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只能講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當簡單的故事了。這段時間他越來越衰弱，越來越迫退，漸漸喪失醫生的知識和熟練技巧，也逐漸失掉寫作的才能。有一個短時期，他從抑郁和頹喪的心情中掙脫出來，振作精神，恢复先前的活力，但不久熱情便消失了，他又陷入對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木關心的狀態中。這些年他早就有的心髒病發展得很嚴重，其實他生前就診斷出自己有心髒病，但卻不知道它的嚴重程度。 他在新經濟政策開始的時候回到莫斯科，這是蘇聯歷史上最難于捉摸和虛假的時期之一。他比從游擊隊回到尤里亞金的時候還要瘦弱，還要孤僻，臉上的胡子也更多。路上，他又漸漸把值錢的衣物脫下來換面包和破爛衣服，免得赤身露体。這樣他又吃完了第二件皮襖和一套西裝，當他出現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時候，只剩下一頂灰皮帽、∼副裹腿和一件破士兵大衣，這件所有扣子都拆了下來的大衣變成犯人穿的發臭的囚農了。他穿著這身衣服同擠滿首都廣場、人行道和車站的數不清的紅軍士兵沒有任何區別。 他不是一個人走到莫斯科的。一個漂亮的年輕農民到處跟著他，這農民跟他一樣，也穿著一身士兵服裝。他的這身打扮出現在莫斯科幸存的几家客廳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童年便是在那里度過的，那里的人還記得他，讓他們進門，打听他們回來后洗過澡沒有——斑疹傷寒仍然很猖獗；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剛到的那几天，那里的人便向他講述了他的親人們离開莫斯科到國外去的情形。 他們怕見人，由于极端羞澀，如果做客的時候無法沉默，還得參加談話的話，他們便盡量避免單獨前去做客。每當熟人聚會的時候，通常出現兩個又高又瘦的人，他們躲進某個不引人注目的牆角，不參加別人的談話，默默地度過一個晚上。 這個穿著破舊的衣服、高大瘦弱的醫生，在年輕的伙伴陪同下，很像民間傳說中探求真理的人，而他經常的伴隨者像一個听話的、對他愚忠的信徒。可這年輕的伙伴是誰呢？ 靠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是乘火車抵達的，但前面的一大半路是走過來的。 他沿途看到的農村景象，一點也不比他從游擊隊里逃出時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所看到的景象好。只是那時是在冬天穿過俄國最遠的地方，現在是夏末秋初，气候溫暖干燥，走起來方便得多。 他所經過的一半村庄荒無人煙，仿佛敵人征討過一樣，土地被遺棄了，庄稼無人收割，這也真是戰爭的后果，內戰的后果。 九月末的兩三天，他一直沿著陡峭的河岸走。迎面流過來的河水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右邊穿過。他的左邊，從大路一直伸展到難聚著云彩的天邊，是一片未曾收割的田野。田野常常被闊葉樹林隔斷，其中大部分是柞樹、榆樹和械樹。樹林沿著深峪一直延伸到河邊，像峭壁或陡坡一樣截斷道路。 在沒有收割的田野里，熟透的黑麥穗散裂開，麥粒撒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捧了几捧塞在嘴里，用牙齒費勁地磨碎，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不能用麥粒熬粥的時候，便生吞它們充饑。腸胃很難消化剛剛嚼碎的生麥粒。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一生中從未見過暗褐色的、發烏的舊金子顏色的黑麥，通常收割的時候，它的顏色要談得多。 這是一片沒有火光的火紅色的田野，這是一片無聲呼救的田野。已經進入冬季的廣闊的天空，冷漠而平靜地從天邊把它們鑲嵌起來，而在天上不停地飄動著長條的、當中發黑兩邊發白的雪云，仿佛從人臉上掠過的陰影。 而一切都在有規律地慢慢移動。河水在流動。大路迎面走來。大路上走著醫生。云層沿著他行進的方向移動。就連田野也不是靜止不動的。有什么東西沿著田野移動，碰得田野里的庄稼仿佛也不停地微微蠕動，讓人感到一陣厭惡。 自古以來，田野里從來不曾有過這么多的老鼠。醫生還沒走出田野，天便黑了，每當他不得不在某個地界旁邊過夜的時候，老鼠便從他身上和手上跑過，穿過他的褲子和衣袖。白天，它們成群結隊地在腳底下跑來跑去，要是踩到它們，它們就變成一灘動彈、尖叫、滑溜的血漿。 村里的長毛看家狗變成可怕的野狗，彼此不時交換眼色，仿佛商量什么時候朝醫生扑過去，把他撕成碎片。它們成群地跟在他后面，同他保持較遠的距离。它們以尸体為食，但也不嫌棄田野里成堆的老鼠。它們從遠處望著醫生，信心十足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在等待著什么。奇怪的是它OJ不進樹林，醫生接近樹林的時候，它們便漸漸落在后面，向后轉去，終于消失了。 樹林和田野當時形成強烈的對比。田野沒有人照料變成孤儿，仿佛在無人的時候遭到詛咒。樹林擺脫了人自由生長，顯得更加繁茂，有如從監獄里放出的囚犯。 平時人們，特別是村里的孩子們，不等核桃長熟，青的時候就把它fll打下來。現在，山坡上和山谷里的核桃樹挂滿沒人触動過的木平整的金色葉子，仿佛經過風吹日晒，落上灰塵，變得粗糙了。樹葉中間挂滿一串串撐開的、仿佛用繩結或飄帶系在一起、三個或四個長在一起的核桃。核桃熟了，盡管還綴在樹上，仿佛馬上就會從樹枝上落下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一路上不停地喀吧喀吧地咬碎核桃。他的衣袋和背囊里都塞滿核桃。一星期之內核桃是他的主要糧食。 醫生覺得，在他眼里田野患了重病，在發燒說囈語，而樹林正處于康复后的光潤狀態。上帝居住在樹林中，而田野上掠過惡魔嘲諷的笑聲。 就在這几天，在這段路程中，醫生走進一座被村民所遺棄的、燒得精光的村庄。火災之前，村子里只蓋了一排靠近河這面大路的房子。河的那一面沒蓋房子。 村子里只剩下几間外表熏黑、里面燒焦的房子。但它們也是空的，沒有住人。其他農舍化為一堆灰燼，只有几只熏黑的煙囪向上翹著。 河對岸的峭壁上挖滿了坑，那是村民們挖磨盤石的時候留下來的，先前他們靠招磨盤石為生。三塊尚未鑿成的磨盤堆在殘留下來的一排農舍中的最后一家農舍對面。它像其他農舍一樣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走進這間農舍。傍晚很寂靜，但醫生剛一跨進門，便像有一陣風刮進農舍。堆在地板上的干草屑和麻絮四外飛揚，搭拉下來的糊牆紙來回搖晃。農舍里的一切都動起來，沙沙作響。老鼠尖叫著四下逃竄，這里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樣，成群成堆。 醫生走出農舍。田野盡頭的太陽漸漸落下去。落日的余輝映照著對岸，岸上孤零零的几株樹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當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跨過大路，在草地上的一個石磨盤上坐下來休息。 從峭壁下邊伸出一個長了一頭淡黃頭發的腦袋，然后是肩膀，然后是兩只手。有人從那里提了滿滿一桶水爬上來。那人一看見醫生便停下來，從峭壁上露出半個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嗎？你別碰我，我也不動你。” “謝謝。讓我喝點水。出來吧，別害怕。我干嗎要碰你呢？” 從峭壁后面爬出來的提水人原來是個少年。他光著腳，頭發亂蓬蓬的，穿著一身破爛的衣服。 盡管醫生說話和藹，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著醫生。出于一种無法解釋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滿希望地激動起來。他激動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醫生扑過去，但跑了几步又停下來，喃喃地說道： “不可能，決不可能，大概是做夢吧。對不起，可是同志，請允許我問一聲。我覺得您确實是個熟人。對啦！是呀！醫生叔叔！” “可你是誰？” “沒認出來？” “沒有。” “從莫斯科出來的時候，咱們坐的是同一輛軍用列車，在同一個車廂里。赶我們去做勞工。有人看押。” 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醫生跟前，吻著醫生的手哭起來。 遭水災的地方原來是瓦夏的老家韋列堅尼基鎮。他的母親已不在人世。當村子被洗劫并被放火燒毀的時候，瓦夏藏在鑿出的石洞里，可母親以為他被帶進城里，急得發了瘋，跳進佩爾加河里淹死了。現在，醫生和瓦夏正坐在這條河的岸上談話。瓦夏的姐妹据說在另一個縣的保育院里。醫生帶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訴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許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种的庄稼。剛种完就遭了難。波利啞姨媽剛走。您還記得那個帕拉莎姨媽嗎？” “不記得了。我根本不認識她。她是誰呀？” “您怎么會不認識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們坐的是一趟火車。那個佳古諾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臉上，長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個老是編辮子解辮子的女人？” “辮子，辮子！對啦！一點不錯。辮子！” “懊，想起來啦。等等。后來，我在西伯利亞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見過她。” “真有這回事儿！是帕拉莎姨媽嗎？”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嗎像發瘋似的搖我的手？小心別搖斷了。別像大姑娘似的滿臉通紅。” “她在那儿怎么樣？赶快告訴我，快點。” “我看見她的時候她身体很健康。她說起過你們。我記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過或做過客。可也許我記錯了。” “那還用說，那還用說！在我們家，在我們家。媽媽像親妹妹那樣愛她。不聲不響，愛干活，手很巧。她在我們那儿住的時候，家里充滿歡樂。村里的人把她從韋列堅尼基鎮擠走了，說了她很多坏話，讓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個人叫長膿瘡的哈爾拉姆。他追求過波利姬。他沒鼻子，最愛說人坏話。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為這件事恨上了我，說了我和波利啞的很多坏話。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們就從此開始倒霉了。 “离這儿不遠的地方出了件凶殺案。一個孤單的寡婦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樹林子里被人殺死了。她一個人住在樹林子里。她愛穿帶松緊帶的男人皮鞋。她家門口鎖著一條凶狗，鎖鏈夠得著房子的周圍。那條狗叫‘大嗓門’。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個人干，用不著幫手。好了，誰也沒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婦還沒刨土豆呢。她上韋列堅尼基鎮找人幫忙。‘幫幫忙吧。’她說，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錢也行。’ “我自告奮勇幫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時候，哈爾拉姆已經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沒告訴我。可是，也不能為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兩人一塊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爛泥。刨呀，刨呀，點燃了土豆秧，用熱煙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們公平地算了賬。她打發哈爾拉姆回去，可對我使了個眼色，說還有事儿找我，讓我以后再來，要不就留下不走。 “過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說，‘讓多余的土豆被人沒收，被國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瞞你。我本來可以自己挖個坑，把土豆藏起來，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過來已經晚了，冬天到了。一個人干不了。給我挖個坑，我不會虧待你。咱們烤干了，倒進去。’ “我給她挖了個坑，為了藏得嚴實，挖得下邊寬，出口窄，像個瓦罐。坑也用煙熏干、熏熱。那天正刮著暴風雪。把土豆藏好，蓋上土，該做的都做了。一點痕跡都沒有。我當然沒對任何人說起挖坑的事，對媽媽和妹妹們都沒說。決不能干那种事呀！ “就這樣，剛過了一個月，她家就被人搶了。從布依斯科耶村來的人經過那里，他們說，大門敞開，全部東西被洗劫一空。寡婦不見了，那只名叫‘大嗓門’的狗掙脫了鎖鏈，跑了。 “又過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后，圣誕節前，冬天頭一次解凍的日子，下起了暴雨，沖淨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門’跑來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來。那儿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開濕地，往上刨土，刨出穿著系松緊帶皮鞋的女主人的腳。你瞧多可怕！ “韋列堅尼基鎮的人都可怜寡婦，為她祈禱。誰也不怀疑哈爾拉姆。又怎么會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儿來的膽子留在韋列堅尼基鎮，在鎮子里大搖大擺地走呢？他早跑得离我們遠遠的了。 “村子里好鬧事的富農對行凶的事很開心。他們要把村子攪亂。瞧吧，他們說，城里人干的好事。這是對你們的教訓，懲罰。別藏面包，理土豆。他們這群混蛋反复說，樹林子里有強盜，仿佛看見小村子里來了強盜。實心眼的人們！你們別再听信城里人的話了。他們這是要給你們厲害看呢，餓死你們。要是愿意村子好的話就跟我們走。我們教會你們長點腦子。他們把你們用血汗掙來的東西奪走，查封，你們呢，就把余糧藏起來，連一粒多余的麥子都沒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誰反對村社就當心點。老家伙們吵吵開了，吹牛，聚會。好搬弄是非的哈爾拉姆要的就是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進城了，到了那儿一報告。你們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嗎？可你們坐在這儿子看著？需要成立貧農委員會。發話吧，我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划分開。可他自己從我們村里跑了，再沒露過面。 “后來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誰都沒暗中使坏，誰都沒有錯儿。從城里派來紅軍戰士。設立了巡回法庭。頭一個審問的便是我。哈爾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坏話，說我逃跑過，逃避勞役，煽動村里人暴動，殺死了寡婦。把我鎖了起來。幸虧我撬開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洞里。村子是在我頭上燒的——我沒看見。就在我頭上，我親娘跳進冰窟窿里了，我當時并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他們分給紅軍戰士一座單獨住宅，招待他們喝酒，把他們灌得爛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燒著了房子，把臨近的房子也引著了。村里的人，誰家房子著了火，都逃了出去，外來的人，雖然沒人放火燒他們，卻明擺著都一個個活活燒死。誰也沒把遭了火災的韋列堅尼基鎮的人從燒焦的房子里赶走。他們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農們又散布謠言，十歲以上的男人統統槍斃。我爬出來的時候一個人也沒碰見，都跑光了，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醫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經濟政策開始的時候，走到莫斯科。天气晴朗而溫暖。照耀著救世主大教堂的陽光，洒在舖著四角石塊、石塊縫隙里長出雜草的廣場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經營的命令，允許嚴加限制的自由貿易。只限制在舊貨市場上進行舊貨交易。它們只在規模极小的范圍內進行，這种极小規模的貿易助長了投机活動，造成人們舞弊。生意人的這种小規模的投机倒把活動沒增加任何新東西，對緩和城市的物資辰乏毫無益處。這种無意義的十几次的倒賣卻使有的人發了財。 几個极其簡陋的圖書室的所有者，把書從書架上取下來，運到某一個地方。他們向市蘇維埃申請開設一家合作書店，并請求批給他們開業場地。他們獲准使用革命最初几個月便關了門的空閒的鞋店倉庫和花店暖房，便在它們寬闊的屋頂上出售他們所搜集到的几本薄書。 教授夫人們先前在困難的時候違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圓面包，現在則在這些年一直被征用的自行車修理舖公開出售。她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接受了革命，說話的時候用“有這么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到莫斯科后說： “瓦夏，你該干點事儿。” “我覺得我該念書。” “那還用說。” “我還有個理想，憑記憶把我母親的模樣畫出來。” “那太好了。可要畫先得學會畫畫。” “我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跟叔叔學徒的時候，背著他用木炭畫著玩過。” “好吧。祝你成功。咱們試試看。” 瓦夏并沒有了不起的繪畫才能，只有中等的天分，進工藝美術學校倒是完全夠格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通過熟人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羅甘諾夫斯基工藝美術學校的普通班，從那儿又轉到印刷系。他在那儿學習石印術、印刷裝訂技術和封面設計。 醫生和瓦夏同心協力工作。醫生撰寫論述各种問題的一印張紙的小冊子，瓦夏把它們當作考試項目在學校里印刷出來。書的印數很少，在朋友們新近合資開辦的書店里出售。 小冊子包含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哲學思想、醫學見解、他對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義、對轉變論和進化論的思考、對作為机体生理基礎的個性的思考、對歷史和宗教的看法（這些看法接近舅舅和西姆什卡的看法）、描述醫生所到過的布加喬夫活動地區的隨筆，還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所寫的小說和抒情詩。 作品是用通俗的文筆寫的，但還遠沒達到通俗作者所提出的目標，因為書中包括引起爭議的見解，這些見解是隨意發表的，未經過充分的檢驗，但又永遠是生動而獨特的。小冊子賣得很快。愛好者很賞識它們。 那時一切都成了專業，詩歌創作和文學翻譯，一切都有理論研究，開設了各式各樣的學校。產生了各類思想宮和藝術觀念學院。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半數這樣的名不副實的机构中擔任醫生職務。 醫生和瓦夏住在一起，一直很要好。在這段時間內，他們一處接一處地換了很多住房和半倒塌的角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這些地方不是無法居住，就是居住不便。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馬上打听西夫采夫街上的！日宅，据他所知，他的親人路過莫斯科時沒到那所住宅里去過。他們被驅逐出境改變了一切。屬于醫生和他家里人名下的房間里住滿了人，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東西一件也不剩了。他們見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仿佛見到一個可怕的陌生人，連忙躲開。 馬克爾飛黃騰達，已經不住在西夫采夫街上了。他到面粉鎮當房管員去了。按照職務他應當住先前房管員的房子。但他甘愿住在沒有地板但是有自來水和一個大俄國爐子的舊門房里。城市所有樓房里自來水和暖气管道冬天都凍裂了，只有門房里暖和，水沒凍上。 這期間醫生和瓦夏的關系疏遠了。瓦夏有了很大的長進。他說話和思考完全不像佩爾加河邊韋列堅尼基鎮上那個蓬頭赤腳的男孩子了。革命所宣傳的顯而易見的真理越來越吸引他。醫生所說的那些他不能完全听懂的、形象生動的語言，讓他覺得是受到譴責的錯誤的聲音，這种錯誤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虛弱，因此是模棱兩可的。 醫生到各部門去奔走。他有兩件事要辦。一是在政治上為自己的家庭平反，并使他們獲准回國；一是替自己申請出國護照，以便去巴黎接妻子儿女。 使瓦夏感到奇怪的是，這兩件事他都辦得毫不起勁。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過于匆忙并且過早地認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勞的，他過于自信而且几乎是毫不介意地聲稱，自己今后的种种打算是不會有結果的。 瓦夏越來越經常譴責醫生。醫生并沒為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責生气。但他同瓦夏的關系惡化了。他們終于翻臉分手。醫生把他們共同住的房間讓給瓦夏，自己搬到面粉鎮去住。本領高強的馬克爾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頂頭的房子隔開讓他住，其中包括：不能使用的衛生間，衛生間旁邊只有一扇窗戶的房間和歪斜的廚房，一條快坍塌的過道，還有一條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搬到這儿來之后便放棄了行醫，變成一個邀遏的人，不再同熟人見面，過起窮苦的日子。 一個冬天陰沉的星期日。爐子里往外冒黑煙，但煙往沒從屋頂上升起，而從通風窗口溢出。盡管禁止使用鐵爐子，可大家照舊安裝鐵爐子上用的生鐵煙囪。城市生活尚未走上正軌。面粉鎮的居民都蓬頭垢面，肮髒不堪，身上長出癤子，凍得感冒。 每逢星期日，馬克爾·夏波夫全家人都團聚在一起。 在憑卡定額分配面包時期，一清早他們便把本區所有住戶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開，分類，點好，按等級卷進紙卷或紙包里，送往面包店，然后，從面包店取回面包，再把面包在桌子上切成碎塊，一份份分給本區居民。如今這一切都變成傳說了。糧食配給制被其他的分配辦法所代替。現在，他們正坐在這張桌子前吃午飯。大家圍著長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動彈，嘴吧略吧喀響。 房間當中，寬大的俄國爐子占了門房的一半，高木板床上，紅過的被子的被角搭拉下來。 入口處前面牆上沒上凍的自來水龍頭豎在盥洗池上。門房兩側擺著兩排凳子，凳子底下塞滿裝著零碎用品的口袋和箱子。右邊放著一張廚桌。桌子上方的牆上釘著一個小櫥柜。 爐子生著。房里很熱。馬克爾的妻子阿加菲姬·吉洪諾夫娜站在爐子前面，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長得夠得著爐壁的爐叉倒動爐子里的罐子，一會儿放在一堆，一會儿又放得很開，什么時候需要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她的臉上出了一層汗，一會儿被爐子照亮，一會儿又被菜湯的蒸气蒙住。她把罐子挪到一邊，從爐子深處夾出餡餅，放在一塊鐵板上，一下子把它翻了一個個儿，再放回去把另一面烤黃。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提著兩只桶走進門房。 “祝你們胃口好。” “歡迎您。坐下跟我們一塊吃吧。” “謝謝。我吃過了。” “我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坐下來吃點熱乎的，別嫌棄。土豆是用小罐子烤的。餡餅加粥，肉餡的。” “真不吃，謝謝。對不起，馬克爾，我老來打水，把你們屋里的熱气都放跑了。我想一下子多打點水。我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鋅浴盆擦得錯亮，想把水盛滿，再把大桶盛滿。我再進來五次，也許十次，以后便會很久不來打攪你們。對不起，我到你們這儿來打水，除了你們這儿我沒地方可去。” “愛打多少打多少，我不心疼。糖漿沒有，可水隨你要。免費供應，不討价還价。” 坐在桌子旁邊的人哈哈大笑。 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進來第三次，打第五桶和第六桶的時候，馬克爾的聲調已經有些變了，說出另一种話來。 “女婿們問我那個人是誰。我說了，可他們不相信。你打你的水，別介意。可別往地上洒水，笨家伙。你瞧門檻上都洒了水。一凍上，你可不會拿鐵釘鑿下來。把門關嚴點，蠢東西。從院子里往里灌風。不錯，我告訴女婿們你是什么人，可他們不相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錢！念書呀，念書呀，可有什么用？” 等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進來第五趟、第六趟的時候，馬克爾皺起眉頭： “好啦，再打一次就算了。老弟，你該懂點禮貌。要不是我小女儿馬林娜護著你，我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貴的共濟會員呢，早把門鎮上了。你還記得馬林娜嗎？那木是她嗎，坐在桌子頂頭那個，皮膚黑黑的。瞧，臉紅了。‘別欺侮他，’她說，‘爸爸。’誰能碰你呢？馬林娜在電報總局當電報員，會說外國話。‘他多可怜呀！’她說。她可怜你极啦，愿意為你赴湯蹈火。你沒出人頭地，難道該怨我不行？不該在危險時候把家扔了跑到西伯利亞去。怪你們自己。你瞧，我們在這儿挨過了饑餓和白軍的封鎖，沒動搖，全家沒事儿。自己怪自己吧。東尼姐沒保護住，讓她到國外流浪。關我什么事。你自己的事儿。我問一聲，請別見怪，你要這么多水干什么？沒雇你在院子里潑溜冰場吧？你呀，怎么能生你這么個不爭气的少爺羔子的气呢。” 桌子旁邊的人又哈哈大笑起來。馬林娜不滿意地掃了大家一眼，發火了，說起家里人來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听見她的聲音，感到聲音奇怪．但沒法弄清其中的奧妙。 “家里有很多東西要洗，馬克爾。得打掃干淨。擦地板。我還想洗點東西。” 桌子旁邊的人惊訝不已。 “你說這种話不害臊嗎？你開了中國洗衣店吧！”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請您允許我女儿上您那儿去。她上您那儿去，幫您洗衣服擦地。有穿破的衣服也能幫您縫補。閨女，你別怕他。你不知道，像他這樣好的人少有，連蒼蠅都不敢欺侮。” “不，您說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諾夫娜，不用。我決不答應馬林娜為我弄得一身髒。她又不是我雇的女工。我自己能對付。” “您能弄得一身髒，怎么我就不能呢？您可真不好說話，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您干嗎拒絕呢？要是我非上您那儿去做客，您難道把我轟出來？” 馬林娜能成為女歌唱家。她的嗓音純正洪亮，聲調很高。馬林娜說話的聲音不高，但她的嗓音比說話所需要的有力得多，同馬林娜合不到一塊儿，具有獨立的含意。仿佛從她背后的另一間屋里傳過來的。這聲音是她的護身符，是保護她的天使。誰也不想侮辱有這种聲音的女人，傷她的心。 從打水的這個星期天之后，醫生同馬林娜之間產生了友誼。她常到他那地幫他做家務。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沒再回門房去。這樣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第三位沒在戶籍登記處登記的妻子。因為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并沒同頭一個妻子离婚。他們有了孩子。馬林娜的父母不無驕傲地管女儿叫作醫生太太。馬克爾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沒同馬林娜舉行婚禮，也沒登記。“你發昏了吧？”妻子反駁他道，“這在安東宁娜還活著的時候哪辦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馬克爾回敬道，“提東尼娘干什么。東尼娜跟死了一樣。沒有任何法律保護她、”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開玩笑說，他們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构成的小說里的浪漫史∼樣。 馬林娜原諒醫生這時變得古怪的脾气和他的墮落，以及意識到自己墮落后的任性，也原諒他把屋里弄得又髒又亂。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話和愛發脾气的毛病。 她的自我犧牲還不止于此。等到他們由于他的過失而陷入自愿的、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時，馬林娜為了不在這种時刻把他∼個人丟下，竟扔掉了工作。電報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离職后還愿意讓她回去。她屈從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幻想，跟他一塊儿挨家給人打零工。他們給住在各層樓的房客計件鋸木頭。某些人，特別是新經濟政策初期發了財的商人和靠近政府從事科學和藝術的人，開始自己蓋房，置備家具。有一次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把鋸剩的木頭小心翼翼地抱進房屋主人的書房，生怕氈鞋把木屑從外面帶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對鋸木頭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閱讀中。女主人跟他們講干活條件，支付他們工錢。 “這頭肥豬專心讀的是本什么書？”醫生動了好奇心。“他干嗎這樣拼命地往書上做記號呢？”他抱著劈柴繞過他的寫字台時，從看書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擺著瓦夏先前在國立高等工藝美術學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小冊子。 馬林娜和醫生住在斯皮里東大街，戈爾東在旁邊小布隆納亞街上租了一間房子。馬林娜和醫生有兩個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歲多了，不久前誕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個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很熱。熟人穿過兩三條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爾東的房間建筑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時裝店的作坊，有上下兩個單間。一整塊玻璃櫥窗從當街的那一面把兩個房間嵌在一起。櫥窗玻璃上用斜体金字寫出裁縫的姓名和他的職業。櫥窗里面有一條從樓下通往樓上的螺旋梯。 現在這個作坊隔成三個房間。 在兩層樓之間用木板隔出一道夾層，上面有一個對住房來說顯得稀奇古怪的窗戶。窗戶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從它們之間的隙縫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蓋。房間里住著戈爾東。日瓦戈、杜多羅夫和馬林娜帶著孩子們坐在他的房間里。孩子們跟大人不同，從窗外看得見全身。馬林娜不久便帶著小姑娘們走了。屋里只剩下三個男人。 他們正在閒談，那种夏天老同學之間懶洋洋的閒談，老朋友們之間的友誼長得已經無法計算了。他們平時怎么閒談呢？ 誰要有足夠的詞匯，誰就能說得和想得自然連貫。只有日瓦戈具備這個條件。 他的朋友們缺乏必要的表達手段。他們倆都缺乏口才。他們能夠使用的詞匯太貧乏，說話的時候在屋里走來走去，不停地使勁吸煙，揮動著兩只手，一連几次重复同一個意思（“老兄，這不誠實；就是說，不誠實；對了，對了，木誠實”）。 他們沒意識到，他們交談當中這种過分的緊張情緒毫不表示性格的熱烈和開闊，恰恰相反，暴露出它們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屬于有教養的教授圈子。他們的一生都在好書、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遠好、就是好的音樂當中度過的。但他們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貧乏比庸俗趣味的貧乏更坏。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不明白，就連他們對日瓦戈的种种指責，也并非出于忠于朋友的感情和影響他的愿望，而只不過由于不會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談話罷了。而談話像一匹撒級的野馬，把他們帶到他們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們無法掉轉馬頭，最后必定會撞到什么東西上。他們用全部說教猛烈地沖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 他看透了他們興奮的動机、他們靠不住的關切和他們見解的机械。然而他卻不能對他們說：“親愛的朋友們，嗅，你們和你們所代表的圈子，還有你們所敬愛的姓名和權威的才華和藝術，是多么不可救藥的平庸啊。你們身上唯一生動而閃光的東西是你fIJ和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并且認識我。”怎么能對朋友們坦率到這种程度呢！為了不讓他們傷心，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恭順地听他們說教。 社多羅夫不久前服滿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复了他暫時被派奪的權利，并獲准到大學重新執教。 現在，他向朋友們傾吐他在流放期間的內心感受。他是真誠地、毫不虛假地同他們談的。他的見解并非出于膽怯或其他考慮才說出來的。 他說，控訴的理由，在監獄里和出獄后對待他的態度，特別是同偵查員的單獨談話，使他的腦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為一個人成熟了。 杜多羅夫的議論之所以授合戈爾東的心意，因為正是他听得爛熟了的那些話。他同情地向因諾肯季點頭，贊同他的看法。打動戈爾東的恰恰是杜多羅夫的話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東西。他把對干篇一律感覺的模仿當成全人類的共性。 因諾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論符合時代精神。但正是他們那种虛偽行為的規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惱火。不自由的人總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這种事發生在中世紀，耶穌會教徒往往利用這一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所無法忍受的正是蘇維埃知識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義，把它當成最高成就或像當時所說的，當成“時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避免，同朋友們爭吵，把這种感覺也隱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羅夫所講的有關博尼法季·奧爾列佐夫的故事。奧爾列佐夫是因諾肯季的同監難友，一個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個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歲女儿。父親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運對她是個打擊。“宗教人士”、“被視奪公民權的人”這一類名詞對她來說是不光彩的污點。她也許在自己熾熱的童心里發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這個污點。這么早就立下這樣的目的，并充滿不可動搖的決心，使她現在仍然是她所認為的共產主義當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熱的追隨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別怪我，米沙。屋子里悶气，街上熱。我有點透不過气來。” “你瞧，地板上的通風窗敞開著。對不起，我們煙抽得太多了。我們老忘記你在的時候不該抽煙。房子蓋得這么糟，我有什么辦法。幫我另找一間房子吧。” “我走啦，戈爾多沙。咱們聊夠了。謝謝你們對我的關心，親愛的伙伴們。這可不是我故意掃你們的興。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損得太厲害，磨薄了，總有一天會破裂。可我還不到四十歲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蕩的人。” “你做臨終祈禱還早著呢。別說傻話了。你還有的活呢。” “我們這個時代經常出現心髒細微溢血現象。它們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況下人們能活過來。這是一种現代病。我想它發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們大多數人納入官方所提倡的違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現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響健康。大肆贊揚你所不喜歡的東西，為只會帶來不幸的東西而感到高興。我們的神經系統不是空話，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經纖維所构成的。我們的靈魂在空間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們身上，猶如牙齒存在于口腔中一樣。對它不能無休止地施加壓力而不受到懲罰。因諾肯季，我听你講到流放的時候你如何成長、如何受到再教育時感到非常難受。這就像一匹馬說它如何在馴馬場上自己訓練自己。” “我替杜多羅夫打抱不平。你不過不習慣人類的語言罷了。你對它們已經無法領悟了。” “也許如此吧，米沙。可是對不起，你們還是放我走吧。我感到呼吸困難。真的，我不夸張。” “等一下。這完全是托辭。你不給我們一個干脆誠懇的回答，我們就不放你走。你同意不同意你應當轉變，改正自己的觀點？在這方面你打算做什么？你應當明确你同東尼姬的關系，同馬林娜的關系。這可是活人，女人，她們會感覺，會痛苦，而不是隨意組合在一起、蔡繞在你腦子里的空靈觀念。此外，像你這樣的人白白糟蹋自己未免太可恥了。你必須從睡夢和懶散中清醒過來，打起精神，改正毫無根据的狂妄態度。是的，是的，改正對周圍的一切所持的不能允許的傲慢態度，擔任職務，照舊行醫。” “好吧，我回答你們。最近我也常常這樣想，因此可以毫不臉紅地向你們做某些允諾。我覺得一切都會順利解決，而且解決得相當快。你們會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會變好。我太想活了，而活著就意味著掙扎向前，追求完美，并達到它。 “戈爾東，你護著馬林娜，像你先前總護著東尼娜一樣，我很高興。可我跟她們并沒有不和，跟誰都沒吵過架。你起先責備我，她跟我說話用‘您’，我跟她說話用‘你’，她稱呼我時帶父稱，好像我不覺得別扭似的。但這种不自然態度中的深層次的紊亂早已消除，什么隔閡也沒有，互相平等。 “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他們又開始從巴黎給我寫信了。孩子們長大了，在法國同齡伙伴當中非常快活。舒拉馬上就要小學畢業了，他上的是初級學校，瑪尼娜也要上這所學校。可我從來沒見過自己的女儿。我不知為何相信，盡管他們加入了法國籍，但他們很快就要回來，一切都將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完滿解決。 “從很多跡象來看，岳父和東尼姐知道馬林娜和女孩子們。我自己沒寫信告訴過他們。這些情況大概間接地傳到了他們那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覺得受到侮辱，傷了他父親的感 情，他為東尼娜感到痛心。這可以解釋為我們五年沒通信的原因。我剛回到莫斯科時同他們通過一段時期的信。他們突然不給我寫信了。一切都中斷了。 “不久前我又從他們那儿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親切溫暖的信。不知道他們的心怎么軟了。也許東尼娘發生了什么變化，交了新朋友，愿上帝保佑她。我說不清。我有時也給他們寫信。可說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見。”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馬林娜跑到戈爾東家里來。家里沒有人幫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來，用一只手摟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著跟在她身后不肯進來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這儿嗎，米沙？”她問道，聲音都變了。 “難道他昨天晚上沒回家？” “沒有。” “那准在因諾肯季那儿。” “我上那儿去過了。因諾肯季到學校上課去了。但鄰居認識尤拉。他沒上那儿去過。” “那他上哪儿去了？” 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發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來。 戈爾東和社多羅夫兩天沒离開馬林娜。他們輪流看護她，不敢把她一個人留在家里。他們在看護馬林娜的間隙還四處尋找醫生。他們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過面粉鎮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職的思想宮和意識之家打听過，找遍他們知道并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尋找了半天仍毫無結果。 他們沒報告民警局，因為不想引起當局對他的注意，盡管他有戶口，沒判過刑，但在現今的概念中遠非模范公民。只在万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報請民警局尋人。 到了第三天，馬林娜、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在不同時間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信。信里對讓他們惊恐不安深表遺憾。他央求他們原諒他，千万放心，并懇求他們不要再尋找他，因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訴他們，為了盡快地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他想單獨呆一段時間，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領域中安定下來，并堅信轉變之后不再故態复萌，他便离開秘密的隱蔽所，回到馬林娜和孩子們身邊。 他在信中通知戈爾東，把寄給他名下的錢轉交給馬林娜。他請戈爾東替孩子們雇個保姆，以便把馬林娜從家務中解脫出來，讓她有可能再回到電報局工作。他解釋道，沒把錢直接寄給她，是因為擔心匯單上的款額使她遭到搶劫。 錢不久就匯到了，其款額超過醫生的標准和他的朋友們的經濟水平。替孩子們雇了保姆。馬林娜重新回到電報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經習慣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以往的怪癖，終于容忍了他這次的古怪行為。盡管他請求并警告他們不要尋找他，但朋友們和這位他親近的女人仍然繼續尋找他，但同時也漸漸相信了他的預言是不錯的。他們沒找到他。 其實他就住在离他們几步遠的地方，就在他們鼻子底下顯眼的地方，在他們尋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內。 他失蹤的那天，黃昏前，天還亮的時候，他走出戈爾東的家，走到布隆納亞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東大街走去的時候，還沒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過來的同父异母弟弟葉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經三年多沒見過他了，他的消息一點也沒有。原來，葉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來，剛剛不久。他像往常那樣從天而降，什么情況也問不出來，問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話岔開。但他繞過生活瑣事，問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兩三個問題，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傷和麻煩，便在街道狹窄的拐角處，在繞過他們和朝他們走過來的擁擠的人群當中，制定了一個如何幫助并挽救哥哥的計划。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失蹤和隱藏起來便是他的主意，他的發明。 他在藝術劇院旁邊一條那時還叫卡梅爾格爾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個房間。他供給他錢花，為醫生張羅具有廣闊科學實踐活動的差事，總有一天會把他安置在醫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保護哥哥。最后，他還向哥哥保證，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穩定狀況終將結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到他們那儿去，或者他們回到他這儿來。葉夫格拉夫自告奮勇把這一切辦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樣，他的勢力仍是一個無法解釋的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也不想探索這個秘密。 他住的房間朝南。兩扇窗戶對著對面劇院的屋頂，屋頂后面夏天的太陽高懸在奧霍特內街的上方，街道的石板路被屋頂遮住，陽光照射不到。 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而言，房間不僅是工作室，也不僅是他的書房。在這個完全被工作吞沒的時期，當堆在桌上的札記本已經容納不下他的計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夢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飄蕩在空中的時候，仿佛畫室中堆滿剛剛開始的、畫面對著牆的畫稿，這時，醫生住的房間便成為精神的宴會廳、瘋狂的貯藏室和靈感的倉庫。 幸好葉夫格拉夫同醫院領導的談判拖了很長時間，上班的日子遙遙無期。正好利用延期上班的時間寫作。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開始整理先前寫過的、現在還能記得的詩篇的片斷，還有木知葉夫格拉夫從什么地方給他弄來的詩稿，一部分是他自己抄下來的，一部分不知是什么人重印的。整理雜亂的材料使天生思想雜亂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更加無法集中思想。很快他就扔下了這項工作，從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轉向寫新作品，沉浸在新鮮的手稿中。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頭一次在瓦雷金話那樣，寫出腦子里涌現出的詩篇片斷，開頭、結尾或中間，想到什么寫什么。有時他的筆赶不上噴涌的思緒，他用速記法記下開頭的字母和縮寫字，但手還是跟不上思緒。 他急忙寫下去。每當他的想像力疲倦了，寫不下去的時候，他便在紙邊上繪畫，用圖畫鞭策想象力。于是紙邊上出現了林間小道和城市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中央豎立著廣告牌：“莫羅与韋欽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脫谷机。” 文章和詩都是同一個題材。它的描寫對象是城市。 后來在他的文稿中發現了一則札記：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時候，我發現它荒涼，一半已 快變成廢墟了。它經歷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驗后便成為這副 樣子，至今仍是這副樣子。人口減少了，新住宅沒有建筑，舊 住宅不曾修繕。 但即便是這种樣子，它仍然是現代大城市，現代新藝術 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來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亂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出于作者的任性，像象征主義者布洛克、維爾哈倫、 惠特曼那樣，其實完全不是修辭上的任意胡來。這是印象的 新結构，從生活中發現的，從現實中臨摹的。 正像他們那樣，在詩行上驅赶一系列形象，詩行自己擴 散開，把人群從我們身邊赶走，如同馬車從十九世紀末繁忙 的城市街道上駛過，而后來，又如二十世紀初的電气車廂和 地鐵車廂從城市里駛過一樣。 在這种環境中，田園的純朴焉能存在。它的虛假的朴實 是文學的贗品，不自然的裝腔作勢，書本里的情形，不是來 自農村，而是從科學院書庫的書架上搬來的。生動的、自然 形成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語言是都市主義的語言。 我住在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陽光照得耀眼的夏天 的莫斯科，庭院之間的熾熱的柏油路面，照射在樓上窗框上 的光點，彌漫著街道和塵土的气息，在我周圍旋轉，使我頭 腦發昏，并想叫我為了贊美莫斯科而使別人的頭腦發昏。為 了這個目的，它教育了我，并使我獻身藝術。 牆外日夜喧囂的街道同當代人的靈魂聯系得如此緊 密，有如開始的序曲同充滿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經 被腳燈照紅的帷幕一樣。門外和窗外不住聲地騷動和喧囂 的城市是我們每個人走向生活的巨大無邊的前奏。我正想 從這种角度描寫城市。 在保存下來的日瓦戈的詩稿中沒有見到這類詩。也許《哈姆雷特》屬于這种詩？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加澤特內街拐角的電車站上了開往尼基塔街方向的電車，從大學到庫德林斯卡亞大街去。他頭一天到博特金醫院去就職，這所醫院那時叫索爾達金科夫醫院，這也許木是他頭一次上那儿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不走運。他上了一輛有毛病的電車，這輛電車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車輪子陷進電車軌道，阻擋電車行駛，便是車底下或者車頂上的絕緣体出了故障，發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電車司机常常拿著扳鉗從停住的電車前門上下來，圍繞著電車察看，蹲下來鑽進車底下修理車輪子和后門之間的部件。 倒霉的電車阻擋全線通行。街上已經擠滿被它阻擋住的電車，后面的電車還源源不斷地開來，都擠在∼起。這條長龍的尾巴已經到了練馬場，并且還在不斷地加長。乘客從后面的車上下來，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輛電車，仿佛換乘一輛車能占多大便宜似的。炎熱的早晨擠滿人的車廂又悶又熱。在從尼基塔門跑過石板路的一群乘客頭上，∼塊黑紫色的烏云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坐在車廂左邊的單人座位上，被擠得貼在窗戶上。音樂學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側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著這一側步行的和乘車的人，一個也沒放過，腦子卻不由自主地、漫不經心地想著另一個人。 一個頭戴纏著亞麻布制成的雛菊花和矢車菊花的淡黃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緊身連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著，累得气喘吁吁，用手里拿著的一個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著緊身胸衣，熱得渾身無力，滿臉都是汗，用花邊手絹擦著被浸濕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線和電車軌道平行。修好的電車一開動，便超過她。她有几次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視線中消失。電車再次發生故障停下來的時候，女士赶過電車，又有几次映入醫生的眼帘。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起中學的算術題，計算在不同時間內以不同速度開動的火車的時間和順序。他想回憶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么也回憶不起來。他沒想出演算的方法來，便從這些回憶跳到另外的回憶上，陷入更為复雜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邊几個正在發育成長的人，一個靠著一個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誰的命運能超過另一個人的命運，誰比誰活得更長。他想起某种類似人生競技場中的相對原則，但他終于思緒紊亂，于是放棄了這种類比。 天空打了∼個閃，響起一陣雷聲。倒霉的電車已經卡在從庫德林斯卡亞大街到動物園的下坡上了。穿淡紫色連衣裙的女士過了一會儿又出現在窗外，從電車旁邊走過，漸漸走遠了。頭一陣大雨點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個女士身上。一陣夾帶著塵土的風掃過人行道上的樹木，刮得樹葉翻滾，掀動女士的帽子，卷起她的衣裙，突然又止住了。 醫生感到一陣頭暈，四肢無力。他強撐著從座位上站起來，一上一下地拼命拉窗戶的吊帶，想打開車廂的窗戶。但他怎么也拉不開。 有人向醫生喊道，窗戶都釘死了，可他正在同頭暈作斗爭，心里充滿惊恐，因此并不認為那是對自己喊叫，也沒理解喊叫的意思。他繼續開窗子，又一上一下地拽了兩三次吊帶，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胸中一陣從未有過的劇痛。他馬上便明白內髒什么地方被拉傷了，鑄成致命的錯誤，一切都完了。這時電車開動了，但在普列斯納街上沒走几步又停住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以超人的毅力搖搖晃晃地擠開站在兩排凳子之間的乘客，擠到車的后門口。人們不讓他過去，大聲責罵他。他覺得涌入的清新空气使他有了精神，也許一切尚未完結，他會好一些。 他從后門口人堆里往外擠，又引起一陣罵聲、踢瑞和狂怒。他不顧乘客的喊叫，擠出人群，從電車的踏板上邁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兩步、三步，咕略一聲栽在石板上，從此再也沒起來。 響起一片喧嘩聲，乘客紛紛爭著出主意。有几個乘客從后門下來，圍住摔倒的人。他們很快便斷定，他已不再呼吸，心髒停止跳動。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圍著尸体的人群走來，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覺得失望，這個人木是軋死的，他的死同電車毫不相干。人越來越多。穿淡紫色連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會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會儿旁人的議論，又向前走去。她是個外國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張把尸体抬上電車，運到前面的醫院去，另外一些人說應當叫民警。她沒等到他們作出決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連衣裙的女士是從梅留澤耶沃來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經非常衰老了。十二年來，她∼直在書面申請准許她返回祖國。不久前她的申請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來領取出境護照。那天她到本國大使館去領取護照，她當扇子扇的東西便是用綢帶扎起來的卷成一卷的證件。她向前走去，已經超過電車十次了，但一點都不知道她超過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長。 從通向房門的走廊便能看見屋子的一角，那儿斜放著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具棺材，它低狹的尾端像一只鑿得很粗糙的獨木舟，正對著房門。死者的腿緊頂著棺材。這張桌子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先前的寫字台。屋里沒有別的桌子。手稿放過抽屜里，桌子放在棺材底下。枕頭墊得很高，尸体躺在棺材里就像放在小山坡上。 棺材周圍放了許多鮮花，在這個季節罕見的一簇簇丁香，插在瓦罐或花瓶里的仙客來和爪葉菊。鮮花擋住從窗口射進來的光線。微弱的光線透過擺在桌旁的鮮花照在死者蜡黃的臉上和手上，照在棺材的木板上。美麗的花影落在桌子上，仿佛剛剛停止搖曳。 那時火葬已經很普遍了。為了孩子們能領取補貼，保證他們今后能上中學和馬林娜在電報局的工作不受影響，決定不做安魂彌撒，實行普通火葬。向有關當局申報了。等待有關的代表們到來。 在等待他們的時刻，屋里空蕩蕩的，仿佛是舊房客已經遷出而新房客尚未搬入的住宅。只有向死者告別的人跟著腳小心翼翼的走路聲和鞋子木小心蹭地的聲音打破屋子的寂靜。來的人不多，但比預料的多得多。這位几乎沒有姓名的人的死訊飛快地傳遍他們的圈子。聚集了很多人，他們曾在不同的時期認識死者，又在不同時期同他失去聯系或被他遺忘。他的學術思想和詩歌獲得更多的不相識的知音，他們生前從未見過他，但被他所吸引，現在頭一次來看他，見他最后一面。 在這种沒有任何儀式的共同沉默的時刻，在沉默以一种几乎可以感触到的損失壓抑著每個人的心的時刻，只有鮮花代替了房間里所缺少的歌聲和儀式。 鮮花木僅怒放，散發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齊把香气放盡，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饋贈給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壯舉。 很容易把植物王國想象成死亡王國的近鄰。這里，在這綠色的大地中，在墓地的樹木之間，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當中，也許凝聚著我們竭力探索的巨變的秘密和生命之謎。馬利亞起初沒認出從棺材中走出的耶穌，誤把他當成了墓地的園丁。 當死者從他最后居住地運到卡梅爾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時，被他的死訊惊呆了的朋友們陪著被噩耗嚇得精神失常的馬林娜從大門沖入敞開的房間。她一直無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打滾，用頭撞帶坐位和靠背的長木柜。在訂購的棺材運到、零亂的房間整理干淨之前，尸体便停放在木柜上。她哭得淚如雨下，一會儿低聲說話，一會儿又喊又叫，泣不成聲，而一半話是無意識地嚎叫出來的。她像農村中哭死人那樣哭嚎，對什么人都不在乎，什么人都看不見。馬林娜抓住尸体不放，簡直無法把她拉開，以便把尸体抬到另一間打掃過的、多余的東西都搬開的房間，做人殮前的淨身。這都是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瀾已經止住，變得麻木不仁了，但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什么話也不說，神經尚未恢复正常。 她從昨天起在這儿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沒离開房間。克拉什卡被抱到這儿來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帶到這儿來過，后來又把她們帶走了。 伴隨她的是親近的人，同她一樣悲痛的杜多羅夫和戈爾東。父親馬克爾在一條長凳上靠著她坐下，輕聲啼泣，大聲攝鼻涕。她的母親和姐妹也哭著到她這里來過。 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吊喪的人迥然不同。他們沒有強調自己同死者的關系比上述的人親近。他們不想同馬林娜、她的女儿們和死者的朋友競爭悲痛，把悲痛的优先權讓給他們。這兩個人沒有任何過分的要求，但卻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權利。他們不知何故都具有無法理喻的無聲的權利，沒有任何人触犯他們的權利，或對他們的權利提出异議。看來正是這兩個人一開始便在操辦喪事，他們手心靜气地辦理各种事，仿佛辦理這种事給他們帶來某种樂趣。他們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對他們產生一种奇异的印象。仿佛這兩個人不僅同殯葬事宜有關，而且還同這次死亡有關，但又并非醫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間接的原因。他們仿佛是事情發生后答應承辦喪事的人，安心料理喪事。認識他們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們是誰，但大部分人對他們一無所知。 但當那位長著一雙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爾吉斯人的細眼睛的男人，和這位并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進安放著棺材的屋子時，所有坐著、站著或走動的人，包括馬林娜在內，都順從地讓出地方，仿佛他們之間有過默契似的，，躲在一旁，從沿牆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來，互相擁擠著從房間里走進走廊和前廳，只有這位男人和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門后面，仿佛兩個鑒定人，在無人打扰的安靜的環境中，被請來完成同殯葬直接有關的事，并且是极為緊要的事、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們兩人留下來，坐在兩把靠牆的凳子上，談起正事來： “辦得怎么樣了，葉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維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時后醫務工作者工會派人來拉遺体，運到工會俱樂部。四點鐘舉行追悼會。沒有一份證件合用。勞動手冊過時了，舊的工會會員證沒換過，几年沒繳納會費。這些事都得辦。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順便說一句，抬他的人馬上就要到了——還得做些准備，我遵照您的請求，把您一個人留在這儿。再見。您听見了嗎？電話鈴響了。我出去一下。” 葉夫格拉夫走進走廊。走廊里擠滿醫生陌生的同事、中學的同學、醫院的低級職員和書店的店員，還有馬林娜和孩子們。她摟著兩個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著她們（那天很冷，冷風從大門口吹進來），坐在凳子邊上等待房門什么時候再打開，就像探監的女人，等待守衛把她放進探監室。走廊里光線很暗，裝不下所有吊喪的人，打開了通樓梯的門。很多人站在前廳和樓道上抽煙，不時走來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樓梯下面的台階上，越靠近大街，說話的聲音越大，越隨便。在一片壓低聲音的低語中，葉夫格拉夫費勁地听電話里的聲音，盡量把聲音壓低到符合吊喪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電話里回答對方的問題，大概是有關安葬的程序和醫生死亡情況的問題。他又回到房間，同那個女人繼續談下去。 “火化之后請別离開，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我對您有個過分的請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訴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著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幫助。您知道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剛才順便提到，您剛從伊爾庫茨克到這儿，并不准備在莫斯科久留，您上這儿來是出于別的原因，偶爾來的，并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几個月住在這里，更不知道這里出了什么事儿。您說的有些話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釋，可您別离開，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們呆在一間房間里，或兩間房間里，但不要隔得太遠。這能辦到。我認識房管會的人。” “您說有些話您沒听明白。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來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著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認識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庫茲涅茨基橋，進了庫茲涅茨基胡同，突然見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爾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務被槍斃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當大學生的時候租的房間，正是我們現在坐在里面的這個房間。我想，進去看看吧，也許舊主人僥幸還活著呢。至于他們早不在了，這儿的一切都變了樣，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來的。您不是也在場嗎，我何必還說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樣，朝街的門敞著，屋里有人，還有口棺材，棺材里躺著死人。死的人是誰呢？我進了門，走到跟前，我想我真發瘋了，在做夢吧，可這一切您都看見了。我說得不對嗎，我何必還要給您講呢？” “等等，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我打斷您一下。我已經對您說過，我和哥哥沒料到這間屋子有這么多不尋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這儿住過。可您剛才無意中說出的一句話更讓我惊訝。我馬上就告訴您為什么惊訝，對不起。說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戰爭時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個時期，內戰初期吧，我經常听到他的名字，听過不知多少遍，几乎每天都能听見，還見過他一兩次面，沒料到由于家庭原因他竟會同我關系如此密切。可是，請您原諒，也許我听差了，我覺得您好像說，也許您無意中說錯了——‘被槍斃的安季波夫’。難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殺的嗎？” “有過這种說法，可我不相信。帕維爾·帕夫洛維奇決不會自殺。” “但這絕對可靠。安季波夫自殺的房子，听哥哥說，就是您去海參象前住的那座房子。就發生在您帶著女儿离開后的兩三天。哥哥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難道這些消息沒傳到您那里？” “沒有。我听到的是另外的消息。這么說他自殺是真的了？很多人都這么說，可我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決不可能！您告訴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對不起，您是否知道他同日瓦戈見過面？說過話？” “据哥哥說，他們有過一次長談。” “難道真有這回事？謝天謝地。這樣更好（安季波娃慢慢地畫了個十字）。這种巧合太妙了，簡直是天意！您允許我以后再向您詳細打听所有的細節嗎？每個細節對我都非常珍貴。可我現在沒有力气問。我說得不對嗎？我太激動了。讓我沉默一會儿，歇一下，集中集中思想。我說得不對嗎？” “嗅。當然對。請便吧。” “我說得不對嗎？” “自然啦。” “唉，我差點忘了。您讓我火化后不要离開。好。我答應您。我不离開。我同您回到這幢房子里，留下來，您讓我住哪儿我就住哪儿，讓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咱們一起整理尤羅奇卡的手稿。我幫助您。我也許真會對您有些用處。這對我將是莫大的快樂！我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根血管都能辨認出他的筆跡。然后我還有事求您，需要您的幫助，我說得不對嗎？您好像是法學家，不管怎么說吧，您對現存的秩序，先前的和今天的，非常熟悉。此外，知道到哪個机關去打听哪一類的事，這可太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說清楚，我說得不對嗎？我有一件极為可怕的、非常令人煩心的事要找您商量。我指的是一個孩子。可這從火化場回來后再說吧。我一生都在尋找什么人，我說得不對嗎？告訴我，如果在某种假想的情況下必須尋找一個儿童的下落，一個交給別人撫養的孩子的下落，有沒有一份現存保育院的總檔案，全蘇聯的檔案？全國是否有流浪儿童的統計數字或記錄？我央求您現在別回答我的問題。以后再說。嗅，太可怕了，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說得不對嗎？我不知道我女儿來了以后怎么辦，但我暫時可以住在這所房子里。卡秋莎展現出卓越的才能，一部分是戲劇才能，另一部分是音樂才能。她能夠巧妙地摹仿所有的人，表演自己編的整場戲，此外，憑听覺便能唱歌劇中的大段唱詞，真是了不起的孩子，我說得不對嗎？我想讓她上戲劇學院或音樂學院的預備班，初級班，看哪儿錄取她，再把她安頓在寄宿學校里。我就是為辦這件事而來的，首先一個人把事情辦好，然后再回去接她。難道能把所有的事一下子講清，我說得不對嗎？但這以后再說吧。現在讓心情平靜下來，沉默一會儿，集中思想，設法驅逐掉心中的恐懼。此外，我們讓尤拉的親人在走廊里呆的時間太長了。我覺得已經敲過兩次門了。而那邊亂哄哄的。大概殯儀館的人來了。我坐在這儿思考的時候，您把門打開，放他們進來。到時候了，我說得不對嗎？等一下，等一下。棺材底下得放一把小凳子，不然夠不著尤羅奇卡。我跟起腳試過，很費勁。而馬林娜·馬爾克洛夫娜和孩子們需要墊把椅子。此外，這也是禮儀所要求的。‘請給我最后的一吻。’嗅，我受不了啦，受木了啦。多痛心啊。我說得不對嗎？” “我馬上讓大家進來，但要先把這件事辦好。您說了這么多難以理解的話，提出了這么多問題，看來這些問題一直在折磨您，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只希望您明白一點。我愿意竭盡全力幫助您解決讓您操心的事。請您記住我的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絕望。希望和行動便是我們在不幸中的義務。沒有行動的絕望是對義務的遺忘和違犯。我現在讓吊喪的人進來。墊凳子的事您說得對。我找一把墊上。” 但安率波娃已經不听他說話了。她沒听見葉夫格拉夫·日瓦戈打開房間的門，沒听見走廊里的人群擁進屋里，沒听見他同殯儀館的負責人和主要送葬的人如何交涉，也沒听見人們走動的腳步聲、馬林娜的哭嚎聲、男人的咳嗽聲和女人的啜泣和叫喊戶O 回旋在屋里的單調說話聲使她感到頭暈。她盡量挺住，不讓自己暈倒。她的心決要碎了，頭疼得要命。她垂下頭，陷入推測、回憶和反省中，仿佛墮入深淵、降到自己不幸的最底層。她想道： “再沒有一個人了。一個死了。另一個自殺了。只有那個應該殺死的人還活著。她曾想把那個人殺死，但沒打中，那是個她所不需要的卑鄙小人，是他把她的一生變成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連串的罪行。而那個平庸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郵者才知道的亞洲的神話般的偏僻小巷逃竄，而她所需要的親近的人卻一個也不在了。 “啊，那是在圣誕節那天，在決定向那個庸俗而可怕的怪物開槍之前，在黑暗中同還是孩子的帕沙在這間屋里談過話，而現在大家正在吊唁的尤拉那時還沒在她的生活中出現呢。” 于是她盡量回憶，想回想起圣誕節那天同帕沙的談話，但除了窗台上的那支蜡燭，還有它周圍玻璃上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什么也回想不起來。 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驅車從街上經過時曾看見這個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燭？從他在外面看到這燭光的時候起——“桌上點著蜡燭，點著蜡燭”——便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 她的思想紊亂了。她想道：“不管怎么說，不舉行安魂彌撒太遺憾了！出殯多么庄嚴，多么隆重！大多數死者不配舉行這种儀式！可尤羅奇卡是當之無愧的！他值得舉行任何儀式，他足以證明“下葬時痛哭的阿利路亞那首歌”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驕傲的松決的感覺，就像她每當想起尤里或者同他一起度過短暫的時光時一樣。他總那樣輕松自然，無牽無挂，現在這种精神也籠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從板凳上站起來。她身上發生了一种無法完全理解的變化。她想借助他的力量，哪怕時間短暫，也要從囚禁中掙脫出來，從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鮮的空气中，像先前一樣体驗解脫的幸福。她所夢想的同他告別的幸福正是這种幸福，有机會和權利，毫無阻礙地痛哭一場的幸福。她怀著強烈的感情急忙環顧了一下屋里的人，但充滿淚水的眼睛仿佛被眼科醫生上了刺激眼的眼藥水，什么也看不見，于是人們開始移動，提鼻涕，閃到一旁，走出房間，最后把她一個人留在半俺著門的房間里。而她迅速畫了個十字，走到安放在桌子上的棺材跟前，踏上葉夫格拉夫搬來的凳子，慢慢地向尸体畫了三個大十字，并用嘴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額和兩只手。她不理會變冷的前額仿佛縮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頭，她做到了不去注意這些變化。她呆住了，好一會儿不說話，不思想，不哭泣，用整個身体，用頭、胸、靈魂和像靈魂一樣巨大的雙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鮮花和尸体上。 壓下去的哭聲使她渾身顫抖。她盡量憋住眼淚，但突然控制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流到腮上，洒在衣服和手上，洒在她緊貼著的棺材上。 她什么也不說，不想。一連串的思想、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不由自主地在她胸中翻騰，從她身旁掠過，仿佛天上的浮云或往昔他們的夜間談話。這些都曾經出現過，并帶給他們幸福和解脫。一种自發的、相互喚起的熱烈的知識。本能的，直接的知識。 她心中曾充滿這种知識，而現在則是關于死亡的模糊的知識，對死亡的心理准備，面對著死亡而毫不惊慌失措。仿佛她在世上已經活了二十次，失掉尤里·日瓦戈不知多少次了，在這一點上心里積累了丰富的經驗，因此她在棺材旁邊所感受的和所做的都恰到好處，极為合适。 嗅，多么美妙的愛情，自由的、從未有過的、同任何東西都不相似的愛情！他們像別人低聲歌唱那樣思想。 他們彼此相愛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虛假地描寫的那樣，“被清欲所灼傷”。他們彼此相愛是因為周圍的一切都渴望他fIJ相愛：腳下的大地，頭上的青天，云彩和樹木。他們的愛情比起他們本身來也許更讓周圍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想地上的曠野，他們居住并相會的房屋。 啊，這就是使他們親近并結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即便在他們最壯麗、最忘我的幸福時刻，最崇高又最扣人心弦的一切也從未背棄他們：享受共同塑造的世界，他們自身屬于整幅圖畫的感覺，屬于全部景象的美，屬于整個宇宙的感覺。 他們呼吸的只是這种共同性。因此，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對人的時髦的嬌慣和崇拜從未吸引過他們。變為政策的虛假的社會性原理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可怜的家鄉土產而已，因此他們無法理解。 她現在開始不拘禮節地用生動的日常話向他告別。這些話打破現實的框子，沒有意義，就像合唱和悲劇獨白一樣，就像詩的語言、音樂和其他空洞的話一樣，沒有意義，只表達出一种情緒。在這种情況下，可以為她勉強說出的沒有意義的話語辯解的是她的眼淚。她的那些普通的沉痛的話淹沒在淚水中，在淚水中浮游。 仿佛正是這些被眼淚浸濕的話同她溫柔而飛快的低語融合在一起，就像輕風伴著被暖雨吹打得光滑潮濕的樹葉發出一片沙沙聲。 “我們又在一起了，尤羅奇卡。上帝再次讓我們重逢。你想想，多么可怕呀！嗅，我受不了！上帝啊！我放聲痛哭！你想想啊！這又是我們的風格，我們的方式了。你的离開，我的結束。又有某种巨大的、無法取代的東西。生命的謎，死亡的謎，天才的勉力，質朴的魅力，這大概只有我們倆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樣卑微的世界爭吵，對不起，算了吧，同我們毫不相干。 “永別了，我親愛的知心人；永別了，我的驕傲；永別了，我的湍急的小河；我多么愛你那日夜不息的拍濺聲，我多么想投入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還記得我那時在那里，在雪地上同你告別的情景嗎？你騙得我好苦啊！沒有你我會走嗎？嗅，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昧心這樣干的，為了我假想的幸福。但那時一切便都完了。上帝啊，我嘗盡了苦難，受盡了折磨！可你還什么都不知道呢。嗅，我干了什么，尤拉，我干了什么！我罪孽深重，你一點都不知道。但并不是我的過錯。我那時在醫院里躺了三個月，其中一個月昏迷不醒。從那時起我過的是什么日子啊，尤拉。悔恨和痛苦使我的靈魂沒有一天安宁。可我還沒告訴你最重要的事。但我不能說出這件事來，沒有這种力量。每當我想到生命當中的這個地方，都要嚇得頭發直豎。你知道，我都不敢保證我的神經完全正常。可你知道，我不像很多人那樣喝酒，我沒走上那條路，因為女人一酗酒便完蛋了，這是不可思議的，我說得木對嗎？” 她還說了些別的，接著放聲大哭，痛不欲生。她突然惊訝地抬起了頭，向四外打量了一下。屋里早有人了，擔憂，走動。她從凳子上下來，搖搖晃晃地离開棺材，用手掌抹眼睛，仿佛想擠出沒哭干淨的眼淚，把眼淚甩在地板上。 男人們走到棺材跟前，用三塊木板把棺材抬起來。出殯開始了。 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在卡梅爾格爾斯基街上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她同葉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維奇談過的整理文稿的事，在她的參与下，已經開始，但沒整理完。她曾經請求同葉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維奇談一件事，這件事談過了。他從她那儿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一天，拉里莎·費奧多羅夫娜從家里出去沒再回來。看來那几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遺忘，成為后來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單上的一個無姓名的號碼，死在北方數不清的普通集中營或女子集中營中的某一個里，或者不知去向。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