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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地理音樂鐘与景泰藍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 嚴复，1895年 在中國，事情當時已到了這种地步：除了极端的行為外其他一切都被排除了。 夏爾·戴高樂，1964年 馬戛爾尼獻給乾隆的最能說明自己國家現代化程度的禮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樂鐘”。作為回贈，乾隆讓人給了他几件傳統工藝品：玉雕、絲荷包、細鋼作胎外填琺琅彩釉稱為“景泰藍”的瓶子。地球儀与景泰藍：多妙的象征呀！ 英國懂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家的富強都來自貿易。盡管它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但已表示出胜者的驕傲。它決定在全球擴張。它擁有最大的商船隊与最令人生畏的海軍艦隊；它全力支持本國的探險者与海盜；它扶植世上最為活躍的租船公司；它從法國人手中奪取了加拿大与印度；當它不得不讓美國獨立時——但還設法留住了那里的顧客——它決心向東南亞与太平洋擴張以彌補這一損失。它懂得統治全球的將是世界上——現在已經發現、今后將互相依賴的世界——最為開放、最為靈活和無處不在的那個社會。 閉關自守 乾隆統治下的中國顯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帝國。它的本土被向它進貢并作為它前沿陣地的屬國所包圍。和睦的中國覆蓋了從里海到琉球群島、從貝加爾湖到孟加拉灣与暹羅灣之間的廣大地區。 這遼闊的領土被無法穿越的沙漠与高山以及海盜橫行、波濤洶涌的大洋保護著，被万里長城、被無法根除的偏見組成的精神上的長城。被那种認為中央帝國孕育著“天下唯一的文明”的信念保護著。這領土之外的人民則是一些粗野的外夷（除非他們因“向往文明”而來頂禮膜拜）。來自他們的有害東西應該予以拋棄。他們的僑民來中國都包藏著鍋心（是否完全錯了呢？）。應該處處怀疑提防他們。所有不是奉皇上旨意离國的中國人都應退出帝國；從國民責任方面來說他們已經叛國；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們已經死了。 在內部，中國社會与其說是分成階級，不如說是分成某些等級。等級間的隔閡并不比中國人与外夷之間的隔閡更好克服。只有通過攻讀儒家著作并經過科舉考試的核實才能跨越它們。中國社會學家強調這制度的靈活性以及世襲在其中不起作用。但這种讀書做官的過程中也包括著分隔的規則：官員哪怕出身平民，通過皇帝的授權也變成了這些規則擔保人，而皇帝又要對上天負責保證規則的實施，因為他是受天命來保護這些規則的。任何人都擺脫不了這樣一個秩序。 當然，中國同從朝鮮到緬甸的屬國以及如印度、菲律賓、爪哇等傳統顧客一起組成了一個巨大的、自給自足的整体。這個集團雖然在習慣上一成不變，但還是活躍熱鬧的；它禁止對外貿易，但內部的貿易卻很廣泛。它組成了布魯代爾所說的“經濟世界”。只是這個經濟世界不像英國經濟那樣發生爆炸，因為它缺少“足夠強大的、能使核心升壓的外圍地區”。中國控制的經濟力量因為沒有真正的競爭對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國意識形態的左右。巴拉茲指出，在中國只有當政治秩序被嚴重動搖時才會出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 無論從倫理上還是從政治上看，“隔离群”這個說法在這里并不真正适用。乾隆時的中國實行漢、滿、藏、蒙等民族的共處。許多用這四种文字寫的18世紀時的碑文就可證明這點：這四种文字可占一面，常常還刻著乾隆的手跡。 但中國仍然是一個內部分成等級、四周用牆圍住的國家。馬戛爾尼使團把一個全球自由來往的社會同一個封閉隔离的社會對立起來了。開放的帝國對封閉的帝國。 雙方都斷言自己优越。中國認為自己的文化從本質上就高人一籌，并以損害屬國或“熟”番的方式加以推廣。英國說自己的文化优秀，因為這是現代的，也就是說建立在科學、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貿易之道的基礎上的文化。兩种語言無法溝通。雙方都誤解，雙方都互相瞧不起。 我在本書的前言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原來領先于其他文明好几個世紀，為什么它會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失去這种优勢呢？馬戛爾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兩种解釋。正當西方各國投向廣闊的世界時，中國卻閉關自守起來。當歐洲的革新層出不窮時，中國卻在頑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現。 相對的靜止 孩子們在自動電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來，他們便下來了。要是往上走，他們就停在原處。只有几級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類漫長的隊列中，各個國家也是這樣：靜止不動的國家向下退，不緊不慢地前進的國家停滯不前，只有那些緊跑的國家才會前進。 這种相對的運動与靜止，我們只有經過長期的比較才能發現。18世紀的中國發生過許多事情：一位畢生從事研究這段歷史的漢學家在把這個帝國看成停滯不前時可能會感到猶豫不決。相反，一位研究英國文化的學者可能會對同一世紀里英國國力的發展無動于衷，因為他只看到這個國家里的苦難与不足，看到被無情的圈地法從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農民，看到那里的破屋、暴亂、咄咄逼人的寡頭勢力，看到它對美國起義軍与對法戰爭的失敗，看到總是低于百分之二的發展速度（這同我們“輝煌的百分之三十”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但比較結果卻發現英國的農業迅速地完成了現代化，而在同一時期，大多數法國農民像中世紀一樣地生活；通過大銀行家、大工業和大宗買賣的協同作用，英國不但對其他各洲，就是對歐洲其他各國的領先地位也越來越明顯了。 當兩條直線越离越遠時，開始時几乎發現不了的差距最后也會變得十分巨大。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最顯示出一個正在上升的西方与一個自認為統治世界，實際上已經沉睡不醒的帝國之間日益加大的差距的最佳時刻。 异國趣味的販賣者 馬戛爾尼赴華及其使命的失敗孕育著以后兩個世紀里的對抗：西方与遠東的文化沖突；工業國与第三世界的沖突。 然而馬戛爾尼出使時獅子与龍的相遇使過分簡單的比較不再适用。中國繼續閉關鎖國，這從它自己的觀點看是合乎邏輯的。而英國想迫使中國開放時卻有些前后不一致了。馬戛爾尼及其伙伴不承認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這時他們并不比中國人看西方時表現得更為豁達。他們知道要去見一個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們接近后者時就像那些低級的船長或商人對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樣。他們有著當時的人——啟蒙時期的人——的目光。他們是技術和市場方面的冒險家。他們對善良的野蠻人与异國情調的高雅人一視同仁：都是他們做買賣的對手，是一件商品，一個沒有讀過并且永遠也不會去讀亞當·斯密著作的人。他們對去時上船的四位中國人与返回時搭乘的巴布亞人不加任何區分。 英國人像用玻璃飾物引誘黑人那樣用机械來引誘這個大孩子，這次他們可能花費了不少金幣。誘惑的代价非常昂貴，但做法是一樣的。只有一個細節不同，即他們沒有能誘惑中國人。東印度公司的一份報告在馬戛爾尼動身前告訴他：“中國人极端迷信，當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這一點在他們到達當地時完全得到了證實。中國人討厭新鮮事物，這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現：這同時也說明他們拒絕承認各种文化有權表現出差异。 英國人認為他們的權利，也許甚至是他們的義務，在于根据西方制訂的規則讓中國向國際貿易開放。如果中國拒絕接受歐洲商人的做法，就是中國錯了。馬戛爾尼的行為就像是一個專販异國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給英國人茶葉、絲綢、漆器、瓷器外，還滿足他們到遠處冒險的夢想，從中得到某种樂趣。他要為了英國的利益得到這种文化的真髓，然后讓全歐洲的買主垂涎三尺。遺憾的是他從中國人方面卻沒有看出絲毫羡慕的表示。“几乎不可能讓中國人相信擴大外國商品的進口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這些可怜的人拒絕貿易帶來的好處，當然也就拒絕了以英國為核心的文明所帶來的好處！ 馬戛爾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認中國文化的有效性。拒絕叩頭，討厭盤膝而坐，見到日常生活的場景傲慢地感到可笑，這些意味著：認為不能有几种文明。他像中國人一樣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這种文明進化。英國不但是這种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同時也是它的動力。這种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在這种模式里，《圣經》摻雜了理性主義，事業心替代了命定論。勳爵的責任就是把這一模式推廣到中國。他意識到這個任務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并有朝一日要訴諸武力。 19世紀与20世紀的歷史就是在這种偏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先是有色人种遭到歐洲的殖民統治，然后是他們的反抗。這類沖突在雙方接触的初期就出現了，但接触本來是應該消除這些沖突的。 在中國的鏡子里 至少，這种落在別人身上的驕傲自光將幫助英國人進一步了解自己。對社會与對個人一樣，要了解自己必須通過別人。每發現一點差別，就會提出兩個問題：“為什么他們是那樣的？”然后是：“為什么我不那樣？” 英國人在這次旅行中從熱情轉到蔑視。但回國后，同斯當東爵士一起，馬戛爾尼有充分的時間來冷靜地考慮他的《紀實》。這本紀實直至1908年，特別是到了1962年才發表，而且還是部分內容。它提高到人种學与歷史哲學的高度來看問題。在書中，馬戛爾尼是以看問題准确、目光遠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現的。中國當代歷史學界也正在接受這一看法。 就像托克維爾在美國和居斯蒂納在俄國一樣，馬戛爾尼誠實地指出：“我不能什么都看到，所以我可能搞錯；但我介紹的都是我親眼所見的。”有些事情原來是看不到的，因為當時貼得太近，現在拉開了距离就看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過他人。馬戛爾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時間來制造這面中國的鏡子。當他們把玻璃浸入這任何東西都無法代替的神奇的液体——同現實接触——中去時，背面的錫汞層形成了；鏡子把他們自己社會的形象給照了出來。中國教會他們如何去看西方。他們在為中國社會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訝時，也在對自己社會的特征進行反思。 在看到中國停滯時，他們也更感覺到自己的運動。英國人在看到中國任何人除了做社會希望他們就地能做的事之外無法從事任何其他事情時就明白了個人積极性的重要。當他們看到中國唯一的人的實体就是整個集体時，就認識到西方人的力量。當他們了解在中國無人能超越規定給他的位置，否則就會影響已定的等級体系時，也就測定了在他們國內競爭所起的作用。他們在猜測商人在那里受到何种程度的蔑視時，也就量出商人對他們來說又是何等的重要。當他們發現這种對停滯的崇拜時，就覺不到自己對新鮮事的何等崇拜、總之，他們更為理解個人主義、競爭与革新就是他們的財富和強盛的動力。 二千年的杰作 那些大的帝國都是由偉大的中央集權者建立的，是他們把那無形的粘土塑造成形的。這些人有尼布甲尼撒、澤爾士、查理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侖、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些巨人都制服過起義者，并強制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組織，這些組織就像風暴都無法摧垮的巨大的金字塔一樣，在他們死后長久地保存了下來。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華帝國更為鞏固了。在這帝國里，一切都為了能持久存在，為了國家的強盛而安排得井井有條。個体的作用越來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能顯得完美，這几乎帶有宗教的色彩。每個人都鑲嵌在一個等級体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個人意識則被磨得平整光滑。 中間組織——行會、協會、等級、宗族——的存在只是為了鞏固總体建筑。它們組成了許多平行而相互封閉的小社會。它們像蜂窩一樣互相鑲嵌在一起，像金字塔那樣外面是一個平整而無法透入的表面，而里面卻分割成許多小間。分工既擴大了各個組織的分离，也增加了它們的獨立性。這樣組成的社會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總体指揮著部分。 在建筑物頂端的是神在這世界里的化身——天子。緊接著是加固金字塔頂端和棱邊的大軍机處、總督、巡撫和整個文官等級体系：只有他們能用特有的語言來閱讀和書寫。他們的任務是把皇上的旨意和帝國的价值傳達給群眾。然后是農民，他們是整体生存所必需的廣大群眾，是真正的生產者；其他階級的存在都是為了讓他們能生產。再下面是手工業者，對他們的要求是為農民的耕作提供必需的工具。最下面是商人，他們不是生產者，而純粹是寄生虫。他們靠貿易為生；他們不創造財富；他們只是靠損害他人來攫取金錢。他們雖然富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尊重。 中國社會從公元前3世紀直至20世紀就這樣以相同的方式重复著。同樣的堅如磐石的建筑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它几乎不給個人以自由，因為個人被認為不能分辨哪些東西對自己有用。在自由社會里，每個人都是整個人類的体現，個人被認為比集体更了解哪些東西适合于自己；中國社會正与此相反。 接待馬戛爾尼的中國人對這种特殊的持久性与使之持久的原則深信不疑。他們知道帝國的穩定要靠堅持不懈的努力遵守及讓人遵守已經确定的規則。他們有著世界上（他們的世界上）的一切理由不听這個“大鼻子”來向他們講故事。乾隆与他的官員們對自己的制度感到驕傲，而且也真有值得驕傲的理由。他們很珍視這一杰作：中央集權的官僚体系在多少世紀以來戰胜了眾多的歷史環境，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并永久地存在了下來。 1949年革命所廢除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語言里所說的“封建主義”。封建主義的定義是：個人地位主要是与生俱來而不是獲得的，在這种制度下個人對世襲貴族的依賴關系起著主要作用。在中國，世襲貴族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經被廢除了。 一個完全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出現了：這個國家由可以替換的、領取薪金、大筆一揮就可解職，并從唐朝以來就通過不公開姓名的考試錄取的文官以客觀的方式、根据每人都要遵循的規則來治理。按照統一的模式組織起來的行政區域代替了根据封建領主弄刀舞槍的本事而划分的面積大小不一的封地。皇帝任命所有的公職人員。他用一套獎懲辦法牢牢地控制了束縛全國的网絡。他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權力。 這一体制在中國經受住了考驗，并傳播到如朝鮮或越南等國家。它甚至成為西方（如路易十五時的法國）設立考試和會考的榜樣。它的优點是很明顯的。它把比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更為廣闊的一個空間緊密地組織起來了：國防線、道路、驛站、星羅棋布的指揮网絡。國家通過大量購買糧食、谷物稅、公家囤積等手段來調節市場。中國早就确定了中央集權國家的模式，歐洲國家只是到最近才達到這一水平。 從秦始皇以來，法律、錢幣、賦稅、度量衡，甚至車輪間的距离都是統一的。必須使用統一的文字，甚至在四周的君主國家——朝鮮、日本、越南——都是如此。中國文化就這樣威力無比、持續不斷地在20多個世紀里傳播開去。一种文化能在那么長的時間里發揚光大，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兩种优越感的撞擊 這种結构有它致命的弱點：它出現時正好西方發現在自己社會里（首先在英國社會里）出現了個人主義帶來的強盛苗頭。它的發展十分緩慢，經過了若干世紀；但突然之間便取得了丰碩的成果！完善的中央集權模式從一開始构思時就已經十全十美，在2000年里几乎持久不變，但這時突然遇到了新生而活躍，雖不完美但已卓有成效的社會自由的模式。 然而，把“發達”國家与不好意思地稱之為“發展中”國家分開的鴻溝是在一個同人類生存的時間相比相當短暫的時期里形成的。西方的航海者入侵時，南美或赤道非洲的最原始的部落只達到歐洲居民在公元前2000年時的水平；中國人則已達到路易十四時法國的水平。這些差距很容易用地理或歷史環境來解釋：環境促進了居民的發展，放慢了其他一些人的發展速度；導致了一些人的閉關自守，引起了另一些人的种族混合。35個世紀同350万年相比，只有人類存在的千分之一的時間。沒有任何理由能為白人對有色人种的种族优越感辯解。 馬戛爾尼的伙伴們到達中國時堅信自己比其他歐洲人強。他們回國時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們同樣也比中國人強。他們看到這個從馬可·波羅以來大家都說得天花亂墜的帝國竟是如此的落后。為什么呢？因為它反對進步：反對科學、反對事業精神。相反，他們卻發現了自己強大的動力。 馬戛爾尼及他的伙伴在激起以后200年里傳遍世界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优越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了使他們的報告引起轟動，他們支持了歐洲人优越的信條。這一信條使吞并美洲、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的無數領土合法化了。儒爾·費里和第三共和國用的也是同一种語言。他們將把“文明”帶給“野蠻人”。 殖民矛盾 西方這种把自己几乎看成是救世主的信念使它也充滿了矛盾。這樣它就成了自己主張和整個歐洲都信奉的，法國革命又使之明确了的普救學說的敵人了。它否認受到奴役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權利。這种矛盾是如此深刻以至西方最后因進行過殖民統治而怨恨自己。在非殖民化時，它本來應該同自己的天性協調起來，但這時它卻在鞭撻自己。 被統治的國家從他們的角度看怎么能不為自己的傳統遭到西方的粗暴破坏而感到不快呢？他們很驕傲，也有權利感到驕傲：一個不為自己感到驕傲的民族就會失去生存下去的樂趣。特別是像印度或中國這樣的國家，它們產生過古老而燦爛的文化。第三世界的人民反抗西方的斗爭是一种健康的反應。它的實質是拒絕否認他們地位的外國統治。對一切有能力組成一個國家的民族來說，獨立是一個無价之寶。但是，因為獨立的需要扎根于激情的深處，非殖民化也導致了一系列錯誤的觀念。 馬克思主義者或他們的同情者不僅成功地讓愿意相信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与第三世界、而且還讓西方知識界相信：殖民國家的發展，殖民地的不發達狀態都源自前者掠奪了后者。他們忘記了第三世界的貧困在殖民之前早已存在，并在殖民結束后依然存在或是在殖民之后重又產生。欠發達狀態，或干脆叫不發達狀態是一种持久的、普通的現象。從地球上有了人類后，無知、流行病、奴役（奴隸制、女人的順從、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依附），營養不良、對疾病、饑餓与戰爭的恐懼就是人類的共同命運。不發達并不是一件丟臉的事，倒是要把發達看成是一個奇跡，而且是最近才產生的一個奇跡。 當然，先進文化的入侵使墨守陳規的社會失去穩定并最終從內部摧毀這种社會。但是不要在事后回顧時把這些社會理想化。在中國同在非洲、亞洲、美洲或大洋洲的原始社會一樣，在西方入侵前曾發生過可怕的災害：饑餓、麻風病、瘧疾、极高的幼儿死亡率、毀傷婦女肢体，更不用說同類相食了……這些并不是發生在殖民之后，而是在殖民之前。殖民反使這些現象減少了。 殖民者并沒有把貧困帶給殖民地的人民，他們帶來的是屈服，這從長遠看是無法忍受和使人消沉的。我們在這里又發現了矛盾：這种屈服并不是傳遞使西方振興的反應的最好方法。西方不是通過殖民才能傳播它的“文明”，而是通過建立這种文明的基礎：自由与貿易。 這點千真万确，即使從經濟上看殖民也几乎沒有使西方得益。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在15、16世紀最有活力的國家在以后的年代里似乎被它們的殖民地削弱了國力。英國在征服殖民地之前已經相當繁榮；根据今日的計算，它在鼎盛時期的財富只有很小一部分來自它的帝國。1945年后發生了最惊人的經濟奇跡的國家如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當時并沒有殖民地。那些失去了原來与之相依為命的帝國的國家如荷蘭、法國和比利時恰巧在他們卸掉包袱后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像瑞士、瑞典等最富有的歐洲國家從未有過殖民地。那是因為貿易能獲得巨大利益，而殖民最終卻要付出代价。馬戛爾尼在18世紀80年代當馬德拉總督時已經懂得：印度正在使英國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能獲得更多的利益。只有同中國進行三邊貿易才能填補這筆逆差。 殖民并不符合西方的本性，而往往是意外困難驅使下產生的結果。除非遇到几乎無人居住的地區，殖民者開始并不打算吞并土地，而只想經商。這應是符合相互利益的。發展中的歐洲需要新的市場。傳統社會同意貿易就可達到現代化。同中國尤其如此。建立貿易關系是從16世紀末到19世紀初所有派遣到北京的使團的目標。但滿清王朝拒絕開放。武力行為、割讓領土、直接治理只是他們拒絕的后果，或者是后來他們無法履行違心的簽訂的條約的后果。在這之前，為了對付無政府狀態，英國已經不得不親自管理印度。設在這些廣闊的帝國邊上的商埠這個方式更受到西方的喜愛。但這些帝國的崩潰使西方只得承擔起它原先可以避免的直接責任。 誰之過？ 當然，殖民導致了無法接受的統治效應。但誰能站出來當原告呢？為什么只有西方坐在被告席上呢？阿拉伯人在歐洲人代替他們之前曾對一大部分非洲領土進行過殖民統治并在那里實施了奴隸制。伊斯蘭國家曾用嚴刑大力讓大半個亞洲都改信伊斯蘭教。中國在被蒙古人与滿洲人攻占之后自己也占領了蒙古和滿洲。它兼并了西藏和突厥斯坦。印度、緬甸和印度支那在受英法殖民統治之前先受到蒙古人或中國人的統治。朝鮮光是受到漢化，后來才是日本化，最后一分為二，一部分蘇聯化，另一部分美國化。而俄國仍然是一個殖民大國。 殖民者總是夸耀自己擔負著傳播文化的使命。這种借口對西方來說不是比對其他別人更講得通嗎？它曾帶去了醫學与衛生，減少了饑餓与死亡率，使生產合理化，總之使一直停滯在不發達狀態的傳統社會進入到發展的、變化的時代。西方難道比其他總想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國更應受到譴責嗎？ 他們并不比淹沒一個國家的洪水或海潮更應受到譴責。唯一應該坐到被告席上的是這個國家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因為他發現有了對付這些自然現象的机會而拒絕加以利用。乾隆几乎就是這樣做的。當時英國人來向他提出了發展的辦法，但他卻為了維護那個不可變更的秩序輕蔑地加以拒絕。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党又重复了對“不忠的商人”采取的這种無情做法。 選擇運動 中央帝國拒絕了本來可以使它進入國際生產秩序的貿易協定。但它無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費的誘惑。這下中國不是作為一個貿易和工業大國而是作為毒品的消費者進入到世界市場。 它在1793年拒絕開放，這就注定了它要遭受以后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國的協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這在當時是可行的嗎？決定論者會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當我們研究前100年里俄國發生的事情或后100年里日本發生的事情，我們就會作出肯定的回答。一個民族如果領導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并投入進步的行列。 1695年，彼得大帝在亞速城牆下久攻不下，無法擊敗土耳其人時意識到了自己國家的落后。他決定自己去西方（法國、荷蘭、英國）尋找自己缺少的改革辦法和技術人員。這位最為專橫的暴君在1697至1698年的出訪中竟成了一位謙遜的取經者。回國后，他讓貴族与僧侶束手就范，剪去了領導階層的胡子，縮短了他們的衣服，讓他們學習西方，改革軍隊与稅制，設政府各部与上議院、發展教育，采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并建起了無數的工厂。 1725年他死時遭人憎惡，但他已推動了俄羅斯的現代化。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胜者 在19世紀最后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這又一次說明一個民族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從文化的撞擊中汲取教訓并跨越几個世紀的發展。 日本歷來都“從中國取得智慧”。17世紀中期，它專橫地拒絕一切外國影響的傳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触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蘭船在長崎停泊。 1853年，即馬戛爾尼來華后60年，美國分遣艦隊指揮官佩里強行駛入東京灣的浦賀港，交給日本政府一份照會。6個月后他又來等待答复：1854年3月，日本簽訂了神奈川條約，把它的兩個港口全年向西方船只開放。1895年，它的艦隊与陸軍擊敗了中國。1904年至1905年，這支軍隊又在遠東的陸地与海上消滅了俄國軍隊。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從孤立中走了出來，昂首闊步地進入到列強的隊伍中來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談判過，但是為了向西方學習并赶上它，他們裝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過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擊喚醒了他們。經過几年的猶豫，他們向西方最先進的國家派出了使團。日本借鑒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英國式的議會制度，法國式的民法与刑法，法國憲兵，普魯士的軍隊，特別是在經過一個階段的統制經濟后，又學習了英國式的企業、自由貿易、港口和銀行。 是否日本比中國更容易學習西方呢？可能是。中國人堅信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日本人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習慣于在借鑒別人的同時又保持自己的個性。從參考中國到參考西方，他們只是改變了學習的模式。他們懂得他們應該仿效別人，否則就會滅亡。 而天朝并不准備去冒這种前途未卜的危險。在19世紀的最后几年，洋務運動借鑒了同明治一樣的原則。但從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無法成功。 中日戰爭之后一位中國文人曾說：“日本人對西方人深惡痛絕，然而他們仍鑽研西學，雖痛心疾首而堅韌不拔。他們深知若不學則無以救國。”嚴复還哀歎“中國的心志習俗皆不識歷史之大潮”。 世界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變化著，它想把中國帶入自己的圈子；它將會以越來越迫切的方式讓中國明白這一點。但中國應該在思想上來個變化，而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夠了。 那喀索斯的悲劇 要向別人學習，中國人應當擺脫千年以來的驕傲情緒。他們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悲劇后才習慣了這一想法。但沒有跡象說明他們准備這樣做。 從1793年至1978年，中國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敗了的嘗試，它拒絕謙虛地向外國學習。只有中國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來自外部。一切好的東西則來自自己。 直到消滅了“四人幫”，并對毛澤東的遺產提出异議后才能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開始修正。官方歷史學界過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擇精神來重新觀察近兩個世紀的歷史。甚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們還繼續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們批評貿易自由，批評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系統，即開放世界的系統。他們還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藻像乾隆与慈禧一樣拒絕全球的現實。 他們真變了嗎？或者歷史又在北京重演？馬克思主義同清王朝一樣對中國人來說是舶來品——但兩者都同樣促進了中國的閉關自守。因為在乾隆及其繼承者的拒絕中，我們不能忘記時机的作用。當西方敲響中國的大門時，看守這個國家的竟然是一位滿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經成了中國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誠的信徒。他們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漢化時正是想鞏固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統治：閉關鎖國的反應由于這個來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為強烈了。在對外關門的同時，還要保證這個一成不變的体制能幸存下去：中國人的驕傲同滿清政權都從中得到了好處。 滿人或馬克思主義者（或外族或國際主義者）都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無論是乾隆給喬治三世的回信中說的“天朝物產丰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還是一再迫害外國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會以免敗坏中國民風；無論是慈禧太后在中國被日本挫敗之后高喊“誰知倭賊竟敢犯我？”還是毛澤東在俄國專家撤走后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國的力量看成是紙老虎，他們都有一种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可以自給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在對中國自身、對這唯一的自給自足体系表現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會像1912年革命時那位一度親英的奇才一樣宣稱：“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 這种自我陶醉最終只能導致對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釋過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們基地兩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如何解釋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發明，那樣聰明勤勞，那久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燦爛文化！革命后獲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貫正确的領袖与學說！這一切匯集起來，才能達到上一世紀祖先還生活在新石器時代的某個熱帶共和國居民的生活水平！ 受抑制与被解放的兄弟 所有人在法律上与尊嚴上當然都是平等的。但所有人，特別是所有社會在達到技術、貿易和工業文明方面并不具有相同的才能。有的使財富像噴泉噴水那樣源源涌出。有的卻不能，或不愿，或不會這樣做。對中國人來說，他們并不缺乏個人的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環境。馬戛爾尼的伙伴已經發現在巴達維亞“中國人去那里都是想發財，他們不放過任何能夠獲利的机會”。“由于辛勤勞動，他們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他們在澳門也看到了相同的現象。在香港、台灣、新加坡、加利福尼亞，華僑的生產能力很強，以致在同樣的40年間，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在人民中國的兄弟或遠親的高出10至20倍，而開始時他們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不論是今天還是昨天，華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膽的企業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條件是不要呆在中國。 在自然科學范圍里，中國國家机器的效率并未受到影響。它在火箭与衛星發射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法國相比，它只用了一半的時間便完成了從原子裂變到熱核聚變的過渡。但當我們看到同樣的人在40年的市場經濟里取得了世界上無与論比的發展速度，而在計划經濟的官僚体制下他們卻停滯不前時，我們就應該從中得出結論了。 共產主義制度繼承了乾隆時代的官僚体制：反對贏利、反對商人、反對外貿、反對外國人的來到、反對一切不是來自這個制度的創新。居住著華人的那些東南亞小國擺脫了這种控制，便輕松地投入到生產貿易中去了。因為每日同其他民族（日本人、西方人）接触，他們拋棄了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國而他人都是蠻夷這千古不變的陳舊觀念。 所有國家都有自以為天才第一的傾向。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義的影響。巴西中部印第安人中的格族人在人种學家庫爾特·安凱爾离開他們時痛哭流涕，因為他們無法想象人在离開他們這個唯一生活還有意思的民族后還能生存下去。但很少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那樣把這种怪癖發展到如此程度。他們今日的落后主要來自他們的优越感。 不發達狀態是孤立与停滯結合的產物，人口問題使這种狀況更趨嚴重。發展是向世界開放和不斷革新相結合的結果。乾隆与馬戛爾尼都自吹代表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盡管英國的力量當時尚處于萌芽狀態，但下一世紀的歷史卻證明了英國有理。 如果使臣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議，如果皇上以另一种方式處理這些建議，中國可能不必以世界為之震撼的方式蘇醒過來：世界可以使這個國家更有創造力，使它進步得更快。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驕傲自滿相對抗，結果是人類失卻了難以估量的財富，這些財富只能隨同沒有發生過的歷史永遠埋藏在地里。 但是這次失敗的會見教訓猶在。乾隆与馬戛爾尼尚未死去。他們生存在我們中間。他們又在我們身上轉世了。他們也許是不朽的。循環無窮的中國呀！……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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