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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以后，各方面都有了精細的改進，原來那些味道沒有了，只是有另一种顯然難忘的、顯然令人愉快的味道——窟窿眼儿的味道——取代了它們。尤其是同女人玩過之后留在手指上的那种味道，因為也許以前沒有注意到，可這种味道甚至比窟窿眼儿本身的味道更可愛，因為它帶著已成為過去時的香水味，但是，這种表明你已長大的味道，同童年時代的那些味道相比，只是一种微弱的味道。這种味道在你大腦的想象中几乎同在現實中消失得一樣快。對于所愛過的女人，人們會記得她們的許多事情，但是卻很難記得她們那眼儿的味道——全然不會。另一方面，濕頭發的味道，一個女人的濕頭發味道，卻更加強烈持久得多——為什么呢？我不知道。甚至現在，在差不多四十年之后，我還能記得我蒂麗姑媽洗頭以后的頭發味道。她總是在熱得要命的廚房里洗頭。通常是在星期六傍晚前，為參加舞會做准備，而舞會又意味著另一件怪事——會出現一個佩帶十分漂亮的黃色條紋裝飾的騎兵中士，一個非常英俊的中士，甚至在我眼里，也是太彬彬有禮，太有男子气概，太聰明伶俐了，像我蒂麗姑媽這樣的低能儿根本配不上他。但不管怎么說，她坐在廚房餐桌旁的小凳上用一條毛巾擦干頭發。她旁邊放著一盞罩著熏黑的玻璃罩的油燈，燈旁邊是兩把燙發鉗。我一看到這些就充滿莫名其妙的厭惡。她總是使用一面支在桌上的小鏡子；我現在可以看到她一邊擠鼻子上的黑頭粉刺，一邊對自己做怪臉。她是一個難看的女人，沒什么本事，粘粘乎乎，瞅著兩顆大撩牙，只要她一笑，嘴唇往后一掀，就露出一副馬臉。 她就是洗完澡以后，也散發著一股汗味，但是她頭發的味道——那种味道我永遠不會忘記，因為不知怎么的，這味道同我對她的恨和輕蔑聯系在一起。這种味道，在頭發干起來的時候，就像從沼澤地底下發出來的味道一樣。有兩种味道——一种是濕頭發的味道，另一种是她扔到爐子里，燃燒成火焰的同一种頭發的味道。她總是梳下來一些打了結的頭發卷，它們還帶著她油膩肮髒的頭皮上的汗与頭皮屑。我常站在旁邊看她，很想知道舞會會是什么樣子，很想知道她在舞會上做些什么。在她全部打扮完畢的時候，她會問我她看上去是否漂亮，我是否愛她，當然，我會告訴她：是的。但是然后在廁所里，它在廚房旁邊的門廳里，我會坐在窗台上燃燒的蜡燭發出的搖曳燭光中，對自己說，她看上去瘋了。在她走了以后，我會拿起燙發鉗，聞它們的味道，把它們捏緊。它們令人討厭而又使人著迷——像蜘蛛。這廚房里的一切都使我著迷。我雖然對它很熟，但我從來沒有征服它。它既如此公開，又如此秘密。我在這里洗澡，在大鐵皮盆里，在星期六。在這里，三姐妹洗澡并打扮自己。在這里，我祖父站在水斗邊洗上半身，然后把他的鞋遞給我，讓我把它們擦亮。在這里，我冬天里站在窗前，注視著窗外紛飛的大雪，我陰郁地、茫然地注視著，就好像我在子宮里一般，听著水的奔流，而我母親則坐在馬桶上。秘密的談話都在廚房里進行，他們從這里嚇人的、令人憎惡的集會出來，總是臉拉得長長的，一副庄嚴的面孔，要不就是眼睛哭得紅紅的。他們為什么跑到廚房去，我不知道，但是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正當他門站著開秘密會議，為一個遺囑爭吵不休，或決定如何打發某個窮親戚的時候，門突然被打開，來了一個客人，于是气氛立即就改變了。我的意思是說，极大地改變了，就好像他們如釋重負，因為在某种外力的干預下，他們不用再繼續一個沒完沒了的秘密會議，免去了這种令人討厭的事情。我現在記得，看到門打開，一個不速之客的臉探進來，我的心會高興得蹦起來。 馬上會有人給我一只玻璃大罐，讓我到街角的酒館去打酒。我跑到那里，在通往住家的入口旁有一個小窗子，我從小窗子把玻璃罐遞進去，然后等著，直到裝滿冒泡啤酒的玻璃罐遞回到我手中。像這樣跑到街角去打一罐啤酒，是一場絕對大規模的遠征。首先是就在我們樓底下的理發店，斯坦利的父親在那里開業。經常有這樣的情況：正當我沖出去買什么東西的時候，我會看到斯坦利的父親正用磨剃頭刀的皮帶啪啪地抽他。一看到這情況，我就熱血沸騰。斯坦利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他父親不過是一個波蘭酒鬼。然而，有一天傍晚，正當我拿著玻璃罐沖出去的時候，我十分高興地看到另一個波蘭人用一把剃刀攻擊斯坦利的老爹。我看到他老爹脖子上淌著血，臉色煞白，正倒退著往門邊來。他倒在店舖門前的人行道上，一邊掙扎，一邊呻吟。我記得我看了他一兩分鐘，對此感到心滿意足，高高興興地走開了。斯坦利在父親打架時溜出來，陪我走到酒館門口。 他也很高興，盡管他有點儿害怕。我們回來時，救護車已經停在門前，他們把他放在擔架上抬著他，他的臉和脖子上蓋著一塊床單。有時候，碰巧卡洛爾神父最得意的唱詩班男童在我一個人舞拳弄腳的時候從家門前走過，這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 這男孩比我們任何一個都大。他是一個同性戀，一個醞釀中的同性戀者。就是他從我們面前走過，也常常把我們惹火。他剛一被玷污，消息就從四面八方傳開，在他到達拐角以前，就被一幫男孩圍了起來，這些男孩都比他小得多，他們嘲笑他，模仿他，一直把他弄得哭了起來。然后我們會像一群狼一樣扑到他身上，把他拽倒在地，把衣服從他背上扯掉。這是不光彩的行為，但是它使我們感覺良好。還沒有人知道同性戀者是什么玩藝儿，但是不管是什么玩藝儿，我們反對它。我們以同樣方法反對中國佬。有一個中國佬經常從街那頭的洗衣店經過這里，他也像卡洛爾神父教堂里的那個同性戀一樣，不得不受到圍攻。 他的模樣跟教科書上看到的苦力圖片十分相像。他穿著一件黑色羊駝毛盤扣上衣，一雙沒有后跟的拖鞋，留著一根長辮子。通常他都是手插在袖筒里走路。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走路的樣子，一种偷偷摸摸、裝腔作勢、女里女气的走路樣子，我們感到十分陌生，而且感受到威脅。我們怕他怕得要命，我們也恨他，因為他對我們的嘲弄完全無動于衷。我們認為他太無知了，不可能注意到我們的侮辱。然后有一天，我們去洗衣店，他讓我們吃了一惊。開始他遞給我們那包洗好的衣服，然后他伸手到柜台底下，從大袋子里抓出一把荔枝。他笑著從柜台后面出來開門。他還是笑著抓住阿爾菲·貝查，扯他的耳朵；他依次抓住我們每一個人，扯我們的耳朵，仍然笑著，然后他做了一個惡狠狠的鬼臉，像貓一樣飛快地跑到柜台后面，操起一把長長的、樣子難看的刀子，沖我們揮舞。我們拼命逃离這個地方。當我們到達街角回頭看時，我們見他手里拿著一把熨斗站在門口，樣子十分鎮靜，十分心平气和。這次事情之后，再沒有任何人愿到洗衣店去了；我們不得不每星期給小路易斯·庇羅沙一個硬幣，讓他為我們取洗好的衣服。路易斯的父親在街角有一個水果攤。他常常遞給我們一些爛香蕉，作為他喜歡我們的標志。斯坦利尤其喜歡爛香蕉，因為他姑媽常做油炸香蕉給他吃。炸香蕉在斯坦利家被看作精美食品。有一次斯坦利過生日，家人為他舉行了一次聚會，所有鄰居都受到邀請。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直到后來端來了一盤炸香蕉。不知怎的，沒有人要碰那香蕉，因為這是只有斯坦利父母那樣的波蘭人才知道的菜。人們討厭吃炸香蕉。在窘困之中，某個最小的聰明小孩建議把炸香蕉給瘋維利·曼。維利比我們誰都年齡大，但不能說話。他只會說“別要！別要！”他對什么都說“別要！別要！”所以給他香蕉的時候，他也說“別要！”他伸出雙手去取香蕉，但是他的弟弟喬治在場，他們拿爛香蕉來騙他的瘋哥哥，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于是喬治跟人打了起來，而維利看到弟弟遭到攻擊，也尖叫著“別要！別要！”打了起來。他不僅打其他男孩，也打女孩，搞成了一場大混戰。最后，斯坦利的老爺子听到吵鬧聲，手里拿著一根磨刀皮帶，從理發店上樓來。他抓住維利·曼的頸背，開始抽打他。這當口，他弟弟喬治溜出去叫曼老先生。這曼老先生也是個酒鬼，穿著襯衣就來了，看到可怜的維利挨醉鬼剃頭師傅的打，就用一副老拳去揍他，揍得很凶。維利這時候被放開，在地上爬來爬去，吞吃著掉在地上的炸香蕉。他一看到香蕉，就像一只雌山羊一樣迅速把它們吃掉。老先生看到他趴在地上像山羊一般嚼香蕉，怒不可遏，就拾起皮帶，拼命去追維利。現在維利開始嚎叫——別要！別要！ 這是如此奇怪，如此非同尋常的事情，以致喬·蓋哈特被視為一個游俠騎士。沒有人贊成喬尼的行為方式，然而也沒有人會想到去向小西爾弗斯坦道歉。這是這樣一种高貴典雅的行為，以致喬·蓋哈特被看作是一個真正的紳士——左鄰右舍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紳士。這一個我們中間從來未被使用過的詞，現在挂在每個人的嘴上，當一個紳士被視為一种榮譽。我記得，這個被打敗的喬·蓋哈特像這樣突然變成了紳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年以后，當我搬到另一個地段居住，遇到了法國小孩克羅德·德·洛蘭的時候，我已經准備好理解并接受“一個紳士”。這個克羅德，我以前從未見到過這樣的男孩。 在以前那個地段，他沒准儿會被看作一個軟蛋；因為首先他說話太好听，太正确，太有禮貌了，其次他太体貼人，太文雅，太殷勤。然后，在同他一塊儿玩的時候，他母親或父親走過，他會突然說起法語來，使我們大吃一惊。我們听到過德語，讓德語侵入到我們當中還馬馬虎虎，但是法語！嘿！說法語，甚至就是听懂法語，都是徹底老外，徹底貴族化，徹底腐朽，徹底高不可攀，而克羅德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哪方面都像我們一樣好，甚至還更好一點，我們不得不私下承認，但是有一個污點——他的法語！它使我們反感。他沒有權利住在我們的地段，沒有權利像他現在這樣有本事，有男子風度。經常有這樣的情況：他母親把他叫回家，我們同他說了再見，這時候我們就聚集在一塊儿，來來回回地討論洛蘭一家。我們很想知道，例如，他們吃什么，因為他們是法國人，他們一定和我們的習慣不一樣。 還從來沒有人踏進過克羅德·德·洛蘭的家門——這是另一件可疑的、令人反感的事實。為什么？他們在隱藏什么？然而，當他們在街上從我們身邊經過時，他們又總是十分真誠，總是微笑，總是說英語，而且是最棒的英語。他們往往使我們感到十分自我羞愧——他們更优越，那是實際情況，而且還有另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別的男孩都是你直截了當地問他什么，他就直截了當地回答什么，而克羅德·德·洛蘭卻從來不是直截了當地回答問題。他在回答前總是十分迷人地笑笑，十分沉著鎮靜，使用我們望塵莫及的諷刺和嘲笑。他是我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個克羅德·德·洛蘭，當他終于從這個地段搬走的時候，我們都松了一口气。至于我自己，也許過了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我才考慮這個男孩和他古怪的典雅舉止。到那時候，我才感到自己犯了一個大錯誤。因為突然有一天，我想起來，克羅德·德·洛蘭曾在某一場合來到我跟前，顯然是要贏得我的友誼，而我卻對他很傲慢。在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克羅德·德·洛蘭一定在我身上看到了与眾不同的東西，他向我伸出友誼之手是看得起我。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有那樣一种行為准則，就是要合群。如果我成為克羅德·德·洛蘭的知心朋友，我就是背叛了其他男孩。隨這樣一种友誼而來的，無論是什么樣的好處，都同我無緣；我是大伙儿中的一員，疏遠克羅德·德·洛蘭這樣的人是我的責任。我必須說，在隔了更長一段時間之后——在我在法國呆了几個月之后，我又一次想起了這件事。法語中“raisonnable（懂道埋的）”一詞，對我來說獲得了全新的意義。有一天，我偶然听到這個詞，我就想起克羅德·德·洛蘭在他家門前街上的主動表示。我清晰記得他用了“reasonable（英語中与raisonnable相應的詞）”一詞。他也許是要求我“懂道理”，當時這個詞從來沒有從我口中吐出來過，因為我的詞匯中不需要它。這個詞像“紳士”一樣，很少有人說，即使說也都十分謹慎小心。這是一個會使別人嘲笑你的詞。有許多那樣的詞——例如，“really（真的）”。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使用過“really”這個詞——直到來了杰克·勞森。他使用這個詞是因為他父母是英國人，雖然我們拿他開玩笑，但我們原諒他說這個詞。“Really”這個詞使我立即想起住在原來那個地段的小卡爾·拉格納。卡爾·拉格納是一個政治家的獨生子，他們住在相當豪華的菲爾莫爾小街上。他們住的一幢紅磚小樓靠近那條街的末端，總是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我記得這幢房子是因為我上學路上經過它的時候，常常注意到門上的銅把手擦得有多漂亮。事實上，別人家沒有在門上有銅把手的。總之，小卡爾·拉格納是家長不許他們同其他小孩交往的那些孩子之一。事實上，他很少露面。我們看到他同他父親走在一起，通常是在星期天。如果他父親不是周圍地區的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卡爾會被人用石頭砸死。他的星期日裝束真叫人受不了。他不僅穿長褲和漆皮鞋，而且炫耀著一頂圓頂禮帽和一根手杖。一個男孩在六歲的年紀會讓人這樣來打扮他，一定是個笨蛋——那是一致的看法。有人說他有病，好像那是他穿古怪服裝的理由。奇怪的是，我一次也沒听到他說話。他如此高雅，如此講究，以至于他也許想象，在大庭廣眾面前說話是欠缺風度的。無論如何，我常在星期天上午等著他，就為了看他同他父親一起經過。我注視他時帶著那樣一种強烈的好奇心，就跟我注視消防隊員清洗消防站里的消防車時一樣。有時候，在回家路上他會拿著一小盒冰淇淋，是最小的那种包裝，也許剛夠他吃，作為飯后甜食。“飯后甜食”是又一個我們莫名其妙地熟悉起來的詞，我們貶義地使用它來談論小卡爾·拉格納及其家人之流。我們可以花几個小時來琢磨這些人吃的“dessert（飯后甜食）”究竟是什么玩藝儿，我們的樂趣主要在于來回擺弄這個新發現的詞“dessert”。這個詞也許是從拉格納家私運出來的。一定也是在這個時候，桑托斯·杜蒙特名聲大振。在我們听起來，桑托斯·杜蒙特那時候听起來，有點儿令人愉快的外國味儿，与通常的外國人或外國東西，如中國洗衣店、克羅德·德·洛蘭高傲的法國家庭等，截然不同。桑托斯·杜蒙特是一個魔術般的詞，暗示著兩撇線條平滑的漂亮的小胡子，一頂墨西哥闊邊帽，踢馬刺，某种快活、精美、幽默的東西，充滿著狂熱的幻想。有時候它帶來咖啡豆和草帽的香味，或者，因為它這樣帶有完全的异國情調，這樣充滿幻想，就會扯得很遠，竟關心起霍屯督人的生活。因為我們當中有一些年紀大的孩子正在開始讀書，他們會按鐘點給我們講幻想故事，這是他們從《阿以莎》、韋達的《在兩面旗幟下》之類的書中撿來的一些材料。真正的知識趣味，在我心中十分明确地同我十歲左右搬去的那個新地段拐角處的空地相聯系。在這里，當秋天來臨時，我們站在烤著土豆片和我們帶來的几小罐生土豆的篝火前面。隨后就有一种新型的討論，不同于我以前所知道的總是來自書本的討論。有人剛讀了一本冒險書，或者一本科學書，馬上整條街就因為引入了一個至今無人知曉的主題而活躍起來。也許是這些孩子之一剛發現有日本潮流這樣的事情，他就會設法向我們解釋日本潮流是怎樣產生的，它的目的是什么。這是我們學習事物的唯一方法——好像是靠著柵欄，一邊烤著土豆片和生土豆。這些知識沉積得很深——事實上如此之深，以致后來同一种更精确的知識沖突時，很難把較早的知識排除出去。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有一天一個較大的男孩向我們解釋說，埃及人知道血液循環，于是我們就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以致后來很難一下子接受關于英國人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的故事。現在我也并不感到奇怪，當時我們的談話大多是關于遙遠的地方，例如中國、秘魯、埃及、非洲、冰島、格陵蘭。我們談論鬼，談論上帝，談論靈魂的輪回，談論地獄，談論天文學，談論不熟悉的鳥和魚，談論寶石的形成，談論橡膠園，談論拷問方法，談論阿茲台克人和印加人，談論海上生活，談論火山和地震，談論全球各地的葬禮和婚禮，談論語言，談論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談論正在絕种的野牛，談論怪病，談論吃人肉，談論巫術，談論月球旅行以及月球上是什么樣子，談論殺人凶手和攔路強盜，談論圣經里的奇跡，談論陶器的制造，談論各种各樣家里和學校里從未提起過的話題，這些話題對我們极端重要，因為我們渴望得到這些知識。世界充滿著奇跡与神秘，只有當我們顫抖著站在那塊空地里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嚴肅地談淪，并感到需要進行既愉快又嚇人的交流。 生活的奇跡与神秘——我們成為負責任的社會成員時被扼殺了！直到我們被推出去工作以前，世界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小的，我們生活在它的邊緣上，好像是在未知世界的邊界上。 一個小小的希腊世界就深刻到足夠提供一切變异、一切冒險、一切思考。它也不是那么十分小，因為它保留著最無限的潛力。我擴大我的世界，卻一無所獲；相反，我失去了許多。我想要變得越來越孩子气，向相反的方向超越童年。我要同正常的發展路線完全背道而馳，進入一個超嬰儿的存在王國，一個絕對瘋狂混亂的王國，但卻不同于周圍的這個世界那种瘋狂混亂。我是一個成年人，一個父親，一個負責任的社會成員。我掙我每天的面包。我使自己适應了一個從來不屬于我的世界。我要沖破這個擴大的世界，重新站到一個未知世界的邊界上。這個未知世界將使這個蒼白、片面的世界黯然失色。我要超越父親的責任，而走向無政府主義者的不負責任，這种人不可能被強迫，被哄騙，被收買，被背叛。我要讓蒙面夜騎奧伯龍當我的向導，他張開他的黑翅膀，同時消滅了過去的美与恐怖，我要迅速而堅韌不拔地逃向永久的黎明，不給后悔、遺憾、悔改留下余地。 我要胜過有害于世界的創造發明者，為的是要重新站在一個無法通過的深淵面前，即使最強有力的翅膀也無法使我飛越這個深淵。甚至我必須變成一個只居住著痴心妄想者的野生自然公園，我也絕不停下來，呆在這負責任的成年生活的有條不紊的昏庸之中。我必須這樣做，來紀念上帝賜給我的那种生活完全無法比擬的另一种生活，紀念一個被屈服者的相互同意所扼殺和窒息了的小孩子的生活。父母親創造的一切我都不認為是我自己的。我要回到一個比古希腊更小的世界，回到一個我伸手總能触摸到的世界，我時時刻刻所知道、所看見、所認識的世界。對我來說，任何其他世界都是無意義的、陌生的、敵對的。 在重新越過我小時候認識的第一個光明世界時，我希望不要呆在那里，而要使勁回到一個更光明的世界，我一定是從那里逃出來的。這個世界什么樣，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我會找到它，然而這是我的世界，別的東西沒有一樣引起我的興趣。 我第一眼看到這個光明的新世界，對它的最初理解，是由于碰見了羅依·漢密爾頓。當時我二十一歲，也許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我十分絕望，因而決定离家謀生。我想的是加利福尼亞，說的是加利福尼亞，我計划去那里開始一种新生活。 我如此強烈地夢想著這個新的希望之鄉，以至于后來，當我從加利福尼亞回來的時候，我几乎不記得我見到的加利福尼亞，我想起的、談起的，只有我在夢中認識的那個加利福尼亞。就在告別前，我遇到了漢密爾頓。他是我老朋友麥克格利高爾的說不清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們只是在最近才互相認識，因為羅依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加利福尼亞，他的印象一直是，他的真正父親是漢密爾頓先生，而不是麥克格利高爾先生。事實上，正是為了搞清楚他的父親身分之謎，他才到東海岸來的。同麥克格利高爾住在一起，顯然并沒有使他更接近于謎的解開。在認識了他曾斷定為他的生父的那個人之后，他似乎比以往更加為難了。他后來向我承認，他為難是因為在兩個人身上都跟他自己的想象沒有一點儿相似之處。也許正是這個決定應該把誰看作父親的惱人問題促進了他自己性格的發展。我這樣說，是因為剛一被介紹認識他，我就立刻感到，我在一個從來不了解的那類人面前。由于麥克格利高爾對他的描述，我已經准備好去見一個相當“古怪的”人，“古怪的”在麥克格利高爾嘴里，意思是有點儿瘋癲。他确實古怪，但是十分清醒，立即就使我感到很興奮。我第一次同一個來到詞意背后、抓住事物本質的人談話。我感到我在同一個哲學家談話，不是一個我在書本上遇到的那類哲學家，而是一個不斷進行哲理探討的人——而且是体驗了他解釋的這种哲理的人。那就是說，他根本沒有理論，除非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質中去，并且，按照每一個新的啟示，來如此這般地過他的生活，以便在揭示給他的真理和這些真理在實踐中的例證之間，只有最小限度的不一致。當然，他的言行在他周圍那些人眼里是古怪的，然而，他的言行在酉海岸那些了解他的人眼里并不古怪，在那里，按他自己的說法，他如魚得水。他在那里顯然被視為上等人，人們畢恭畢敬，甚至帶著畏懼聆听他的說話。 我發現他處于一場斗爭之中，我只是在多年以后才懂得這种斗爭。那時候，我不明白他為什么如此重視找到他真正的父親；事實上，我還常常以此來開玩笑，因為在我看來，有沒有父親是無所謂的，母親也是一樣。在羅依·漢密爾頓身上，我看到了一個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斗爭，他已經解放了自己，卻還在尋求确立一种可靠的身世關系。這种關系是他絕對不需要的。 關于真假父親的這种沖突，悖論式地使他成為一個超父親。他是一個教師，為人師表；他只要一張開嘴，我就明白我在傾听一种學問，它截然不同于我至今同這個詞相聯系的任何東西。把他看成一個神秘主義者而不予理睬，這是很容易的，他無疑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但他是我碰到的第一個也知道如何腳踏實地的神秘主義者。他是一個知道如何發明實用物品的神秘主義者，在這些實用物品中有石油工業极其需要的鑽机，他后來還為此發了大財，但是，由于他那古怪的形而上學談話，當時沒有人十分注意到他非常實用的發明。這被看作他的又一個瘋狂想法。 他不斷談論他自己，談論他同周圍世界的關系，他的這种品質給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他只是一個自吹自擂的自我中心主義者。甚至有人說，似乎他更關心的是麥克格利高爾先生作為父親的真實身分，而不是父親麥克格利高爾先生。這話就其涉及的范圍而言，是夠真實的。它的意思是說，他對他新發現的父親沒有真正的愛，只是從他發現的真情實況中得到一种強烈的個人滿足；他是在以他通常的自我夸張方式利用這种發現。當然，這是非常真實的，因為麥克格利高爾先生本人無限小于作為失散父親象征的麥克格利高爾先生，但是麥克格利高爾們對象征一無所知，就是對他們解釋，他們也絕不會理解的。他們正在作出一种矛盾的努力，既要擁抱長期失散的儿子，同時又把他降到一個可以理解的水平上，他們在這個水平上要以不是把他理解為“長期失散的”，而是僅僅理解為儿子；而稍有一點點理智的人都明白，他的儿子根本就不是儿子，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父親，類似于基督，我可以說，他正在最英勇地努力把他已經十分明确擺脫的東西作為有血有肉的東西來接受。 因此，這個我最熱烈崇拜的怪人會選擇我作為他的知己，使我感到吃惊和榮幸。對比之下，我的方式就不對頭了：書卷气、知識分子气、世俗气，但是我几乎立即就拋棄了我性格的這一方面，讓自己沐浴在溫暖、直接的靈光中，這靈光是深刻的，是創造物的天然直覺。來到他的面前，給我一种脫去衣服，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剝去皮的感覺，因為他所要求于談話對方的遠遠不止是單純的赤裸。在同我談話的時候，他是在向一個我只是模模糊糊怀疑其存在的我說話，這個我，例如，在我正讀著一本書，突然明白我一直在做夢時，就會冒出來。很少的書有這种能力，能使我陷入神思恍惚中，在這种完全神智清醒的神思恍惚中，人們不知不覺地作出了最深刻的決定。羅依·漢密爾頓的談話就帶有這种性質。它使我空前警覺，超自然地警覺，同時又不破坏夢的結构。換句話說，他是在訴諸自我的萌芽，訴諸最終會發展的超過赤裸裸個性的那种存在，這存在會超過綜合的個性，讓我真正成為孤身一人，為的是設計出我自己特有的命運。 我們的談話就像一种秘密的語言，在談話當中，別人都睡著了，或者像鬼魂一樣消失了。對我的朋友麥克格利高爾來說，這种談話莫名其妙，令人生气；他比任何其他人都了解我，但是他在我身上從來沒有發現任何同我現在呈現給他的性格相一致的東西。他把羅依·漢密爾頓說成一种坏影響，這又說得十分正确，因為我同他同父异母兄弟的這次意外相遇，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造成了我們的疏遠。漢密爾頓打開了我的視野，給了我新的价值觀，雖然我后來將失去他傳給我的視覺，但是我絕不會再像他到來以前那樣來看世界，看我的朋友。漢密爾頓深刻地改變了我，只有一本稀有的書，一种稀有的個性，一种稀有的經驗，才能這樣來改變一個人。我一生中第一次懂得了經歷一种必不可少的友誼是怎么回事，卻又不會因為這种經歷而感到被奴役或者有依附感。在我們分手之后，我從來沒有感到需要他實際上在我跟前；他完全獻出自己，我擁有他而不被他擁有。這是第一次對友誼的純洁完美体驗，從來未被任何其他朋友重复過。漢密爾頓是友誼本身，而不是一個朋友。他是人格化的象征，因而也是十分令人滿意且今后對我來說卻不再必要的象征。他本人徹底了解這一點。也許，正是沒有父親這一事實，推動他沿著自我發現的道路前進，這是投身到世界當中去的最后過程，因而也就實現了紐帶的無用性。當然，他當時處于完全的自我實現當中，不需要任何人，尤其是他在麥克格利高爾先生身上徒然尋找的肉体父親。他到東部來，找出他真正的父親，這一定有點儿對他進行最后考驗的性質，因為當他說再見，當他拒絕承認麥克格利高爾，也拒絕承認漢密爾頓先生的時候，他就像一個清除了一切雜質的人。我從未看見過一個人像羅依·漢密爾頓說再見時那樣，看上去如此孤單，如此完全孑然一身，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相信未來。我也從未看見過他給麥克格利高爾家留下的那种混亂与誤解。就好像他在他們當中死去，复活，正在作為一個全新的、不認識的人向他們告別。我現在可以看見他們站在通道上，兩手空空，有點儿愚蠢、無助的樣子，他們哭著，但不知道為何而哭，除非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他們從未擁有的東西。我就喜歡像這樣想起這件事。他們都不知所措，若有所失，模糊地、十分模糊地意識到，一次了不起的机會莫名其妙地提供給他們，而他們卻沒有力量或想象力來抓住它。這就是那愚蠢、空洞的手的顫抖暗示給我的東西；這是一种目睹著比我可以想象的任何東西都更痛苦的姿態。它給我一种感覺，感到在面對真理的時候，這個世界有著可怕的不足。它使我感到血緣關系的愚蠢，感到非精神的愛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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