會降低調子，或者取消，因為他們的搜查不合法。但是，起訴人兩三天內并不知道這個情況。 孫尼說：“你一定要叫托尼把那10，000塊錢還給我。他怎么弄錢我不管。”他想把保釋的錢還給卡明，把駕駛執照要回來。“他們能那么動手，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孫尼，這純粹是偶然。”我對他說：唐納韋治安副官一直在街上執勤，值到了午夜，一切都很正常。后來有人在賭21點時輸了一些錢，發了火就出了門，告訴了警察。我們只好用警察講的情況來告訴孫尼，這是最安全的解釋。 “注意，多尼。如果有誰能告訴我們，打電話告密的是什么人，我們要給他重賞。” “我們現在正在辦。其實，昨天托尼和治安副官在電話里談了兩個小時。” “他打電話干什么？很可能就是我們談論的那個家伙，可以對他監听。那是托尼的聲音嘛，比告密的要好些。告訴托尼，叫他親自和那個家伙見見面。我們要放聰明些，別太傻。” “好的。” “那是電話上的竊听器，你听到了嗎？有回聲。” 我的錄音机又響了。“是這儿電話的聲音，孫尼。他們本來要來，換電線，可他們還沒有來。” 一連三個星期，孫尼都不肯和羅西說話。我每天得听勒菲蒂的訓話，說我怎么把事情弄得很糟，因為我沒有很好地控制住羅西，沒有确實做到不讓羅西瞎胡鬧。 他對我說：“從托尼手里把錢拿過來。提醒他注意，沒有我們他簡直不值一文。注意，多尼，托尼錯不錯別管了，你應該為我籌措，而不是為托尼。” 到后來，孫尼說他一定得要錢，叫我從放高利貸里把錢拿出來，要我們倆把錢送到紐約。 我和羅西各人帶著錢的一半去紐約。孫尼和布比在肯尼迪机場迎接我們。我們把10，000塊錢交給了他們。 孫尼說：“很好。現在我想要你們著手聯系可卡因和海洛因方面的買賣，尤其是海洛因，因為我在這儿已經找到了銷路。另外，我弄到了一台机器能制安眠酮。你們聯系一下粉子的事。” 到最后，對孫尼的指控已經撤銷。但是，羅西可能還要受到審訊。我們設法讓審訊延期，一直延期到我們的整個隱蔽工作全部結束。 第一流网球俱樂部里有個正式會員，從塔彭斯普林斯那里帶來了一位醫生朋友。那醫生同羅西談到他在黑手党里有些朋友。談話的內容圍繞著毒品。醫生說：他干過多次毒品買賣，甚至還受到過搜查。實際上，他手頭現在就有16公斤的海洛因，价值100万美元，這些毒品就在堪薩斯州的威奇托市。他剛剛從威奇托市那里來。他說：這都是沒收的海洛因，控制在前聯邦調查局一名特工手里。他說他可以為我們牽在一起做成這筆交易。他說：他要是早知道我們對此有興趣，他本來可以把樣品帶來。 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勒菲蒂和孫尼，他們想要我們加緊干，弄到一些樣品。 醫生說：他想把樣品帶到佛羅里達那里，并且确定了遞交樣品的日期。 我到了佛羅里達的勒菲蒂那里。計划是這樣：羅西從醫生那里弄到樣品，赶到佛羅里達來交給我們。勒菲蒂在那里有個伙計能檢驗樣品的質量。孫尼在紐約和意向中的買主在一邊注意動靜。我和勒菲蒂住在梯維爾旅館的一間房間里等候羅西。 我不停地給羅西打電話，問醫生是不是已經到了；勒菲蒂不停地打電話給孫尼，說醫生還沒有到。我們兩個人不敢同時离開旅館房間，以防羅西打電話說他已經起程而我們沒有接到電話。這就好像等人相會。我們訂下了客房用餐服務，要么由一個人上街到熟食店里去買三明治。 每隔兩個小時，我們就打電話。羅西回話總是說：他還沒有得到醫生的消息。三天過去了，我們不再等了。我回到了荷里得，勒菲蒂回到紐約。 我們為這樁交易追蹤了三個星期。醫生說，為了把樣品帶到佛羅里達，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耽擱。 勒菲蒂說：“這件事搞得我很難堪，這里的人一個個都弄得灰心喪气。光是花費的錢這一點，我就想把他揍一頓。我心里很不痛快。你要采取果斷行動。掐住他的脖子，我不是說要你怎么揍他，就掐住他的脖子。” 我和羅西、舍農3個人坐下來仔細分析一下形勢。我們以自己多年來的街道工作經驗進行分析。羅西首先作出了正确的判斷，他說：“醫生這個家伙對我們設了詭計，有人企圖用海洛因對我們耍花招。這家伙根本弄不到海洛因。有人設計了這么個圈套。” 我們對此看法很贊同。羅西分析得很精确。這個醫生以前因走私毒品而受到過搜查。有人在對他施加壓力，想利用他來誘使我們上當。 主使者可能是州立警察部門或聯邦政府警察部門，要么是政府的緝毒部門，要么可能是一幫歹徒，他們不知道行情，不知道如何脫手那筆買賣。究竟是哪一种情況，我們一時不能肯定。但是有人控制了這個醫生，醫生干這件事好像顧慮重重。 羅西決定繼續干下去，依賴醫生把樣品弄到手。誰也不會知道我們染上這种事。 羅西給醫生打電話，說他24小時在等待樣品。這天晚上，那醫生來了。 他到了俱樂部，時間是晚上9點。他顯得很緊張，把羅西拉到一邊對他說：他把樣品扔在門外的灌木叢里。 醫生在酒吧里喝點飲料。過了一會儿，舍農慢慢出了門。外面一片漆黑，但這太好了，因為誰也看不清什么。舍農慢慢摸，找到小袋子，拿回到辦公室。 第二天，我們對樣品進行了檢驗。這是一袋滑石粉。醫生惊恐万狀，發誓賭咒說他不知道，他只是接收了樣品。我們相信他說的話。如果我們是真正的党徒，他這樣欺騙我們，我們可能要把他處死，至少也要狠狠揍他一頓。 可是，我們是特工，不能對他真有什么處置。羅西對他說：“下次你要作弄人，可別對我們這些大人身上打主意。” 是誰騙了他，又叫他來騙我們，這對我們來說一直是個謎。我們有能力識別那种可能會受騙上當的事，這一點已為人們共識。能算計我們的可能是執法部門，可能逮捕我們，那樣會影響我們的行動；要么是那些歹徒可能搗我們的蛋。他們要么妒忌我們的成就，要么是為了自己的勢力范圍。 有一位隱蔽特工，化名叫查利·沙柯，我們稱呼他“金鏈查利”，因為他戴著許多金首飾。他從事的是腐敗和賭博方面的案子，涉及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附近一城鎮的治安官。他辦了個賭場。他的顧客當中有一些是希腊人，他把羅西引了過去，因為羅西熟悉塔彭斯普林斯那里的希腊居民區，而且這些顧客也常常到第一流网球俱樂部這邊來。我和羅西、舍農也到查爾斯頓那一帶去過几次，為金鏈查利辦案起一點作用。 羅西碰到一個叫弗拉姆斯的希腊人，聲稱來自紐約市的哈萊姆區，可以給我們提供任何种類的毒品，而且我們想要多少他就可以提供多少。 羅西說：“你沒那個本事就別瞎吹牛，我和紐約市打交道的人對吹牛可不能容忍。” 他一再強調他有廣泛的聯系。我作為羅西在紐約方面的人參与此事。查利租了一套公寓，就在棕櫚島上海濱牆球俱樂部的海濱附近。我們就住在公寓里。他和弗拉姆斯約定，叫他來和我相會。 我和羅西躺在海灘上。弗拉姆斯穿著便衣，走過沙灘到我們這里。羅西介紹說：我是他的朋友多尼，從紐約來的。“你對多尼說說，能為我們搞到什么。” 弗拉姆斯說，他可以搞到任何東西。 “海洛因，”我說。 “我在加德滿都那里有直接聯系，”他說，“不過，我要點現款去那里，15，000美元。” “你他媽的以為我是傻瓜還是怎么的？加德滿都？” 弗拉姆斯也動了火。“我不認識你，我怎么知道你是個正派人？我也是從紐約過來的。我在那里也有一些朋友，他們一個個可都是堂堂正正的人。” “你要在那里有朋友，叫他們打听打听桑樹街上的多尼，是勒菲蒂的朋友。你的朋友要是連桑樹街的多尼和勒菲蒂也打听不到，那他們連狗屎也不如。” 弗拉姆斯轉身問羅西：“我不想為這事糾纏了，你的朋友太不講理。” “嗨，”我說，“你來的時候怎么說，你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怎么說嘛，別把我當傻瓜。” “我兩天以后再來，”他說。 第二天，弗拉姆斯又來了，他直接走到我的面前，說：“你瞧，多尼，我要是得罪了你，真對不起。我和哈萊姆那里的朋友核實了，我一提到桑樹街上的多尼和勒菲蒂的名字，那些朋友二話沒說，對勒菲蒂表示极大的尊敬，也知道你和他在一起。嘻，多尼，我還不知道你們是布拿諾家族那邊的人。” “哎，這儿別提什么名字了，我們別提什么家族。說到底，你能不能向我們供貨？” “海洛因，我能搞到，多尼。不過我要到加德滿都去。什么15，000美元，別提了，只要5，000美元，作路費。” “別提什么5，000美元，也別提什么加德滿都了。明天到這儿來，你能帶什么？” “明天？我還藏著一些大麻制劑。那些在市面上要值75，000美元，我給你們只要25，000美元。” “那好，你拿來。” “慢點，我們還得有個交易的辦法，你看是吧。” 羅西說：“你只管把東西送到我們的倉庫這里來，送來以后就告訴我們一聲。我們要派人進行檢驗。等你回去的時候，我們就把錢給你。” “這就是交易的辦法，”我說。 他走了以后，羅西對我說：“我們不給這家伙25，000美元。東西一送到倉庫就是我們的了。我們只給他5，000美元，讓他呼天叫地去嚷嚷吧。” 弗拉姆斯把東西送到了倉庫。金鏈查利去了那里查一查。他打電話對我們說，貨全送到了，質量很好。羅西把那么多錢交給了弗拉姆斯。 弗拉姆斯數了數錢，說：“噢，等一等，這儿只有5，000美元啦。” “只給你那么多，”我說，“如果你不要，就丟下，什么都拿走，因為東西還在我們這里。” “啊，朋友，這么少，我的那些人不能接受啊。” “如果你想見哈萊姆那里的人，見他們好了；你想見誰你就去見好了。他們找勒菲蒂好了。勒菲蒂要說25，000美元，你就一定還拿到20，000美元。他們相信誰啦？” 因此，我們花了政府的5，000美元，換得的大麻在市面上价值75，000美元。而且，我們作為地道的歹徒，又大大提高了威望。 勒菲蒂打電話叫我到邁阿密去，因為他想叫我們一道看一家場子。他說，那是個娛樂場所，在沙哈拉飯店里，緊靠雷鳥旅館旁邊。場子可能要价15，000美元。孫尼已經給我們開了綠燈，要我們去買。 “紐約來的所有老練党徒都到雷鳥旅館，”勒菲蒂說，“去不了那里的人，我們可以接待。因為大家都會來，有紐約來的，有像喬·普瑪那些前紐約人，還有其他人會跟他們一起來。找一個鋼琴彈得高明的人來。” 我們在娛樂場所的酒吧外面溜達，對周圍一帶看了看，大家認為這個地方很好。 我很清楚，布拿諾家族內部關系很緊張，因為內部的斗爭引起了勒菲蒂和孫尼之間的緊張關系。對此我不能直接過多地打听，但是我力爭盡可能了解一些內情。這一方面是為了搜集情報，另一方面也為了使自己的地位得到鞏固。 此時在旅館里，勒菲蒂對我講了一些情況。 “家族委員會在紐約開了會。由于勒斯蒂還在牢房里，委員會提名由薩利·法努吉亞作為代理老板。勒斯蒂在牢房待多久，法努吉亞就一直作為代理老板。” “薩爾瓦多·薩利·弗努茨·法努吉亞”１曾經是副官。“勒斯蒂一出牢，薩利就下台，”勒菲蒂說。“孫尼現在是主要副官。每個家族都有一個主要副官。勒斯蒂出牢以后，孫尼就想當家族顧問。” １ 薩利·弗努茨（Sally Fruits）；即“薩利水果”，代號。 “是嗎？我不了解這回事。” “你知道，顧問本來要由家族選舉產生，不像副官的頭銜可以指定。另外，委員會還在家族里指派了兩名副手，以便勒斯蒂在牢里時，由他們來維持家族的和平。” “會和平嗎？還是怎么的？” 勒菲蒂格格一笑。“有些事我對你說吧。孫尼那一股力量親近于勒斯蒂。” 代號ABSCAM一案的丑聞已經曝光，一些人被逮捕。新聞界都在報道這一情況。我對此并沒有怎么注意，因為我正忙著了解市拿諾家族內部的權力斗爭。 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人待在邁阿密。頭天晚上，大家混了一夜，到早上三四點鐘的時候，有個伙計提個建議，大家都到納珊飯店去吃點東西。 我正要和大伙儿坐在一起，勒菲蒂抓住我的胳膊。“坐那張桌子這一邊，我想和你談話。” 我們坐在拐角上的那張桌子旁。“多尼，你可知道，我們上次游玩的汽艇那回事？” 我正要回答，忽然想起他問這事的意圖。就在這時，他呼啦一聲拿出了《時代》雜志，里面有一頁折疊起來。他把雜志打開，砰的一聲扔到我面前。 “多尼，正是那只船。” 我弄得目瞪口呆。雜志上刊出的《左手》汽艇的圖片，正是ABSCAM一案辦案過程的組成部分。我們曾在那艘汽艇上游玩過。雜志還報道了聯邦調查局在“螫刺行動”中怎么樣利用了這艘汽艇。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將決定我的生死存亡。 “啊，勒菲蒂，我們玩的不是這一艘。” “別胡扯了，多尼。船是我最了解的一樁事。媽的，我們上了聯邦調查局的船！” “你听我說，勒菲蒂。如果這是我們上的船，當時我們上船的人數很多，而這照片上船的人數很少。” “嗯？” “那個拍照的家伙，他在欺騙國會議員、參議員，也在欺騙我們。盡管他能欺騙那幫人，可我不是個書呆子，他絕騙不了我。而且，他又沒有對我們講個什么名堂來，對不對？當時船上還搞了大型的娛樂活動，我們還回避了那里。” “你能肯定？” “嘿，他們又能對我們怎么樣？我們還不是坐在這儿，勒菲蒂。我們戰胜了這幫特工！” “我還不知道呢，多尼，”勒菲蒂說著不住地搖頭，兩眼看著照片。“你要是知道那胡來的混帳那該多好。這聯邦的混帳船！” 勒菲蒂打電話到我的寓所。托尼·墨拉在制造麻煩。他到老板那里，再次提出要求，說我是他的人。墨拉說，在西西里迪斯科舞廳那時候，我就和他在一起，那時我剛剛和他們混在一起，所以他完全有權提出要求：我是他的人。 “這事儿要舉行談判，地點在普林斯大街。我和孫尼都要到談判桌上，對這事儿要全面理一理。時間就在今天下午。上個星期，墨拉贏得了一項裁決，他每個星期從馬可飯店里得到5，000美元。” 史蒂夫·坎農的交誼俱樂部在普林斯大街的30號。馬可飯店位于市中心，是甘蘭特的地盤。 “勒菲蒂，說什么我也不跟墨拉在一起。” “這事儿你一句話也不要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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