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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杠杆正轉向另一种文明 “整個世界將發生在以前的生活中曾經發生過的變革。” ——魏納·施瓦普 遺作《霍赫施瓦普》的劇中台詞 能夠下榻舊金山費爾蒙特大飯店是最高的世界級的夢想。這里有各种公共辦公机构、各种圣像、奢華的寄宿場所和充滿人生樂趣的傳奇故事。熟悉它的人充滿敬意地只用“費爾蒙特”几個字稱呼它，是住在這里的人創造了它。 它像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教堂，高高聳立在著名商業中心區的富豪山上。它是加利福尼亞最高級的豪華建筑，它是建筑于世紀之交和戰后繁榮年代的一個沒有自己特殊風格的混合体。每當游客們乘大飯店塔樓外面的玻璃電梯像是冠餐廳飄然升起的時候，他們會突然感到目不暇接，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這是一個千百万人曾夢想進入的新世界：從金門大橋到伯克萊丘陵地帶，中產階級的財富在閃閃發光，一望無際。綠色按樹叢中，幢幢誘人的豪華住宅的游泳池在柔和的陽光下波光鱗鱗，几乎每個入口處都停放著許多汽車。 費爾蒙特大飯店仿佛一塊巨大的界碑，標示出現代与將來，美國与太平洋地區之間的交匯點。大飯店前面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居住著几十万華人，再往后就是電子計算机革命的發源地——硅谷。1906年地震時大發國難財的暴發戶，參加過世界大戰的美國將軍、聯合國的創立者們、康采恩巨頭。本世紀所有的美國總統——他們都曾在這家大飯店懸挂金絲絨窗帘的寬敞大廳里慶祝他們的胜利凱旋。這家大飯店為阿瑟·黑利的虛构小說位飯店撤搬上銀幕，提供了夢幻般的但又實實在在的場面，從此旅游者蜂擁而至。 在這座孕育歷史的建筑內，1995年9月底迎來了一位罕見的、改寫歷史的世界精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美國資助者為了表示感謝，正是在金門大橋南面，由于冷戰結束而關閉的軍事基地上，為他建立了一個基金會。現在戈爾巴喬夫邀請了500名從世界所有大洲坐飛机赶來的重要政治家、經濟界領袖和科學家。這個新的“全球智囊團”——如這最后一位前蘇聯國家總統、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對這個高層圓桌會議所作的解釋，是要指明通往21世紀的道路，人類“正在轉入一個新的文明。” 富于經驗的、老一代世界領導人如喬治·布什、喬治·舒爾茨和瑪格麗特·撒切爾与新一代世界明星企業總裁會面交談。后者如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网（CN）的總裁特德·特納，他的公司与《醒世時報》（Time Warner）合并為世界規模的大型媒介康采恩。還有華盛頓西吉普公司的東南亞貿易大亨。他們要在3天之內，在小型工作小組內与電子計算机界和財政金融界的國際炒家、与經濟界大祭司即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們一起高度集中地進行思考。此外，因為涉及人類的未來，還必須听听來自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密使的意見。自然，也必須听听北京的意見。聯邦德國薩克森州州長庫特·比登科普夫則在新論中力圖突出德國的看法。 沒有人到這里夸夸其談，也沒有人打扰別人的自由發言。為了保護會議不受討厭的大批新聞記者的干扰，有關方面花了很多錢。嚴格的會議規則迫使所有与會者拋棄任何修辭上的空洞廢話。報告人必須在5分鐘內切入主題，要求發言不能超過2分鐘。負責維持會場發言秩序的老年婦女像對一級方程式賽車手一樣提醒那些正在辯論的億万富翁和理論家不要忽視時間提示板上的時間：還有“1分鐘！”、“30秒！”。“停！”。 約翰·蓋奇，美國太陽微系統計算机公司的高級經理，在關于“全球化經濟中的技術与勞動”的圓桌討論中最先發言。他的公司被譽為該行業的一顆新星，發明了Java程序語言，太陽系統的股票指數已經打破了華爾街的紀錄。蓋奇簡明扼要地聲稱：“在我們這里，每個人都可以愿意工作多久就干多久，我們無須為我們的外籍工作人員辦理簽證。”各國政府以及他們的法令對于這個勞動世界毫無意義。他雇用那些十分需要的人，眼下优先要“印度的聰明大腦”，他們正在盡其所能地長時間工作。這家公司通過電腦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求職申請。“我們通過電腦招聘我們的人，他們在電腦旁工作，他們也將會在電腦中收到被解雇的通知。” “還有30秒！”掌握發言時間的女士向他發出信號。“我們直接提拔那些最聰明的人。由于我們的效率，我們把營業額從13年前創業時的零提高到今天的60億美元。”蓋奇自滿自足地把頭轉向一位鄰桌伙伴，微笑地說：“這是你多年努力也未能達到的速度，戴維。”屏幕上顯示出“停”的信號，計時秒針靜止不動，蓋奇得到一次小小的譏諷。 接著發言的是戴維·帕卡德，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的創建者，這位白發蒼蒼、靠個人苦干起家的億万富翁沒有任何客套話，清醒的理智使他更喜歡一針見血地触到核心問題：“約翰，你确實真正需要的職員是多少？” “6個，也許8個。”蓋奇干巴巴地回答說：“沒有他們我們就會不知所措，至于他們住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倒是無關緊要。”辯論主持人，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拉斯特姆·羅伊教授進一步追問：“現在有多少人在太陽公司系統內就業勞動？”蓋奇回答說：“16000個。作為合理化后備大軍，他們可以被壓縮到一個很小的數目。” 會議廳里沒有人竊竊私語。看到迄今為止出乎意料的龐大失業大軍，与會者認為這是一講理所當然的事情。來自未來行業和廣有前途的國家的這些領取高薪、飛黃騰達的經理中沒有人相信，在迄今為止的社會福利國家中，在依賴技術實現增長的市場內會充分提供大量新的、正式支薪的勞動崗位——無論什么領域都是一樣。 在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實用主義者把未來簡化為“20比80”的一對數字和一個“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 在下一個世紀，啟用有勞動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華盛頓西吉普公司經理認為：“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將被棄置不用。”全部謀職人員中僅用其中的五分之一就足以生產出供世界社會享用的全部商品，提供它所需要的第一流服務。這20％的人將因此而積极地參与生活、掙錢和消費——無論在什么國家都是如此。辯論者們設想，其中還應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遺產繼承人。 那么其余的人呢？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沒有勞動崗位嗎？美國作家，《勞動的終結》一書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說：“肯定如此。”“在80％的人中間將會出現极大的問題。”太陽公司經理蓋奇再次作了補充，引證他們公司總裁斯科特·麥克尼利的話說，將來的問題是“你去吃飯還是變成餐點被別人吞吃”。 接著，這個研究“勞動未來”的高級人士討論小組集中研究未來的失業者問題。圓桌會議确信，世界范圍內也許有几千万人迄今為止認為自己面臨的前景不是沒有固定工作崗位的垂死掙扎，而是在舊金山海灣地區舒舒服服地過日子。在費爾蒙特大飯店，一個新的社會秩序輪廓被描繪出來：富裕國家內將不再有數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間等級——沒有人對此表示异議。 身經百戰的老戰士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所說的“靠喂奶過日子”迅速傳播開來。他出生于波蘭，擔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長達4年之久。此后，他專門研究地區戰略問題。如布熱津斯基所說，靠喂奶過日子是由“entertainment”（款待）和“tits”（奶頭，美國人對乳房的俗稱）這兩個詞組合而成。在這里布熱津斯基指的是處于哺乳期的婦女的乳房中流出來的乳汁，而不是性感。如果把令人陶醉的消遣娛樂与充分的食物結合在一起，世界上受到挫敗的居民就會保持好心情。 經理們清醒地對所能出現的分配格局進行討論，并且想到，富有的五分之一居民如何能夠關心剩下的多余無用的居民。但在全球競爭壓力下，無法指望公司企業會熱情投入此事。對于失敗者只能由其他人來操心。辯論者們期待在自愿社區服務的廣泛領域，從鄰里救濟會、体育運動企業，或所有各种社團組織那里獲得慈善捐贈，把大家團結起來，實現社會一体化。羅伊教授認為，花少量的錢就可以提高這些活動的社會影響，并且促進成千上万居民的自尊。而康采恩的領導人則估計，無論如何，工業國家中很快就會再度有人為了少得可怜的工資去清掃街道，或者作為家庭幫工住在十分簡陋的栖身之地。未來學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分析說，工業時代与它的大規模福利一起，作為經濟史的短暫瞬間將不复存在。 值得紀念的、為時3天的費爾蒙特大飯店會議的舉辦者錯誤地認為，人類正在走向新的文明。然而由公司老板階層和科學家組成的專家鑒定委員會所指示的方向卻是直接倒退到前現代化時代。按照該委員會的說法，說明未來社會福利与社會地位分配格局的不再是80年代以來使歐洲人惶恐不安的“三分之二的社會”。未來世界的模式將遵循“20比80”的公式。“五分之一的社會即將到來，在這個社會中，只有讓被排擠出局的人靠喂奶過日子才能使其安定下來。”這一切難道是危言聳听嗎？ “真正的風暴” 1996年的德國：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勞動職位——數目之多是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淨收入近5年以來持續下降。來自政府、科學界和公司企業界的預言家宣布，這僅僅是個開端。聯邦共和國高級企業顧問羅蘭德·貝格爾預言說，在未來10年內僅在工業中至少將有150万勞動崗位被繼續消滅掉。“此外，在中級行政管理机构中大概有二分之一的勞動崗位被消滅。”１他的同事，麥金西咨詢公司德國分公司經理赫伯特·亨茨勒走得更遠，他預言說：“工業將沿襲農業的發展道路。”在未來，商品生產只向百分之見的少數就業居民提供工資和面包根据奧地利官方机构的消息，就業數目也越來越少了，平均每年有1万個工業勞動崗位被消滅，1997年失業率為8％，几乎是1994年的2倍。 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對于這种衰落現象的普遍解釋可快被高度凝縮為一個詞匯：全球化。這個不斷被重复的份題舉例，高科技武裝的通訊交往、低廉的運輸成衣容易正在把整個世界融合為一個唯一賄賂激烈的全球競爭，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德國公司只在勞動力低廉的國外創造新的勞動崗位。從康采恩老板到勞動部長，這些領導共和國的統治者只知道有一個答案：向下調整。公民們不斷被一种放棄福利要求的嘈雜的禁欲宣傳所包圍。由工會干部、經濟學家、專家鑒定委員會成員和部長們組成的大合唱聲稱，德國人——還有奧地利人——工作干得太少，收入太高，休假太多，并且經常由于節日狂歡而患病。報刊電視的新聞“助手們”也來添油加醋地多嘴多舌。《法蘭克福總匯報瀉道：“西方的福利享受社會与雄心勃勃的亞洲禁欲社會是截然相反的”，社會福利國家已變成“未來的威脅”。“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將是不可避免的”。在奧地利，統治輿論市場的《新皇冠報》則醒目的大字標題煽動起轟動性的報刊大戰：做洲大陸過著入不敷出的揮霍生活，新的緊縮浪潮使歐洲目瞪口呆》。聯邦德國總統羅曼·赫爾佐克在對人民的定調講話中對這种說法表示贊同，轉折“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人都必須作出犧牲。” 然而，他的理解有些錯誤。這絕對不是在危机時刻為了大家而作的必要犧牲。削減患病期間繼續支付的工資；廢除進隊解雇的保護性法令；盡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還是要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和降低工資。所有這些都不再是治理危机措施。打著全球化旗號的改革者宣布解除共和國一項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即通過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對社會不平等進行限制。他們宣傳歐洲社會福利國家模式已經過時，在世界范圍內，文盲的比价過分昂貴。而受到打擊的人的理解卻往往是正确的。工會和社會福利團体的憤怒吶喊響徹全國。就連一向很保守的化學工業工會也以大規模罷工相威脅。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迪特爾·舒爾特警告人們注意“當前的情況”。与當前的情況相比，1995年12月法國群眾的大規模反抗只不過是“火山爆發前的一次小的噴發”。 處于無望境地的社會福利國家捍衛者進行著絕望的斗爭。而他們的敵人的許多論据都是非常錯誤的。歸根結底，德國康采恩在國外几乎沒有創造什么附加勞動崗位。大多只是收購當地企業，以便接著裁減職工，供應當地市場。而德國國內的社會福利負擔絕對沒有爆炸性地增長。1995年它在全部社會生產中所占比例比20年前還要低。但是，實際做的時候卻總是參考迄今為止的其它工業國家的政策。削減國家開支、降低工資、取消社會福利，從瑞典、奧地利直至西班牙，這個綱領到處都成為各國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議活動到處都在無可奈何中結束。 國際主義，最初是反對資本主義戰爭販子的社會民主党工人領袖的發明，長期以來它已轉到相反方面，成為資方的國際主義。世界范圍內4万家擁有大規模職工隊伍的跨國公司，猶如許多國家，彼此間相互比賽。在德國資本收益的40％不是要作為稅收上交嗎？太多了！愛爾蘭繳納10％政府就很滿意了。馬來西亞和美國的一些州甚至5年或10年內完全放棄征稅。德國專業工人的小時工資不是45馬克嗎？太昂貴了！英國人正在為不及此數一半的工資努力工作，捷克人的工資是此數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對新工厂的投資補貼不是僅僅為33％嗎？太少了！在德國東部，國家甚至愿意補貼80％。 在一种全球的鉗型運動中，新的資本國際使得一系列國家及其迄今為止的社會秩序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在一條陣線上，新的資本國際有時在這里，有時在那里，以抽走資本相威脅，迫使政府大幅度減少稅收，提供數十億的補貼，或者無償提供基礎設施。凡是這种威脅不起作用的地方，都是慷慨的稅收計划幫了忙：只有在那些稅率确實很低的的國家才能獲取利潤。在世界范圍內資本所有者和財富占有者在國家為完成任務而籌集的資金中所占的份額日益減少。另一方面，全球資本流動的指揮者不斷向下壓低本公司繳稅職工的工資水平。而工資率，即工薪人員的薪金在社會財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圍內都在下降。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單獨對抗這种壓力。美國經濟學家魯迪格·多恩布什評論說，在跨國競爭中，德國模式已經被“完全煮爛了”。 在工資薪金不斷下降的時候，交易所匯率和康采恩利潤卻以兩位數的比例直線上升。与此同時，失業率和國家財政預算赤字都在并排增長。為了理解所出現的以下事實，并不需要人們必須具備特殊的經濟知識：在卡爾·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資本主義再度駛入這位革命的經濟學家為他那個時代所正确描述的那個方向上。例如1865年他在倫敦向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作報告時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使平均工資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他沒有料到，原始資本主義有朝一日會受到民主的馴化和駕馭。在社會民主主義世紀改革之后，一种歷史規模的相反的改革開始出現。這是即將發生于將來的倒退。獲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門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馮·皮勒爾得意洋洋地說：“競爭已成為一股狂風，我們即將面臨真正的風暴。” 皮勒爾和其他新全球主義的倡導者的用詞是要使人們相信，似乎無論如何這是一种自然產生的過程，是不可遏止的技術与經濟進步的結果。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結絕對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由于有意識推行追求既定目標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越來越多的政府和議會，簽訂一個又一個協定，頒布一個又一個法律，它們的決定消除了妨礙資本和商品跨越國境流通的障礙。從外匯交易的解除約束，到歐洲內部大市場的形成，到世界貿易協定即關稅与貿易總協定組織的不斷擴大，西方工業國家執政的政治家們系統地造成了一种連他們自己也無法對付的局面。 處于陷阱中的民主 這种全球一体化是伴隨一种經濟政治的神圣學說的崛起同時發生的。這种神圣學說被一大群經濟顧問搬到政治領域，它就是新自由主義。它的基本命題說得十分簡單：市場是好的，國家干預是坏的。從這种經濟學說的主要代表，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思想出發，獲得多數派地位的西方經濟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把這种教條提升為自己政策的准則。放松控制取代國家監控，貿易与資本流通自由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些都是迷信市場的各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武庫中的戰略武器。借助這些武器，他們進行了捍衛資本的自由的斗爭。這場斗爭一直持續到今天。無論是航空業還是電訊業，銀行業還是保險業，建筑工業還是軟件開發，無論什么事物、什么人都無法擺脫供求法則。 東方集團一党專政的總崩潰使這种信仰獲得進一步推動力和全球穿透力。擺脫無產階級專政威脅以后，西方更加強硬地為建立世界市場的專政而努力。雇員在一般价值創造中占有大量份額，突然表現為冷戰中的一种讓步政策，它的用意在于對共產党的宣傳釜底抽薪。 然而“渦輪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滲透現在似乎已不可阻擋。它正在摧毀自身存在的基礎：即能夠發揮職能作用的國家与民主的穩定。這种變化速度以及權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蝕著舊的社會統一，其速度之快遠遠超過新的社會統一的發展。迄今為止的社會福利國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會資源，其速度比生態資源的消耗還要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向全世界傳布“美國模式”，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這個口號与原民主德國政府的宣傳如出一轍。民主德國一直到它終結都在教訓；人要向蘇聯的胜利成就學習。實際上任何一個地方也沒有像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反革命發源國家∼樣，最終如此清楚地顯示出社會衰落：刑事犯罪橡瘟疫一樣流行。在加利福尼亞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經濟財團，這個州用于監獄的開支已經超過了全部教育預算。已經有2800万美國人，即全國居民總人口的1／10以上住在嚴密警戒的高樓之中，在住宅區构筑防御工事。美國公民為私人武裝保鏢所支付的金錢相當于他們的國家支付警察開支的2倍。 而歐洲与日本、中國与印度，它們本身已各自分化出一個獲利的少數和失落的多數。對于數十億人來說，全球化進步使他們毫無進步。1996年6月底被七個主要工業國家政府首腦在里昂奉為七國首腦高級會議指導方針的公式，即“全球化的胜利將會使所有的人受益”，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一种諷刺。 失敗者把抗議矛頭指向政府和政治家，它們改造社會的力量不斷萎縮，無論是恢复社會公正還是保護環境，無論是限制新聞媒介的權力還是与國際化刑事犯罪進行斗爭，都同樣地軟弱無力。一個國家在這么多問題面前總是力不從心，國際的一致行動也總是陷于失敗。因為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關的未來問題上只是一味地讓人們注意跨國經濟极其強大的客觀強制，把所有政治都變成一种軟弱無力的表演，民主國家于是就名存實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餡餅。 只有那些頭腦簡單的理論家或目光短淺的政治家才會相信，人們可以年复一年地使几百万人喪失勞動崗位和社會保障，如目前歐洲那樣，而任何時候都無須為此付出政治代价。這种想法注定要破產。与康采恩戰略的企業經營邏輯不同，在民主組成的社會里，沒有多余無用的公民。失敗者還有一張選票，他們將利用它，沒有理由使他們保持沉默。它的政治后果就是社會地震。而社會民主党人或基督教社會党人不久以后將再也沒有什么值得歡慶的新胜利。相反地，越來越多的選民將對全球主義者的刻板公式進行真正嚴肅的思考。我們并不認為責任都在外國競爭方面。公民所獲信息大約有一半來自維護他們利益的代表之口。從這些——經濟上十分錯誤的——論据再向前邁一小步就是反對所有外國人的公開排外仇恨。長期以來，失去安全保障的中間等級公民一直以排外仇恨、分裂主義、与世界市場隔絕作為自己的靈丹妙藥。這些受到排斥的人又以排斥別人進行報复。 崇尚民族權威的民粹主義者羅斯·佩羅特在第一次參加美國總統選舉時獲得19％的選票。在法國，鼓吹民族再生的讓局里·勒龐，奧地利激進右翼民粹主義者耶爾格·海德爾也都取得了類似的競選成就。從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蘇格蘭直至意大利的倫巴第，分裂主義日益獲得越來越多的擁護者。他們除了排外主義外，對中央政府也十分不滿，主張把他們臆想的國內貧困地區搭伙吃閒飯的人排擠出去。与此同時，在全世界為擺脫貧困而四處流浪的大量移民群眾日益增多。 20比脫，五分之一的社會。這是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先知先覺的精英們為下個世紀所描繪的圖景，遵循的完全是康采恩領導和各國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所使用的技術邏輯和經濟邏輯。但是圍繞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資所進行的世界競爭卻為非理性奪取政權打開了方便之門。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貧困者在進行造反，而是目前社會中間階層中廣泛流行的對即將喪失社會地位的恐懼會爆發出無法預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貧困，而是對貧困的恐懼正在威脅著民主。 經濟取代一切政治，曾經導致過全球性災難。這就是1930年，交易所大破產后的一年，始終對資本表示友好的美國《經濟學家》雜志評論說：“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問題在于，我們在經濟領域的成就大大超過政治領域成就，經濟与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進。這個世界在經濟上實現了廣泛的行動統一，政治上卻是四分五裂，兩個相互矛盾的發展之間的嚴重對立，導致了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系列震蕩和總崩潰。” 歷史是不會重演的。雖然如此，戰爭卻始終是一种最可能的排气閥。如果社會沖突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也許就會以反對少數种族或反對叛變地區的國內戰爭形式出現。全球化并非注定導致戰爭沖突，它能夠，也許不是很成功地，把它激發起來的跨國經濟力量從社會的角度進行控制。迄今為止對于世界經濟网絡化所作的政治答案都否認這個過程是可以控制的。然而确實存在使這种調控重新被民選政府及其机构所掌握，避免民族沖突的手段和途徑。對于其中的一些手段和途徑本書將要加以介紹，并進行討論。 處于下一世紀門檻的民主政治家們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對國家進行修复，重新恢复政治對于經濟的优先地位。這并不是要把由于技術和貿易而迅速實現的人類融合翻過來向相反方向發展并導致全球聯系中斷。只有世界再次表現出秩序，政治优先而不是經濟优先再度得以實現，我們的子孫們才會對90年代黃金歲月保留美好回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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