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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我走進店舖，只見大家都在那里，但是都不怎么說話。吉里拉起我的胳膊，對我說：“多恩，我們出去遛一遛。” 我們出了門，他說：“你看，多恩，實在也沒有什么事，就是帕特希和弗蘭克，他們和你相處得不怎么融洽。他們有點儿不滿情緒。” “出了什么事？” “他們覺得對你還不怎么了解，在對你的情況還沒有充分了解以前，他們不想讓你參与以后的任何活動。你說過，你在邁阿密那里做了不少事，他們想讓那里有個人為你擔保，這樣和你就更融洽一些。” “那么你看呢，吉里？”我說。“我們在一起干過事，對不對？你知道我是什么樣的人。你對我是不是有什么疑問？” “沒有，我對你沒有疑問，”吉里有點不自然。“不過，我和這班兄弟一起長大的，你知道嗎？他們多年來，甚至未進監獄以前，就一直是我的伙伴。現在他們有這么一點不滿情緒，我總得還要和他們共事，是不是？” “去他媽的吧，吉里。我不想提供任何人。” “這事儿我們別急，好不好，多恩？我們進去商量一下，設法解決。” 吉里是入盟党徒，是這一伙人中的老板。我和那幫家伙有些不和睦，他們首先找吉里，向他表示不滿情緒，這么做也是對的。他要尊重他們的意愿，因為還得有個先后順序——盡管他對我信任，相信我，但他認識他們的時間長，認識我的時間短。既然他們有了不滿情緒，他有責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加以解決。他處理的方式也很得体，他找了我，先同我交談。 當時，我的態度比較強硬，表示決不肯當著大家的面說（我不能立刻表示屈服，要拖延時間，玩玩花招），他說我們得坐下來好好談談。一旦坐下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一個個都會說出不滿的意見。吉里不得不偏向他們，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從佛羅里達找個人來為我擔保。在這一點上我并不擔心，因為根据規章，處理這种問題要按照正常的方式。 我們回到了店舖。我走到帕特希跟前，問道：“你有不滿情緒嗎？” “你說過，你來這儿以前，在邁阿密干過許多搶劫的事，”帕特希說，“可是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你到了這儿，似乎什么事儿都要管一管，我和弗蘭克想知道你干那些事的同伙，這樣我們可以把你查清楚。” “你不需要把我的底摸清，”我說，“我在這儿干了五六個月，吉里滿意，其他的朋友也滿意。你們待在牢房里，為什么一定得讓你們滿意。” “哼，你得要讓我們滿意，”他說，“我們到后面房間去，坐下來談。” 大家都進了后室。帕特希坐在桌子后面。他說：“你可以是任何人，干任何事。也許你是個暗探。因此，我們想了解你的底細，需要有個人為你擔保。” “我不想將任何人的名字給你。” 帕特希打開了一個抽屜，掏出一支0.32自動手槍，放在自己前面的桌子上。“不說出個人名，你就別走。” “我不會說出什么人的名字來滿足你的好奇心，”我說，“你不了解我嗎？我也不了解你，我怎么知道你就不是個密探啦？” “你那張嘴真他媽的會花言巧語。你要是不說出個人名來，出路只有一條：把你的尸体裹在毯子里。” “名字我就是不說，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 這時候，气氛相當緊張。吉里設法充當調解人。“多恩，這沒什么大不了的。只不過讓他同某個人聯系一下。這樣大家暢快些。這事儿大家也就別再提了。” 自從他從抽屜里掏出手槍，我心里就一直很清楚：我要給他說個人名字。因為他當著眾人的面干到那种程度，他是不肯退卻的。可是，即使在同伙面前，你也不能輕易說出自己的聯絡人。你要向他們表明：你是個腰杆挺直的硬漢子，對于和自己在一起合伙干事的朋友，你非常謹慎，堅決保護他。因此我要讓他們感到困難重重。我裝得好像真的很煩惱，對此事顯得深思熟慮的樣子。 我說：“好吧，算是幫吉里一個忙。我就給你個人名，你可以同他核實。可是，這個朋友要是出任何事，完全由你負責，我就找你算帳。” 我把在邁阿密的一個伙計的名字給了他。 他說：“大家都坐在這儿別動。我去看看能不能和那邊了解這個家伙的人取得聯系。”他說著就走了出去，隨手猛地關上了門。 我對給他的那個名字感到很擔心，那是一個知情人的名字，是邁阿密的一個盜賊，也是那邊另一名特工的知情人。我在從事隱蔽工作的時候，曾經做了有意安排。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另一名特工，要他對這個知情人說：如果有人問到多恩·布拉斯柯的情況，知情人要說：他和布拉斯柯在一起干過几回，布拉斯柯是個可信賴的伙計。那個知情者甚至還不知道多恩·布拉斯柯是什么人，只知道在有人問到的情況下，他應該為他擔保。 因此，我現在有几方面的擔心。那是七個月以前的事。知情人是不是得到了信息，我沒有絕對的把握；即使他得到了通知，那末隔了七個月以后他是不是還記得？万一他背叛了，我毫無疑問要挨揍。這一伙人當中，其他的人不聞不問，騎牆觀望，可是帕特希和弗蘭克會崩了我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之間積了怨仇，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已鬧得太凶難以收回。 帕特希出去以后，我坐在那里，照樣与其他的伙計在玩金羅美，在吹牛，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一樣。大家都不提剛才的事。可是我怎么也得拼命想個辦法出去一下，至少要出去打個電話。 過了几個小時以后，我看大家都松懈了，我就說：“我出去喝點咖啡，吃點面包卷。有誰要，我都可以代買。” 弗蘭克說：“你哪里也不能去，要等帕特希回來。” “朋友們，我們待在這儿干什么？”我說，“我沒有理由要走嘛，不過該吃中飯了。” “你坐下，”弗蘭克說。 要是有可能，說什么我也非得逃出去不可，因為我不想坐在那里，等待耳門后挨一顆子彈。前面有個門通到外面，估計帕特希出門時已經鎖住；后面一道門早就釘死，從來沒有用過。房間有4扇窗戶，全都閂住。我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我可以動手拿桌子上的手槍，就那么回事。可是在帕特希無論帶回什么消息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動，因為我說不定還能僥幸過關。如果我真的好運气闖過這一關，我和科隆坡這班人馬打交道的基礎就會更加牢靠。 我們在那儿坐了几個小時，除了我以外，個個都在煙霧繚繞。我們都坐在那里休息、玩牌、吹牛。 大約到了4點半，帕特希回來了。我一眼就看出來了：我平安無事。他臉上的那副表情就說明：我又一次擊敗了他。 他說：“好了，我們得到了回話。你朋友對你認可。”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別人松口气，我可沒有。事情既然鬧到了這個地步，我不能就這么罷休。我還不能馬上就發作，只是說：“你發現我沒有問題，我很高興，非常感謝你。”普普通通的語言往往很有力量，大家都懂得這話的含義。我遭到了審查，我也得挽回一點面子，以向大家顯示一下，我不是那么好惹的。我得緩和一下气氛，我要揍他一個。 手槍還放在桌子上。不過此時全都站起了身，准備動身散了。我想先揍帕特希。可是弗蘭克正好位于我和手槍之間。我轉過身，不在意地從他身邊擦過去，對他猛擊，他倒下了。帕特希扑了過來，我痛打了他一頓。這時候，其余的人迅速過來把我們拉開。我本指望大伙儿來拉開，否則我不能松手。因此我擺正了我的姿勢，以防他們倆同時對我襲擊。 帕特希坐在地上，對我瞪著眼。 “你這混帳東西，”我說，“下次要是見到我，你最好閃開道儿走。” 桂多是他們一伙中最頑強的一個，邁步走到我前面，對著大伙儿說：“多恩的事到這儿就結束。我不想听到任何人再說多恩一個不字。” 在星期二漫長的午餐時間，薩利俱樂部是人人都想暢所欲言的地方。大伙儿談論盜竊的事，談論党徒之間互相怀疑的事，談論鬧笑話的事。大家都互相揭短，互相取笑。 下一次在薩利這儿吃午飯時，關于假鑽石的事正是大家取笑的話題。大家稱呼我“珠寶鑒賞家多恩”，還說，我大概以為所有的鑽石都是假的。他們把話題轉到了帕特希身上，說他弄到一顆假鑽石還那么趾高气揚。有人說：“帕特希有一天會得到一些真的鑽石，但是不能拿給多恩看，因為多恩見到就會說：那都是假的。帕特希區別不出來。”大家哄堂大笑。 我和帕特希及弗蘭克盡管還互相打交道，但自那以后，他們不敢和我胡來，對我表示一些尊重。后來，說來也真有諷刺意味，帕特希還成了一個知情人，列入了聯邦證人保護法保護的名單里。 我在1977年3月認識了安托尼·墨拉。他邀請我到小意大利居民區。他開了個車站小餐館，在瑪迪森街道的115號。我們過去常常到那儿去，要么過街到一個叫荷里得酒吧店里。 墨拉把“本杰明·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１介紹給我。此人像他一樣，也是布拿諾家族的一名士卒。勒菲蒂也像墨拉一樣，是個職業殺手。他有個社交俱樂部，在瑪迪森街道的43號，离墨拉的車站餐館不遠。墨拉過去常常到那儿去。在俱樂部外的人行道上，他把我介紹給勒菲蒂。“多恩，這是勒菲蒂，我的朋友。勒菲蒂，這是多恩。” １ “勒菲蒂·甘斯”（“Lefty Guns”）：原意是“左撇子開槍的人”。 勒菲蒂五十一二歲光景，身高和我相仿——6英尺左右。生得瘦弱，略顯駝背，窄臉膛，一雙眼睛很銳利。 墨拉轉身与別人談話去了。勒菲蒂目光對著我，問道：“你是哪儿人？” 他說起話來有一股濃厚的煙味。我回答說：“加利弗尼亞。我大部分時間是在那儿和邁阿密之間度過的。我現在住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上。” “你認識托尼有多久？” “好几個月。最近几個月，我主要在布魯克林的十五大道上，和一個叫吉里的朋友待在一起。” “我認識吉里，”勒菲蒂說。 在認識他以前，我從來沒有受過邀請到勒菲蒂的俱樂部。我和他們沒有聯系，沒有他們的允許是不能進去的。自從認識以后，我几乎天天到勒菲蒂俱樂部去和墨拉相會，因此對勒菲蒂逐步有了了解。 這時候，我的時間分兩方面度過：一方面和小意大利居民區的布拿諾家族的墨拉、勒菲蒂以及其他成員來往，另一方面又同布魯克林的科隆坡家族的吉里一伙人周旋。由于我沒有正式屬于哪一伙的人，因此，即使沒有誰慫恿，我也可以在兩個家族之間自由走動。可是，由于你在每一件細節問題上都面臨嚴峻的局面，你還得有許多事要處理。 我還要抽第三部分時間花在“太陽苹果”這個計划上。“太陽苹果”計划中的“太陽”那一部分進展不如“苹果”方面順利。特工喬·弗茨杰拉德已經著手工作，和我一樣有了新的身份、寓所以及其他方面的東西，我們的工作基本相同。弗茨在邁阿密一帶的街道工作中干得很不錯，監視了許多在逃的案犯。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行動計划并沒有取得如期的進展。他所能接触的只是從紐約逃出的歹徒，小惡棍，以及信用卡詐騙犯一類的人，沒有接触實際性的党徒。 既然我得到了科隆坡和布拿諾這兩個家族的人員的信任，我們認為我或許能促進邁阿密方面的一些聯絡。因此，我不時地到那儿去，和弗茨一道四處溜達，讓人們知道：我和布魯克林及“瑪迪森街道”有聯系。 我和弗茨一道出入有雙重任務；第一，如有可能幫助弗茨找個紐約方面的聯絡党徒，向這個党徒表明他可以信任；第二，建立我自己的聯絡信任感。我將告訴紐約方面的那伙人，我到邁阿密來要采取一些行動。我還在适當的場合露面，讓人們看到我在那一帶出沒。消息總是有消息的作用，你只管相應地等待。 有一次，我們去了一個叫薩米的娛樂場所，那里有許多党徒來來往往。我們待在酒吧里。弗茨和他右邊的几個女人在談話，我坐在他的左邊，在酒吧的L室里。在L室的拐角處有三個伙伴一起在閒聊，其中有一個已經喝醉。我認識那家伙，是紐約來的不三不四的党徒。 那個醉鬼對我在大喊大叫：“嘿嘿，你！嘿嘿，你！我認識你呀。” 我沒有理他，他跑過來抓住我的胳膊：“嘿嘿，我和你說話啦！”他叫著。“我知道你是從什么地方來的。誰跟你一起啦？” “我和他一起，”我指著弗茨。 那家伙不僅喝醉了酒，還說些不該在那一伙党徒中說的話，問一些不該問的問題——比如我是屬于哪一個家族的。我招呼和他在一起的兩個家伙：“你們的朋友醉話連篇，他已經失控了。我建議你們讓他冷靜下來。” 那兩個家伙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我把酒吧招待員叫了過來，對他說：“我想請你知道這個伙計喝醉了酒，他在亂說一气，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作個見證。” 那個醉鬼還在不停地說話：“我知道你從紐約來的。別背著我呀。和誰一起呀？” 我靠到了弗茨身上，說：“那家伙又抓我了。我想得教訓他一頓。” “沒問題，”弗茨說。他站在那里，6英尺5的個子。“准備好了就告訴我。我來對付另外兩個。” 醉鬼抓住了我的肩膀：“嘿，我和你說話呀！” “准備好了，弗茨。”我說。 我伸手揍了醉鬼一頓，他歪歪倒倒，從椅子旁邊栽倒下去。与此同時，弗茨揍了第二個，接著揍了第三個。三個家伙一個接一個地倒在地下。 在場的人都轉身走了，因為党徒与党徒之間，誰也不想管別人的事。 我對酒吧招待員說：“你看到、听到了，對吧？” “對，對，”他說。 “因此，如果有人來問這儿的事，就說這個家伙喝醉了酒。弗茨知道，怎么与我以及我在紐約的朋友聯絡。” 后來獲悉，那個醉鬼是盧克徹斯家族的成員。消息果真傳到了紐約。事情也就平息下去。這件事有助于我的形象。 我和弗茨在邁阿密地帶閒逛，逛的地方大多有可能是党徒聯絡的地點。這些地方有：斯尼基·彼特酒店、查利·布朗牛排餐館、董事俱樂部、托尼·羅馬酒店、金海岸酒店以及福特·勞得戴爾酒店。 但是我們并沒有套到大頭目，和他們談話。我一連几個月，都在科隆坡和布拿諾家族之間、在紐約和佛羅里達之間來來往往、進進出出。 有一天晚上，我和弗茨到了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附近的一家夜總會，坐在酒吧里。弗茨在那里有許多熟人，他把我都向他們作了介紹：“這是紐約來的多恩。”他們都要到盥洗室吸可卡因。我待在酒吧里，和几個蹩腳的党徒及他們的女朋友在一起閒聊。 這時候，有個家伙從盥洗室那邊出來，往我這儿走，手里拿著一只開口的小瓶。他把瓶伸到我的面前，說道：“這儿，多恩。吸一口吧。” 我擊了他的臂膀，瓶子打飛了，弄得可卡因撒滿了一地。我抓住他的衣領，把他舉了起來。我說：“我不吸那玩藝，你沒必要送給我，再也別送給我了，永遠別送。我靠那家伙賺錢，但是我從來不吸。我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 “可是你看你，你這是干什么，”他哇哇叫，“撒下的都是我的可卡因啊！” “記下這次教訓，”我說，“你要他媽的昏頭昏腦，那是你的事。別拿到我這儿來現眼。” 我這么做并不要表明我是個強硬的党徒。但是像吸毒這一類的事，你在這一伙人當中不能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如果你有了第一次，或許你只要流露一下你是個常客，或者說一聲“待一會儿吧”，這就給人有了以為你是個吸毒者的印象。如果你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那就說明你處在為難的境地。你是想叫別人繼續向你提供。如果你說：“現在不吸”，接著仍然拒絕、拒絕再拖延，別人就會感到不解。這家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開始就采取果斷的態度，我不吸，永遠不吸，這就完了，誰也不會再來找你。 有許多人有誤解，以為党徒一伙人個個都是大酒鬼、大惡棍。一部分人是這樣——大部分是年輕人在吸毒，他們比年長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許多党徒干的你并不能都說有什么不好。托尼·墨拉殺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蘇打的飲料。 作為一名隱蔽特工，盡管你是生活在一個虛假的世界里，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現實世界之中。你還得遵循現實世界的准則。這些准則包括：你怎么樣樹立自己的標准，自己的信譽，以及你的人品。我認識一兩個從事隱蔽工作的伙計，他們的确吸毒，只是因為他們以為那么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堅強的党徒。這實在是极大的錯誤。你做人的標准和個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協的。精明的党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為。你看上去像個什么大人物，可是你沒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沒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為我是在干隱蔽工作，我也沒有學著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后怎么說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還有一個原因，一個很實際的原因。作為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總有一天我完全要為我們參与的這些案件出庭作證。我不能撒謊。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干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個性的事來損害我的信譽，以致冒著喪失信心的危險。 當時在關鍵時刻我沒有想到這些，那個家伙遞可卡因給我的時候我也沒有仔細想過。我當即作出了反映，因為我干隱蔽工作以前，我在頭腦里就已經有了界線，明确了自己的首要任務和工作准則。 在任何情況下，我要完成我想干的事。后來我參与到販毒活動中，誰也沒有為我個人輸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邁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對吉里及其一伙打了招呼，說我要到那儿去。但是我沒有回告他們要找我所撥的電話號碼。 事實上他們曾經要找我，因為他們正在准備干一樁很大的買賣，要我參加。 他們在佛羅里達有聯系。桂多對我說，他在佛羅里達干了9年的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帶，他在那里的聯絡已發展到警察部門和該地區的律師事務所。維尼對我說，他有個朋友在斯塔藤島上有個苗圃，他在那里种植大麻，面積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后，桂多就運到佛羅里達走私。 這一次他們得到了消息：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附近那里有一幢房子，他們很容易得手25万美元現金。行動只要4個人。他們和我沒能聯系上，吉里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蘭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紐約時，他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我。他們的搶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場劫難。 他們在佛羅里達的消息提供者說，一位年長的夫人在保險柜里存放了現金和鑽石。桂多在邁阿密為干此事買了撬保險柜的工具。他們來到了這幢房子，亮出了偵探徽章，對那位夫人說，他們正在從事偵探工作，需要進屋。進去后，他們用手銬銬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們沒有看到保險柜，也沒有25万現金。 他們發現天花上有子彈穿孔洞，銀行存折上表明：頭一天從保險柜取出了大量的錢存在了銀行，剩下的現金不多。在他們除去了飛机票、搶劫工具及其他費用以后，出門時只有600美元。 原來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是為時已晚。后來那位消息提供者補充了事情發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經死了，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遺產。他答應把大部分錢給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遺孀不喜歡他的侄子，不想把錢給他。侄子來取錢，企圖威脅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槍，對著天花板放了兩槍。可是，她沒有交出錢。第二天，她把錢存放在保險柜里，那正是桂多和吉里去偷盜的頭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這個情況，”桂多對我說．“我決不會去干那种事。” 吉里從飛机場那里弄到1，200只女式和童式手表。他把樣品帶到了店舖。像以往一樣，他給了一只給我，如果我能推銷，他就都給我推銷。那一只是樣品：石竹花牌。 与此同時，他已找到了一個有意向的買主。有几個伙計對一部分贓物表示了興趣。第二天下午，我們待在后室里，那兩個家伙走了進來。 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我認識。我隱蔽以前在汽車攔截小隊工作，兩年前他受控攔截而遭到逮捕。 我在紐約時，在街道上工作只干了几個月，似乎沒有逮捕几個人。如果你逮捕過什么人，一般說來你能記住這個人。我能記得他的面孔，還記得他的名字叫喬。正如任何惡棍一樣，他通常也能記得逮捕過他的警察。正好是這种事落到了你的身上。眼下就是這樣的局面。 他們介紹了我。喬認識別人，但不認識我。我注意他的表情，沒有什么反應。我不打算找什么借口要求离開，因為他可能會因此而想起什么。如果真是那樣，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反應，我會知道。如果我离開了，他想起了什么，我回來可以打個埋伏。我注意他的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 他們商談手表，商談价格。我決定要和他搭話。有時候，如果坏家伙對你感到緊張，他在談話中躲躲閃閃，只想回避你。我估計，如果我同他談話，我能知道他的反應——他要么很隨便，要么想回避和我談話。我要弄清楚，因為正好有個好机會，使我可以和他搭上腔。 “我想問一下，”我說，“電子表你們能用得上嗎？”我帶了一只，拿給他看。 “這表倒不錯，”他說，“什么价？” “你買的多，給你每只20美元。” “我回去查查看，再告訴你。在哪儿能找到你？” “我每天都在這儿，”我答道。 談話很正常，他的反應沒有什么不自在。他們又談了一會就走了。整個談話時間大概只花了20分鐘。那家伙根本不和我多談。這种情況常常發生，對此你毫無辦法，除非你振作精神。 几天以后，我問吉里：“喬和另外那個伙計，他們買不買這些表？” 他說：“買呀，他們買了我的一部分。不過，你的表他們可沒有找到市場。” 吉里那一伙人當中，經常有人問我有沒有好的路子販運大麻和可卡因。我未置可否。那時候，我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情況向聯絡特工匯報，還沒有涉及到毒品方面。當時，聯邦調查局對毒品方面并沒有花多大精力。對于小規模的毒品走私活動我們不想涉及，因為我們沒有得到當局許可買毒品，不可能不受到檢查。因此，我們的行動仍然處在買賣搜查的標准上，要是碰到一個就搜一個，我們的整個行動計划早就告吹了。因此，為了不使我長期隱蔽行動過于复雜化，我應該与毒品交易明确划清界限。 桂多到店里來找我，問：“今天有安排嗎？” “沒有，我准備出去溜達溜達，今天什么事儿也沒有，”我回答說。 “和我一道出去一趟，我要到新澤西去。” 我們駕著吉里的藍色1976卡迪拉克轎車。我們穿過韋拉扎諾·納羅斯大橋到達斯塔藤島，在島上轉了一會儿又回頭過了大橋返回到布魯克林。 我問：“你不是說要到新澤西去嗎？” “是的，要會個朋友。” 我們行駛在布魯克林——奎英斯高速公路上，駛過布魯克林大橋開往曼哈頓，從羅斯福大道向北行駛。桂多在斯塔藤島轉了一會儿，顯然是要行駛安全，确保沒有人跟蹤。我們過了喬治·華盛頓大橋到了澤西市，從巴里薩的斯大道往北行駛。 中午稍過了一會，我們到達了新澤西的蒙特維爾。在薩米特公路和斯普林·瓦留公路的交叉口，桂多停了車，到電話亭子里打了個電話。然后回到車上，我們就坐在車里。 “等一會儿，”他說。 大約半個小時以后，一輛黑色的奧茨轎車停在我們旁邊。開車的招招手，要我們跟在他后面。我們跟在后面向北行駛了几分鐘，過了新澤西邊界線到了紐約州。我們來到珀爾河邊的一個商業中心。桂多和那人下了車，在交談。那家伙有6英尺高，体重180磅，蓄著黑色胡須。桂多招手要我下車。 那家伙打開他的大箱子，里面有4只純棕色的紙板盒子，我們把盒子轉移到了桂多的大箱子里。 桂多問：“有多少？” “給了你98磅，”那人說，“你就付給我98磅的錢就行了。” 我們回到車上，往布魯克林開。 桂多指著箱子里的大麻，說道：“在哥倫比亞，我們1磅就賺275美元，以寄售方式。我還能搞到175磅。那伙計說，他還可以向我們提供可卡因，但不是以寄售方式。現款交貨。” 我把紙盒子卸下車，放在吉里店舖的后室里。第二天我進去的時候，紙盒子全不見了。他們不把毒品放在店舖里。桂多遞給我一小袋樣品。那還沒有脫淨，有梗子、葉子、种子。他問我：“想想看，能不能推銷掉？” “不太清楚，”我說。“在我的朋友當中從來沒有干過這類東西。我要打听一下。” 我把樣品放在身邊保留了几天以后，交還給了他。我說：“我打听的人都不要。” 据我的觀察，這些党徒自己并不吸毒，他們對此有嚴格的規矩。如果他們都是吸毒者，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确有可能在試探我。事實上，你和這些家伙在一起，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你是搞搶劫，撈錢。 根据黑手党的傳說，据說他們有禁止吸毒的法規。往日里，搞毒品買賣賺不到大錢，他們不干這一行。如今這買賣能賺大錢，什么法規也就遺忘了。正如干別的事一樣，黑手党對于只要能賺到錢的事，沒有不干的。 有一天早上，吉里坐在店舖后室的桌子旁邊，在一些表格上填寫什么。 他說：“我有些申請表格要填。” 這些都是小型企業管理局借貸申請表。他對我說，他們在管理局里有個伙計，負責借貸。因此，吉里就填申請表，全是偽造，所有的欄目都胡亂填寫：喬·克拉普，是個廢品行販子，假公司，假地址。填好以后，他就交上去，局里那個伙計就批准了。那時候，小型企業管理局勢頭很大，有各种各樣的資金。只要申請表填得合理，申請的數字不太高，不要引起人們注目，一般局里不會作什么大的改動。吉里也就申請20，000美元這一類的數目。他們雇用的在局里工作的那個家伙就批准，給他20，000美元，自己拿5，000美元，吉里拿15，000美元。 最大的問題是你用不著償還。因為申請表上填的內容全是假的，他們怎么可能找到你呢？吉里就這么干過几次。 又有一天，我去了俱樂部，吉里不在那儿。我問維尼：“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吉里和桂多有個追捕任務，”他說。“他們要找個人，要把他干掉。” 關于殺人的事，你別問什么。如果他們要讓你知道，他們就會告訴你。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盡可能地得到情報。所以吉里回來以后，我就問他：“你們到哪儿去了？” 他說：“我和桂多找一個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干？”我問道，好像以為要干搶劫一類的事。 他漸漸地談到關于即將要干的一樁搶劫的活動。我還想把話題繞到他們追捕的那個人身上，但是他不肯談。他不肯告訴我，這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我算什么？那時候，我只不過是和他們才混几個月的伙計，更不用說我還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你要是干一樁什么事，你也不會告訴任何人。 我不知道這次的凶殺是否下了手。懲罰人的事你不好亂議論。我在和黑手党党徒打交道的歲月里，他們有時候也圍坐在一起，議論他們往日干了多少工作——“工作”就是指凶殺。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從來不談論凶殺的某個具体人，也不談論即將凶殺的是什么人。如果凶殺中出了差錯，他們稍后一些時候會坐下來作為談笑的話題。 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魯吉埃諾一道出去，來到小意大利區他開辦的交誼俱樂部里。他和一幫党徒正在談笑一樁工作。他們要凶殺一個人，對這個人尾隨了一個星期，尋找机會下手。后來，他們得到通知凶殺取消，不要殺那個人，原來他們搞錯了跟蹤對象。他們差一點殺錯了人。他們把這种事視為人生最大的樂趣。“媽的，你猜怎么著？我們跟蹤了一個星期，哪儿知道跟蹤錯了對象——哈，哈，哈！弄得我們每天晚上都跟著那個小子。這小子倒他媽的有點儿命大，是不是？哈，哈，哈！” 7月4日，是周末，吉里要招待大家野餐。他在新澤西海岸那一帶有一幢房子，位于海濱山庄，离海濱有一個街區。他招待所有的党徒，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 我去了小意大利區的佛雷塔市場，那是意大利居民區的肉類市場。我買了香腸、凍肉以及干酪等，准備帶到那儿野餐。 當然，我還沒有結婚。人們以為我在這儿或那儿有几個女朋友，但我從來不帶她們在身邊。那些党徒有時候也問我為什么從來不帶女人在身邊，我對他們說，我還沒有特別中意的。 我一直戴著愛爾蘭的“雙手托心”戒指，因為那是我妻子給我的。戒指上有手形花紋托著一顆心，心上有頂花冠，象征愛情、友誼和忠誠。從來沒有人提到過這只戒指。 我們在外面野餐。大家坐在桌旁，有個家伙的女朋友說：“多恩，你戴的戒指很漂亮，那是愛爾蘭的‘雙手托心’戒指，對不對？” “是的。” “這不就是愛情戒指嗎？不是作為婚禮戒指嗎？” “對，有時候是這樣，”我說。有個党徒還問到這方面的情況，我就編了一段愛情史。 那女人接著說：“既是這樣，你還戴他干什么？我認為你又沒結婚什么的。” “對，我是沒有結婚。我接触的很少几個女朋友當中，有一個我倒是很愛她的。這只戒指是她送給我的。過了几個月以后，她拋棄了我。我卻還戴在手上，因為我不想忘記她。” 有個党徒有點疑惑不解的樣子，問道：“你肯定嗎，你還沒有結過婚？” “怎么啦？” “因為我實在不可理解。你說，你很愛那個女人，甚至她拋棄你以后你還戴那只戒指？” “是啊，怎么不可以呢？” “我就覺得，你不是那种能愛別人的人。你呢，一會儿到東，一會儿到西，你不可能愛上什么人，也不會同誰有什么聯系。” “不過，一個人的生活當中總有那么個時刻你有所愛的女人，一個特別的女人。因此我宁可記住她而不愿忘記她。這同別人有什么關系呀？” 只有在我干搬運重活的時候，我才把戒指拿下來。在整個隱蔽工作期間，我一直戴著這只戒指。別人議論我的戒指也只有這么一次。 我和吉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員以及墨拉和魯吉埃諾的布拿諾家族成員在一起花了很多時間周旋，還要到佛羅里達和“太陽苹果”那邊的喬·弗茨那里一道工作，根本就顧不上回家了。我沒有看到學校里的体育運動節目的比賽，也沒有看到我女儿們的啦啦隊。兩個女儿的生日我沒能參加，連我自己的生日也沒能回家。我們結婚的16周年紀念日我不在家里。為慶祝這個日子，我妻子到了霍爾及蓋爾夫妻倆那里。他們是她的朋友。她和他們相交一年以后我才認識了他們。我每個月回家可能只待到兩三個晚上。 我一旦真的回到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盡量彌補失去的家庭歡樂時光，但我又不能把我同党徒打交道的工作完全置于腦后。 我設法參加了我弟弟的婚禮。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婚禮，一般都很隆重，收到的彩禮有許多現金和支票。婚禮以后，新郎和新娘立即就度蜜月去了。他們不想把錢帶在身邊，要我把錢保管一下，等他們回來。我弟弟說：“把錢放在我哥哥這個聯邦調查局特工身上，誰還能有他那么保險？” 我把一大疊現金和支票放在我車子的前座位下，就開車回到了紐約市。 一個星期以后，我弟弟向我要那些錢。錢不在我的寓所里，哪儿也找不到，仍然還放在我車子的前座位下。自那以后，我到處跑，到過市里的各個里弄，車子在停車場停過，在車庫里停過。我把錢的事完全給忘了。 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么程度。后來我弟弟告訴我：他開始對我起了疑心，以為我背上了什么沉重的包袱，連他的錢放在什么地方都忘記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齦齬。 這畢竟只是暫時現象，因此情況可以容忍下去。就几個月的隱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動計划已經超過了6個月期限，我還沒有接触到高層次的党徒。可是，沒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党徒之間，在小意大利區和布拿諾家族成員墨拉及魯吉埃諾聯系上了，他們又把我介紹給了其他人。我的隱蔽工作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我在体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動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進展使我感到很舒暢。 在這全部時間里，我要設法記住發生的所有事件。由于我不作任何文字記錄——即使在寓所里，我也不敢記什么或寫下什么——我只能記在腦海里。像談話中討論的某個刑事方面的活動，俱樂部里新來了什么党徒，各种買賣，各种搶劫，与此有關的各個党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盡力記住。聯邦法庭最終審案將要根据我記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出裁決。 這是一項非常緊張的工作，而且還要有點技巧。比如記車牌執照號碼，記武器的系列序號三位數、三位數地記。麻煩的是我不能問許多問題——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特工時就受過這樣的訓練。我所記憶的東西有許多是听說的，這些情況我不能要人家重复說給我听，而且我認為需要核實的情況也不能問別人。搶劫來的贓物進進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細過一下目，不能問從哪里搶來的，或送到誰的手里。我只是指望有人自愿和我談這些情況。我要盡力擺出姿態，裝作只顧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樣子。 集中精力談話也很傷腦筋。大部分談話純粹是海闊天空，以及一些瑣碎事——理一次發、買一雙新巴利鞋；邁特槍和杰英特槍怎么使用；中國人和波多黎各人怎么在糟蹋鄰里；卡迪拉克牌轎車比林肯牌要优越多少；我們應該怎么樣轟炸伊朗；應該怎么樣燒死強奸犯；等等。每個党徒都津津樂道地談論自己怎么把變節者拖進來，自己又怎么頂上去。這幫党徒大多數人畢竟沒有受過什么教育，都是清一色地從里弄里長大的歹徒。 但是，他們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買賣的線索自始至終都貫穿在所有活動之中。他們的買賣就是偷盜、凶殺以及黑手党的政治——誰浮誰沉，誰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談論某個大地方買削价的牛排，實際上同樣的一句話指的是一次凶殺；要么是某個人入了盟；要么他們又收買到了某個政客。這些趣聞會使談話連續下去，但隨時都會改變話題，談過也就煙消云散。如果我不隨時有所准備，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記住的東酉。我又不能制止他們的話插問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隊長是不是買通了？” 不僅如此，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我還得使自己的談話方式和他們相一致。有時候我要改變話題，或者在他們談論可能是政府感興趣的刑事犯罪話題談得正起勁的時候，我有意識地從桌子旁慢慢走開。這樣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對此并無什么特別的興趣。然后，我還想把原來談的話題再談起來，或者在以后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再作些了解。這可以說是一种暫時退卻的策略，對于長期隱蔽工作來說這個策略很有必要。 我還要記住情況事實、名字、面孔以及數字等，直到我能向聯絡特工匯報。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兩三個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個晚上。要家里人調整他們的注意力，給予應有的重視，往往很困難，尤其是他們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我們又不能說明白。 8月份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在店舖里，忽見他們從外面作案回來，有吉里、桂多、帕特希、弗蘭克以及其他一些党徒。其中有一個名叫索尼。吉里神色非常緊張，那种神情我從來沒有見過。 “今天上午，我們襲擊了巴的納那儿的一家住宅，”他告訴我說，“那個家伙真夠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体長得高大還是地位顯赫），我本來想崩掉那個狗娘養的，因為他不肯打開保險柜。我用槍對著他，警告他說，他要是不開保險柜或者想什么別的點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么干。后來，他開了保險柜。我們把他和那個女人銬了起來。用東西塞住他的嘴。” 他顯然在渾身顫抖，我不知道是為什么，因為類似這种搶劫活動他經常參与。 他們把黑色公文皮箱打開，放在后室的桌子上。對于我也擠在中間觀看，他們并沒有怎么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寶——戒指、耳環以及項鏈，還有美國政府發行的儲蓄公債、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積蓄的硬幣、男人的裸体照片以及男人的假發。 箱子里還有几副手銬，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買到的一种，還有可能是他們從什么地方偷到的紐約警察部門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槍。 “我們以警察的身份進了住宅，”帕特希說，“把那個牧師的情況對他說說吧。” 索尼說：“我待在逃跑的車子里，就在住宅的街對面，車子的發動机還在轉動。巧得很，車子正停在一所教堂的前面。我坐在車里等伙計們出來，這時教堂的牧師走了過來。他停住步，還在說話，‘這不是好天气嗎，’牧師在同我說話，還說個不停。我打發不了他，又不知道伙計們是不是出了門，是逃走了還是別的什么情況。那牧師還在同我談什么鳥儿、天空。說什么我也不能离開。后來，他說了聲再見就走開了。當伙計們出了住宅的時候，我還看到他的身影。” 吉里遞給我一小包東西，說：“把這個垃圾扔掉，好吧？回到曼哈頓時扔到垃圾桶里。” 這包東西是搶劫來的，他們不想要了，但又不想在這儿里弄一帶被發現。這是一個粉紅色的錢包，里面有飾針，相配的耳環，几幅裸体照片，還有一份美國護照。 我想要的是槍。這是被偷的財產，我們可以通過槍支追查到搶劫案以及与此有關的吉里一伙。我們始終都想從街道的工作中收到槍支。 我對吉里說：“如果你要把這些槍支弄出手，我倒有個朋友。我曾經把得手的槍支賣給了他。說不定他對這些槍支倒有些興趣。” 他說：“每支槍要300美元。” “我要看看情況，打听一下。” 他把槍支交給了我。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45手槍；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357手槍，高速公路巡警用的；一支0.38羅姆特制手槍；一支0.22魯杰自動手槍。無論槍的主人是誰，他擁有這些槍支是不合法的。其中有兩支槍的編號已經注銷。吉里一伙在得手這些槍支以前，槍已經是被盜之物。一般情況下，注銷了編號對我們來說不會引起什么麻煩。盜賊大多數注銷不深，不可能把印壓痕跡全部抹去。我們的實驗人員能用酸性物質使編號复原。 第二天，我把槍支放在紙袋里，走到九十街道的中央公園，我的聯絡特工史蒂夫·伯瑟在那里等我。我把紙袋交給了他。我們商定試圖用800美元把吉里的槍支買下來，在交易中絕不能對方提出多少你就給他多少。首先，這里用的是政府的錢，能少花的盡量少花；第二，你要讓他們知道，你是有強硬手段的人，不是馬大哈。 到了第二天，我返回到俱樂部，對他們說，我的朋友出价是800美元。 “這不夠，”帕特希說。“你說過，你能賣到1.200美元的价。” “我只說試試看。我那朋友堅持800美元。” “不好。” 對于有些買賣，我就會說，要么就干，要么就拉倒。但是在槍的問題上我不是這樣。我不想把槍再還給他們。“你們看，我處理了槍，身上有800美元。你們要么拿錢，要么別拿。”我把鈔票一晃扔到了桌上，相信他們看到綠花花的票子會動心的。他們之間出現了小小的爭執。 帕特希說：“換一處賣，還能多賺些。” “哼，如果你能多賺，把他媽的槍拿到別處賣得了。可是誰肯付出超過200美元，買1支可能注冊過、被偷的又注銷了編號的槍呢？你以為我不想多賣點价？這是我自己的800美元。你們要想成交，我就只管向他取錢好了。” “好吧，”吉里說。他收起了錢，給桂多、弗蘭克、帕特希每人100美元，作為他們的一份。我從中轉賣，也給了我100美元。 我把100美元交給了特工伯瑟。因此，那4支槍花了聯邦調查局700美元。 桂多在抱怨，說有一批人最近在科隆坡家族里被接納入了盟。他提到了兩個人：阿里·鮑伊·帕希科和杰里·朗。阿里·鮑伊就是阿爾奉斯·帕希科，是“卡明·斯拿克·帕希科”１的儿子——有時候也稱作小帕希科——老子是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杰里·朗就是杰拿諾·朗格拉，后來成為科隆坡家族的二老板，在斯拿克入獄以后，成為代理大老板。 １ 斯拿克：即snake，“蛇”的意思。 “入了盟的那些人，有半數人在工作上不如我干的多，”桂多說。他的意思是他干的凶殺比別人干的多，而這是能不能接納入盟的重要條件之一。“我還沒有徽章。那個小子阿里·鮑伊是個濃包加笨蛋，他連一次凶殺也沒有干過，徽章就弄到了手，他能接納入盟全仗他老子是個大老板。” “你最好住嘴，”吉里說。“店里進進出出的人不停，誰听到誰說什么，都難測。你這樣胡亂議論老板的公子，這种話要記錄在檔的。” 在小意大利區瑪迪森街道上，我站在勒菲蒂·魯吉埃諾的交誼俱樂部門口。這時候，托尼·墨拉走了過來，要我開車送他到布魯克林去。 這使我引起了警惕。大家都知道，我在兩個不同家族的党徒之間來往，但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終于引起了怀疑。如果你不盡快地依附某一個人，他們就以為你不可靠。墨拉是布拿諾家族的成員，是個卑鄙的混蛋。他突然要我和他一道到布魯克林，而那里是我和科隆坡家族党徒打交道的地方。他要我去那里是不是進行某种較量？ 在車上，墨拉對我說：他和斯拿克有個約見。 我猛然回想起許多往事。有一次在吉里的店舖里，我認識的那個曾經被我逮捕的某人，是不是他終于把我識別了出來？桂多對斯拿克的儿子阿里·鮑伊·帕希科所發的一頓牢騷話，是不是傳到了斯拿克的耳朵里？想到這些我感到有不好的兆頭。他們是不是要盤問我關于吉里一伙人的情況？問我听到些什么？我在那里干些什么？ 如果斯拿克听到了那些抱怨的話，會不會逼我泄露出說怪話的人是誰？如果逼我提供消息，有沒有可能是一种考驗？ 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思考，車子已經開過了布魯克林橋。我盡量理出各种可能性及采取的對策。我決不會出賣任何人，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我為了怕受皮肉之苦就出賣別人，那就會毀了我的行動計划，因為無論怎么說我的可靠性也就完了。因此，如果要逼我出賣他人，我盡量采取頑強的態度，以觀事態的發展。如果他們要試探一下我這個人是不是可靠，我會經受住考驗，而且會使我更加堅強。 當然，他們可能真的想同我聊聊，如果我不肯談他們會接我，把我接死，扔到戈瓦納斯運河里，等著有人來認尸。究竟他們要干什么誰也搞不清。 墨拉默不作聲。車子駛向第三大道到達布魯克林公園住宅區的卡羅爾街道，离普羅斯帕克特公園不遠。我們停車等人。卡明·帕希科乘著白色有折篷的羅斯·羅伊斯轎車開了過來，車子是新澤西的牌照：佛羅里達444。我從照片上見過此人。四十四五歲的光景，身体敦實，稀頭發，長脖子，鼓脹脹的眼睛，肉鼻子肉嘴巴。他和另一個年輕人從羅斯車下來，朝墨拉走去，交談了一會儿。那個年輕人只有二十一二歲的樣子。 墨拉回到車子以后，說：“和他一道來的是他的儿子阿里·鮑伊。他剛剛堅定了自己。” “堅定了自己”就是接納入盟。我什么話也沒有說。 “湯米·拉貝拉可能要成為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墨拉說，“不過那只是名義而已，因為他年老多病。斯拿克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和他談到了一樁放債的買賣，我們正設法与他合伙干。” 布拿諾家族和科隆坡家族之間要合伙干一樁放債的買賣，原來就是這么個大事。我一時倒有點沮喪。如果要我選擇，我還是選擇沮喪。 和這幫党徒打交道，你一刻也不能松懈，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任務是大還是小。 我有點發急，因為吉里這一伙的線路似乎無法延伸。我的任務之一是要搜集證据，好使審案中有第一手材料；我另一個任務是搜集情報，好使政府部門可能用在別的調查方面的工作上。那時候你听到的看到的，并不都能了解它的重要程度，不知道哪些情報有用，哪些情報可能沒有用處。對任何東西你都不想忽略。但是，你并不能把所有的都回想起來，回想起來的東西也不能全部向上匯報。你還集中精力作出選擇，該匯報什么人、匯報什么事。你所選擇的情報作用大小，取決于你的經驗、靈感以及運气。 1977年的仲夏，我們在攔劫、盜竊及搶劫方面所掌握的情報足以在任何時候對吉里一伙進行搜查。但是我還沒有打入到上層去。我在小意大利區与墨拉、魯吉埃諾以及其他的党徒的聯絡已胜過我和布魯克林的那些党徒。 我沒有把精力集中在与党徒的交道上，而是在思考：可不可以對黑手党采取直接襲擊？ 對于這個問題，我和我的督學員蓋伊·貝拉達在電話里進行了交談。我們倆對此都很有興趣。我們甚至難得冒了一次險私下里會見，在第三大道上曼哈頓餐店共進午餐，那個餐店叫科克得·克拉姆斯餐館，就在我寓所的附近。 我們重新估价了我們的目標。這個問題想得越多，思考得也越多。對于盜竊集團的上層頭目，我只要能勾到一個，也就勾到了全体。但是，黑手党有一套等級森嚴的制度。如果我能勾上那些老練党徒，那我就有机會對党徒內部作出重大的滲透。 這就意味著局里要承擔更大的義務，增加了風險和壓力。就我們所知，聯邦調查局從來沒有制定過派自己的特工打入黑手党內部的計划。 最后，机遇壓倒了其他一切顧慮。放棄布魯克林的上層行動計划，直接“深入心髒”，与小意大利區的党徒周旋，這么干值得一試。 我想一個人單獨行動，不需要保護性的監視。小意大利區是個壁壘森嚴的居住區，好像与世隔絕。一輛單向玻璃的車子停在那儿的街道上不能超過5分鐘。我執行行動計划也不用隱藏的錄音机或發射机，因為我仍然是陌生面孔，隨時有被打下去的危險。調查局在小意大利區有知情人，他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不認識他們。我不想因為我認識某個知情人，在他面前就有不同的舉動，也不想別人對我有不同的舉動，因為無論是哪种情況都有冒險性。 雖然作出了決定，我還不能貿然從布魯克林一帶一走了之。我仍然要利用布魯克林的党徒作為我信譽的背景。十之八九，小意大利區的心髒那里遲早有人要和布魯克林方面的人調查我的情況。我也不想讓吉里一伙的任何人說我突然失蹤。我想逐步游离。 我和墨拉及魯吉埃諾混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与吉里一伙人越來越少。漸漸地到了每隔一段時間只和吉里通個電話。8月份，我全部時間都在小意大利區了。 吉里仍然效忠于家族。特工們照例要露面，和像吉里這樣的党徒談話，還把感興趣的一些人的照片給他們看，看你會說些什么，也讓你知道他們還繼續在監視你。有這么一次，特工來找他談話，拿出几張照片給他看，其中包括我的照片。這些特工并不真正了解我。他們對他說：我是個珠寶盜賊，他們得到情報，我就在這一帶活動。他們想知道他對我會有什么說法。 吉里不承認他同我有什么關系。盡管那時我已經不到那一帶去，他也不肯透露我一點風聲。 兩年以后，吉里遭到殺害。他在自己寓所一帶駕車，因交通紅燈而停了車。有個騎摩托車的家伙在他旁邊停了下來，向他射了兩發0.38的子彈。這是党徒的常規凶殺。我們的情報說，他們認為吉里告了密。其實他沒有。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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