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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擁有有限責任的專政

　　　　　　　　　　　——世界金融市場億万富翁的競爭
　　“我們要的是民主，我們得到的卻是證券金融市場。”
　　　　　　　　　　　　　　　　　　　　 ——波蘭某地牆上涂鴉語

　　米歇爾惊德蘇無疑是一位有權勢者。他的講話沒有過分華麗的修飾，他說的話几乎不容任何异議。從設在美國首都西北方向的第七號大街鋼筋水泥建筑的第13層大樓的大辦公桌上，這位法國官僚精英指揮著一個爭議最多、然而顯然又是不可缺少的世界机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IWF。當越來越多的政府無法償還債務，或者沒有國際援助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机，尋求外國財政部長和銀行幫助的時候，他們不得不依靠康德蘇和這個擁有3000多名工作人員的龐大的世界金融机构。
　　在這位已經走馬上任十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頭目面前，俄羅斯、巴西或印度等偉大民族的代表都變成了普通申請人。在有時持續數年的談判中，他們必須保證承擔義務，要不斷地推行嚴厲緊縮計划，大力精減國家官僚。然后康德蘇才向這個基金組織的富有的出資國家，首先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代表提交利息优惠的數十億貸款的協定文本，征得他們同意之后，他才在協定上簽名，放發貸款。
　　然而在1995年1月30日，這個寒冷的星期一夜晚，這個行之有效的習慣程序已經不值分文了。大約在21點，康德蘇收到一個消息，令他不寒而栗。現在每分鐘他都要單獨承擔責任，避免一場以前他一直認為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災難。陷入极度緊張的他已無法在寫字台邊坐下去。他收起文件，穿過巨大的、用桃花心木作護牆板的總裁辦公室，進入更大的會議大廳。往常貨幣基金組織的24位執行理事要在這個大廳里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貨款投票表決。而現在，康德蘇身邊只有一部電話。事后他回憶說：“我努力尋求對于一個以前從未遇到的問題的解決方案。”他應該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鐵的法律失去效力嗎？沒有任何前提條件、沒有協議。沒有貸方的投票同意，他的組織能夠發放50多年歷史以來最大的一筆貸款嗎？康德蘇抓起了電話听筒，在這几個小時之內，這位權力意識濃厚的，世界最大貸款組織的總裁萎縮成了一個提線木偶，而操縱他的這些線正掌握在他從不認識的那些人手中。

　　“保衛比索”的行動

　　危机開始的時候，政治城市華盛頓适逢冬季作假。距圣誕節還有4天，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必須使本國貨幣自7年以來再度貶值。1個比索要相當于5美分，就是說，要在迄今為止的水平上再貶值記％。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在紐約華爾街銀行大樓，以及与它們有聯系的投資基金机构中，在私人貨幣投資管理者之間開始蔓延惊慌失措的情緒。他們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貸款，并以股票、債券的形式向這個國家投資500億美元。在這以前，就墨西哥聲譽來說，畢竟還是一個金融比較穩定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整頓國家机构。整頓經濟的所有條件都能夠滿足。而現在，國外投資者的財產面臨大規模貶值的危險。他們要盡可能地從墨西哥撤資。僅僅3天之內，不僅比索貶值15％，而且它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
　　對于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和白宮工作班子頭目利昂·帕內塔，還有他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來說，圣誕節几乎還沒有開始，就已經過去。一個緊急處理危机的班子被組織起來，從中央銀行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政府所有部門都有代表參加，這個班子致力于研究對外政策和經濟政策。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政府的一項最重要計划，即幫助南部鄰國實現經濟穩定正面臨失敗的危險。大量的貧苦移民以每年100万人的規模，年复一年地擠進美國聯邦各州。于是魯賓和帕內塔開始了一次拯救行動。《華盛頓郵報》把這次行動稱作是繼海灣戰爭開始“保衛沙漠”行動之后立即進行的“保衛比索”行動。
　　在同墨西哥政府持續3周的談判之后，問題似乎開始得到解決。墨西哥總統歐內斯托·塞迪略犧牲了他的財政部長，許諾立即整頓國家金融。克林頓政府宣布，他的政府將以高達400億美元的信貸保障援助墨西哥。這樣，任何人就都不應再擔心墨西哥政府會拖欠國外債權人的債務不還。
　　使處理危机的官員們大吃一惊的是克林頓的表態并沒有使情況緩解，形勢繼續惡化。現在投資者不再僅僅是預感到墨西哥已把美元用盡，他們知道情況已确實如此。而且尚不清楚克林頓能否從美國國會中由共和党新近組成的、對他怀有敵意的多數派那里得到批准而拿到他許諾的這筆款項。雖然墨西哥貨幣發行銀行每天拿出5億美元收購比索，匯率依舊不斷下跌。這對墨西哥是很大的威脅，因為進口商品突然昂貴得無法支付。對于美國來說，也是很大的問題，因為美國有成干上万的勞動崗位依賴于与墨西哥的貿易。此時世界其余地區似乎還沒有受到比索下跌影響的沖擊。
　　而這种情況在1月12日以后發生了急劇變化。這一天，當克林頓和塞迪略公布他們的財政雙邊決定的時候，開始了一种誰也沒有料到的可怕發展。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易所，從新加坡、倫敦直至紐約——几十种貨幣同時陷入巨大壓力之下。波蘭的茲羅提、泰國鐵、阿根廷的比索都在迅速貶值。在世界南方的、中歐的所有正在崛起的門檻國家中，在所謂“新興市場”中投資者突然地要把他們手中的股票和債券迅速脫手。由于他們要把所有收益反過來兌換成美元、德國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堅挺貨幣，于是他們要拋出的貨幣匯率与有价證券的匯率一起同時下跌。各种各樣的國家都出現了這种情況，如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亞，它們彼此之間經濟上本來沒有任何聯系。南亞國家貨幣發行銀行的首腦有史以來第一次坐到一起召開緊急會議。在一种本不應由他們承擔責任的外來力量推動下，他們必須通過大幅度提高利潤，人為地使他們的貨幣升值，以便使投資者保持信心。阿根廷、巴西和波蘭也都緊隨其后仿效這种做法。
　　1月20日，危机的第四周周末，美元匯率繼續向谷底下跌。這時艾倫·格林斯潘，這位在銀行家圈子內由于他百折不撓的毅力而深為人們欽佩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總裁發出了警告。他在美國參議院聲稱，“世界范圍內相對堅挺的貨幣如日元、德國馬克的資本外逃”，威脅到“走向市場經濟和民主化的全球發展趨勢”。他同克林頓的人一起在國會強迫自己党內朋友要投票支持總統建議，并向墨西哥提供必要的信貸擔保。形勢又平靜了兩天。南方与東方的新增長國家的信任危机似乎已接近結束——直至1月份最后一個寒冷的星期一。di
　　1月30日晚上，剛過八點，就有兩個人打電話給克林頓班子的頭目帕內塔：即新任墨西哥財政部長吉爾莫·奧爾蒂茨和美國眾議院共和党多數派領導人紐特·金里奇。這位墨西哥人報告說，他的國家要完了，最后的美元儲備已經花光，資本外逃并沒有停止，他不得不對于比索的兌換進行限制。十年以來費了很大气力推進的墨西哥与世界市場的一体化由于這一次打擊而結束。金里奇的消息也不令人樂觀：這位共和党人向白宮的政治對手說，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國會多數派不會投票支持向墨西哥提供貸款。他說，總統必須單獨承擔責任，他不能指望國會的支持。
　　如帕內塔事后報告的，克林頓和他的班子只剩下一份事先擬定的“B號計划”。處理危机的班子不得不動用以200億美元建立的、供美國總統在緊急情況下自由支配的政府危机基金。他還必須請求其他金融机构給予幫助，因為在今后事態發展中，這筆龐大的款項很可能不夠。第一個呼救信號發給了附近的第七號大街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心。而令米歇爾。康德蘇頭痛的時刻早已開始了。
　　在一次前所未有的緊急行動中，這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頭目已經在前兩周內揮鞭指揮決策委員會向墨西哥一次性提供多達對億美元的援助。這是現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所允許的最大數目。然而，這項措施是無結果。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很不夠的。為了防止墨西哥破產，至少還需要100億美元。
　　但是，他能夠把所保管的錢就這樣都掏出去嗎？美國人的希望、墨西哥人的迫切需要是很清楚的。而把這筆緊急貸款再次升級，增加100億，難道不是會牽涉到許多出資者。其中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的利益嗎？按規定要求的正式協調磋商已經來不及了。在波恩和巴黎，此時正是凌晨3點鐘。而決策必須在這天深夜作出。到了第二天早上，克林頓計划在國會的失敗將眾所周知。
　　康德蘇回憶說，他又一次想起前几天“紐約的重要銀行家和投資信托公司經理打來的警告電話”。他們對他預言說，墨西哥市場的總崩潰是不可阻擋的。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于發生類似危机的恐懼將導起一連串連鎖反應，最終將出現世界范圍內的金融破產。
　　康德蘇与九個在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委員會中的各國政府的代表們進行聯系。他向所有接電話的人只提一個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在緊急情況下不得不完全獨立行動，您的意見如何？”令人吃惊的是所有參与協商的人都對他表示支持和信任，然后康德蘇起草了一項個別決議，比爾·克林頓午夜前從一次晚宴回到白宮時就知道了這個消息。這位法國人把基金組織的所有規定放到一邊，拿自己的工作職務和他所領導机构的聲譽孤注一擲，他轉告克林頓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再拿出100億美元，這樣總計為177億美元。
　　此后不久，作為主管全世界貨幣發行銀行聯合机构的國際清算銀行高級經理安德魯·克羅克特，也經歷了一次類似的風險。當美國聯邦政府工作人員詢問他，國際清算銀行是否參加這項援助協定的時候，在這個机构總部巴塞爾正是早上七點鐘。克羅克特說，迄今為止只是討論了這家銀行能否拿出100億美元來幫助中央銀行。這使華盛頓方面打電話的人感到十分滿意。
　　魯賓和帕內塔冷靜地把他們的“B號計划”付諸實施。他們的總統只睡了4個小時，11點07分帶著一條轟動性的新聞出席了在華盛頓馬里奧特飯店舉行的美國州長年會。克林頓向目瞪口呆的听眾宣布，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和加拿大政府的援助，被危机震撼的鄰國同樣在沒有取得美國國會投票同意的情況下就可以立即獲得一筆500億美元以上的援助性貸款，墨西哥政府將償還它的一切債務。
　　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內，這6個人把所有的議會和國會的監督都丟到一邊，用西方各工業國家的稅金，啟動了這項自1951年以來數量最大的國際援助性貸款計划。只有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援助西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划的貸款超過了它。康德蘇面對所有援助計划的參与者自然不免要用夸張性的語言為這次緊急行動辯護。領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位法國的世界公民宣布說，墨西哥事件“是我們市場全球化的新世界所遇到的第一次大危机”。他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地直接行動。否則的話，“就會出現一場真正的世界大災難。”
　　然而大量的批評者對于這數百億美元的貸款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釋。沒有參与墨西哥經濟繁榮的摩根投資信托銀行的經濟學家里默·迪·弗里斯公開說，這是一次幫助投机失敗的投資者擺脫困境的行動。德意志銀行的首席國民經濟學家諾貝特·瓦爾特批評說，“真弄不懂，為什么納稅人必須保障投資者在墨西哥的債務證書獲得高額利潤？”劍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威廉·比特爾評論說，整個行動不是別的。而是納稅人對于富人的一种饋贈。
　　這些指責自然沒有駁倒康德蘇、魯賓及其戰友們的論据。因為這筆支援墨西哥的貸款具有兩面性的意義：也許是經濟史上一次最勇敢的防御災難的行動，同時也是一次為了保護少數富人的利益而對出錢的國家的稅金的最厚顏無恥的掠奪。這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在回答批評者時說，這筆數百億貸款當然會對投机者有好處，他公開承認，“世界就掌握在這些家伙的手里。”
　　墨西哥危机极其清楚地顯示出全球化時代新的世界秩序形象。在這一次危机中發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以前從沒有顯示過全球經濟一体化以何种力量改變了世界的權力結构。這些因素似乎被看不見的手所操縱，超級大國美國政府，一度無所不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所有歐洲國家的貨幣發行銀行都不得不服從于一個具有無可估量的摧毀力的更高權力的命令，這個更高的權力就是國際金融市場。

　　從布雷頓森林体系到自由投机

　　在交易所，在銀行和保險公司的交易場所，在投資基金和退休養老基金保險机构，一個新的政治階級登上了世界權力舞台。任何國家、任何公司企業、甚至任何一個納稅公民都無法擺脫這個政治階級的影響：這就是在全球范圍內從事外匯和有价證券交易的商人們。他們能夠指揮逐日增長的自由投資資本，因而決定整個民族的禍福興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國家的控制。
　　“拯救比索”行動不過是一個突出事例。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他們的選民們越來越經常地注意到，那些金融市場的匿名活動家如何控制他們的經濟，而政治只扮演了一种軟弱無力的觀眾角色。1992年9月，几百家銀行和投資基金机构的經理們仿效金融領袖喬治·京羅斯，憑借數十億美元迫使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貶值。英格蘭銀行和意大利銀行盡管投入全部美元和德國馬克的外匯儲備進行支持性收購，也無法阻止匯率下跌。這兩國政府最終不得不從由于實行固定匯率而在經濟上獲得很大好處的歐洲貨幣体系中退出。
　　1994年2月，美國聯邦政府提高了指導利率，美國資本市場陷于萎縮，德國聯邦政府只能束手無策地看看，德國公司不得不為美國貸款償付突然大幅度提高的利息，雖然通貨膨脹很低，聯邦銀行還是以一种很低的貼現率向各家銀行提供原來就十分廉价的貨幣。1995年上半年，當美元匯率跌到1美元兌換1．35德國馬克、73日元的歷史最低點的時候，日本政府和德國政府同樣無力維護自己選民的利益，眼看著本國出口工業被迫屈膝投降。
　　被那些無把柄可抓的商人們逼入困境以后，許多政府首腦出于無奈和惱怒開始咒罵。英國首相約翰·梅杰1995年4月訴苦說，金融市場上事情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完全不受各國政府和國際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總理蘭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為意大利貨幣發行銀行前任總裁，對梅杰的意見表示贊同：“不應允許市場暗中破坏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認為整個金融行業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當地把這個行業的商人特權階層的稱為“世界經濟的愛滋病毒”。
　　然而，這种臆想的陰謀活動是不存在的。并沒有一個追逐利潤的銀行家卡特爾在這里進行活動。任何地方都沒有一個秘密小集團在隱蔽的秘密房間中開會，密謀削弱這個國家的貨幣，或者把某個交易所的匯率抬上去。金融市場上所出現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們所理解的邏輯，是各工業大國的政府自把其禍。它們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場的神圣經濟學說的名義，自70年代初以來系統地拆毀原來用以控制和掌握貨幣与資本跨越邊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現在它們像束手無策的學習魔法的小徒弟一樣，抱怨說，它們再也無法駕馭和制伏自己和師父用咒語呼喚出來的魔鬼。
　　使貨幣擺脫國家支配的限制是從1973年取消各大工業國家貨幣之間的固定匯率以后開始的。在此以前實行的是布雷頓森林体系規則。在這個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山村里，二次大戰的戰胜國于1944年7月通過了關于建立一种國際貨幣秩序的條約，它保障了几乎30年的穩定。所有參加國的貨幣都同美元保持固定匯率，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也要保障美元与黃金的兌換。与此同時，外匯交易要處于國家監督之下，巨額款項的交換与划撥在多數國家必須經過政府批准。這個体系是針對20和30年代的混亂發展所作出的對策。這种混亂發展是在狂熱的民族自衛行動、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最后的世界大戰中宣告結束的。
　　然而，狂熱膨脹的工業和大銀行都把這种官僚主義的控制看作是討厭的絆腳石。美國、聯邦德國、加拿大和瑞士自力年代以后開始放棄對于資本流通的控制，堤壩就這樣崩潰了。“投机者”，即根据各种不同投資机會評估貨幣价值的商人們，彼此之間通過談判确定匯率。固定匯率体系徹底崩潰了。
　　与此同時，其他所有堅持控制的國家都承受到很大壓力。它們的康采恩抱怨它們得不到利息优惠的外國資本。1979年英國取消了最后限制，一年以后日本也緊緊跟上。剩下的國家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共同体負責完成。歐洲共同体的領導人堅信自由跨越邊境的經濟活動會擴大福利，他們在這种信仰的指導下，自1988年以后建立起歐洲內部大市場。如歐共体委員會委員彼得·施密特胡貝爾所說的“在這個經濟史上最大的非調控化計划”付諸實施的過程中，法國和意大利在1990年開始解除對貨幣与資本流通的限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則一直堅持到1992年。
　　西方七大工業國家為自已經濟空間所作的決定正逐步滲透到世界其余地區。在這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個理想的工具。在這個組織的監事會中七個工業大國具有很大權威。在以往十年內，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權人經常發放貸款的地方，他們總是要把這些貸款与附加條件聯系起來，即要求這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可兌換貨幣，這個國家要對國際資本流通實行開放。
　　只是由于多數民主選舉的政府和議會推行一种目標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在這條道路上逐步發展起獨立的金融市場經濟体系。現在，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都承認這個体系具有一种很強大的力量。任何一种意識形態、任何一种民眾文化、任何一個國際組織，甚至世界上各民族國家的生態都無法像銀行、保險公司和投資信托基金公司等以電子技術聯成网絡、遍布世界的貨幣机器那樣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追求利潤增長的光速度

　　在這种世界范圍自由的基礎上，世界金融業的業務在近十年內迅速膨脹。自1985年以來，外匯与國際有价證券交易的營業額增加到了10倍，今天平均一個交易日交換的貨幣總量大約1．5万億美元，這是國際清算銀行通報的數字。這個擁有12個“0”的總數，接近于目前德國經濟年產出的等量价值，或者說，相當于全世界每年用于原油開支的4倍。而股票、康采恩債券、國家債券和大量的各种專項契約，即所謂金融衍生物的營業額也正以同樣的數量規模向前推進。
　　10年以前，在法蘭克福有一個專門經營聯邦德國債券的市場，在倫敦有一個美國股票市場，在芝加哥有一個期貨交易市場，這些市場遵循各自不同的法律。今天，所有這些市場直接聯合到一起。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內都可以查詢到所有交易場所的全部匯率數据，并且可以通過受話器進行買賣，而這些買賣的市場价格又立即會變為電子計算机的數据發送到全球各地。所以，如果美國利率下跌就會使世界其他角落，如馬來西亞等地的股票价格被抬上去。如果對美國債務證書的投入沒有回報，投資者就會把資金轉向國外股票。如果日本中央銀行向東京金融大樓以低廉价格出借貨幣，可能因此會使聯邦德國債券价格上漲。這些廉价的日元被換成德國馬克，投資于利息很高的德國有价證券，于是廉价的日元貸款就會變成有保障的、沒有任何風險的收益。正因為如此，每一個想借錢或者想接受資本的人，無論是政府、康采恩公司還是房地產建筑商人，都立即會与所有潛在的債權人之間展開世界范圍的競爭。無論是德國的景气狀況還是聯邦銀行本身都不能決定德國資本市場的利率。這完全取決于專門從事貨幣交易的商人們的判斷，他們像一支“電子技術武裝起來的軍隊”（以《經濟學家》雜志語），為了進行更好的金融投資，每天24小時不停地在全球賽跑。
　　這些追求利潤的人，當他們在一個由許多分支机构組成的世界數据网絡內進行工作的時候，以光學速度向前運動。這個网絡是一個電子技術构筑的烏托邦，它的复雜性比作為具体交易活動的基礎的复雜的數字還令人難以琢磨。把美元兌換成日元，接著換成瑞士法郎，然后再回過頭來換成美元——在几分鐘內，外匯交易者可以從一個市場跳到另一個市場，從一個紐約貿易伙伴再轉向倫敦或者香港的另一個貿易伙伴，締結上億美元金額的交易。同樣投資信托基金公司的經理們經常在几小時內把數十億美元的款項推銷給那些從事各种不同投資、處于各种不同市場中的顧客。經過電話和電子計算机鍵盤就可以把美國國家債券交換成英國債務證書。日本股票、或者土耳其政府發行的有固定利息的西德馬克長期證券。除了各國貨幣以外，還有7 多种各种不同的有价證券正在進行跨越所有國界的自由交易——這是一個擁有無限机會和無限風險的夢幻般的市場。
　　為了對源源不斷的大量數据進行加工，每個交易商人都實現了高效率的信息處理。29歲的帕特里克·斯洛就是他們其中之一。他同400多位同事一起，每天10小時毫不間斷地在倫敦巴克利·德·佐特·韋德投資信托銀行的交易大廳里，主管瑞士法郎的交易，簡稱“SWiss”。
　　他的工作崗位是一個不引人注目的、3米寬的落地式工作台，在半明半暗的大廳里被喧嘩聲和不斷的咆哮式的命令聲所包圍。在這個狹窄的工作面上安裝著3個熒光屏幕和2台擴音器，它們用光學和聲學手段無休無止地提供著各种最新數据。右上方是路透社的彩色屏幕，路透社是電子金融業務方面的市場向導。這家公司從一家普通的新聞通訊社發展成為電子化市場的主要組織者，因此每年贏利10億馬克。路透社通過固定線路，通過自己的衛星頻道和設在倫敦多克地區的一台巨型電子計算机使斯洛与2 多座金融大樓和世界上所有的大交易所保持著緊密聯系。
　　在屏幕上同時出現最近的3個關于瑞士法郎的報价或者對瑞士法郎的需求的情況，最近1小時內所有貨幣的最高匯率或者最低匯率，以及來自貨幣世界的最新新聞。与此同時，斯洛可以通過輸入一個簡單的符號告知每個參与交易的人，并且迅速締結一項交易。然而此后他還不能离開，他必須注意他的兩名經紀人，即獨立的中間交易人通過擴音器向他報告的匯率行情。他自己要每兩分鐘向外公布一次自己的報价，一次是通過電話，一次通過電子計算机鍵盤。如果另一位顧客方面的經紀人接受了報价，接著就要打一個電話。
　　价格巡視員個人与路透社、EBS即一家國際銀行財團競爭公司的電子經紀人系統相互之間展開競爭。這個電子經紀人系統接受任何報价，并且立即匿名地輸送顯示到熒光屏幕上。在“實時”內，也就是說立即地并且“在線上”，斯洛從他左邊的EBS屏幕上隨時獲悉這個系統提供的用瑞士法郎買進美元或德國馬克的最高收購价格和最低售出价格。重要的。因而在黃色的背景下用黑色大字顯示的小數點后面的第三位和第四位數字不斷變化。斯洛按一下身邊鍵盤，計算机即可揭示出報价者的身份，并且自動地接通聯系。
　　1996年1月的這個星期四，斯洛抱怨說：“市場變得神經兮兮。”從工作開始，他就著手研究交易所大樓的國民經濟部信息處發布的（每日消息）。最重要的消息是法蘭克福召開的聯邦銀行董事會會議結果。如果聯邦銀行繼續降低主要利息的利率，美元和法郎可能繼續上漲。問題是德國人能否承受得住，他們已經債務堆積如山。聯邦銀行家害怕通貨膨脹是因為外匯交易已達到一個很大的固定數目。交易所大樓的經濟學家們因此推測利率木會發生變化。斯洛贊成這种看法，他支持一种堅挺的德國馬克。
　　半個小時以后，他開始對市場進行測試。在瑞士銀行聯合會那里，用瑞士法郎購買“德國馬克”。他用電子筆，以很快的速度經過工作台上的接触點，把這筆交易的信息輸入交易所大樓內部電腦聯网系統：按1馬克換0．81575法郎的价格兌換7000万德國馬克。在他無意地大喊一聲‘鎮便宜”之后不久，匯率下跌了百分之一，斯洛——目前暫時——損失了70万瑞士法郎。而布巴幫了他的忙。德國利率依舊毫無變化。德國馬克開始升值。由于這個消息，在几秒鐘之內這筆損失又變成雙倍的利潤，斯洛核對數字准确無誤，立即拋出，在一分鐘內松了一口气。
　　他稱這個使人神經紊亂的工作崗位是“受過訓練的投机”，一場遵循鐵的規則，并且達到很高水平的比賽，并認為自己是受市場驅赶的一名小卒。“即便最大的炒家”，如紐約城市銀行“也無法單獨推動匯率”，斯洛肯定地說：“這個市場實在是太大了。”
　　外匯交易者干的還比較簡單，他們算計的僅僅是現在。在大廳的另一端坐的是推銷金融衍生物生意的同事們。他們是与未來作交易，准确地說是以大多數市場參与者所預期的股票、債券或者貨幣在3個月或12個月后，1年或5年后的价格進行交易。他們的產物被稱作互換信貸和泡沫，期貨和預期，野狗和斑馬。每個月都會有新的花樣出現在市場上。所有金融衍生物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的价值都是推導出來的（衍生的），也就是建立在今天或者將來對現有有价證券与外匯進行支付的匯率基礎之上。
　　例如，人們打算以德國經濟為賭注，不一定要直接購買德國股票。顧客還可以就德國股票指數簽署一份期貨合同，它——与保險金相反——如果指數上升超過協議价格的話，許諾支付一筆差价款項。對于這种情況，銀行必須再通過另外一項合同，或者通過自己的現有股票進行擔保。如果顧客愿意的話，他可以及時地通過另外一份期權交易保護自己免受德國馬克匯率變動的影響，通過利息互相信貸，用他的長期貸款的利息來交換向銀行支付的短期利息，或者相反。這种交易令人吃惊的效果在干，它把一种匯率下跌，或者一种負債者拖延還債的風險与購買現有有价證券或外匯分离開來，這個風險本身又變成了交易商品。
　　從前這种期貨交易与風險交易只是為了對實物經濟作出安全保障。出口商人可以因此保證他的貿易伙伴不會受到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自從電子計算机的容量實際上無限擴大以來，金融衍生物交易就變成了一种完全獨立的交易，并且如國際清算銀行前任總裁亞歷山大·蘭法路西興高采烈地描寫的，宣告了一個“金融革命時代”的開始。長期以來，所有大型交易場所都建立了自己專門的期貨交易所。從1989年至1995年，所有兩年期的期貨合同的名義价值都翻了一倍。在世界范圍內達到了無法想像的龐大數目：41 億美元。di
　　僅僅這個數字就已成為貨幣交易戲劇性變化的信號。這些交易中只有2％至3％用于直接保障工業和商業活動。所有其他期貨合同都是市場競爭者彼此之間按照打賭模式進行的有組織競爭。“這個賭博是一年之內道瓊斯指數將在今天水平基礎上再向上增長25％，否則的話我來掏錢…”与賭場下注相比，這种打賭自然具有一种巨大的好處：在締結一項合同的時候，他們必須支付的只是一筆數目很小的賭注。只有在必須實際兌現合同的時候，才去履行誓言。在這里，多數情況下要通過相應的另一份合同對于他們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進行限定。因此金融衍生物的實際市場价值只是它的名義總數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們卻從根本上使市場上的事情發生改變。資本結构的微小變動常常會引發大幅度匯率變動。結果，商人們的集体期待立場本身就變成了一种有形的壓力。
　　托馬斯·費舍作為德意志銀行貿易領導人，多年來從事營銷活動。他認為，由于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金融世界從實物經濟領域中脫穎而出”。客觀的經濟關系，主要利率与債券匯率之間的聯系日益失去重要意義。人們算計的，也就是人們預期“別人會做什么。重要的不是為什么提高匯率，而是為什么這一种匯率能夠提高”，從而預先采取措施。例如德意志聯邦債券的价格發展不是由德意志銀行息金債券交易商決定，而是很久以來就受到倫敦Liffe 期貨交易所形形色色投机商人的制約，有三分之二的“聯邦期貨合同”是在這家交易所締結的。由于這樣一种机制，所有匯率波動的幅度，即用金融界行話來說的“揮發度”急劇擴大。
　　這种只是通過金融衍生物交易本身產生的巨大風險，首先使大銀行財源茂盛、生意興隆。僅德意志銀行每年金融衍生物的交易就有10億馬克。在結算中顯示出這項交易的重要性不斷擴大，它證明了在全球化的世界金融業中，銀行的作用正在發生變化。儲蓄存款的管理、貸款的發放都失去了重要作用。許多康采恩公司很久以前就擁有自己的銀行。在這一方面西門子股份公司是首屈一指，獨一無二的。它從事金融貨幣交易掙來的錢大大超過用它的世界著名產品所換來的收入。上百家大型公司目前正經營著自己的信貸業務，他們自己發行一种世界范圍內通用的債券。除了紐約和東京的實際上從事全球經營的金融巨人以外，多數金融大樓只履行市場傳送帶的職能。它們的貿易分部只是電子化金融大軍的一名小卒。那些發號施令的人指揮著所有其他高層机构。他們坐鎮在投資信托基金或保險基金公司管理中心總裁辦公室里。在以往十年內，這些机构以兩位數的增長比例成為真正的世界資本聚積處。僅僅美國基金公司就管理8 億美元的儲蓄金和養老歸還准備金，并因此成為無窮無盡、無止無休的資本涌流的巨大泉源。

　　簡易房屋——白宮

　　在這种生意中，斯蒂弗·特倫德屬于精英之列。他同另外兩名經理一起，領導著一個所謂“赫奇基金會”。這是一种特殊業務公司，它的投資者通過特別明智的、然而也是十分冒險的投資方案，定期獲取兩位數的、有時還是三位數的投資回報率。在華盛頓康涅狄格大街到第八大街的拐角處有一個用紅棕色的西班牙大理石和時髦的貴重木材裝飾著的豪華降望台，特倫德和他的同事們從這里觀察世界。這個新時代有什么特征？几年以前，在美國首都這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出現了一幢平安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大樓。几十年來熱心于社會福利的美國人把目光轉向了全世界，它的工作可以与德國的發展服務相比。當北美城市中心在80年代重新繁榮起來時，昂貴的房地產廉价賣給了投机活動家，一幢貴族气派的辦公大樓拔地而起，該大樓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建筑設計獎，就像美國代表隊囊括了几乎所有亞特蘭大奧運會金牌一樣。在底層是豪華飯店橢圓形廳，其意在于与傳奇式的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相媲美。
　　在同一層樓中，如金融大亨特倫德一樣，媒介巨人《醒世時報》的工作人員也可以眺望到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景色。從他們彩色的辦公室窗戶向外望去，賓夕法尼亞大街上比爾·克林頓的住宅就像是一幢簡朴的簡易房屋。規模上与白宮不相上下的美國財政部的大片樓群，從金融大王和媒介大王的視野看上去就像一個招人喜歡的玩偶之家。紀念美國富有的第一任總統的華盛頓紀念堂高大的大理石紀念碑，至多不過表示一种尊敬。
　　特倫德在他的跨國媒介公司房間內輕松地但精力集中地關注著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以便把他的顧客們的20億美元的資金引入正确渠道。他那里也裝有一個路透社的熒光屏幕，還有他的机內通話裝置，即配有一個微型話筒的擴音器，就像電視屏幕和電子計算机屏幕之間的一架台燈安放在那里。遍布世界的近百名工作人員，都能听到他的聲音，首先當然是他的那些在東京、倫敦和紐約交易所中的交易員們。几秒鐘之內他可以不引人注意地、但很有效率地調動數十億的資金。
　　位于賓夕法尼亞大街另一端的美國國會正在開會。特倫德不斷用眼睛盯著電視實況轉播。如果他要描寫他的工作，那么他不像倫敦的帕特里克·斯洛的情形那樣，他所關心的不是每天在交易所和外匯市場上進行投机活動的人的目前的利潤。特倫德是要及時地對世界范圍的形勢作出判斷，而這正是各國政府讓他們的秘密偵探和總參謀部所做的事情。
　　一年中，他要五至十次地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場地區和增長地區進行為期一周或兩周的旅行。在那里，他要對經濟生活中任何一個可能想到的方面進行偵察。對于他來說，几乎沒有一個大門是關閉的。他的那些來自工業界、政府和貨幣發行銀行的談話伙伴都知道，這樣一种投石問路對于跨國資本的流動具有無法估量的价值。在談話中，特倫德尋找的并不是數据和數字計算為基礎的形勢預測。他教訓人們說：“目前的數据每個人都可以從計算机中獲取”，“要計算的是人們的情緒，正在孕育中的各种沖突”。而歷史總是不斷重演的。誰要懂得一個國家的歷史，他就能夠很好地預見到“從目前危机中將會發生什么事情”。
　　這位投机家精确、冷靜地尋找迷信電子計算机的競爭者所作的錯誤估計和各國政府所犯的戰略性錯誤。這樣一种漏洞終于在1994年秋季被他找到了。當時世界范圍的景气形勢不斷高漲，關于德國的形勢預測也是很樂觀的，因此市場要再一次提高利率。“這是很愚蠢的”。特倫德今天很高興地說：“我們知道，德國未能控制過高的勞動成本問題，我們也還知道，德國的中等規模公司把所掙來的每塊美元都兌換成德國馬克，以便填補本公司的成本。所以比安索主張德國馬克升值，使宏觀經濟迅速降溫，繼續降低利率。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成功地進行了“最近几年來最成功的一次投机活動。”這個基金公司以低廉价格大規模地收購德國馬克和德國馬克的期貨債券。這些合同必須在3個月、6個月，甚至12個月以后才能兌現，特倫德認為，在几個月內將升值10％以上。
　　這么大數目的一筆錢，自然只有那些——如赫奇基金會——不是僅僅把他的全体當事人的資本投入進去，而且還要通過短期貸款使投入的資金成倍翻番的人才能掙到。風險是很大的，但是如果這個估計是正确的話，投資者的利潤將從10％迅速增長至50％。這個基金公司的經理在几周之內將會撈到相當于一年的收益。如果其他的基金公司和銀行實行同樣的投資戰略，在這條道路上將導致他們所預見的匯率發展，那么，最終會從中獲得數十億。在以往的年代里，特倫德和他的同事們經常如愿以償。他們基金公司的一張股票的价值從1986年至1995年期間增長1223％，股東的財產平均每年翻一番。
　　結果恰恰就是投机者（如財政部長特奧·魏格爾所說）在1992／93年期間徹底改造了歐洲貨幣体系。當時專門從事以錢生錢的人投入的主要是借來的貨幣。現在他們又獲得了在物質經濟中無論如何也無法取得的如此巨大的利潤。競爭對手不僅有其他的市場參与者，而且還有15個歐洲國家政府，涉及的不僅僅是貨幣，而且還要比以前更多地涉及到市場与國家之間的一場權力斗爭。

　　每分鐘數億美元

　　一种穩定的貨幣對于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來說都是一种巨大的优勢，這种穩定的貨幣使人們在從事進出口交易時能進行可靠的估算，并降低為了确保匯率波動風險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早在1979年西歐各國政府就已聯合起來，把當時所有歐共体國家的貨幣彼此緊密地聯結起來。至少在歐共体內部抵消由于布雷頓森林体系統治的喪失而造成的消极后果。這還有利于經濟上欠發達地區進行經濟赶超活動，逐漸形成“趨同”局面。負責保障匯率穩定的是貨幣發行銀行，它在任何時候都會使里拉、比塞塔或英鎊以固定价格与德國馬克相兌換。多年來，對于貨幣投資者來說，歐洲貨幣体系本身就是一筆很好的生意。經濟力量比較薄弱的國家，如意大利、英國或者愛爾蘭，對于國家或私人貸款提供的利息高于美國和德國，而且匯率風險是很小的，反過來兌換成德國馬克或美元也是受到保障的。
　　然而德國統一卻使這個体系陷入了混亂。通過与東部的貨幣聯盟，聯邦德國政府賒購了民主德國，即事實上一個破產的工業國家。德國馬克的貨幣流通總量迅速膨脹，并沒有一种商品和設備的相應等价物，而且面臨通貨膨脹率增高的威脅。聯邦德國銀行以大幅度提高利率來對付這些危險，所有其他歐共体國家的貨幣發行銀行也不得不緊緊跟上，以便使自己的貨幣相對于德國馬克的實際价值保持穩定。然而這种做法在總体經濟上看還是很成問題的。高利率就會使投資窒息。德意志聯邦銀行在歐洲范圍內突然受到襲擊，大型康采恩公司開始把他們的結存款項分別兌換成里拉、英鎊和比塞塔。因為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這些貨幣即將升值。盡管如此，歐洲聯盟的掌權者還是猶豫不決，不敢貿然放棄歐洲貨幣聯盟。最后，整個歐洲一体化的主張都受到影響，他們希望立即結束德國統一危机和高利率危机。兩年之后，甚至這個希望也化為泡影。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兩年就是很長的時間了。
　　在歐洲貨幣体系的這場危机中，斯坦利·德魯肯米勒，即以美國百万富翁喬治·索羅斯財產為基礎創建的量子基金會的首領，嗅到了他飛黃騰達的巨大机會。德魯肯米勒是人格化的美國之夢。在大學的時候他屢經失敗，甚至70年代才通過銀行學徒的招工考試。然而他作為出奇制胜勇敢下注者的名聲使他在匹茲堡一家小銀行謀得一份股市行情分析的工作，然后在德雷福斯王朝充當財產管理人，最后作為喬治·索羅斯的接班人，登上了這家基金公司的寶座。自此以后，原籍為匈牙利的索羅斯通常只作為富有鞋力的公司廣告人物發揮作用。他還作為東歐經濟改造的促進者和資助者貢獻了他的力量。如北美經濟雜志《商業周刊》關于索羅斯報道的標題所說的，他是“推動市場的人”，而量子基金會的真正領導人則是德魯肯米勒。
　　1992年8月，德魯肯米勒最早認識到，歐洲貨幣体系保衛者們的形勢實際上是如何棘手。從斯德哥爾摩到羅馬，各國政府的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几乎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說，他們將堅持既定的兌換匯率。但是与此同時卻又泄露出消息說，貨幣比較疲軟的國家准備接受德國馬克貸款，以便補充自己的貨幣儲備。
　　對于向歐洲貨幣体系發起攻擊的人來說，關于貨幣發行銀行的德國馬克儲備的數据是十分珍貴的，這就像在戰爭中獲得一座被圍困城市的食品和飲用水儲備情報一樣。用這些數据武裝起來的德魯肯米勒几乎不費吹灰之力。他的戰略十分簡單，每天不斷地借來大量英鎊，只是為了在英國各家銀行中立即兌換成德國馬克，這些貨幣机构再向英格蘭銀行要求提供德國馬克。越來越多的模仿者也照此辦理，他也就越來越有把握迫使英格蘭銀行傾盡全部儲備。最后，英格蘭銀行作為以現行高額市場匯率進行支付的最后買主，將無力支付，從而不得不讓英鎊貶值。量子基金會此后以不斷下跌的匯率重新購買英鎊，同時又還清貸款。即使英鎊只下跌了10％，這筆生意就可以從每英鎊賺到25芬尼的利潤。
　　直到9月的第二周，英國人還對德意志聯邦銀行抱以希望。英國人憑借無限的德國馬克資金儲備從理論上是能夠保護英鎊抵御這場攻擊的。為了對付規模越來越大的投机浪潮，德意志聯邦銀行不得不向市場投放數十億馬克。法蘭克福的貨幣守護者們相信，這种投放將激起通貨膨脹。9月15日，德英兩國的團結互助走到了它的极限。當時的德意志聯邦銀行總裁赫爾穆特·施萊辛格在一次報界聯席會議上順便解釋說，歐洲貨幣体系需要作出一些“适應反應”。這個表態在几分鐘內傳遍全世界。后來，金融專家在送交美國財政部的一份報告中判斷說“這等于發出一份建議廣告，讓人們‘購買英鎊’！”
　　通過協議和法律迫使自由的資本流通遵守規則的約束，倫敦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就只剩下這一個武器了。他可以提高利率，讓攻擊者為他們——借來的——賭注上稅。在施萊辛格背叛的第二天，他在上午11點和下午2點，兩次提高銀行新出手貨幣的利率，每次提高2％。然而預計從英鎊貶值所獲得的利潤大大超過了提高了的利息成本。拉蒙特自衛措施的唯一結果就是投机者依舊大筆大筆地借款和兌換。到下午4點，英格蘭銀行全部儲備的一半都已賭輸并且支付出去。几個小時內，英鎊貶值9％，攻擊者獲得夢幻般的利潤。僅僅德魯肯米勒就為量子基金會掙到10億美元。索羅斯事后公布了這個數字。
　　在以后的几天，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重复上演了這場戲劇。為了防止遭到同樣命運，瑞典人和愛爾蘭人進行了強硬的緊急自衛。他們一下子把利息提高到500％和300％。但是投机者非常准确地把這种自衛解釋為一种虛弱的表現。他們只需要耐心等待，他們知道，這兩個國家堅持不了多久，如果他們不想扼殺自已經濟的話。瑞典人到11月終于罷手，重新恢复正常利率，瑞典克朗貶值9％，愛爾蘭到第二年2月也緊緊跟上，貨幣貶值10％。
　　圍繞歐洲貨幣体系的這場斗爭遠沒有終結，堅挺的法郎還在堅持著。与其他國家情況不同，法國貨幣從來沒有受到人們過高評价。1993年初，這個歐洲第二大國的國民經濟甚至比德國還要好。從以往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已使那些追逐利率的人嘗到甜頭。僅僅波恩和巴黎所宣布的要保持對德國馬克的平价并且在沒有英國和意大利的情況下也要拯救歐洲貨幣体系的政治意志就足以挑起新的投机浪潮。巴黎的貨幣發行銀行在數月時間內進行了支持性購買的一切努力，并試圖強迫法蘭克福的同事最終降低利率，以便減輕歐洲貨幣体系的壓力。德意志聯邦銀行在7月29日星期四的董事會會議上并沒有滿足這個愿望，此后再次掀起大規模投机浪潮。第二天在巴黎的法國財政部匆忙召開的解決德法危机的緊急會議上，法蘭西銀行總裁雅克·德·拉羅西埃要求他的法蘭克福同事們极盡全力予以支持。在代表團辯論的時候，他們實際正經歷歐洲貨幣体系的總崩潰。僅僅一個數字就可以證明這場針對法國的世界范圍的投机活動所取得的十足优勢。在第二天上午投机活動達到頂峰的時候，一時間巴黎中央銀行几乎每分鐘即損失1億美元。到交易所關門的時候，拉羅西埃的工作人員已拋售了500億美元，這些總數的一半處于投机家的手中。
　　施萊辛格和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漢斯·蒂特邁耶爾并不想承擔罪名，也不想為估計還將繼續下去的投机活動承擔責任，他們建議法國人放棄努力。而這些法國人相反地把整個問題的起因都推到德國頭上。星期日深夜，拉羅西埃和他的政府還在徒勞地向德國人施加壓力，直到星期一清晨1點鐘，在東這一過程的關鍵。在追求最大利潤的驅使下，世界的儲蓄財富應當不斷地流向能得到最佳利用的地方。貨幣主義者認為，這种最佳利用當然就是指能帶來最大收益的投資。因此來自資本雄厚國家的金錢在充滿投資机會的地區就能夠使儲蓄者收獲到最大限度的利潤。相反地，接受貸款的人也可以在世界范圍內選擇那些利息最低的貸款人，從而不必在國內屈服于本國銀行卡特爾或者說不必向本國銀行交納高額利息，以致于他們在國內用于投資所需要的儲蓄大幅度減少。從這种資本流動中獲益的——至少從理論上說——是所有民族。因為在這條道路上，最佳投資會帶來最高的經濟增長率。
　　這樣，貨幣主義者就使金融市場所發生的事情具有了更高的理性。正如蒂特邁耶爾原來在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中的同事、今天在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中任職的格德·豪斯勒所說的，這种理性的体現者只不過是“用貨幣貶值和提高利率的手段對政治上的錯誤施加懲罰的仲裁人”。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說：“金融市場是評判任何一項經濟政策的法官和陪審員”。對于民族國家來說，喪失權力只能是一件好事。政府失去的只是濫用權力，只是過度征稅和提高債務導致通貨膨脹的机會。這是強制性的“正常紀律”。
　　這個沒有國界的金融市場真的能成為福利的總源泉，成為經濟世界的理性守衛者嗎？這种說法不僅會發生誤導，而且還是很危險的。類似的說法使人們看不到与此相聯系的政治風險。因為國家越是依賴于投資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無顧忌地對于那些本來已經特權化的少數人即貨幣財富的占有者實行优惠政策。而他們的利益總是相同的：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他們貨幣的穩定的表面价值，對他們的利息收入盡可能減少征稅。這些市場崇拜者不斷地把這些目標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場的聯系中由此形成一种純粹的意識形態。各國之間金融經濟的短路迫使他們爭先恐后地減少征稅、降低國家開支，放棄社會福利平衡，其結果不是別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誰能夠為（資本的）強者創造良好條件，誰就會受到獎勵。而違犯這條熱帶叢林規律的政府就會受到懲罰。

　　國外的無政府主義

　　放棄資本流通中的（國家邊界）控制就會使一种災難性的、自私自利的推動力發揮作用，它將系統地挖掉民族主權的基礎，并且長期帶有無政府主義的特點。國家失去了它的征稅主權，政府听任人們敲詐勒索，警察當局面對刑事犯罪組織軟弱無力，因為它們抓不住這些組織的資本。
　　沒有什么東西能比所謂的駐海外金融机构的發展更能說明世界金融体系敵視國家的趨勢。從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經有100多個机构分散到全球各地。這些銀行、保險机關和投資信托基金机构管理著富有顧客的資財，并且有計划地逃避這些資財所屬國家的干預活動。港口經營者援引逃資的計划到處都是一樣的。他們許諾對外國人的投資實行低稅率，或者干脆木征稅；對于任何泄露漲戶身份的行為都要嚴加懲罰，即使是在國家官方詢問時也不能泄漏。
　　在逃稅場所中，屬于所謂的英國“屬地”的加勒比海開曼群島是市場的領先者。在這塊面積14平方公里，1．4万居民的領地上有500多家銀行注冊營業。金融行業所有有地位。有名气的公司都有代表在這里，其中包括10家大型德國金融公司。甚至國有銀行，如西德州銀行或黑森州銀行也都要在開曼群島上獲得外逃資金。它們的歐洲顧客在偷稅漏稅的時候，當然不會依靠加勒比海。他們在歐洲的澤西島、根尼島以及在德國的利希騰斯泰因和盧森堡的侯爵領地上都可以找到同樣的服務部門。
　　近几年來，直布羅陀一躍成為新的吸引資本的磁石，被委婉地稱作“綠洲”，變成國際逃稅犯罪中心之一。已經有10万名富人把他們的財產表面上轉移到這里。顧問們，如阿爾貝特·科赫，瑪麗娜海灣咨詢公司的老板，負責居間介紹逃稅者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從建立一個匿名的皮包公司到偽造的移民證。德國商業銀行通過簡短的廣告用語——“聰明的投資者現在正駛向直布羅陀”——正在為向南部逃稅大作廣告。在接近西班牙南端的這塊英國殖民地的邁伊大街，德國商業銀行的分支公司的20名職員歡迎一切逃稅者。至少10万馬克才能開設一個定期儲蓄戶頭。誰希望一种能帶來利息的財產管理，必須要投入50万馬克。分公司領導人貝爾恩特·馮·厄爾芬興高采烈地說：“這里具有一种真正的銀行秘密。”
　　這個海外系統釀成的損失几乎無法測量。對于這种有組織的國際犯罪來說，几乎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溫床了。對他們非法所得的財富進行追蹤調查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是否有從各种各樣的犯罪中獲得的利潤通過駐海外机构被偷偷地塞進合法的貨幣循環，有多少這樣的利潤，是無法掌握的。在聯邦信貸監察局工作的米夏埃爾·芬代森承認，“對此沒有什么經驗材料”。瑞士聯邦警察估計，自1990年以來，僅僅從俄國就向西方轉移了非法來源的500億美元。各种俄國黑手党的金融技術橋頭堡是塞浦路斯海外中心。在那里300多家俄國銀行維持著表面上的分支銀行，年營業額達120億美元。芬代森肯定說，這些銀行也同德國的電子支付系統聯了网。不管內務部長和与銀行有關的人士如何保證，德國對于這些靠犯罪得來的錢敞開了大門。奧地利的情況也是如此。維也納安全專家估計，黑手党在該國銀行中存入的資產有2000億先令，約合190億美元。
　　与這种合法的、有組織資本外逃使國家金庫遭受的毀滅性損失相比，跨國犯罪組織滲透的危險已經黯然失色。德國富豪們僅僅在德國金融行業在盧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資信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2000億馬克。因此每年大約有上百億的收入逃過財政部，大約相當于政府從納稅人的社會互助附加稅中所獲收入的一半。基金管理人員把大部分外逃資金再反過來投資德國，甚至多次投資于國家公債。因此國家又變成了騙取它的稅款的人的債務人，甚至還要支付利息，這种利息是贈給債權人的一种免稅的附加收入。
　　在這里，設在盧森堡的改頭換面的金融机构只是一個使政府財政資金源源不斷外流的渠道。把所有資金外逃的地點加起來計算，謹慎估計德國政府每年稅收損失高達500億馬克，接近于聯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債務。對于共同体來說，如果所有國家損失加到一起，相當于一种持續性金融災難。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在所有海外分支机构旗幟下管理的資金總計為2万億美元。對此國家無法進行干預，而這筆錢又在這些國家內通過經營而謀取利潤。僅僅開曼群島近10年以來，來自外國人的銀行存款就已超過德國所有金融机构。人們遠不能掌握所有外逃資金的情況。國際收支結算年复一年地顯示出數百億的赤字。這也就是說，貨幣的流出還是登記的，但是——從統計數字上看——流向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因為海外交易場所的許多銀行從不公布用于統計目標的數字。早在1987年世界經濟發展与合作組織和歐洲貨幣体系的專家們計算，在這個世界經濟黑洞中所隱藏的財富已達到1万億美元。
　　很奇怪的是，所有這些交易中絕對沒有一個現實存在的，把自己的旗幟交給金融世界支配、甚至出讓民族國家主權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組織進行活動。事實上几乎沒有人提著裝滿現金的皮箱千里迢迢來到加勒比海或者列支敦士登。在那里几乎沒有貨幣保管所必需的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也完全不必要。一個信箱，一名總代表或信托人就已經足夠了，其余的由電子計算机承擔。因為這种資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銀行和公司的電子計算机网絡上實現的。而這些网絡中心是在德國、英國、日本或美國土地上。在它的网絡上金融行業毫不猶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盤存儲數据報告給海外地區。
　　因此，對于稅收机构和警察局來說，堵住資本外逃渠道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無需去占領任何國家。但是，這种行為又是与自由的資本流動相矛盾的。迄今為止，金融康采恩公司為了阻止對于自身“秘密”的任何侵犯，只要指出這种侵犯有可能導致把生意轉移到其它地方去就足夠了。
　　1996年初，聯邦德國再次演出了一場鬧劇。由于日益上漲的財政赤字，德國稅務調查員第一次在大銀行進行了一些搜查行動。德累斯頓銀行的老板于爾根葉枝青和他的許多同事當場表示抗議，認為這种行動對于提高人們的納稅道德是很不相宜的，而且會有損于德國的金融地位。就像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逃稅能力，德意志銀行此后不久提交了一份年度總結，其中他們以42億馬克的經營結果顯示了所取得的歷史上第二個最高利潤，但是他們上交的稅金与去年相比，卻減少37700万馬克。

　　浮士德契約

　　根据這個原則，民族國家和它們的政府簡直可以被任意敲詐勒索。在有組織的金融工業壓力下，它們几乎要在世界范圍內遵循由德累斯頓銀行的扎拉青和他的同事在1996年重新規定的道路：降低財產稅和資本投資稅，對一切金融服務部門放松控制，節省對于國家服務部門和社會福利任務的開支。因此，如扎拉青所說，高額稅率會“助長人們的絕望情緒，并挑起反抗，導致逃稅活動。政府的財政預算過了一年又一年，頒布了一個又一個稅法，伴隨全球化的發展，社會不平等日益加深，無論文化与社會价值會如何不同，到處都是一樣。
　　這种強迫政策步調一致的机制是通過國家財政預算發揮作用的。美國《新聞周刊》雜志評論說，加入國際金融体系對于有關國家來說猶如一紙‘提士德契約”。首先它使政府對于可供全球支配的資本儲備實行門戶開放。國家可能由于國外資本的投資而背上很高的債務，這時的債務將大大高于它僅僅依靠本國儲蓄者和富人的時候。這种誘惑對于任何野心勃勃的政府都是不可抗拒的。就是德國統一，如果沒有外國人購買聯邦德國債務，在財政上也是無法維持的。今天德國的政府債券有三分之一握在外國人手里。然而進入世界金融領域必須要付出高昂代价，向利率等級制法則屈膝投降，交出權力。而多數選民對此几乎毫無异議。
　　最有影響的、体現金融市場世界統治權力的匿名代辦處是紐約教會大街99號的一幢笨拙的、11層高樓的砂岩建筑。在世界貿易中心兩個塔樓的陰影中，世界最大的、最受歡迎的資本投資評估代辦處——穆迪投資服務公司的300名高薪分析專家在緊張地工作。在大門上方，一個12平方米的、金箔鑲嵌的浮雕向人們宣布了這家公司的哲學和興趣：“商業信貸，這是現代化的創造。只有那些具有很高悟性、管理出色的民族才有權使用它。信貸是現代貿易自由体系維持生命的呼吸。它對各民族財富所作的貢獻，要比世界上所有金礦的貢獻大上千百倍。”
　　在這個金色信條后面呈現出一個具有權力和嚴守秘密的地方。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像這里，看守如此眾多國家和公司的秘密。外面的來訪者，無論什么等級，都不能進入工作人員的工作場地。客人們被直接請進一個舖著厚厚地毯的接待室。會議討論全在第11層的豪華會議室中進行。
　　創業于本世紀初的這家公司的副總裁文森特·特魯格亞僅僅聲明，什么事情是穆迪公司所不能做的：“不，我們不對整個民族作出判斷。我們的評价不是道德上的，不議論一個國家的真正价值。不，我們不議論各國政府，至于它們必須做些什么，我們也從不提任何建議。”然后，依据實踐來看，這种保證其實是一种韜晦之計和偽裝。因為特魯格亞本人就是穆迪公司民族評估部門的頭目。在他的主持下，這家代辦公司把世界上各民族的信貸聲譽作了排隊比較。只有那些金融經濟精英，如美國、日本和歐洲聯盟中比較穩定的國家，如德國和奧地利才會獲得“Aaa”，即所謂“3A”稱號。而盛產石油的挪威卻不得不屈于“Aa”的稱號。因為据穆迪公司解釋，在那里，資本投資的“長期風險”還是“比較大”的。而負債累累的意大利只獲得一個“入’的稱號，因為它“對于未來的衰落缺乏防御能力”。波蘭獲得“Baa”稱號，是比較差勁的。這家机构估計在這里只有“某种程度上的金融安全”。在匈牙利（Ba），連這种金融安全都是“很成問題”的了。
　　這种評估具有直接作用。投資基金公司和銀行的商人們會把這种評估自動地翻譯為關于購買各國國家債券的風險參考附件。通過穆迪公司的評估，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場形象。穆迪公司的評估是不能忘記的，在創業几十年以后就開始頒發這种評估。阿根廷被無可更改地貼上“B”類國家的標簽，因為在以往年代里，由于混亂的金融政策，通貨膨脹率達到三位數，打破歷史紀錄，有時甚至不能按期為它的債務支付利息。但是今天阿根廷擁有南美最穩定的貨幣。至少近五年以來，貨幣發行銀行始終保持了對美元的匯兌平价，通貨膨脹率也并不高于美國。目前由于僵化的經濟政策，這個國家正經歷一場嚴重的經濟結构危机。居民們為了穩定貨幣而作出的犧牲并沒有從金融市場那里獲得酬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政府不得不向匯率穩定的德國馬克貸款支付3。8％的利息，這個利率比獲得“3A”稱號的德國自己的利率還要高。
　　對于特魯格亞和他的小組來說，這一切都是徹底運用經濟標准的結果。為了保護自己不受賄賂的聲譽，穆迪公司的工作人員只能外出旅行兩次，即應某一國家財政部邀請，檢查該國金融財政。這位穆迪公司的副總裁保證說，每名分析員必須按月公布他自己的投資，不允許任何人在公布判斷以前搶先行動，參与投机活動。即使政府施加壓力也毫不姑息。“我們只承認投資者的利益，我們不搞政治。”
　　然而，結果本身就是政治性的。這家代理公司的判斷也許會使有關國家付出增加數十億利息負擔的代价，還會對各國的選擇施加影響，并影響到整個民族的自尊感情。1995年2月，加拿大元陷入跌勢，在市場上已被當作“北方的比索”。瓊·克雷蒂安總理設法借助一項新的預算計划和削減開支來阻止資本外逃。然而，這項計划剛剛拿到議會辯論，穆迪公司就評論這次削減“‘是很不夠的”，并宣布有可能把加拿大債券降為“Aa”級。此后反對派領導人据此津津有味地譴責政府推行了一种不适當的金融政策。克雷蒂安的當選机會直線下降。（紐約時代）雜志諷刺地評論說：“穆迪公司的這個人統治著世界”。類似事件不斷重复出現。1996年，又是大選前夕，這家代理公司對加拿大的信貸等級進行复審評議，悉尼各大報的通欄標題是（陰云覆蓋下的政府）。工党競選失敗。

　　沒有法律的法庭

　　市場邏輯自上而下地垂直滲透絕不僅僅是那些可惡的國外投資者造成的。凡是資本市場已經國際化的地方，本國財富占有者立即晉升為國家審查員。他們可以最終把自己的錢投向別的什么地方。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像瑞典那樣，如此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最初，由于它被奉為榜樣的社會福利政策而被人們交口稱譽，這個國家努力盡可能實現一個社會公正的資本主義。但是所有這些在今天已經所剩無几。康采恩公司和財富占有者自80年代末期以來，把越來越多的勞動崗位和儲蓄資本轉移到國外。盡管國家征稅收入有所減少，政府還是降低了對高額收入的征稅。財政預算赤字日益膨脹，政府被迫對大量社會福利計划進行限制。
　　然而，這些還不能很快地滿足市場要求。1994年夏季，工業大王斯卡尼亞卡車公司的主要股東彼得·瓦倫貝爾格威脅說，如果政府——當時還是一個保守党聯盟執政——不把國家赤字降下來，他就要把康采恩中心轉移到國外。斯堪的納維亞最大的保險公司斯堪的亞公司的老板布耶爾恩·沃爾拉特甚至要求聯合抵制瑞典的國家債券，直到以歐洲平均利率進行交易為止。第二天，斯德哥爾摩的定息證券就賣不出去了。瑞典克朗的匯率与它的股票价值一起同時下跌。政府和所有接受瑞典克朗貸款的人，今后對于所借的錢必須以4％的利率進行償還，這比德國馬克的利率還高。這個國家深陷債務之中，大幅度削減預算已不可避免。今天瑞典對窮人的救濟縮減得比德國還要少。
　　就這樣，瑞典走上反社會福利的路線，這個原來被奉為楷模的國家現在又在為一個高值貨幣和相對优惠匯率而得意洋洋。威脅自然依舊存在。1996年1月社會民主党總理格蘭·佩爾松清楚地看到了這种危險。在競選斗爭中他公開建議，他對失業和患病的救濟提高到原收入的80％。兩天以后，穆迪公司公布了它的報告，据稱瑞典國家穩定金融財政的措施是很不夠的，它必須“進一步削減社會福利計划”。第二天，定息證券和股票匯率下降30％至100％。瑞典克朗的表面价格也在直線下滑。
　　在德國，人們也正在按照同樣的腳本拆毀試圖通過高額累進稅限制社會不平等的社會福利國家。保守党一自由党聯盟政府遵循工業界和銀行界的要求逐步改進稅收体系。最近他們又兩次降低公司所得稅納稅標准，因而使大企業獲利。最大公司納稅比例下降了5％。此外，對于獨立經營者的折舊优惠大幅度上升。相反地，由于德國統一而增加的所有負擔都完全落到群眾性征稅上面，首先是工資稅和增值稅。結果不言自明：1983年，赫爾穆特·科爾就任聯邦總理上台執政時，公司和獨立經營者承擔全部納稅負擔的13．1％。13年以后，這個比例減少一半，降到5．7％。1992年在布魯塞爾辦公的歐洲聯盟的一個高級專家小組确認，在向公司征稅方面，德國已落后于美國、日本以及西歐平均水平。聯邦德國至少在稅收方面，長期屈服于全球范圍內對社會福利國家的攻勢，而且在資本市場能夠利用高利率對它進行懲罰之前，就已經投降了。
　　就是美國政府目前也正順從地遵循那些操縱資本流動的金融界人土的判斷。1992年比爾·克林頓進入白宮。他曾向選民們許諾實行一個內容廣泛的改革綱領。處于衰落中的各州公立學校應當重新振興成為一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教育体系，每個美國人未來都將獲得疾病醫療保險，但是，不增加國家開支這個方案就無法實現。大選以后，美國債券匯率開始下降。投資的銀行家們公開結成反對改革的統一陣線。克林頓就職几個月以后，也就是早在他失去議會多數以前，改革計划就已被迫擱淺。多年擔任克林頓顧問的詹姆斯·卡維勒灰心喪气地宣布：“以前我希望，如果能夠再降生一次，下輩子我要當總統或教皇。現在我希望，若重新來到這個世界上就要像息金市場一樣，一個人要能使每個人都感到威脅。”
　　由于屈從金融市場的統治，結果就會造成對民主的沉重打擊。今后雖然每個公民都有一張選票，政治家也總是要在所有社會階層之間尋找利益平衡，以便獲得多數。無論是在瑞典、美國或者德國，都是如此。但是在選舉以后，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卻是金融學家所稱的貨幣投票權。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職業的貨幣管理人員所履行的只是他們的委托，這种委托要求為被托管的資本帶來盡可能高的利潤收益。今天他們憑借自己的优勢力量，可以向百年以來通過階級斗爭和社會平衡改革政策千辛万苦所爭得的一切成果提出挑戰。
　　在這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社會民主党人控制資本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今天卻又在全球范圍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不斷提高工資和國家組織的社會福利測器保護使得近50年內出現了一個中間等級社會，現在金融市場也在辦理中間等級的儲蓄存款工作。在以往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這么多人所擁有的收入大大超過維持日常生活的必需開支。由于他們在保險公司、銀行、基金公司的儲蓄而給別人提供了向工會和社會福利國家發動猛烈攻擊的材料。德意志銀行調查部估計，世界范圍內投資資金僅為7万億馬克，其余10万億馬克則由養老儲蓄方案的設計者如由德國的各种保險公司管理。工薪优厚的中間等級公民因此經常身兼犧牲者与實行者、贏利者与失敗者的雙重身份。當他們的資本——人壽保險利率提高的時候，他們的收入由于稅賦的加重而蒙受部分損失。他們把自己的儲蓄交給投資基金公司，而這些投資基金公司的經理作為他們雇主的最大股東明天就會在那里成立一個董事會，該董事會——為了資金投資者的利益，會無情地推行合理化，剝奪他們的勞動崗位。
　　關心債券匯率与貨幣穩定的各國政府因此完全有理由要求為福利社會一部分人的目標服務。只有那些不再擁有值得一提的儲蓄存款或被迫失業的人并且已無法再進行儲蓄的人才會從爐子的鐵罐子縫中漏下去。國家通過市場所作的“盲目懲罰”遠遠不像貨幣主義者要人們相信的那么“健康”。這种懲罰不僅否定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民主政治不但要服從于市場法則，還要服從另外的法則，而且還把各民族之間的社會文化差异拉平，制造出一种可怕的日益增長的潛在沖突。
　　瑞典的大多數人時至今天也不希望他們的社會單純追求資本利潤的目標。只是由于這一點，瑞典政府才反對削減社會福利國家。而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在1995年春季沒有選擇繼續縮減國家財政預算的作法，此時此刻他的最重要目標是必須保護國家不要分裂，法語省份魁北克正在用要求分离出去的全民投票威脅著這個國家。他曾經削減划撥給這個省政府的經費，結果只是使分离主義分子有了更多的追隨者，使他的國家蒙受更大的經濟損失。1992年，意大利政府也不再如一些教授和投机分子嘲笑的那樣從官僚主義的愚昧出發反對里拉貶值，而且他們還要保護數百万——根据銀行建議——通過抵押樓房住宅換取資金的家庭。這种抵押是以歐洲聯盟的貨幣歐元來結算的，由于歐洲貨幣体系的總崩潰，他們的歐元收入貶值大約三分之一，他們不得不把30％的收入返還給抵押銀行，否則的話他們的房子就只值1個里拉。因此投机者被巧妙地送到討厭的右翼政党聯盟“自由聯盟”的手中。它的激進傳道者、新法西斯分子賈恩弗蘭索·菲尼表現出維護占便宜的抵押債務人利益的代言人的特點。
　　而在各民族之間關系中，金融市場也在挑起沖突，這些民族越來越多地被剝奪政治調控能力。被迷信市場的經濟學家稱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匯市場和有价證券市場經常作出极不公正的判決，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會制造經濟混亂，而不是公正。
　　這些追逐利潤的人在貿易空間中原則上首先選擇經濟大國，而不是首先選擇小國，完全不管國家金融和國民經濟的狀況如何。像愛爾蘭、丹麥、希腊或者泰國，對它們實際支付利息不超過2％，因為它們是小國。從市場技術上有一种絕對化的思想，即認為市場越小，風險越大，在發生危机的時候就找不到買主。1995年以前擔任德意志銀行外匯主管人的克勞斯·彼得·默利茨解釋說：“這就像電影院失火以后，所有的人都想逃出去，但是出口不夠。”這种“退場風險”值得人們去上一筆風險保險。但從國民經濟學角度來看，這個原則還是很荒唐的，它使投資成本昂貴。
　　与此同時，大國遠遠不像小國那樣害怕市場的判失。從這种判決中撈取好處的首先是美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像美國那樣動用別人的儲蓄資本為自己服務。近10年以來，美國統計顯示出一种負數的國際收支，這也就是說，消費者。公司和政府從國外借來的錢遠遠超過了他們對世界市場的投資。自1993年以來，這筆虧空總計占全部社會生產的10％，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盡管如此，美國公司或者建筑商人絕對不償付過高的懲罰利息。這個純粹的市場大國只關心如何使美元投資相對安全，并因此保持吸引力。此外，還關心如何使美元今后繼續成為世界范圍的儲備貨幣。在各國貨幣發行銀行的全部硬通貨儲備中60％以上都是美元，全部私人儲蓄中几乎有一半是美元。而且一位中國農民或者一位俄羅斯工人都要把他們的美元盈余保存積攢起來，雖然美國實際經濟成就不到女界生產的五分之一。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知道，如果牽涉到他們貨幣的穩定，就會有一半世界站到他們方面。

　　作為武器的美元

　　巨大的木平衡使得世界經濟的很大部分依賴于美國國內發展。自1990年以來，商人們和國民經濟學家都注意到，歸根結底，唯有美元區的情況決定世界范圍利率的發展。1994年春季，在德國一切跡象都顯示出宏觀經濟衰弱。根据流行的國民經濟法則——由于信貸需求減弱——必須要明顯降低利率，這是啟動投資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然而美國經濟卻顯示出上升的增長勢頭，美國國內市場利率突然暴漲。歐洲也迅速地把利率提高7％，在經濟預測專家的行話中這被稱作“宏觀經濟的毒藥”。一年半以后，聯邦德國又滑入衰退，而當消息報道美國工厂正在滿負荷運轉時，同樣的戲劇又再度重演了。而德意志聯邦銀行的低額优惠利率近10年毫無變化。德國貨幣保護者努力從銀行借出更多的錢，德國公司企業也盡可能地借錢。1995年与上一年相比貸款增加7％。然而這筆廉价資本立即流向國外可獲高額利潤的市場。聯邦德國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赫爾穆特·黑塞清醒地判斷說：“貨幣發行銀行單獨降低利率的能力，很遺憾，已經消失了。”
　　對美元區的依賴性為華盛頓金融与貨幣政策專家們創造了一种權力地位，這种地位越來越多地把他們引上了同其它民族發生沖突的路線。在圍繞金融經濟統治權力所進行的隱蔽戰爭中，判斷力量對比的標准就是外匯匯率。1995年的前四個月美國貨幣對日元、德國馬克的比价下跌了20％，全球經濟机器陷入混亂，在歐洲和日本引起一場新的衰退。夾著公事包的戰略家們惊慌失措地改變他們對于德國馬克和日元的投資結构。結果木僅美元，所有歐洲貨幣對于法郎和德國馬克的比价都在下跌。德國公司的國外收入突然貶值，大大低于所估算的數字。戴姆勒公司、空中客車公司、大眾汽車公司和其它上干家公司都出現了赤字，它們宣布，將來要优先進行國外投資。一些專業報刊，如《商業周刊》、《商報》或者《經濟學家》再次寫道：“貨幣發行銀行面對數以万億計的外匯交易市場上的匯率下跌顯得十分軟弱無力”，這個外匯交易市場每天營業額几乎是世界各國發行貨幣銀行全部外匯儲備的兩倍以上。
　　客觀上匯率的迅速下跌似乎是很不合理的。1美元的實際購買力与其說是交易中的1．36馬克，不如說是1．80馬克。貨幣市場上的美元利率，即短期信貸的利率要比上升為优質幣的德國馬克和日元還要高出1％。各派的經濟學家都束手無策。柏林的德國經濟調查研究所的貨幣專家默爾策爾·施特雷梅認為“沒有一种合乎邏輯的解釋”。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國民經濟學家邁克爾·馬薩只能得出結論說：“市場發瘋了。”
　　真的不合邏輯嗎？這荒謬嗎？貨幣競爭的主要健將們的看法卻完全不同。德意志銀行外匯交易部主任克勞斯·彼得·默里茨，直接地把美元下跌解釋為“美國人所希望的政治戰略”。出口衰退的美國經濟想借此獲得推動，使他們能夠在國外市場上廉价提供自己的產品。美元匯率成為与日本和德國爭奪世界市場份額的斗爭武器。
　　這听起來像是一种陰謀理論，然而卻十分可信。金融市場上大多數國際炒家都是在世界各地建有基礎設施的美國金融机构。這些机构肯定不是按照美國政府的笛聲跳舞，但是他們卻非常樂意秉承聯邦儲備銀行和它的總裁艾倫·格林斯潘的旨意辦事。這家世界上最大的貨幣發行銀行無法阻止那些跨國的金融投机家，因為后者的美元儲備是無限的。默里茨認為，只要聯邦儲備銀行的一名經理向一位國會議員打一個電話，宣告美國對美元的幣值穩定不感興趣，這就夠了。其余的由不久之后了解底細的商人們來做。兩個最強有力的美國男人間接地證實了這一戰略。1995年4月，世界范圍的美元危机期間，美國總統克林頓散布說“不要為了阻止美元下跌而去做什么事情”。而在這不久以前，聯邦儲備銀行經理格林斯潘在一次國會听證會上甚至提出降低最低利率的計划，但這個計划后來并沒有付諸實施。在這兩個事例中，對于市場所發出的信號是明确無誤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和美國政府都希望美元匯率落下來。而法蘭克福的經濟學教授威廉·漢克爾認為美元下跌只不過是“美國一种机智的貨幣政策”。他認為，在一個深受通貨膨脹困扰的貨幣虛弱的世界內，美元本身面臨大幅升值的威脅。華盛頓的貨幣保護者暗中商定，“他們把問題轉移到其他國家身上”。作出如此理解的恐怕還有赫爾穆特·科爾的經濟顧問。這位德國總理一反往常對于大西洋彼岸偉大兄弟的克制態度，對于華盛頓政府嫁禍于人的貨幣政策表示了個人的抗議，并且公開把這項政策說成是‘岸人無法接受的”——這個表態取得了相應的效果。
　　1995年的經濟統計證明了美元戰略的胜利。在德國，預計的經濟增長減少了一半，美元疲軟成為大規模解雇的理由。日本人受到更大沖擊。他們与美國的貿易順差僅在12個月內就減少了四分之三，這個國家陷入了通貨緊縮的經濟衰退，失業人數成倍增加。格林斯潘和美國財政部長魯賓直到1995年秋才放棄他們的強硬路線，此時他們所期望的結果已經确保無虞了。9月以后，這三個國家的貨幣發行銀行重新開始共同支持性收購美元，匯率停止下跌，并且開始緩慢上升。直到1996年夏季，重新恢复了1美元兌換1．48德國馬克的比价。
　　外匯市場絕對沒有發瘋，它是按照艾倫·格林斯潘的節拍運作的。專家們對于這种現象束手無策只不過表明，他們的理論忽視了在世界金融网絡中也有擁有權勢利益或者說不得不屈從于權勢利益的人們在活動。當然并不是所有國家的貨幣發行銀行對于市場的莫洛赫神都同樣的軟弱無力。某些國家的貨幣發行銀行不僅不軟弱，而且還被列入一個明确的實力排行榜，居于首位的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處于第二位的是日本銀行和聯邦德國銀行，它們分別在日元區或德國馬克區統治著它們的鄰居。

　　金融界的熱帶叢林游擊戰

　　至少在金融市場上，迄今為止具有重大意義的与其說是全球化，還不如說是世界的美國化。商業活動家默里茨認為，這是正常的情況：“也許這是我們為美國在巴爾干為我們進行干預而必須付出的代价。”這种依賴性所產生的經濟損失同樣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對于美國來說也并非毫無風險。這位使用霸權的美國巨人越是殘酷無情，就越會產生攻擊性的反抗行動。如果一些政府感到自己在這种反抗中能占到便宜，將會發生什么事呢？正在崛起的馬來西亞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在任職多年的馬哈蒂爾·穆罕默德總理領導下，這個國家發展成為除了新加坡以外，最成功的亞洲崛起國家。此外，馬哈蒂爾特別喜歡做的是，不斷地對西方的傲慢自大、頹廢墮落和帝國主義觀點發動攻擊。1988年他准備在与自身利益最關切的領域即貨幣市場上對他的敵人發動打擊。
　　在此以前，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即內加拉銀行不得不忍受相當大的損失。里根政府多年推行的高利率政策把美元匯率推向頂點。然后，美國人与日本、英國和聯邦德國在紐約普拉扎飯店舉行一次秘密會談，達成一致意見，通過共同干預再把匯率降下來，并由此造成災難性下跌30％。內加拉銀行總裁雅法爾·侯賽因，以前曾是證券交易所經濟審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非常憤怒地注意到，馬來西亞辛辛苦苦掙到的美元外匯儲備，并非由于自己過錯而大幅度貶值。他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談話中憤怒地指出，由于普拉扎協議，“根本改變了由的私人仿效者所搞倒。當歐洲貨幣体系陷入虛脫的時候，雅法爾錯誤地估計形勢。英國人很快退出歐洲貨幣体系，使他大吃一惊。內加拉銀行在1992年和1993年損失几乎60億美元。雅法爾不得不為反對派領導人所稱的“馬來西亞最大金融丑聞”承擔責任，失去了他的職位。他的接班人此后再也不敢冒這种風險了。
　　內加拉銀行投机活動證明，結成网絡的金融世界對于自身所產生的矛盾沖突是如何無能為力。由于市場爆炸性地增長，今天若想對整個金融体系的穩定造成威脅，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一個國家肯定是太小了。但是“美元火山”（漢克爾語）卻可以噴出越來越多的美鈔，從而使得在美國本土之外流通的美元總量迅速膨脹。亞洲的貨幣發行銀行已經控制了世界硬通貨外匯儲備的一半。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已有700億美元，小小的台灣島也不相上下，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是這個數目的2倍。在美國和它的亞洲貿易伙伴之間矛盾日益增加的背景下，這個數目提供了“制造一次金融風險的充分材料”。1995年《經濟學家》雜志曾發出上述警告。”
　　迄今為止，敵視美國的亞洲國家未必會用大規模拋售的辦法破坏美元地位，并從而破坏世界金融体系。而且這些國家對于市場，對于美國的軍事保護有著很大的依賴性。但這些并非永遠不變。亞洲各國的增長趨勢正在使權力平衡的格局向著有利于亞洲的方向移動。
　　另一方面，在歐洲，与計划者的意圖——動搖美元霸權地位——相反，這一計划正變成一場沒有喜劇結局的笨拙肥皂劇。在那里，兩個歐盟大國——德國与法國政府為了實行一种共同的歐洲貨幣而相互爭斗。在“獲得偉大成就”（科爾語）的同時，他們在市場与國家之間展開了一場權力斗爭，使歐洲長期處于緊張狀態。
　　歐元的冒險：圍繞貨幣聯盟的斗爭
　　自1991年12月11日以后，荷蘭的小城市馬斯特里赫特肯定要被寫進歷史書。在那里，在這個星期三的晚上，當時的歐共体12國政府首腦在一份條約文本上簽了字。在未來几十年的歐洲歷史進程中，這份文件將起到決定性的影響：這就是關于建立歐洲聯盟并為它的成員國創造一种共同貨幣的條約。歐洲改革并沒有改變西歐國家聯盟的政治結构与管理技術結构。關于未來貨幣聯盟的協定證明了各國領導進行改革的果斷決心，這在現在民主制度中還是很罕見的。正在所有國家等待批准的這項協議規定，自1999年初，大多數歐盟國家都要把它們的貨幣同固定的兌換比例聯結起來。兩年以后，由于一种名叫“歐元”的、事實上的共同体貨幣的問世，歐洲貨幣的舊名稱即將消失。如果按計划實行的話，自2002年1月1日起，所有工薪、收入、支付和稅收都要以歐元計算。它的价值要与1999年后市場結算的兌換比例相一致。
　　這些步驟的結果是不容忽視的。未來的歐洲國家將克服迄今為止貨幣分裂所造成的諸多不便。小市場的息金補貼將像迄今為止的高額銀行兌換手續費一樣被取消。首先是這些國家之間的所有貿易將擺脫匯率突然變動所造成的代价高昂的風險。在共同市場內所有价格都將直接進行比較。但是与此同時，歐盟國家將面臨一种巨大的政治風險。他們將不再擁有自己獨立的貨幣發行銀行，而且，原來的貨幣發行銀行也將把它們的主權轉交給未來歐洲中央銀行。這家歐洲中央銀行將在迄今為止的更大范圍內把歐洲國家彼此緊密聯結起來。這個貨幣聯盟的成員，如果無法維持自己的出口經濟，將再也不能采取貨幣貶值的緊急剎車措施。這些加入歐盟的國家再也無法直接決定本國財政金融政策、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如果貨幣計划真正付諸實施，那么，建立一個能夠迅速而又仍然是民主地作出決策的真正政治聯盟就將是一個繼續生存的問題了。
　　然而，用這种廣泛意義來衡量，協議簽字五年以來，人們對于這項至關重要的歐洲政治方案的公開討論還處于一种很可怕的水平。人們或者說，歐洲貨幣聯盟會保障“不再從德國的土地上產生出戰爭”（科爾語）；或者說歐洲貨幣聯盟將對“歐洲再度分裂”承擔責任（美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語）。此外，正如1996年3月德國社會民主党高級候選人狄特·施玻利在巴登一符騰堡競選演說所說的，歐洲貨幣聯盟又是“對于德國勞動崗位的威脅”。
　　在關于歐洲貨幣聯盟的辯論由于蠱惑宣傳和虛假情報而陷入一團迷霧之中時，人們于1996年1月18日在法蘭克福听到了令人頓開茅塞的語言。歐洲財政基金會，一個銀行界的院外政治集團同法國財政部長讓啊爾蒂舉行一次辯論。金融行業所有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都被邀請到會。阿爾蒂首先提出了一些技術性建議，討論了匯率目標區和過渡步驟。接著在自由發言中他大致描述了歐洲貨幣聯盟的真正目標。阿爾蒂認為，這個計划一旦成功，“歐元就可能上升為世界主要的儲備貨幣”，它得到有4億公民的、世界規模的歐洲內部大市場的支持。在這個基礎上歐洲可以同美國平起平坐。歐洲聯盟通過控制匯率將獲得一种“貿易政策手段”，它比任何种類的進口關稅都更加重要。
　　出席會議的大金融寡頭代表們的反應十分尷尬。盡管美元危机、歐洲貨幣体系崩潰，在德國的金融与經濟舞台上，阿爾蒂所說的反對市場力量的自由作用的國家干預還是被看作是一种褻瀆行為。准确地說，是否應重新恢复國家控制金融市場的能力已成為圍繞貨幣聯盟斗爭的真正核心。這位巴黎政治家用手掩著嘴悄聲許諾說，歐洲貨幣聯盟就是要結束“美元的專制統治”。
　　對此應當補充的是，歐洲人將為此付出昂貴而痛苦的代价。因為為了對市場施加強制，必須先使市場平穩下來。在所謂馬斯特里赫特標准后面隱藏的不是別的什么，正是在條約草案辯論期間聯邦德國銀行代表所強加的東西。眾所周知，只有那些政府債務不超過全國年度創造价值，年度赤字不超過社會總產品3％的國家才被允許進入歐洲貨幣聯盟俱樂部。而且，參加國貨幣應當在3年以前事先与德國馬克建立一种穩定的兌換比例。具体比值是隨意選擇的，不過要与談判中估計的德國在1999年的水平相适應。德國貨幣保護者認為，只有這樣，才會使歐元從一開始就像德國馬克那樣安全可靠，從而使投机性攻擊行動不會撈到什么好處。
　　這個方案在理論上是如此具有說服力，但它又是如此迅速地被現實所超越。條約簽字4年以后，這個計划簡直變成了婦女緊身胸衣，弊端超過了益處。首先是法國，自1994年以后被迫模仿德國貨幣政策，建立一家獨立的貨幣發行銀行。它的最高長官讓一克洛德·特里謝實行鐵的“法郎壁壘”政策，在長達4年的期間內法國的債務人和企業家們不得不支付比德國人高出3％的利息，以便抵抗不斷出現的新的投机浪潮，保住匯率。最后直到1996年夏季，這兩個國家的利率水平才大致相等。与此同時，所有歐盟國家都開始著手減少赤字。在收入增加時期，赤字水平比較穩定。但是隨著景气形勢的短期中斷，自1993年起，歐洲聯盟陷入衰退，征稅收入急劇下降，1995年，就連德國也不符合歐洲貨幣聯盟的標准。
　　此后，緊縮路線与任何經濟政策理性都格格不久。在企業和康采恩為了節省成本而使几百万人失業之時，迫切需要國家充當投資者和雇主的角色。由于加劇危机的緊縮措施，歐洲貨幣聯盟計划在法國變得聲名狼藉。1995年秋季，法國儿家工會共同組織了一場近几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長達數月之久的反對緊縮方針的罷工。在抗議浪潮的壓力下，法國工業界，如標致公司總裁雅克·卡爾韋和對歐洲聯盟絕對不會抱敵對態度的前任總裁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唐都要求修改馬斯特里赫特計划。在德國，反抗活動也在增長。德國經濟調查研究所分部領導人海納·弗拉斯貝克与他的多數同事觀點一致，他提出警告說，急劇壓縮國家開支會使整個歐洲不穩定，這就像當年德國總理亨利希·布呂宁，用他的壓縮開支做法把魏瑪共和國1930年危机變成一場真正的大災難一樣。
　　1996年夏，所有的人都主張把貨幣聯盟推遲到更好時机，至少推遲兩年。然而歐洲聯盟領導人，首先是歐洲先知赫爾穆特·科爾并沒有作出這种決策的自由。因為所有那些出于利己的原因多年來長期反對歐洲貨幣聯盟計划的人，如倫敦商業中心和美國華爾街的商業家們，都期盼著這樣。瑞士銀行巨頭瑞士銀行聯合會駐紐約外匯机构的負責人米歇爾·斯諾夫對自己的對手毫不隱瞞地說：“這會奪走我們的工作和贏利机會，我們當然持反對立場。”盎格魯．撒克遜和瑞士的貨幣金融机构自1995年夏以來就系統地向投資者散布不安情緒。他們在廣告宣傳和公開談話中直接散布德國馬克股票可能貶值的警告，勸誘廣大顧客購買瑞士法郎股票，雖然它的利息收入已接近于零。只有德國和法國的大型銀行尚能防止大規模損失。他們支持歐元計划，因為隨著統一貨幣問世，小范圍的市場即將消失，而迄今為止在其余歐盟國家中大量小銀行居主導优勢。
　　在這場權力斗爭中，交易所大廳歐元反對者可以結成廣有影響的聯盟。在倫敦，政府和“商業中心’即倫巴第大街附近的銀行區結成了一條戰線。因為他們從傳統的自我意識出發，他們不想參与合作，而且也不想依附別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國高級貨幣政策專家報告說，躲在幕后的英國大臣和官僚們“為了把這件事情弄垮，是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對于電子化交易市場上的這种情緒來說，十分重要的是德意志聯邦銀行總裁蒂特邁耶爾向歐元反對者所提供的支持。因為他認為，他所信仰的貨幣主義學說的圣杯，獨立的德國貨幣發行銀行正在受到威脅。1996年3月他在波恩外交部舉行的一次歐洲討論會上對金融界肯定地說，歐洲貨幣聯盟“在經濟上并不是絕對必要的”。
　　脆弱的貨幣結构在投机活動的壓力下總是要冒發生偏頗的危險，在這种貨幣結构的背景下，歐洲政策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倒退。德意志聯邦銀行中央銀行董事會成員漢斯·于爾根·科布尼克警告說：“對馬斯特里赫特計划的任何修改都將受到市場的無情懲罰。”1996年1月《法蘭克福總匯報》獲悉：“大型投資基金公司已經公開作好准備，爭取盡可能搶先從歐洲貨幣聯盟的推遲中獲得某种結果。”至于這种結果如何實現，倫敦巴里巴斯銀行資本市場專家保羅·哈梅特解釋說，“十分簡單”，如果統一貨幣延期推遲，“那么就實行B號計划：收購德國馬克”。這樣，推遲削減國家開支的經濟命令就會被金融世界電子貨幣机器顛倒過來。哈梅特估計，1美元將可兌換1．35德國馬克。德國，這個歐洲經濟火車頭，將再次受到貨幣升值浪潮的沖擊，恐怕又要有100万勞動崗位作為代价被犧牲掉。
　　所以科爾和他的伙伴希拉克除了頑固堅持他們的歐元計划以外，沒有別的出路。他們宣布，誰要在1999年以后加入貨幣聯盟，就要根据協議在1998’年春天作出決定，一切按計划進行。1996年上半年，波恩、布魯塞爾和巴黎几乎每周都發布出這樣的保證，這類保證當然就像漆黑的大森林中的哨聲一樣。距決定日期越近，情況越明顯，除盧森堡以外，沒有一個歐盟國家符合加入貨幣聯盟標准。盡管如此，歐元的計划者還希望，1999年以后把歐洲匯率最終固定下來。1992年歐洲貨幣体系的戲劇性事件再度大規模重演。法蘭克福銀行家煽動說：“市場活動家們將對這項決議的堅固性進行測試。”1996年2月《經濟學家》預言說：“如果相對多的有錢人認為貨幣聯盟將要失敗，那么這种意見肯定會被證明是正确的。他們會用自己的行動來證實他們的預言。”

　　征稅幫助調控：托賓稅

　　我們看到歐洲聯盟各國政府在与外匯交易商人及投資基金公司顧客們的較量中又一次冒著毀滅性失敗的危險孤注一擲——這是一种不負責任的玩火游戲。一旦貨幣方案失敗，失敗的將不僅僅是歐洲經濟。在不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內，歐洲一体化方案也將變成靠不住的事情。這塊古老大陸將喪失在全球化時代各民族迫切需要的東西：共同行動能力。這种把歐洲引入死胡同的做法表現出擔負領導責任的政治家及他們的議會監督者的令人吃惊的愚蠢。他們在金融市場面前的軟弱無力完全是自愿選擇的結果，絕對不是被迫的。其實，無需時鐘倒轉，重新實行布雷頓森林條約构筑的世界体系，人們完全能夠馴服用電子技術武裝起來的商人大軍的破坏力量。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詹姆斯·托賓在70年代制定了一個相應的計划。托賓論證說，放松控制的資本流動与突然的方向變化和災難性匯率浮動一起將對物質經濟造成損害。他建議，“給我們過度贏利的國際貨幣市場制造一點麻煩”，對所有外匯交易征收1％的稅金。這個稅率似乎比較低，但是具有決定性作用。首先由于各种不同市場，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率差額，這种生意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會撈得利潤。為了把利率較低的德國馬克兌換成回報較高的美元進行投資，投資者必須事先估計到，他的投資資本的2％要上交國庫，因為他必須進行兩次交換。在今天流行的3個月匯票投資中要首先交出這筆稅款。因為德國与美國之間的利率差額——在一年之內——總計為8％。這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若進行長期投資，利潤會更高，但是也會有風險，利率差額和由此形成的投資价值都有可能再降下來。
　　托賓方案對于實際經濟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各國貨幣發行銀行可以立即相互獨立地對于本國市場利率水平進行調控，使它与本國經濟形勢相适應。如果美國經濟形勢發出不協調聲音，處于衰退中的歐洲人甚至可以把他們的貨幣以比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低8％的利率借出去。
　　自然，發明者如此描述的這筆“托賓稅”并沒有賦予政府任意規定匯率的自由。這种自由是不明智的。在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的情況下，他們必須能夠對本國貨幣的匯兌平价作出修改。因而投机性交易還是可以大量減少，匯率發展就將跟隨實際的國民經濟，即經濟學所說的“基礎”的國民經濟統計數字走。与此同時，貨幣發行銀行又可以履行它原來固有的穩定匯率的職能。它的——免稅的——干預性購買又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處于這個系統中的流動資本要少得多。
　　首先，按照托賓的方式在外匯交易中實行一种營業稅可能會給國庫帶來收益。專業人員根据稅率高低計算——即使在交易額減少三分之二的情況下，還會在全世界范圍內獲得1500億至7200億的收入。這种做法不僅有可能緩解負擔過重的國家財政，而且，不來梅經濟學教授耶爾格·胡夫施米特寫道：“這是在華爾街上征稅，決不是在邁伊大街上征稅。”。金融工業有組織的逃稅至少可以部分地被抵消掉。
　　几十年來，無論從學術上還是從政治上都找不出反對托賓建議的認真論据。甚至德國中央匯划銀行首席國民經濟學家漢斯一赫爾穆特·科茨也認為，儲蓄銀行中央机构對這項建議“在理論上也無可非議”，這項簡單方案自然還有一种關鍵性的不利之處，凡牽涉切身利益的人都反對它，而世界各國又像在通常的稅收的情況下那樣相互競爭。科茨說：“紐約和倫敦始終阻礙它的實施。”只要有一個大型金融交易所是免稅的，外匯交易就會集中到這個地方。如果七國集團國家共同實行托賓稅，金融行業就會把它的交易疏散轉移到從開曼群島到新加坡海外分店中來，破坏托賓稅所追求的抑制效果。一位德意志銀行的國民經濟學家高興地預言說，在外匯交易稅這件事上，“失敗是注定的”。他的一位美國同事准确地道出了威脅來自何處。他說，如果國家插手此事，那么，“我們恰恰是把總司令部安置在飄浮在大洋中的艦艇上”。
　　迄今為止，各國政府到處都屈從于這個邏輯。一項相應的法律草案在美國國會兩次被否決。而被數十億美元財政預算窟窿折磨得狼狽不堪的聯邦財政部卻毫無怨言地忍受著貨幣商人資本外逃的威脅。國務秘書于爾根·斯塔克為國家財政部門對金融投机家的克制態度進行辯護，他說，托賓的建議“今天已經不再具有可行性了”。他說，“只有當世界上190多個國家大家都實行托賓稅的時候它才能發揮作用。”胡夫施米特總結說，一項致力于“在外匯市場上限制對國民經濟有害的大幅度跳躍”的明智方案，“不是由于技術上無法辦到，而是由于違背銀行產業部門的利潤利益而被否決”。
　　而且，只要各國政府彼此之間為了爭奪勞動崗位和資本還有激烈競爭，就無法憑借這樣一种營業稅馴服肆無忌憚的金融工業。盡管如此，每個國家，待別是歐洲聯盟還是不應如此軟弱。他們可以分別進行談判協商，如托賓在1995年夏季的一項新的研究中所主張的那樣。他們必須把征稅繼續推進一步，對本國貨幣向國外金融机构，包括本國銀行的國外分支机构貸出時征收一种附加稅。這种附加稅也是無法逃避的：誰想對法郎進行投机活動，首先必須弄到法凱即使他在紐約或新加坡的一家銀行簽了匯票的背書要求它支付法郎，這家銀行最終還是要在法蘭西銀行再籌資，而法蘭西銀行就會向它的顧客征收附加稅。
　　這种征稅以治本的方式，即是在投机賭注的資金來源——貸款方面對于人們所討厭的投机活動進行懲罰。事實上通過征稅間接地、部分地再度取消了資本流通的自由化。盡管如此，商品貿易和實際經濟并沒有受到干扰。對于工業設備或者商品交換的國外投資來說，這筆稅几乎算不了什么，但是對于數十億金額的投机性外匯交易來說，它卻是很起作用的。這种投机利用任何一种最低限度差額，從匯率的波動中獲取成倍好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在必要時甚至要堅決地重新對資本流通進行控制。但是銀行家和迷信市場的經濟學家卻把這樣一种戰略看作危險的异端邪說。迄今為止，他們捍衛資本的斗爭還得到大型媒介的多數經濟編輯們的支持。比如《法蘭克福總匯報》竟然預言，托賓稅將導致“建立一种遍布全球的奧爾維爾所稱的監督國家（意抬高度集權的國家。——譯者注）”。
　　然而，對失控的貨幣市場持批判態度的人越來越多，就是政治精英中也是如此。從加拿大經濟部長和他的在東京和巴黎的同事，直到東南亞与荷蘭的貨幣發行銀行總裁，嚴肅的政治家多年來不斷建議，對金融市場應再度嚴加管束。原歐共体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也持這种態度。1993年夏季歐洲貨幣体系失敗以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中要求，“采取措施，限制投机性資本運動”。歐洲必須要“有能力進行自衛”。德洛爾說，“不能允許銀行家們按照他們所喜歡的方式簡單行事。我們為什么不應當提出一些規則？為什么共同体不應當采取主動呢？”緊接著出現了与此有利害關系的人的強烈抗議。德意志銀行的銀行家希爾瑪爾·科佩爾憤怒地說：“現在連主持歐洲內部大市場的人都主張進行控制，我們還有什么出路？”他同德累斯頓銀行、商業銀行的總裁一起反對攻擊投机活動，要求只要有正确政策就夠了。
　　迄今為止，沒有一家政府敢于出面反對這些強權勢力。所有改革者都在不斷后退。盡管如此，這些金融寡頭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或遲或早，資本市場除了再度置于國家嚴厲監控之下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因為金融世界的災難性的自身發展已經使它的活動主体無法駕馭。由几百万聯网電子計算机組成的金融网絡空間正不斷地積累風險，這种風險与核技術本身所帶來的風險不相上下。

　　金融衍生物：來自后援的危机

　　人們事先沒有料想到，任何商人或交易所經理也事先毫無准備。1994年春天，美國經濟形勢不錯，康采恩積极投資，消費不斷增長，美國人從來沒有建造這么多大樓。為了對付可能出現的宏觀經濟過熱和市場上日益增長的通貨膨脹恐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市場委員會在主席格林斯潘的領導下，于2月份第2周出示了警告黃牌。他們把美國銀行迄今為止比較低的主要利率提高0．25％。原來想作剎車的輕微試探，發出信號，提醒各國貨幣發行銀行保持警惕。但是在商人辦公桌上卻被當作世界經濟要全面剎車，開始出現一場前所未有、一天比一天嚴重的拋售華盛頓國家債券的風潮。3個月內匯率持續不斷下降，利率爆炸性上漲。不是如聯邦儲備銀行計划的那樣上漲0．25％，而是翻了8倍。短期和中期的美元貨款利率上漲2％。這种匯率下跌、利率上漲的發展趨勢立即滲透到歐洲國家，資本市場的“短暫危机”（商人行業術語）把整個歐洲大陸推入衰退。各國中央銀行習慣于“把握貨幣市場的方向盤，就像駕駛一台老牌福特汽車”。紐約銀行界的金融專家和鑒定專家格雷戈里·米爾曼評論這場出乎意料的危机說，這一次市場卻像一輛賽車一樣作出反應，“乘客穿過車子前面的擋風玻璃飛了出去”。受到打擊的首先是那些利用被稱作“寶貝”的美國債券為自己的高風險投机性投資作出安全保障的投資者。他們提供的保證金不再能抵償債務，債權人宣布解除契約。下面是成千上万的事例之一：洛杉磯南部，加利福尼亞最富有的奧蘭治縣。有一家曾得到大量資助的國有公司現在不得不登記破產。這個以往資金雄厚的公司金庫現在出現了几乎30億美元的虧空。在世界范圍內金融工業同它們的顧客一起蒙受重大損失。長期投資的貶值給他們帶來戰后最大的年度損失。3万億美元几乎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而使人吃惊的是，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在設在紐約自由大街的聯邦儲備銀行的主要駐地，一個經濟學家小組找到了消失了的數十億美元。對商人所作的調查研究導致一個令人吃惊的發現。國家債券混亂的關鍵原因是在房地產抵押債務的交易上。
　　与德國不同，在美國，如果市場提供的利率低于契約規定的數額，房地產抵押人可以隨時宣布取消他們的建筑貸款。為了防御這种風險，相應的有固定利息的長期債券時當于德國的抵押債券）的供給者將地產抵押債券出售一個時期，即出售到事先規定的時間。利率下降，房產主把短期信貸改為長期信貸，這种息金期權交易上漲的匯率抵消了由于宣布解除抵押契約而失去的利潤。在利率下降的年代里，把短期信貸改為長期信貸已發展成為大規模交易。房地產抵押證書只是短期投資，購買者只有借助短期總金一期權交易才能相應獲得安全保障。
　　當聯邦儲備銀行宣布利率急劇變化時，市場几乎傾覆。巨大的美國房地產抵押市場的管理者突然大規模拋售為期5年以上國家長期定期債券。無論聯邦儲備銀行還是其他銀行都沒有料到這一點。對于房地產抵押交易和債券交易之間的關系迄今為止設有几個人明白。從市場的這個角落爆發出一种拋售沖擊，使匯率迅速下降。几個小時之內，在所有其他市場參与者的電視顯示屏幕上都出現了討厭的“停止一下跌”的信號。他們必須向外拋售，形成了一种越來越猛烈的的反饋，形成一种強大的運動，似乎無事生非地發展成為一种世界范圍的拋售浪潮。在資本市場龐大江河水系的一個以前不引人注目的分支上，現在爆發了一場洪水。美國中央銀行一次小小的匯率修正几乎變成全面危机。
　　1994年美國房地產抵押債券危机前所未有地顯示出金融工業對于無法預測的突發事件和連鎖反應是如何毫無防御能力。現代高科技武裝起來的財政金融業的這种不安全狀況与金融衍生物交易有著決定性的關聯。80年代資本流通的自由化不過是取消了各國市場之間的國界，90年代的金融衍生物交易則把這种取消界限推向极端。德意志銀行總裁希爾瑪爾·科佩爾高興地說：“金融衍生物使得所有資本市場都能夠彼此互相交換。它把長期貸款變成短期貸款，又把短期貸款變成長期貸款。它實現了我們以前做夢才能辦到的事情。”
　　也許，正在做的是一場噩夢。現在就像在一個相互溝通的管道系統之內，一切都相互聯結在一起，但這樣一來，每一天都更難測量出准确的比例。昨天的經驗明天就可能失效，商人們再也無法自己估算出交易金額。為了能夠對他們的‘略构化產品”（行業術語）進行交易，這些金融魔術師需要价格信息和風險信息的程序。這些信息程序的質量決定著數十億美元的利潤和損失。德國一家私人銀行金融衍生物交易負責人報告說，他的電腦文件夾中存儲著几千份這种錯綜复雜的未來交易協定。他對這個能夠隨時顯示所有期貨交易總金額的程序十分自豪，來自几十個市場的最新數据不斷地被輸入計算。他的食指飛快地落在几百行數据中的某一行上面：“在這里，我能看到，我們是否能夠贏利。在利率保持不動的時候，每天我們都要損失49000馬克，利率下降0．01％，就會給我們帶來7 馬克的利潤。”
　　前提條件是所有從理論上能夠出售的東西都能在市場上找到一位買主，然而，事實并非永遠如此。各個市場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复雜，在同一時間內決定起落升降的因素越來越多，發生災難性匯率變化的危險也就越來越大，就像房地產抵押商人的債券期權交易可以把世界債券市場攪得天翻地覆一樣，明天可能又會出現一种人所不知的債權關系。
　　金融衍生物市場的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反复無常給某些金融魔術師帶來了災難性的厄運，給許多正派經營的公司帶來几億、以至几十億金額的損失。犧牲者名單包括法蘭克福五金公司，它只是由于獲得數億馬克的補貼才幸免于破產，還有世界康采恩普羅克特一甘布爾公司、日本大和銀行、德國哥達保險公司与克羅尼亞保險公司、漢諾威再保險股份公司等。迄今為止最大的事故是1995年2月，由當時年僅27歲的英國人尼克·里森造成的。他在新加坡交易所根据日本股票的日經指數所作的錯誤期權交易使倫敦巴林銀行損失18億馬克，迫使這家最古老的英國金融机构宣布破產。對于這類投机活動，銀行業務監督机构的負責人顯然多年以前就已知道。金融衍生物交易的爆炸性急劇發展不僅增加了貨幣交易風險，而且使得几十年來為這個行業所建立的安全体系從根本上被取消。

　　网絡空間中的超級連鎖反應

　　在銀行業務監督人員看來，個別商人与個別銀行的損失原則上都是無關緊要的。危險的是大銀行和投資公司一旦喪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個体系陷入威脅之中。一家金融机构的破產在一夜之內會牽連損害許多別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圍的多米諾效應。“然后風險蔓延到交易所，從那里影響到匯率變動，并因此影響到實際經濟。”1994年初，德國儲蓄銀行聯合會主席霍爾斯特·科勒十分擔心地說，這樣一种“風險轉換連鎖反應”是“非常可能的”。商貿活動突然停頓，整個体系陷入萎縮，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場全球性危机，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經歷的那個黑色星期五那樣。
　　科勒選擇原子技術工程師的基本術語“必須想到的事故极限”作了正确比喻。所謂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与核電站風險完全類似。導致緊急事件的可能性概率是很小的，然而潛在的可能的為害范圍卻几乎是無限的。因此，大工業國銀行產業部門的官方監控机构多年來已貫徹實行強制性法規。例如自1993年以來，從東京到法蘭克福都有一條基本規定，任何銀行都必須從自己的資本中安排出一筆數額至少相當于所有未收回貸款總額8％的款項，如果有一筆大型貸款被拖欠不還，那么必須隨時准備用這筆資本填補虧空，金融衍生物的交易使這种防御措施變成十分荒謬的東西。因為商人們的許多并不知道的貿易項目在商貿結算中大多不會出現，這樣一來，如何評估風險，完全听憑金融机构自己決定。
　　自從金融丑聞和事故不斷出現以來，許多觀察家大聲疾呼，發出警告。美國官方有价證券管理机构證券与匯兌委員會領導人阿瑟·萊維特在巴林銀行事件前夕就提醒人們：“現在已經到了緊急關頭。”1992年以前曾擔任漢堡州中央銀行總裁，兼任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成員的威廉·諾林迫切要求必須盡快制定“使金融机构能夠自我保護”的國際政策，對于金融系統的“超級連鎖反應”采取相應防范措施。而美國銀行家、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副總裁候選人費利克斯·羅哈廷也認識到，在新的金融手段和高科技武裝起來的商貿技術的結合中隱藏著致命的破坏力量，它能夠引起一种摧毀性的連鎖反應，与原子武器相比，金融市場今天成了破坏穩定的更大危險。聯邦德國金融監督委員會副主席約辛·薩尼奧也持相同意見。巴林銀行比較起來還只是一件小事故，如果有一位國際炒家從中介入，問題就大了。類似戈德曼·薩克斯、梅里爾·林奇式花旗銀行這樣的房地產商人為數不多，但是能把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集中到它們身上。這些金融樞紐若有一個運轉失靈，“整個金融网絡瞬間就會經受嚴峻重大考晚’。薩尼奧建議說，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世界范圍聯网的“登記注冊中心’，在進行大筆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時候，就像現在國內大宗貸款一樣，必須要向這個中心登記。只有這樣才能及時發現，在什么地方市場正在積累巨大風險。薩尼奧說；“推動貿易的強大力量實在是過分強大。”就連從事快速跨國貨幣交易的火冒險家格奧爾格·索羅斯也提醒人們要小心。1995年1月他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研討會上對來自公司經理階層和世界政界的3000多名听眾宣布說，財政金融系統毫無防御重大危机的准備，在危机關頭會面臨全面崩潰的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人們提出這么多的警告，但是迄今為止情況几乎沒有什么變化。人們要求建立的登記注冊中心，就像人們對嚴格法規的呼吁一樣，已從辯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有一個常設協調小組的大金融市場監控机构，同銀行界院外活動集團就應當采取什么方法抵御金融風險已經討論了兩年之久。1995年12月，這場爭論產生了一項沒有約束力的基本路線，讓各家銀行評估自己的風險，要求它們維持相當于自身資本3倍的貨幣總量，只有這樣才能經受風險考驗。
　　這項建議在3年以后也許會變成法律規定，目前辯論已暫時安靜下來，但是它肯定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安全措施。就連埃德加·邁斯特爾也間接承認，德意志銀行的董事會在接受對銀行業務的監督。1996年1月他在陶努斯山上一個戒備森嚴的會議大樓中向“歐洲風險控制圓桌會議”提交一份報告，當時正是巴塞爾建議通過6周以后。報告對參加會議的研究金融行業風險的專家們流行使用的計算方法的許多缺點提出批評，許多模式包含“過于簡單化的例外”，沒有把“匯率的极端波動”考慮在內，使人無法從過去推斷出將來的情形。最后，几乎沒有考慮到“流動資金短缺”的情況，五金公司和巴林銀行事件就是如此。換句話說，自我組織的風險管理恰恰是在最迫切需要的時候，也就是在發生預測不到的大規模市場運動的時候失靈。曾于1995年夏以前在德意志銀行負責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托馬斯·費舍也證實了這一點。這位普通交易員解釋說：“糟糕的是，人們根本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向外拋售，只有少數人想要——市場已無支付能力。”在這种形勢下所有計算模式都已不再适用，3秒鐘內，商人們的損失達到极限，陷入破產。
　　這种危机風險由于在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的爆炸性薄弱環節而進一步加劇。對于這個薄弱環節，人們大都尷尬地進而不談。電子化金融交易市場的高科技建构并非一切都十全十美。在談判桌上或在交易所大廳內迅速成交的，還不是生意的完成。締結有法律約束力的貿易協定，划撥交易款項，有价證券所有權實際過戶轉讓登記注冊，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一大群在所謂的“后面的辦公室”中的助手們組織完成的。他們的系統与交易員系統不同，工作十分緩慢——對于一個在几小時之內能把整個世界推向破產的行業來說，實在是過分緩慢。
　　他們最重要的工具是“世界銀行金融交流協會’。這個組織推動著最有效率的、世界范圍內的私人通訊网絡，已經有5000多家金融机构進入這個网絡。通過几十個區域性連接站和設在阿姆斯特丹和華盛頓附近秘密地點的兩台大型電子計算机，這個交流協會每年在世界范圍內發布5億多條指令。在這里，首先是各家銀行用符合軍事要求的理想密碼，為自己，為自己的顧客交換各种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文件。在交流協會的消息被雙方确認以后，就開始進行真正交易，辦理在各自的帳戶上記入借方和貸方的手續。這始終是通過各國的划匯网絡進行的，在德國，是通過各州中央銀行控制系統進行的。聯邦德國從來沒有放棄用馬克結存款項，而只是在各個被批准的銀行的戶頭上改變所有者。誰要想始終用德國馬克進行交易，他就需要在德國一家銀行或一個分支机构上開設戶頭。由于時區不同，所有交易都要持續2天，有時甚至持續3天才能完成，而且這還只是一种普通的外匯交易。在危机情況下，銀行經理們都感到，等到掌握交易總額的真正數字都已經為時太晚。
　　在國際有价證券交易中，交易過程日益复雜化。這是歐洲划匯結算机构的生意。這個机构總部設在布魯塞爾賈奎梅大街上，它是唯一從事這种業務的組織。門口沒有挂公司招牌，在一個由花崗岩和玻璃建成的無名的門面背后，隱藏著一個世界金融体系最敏感的流通樞紐。在950名工作人員中，只有10個人能夠進入高度戒備的計算机中心。它靠在屋頂上的自己的發電机和大型備用水池來運行，在緊急情況下，發電机和備用水池能夠自動地向這個系統提供電流和冷水。而且在一個十分秘密的地方同時安裝了另外一套設備。當主要計算机突然失靈的時候，這套備用設備可以立即承擔全部運轉工作。利用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的一個私人電訊网絡每天用電子計算机為43000項商業交易傳達指令。白天接受各种消息，夜里進行數据處理。但是從沒有一張股票、或一張債務證書送到布魯塞爾。歐洲划匯結算机构創建一种凌駕于系統之上的系統，它在各國進行金融交易的組織机构之間從事中介調節工作。在聯邦德國，這個系統之上的系統是總部設在杜塞爾多夫的德國銀行聯合會，大多數德國有价證券都在那里保管。僅僅一筆交易，參与者很快就會達到10個，來自不同的地點——除了真正的貿易伙伴以外，還有經紀人，各國有价證券儲存中心及銀行，人們必須在銀行的戶頭上登記上一筆相應的付款。盡管有卓越的電子設備和世界范圍的网絡，這筆交易的手續總計需要3天才能辦完。
　　在緊急時刻，這种拖延可以使整個金融世界走向災難。因為在商人利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的預期收入繼續進行交易的時候，在另外地方這筆价值達几億美元的數据也許還沒有被輸入電腦計算系統。“在運作鏈條上的一個大漏洞可以使系統的大部分陷入停頓。”戈德曼·薩克斯公司的國際投資首席戰略專家，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任總裁杰拉爾德·科里報曾這樣警告人們：“然后會出現的封鎖，在這种封鎖中市場的參与者可能會得出結論，最安全的是什么事也不要做，不再支付，把貿易伙伴交存的保證金据為己有，售出的股票不再有效。”以這种方式封鎖的結存款項可能非常龐大。科里根說，交易總量和与此相關的風險迅速增長，“遠遠超過了銀行的承受能力。
　　在人們提出上述警告的背景下，在沒有政府參与的世界金融网絡空間中的這种超級連鎖反應遠遠超出世界金融活動家愚弄自己、蒙騙顧客的估計。監控人員和風險控制人員設置了大量安全机制。因此，多數商人必須嚴格遵守已有的規定，几乎到處都只允許他們同那些以前接受過信貸聲譽審查的伙伴進行交易。划匯結算中心，如歐洲划匯結算机构已隨時准備好內部信貸緩沖机制和有价證券后備基金，以彌補可能出現的清償能力短缺。但是無論是利用技術還是進行審查，世界金融机器的安全專家們都無法阻止類似其他大規模技術系統管理人員所害怕出現的那种事情，即人的失靈。在具体個別事件中，在談判桌前，交易所大廳內，這种事故几乎毫無意義，一個人的金錢損失就是另一個人的利潤。但是在爭奪利潤的全球比賽中，錯誤就具有了傳染性。如果一家著名大銀行或投資基金組織的行業著名商人遭遇重大風險，很快地到處都會出現隨大流的局面。不是一個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貪婪壓倒理智，往常在許許多多安全規章中所規定的冷靜思考戰略，現在都失去效力。
　　在“我們新的全球化市場世界第一次大危机”以后，除了危机木會是別的什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唐德蘇和美國政府于1995年1月曾努力抵抗這場危机。當時墨西哥政府先是使比索貶值，此后不久就失去了支付能力。許多美國貨幣管理人員抱怨說，他們低估了墨西哥美元赤字的規模。長期以來，墨西哥對真正的金融數据嚴格保密。只是由于這一點，他們才把數十億美元借給這個從前被看作大有前途的國家。這類說法至多不過證明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騙，或者是直接欺騙別人。穆迪通訊社和其它受歡迎的通訊社掌握所有數据，1994年全年墨西哥國家債券投資就已經具有很高風險。在這种情況下，大型投資基金机构的管理者就連本行業自己的看家犬也不肯相信。一位參股商人承認：“利潤簡直具有色情吸引力。”對于儲蓄特別津貼這种以美元命名的、不曾經歷過貶值威脅的國家公債，墨西哥財政部在危机爆發以前的很長時間內提供兩位數的利率，從而使美國投資者把140億美元送到這個國家。根据統計，世界上最大的公眾基金机构，即管理著几百万美國儲蓄者的存款的忠誠投資集團當時成了墨西哥的最大債權人。但是當墨西哥城的政府暴露出毫無支付能力的時候，美國金融行業惊慌失措地作出反應。
　　往常人們喜歡談論的對于國家的控制病和造成通貨膨脹的財政赤字的憤怒現在突然之間煙消云散。在美國國會議員中，在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人的會晤時，所有市場代言人都反過來宣布，一种世界范圍的多米諾效應會產生系統破坏的后果，并宣布給予數百億美元的援助。康德蘇和財政部長魯賓最終在他們的夜間行動和霧中行動中從征稅收入中拼湊出這筆錢。
　　比索危机不僅暴露了國家對于失控的投机活動的軟弱，而且還顯示出市場首領們對于自身弱點的無能為力。對于資本流動的指揮者來說，一旦他們要消除自己造成的各种事故，他們的無政府主義的、反國家的思想就總是會轉向反面。市場應當被管制，但只能實行有限專政。處理金融危机始終應是國際上的國家共同体的職權。但是這個共同体又能應付多少類似墨西哥危机事件呢？早就傳說還會出現另一次危机事件。日本政府為了整頓疲憊不堪的金融產業部門，自1995年初以來大量向全世界貸出几乎不要利息的日元，向頭腦靈活的投資者分贈財源滾滾的惊人好運。全世界的投資基金机构和銀行借來數十億廉价日元，然后兌換成美元，賺取高達6％的利率差額。這樣，來源于日本的3000億美元都流入了購買美國債券的生袁中。在丰厚利潤之后就是對于倒霉的恐懼。如何重新消除這种貨幣華爾茲？如果日本經濟開始繁榮，貨幣發行銀行再度提高利率的的話，將會發生什么事情？直到1996年8月，這种日元賞賜還在進行，日元利率始終比較低。但是在世界范圍內的分析家和銀行家都在絞盡腦汁苦想，證券交易市場是否可能面臨一場像1994年春天那樣的新的地震？這次地震的中心是東京，而不是華盛頓。
　　而能夠引起市場騷亂的還有巴西交易所的形勢。1996年6月，美國經濟學家魯迪格·多恩布什警告說，巴西面臨著發生類似墨西哥事件的危險。巴西政府為本國貨幣規定了一种很不現實的美元匯率，用過高的利率把過多的外國投机資本引入巴西國內市場。多恩布什嘲笑說，巴西“正在駕車逆行，但期待著對面永遠不會有車輛過來”。
　　發生各种可能變故的概率在年复一年地增長，變得十分野蠻的金融机器引發著世界范圍的危机浪潮，僅僅憑借對市場秩序力量的迷信是無法控制局勢的。向國家發出的呼吁很快地也會一無所獲。因為高級金融國際正在挖掉危机形勢下自己迫切需要依賴的基礎，民族國家和它的國際机构的行動能力。
　　當然，金融行業并不是獨往獨來。在全球化標志下，還有另一個新的、自封為世界杠杆的集團。涉及所有領域的跨國康采恩的指揮者們也正在同樣地剝奪國家行動能力。由于1989年的時代巨變，他們開始了一場胜利進軍，這場進軍比以往任何一個帝國，或者任何一种政治運動都更迅速、更激烈地改變了世界。但是這場胜利的味道是苦澀的，而且這种胜利凱旋的局面也不會長久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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